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民们虽然拖欠国家的税粮，却并不拖欠常例。地方官虽不能将税粮如数上缴国库，每年的常例却是一文不少。这样，拖欠剩下的四成税粮，就于民有利而于官无损，吃亏的只是国家。而国家吃点亏，是没有多少人心疼的。第一，国家庞大、富有，这点亏它吃得起。第二，国家崇高、遥远，吃不吃亏也不关小民的痛痒。再说，国家征收了这么多的税粮，却并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用于供养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供少数人挥霍。用于保卫边疆和兴修水利的并不太多，更从未想过将其用于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给广大纳税人带来好处。既然如此，我们缴那么足干什么？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百姓缴纳税粮，在法定的数字以外还有约定的附加。比如粮米在转运储存的过程中难免有所损耗，碎银重铸为元宝也难免有损耗。为了弥补这些亏损，收缴税粮时就要有所附加，称为“米耗”和“火耗”。这些附加的“常例”，其实是各级官吏的额外收入，连海瑞也有一份，只不过海瑞宣布自己不收而已。但其他地方官则没有不收的。事实上一个地方官只要不在“常例”之外再巧立名目，就会被公认为清官。因为如前述，本朝官吏的薪俸极低，正二品大员的年俸竟然只有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根本就入不敷出。他们要想维持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都不能不有些额外的“灰色收入”。在京官，主要靠地方官的“孝敬”；在地方官，则少不了这一份“常例”。所以，这份收入，虽然认真说来要算贪墨，却又公认合理合法，至少正常，故曰“常例”。一种制度居然会导致“合法的贪污”，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就大成问题了，但没有人敢对制度表示怀疑。
当然，职责所在，地方官也要催粮催款。但是，当成百上千的户主一起用拖拖拉拉的方式来拒不纳粮时，没有哪一个地方官可以与之长期抗衡。大户人家因为有较硬的后台，一个七品县令也未必当真惹得起。至于穷苦无告的小民，也有他们的办法，那就是“要粮没有，要命有一条”。县官们固然可以将抗缴税粮者绳之以法，但法不治众，只能惩一警百。不过拖欠税粮既然是全体农户的共识，则这种惩治往往也收效甚微。然而旧税不清，就会成为新税之累。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将未收的部分予以减免，而能够为减免提出一个说法的地方官则被公认为“为民做主”的清官好官，“仁民爱物”的一方父母。这其实就等于鼓励拖欠了。最后，拖欠税粮就和照缴附加一样，成了“常例”。
结果，无论穷县富县，都只能收到六成的税粮，剩下四成的收缴，也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这个数目也是有讲究的。谁都知道，抗缴税粮是犯王法的事。田主既不能一点都不缴，地方官也不能一点都收不上来，否则便乌纱难保。但如果收缴了六成，已在半数以上，就不好说民抗税而官无能了。因为有这个数目垫底，大家都有恃无恐，则拖欠剩下的四成，也就成了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张居正要富国强兵，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陋习。然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成了“人民的公敌”。地方府县固然压力不小，黎民百姓也怨声载道。就连朝中一些了解下情的正派大臣，也不能赞同。他们深知，让府县从私囊中掏出钱来完粮纳税，等于与虎谋皮。这些拖欠的税款，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由绵羊般被盘剥和宰割的乡民负担。他们也深知，帝国的每一道政令都要通过官吏们去实施，实施的过程又往往是对下层层加码，对上层层折扣，底层的负担骤然加重，国库的收入未必增多。因此他们问：京都和地方的库银堆积如山，为什么还要与民争利、刻意敛财？岂非存心逼迫地方官吏敲扑小民，甚至鞭笞致死？于是，要不要严肃法纪、执行国家税收政策这样一个法制问题，就照例转化为要不要体恤百姓、让利于民，乃至要不要创建尧舜之世的道德问题。这个立论一旦成立，则“是非”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赖着不缴税款的地方官是君子，维护法纪政策严肃性的张居正反倒成了小人。因为前者重义而后者趋利，前者体恤民情而后者盘剥百姓。然而问题在于：反对派所说的“下情”又完全是事实，并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是。爱民与为国如此相悖，帝国的不可救药也就一目了然。
富裕地区的农民和地主则是另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该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凭什么他们就该多缴税粮，别人就可以少缴？穷县地少人稀，税粮总额少一些不足为奇，但税率不该两样。事实上却相差很大。比如苏州府的田赋，大约占农村收入的20%，而山东曹县只占9%，溧阳更少，约在1%到5%之间。溧阳与苏州相去不远，税率之悬殊却有天壤之别，难怪苏州人心里要不平衡。况且，富裕地区哪怕只缴60%的税粮，数目也已远远超过贫困地区的总和，贡献已经很不少了。余下的数额，自然也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张居正第二件“不得人心”的事情是制定了新的“考成法”。官员的考试、录用、提拔和考核，历来是帝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两件事要容易些，因为有科举制度和推荐制度。考绩却是一件既重要又令人头痛的事。它关系到官员的升迁和罢免，对于所有的官员都利害攸关，既不能不认真，又不能太认真。不认真，则考绩形同虚设；太认真，就不免要得罪人，甚至激化官场的派系斗争，弄得朝局动荡，国本动摇。
第一件事，是他曾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地方将所欠的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道命令表面上看并无不妥之处：种田纳税缴皇粮，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缴足，当然要补缴，除非遇到天灾，朝廷特令减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全国各地，无论穷县富县、灾年丰收，税收都一律拖欠。其原因大体上是这样的：本朝一千一百个县，自然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各县的税额乃至税率，都不相同。据说一个富裕县份的税粮总数，竟可以是一个穷僻贫困县份的三百到五百倍。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贫困县，人们的纳税意识往往都很低。在他们看来，既然享受低税优惠是天经地义的，拖欠一些税粮也不算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穷，缴不起。即便什么税都不缴，与富裕地区相比，生活水准的高低优劣也不可同日而语，真要缴足了，还过什么日子？再说，税率和税额本来就很低，即便都缴齐了，也没多少，何必斤斤计较呢？我们帝国地大物博，财大气粗，还在乎咱这两个小钱？富裕地区从牙缝里省一点就有了。贫困地区的地主和农民既然都作如是观，自然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何况这件事具体做起来，又有两大问题。一是由谁考核，二是如何考核。从理论上讲，最有资格考核官员的当然是皇帝。但这事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且不说像万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皇帝做不了，便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精明皇帝，也不可能对全国上下所有官员的表现和政绩了如指掌。张居正当国时，大明王朝共有一千一百多个县，各级文官两万多人。这么多的官员，谁能认得全？就连在京的两千官员，皇帝也不可能都认识的。
至少有两件事使张居正遭到文官们的痛恨。
所以文官的考核，只有假手于他人。京官的考核靠他们的上司，地方官的考核就要靠京官了。但京官之于地方官，并不像理论上讲得那么超然。因为薪水既低又无常例可收的京官，全靠地方官“孝敬”。各省督抚一次送给六部尚书的礼品礼金，便可能相当于其年薪的十倍。被考核者既然成了考核者的“衣食父母”，则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可靠性，自然要大大地打折扣。
张居正是否果真犯有上述罪行，是一个既说不清又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一个头面人物身败名裂的真实原因，总是会被一系列似是而非而又冠冕堂皇的说法所遮蔽。张居正由“万人称颂”一变而为“万人唾骂”，真正的原因其实同海瑞罢官一样，是得罪了官场全体。不过海瑞只是坏了官场的规矩，张居正却几乎是要砸官们的饭碗。同海瑞一样，张居正也认为帝国积弊甚多，非予以刷新不可。所不同者，在于海瑞的念头，是要为民做主，因此更注意廉政；张居正的目的，却是要富国强兵，因此更注意效率。反腐倡廉，只要弘扬道德精神和恢复洪武成宪就行了；而要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则非得变法不可。变法，就一定会触及整个官场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使许多人升官发财的计划泡汤。所以，张居正的“官愤”更大。
金钱之外，还有人情。同省同县的有“乡谊”，同年考中的有“年谊”，如果是儿女亲家，则还有“姻谊”。事实上没有哪个地方官和京官没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或为门生，或为故吏，或为旧雨，或为新知，每个人都有派系，每个人都有后台。对于自己派系或有关系的人如不关照，今后就别想在官场里混。于是考核的结果，又要再打一次折扣。
然而张居正的下场，却比海瑞惨得多。他去世半年后，就遭到了全方位的揭发和批判，罪名有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以及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测，甚至还有人告他妄图篡位谋反。两年后，即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他的家财被抄了个一干二净，长子也在所谓“追赃”的过程中自杀。四个月后，又正式宣布了他的罪行，一共五项：诬蔑亲藩，侵夺王府，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治。有如此罪行，本当剖棺戮尸，姑且加恩宽免，但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如何考核，问题也很大。明代的考绩，分上中下三等，曰称职、平常、不称职。具体的科目，则有贪、酷、浮躁、不及（才力不及）、老、病、罢（即疲，软弱无能）、不谨。属于老病的要退休，属于浮躁和不及的降职调离，属于罢（疲）和不谨的改任闲职，属于贪和酷的削职为民。这一制度，看起来缜密细致，实际上含糊空疏。比如某官一任三年毫无建树，但也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便既可能被考评为平庸不及，也可能被考评为稳重不浮躁。至于他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就全看他人际关系如何，以及巴结上司讨好京官的功夫如何了。
张居正有勤王保驾之功，加上他是那样的仪态庄重，道貌岸然，聪明睿智，博学多才，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在理，每一件事都办得那么得当，每一项举措也那么合理和得体，让十岁的小皇帝和那两个妇道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政的总设计师和皇帝的总教育长。
这样的考绩，其实是很难做到公平公允的。但大局的稳定，显然比少数人的前程更为重要。为了保持朝局的稳定，让个别优秀者受点委屈，总是必要的牺牲。何况考绩的宽严，也要视政治的需要而时时加以调整。比如朝廷感到空气沉闷，办事拖沓，效率低下，需要振作精神，吐故纳新时，标准就会严一些。反之，当朝廷觉得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危机四伏，需要稳定军心，安抚官员时，标准就会松一些。因此，考核指标的空洞抽象、含糊其辞，完全是为了政治上有一个进退裕如的余地。
小皇帝万历对张居正也是既敬且畏。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万历是他的年号，死后的庙号是神宗。明以前，一个皇帝的年号有许多，其中尤以武则天的年号为最多，有时一年之中要改好几次，因此历史上习惯用他们的谥号或庙号来称呼，比如汉武帝、唐太宗。明清两代的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唯明英宗朱祁镇因两次登基而例外），人们也就习惯于用年号来称呼，如明的万历，清的雍正。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着特殊的尊重，称他为“元辅张先生”。因为张居正帮他们孤儿寡母除掉了骄横跋扈、有不臣之心的首揆（即首辅、元辅）高拱。其实这事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冯保把高拱哭灵时说过“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稍加改动，变成“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传到后宫，使两宫太后大为震惊，万历皇帝也陡然变色。于是，在张居正的精心安排下，高拱在一个早晨突然被褫夺全部官衔职位，驱逐出京，遣返原籍，交地方严加管束。据说当时跪在百官最前列的高拱如遭雷击，瘫倒在地，不能动弹，最后还是在张居正的搀扶下，才得以蹒跚出宫。
然而张居正却认为不能含糊。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又善于理财，经常亲自核对各类统计数字，甚至设计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期限，许多细节都过目不忘。考核官员是何等大事？当然不能打马虎眼，也不能支吾搪塞。因此他规定，各地方官员都要建立政绩档案，由中央各部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并且规定了具体项目，如欠税能否追缴，盗匪能否擒获等。这些具体项目，又都要有具体的数字和日期，以便秋后算账。比如甲县令将欠税全部缴回，为期不过半年；乙县令只缴回一半，且为期一年；而丙县令一点都未追缴，则自然甲为上等，乙为中等，丙为下等。因为有档案记载，又有数字比较，所以丙即便不服，也无话可说。
不过张居正和海瑞的地位权威虽然悬殊，两人的作风却颇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勇于任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雷厉风行等等，只是张居正比海瑞少了廉洁，多了权谋。张居正的政治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个人魅力也很让人倾倒。他聪明绝顶，机敏过人，博闻强记，明察秋毫，而且重礼仪，修边幅，里里外外都表现出一个贤相应有的风度。隆庆去世时，他与高拱同在内阁。高拱是首辅，他是次辅。因为明代没有宰相制度，只有阁臣制度，因此次辅也略为有些“第一副总理”的意思。但当时的廷臣们，都很厌恶高拱这个一号阁臣，而对二号阁臣张居正有好感。张居正为了排挤高拱，由宦官冯保穿针引线，与万历的生母李贵妃达成政治上的秘密协定，条件是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与万历的嫡母“仁圣皇太后”两宫并尊。这种向为正派臣僚不齿的行径，居然也得到了谅解。张居正当时人缘之好，威望之高，可见一斑。
这就简直和海瑞的想法、做法如出一辙。海瑞任应天巡抚后，痛感官员的考核“往往习为两可活套之辞，事鲜指实（很少落实到具体问题），语无分明”，因而专门制定了《考语册式》，内分才识、治民、治兵、教化、狱讼、均田、水利、开垦、积谷等项目，其下又有种种细目，让负责考绩的官员逐项一一填报，不得含糊。事实上也含糊不得。因为除“才识”一项外，其他项目都很具体，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做得好坏，也都有事实和数字为证。如果诸项政绩平平，那么，才识一项也不好评为上上的。
张居正应该算是明代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公元1572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倒首辅高拱，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去世，担任元辅兼帝师十年之久。去世前九天，被加封太师衔，成为有明一朝生前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人。这十年间，万历皇帝其实不过只是他的学生（万历登基时九岁），慈圣皇太后对他又恩宠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这十年间的皇帝圣旨和太后懿旨，不过是他张居正的旨意。满朝文武，也大多是他提拔、栽培的私人。这样的权势，海瑞当然不敢望其项背。
海瑞和张居正的这种考评考成法，充分体现了他们这一类务实派官员的作风，较之从前的考绩方法，显然要科学得多，很有些“现代意识”了。但这种作风和做法，却既与帝国的根本国策相悖，又为官场的传统习气所不容。大明王朝从洪武皇帝开国之日起，就没想过怎样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所有政治经济制度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都是王朝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尤其是要保证皇帝的地位不被动摇，大权不致旁落。为此，就必须维持小农经济的低水平。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管理也应该简单、粗放、迟钝而低能，行政效率太高反倒是不对的，因为那会使基层惊惶失措而被指责为“民不聊生”，让皇帝感到威胁而被指责为“图谋不轨”。海瑞惹下的，正是前一类麻烦；张居正所犯的，则正是后一类忌讳。
那么，张居正自己做得又如何呢？好像也不怎么样。
显然，海瑞和张居正的失败，都在于他们试图让整个帝国纳入自己设计的政治规范之中。这就像强制或劝说一个以胖为美的人减肥一样，势必自讨没趣。于是他们一个生前被罢免，一个死后被清算。由是之故，张居正的旧属申时行当了首辅后，便极力纠正他们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然而，有趣的是，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申时行也没能讨什么好。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他终因实在无法在皇帝和朝臣之间搞平衡而被迫辞职，辞职前还背了一个“两面派”的名声。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很值得玩味了。
张居正这封信历来颇受谴责，认为他阳为同情，阴为谴责，虚伪得很。我却认为张居正所言句句是实。当时朝廷上下确实已视海瑞为眼中之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张居正帮他说上几句也无济于事，何况还不以海瑞的做法为然？当然不能怪他不援手。
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僚，在张居正去世后当了九年首辅。海瑞的第三次起复，可能出自他的安排。为此他曾给海瑞写过信。他是苏州吴县人，与海南琼山人海瑞、湖北江陵人张居正、河南新郑人高拱相比，要乖巧圆滑一些，也要温文尔雅一些，与他的老乡、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徐阶的性格做派差不多。因此舆论一致公认高拱、张居正和他这三位首辅，高拱跋扈，张居正霸道，而他申时行谦和。加上他对待万历皇帝，严守君臣之分，不以帝师自居，而以辅臣自任，所以在担任首辅期间，一直受到万历的尊重和信任，也被称为“先生”而不是“卿”。他离职养老以后，万历也一直关心眷恋着他，常派人到他家慰问，赠送礼品。他在家乡平静、安详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离休生涯，活到八十岁才去世，不折不扣的“寿终正寝”，比海瑞、张居正、高拱的结局都好。
海瑞在京时，大约与张居正有过接触。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还是有头脑的，不至于和那些尸位素餐的大员一样都是妇人。这时张居正已入阁三年，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此海瑞希望张居正能出来主持公道。张居正和海瑞一样，也主张革新政治，加强法纪，而且也讨厌苏（苏州）松（松江）地主，然而对海瑞的求援却表示无能为力。他给海瑞回信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他还说，现在朝廷对海瑞的议论，是“讹言沸腾，听者惶惑”。所以他虽然忝列庙堂之末，也惭愧不能为奉法之臣说几句话。
申时行聪明会做人，心眼也不坏。他只是自私一点，胆小一点，门槛精一点，舍己为人的事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不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也能说些公道话，或暗中给人帮忙，表现出正义感。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培养成接班人，原本是想在自己死后有个关照的。这一点他并没能做到，也做不到。张居正被抄家后，万历的怒气不但没有稍减，反倒日甚一日。这时帮张居正说话，等于把自己的脖子往刀下送，申时行当然不干。但当有人疏请将张居正以大逆论处，应该开棺戮尸时，他对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也极为不满。于是他对万历说，这个疏奏以暧昧之辞，诬陷别人谋反，只怕谗言会接踵而至，这可不是清明之朝该有的气象。这话正中万历下怀：他最怕别人说他是昏君，也就心甘情愿不再追究。申时行四两拨千斤，救了张居正，刹住了诬告之风，正是他聪明之处。
海瑞决定向张居正求援。
还有一点也值得称道。张居正死后遭到举朝抨击，申时行作为其故吏和继任，既不否认其错误以为自己开脱，也不夸大其错误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他只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张居正的功过，然后予以纠正和调整。在他看来，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严峻细刻、得理不让人、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等问题外，其最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是没有弄清我们这个帝国的性质，不知道帝国的生命恰恰是靠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来维系的。表面上看，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好像是两回事。但你想，那时并没有电报、电话、伊妹儿，一封文件从地方送达中央，往往要一个月的时间。皇帝足不出宫，对地方上的情况原本就很隔膜；京官不在现场，也未必能有准确判断。加上这些奏折往往又用华丽的文辞写成，让人看来不着边际，不得要领，甚至摸不着头脑，由此便作出决策和判断，还有不犯官僚主义错误的？然而如不事事请示，又无法体现权在中央。所以，反官僚主义，就是反中央集权；而这个由中央集权派生出来的官僚主义，又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行政手段去反对，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有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海瑞在应天的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攻势凌厉。给事中戴凤翔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缴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如果不是因为海瑞自己清廉到无可挑剔，他一定会被描述成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内阁也深为海瑞的做法忧虑。他们想起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曾给病人猛吃巴豆，还振振有辞地讲什么医书上说“巴豆不可轻用”，当然要重用了。内阁觉得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医生，应该迅速地将其从巡抚的任上召回，以免我们这个原本就病病殃殃的帝国被他过度的热情医得人仰马翻。
显然，要维系中央集权，就要维护官僚主义；而要维护官僚主义，就要维持现状，保护文官集团。帝国的政治目标既然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饥不寒，官员不吵不闹，就是天下太平、国运昌隆，还要那么强的能力、那么高的效率干什么？相反，既然政令的雷厉风行，考绩的公平认真，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那么，做宰相的反倒应该极力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在这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文官集团出现分裂。即便不能和衷共济，至少也得相安无事。所以，尽管徐阶被骂作“调停国手”，申时行被斥为“四面逢迎”，但这两个江南来的聪明人，都认为这正是自己应尽的职分。首辅虽然不是宰相，但又相当于宰相。宰相的职分是什么呢？不是征收税赋管好财政（这是户部的事），不是操练军队保卫边疆（这是兵部的事），不是审理案件惩治罪犯（这是刑部的事），甚至也不是任命官吏处分僚属（这是吏部的事）。这些事宰相都该管，但更重要的还是“协调阴阳”，搞好君与臣、臣与臣、臣与民之间的关系，维护政治领域的“生态平衡”。说白了，宰相就该当“和事佬”，就该八面讨好、八面玲珑。能讨好就好了，怕的是讨不了好！申时行的悲剧，就在于他殚精竭虑地想各方讨好，却又费力不讨好，这才让他感到委屈和伤心。
一项水利工程或许可以这样加紧进行，政治工程可就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海瑞当时的处置可能是简单了点。他受理的案件如此之多，事实上也不可能不简单。可是他涉及到的问题，却又十分复杂：丈量土地，清退农田，平反冤狱，整顿治安，兴修水利，遣散募兵，刷新吏治，考核官员，以及推行“一条鞭法”（一种新的赋税制度）等，哪一件不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海瑞的力量却很单薄，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又没有得力的专门机构，仅凭一股政治热情，外加对善与恶的道德直觉，就希望快刀斩乱麻，在一个早上把百年积弊清除殆尽，其不能成功也自不待言。
应该说，申时行是尽了努力的。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他呈请皇帝陛下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因为这个方法并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允。税收能否如额征收，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盗匪能否按时捕获，也有许多客观原因。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不是导致基层官员弄虚作假，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这都不是圣朝气象，所以仍以原先那样含糊暧昧地进行考核为好。在两年以后的“京察”中，他更是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罢免或降职的官员只有三十三个，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于是，申时行受到众口交誉，皇帝陛下也龙颜大悦，深表满意。
这样一种工作热情也是海瑞所独有的。他本来就是工作狂，下车伊始，又发现要做的事千头万绪，真可谓百废待兴。海瑞深知，像他这样既非进士出身又没有后台老板的人，能官任封疆，是特例中的特例，唯有拼命工作，才能报答国家，不负皇恩。何况，这时他已经五十好几，能做事的时间已不太多，亦所谓“时乎不待”。因此他有一种紧迫感，很有些韩愈当年“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味道。另外，他心里也有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下台的官，他海瑞就更是如此，只能在任一天就猛干一天，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为了加快吴淞江治水工程的进度，他把行署设在工地，并斩杀了三个监工不力的吏员，把他们的尸体用席子卷起埋在行署厅前。结果，工程进展迅速异常。一个本想阻拦、陷害海瑞的巡按御史还没来得及下手，工程便已完成，那个巡按也只好徒唤奈何，叹息说“万世功被他成了”。当然海瑞也让人挖出了厅前的尸体，却是三只肥猪，而那三个吏员则被海瑞转移藏匿在别处。
然而四年以后，申时行的威望却降到了最低点。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只看到文官集团有要求稳定的一面，没看到还有要求动荡的一面。这就好比打牌。如果总不洗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而游戏也就玩不下去。因此所谓永久的安定团结根本就不可能。总会有人出来惹是生非，兴风作浪，以便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而且最好能把庄家干掉。宰相或首辅便是庄家（皇帝则无妨看作赌场的老板，无论谁输谁赢，他都有“抽头”可得，所以有的皇帝会鼓励游戏的进行），自然首当其冲。何况这时，闹事分子又有了极好的口实。申时行只好申请退休。只是幸亏有万历的呵护，他的下台，才不至于太不体面。
现在，海瑞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医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因此他一到应天巡抚任上，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甚至不怕矫枉过正。本来，徐阶的田一退，他便应该见好就收。因为此事已经产生了影响，大地主沈恺等人见海瑞对徐阶都毫不通融，也只好主动地把侵夺的民田退了出去。这时，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如果海瑞“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借富欺贫者知所戒惧”，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海瑞似乎并不懂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道理，他的工作热情不但没有稍减，反因初战告捷而倍增。他不满足于坐在巡抚衙门接受投诉（前面提到，这种投诉已达每月七八千件之多），还要亲临府县听取诉讼，一一过问，一一审理，一发而不可收，斗争的弦也就越绷越紧。
海瑞、张居正、申时行，这三个性格、观点、作风不同的人，全都败给了同一个对象——文官集团或官场，而他们又都是想改善或维护官场的。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高拱、张居正他们与海瑞的分歧，主要在方式方法上。高拱认为他“过激”，张居正认为他“过当”，海瑞自己则觉得还不够。他曾对人既忧虑又愤懑地说：现在医国的，只有一味药：甘草。现在处世的，也只有两个字：乡愿！乡愿也叫乡原，孟子下的定义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可见乡愿就是虚伪、敷衍，四处讨好，八面玲珑，不讲原则，表面上廉洁自律，实际上同流合污。这样的人，开出的医国药方，当然只是甜津津的甘草，治不了病，也治不死人。海瑞却认为应该下猛药。他给嘉靖皇帝上的奏折，就是他下的猛药，药引子则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这味药能使皇上猛醒，能使帝国振作。可惜，那位皇帝从身体到思想都已病入膏肓，终于一命呜呼。难怪海瑞听到消息要号啕大哭了。他既是哭这位死去的皇帝，也是哭自己失效的药方。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页。
看来，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还不能算是什么坏人，更不是庸才。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度量也不算小。他们并不因为讨厌海瑞这个人，就否定他的人品人格和他的正确方向，也不因海瑞已经罢官，就落井下石，穷追不放，非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不可。两位阁老，真有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味道。相比之下，海瑞的骂倒一切，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古代将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称“三尺法”，也称“三尺”。
海瑞被免去应天巡抚之后，继任人是朱大器。高拱和张居正都给朱大器写了信，也都谈到如何看待海瑞政策的问题。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政敌，也都主张罢免海瑞，但对海瑞的评价都很高，也相当一致。第一，他们都认为对海瑞不可全盘否定，高拱甚至开宗明义就说：“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谓其尽不善，亦非也。”第二，他们都认为海瑞的目的是“除弊”而动机是“为民”，只不过做法不妥。张居正甚至用替海瑞辩解的口气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总之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第三，他们都认为海瑞的政策只需调整不可推翻。张居正说得比较客气，说：“霜雪之后，稍加和煦，人即怀春，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高拱则说得斩钉截铁：“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做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这“尤不可”的一个“尤”字，说明高拱对海瑞的肯定要超过否定，甚至宁肯不否定海瑞的不足之处，也不能否定海瑞扫除积弊、为民做主的大方向。
这个题目就是立储问题，本书不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温功义《三案始末》两书。
其实，对于海瑞的政绩，许多人都不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