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海瑞政敌的做法，便正是诬蔑海瑞“讪君卖直”。这一手是很毒的。第一，海瑞之所以打不倒，就因为道德高尚。但如果被指控并确认为“讪君卖直”，那就不但毫无高尚可言，而且是最阴险最卑劣的小人，要遗臭万年的。第二，万历最痛恨“讪君卖直”，有一个名叫邹元标的监察官便曾受到这一指控。这一回如果能把这顶帽子扣在海瑞头上，他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此，他们在海瑞头上扣了一大堆帽子，有“贬夺主威”“损辱国体”“诋毁孔孟”和“崇诡饰虚”等，总之是要把海瑞说成既骄且伪、卖主求荣的坏人。显然，政敌们的预谋，是不但要把海瑞斗倒，还要把他搞臭。
当然，这话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既道德高尚又长于任事的人才是国家栋梁。但，比较有操守的人已属凤毛麟角，又上哪儿找德才兼备者去？
人臣的道德，除了忠以外，无非两种，一是廉，二是直。无论何种，都能赢得声誉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但靠廉洁来获取“清名”，远不如制造“直声”来得便当快捷。具体的做法，是找一个题目去批评皇帝，犯下大不敬的罪，受到廷杖、降职、罢官、流放等惩罚，却可以赢得“直臣”的名声，为今后东山再起、名垂史册打下基础。这样一种“苦肉计”，就叫作“讪君卖直”，也就是讪议人君、贩卖正直。臣僚靠诽谤君父来博取声名，当然决非帝国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却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如前所述，帝国的制度已经默认了官员可以过双重生活，同时又坚持以道德治国，并不肯承认那道德不过只是门面。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不过，高尚的道德总是要受到表彰和鼓励的。在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就尤应受到赞扬。这种赞扬不但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出自不少人的内心。于是一些人又发现了一种沽名钓誉、投机倒把的好办法：贩卖道德。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结果，文官们便大体上分成了三类人。一种是像海瑞这样极廉，这类人很少；一类是像严嵩那样极贪，这类人也不多。更多的人则徘徊在两者之间。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明德知礼，知道一个正派君子在做了官以后，应该廉洁奉公、自我牺牲，却又无法抵御那些“挡不住的诱惑”。于是，他们多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随波逐流地接受一些数额不大的“好处”，但也不做太出格的事情。这在当时，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海瑞临终前一定死不瞑目。
这种变通办法的依据，也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的学说中原本就有“经”和“权”的说法。经就是经常，权就是权变，也就是允许在不改变政策的前提下通融，因此总算是有了“理论根据”。然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官员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要说为民表率，能保住自身的节操也已经很不容易。
海瑞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空洞。往大里说，是如杜甫所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往小里说，也不过就是消除腐败而已。腐败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好处，政府为什么要放任，皇帝为什么要纵容？他想不通。
然而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即便官员们都很廉洁，起码的生活水准和必要的官场体面也总得维持。何况低薪制度和官治体制（即“官本位”）也不相容。很难设想，在一个以“官”为“本位”的国度里，官员们竟然会是一副捉襟见肘的寒酸相。本来，正确的做法是“高薪养廉”，即一方面大量裁减冗员，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官员的俸禄，同时禁绝一切“小费”，也不准公车私用、公费吃喝等。但这是做不到的。第一没人敢提，因为“高薪”的方案，与前述道德原则不符，谁也不愿去背道德的罪名。第二，许多官员也不愿改变制度。因为薪水提得再高，也不会超过灰色收入。于是便只好对前面所说的“常例”睁眼闭眼，同时允许地方官的生活费、招待费、馈送上司的礼品费等等，均可以用公事的名义向地方摊派，或用公款报销。
当然想不通的。海瑞不可能知道，腐败是权力造成的。权力，尤其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地具有导致腐败的潜在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换取种种个人利益（金钱、美女），又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和惩处时，有多少人能抵御诱惑、洁身自好呢？这简直就像给了一个人大把的钞票，却又不准他购买任何东西一样困难。
有明一代的许多制度和政策，就是依照道德原则制定的。依照这个原则，文官对于民众，有两个作用或者说有两项任务，一是治理他们，二是教化他们。也就是说，文官不但是管理者，也是教育者，不但要执行国家的法令，还要宣传国家的精神。这就要求所有的文官，在理论上应该是道德的楷模，足以垂范小民、感化小民。如此，文官们当然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过简朴的生活了。
权钱交易在海瑞出山前多年便已普遍存在。当时甚至有这样的生意：一些放债人故意把钱借给穷困的京官。因为该官一旦外放为地方官，收回的利息往往极为可观。还有人借钱给人去买官，收效也一样。显然，这种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归根结蒂就在于权力是可以换钱的。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由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孔孟之道和文官集团。小农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孔孟之道是其意识形态，文官集团则是其上层建筑的核心构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孟之道，因为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儒者治国，都包含在孔孟之道当中。孔孟之道的核心，是礼仪道德。因此，道德就成了帝国最重要的事情。它是立国之本，也是治国之道，不但可以指导行政，还可以代替行政。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是诉诸道德，寄希望于各级官员的道德修养。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帝国规定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担任官吏，则官吏必不腐败，因为腐败是不道德的。这种想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天真烂漫。用道德来制御权力，根本就靠不住。首先，道德是一种软控制，它只能诉诸良心，而一个人如果良心已丧，道德也就无可奈何。其次，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可以伪装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人我们并不少见。最后，个人的道德品质还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人身边全是贪官污吏，便很难保证这个人出污泥而不染。那么，帝国有什么办法识别真伪呢？没有。有什么办法防微杜渐呢？也没有。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根除腐败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权力。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如不加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一旦权力膨胀到无所不能的地步，腐败就会不期而至。但为了治理国家，又不能没有权力。消灭权力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所以权力不能消灭，只能限制。如能有效地限制权力，就能较好地防止腐败。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海瑞极力想维护的那个制度却不可能做到限制权力。权力是它的命根子，是它必须竭尽全力不惜代价予以保护的东西，怎么会去限制？当然，它也会部分地限制权力，比如限制相权。但这种限制的目的，却是要保证君权不致旁落。也就是说，它对权力的限制，是为了保证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样一种完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君权，正是导致一切腐败的总根源。因为这种最高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只有通过一个层层递减的权力系统，才能行之有效地加以使用。我们帝国的幅员是那样辽阔，人民是那样众多，君王的指令不可能直接下达于草民，草民也无法直接效忠于君王，各级官吏总是不可或缺的中间层。因此，任何一个独裁的君王都不能不赋予下级官吏以一定的权力，至少必须保证他们对子民们拥有这项权力。这种权力同样是不受限制的，至少在对人民使用时是不受限制的。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监察弹劾制度，但它往往会演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官员们互相攻击互相指责，目的却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帝王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君临一切，则又往往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结果权力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导致了新的腐败。同时，为了让官员们尽力效忠，也得让他们有些好处，因此对一般性质的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也只能睁眼闭眼，听之任之，只有“太不像话”时，才出来收拾。显然，没有人民的监督，权力是不会受到限制的。唯其如此，尽管历史上有不少帝王试图根除或遏制腐败，但最终总是不能完全彻底，因为根子就在他那里。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这封奏折里，他还提出廉政要从皇帝做起，比如宫内该不该有那么多怨女（指宫女）和旷夫（指太监）。当然，他也没有放过那些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开国年间之所以比较清廉，就因为用了重刑，贪赃枉法受贿八十贯，就要剥皮实草。如今要想真的肃清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甚至专制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最大的罪恶。因为它公然把私人侵犯公众利益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及强奸民意、践踏人权、任意杀戮等等都视为合法。君王一不高兴，动辄便可谋人性命，抄人家财，比任何一个谋财害命的江洋大盗都有过之无不及。相比之下，贪官污吏们那点小打小闹，又算得了什么！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桓那样，说些“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依靠所谓“道德振兴运动”来铲除腐败，不但根本不可能奏效，而且很可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因为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是道德行为的保证和前提。我们知道，善，只有当它发自内心时，才是真实的善，否则就是伪善。但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发自内心的善也就无从说起。道理也很简单：他既然必须依附于他人、听命于他人，自己完全不能做主，又哪来的“发自内心”？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正是在这最根本之处，专制制度与道德原则背道而驰。道德原则要求独立思考，专制制度要求绝对服从；道德原则要求自由选择，专制制度要求依附他人。一个只知依附与服从的人是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良心和责任的。当所有的人都被要求服从和依附于他人时，所谓是非善恶的判断最终只不过是上级和君王一己的好恶。更何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他人的人格践踏于脚下，这本身就不道德。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最不道德的社会制度却以道德相标榜，并把道德视为或说成是这种制度的存在依据，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荒唐悖谬的事情了。显然，只要这种荒谬一天不被消除，道德的堕落和腐败的滋生也就永远无法避免。这种荒谬当然不是依靠海瑞个人的力量所能消除的。因为它是这种制度的“胎毒”，与生俱来，终其一生，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也不能不被其毒害并陷入荒谬：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他一直都在试图坚持独立的立场，不偏私，不阿党，不拉帮结派，不同流合污，不依附权贵，不出卖良心，甚至不惜和皇帝作对。但他的独立立场，却又只能以忠诚于帝国的专制政权为前提。于是，他也只能落得如此下场：身上所有的道德含量都被抽干，然后作为一个空洞的商标贴在这个政权的屁股上，以为粉饰。
万历皇帝在愤怒之余倍感伤心，在伤心之余又极其灰心。他不知道，如果连张先生这样的人，其道德品质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天下还有没有可靠之人？如果天下人的道德品质都不可靠，那么，以礼仪道德为立国之本，还能不能成立？
海瑞是不幸的，因为他的努力都是白费。海瑞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努力又并没有白费。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
这一状告得极准。万历的愤怒立即被激发起来。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有一次他不过只是和几个小太监做了游戏，让两个宫女唱了小曲（实际没唱），就差一点被废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敬，他想装修一下太后的宫室，也被张居正阻止，还讲了一大套爱民惜物的道理。他的外祖父李伟更惨：因为官俸太低，不得不承揽公物的采购，以便吃些回扣，也被公开申饬，当众出丑。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张居正，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海瑞，公元1514年生，1587年卒，按照当时的计算方法，享年七十四岁。
然而张居正自己又怎样呢？揭发者报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场，生活也极为奢靡。几年以前，小皇帝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考虑到老师的官俸不高，曾给了一千两银子做资助，没想到，这次装修实际耗银一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这豪华的住宅里还堆满了珠宝和字画，蓄养了许多绝色的美女，这些东西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小皇帝还被告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内分卧室和餐厅，还有小童两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费惊人。每餐饭要上一百道菜，张居正居然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至于平时其他种种声色犬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么了。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人们为这位善良、刚毅、正直、清廉的官员，献上最诚挚的感激和哀思。
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本来是极尊重且畏惧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张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国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为帝王之师，就更要将德育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我们帝国是靠道德与礼仪来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礼，则奈天下苍生百姓何？所以张先生对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极紧，反复告诉他一个为人君者，必须仁爱、宽和、节俭、勤勉，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玩物丧志。在张先生的监督下，小皇帝每天要完成很重的功课，不能偷懒，也不能玩耍，甚至不能爱好艺术，因为张先生告诉他：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比如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是喜爱艺术和精通艺术的。这些教导，都有圣贤的训示或历史的教训为依据，当然绝对正确。小皇帝如有违背，太后就要罚他跪在祖宗灵前，直到叩头痛哭保证下次不犯为止，或者要抄写张先生代拟的“罪己诏”（其实就是公开发表的检讨书），直抄到小皇帝自己也脸红。因此，小皇帝的童年，过得十分乏味，甚至有些清苦。
海瑞的各种故事和传说也迅速在民间传颂，而且照例被神化。最有趣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万历年间，京城里抓住了一个作祟的妖怪。皇帝审问他时，还十分嚣张，朝中的大臣他一个也不怕。最后万历皇帝急了，说：你再敢胡闹，就把你送到南京海瑞那里去！这个妖怪当时就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说一个字。
张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的。何况，在这种制度下，也出不了一万个海瑞。
我们无妨再来比较一下海瑞和张居正。
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也做不到，但雍正皇帝却做到了。详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