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今天看到的是他吗？”我问道。
“薇薇安，我向来没有那些人那么厉害。”他还紧握着方向盘，好像那东西维系着他的生命似的——好像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让他不至沉底的东西。“一天，在飞行甲板上，我的下属——一个从马里兰来的年轻人——分神了一秒钟。他朝错误的方向迈了一步，然后他的头立马就被削掉了，直接卷进了一架飞机的螺旋桨里。他的脑袋就那样直接被削掉了，就在我的面前。我们那时甚至都没有交火——不过就是甲板上非常普通的一天罢了。如今我们的甲板上横着一具无头尸体，而你最好赶紧把它收拾干净，因为有更多的飞机要进来了，每隔两分钟就有飞机要降落。你要时刻保持飞行甲板视野清晰。但我呆在了原地。这时汤姆·丹诺走了过来，他拎起尸体的脚，把它拖走了——也许他以前在农场上就是这样拖死猪的。他甚至都没有退缩一下，他就是知道该做什么。与此同时，我连动都动不了。然后汤姆不得不过来把我也拉走了，这样我才不会是下一个被杀死的。我——我可是个军官！而他，他就是个应征入伍的孩子。这是一个从来没看过牙医的孩子，薇薇安。他究竟是怎么在曼哈顿当上律师的呢？”
“就是他。他认识我，他走过来跟我说话来着。薇薇安，他是七零四俱乐部的一员。上帝呀！”弗兰克给了我一个备受折磨的表情。
我点了点头。弗兰克几乎没有这么细致地谈论过军舰上的生活，或他在战争中结识的任何人。我不知道这话是为哪般，但我知道它很重要。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尽可能温柔地说。
“我还能记起汤姆刚到军舰上的时候，”弗兰克继续说道，“我不记得日期了——别笑话我——但他好像是在一九四四年年初来的。他是直接从农场来的，是个乡下男孩。你以为城里的孩子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真应该看看那些乡下男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身如此贫寒，你从没见过类似那样的阵仗。我以为我长大的时候已经够穷的了，但跟那些孩子比我根本就不算什么。他们以前从没见过吃的，没见过军舰上那么多吃的。我记得他们吃饭的样子就像快要饿死了似的，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不用跟十个兄弟分饭吃。他们中有些人几乎没穿过鞋，他们的口音你听都没听过，你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打仗的时候厉害得不得了，即使在没有交火的时候，他们也很厉害。那时候相互之间老是打架，要么就对正在军舰上保卫海军将领的水兵口出狂言。除了迎难而上之外，他们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吗？汤姆·丹诺是他们当中最厉害的一个。”
“我们被袭击的那天，那些留在富兰克林号上的人——他们加起来有七百零四个。吉赫斯舰长给那些人命名为七零四俱乐部，他把他们捧成了英雄。妈的，也许他们的确是英雄。活下来的勇士，吉赫斯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他们是没有弃舰的那些人，他们每年都会在一起聚聚，重温那份荣耀。”
“这肯定让你吃了一惊。”还是那句话，只是为了让他知道我在听。
“你没有弃舰，弗兰克。就连海军都知道这点。你是浑身着火被炸下去的。”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之前认识的人，薇薇安。”最后他说道。他的手还是没有离开方向盘，眼睛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海军里的一个人，南方的，他当时和我一起在富兰克林号上。汤姆·丹诺。我已经很多年没想起过这个名字了。他是从田纳西州来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住在这里。那些南方佬，你会以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都回老家了，是不是？但我猜他没回去。他搬到纽约这里来了，住在西区大道的紧北边。现在他是个律师了。今天他也在法庭上，为闯进五金店的一个孩子辩护。我猜那个孩子的父母肯定挺有钱的，他们请了个律师。汤姆·丹诺，偏偏是他。”
“薇薇安，这无所谓，”他说，“在这之前很久，我就已经是个懦夫了。”
我等着。
恐慌已经从他的声音中消失了。现在他的语气平静得可怕。
你父亲因为这样那样的警务，经常需要出庭作证，安吉拉。他向来不喜欢这件事（坐在人挤人的法庭里对他来说就像地狱一样，这是很显然的），但这从没让他有过这么恐慌的反应。一定是有更麻烦的事情发生了。
“不，你不是。”我说。
“我明白。”
“这没什么可争的，薇薇安。我就是。在那天以前，我们已经被攻击了好几个月。我承受不起，我永远都承受不起。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关岛——我们把关岛炸了个底朝天。我无法想象在我们完事以后，那个岛上怎么可能还会有一根草挺立着，毕竟我们往那个地方降了那么大的灾。可当我们的军队在七月底登陆的时候，日本士兵和坦克全都出来了。他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无法想象。我们的海军很勇敢，日本士兵很勇敢，但我不勇敢。我忍受不了枪声，薇薇安——可枪口甚至都没有对着我。我就是从那时起变成这副模样的，紧张、颤抖。士兵们开始管我叫小颤猫。”
“我要为去年的一起入室抢劫案出庭作证。是一家五金店。几个小孩子嗑药了，想找点东西倒卖。他们把店主给打了，所以这里面有人身侵犯的指控。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官，所以就这样了。”
“他们真无耻。”我说。
“好的。”我说——只是为了让他知道我在听。
“但他们是对的。我动不动就紧张。有一天，一枚炸弹没能从某架飞机上投下去——四十五千克的炸弹，就那样卡在了打开的炸弹仓里。飞行员用无线电告诉我们，有一枚炸弹卡在了他的炸弹仓里，而他只能这样降落，你能想象得到吗？然后，在降落的过程中，那枚炸弹好像晃松动了，掉了出来。如今，一枚四十五公斤的炸弹正从我们的飞行甲板上滑过。你哥哥和其他几个人径直朝它跑了过去，没事儿人似的把那个东西推下了军舰——而我再一次呆立在原地。帮不上忙，动不了，什么都做不了。”
“今天我去法院了。”他说。
“这不重要，弗兰克。”可他好像还是听不到我说话。
于是我们熄了火，坐在酷热难耐的七月高温下，听着引擎滴滴答答地冷却下来。沉默，随后一架飞机降落了，然后又是沉默。我摇下了我这边的窗户，好放点空气进来，但弗兰克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还没有把攥得关节发白的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他穿着巡警的制服，一定热得不行。但还是那句话，他似乎还是没有注意到。另一架飞机降落了，震得地面直晃。
“然后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他继续说道，“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台风，但我们仍然在派飞机出征，就算海浪已经打到了飞行甲板上，我们还是在允许飞机降落。那些飞行员迎着狂风，在太平洋中间邮票大小的地方降落——他们甚至都没有打退堂鼓。而我呢，我的手止不住地颤抖，可我压根没有在开那些该死的飞机啊，薇薇安。他们管我们的舰队叫‘杀手排’，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才对。但我不厉害。”
我不会傻到问他怎么了。最终，等他喘过气来之后，我知道他会告诉我的。
“弗兰克，”我说，“没关系的。”
他一路开到了布鲁克林的弗洛伊德·贝内特机场——全程一直在加速，而且一句话都没说。他在一条跑道尽头的泥土地里停好了车，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海军航空预备役的飞机飞进来准备降落。我知道他一定非常烦躁：当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让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总会到弗洛伊德·贝内特机场看飞机降落。引擎的轰鸣会安抚他的不安情绪。
“然后，在十月份，日本开始对我们进行自杀式轰炸。他们知道要吃败仗了，所以决定光荣地陷落。不择手段，能灭我们多少人就灭多少。他们就是不停地朝我们发起进攻，薇薇安。十月的某一天，他们用五十架飞机对我们发起了进攻。一天之内有五十架神风特攻队的飞机，你想象得到吗？”
弗兰克一般会在晚上联系我，但一九六六年某个灼热的夏日，我在大下午的时候接到了他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以立刻跟我见面。他听上去就像疯了一样，而当他到达艺术工坊后，他从车里跳了出来，开始在精品店门口来回踱步，比我以往目睹过的任何时候都更紧张。我赶快把工作交给了一个助理，然后跳上车，说：“走吧，弗兰克。来，快点。开就是了。”
“不，”我说，“我想象不到。”
我们是趁其他人熟睡时，一起在纽约穿行的弗兰克和薇薇安。
“我们的士兵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天上击落，但第二天，他们派了更多的飞机来。我知道其中一架早晚会击中我们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就是活靶子，毕竟我们离日本的海岸线还不足八十千米，但我们的士兵对此一点都不在意。大摇大摆地晃荡，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东京玫瑰[1]每天晚上都在收音机里向全世界宣告，富兰克林号已经沉了。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睡不着觉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胆颤心惊的，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好好睡过觉了。一些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在他们被击落之后，我们会把他们从海里捞出来作战俘。其中有一个日本飞行员，当他被押解着穿过飞行甲板到禁闭室去的时候，他突然挣脱开了，径直跑到了军舰边缘，宁可跳海自杀，也不当战俘。他不怕赴死，这就发生在我的眼前。在他往军舰边缘跑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脸，薇薇安——我对天发誓，他看上去远没有我那么害怕。”
我们是什么？
我能感觉出弗兰克这会儿正飞速旋转着回到过去，猛烈又急速，这情况不妙。我需要把他拽回来——让他回过神来，回到当下。
我们永远在车里吃东西。
“今天发生了什么，弗兰克？”我问道，“今天在法庭上，你和汤姆·丹诺之间发生了什么？”
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不寻常的。
弗兰克呼了一口气，但却把方向盘攥得更紧了。
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之外的，那感觉就是这样。
“他朝我走了过来，薇薇安，就在我马上要出庭作证之前。他记得我的名字。问了问我最近怎么样。跟我说他现在是个律师了，住在上西区的哪个地方，念的是哪所大学，他的孩子在哪里上学。跟我大谈特谈他过得有多好。你知道吗，袭击结束后，他是把富兰克林号开回布鲁克林造船厂的幽灵船员之一，我猜从那以后他就没离开过纽约。他还带着农场的口音，但他穿的那身西服估计比我的房子还贵。就在这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穿制服的我，然后说，‘片警？海军军官现在就干这个吗？’天呐，薇薇安，我该说些什么？我只是点了点头。然后他问我：‘他们让你拿枪吗？’之后我说了句蠢话，类似于‘让啊，但我从来不使’，然后他说，‘嗯，你一直都是个软柿子，小颤猫。’然后就走开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心里有个孤零零的、人迹罕至的角落，我以前从不知道它在那儿——而弗兰克径直住了进去。把他捧在心里，让我感觉我好像是属于爱情的。虽然我们从未一起生活过，也没有睡过同一张床，但他一直是我的一部分。我一整周都为他攒着故事，这样一见面我就能跟他讲一些有趣的事了。我询问他的意见，是因为我尊重他的道德准则；我渐渐珍视起他的面孔来，因为那副面孔是他的。就连他烧伤的疤痕在我眼中都变得美丽起来。（他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某本古老的圣书饱经风霜的书封一样。）我对我们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到过的那些神秘地点感到着迷——那些神秘地点既存在于我们的谈话中，也存在于城市本身。
“他可以去死了。”我说。我感觉我也攥起了拳头，怒火中烧，有那么一刻，它在我耳畔发出的噪音——呼啸而过的血流发出的咆哮——比降落在我们面前的飞机发出的轰鸣还要响亮。我想把汤姆·丹诺揪出来，抹了他的脖子。他怎么敢这样？我也想把弗兰克揽入怀中，摇晃他，安慰他——但我不能，因为战争堵死了他的心灵和他的身体，爱他的女人连拥他入怀都不行。
这些字眼描述的都不是我们。
一切都是那么的邪恶，一切也都错得离谱。
这些字眼全都不到位。
我想到弗兰克曾对我说——当他被从军舰上炸下去，而后又浮上水面之后——他进入了一个彻底被大火吞噬的世界。就连他周围的海水都起火了，上面盖了一层正在燃烧的燃料。而被击中的航空母舰的引擎反而让火越烧越旺。把海里的人烧得更严重。弗兰克发现，如果他使劲拍打水花的话，他就能把火推开，在太平洋中间创造一小块没有起火的区域。于是，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他一直在做这件事——他全身大部分地方可都在着火啊——直到被救起为止。他就是不停地把火焰推开，想让他的世界里有一小块区域免遭烈火的侵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他依然在做这件事，依然想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片安全的区域，一个可以让他不再燃烧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彼此的什么呢？你会怎么形容这种关系呢？我们之间超越了友谊——这是无疑的。他是我的男朋友吗？我是他的情妇吗？
“汤姆·丹诺是对的，薇薇安，”他说，“我一直是个软柿子。”
我对他无欲无求，安吉拉。他也对我无欲无求。（除了“你想去散个步吗？”）
我太想安慰他了，安吉拉，可是怎么做到呢？除了出现在车里——作为一个愿意听他诉说那段糟糕往事的人出现在车里——我还能给他什么呢？我想告诉他，他英勇、坚强又勇敢，想告诉他汤姆·丹诺和七零四俱乐部的人都错了。但我知道这没用。这些话他是听不进去的，他是不会相信这些话的。但我必须说点什么，因为他很痛苦。我闭上眼睛，求大脑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然后我脱口而出——盲目地相信爱和命运会赐予我恰如其分的言语。
我承认，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纵容自己幻想着也许有一天他会和内森见面，也许他会给那个可爱的小男孩一些父爱。但这也行不通。他几乎都不能给你父爱，安吉拉——你可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全心全意地爱着你啊。我为什么要让他对另一个孩子负起责任、对另一个孩子感到愧疚呢？
“所以说如果那是真的呢？”
我简单地把他介绍给了玛乔丽——而且我的朋友们当然听说过他——但弗兰克不是个能跟别人社交的人。（我能做什么——办个晚餐派对，炫耀一下他吗？指望像他这样精神脆弱的人站在人挤人的房间里，端着鸡尾酒跟陌生人闲聊吗？不可能。）对我的朋友而言，弗兰克不过是个行走的鬼魂。她们承认他对我很重要，因为我说过他对我很重要。但她们一直无法理解他。她们怎么可能理解呢？
我的语气比我想象得更坚定。弗兰克惊讶地转过头来看着我。
他一直没有跟我的家人认识，我也一直没有跟他的家人认识。
“如果那是真的呢，弗兰克，如果你就是个软柿子呢？如果你从不是打仗的料，受不了战争是真的呢？”
所以，虽然我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深爱着彼此，但我们还是各自生活。全纽约唯一一个我们没有一起步行探索过的街区就是他的街区——南布鲁克林。（或说卡罗尔花园，地产商最终给了它这个名字，虽然你父亲从未这样称呼过它。）这个街区是属于他的家人的——是属于他的族人的。出于尊敬，我们没有让自己的脚步惊扰到它。
“那就是真的。”
最后，我无法确定如果性爱插足了我和弗兰克的故事，我们是否还会对彼此抱有同样深的爱意与温情。性爱常常是作弊的行为——它抄近道直达亲密关系。它略过了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仅仅只了解了那个人的肉体。
“行。为了能讨论下去，我们就当它是真的。但这能说明什么？”
况且，我不能说我幻想过要嫁给他。当然，整体来讲，婚姻的念头给了我一种被囚禁的感觉，我不渴望跟任何人结婚。当然也不能跟弗兰克结婚。我无法想象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餐，边看报纸边聊天的样子，或者一起规划旅行的样子。这幅画面跟我们两个都不搭。
他没说话。
他是永远都不会离开妻子和女儿的。这我知道，安吉拉。这不是他的为人。而我是永远都不会诱惑他上床的。除了因为他身体上的伤和心灵的创伤让他无法再有性生活之外，我也不是一个会跟有妇之夫发生婚外情的女人。这不是我的为人，再也不是了。
“这能说明什么，弗兰克？”我逼问道，“回答我。还有，把你的手从方向盘上给我拿下来。我们哪儿也不去。”
至于你父亲，他也并不习惯跟一个会在深更半夜、在雨里、在皇后区陪他走上八千米，就为了在他睡不着的时候陪陪他的女人在一起。
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了下来，轻轻地搭在膝盖上，低头盯着它们。
我告诉了他一切。在我有了新情人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在我害怕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在我胜利完成某件事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并不习惯有男人听我说话，安吉拉。
“这能说明什么，弗兰克？如果你是个软柿子的话。告诉我。”
但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倾听。
“说明我是个懦夫。”
他永远会听我倾诉，他成了我生命中最值得信任的知己。弗兰克人很透亮——他有一种深深的、不可动摇的正直感。跟一个从不自吹自擂（在那个年代的男人身上，这一点很罕见！），而且不会以任何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世界的男人在一起，让人感觉很宽慰。就算他有什么缺陷，或犯了什么错，他也会在你发现之前就告诉你。而且不论我告诉了他关于我的什么事，他都不会评头论足或把我数落一顿。我闪现的阴暗面并没有吓到他。他自己也有如此阴暗的一面，以至于任何人的阴影都不会让他害怕。
“这又能说明什么？”我逼问着。
开车和散步——这些事情他可以做，而且不至把自己搞得太过躁动。
“说明我是男人中的败类。”他的声音特别轻，轻到我几乎听不到他的话。
有时到了深夜，他会开车带我去长岛，到他知道的一个地方买炸蛤蜊吃——那是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饭馆，你可以直接把车开到窗前，从车里面点餐。或者我们会到羊头湾码头去吃小帘蛤。我们会把车停在码头上，边吃边看渔船出海。春天的时候，他会开车带我去新泽西的乡间，在月光下摘蒲公英的叶子做苦菜沙拉。他告诉我，西西里人爱吃这种东西。
“不，你错了，”我说，我一生中从未如此强烈地坚信过什么东西，“你错了，弗兰克。这并不能说明你是男人中的败类。你想知道它真正能说明什么吗？它什么都说明不了。”
从来没有人打扰我们。这是最奇怪的地方。过去那会儿，这座城市并不安全，但我们好像天下无敌一样从城市中穿梭而过。我们常常聊天聊得太入神，甚至都没有留意周围的环境。街道护我们平安，人们没有给我们平添困扰，这就像奇迹一样。有时我会好奇，大家到底能不能看见我们。有时警察会拦下我们，问我们在干什么，而弗兰克则会亮出自己的警徽。他会说：“我在送这位女士回家”——尽管我们正身处皇冠高地的一片牙买加社区。他永远都在送我回家。永远是这套说辞。
他困惑地冲我眨了眨眼。他从没听我说过这么尖锐的话。
没过多久，我们就走遍了曼哈顿的每个街区。很快，我们就开始探索外围的街区了。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了解这座城市的人。他会带我去一些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街区，然后我们会在三更半夜步行着探索它们，聊一路的天。我们走遍了所有墓地和所有工业园区。我们走遍了码头。我们从联排房前走过，穿过廉租房区。最终，我们踏遍了纽约都会区的每一座桥——而且那里的桥可多了。
“你给我听好了，弗兰克·格雷科，”我说，“就算你是个懦夫——为了能讨论下去，我们就当你是吧——这也什么都说明不了。我姑姑佩格，她是个酒鬼。她管不住自己喝酒。这毁了她的人生，把她害得不成样子——你知道这能说明什么吗？这什么都说明不了。你以为就因为她喝起来没完，她就是个坏人了吗？她就做人失败了？当然不是了——她就是这样的人。酗酒这件事只是发生在了她身上而已，弗兰克。人们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我们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在这件事上我们无能为力。我的姑父比利——他无法信守承诺，或对一个女人忠诚。这什么都说明不了。他人很棒，弗兰克，可他完全不值得信任，他就是这样的人。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们还是很爱他。”
季节无所谓，当时是晚上几点也无所谓。我永远会说好的。我一直很喜欢探索这座城市，也一直很喜欢深夜时光。更重要的是，我向来不是个需要睡太多觉的人。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跟弗兰克在一起。所以他会给我打电话，我会同意跟他见面，他会从布鲁克林开车过来接我，然后我们会一起到某个地方去散步。
“但男人就应该勇敢。”弗兰克说。
他会说：“没错，但今晚我比以前更睡不着。”
“那又如何！”我几乎喊了出来，“女人还应该纯洁呢，但看看我吧。我跟无数个男人上过床，弗兰克——你知道这能说明我什么吗？什么都说明不了。事情就是如此。你自己说过，弗兰克——世界不是直来直往的，这是你在我们共度的第一晚告诉我的。用你自己的话去理解你自己的人生吧。世界不是直来直往的。人都有某种天性，事情就是这样。人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他们控制不了的事情。战争发生在了你身上，你不是打仗的料——那又如何呢？这些全都说明不了任何事情。别再这么对你自己了。”
我会说：“你总是睡不着，弗兰克。”
“但像汤姆·丹诺那么厉害的人——”
一连好几年，每周都有那么几个晚上，你父亲会在奇奇怪怪的时间点打电话给我，说：“你想出来吗？我睡不着。”
“你对汤姆·丹诺一无所知。他身上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敢保证。一个大男人竟然那样过来跟你挑衅？还那么残忍？哎，我向你保证——生活也发生在了他身上，有什么事情让他没了人样。并不是我在乎那个混蛋，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直来直往的，弗兰克。你就放宽心吧。”
一旦你坠入进去，你就完了——你会永远爱那个人的。
弗兰克哭了起来。看到这个场景后，我也差点哭了出来。但我忍住了眼泪，因为他的眼泪重要得多，也稀罕得多。那一刻，为了能抱他一下，我少活几年也愿意，安吉拉——那一刻，这感觉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更强烈。但那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爱是一口很深的井，有着陡峭的井壁。
“这不公平。”他说，他哭得全身都要散架了。
我的心无法给他比这更高的赞美了。他和我变得非常亲近，像我那些美丽、随机的正牌家人一样。
“是的，这不公平，亲爱的，”我说，“这不公平，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弗兰克，但这什么都说明不了。你是个很棒的人，你不是个败类，你是我认识的最棒的人。这是唯一重要的事。”
这些看似随机的人是我的家人，安吉拉。这些人是我的正牌家人。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对你父亲的爱，跟我对这些人中任何一个的爱一样深。
他继续哭着——他跟我之间隔了一段安全距离，像以往一样。但至少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了下来，至少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这辆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车成了一个私密的空间，在这里——此刻，他的世界里只有这一个角落没有起火——至少他能讲出实情。
然后，玛乔丽的儿子内森出现了——这个对人生过敏的羸弱小男孩。他是玛乔丽的孩子，但他也是我的孩子。如果父母对我的人生愿景我按部就班地实现了的话，我肯定会有自己的小孩的——一个在马背上长大的健壮大块头，将来会成为行业的领袖——可相反，我却得到了内森，这样更好。我选择了内森，他选择了我。我也爱他。
我会陪他坐着，直到他没事了为止。我知道他需要坐多久，我就会陪他坐多久，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这是那天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任务——陪这个好人坐着，从车的另一边守护他，直到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为止。
然后我遇到了玛乔丽·劳特斯基——一个很古怪的地狱厨房少女，她的父母是做旧衣服买卖的移民。她压根不是我该结识的那类人，但她不仅成了我的生意伙伴，还成了我的妹妹。我爱她，安吉拉，我全心全意地爱她。我什么都愿意为她做，她也什么都愿意为我做。
当他最终控制住了自己之后，他盯着窗外，脸上带着我所见过的最悲伤的神情。他说，“我们要拿这些事怎么办呢？”
我还遇到了奥利芙，她看上去并不惹人爱——尽管如此，我还是逐渐对她有了爱意。比我对亲生父母的爱意多得多。奥利芙并不暖，也不深情款款的，但她忠诚，是个好人。她有点像是我的保镖。她是我们的女隐士。我仅有的道德感都是她教给我的。
“我不知道，弗兰克。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有我在呢。”
可随后我搬到了纽约，认识了我的姑姑佩格。她是个特立独行、不负责任的同性恋，酗酒无度，花钱无度，只想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地过一辈子——而我爱她。她给我的不亚于我的全世界。
这时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薇薇安。”他说。
我也从未真正感觉我属于我的父母，或注定要在我长大的那个小城镇里生活。现在我还是没有跟克林顿的任何人保持联络。直到母亲逝世，我和她的关系都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而我父亲，当然了，不过就是餐桌那头一个怨声载道的时事评论员罢了。
“很好。你永远都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的。”
为我做的安排，没有一件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我父母为我指了一个具体的方向——朝着体面的寄宿学校和精英大学发展——这样我就能与注定会归属其中的那个群体相遇了。但很明显，我并不属于那里，因为直到今天，我都没有一个来自那些世界的朋友。我也没有在那么多场校园舞会上给自己寻得个丈夫。
这，安吉拉，就是我和你父亲说过的最接近我爱你的话。
我从来没有爱过我该爱的人，安吉拉。
[1] 二战时期，东京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