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比赛我屁都不在乎，薇薇安。”
“我就不该提这件事，”我说，“我打断了你的比赛——你就是因为这事跟我生气而已。抱歉我闯了进来。”
“抱歉。我就是很心烦，想找人说说话而已。”
她从来没有这么犀利地跟我说过话。
“你心烦？你离开了那个受伤老兵，到我这里来，就是因为你想聊聊你的生活有多难？”
“别傻了——不是没什么。”
“天呐，佩格——别冲我发这么大火。忘了这件事吧，忘了我说的话。”
“算了，”我说，“这没什么。我今天不该来烦你的。”
“怎么可能呢？”
她变得躁动起来，这一点也不像她平时的作风。我不是冲着这个来的，我想得到安慰，但我却被骂了一顿。我觉得又愚蠢，又尴尬。
然后她开始咳嗽了——是那种很厉害的、上气不接下气的猛咳。她的肺听上去像带着刺一样，而且很脆。她坐起身来，奥利芙给她拍了一会儿后背。然后，奥利芙又给佩格点了一支烟。佩格用尽全力深吸了几口，中间又穿插了几次猛咳。
“哦，是吗？”佩格呵斥道，“你有没有想过问问那个男人，他身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佩格让自己平静了下来。我就是个傻子，还希望她为对我如此刻薄而道歉。可她反而说：“这样吧，小不点儿，我放弃了。我不知道你想从这件事里得到什么，现在我一点都不了解你了。我对你非常失望。”
我说：“那次搭车是我身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佩格。”
她从没说过这种话。就连那么多年前，当我背叛了她的朋友，还差点搞垮她的热门剧的时候都没有。
“他伤害了你？他二十五年前伤害了你的感情，而你就从他身边走开了？从这个认识你哥哥的人身边走开了？从这个老兵身边？”
然后她转向奥利芙，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头儿？”
“他伤害了我。”我说。
奥利芙安静地坐在那里，把手搭在膝盖上，低头看着地面。我听佩格艰难地喘息着，还有房间那头的百叶窗在微风中噼啪作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知道奥利芙是怎么想的，但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薇薇安，他认识你哥哥，他在富兰克林号上待过。从你的描述来看，他好像在那次袭击中受了很重的伤。而你却不想跟他说话？”
最终，奥利芙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表情一如既往地严肃，但在她斟词酌句的时候，我能感觉出她很谨慎，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我不想跟他说话。我不想见他。”
“荣誉的战场是痛苦的，薇薇安。”她说。
“你离开了？”
我等着她继续说下去，但她没有。
“什么都没发生。在那之后我就离开了。”
佩格笑了出来——然后又咳嗽了起来。“好吧，谢谢你的建议，奥利芙。这把一切都解决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佩格在意识到我不说话了之后问道。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我站起身来，自顾自地从佩格那拿了一根烟抽，虽然几周前我已经戒烟了，或说戒了一点。
这两个女人聚精会神地听我讲着。等我讲完以后她们依然聚精会神——好像在等故事的后续似的。
“荣誉的战场是痛苦的，”最后奥利芙继续说了下去，好像佩格并没有开过口似的，“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是这么教导我的。他教导我说荣誉的战场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要知道，孩子是没有荣誉感的，也没人指望他们有，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也太痛苦了。但要想长大，人就必须迈进荣誉的战场。现在，大家会指望你样样都行。你要对自己的行为准则保持警觉，你会被要求做出牺牲，你会被评头论足，如果你犯了错，那么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你必须撇开冲动，拿出比别人——一个没有荣誉感的人——更高的姿态。这些情况可能会很伤人，但这就是为什么荣誉是个痛苦的战场。你明白了吗？”
于是我倒带回去，把我那个长长的故事从头讲起。一九四一年的搭车之旅，沃尔特对我的羞辱，司机说我是个“肮脏的小婊子”，我在纽约市郊度过的耻辱、黑暗的流放时光，以及如今司机的再度出现——一个曾在富兰克林号上服役、身上带有烧伤的疤痕巡警。这个人认识我哥哥，这个人知道一切。
我点了点头。这些话我明白。但这跟我、沃尔特和弗兰克·格雷科有什么关系，我一头雾水。但我在听。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日后，等我有时间更加仔细地斟酌她的话之后，它们会更有道理的。但就像我说的——我在听。这是我听奥利芙讲过的最长的话，所以我知道这个时刻很重要。实际上，我觉得我从没这么认真地听任何人说过话。
看到我在犹豫后，佩格说：“就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薇薇。相信我——奥利芙比我们任何人都擅长这种事。”
“当然，没人会被要求一直挺立在荣誉的战场上，”奥利芙继续说，“如果你觉得它太难的话，你随时可以退出，然后就可以一直当个孩子了。但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恐怕这是唯一的途径。但它可能会很痛苦。”
我不想这样。这些年，我逐渐喜欢上了奥利芙·汤普森，但如果我需要借个肩膀大哭一场的话，她不会是我投奔的首选。奥利芙不算是个同情心泛滥、对别人关爱备至的人。但她毕竟在场，而且她和佩格——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像我的家长了。
奥利芙把手在膝盖上翻了一下，露出了掌心。
在这个长长的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奥利芙进来了。她去市场买东西了。我停了下来，帮她把买的东西收拾好。之后佩格说：“薇薇，从头再讲一遍。把你刚才给我讲的所有东西都告诉奥利芙。”
“所有这些，都是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教给我的。这构成了我的全部认知，我努力在把它用到生活中。我不总能成功，但我努力了。如果这些话对你有任何帮助的话，薇薇安，欢迎你把它用起来。”
我常常好奇，如果那天她心里没有盛满对扬基队的深情，我们的对话会不会变得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迪马乔讲完话后，她关上了收音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我身上。我的确感觉这让她沮丧了——但她是个大方的人，所以她还是这样做了。她擦了擦眼睛，擤了擤鼻子，咳嗽了几声，又点了一支烟。之后，她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起了我的悲伤往事。
我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联系上他。
于是我闭上了嘴，让她享受这一刻。我知道她希望亲自到体育场去，但她再也没有足够的体力舟车劳顿出远门了。但在听迪马乔向曼托致敬的时候，佩格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和感动。等他讲完的时候，大大的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佩格可以应付任何事情——战争、灾难、失败、亲人的死亡、丈夫出轨、心爱的剧院被拆——而且一滴眼泪都不掉，但体育史上的伟大瞬间总会让她痛哭流涕。）
找到他的下落并不难——这个环节很容易。佩格的门卫有个当警长的哥哥，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确认说，没错，布鲁克林第七十六区里的确驻扎着一位叫弗兰克·格雷科的巡警。他们给了我那个片区的咨询台的电话，仅此而已。
“放尊重点，薇薇。”她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难的是拿起电话。
我发现我姑姑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那些日子她经常这样——一会儿抽烟，一会儿咳嗽。她正在收音机上听关于扬基队的报道。我刚进门，她就跟我说扬基体育场那边正在庆祝米奇·曼托日——他们在向他十五年杰出的棒球生涯致敬。实际上，当我闯进佩格的公寓、几乎脱口而出的时候，她举起了一只手：乔·迪马乔正在讲话，她不希望他被打断。
永远都是。
但现在我却朝着萨顿广场飞奔而去，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佩格。
我承认最开始那几次，刚有人接起电话我就挂断了。第二天，我说服自己放弃了打电话回去的念头，接下来的几天也是，当我鼓起勇气又试了一遍，而且竟没有挂断电话后，我被告知格雷科巡警不在，他在外面执勤。我要留个言吗？不要。
没人知道我哥哥是如何彻头彻尾地臭骂了我一顿——他用责难重伤了我，还任由他的厌恶如倾盆大雨把我淋了个落汤鸡。我当然也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一个让我加倍耻辱的事，那就是这场攻击是当着一个目击者的面发生的——一个陌生人——这个人说我是个“肮脏的小婊子”，给已经在受罚的我加了他的致命一击。没人知道与其说沃尔特把我从纽约解救了出来，不如说他把我当一袋垃圾扔在了我父母门前——他对我的行为感到特别恶心，若非必要，他根本不想多看我的脸一眼。
接下来的几天，我又试了几次，每次都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他出去巡逻了。很明显，格雷科巡警没有案头工作要做。最后我同意留个言，我说了我的名字，留了艺术工坊的电话。（让他的同事们去纳闷，为什么一个在婚庆店工作的紧张兮兮的女人要这么没完没了地给他打电话吧。）
我之前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一九四一年搭车回克林顿老家时发生的事。
还没到一个小时，电话铃就响了，是他。
然后——刚一腾出空来——我就直奔佩格姑姑家去。
我们尴尬地互相打了个招呼。我说我想亲自跟他见个面，不知他是否愿意？他说他愿意。我问怎么更方便一些，是我去布鲁克林，还是他来曼哈顿。他说曼哈顿就行。他有车，而且他喜欢开车。我问他什么时候有空，他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就有空。我提议五点他到皮特酒馆跟我碰面，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抱歉，薇薇安，但我去餐厅会不自在。”
当然，玛乔丽看得出我很烦躁，她不停地越过内森的脑袋往我这边瞥。但我只是对她点了点头，表示我没事。可我绝对不是没事。
我不确定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想让他为难。
我把孩子们送回了高中，还帮忙卸下了所有道具，我们把校车还到了停车场。我和玛乔丽带着内森走路回家，他不停地念叨着自己有多爱这场演出，以及长大以后他多想去布鲁克林造船厂上班。
我说：“那我们在史岱文森广场见怎么样？在公园西边这一侧。这样会好些吗？”
不知怎的，那天我把所有需要完成的事情都做完了。
他说这样会好些。
这，安吉拉，就是我和你父亲的正式会面。
“在喷泉边。”我说。他同意了——好的，在喷泉边。
但我还是上了车，留他独自站在巡逻车旁——他把帽子拿在手里，像在乞讨救助金一样。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事该怎么进行下去。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了，安吉拉。但我一直听到奥利芙对我说的话：你可以一直当个孩子……
“我需要跟你谈谈，薇薇安！”他冲我的背影喊道，“求你了。”
孩子逃避问题。孩子会躲起来。
我动身准备离开。
我不想一直当个孩子。
“一整车的孩子都在等我。”我说。
我不禁回想起奥利芙把我从沃尔特·温切尔手中救下来的那次。现在我明白了，一九四一年时她之所以救了我，恰恰是因为那会儿我依然是个孩子。她知道那会儿我还不是一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当奥利芙对温切尔说我是无辜的、只是受到了勾引的时候，她不是在攻心计。她是真心的。奥利芙看到了我真实的模样——一个不成熟、尚未定型的姑娘，我还不能被指望在痛苦的荣誉战场上挺立。我需要一个睿智又体贴的成年人来拯救我，而奥利芙就是那个捍卫我的人。她为我挺立在了荣誉的战场上。
他提高了音量，这让我觉得很烦。但听到他直呼我的名字更糟。我恨他知道我的名字，我恨他今天在台上看到了我，而且自始至终都知道我是谁——知道关于我的这么多事，我恨他看到我因为我哥哥哽咽，我恨他可能比我更了解我的哥哥。我恨沃尔特在他面前攻击了我。我恨这个人曾管我叫“肮脏的小婊子”。他以为他是谁啊，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竟敢接近我？愤怒和厌恶的感觉交融在一起，更加坚定了我骨子里的某些东西：我要立刻离开。
但那时我还年轻。现在我不再年轻了，这件事我必须自己做。但一个成年人——一个定型了的人，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呢？
“请不要走开，薇薇安。”
我猜是接受现实吧。自己去抗争，就像温切尔说的那样。也许还要原谅个谁。
“我真的必须得走了。”
但如何做到呢？
“那时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人。”
然后，我想起了佩格很多年前告诉我的一件事，是关于一战时期英国的工兵的。他们常说：“这件事我们能做，不论能不能实现。”
我恨透了这个人。这就是我的感受：恨。
最终，我们所有人都会被要求去做无法实现的事情。
不过，我分不清我是厌恶他，还是厌恶我自己。不管怎样，这都是从我的耻辱库中冒出来的，我以为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把这个宝库埋葬掉了。
这就是痛苦的战场，安吉拉。
厌恶。纯粹的厌恶。
这就是使得我拿起电话的东西。
我有什么感受？
等我到公园的时候，你父亲已经在那里了，安吉拉——我还是提早到的，而且只穿过三个街区就行了。
“抱歉。”他又重复了一遍，但还是放开了我的胳膊。
他正在喷泉前踱步，我相信你还记得他踱步的样子。他穿着便服：棕色的羊毛裤，浅蓝色的尼龙运动衫，和深绿色的哈灵顿夹克。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他瘦得可怜。
“能麻烦你放开我的胳膊吗？”
我朝他走去。“嗨，你好呀。”
“你要明白——我深感抱歉。”他说。
“你好。”他说。
我摇了摇头。“我没法——”
我不确定该不该跟他握手。他似乎也不太懂这方面的礼仪，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把手插在兜里站着。我从没见哪个男人比他更不自在。
但他又说起来了：“请不要走开，女士。我要跟你谈谈。”
我往一个长椅的方向指了指，问道：“你愿不愿意坐下来，跟我聊会儿天？”
“别说这话了。”我的声音很生硬。我又没准备去哪儿，为什么他要不停地说这句话？我就是希望他别说这话了。
我觉得自己很傻——好像我是在请他坐到我自己家的椅子上，而不是公园的座椅上。
“女士，”他说——现在他倒抓起我的胳膊来了，“请不要走开。”
他说：“我坐下会不自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散个步可以吗？”
这就是那个当着我哥哥的面，管我叫“肮脏的小婊子”的人。
“我一点都不介意。”
这个人就是司机。
我们在菩提和榆木的树荫下，沿着公园的外围散起步来。他的步子迈得很大，但这没关系——我的步子也大。
过往咆哮着向我袭来，像一条巨龙从沉睡中苏醒一般。它的热浪和力量让我头晕目眩。在一连串天旋地转的闪回中，我看到了艾德娜的脸，亚瑟的脸，西莉亚的脸，温切尔的脸。我看到了老福特车后排我自己那张年轻的脸——备感耻辱，万念俱灰。
“弗兰克，”我说，“我为那天走掉的事道歉。”
“因为我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见过你，”他说，“我就是那个开车送你回父母家的人。”
“不，我要向你道歉。”
“我到底为什么要走开？”
“不，我应该留下，听你把话说完的。这是成熟的做法。但你要明白——这么多年后跟你重逢，让我慌了神。”
“因为我已经认识你了，你也已经认识我了。请不要走开，女士。”
“我知道你在发现我是谁之后会走开的。你应该走开。”
“我为什么会认出你来？”
“听着，弗兰克——所有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莫里斯小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巡警再次摘下了帽子，让颤抖的手指穿过发丝，“你没认出我来，是不是？”
“我就是个愚蠢的孩子。”他说。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他妈的以为我是谁啊，竟敢那么跟你说话？”
他皱了皱眉头。
“那些再也不重要了。”
“你和我哥哥是好朋友吗？”
“我没有权利那样做，我真是个蠢得要死的孩子。”
那个晃晃悠悠的点头又出现了。“南布鲁克林。”
“如果我们要把话说开的话，”我说，“我也不过就是个愚蠢的孩子而已，那周我无疑是纽约最蠢的孩子。你可能还记得我当时所处的那个境地的细节？”
“你是在这附近长大的吗，弗兰克？”问这句话时，我已经通过他的口音知道了答案，但我在尽力让他好受一些。我会先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
我想试着活跃一下气氛，但弗兰克却很严肃。
这些话的意思我一点都不懂，但我不想让他停下来。如今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认识我哥哥，我想了解关于这个人的一切。
“我不过是想给你哥哥留下个好印象而已，薇薇安——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在那天之前他从没跟我说过话——压根就没注意过我。而且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话呢——像他人缘那么好的人？然后突然间，他在大半夜把我叫醒了。弗兰克，我要用一下你的车。我是预备军官学校里唯一一个有车的，他知道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总是想管我借车。可问题在于——那不是我的车，薇薇安。是我家老爷子的车。我可以开它，但我不能把它给任何人。当时的我，大半夜的，第一次跟沃尔特·莫里斯——这个我全心全意敬佩的人——说话，告诉他我不能把我家老爷子的车给他。我解释这件事的时候刚从熟睡中醒来，我连这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哦。好吧。”
弗兰克说话的时候，他天生的口音加重了。好像时光倒流之后，他也倒退回了内心更深处——就连他那股布鲁克林人的劲儿都变得更强烈了。
他又点了一下头，还是那种紧张的摇头晃脑。“我们一起在飞行甲板上执勤。沃尔特是我的上司，我们也一起上了九十天军校。最开始我们被派到了不同的地方，但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跑到了同一艘军舰上。那个时候，他的军衔已经比我高了。”
“没关系的，弗兰克，”我说，“已经结束了。”
“你跟我哥哥有多熟，弗兰克？”
“薇薇安，你一定要让我把话说出来。你一定要让我告诉你我有多抱歉。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你，告诉你我很抱歉。但我没有勇气去寻找你的下落。求你了，你一定要让我告诉你那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要知道，我跟沃尔特说，我帮不了你，哥们儿。然后他跟我摊牌了，告诉我他妹妹惹了麻烦，他得立刻把她从城里接出来。他说我一定得帮他救他的妹妹。我能怎么做，薇薇安？说不吗？那可是沃尔特·莫里斯啊，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没有伸出手来握手，于是我也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叫弗兰克·格雷科。”
从来没有人跟我哥哥说过不字。
“你叫什么，水手？”我用更加温柔——几乎是调戏——的声音问道。
“于是我告诉他，只有让我开车，我才能把车借给他。我心里想，我要怎么跟老爷子解释里程数的问题。我心里想，也许在这件事之后我和沃尔特能成为朋友呢。我琢磨着，大半夜的，我们怎么可能就这样从预备军官学校出去呢？但沃尔特把一切都搞定了。他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我们两个可以离校一天——只能离开二十四个小时。除了沃尔特之外，没人能在大半夜拿到这样的许可，但沃尔特做到了。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或承诺了什么，才能把事假拿下来，但他就是拿到了。转眼之间，我们就在中城区了。我把你的行李扔进我家老爷子的车里，准备开六个小时的车，去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镇子，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但你是我一辈子见过的长得最漂亮的姑娘。”
我换了个不同的思路。
他说这话的语气没有一点打情骂俏的意味。他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毕竟他是个警察。
我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轻轻地捏了他一下以示感激。他缩了回去，好像我攻击了他似的。我把手伸了回来，但动作很慢。他让我想起了我母亲一直很擅长驯服的那类马——容易受惊的那些，躁动不安的那些，胆小、焦躁的那些，除了她之外没人应付得了。我本能地微微向后退了一步，把手臂垂在身体两侧。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不会威胁到他的。
“现在我们在车里，我在开车，然后沃尔特开始对你大发雷霆。我从没听谁这么猛烈地攻击过别人。他训你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该去哪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是南布鲁克林人，薇薇安，那个街区可以很野蛮，但你必须明白——我是个书呆子，我是个很害羞的孩子。我不会跟别人打架，我是那种低头做人的孩子。有了点什么动静之后，大家开始喊叫，这时我就离开现场了。但我无法离开这个现场，因为我在开车。而且他也不是在喊叫——虽然我觉得如果他在喊叫的话，情况会好一些。他直接把你大卸八块了，特别无情。你还记得吗？”
“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说，我的声音稍微平缓了一些，“抱歉我有那样的反应，只是在这么多年后听到我哥哥的名字让我很震惊。但很荣幸见到你。”
哦，我记得。
看到我这么不自在，那个男的反而更紧张了。他看上去几近惊慌失措。他好像心烦意乱得厉害。他要么是在为惹我难过而良心不安，要么就是在重温他自己的噩梦。也许两个都有。看到这番景象之后，我恢复了理智，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安抚这个可怜的男人。毕竟，跟他所经历的相比，我的痛苦算什么呢？
“加之我对女人一点都不了解。他说的那些东西，他说你干的那些事？关于那些事情我一点都不了解。他还说你的照片被登在了报纸上——你跟两个人厮混的照片？其中一个类似于电影明星？另一个是舞女？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但他只是不停地攻击、再攻击你——而你只是坐在后座上抽烟，忍受着这一切。我看了看后视镜，你甚至都没有眨眼。他跟你说的所有东西，你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而已。我能看出你的不回应逼得沃尔特直发狂，这就是在给他火上浇油。但我对天发誓，我从没见过像你那么冷静的人。”
我别过头去。如今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才好。
“我不是冷静，弗兰克，”我说，“我是受惊了。”
但我的眼睛还是朝那个地方瞥了过去，妈的。
“好吧，不管怎样，你都保持了镇静，好像你根本不在乎似的。与此同时，我汗流浃背的，好奇你们家的人一直都是这么说话的吗？有钱人就是这样的吗？”
我告诉自己的眼睛，不要再往这个人脖子上烧伤的地方瞥了。
有钱人，我心想，弗兰克怎么能看出我和沃尔特是有钱人呢？随后我意识到：哦，是啊，当然了，跟我们能看出他是穷人一样。一个甚至都不值得留意的人。
是的。他在场。
弗兰克继续说：“我在想，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儿。对这些人来说我什么都不是。沃尔特·莫里斯不是我的朋友，他只不过是在利用我罢了。而你呢——你甚至都没看我一眼。在剧院的时候，你跟我说‘把那两个行李箱拿下来’，好像我是个搬运工什么的；至于沃尔特，他甚至都没有介绍我一下。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们都是迫不得已，但那就好像，在他眼里，我什么都不是，你明白吗？我就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而已——就是操纵那台机器的人。我努力想找个让自己别再这么不起眼的方法，你明白吗？于是我想到，嘿，那我就随波逐流吧。参与到对话里去，努力向他的行为靠拢——用他那种语气说话，用他对你穷追不舍的那种语气。这时我说出了那句话，这时我说你是我说的那个东西。然后我看到了这句话产生的冲击。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你的脸，我看到刚刚我的话对你做了什么，那就好像我把你杀了一样。然后我看到了他的脸——好像他刚被网球拍扇了一下似的。我本以为我说这话没什么，我也以为这会让我看上去很酷——但并不是，这句话就像芥子气一样。因为不论你哥哥训你训得多狠，他也没有用这样的字眼。我看到他想要找个办法应付这个场面，然后我看到他决定袖手旁观。这是最糟糕的地方。”
他点了几下头——紧张、急促地上下摇晃着脑袋。
“这是最糟糕的地方。”我附和道。
我的问题问得并不详细，但显然他明白我的意思。我在问他：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你在场？当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驾驶飞机径直击穿了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引爆了燃料储备、点燃了甲板上的飞机、把母舰变成了炸弹的时候，你在场？当我哥哥和其余八百多人丧命的时候，你在场？当我哥哥被葬入大海的时候，你在场？
“我必须要告诉你，薇薇安——我对《圣经》发誓——我一辈子都没对任何人用过那样的字眼。一辈子都没有过。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我不是那样的人。那天，这字眼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些年来，我在脑海中无数次回顾那个场景。我眼看自己说出了那句话，心想——弗兰克，你是怎么了？但我对天发誓，那句话就是突然从我嘴里冒出来的。然后沃尔特就一句话都不说了。还记得吗？”
“你认识沃尔特？”虽然我努力在控制自己的声音，但这些话说出口时我还是哽咽了，“那时你在场？”
“记得。”
我用手捂住嘴，好制止不自觉从喉咙中蹿出的啜泣。
“他没有为你辩护，没有让我闭上我的臭嘴。现在我们只得那样默默无言地开上好几个小时了。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抱歉，因为我感觉我永远都不能再在你们两个身边开口了。好像打一开始我就不是被雇来在你们两个身边张口的——不是说我是被雇来的，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之后我们到了你家——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样的房子——可沃尔特甚至都没有介绍我跟你父母认识一下，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我们回到车里，在回预备军官学校的全程，他都没有跟我说过一个字，在余下的训练期里他也没有跟我说过一个字，表现得好像这事从没发生一样。看我的样子好像他以前从没见过我一样。然后我们毕业了，谢天谢地，我再也不用见到他了。可即使如此，我还是总会想起这件事，但我没有任何能补救的地方。两年以后，我被调到了他驻扎的那艘军舰上。倒霉催的。如今他军衔比我高，这没什么意外的。他表现得好像不认识我似的。而我只能忍。我又要开始日复一日地忍受那件事的折磨了。”
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那个巡警就说：“我认识你哥哥，女士。我和他一起在富兰克林号上服役。”
这个时候，弗兰克似乎已经词穷了。
现在我才是打颤的那个。我的膝盖差点就瘫软了。我在发言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沃尔特的名字。
在他讲出自己的往事，并且挣扎着想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然后我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他让我想起了在艾德娜·帕克·沃森化妆间里的那晚，我心急火燎地想要凭嘴皮子从一些永远也无法补救的事情中脱身。他在做跟我一模一样的事情，他想要凭口舌之力得到宽恕。
“你哥哥是沃尔特·莫里斯，是不是？”他问。
那一刻，我感觉心中充满了同情——不仅是对弗兰克，也是对年轻时候的我自己。我甚至还同情起了沃尔特，虽然他那么孤傲，训斥我时那么狠。沃尔特得多么为我害臊，而且当着被他视作下属的人面那样暴露自己，对他来说得有多么可怕啊——更何况沃尔特把所有人都视作下属。不得不在大半夜收拾我的烂摊子，他得多生气啊。然后，我的同情心泛滥了。在某个瞬间，我同情起了所有曾被卷入无比混乱的故事中的人。所有我们为人处世会身陷其中的困境——那些我们从未料其发生、不知该如何处理、事后也无力补救的困境。
可随后，他震惊到了我。
“你真的一直在想这件事吗，弗兰克？”我问道。
巡警摘下帽子，手从发丝间穿过。他的手在颤抖，我好奇他会不会也是个老兵，他的年龄对得上，有时候他们会这样打颤。我更加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下，他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奇瘦无比，有橄榄色的皮肤和大大的深棕色眼眸——在眼睛下方的眼袋和上方抬头纹的衬托下，它们的颜色显得更深了。然后我看到了像是烧伤后留下的疤痕，那疤痕沿着他脖子的右侧一直向上。红色、肉色和泛黄的皮肤拧成的疤痕，像几股绳一样。现在我知道他是个老兵了。我感觉我马上就会听到一个战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会让人很难受。
“一直在。”
“没错。”
“好吧，听你这么说我很抱歉。”我说——我是真心的。
“你说你哥哥在战争中丧生了？”
“需要抱歉的不是你，薇薇安。”
“是的，警官。”
“从某些角度来说是我。在那件事前后，我有很多深感抱歉的地方。现在听过这些之后，我更抱歉了。”
“刚才我听到你讲话了，”他说，“你说你叫薇薇安·莫里斯，我没听错吧？”他的口音暴露了他是地道的布鲁克林人。从那声音判断，他可能就是在这块地皮上出生的。
“你一直在想这件事吗？”他问。
我跟着他走到了他的巡逻车前，他靠在车门上，神色凝重地瞪着我。
“搭车那件事让我想了很久，”我承认，“尤其是你说的话。那对我来说太残忍了，我不会假装它不残忍。但几年前我就把它抛在脑后了，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它了。所以，别担心，弗兰克·格雷科——你没有毁掉我的生活什么的。我们就说好，对这一整件伤心事既往不咎如何？”
他看上去非常严肃，现在我担心起来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们不该搭舞台？我以为所有这些都报批过呢。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他腾地转过身看着我，瞪大了眼睛。“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可能办到。”
“请你离那辆车远点，好吗？”
“当然有可能了，”我说，“我们就当那是因为还年轻，不知道如何做人吧。”
“当然可以，”我说，“抱歉我们把车停在了这里，但马上就好。”
我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想让他感觉到如今一切都没事了——都结束了。
“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女士？”他问道。
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所做的那样，他又把胳膊抽走了，而且几乎是狂躁地抽走的。
在我们把演员和道具往那天租的校车里塞的时候，一个穿制服的巡警朝我走了过来。
这次，退缩的人一定是我。
然后我们杀死了希特勒，之后演出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很开心。
他还是觉得我恶心，我是这样理解的。一日被骂“肮脏的小婊子”，终身都是“肮脏的小婊子”。
我们以一首叫《没时间喝咖啡！》的歌为这场演出盛大收尾，它讲的是在造船厂里，不惜一切代价赶进度有多么重要。这首歌有一句朗朗上口的歌词：“就算咖啡真有，牛奶也无法在手！/战时配给让咖啡金贵如丝绸！”（我不喜欢吹牛，但这句漂亮的机灵话的确是我凭一己之力写出来的——所以让一让吧，科尔·波特。）
看到我的表情后，弗兰克露出了痛苦的神情，说：“哎，天呐，薇薇安，我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这不是针对你，我就是无法……”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他无望地环顾着公园，好像是想找个人为他解围，或向我解释一下他的状况似的。他勇敢地又试了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特别讨厌谈论这件事。但我碰不得，薇薇安。这是我的问题。”
你看，这达不到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水准，但观众好像还挺喜欢它的。而且，话剧社的高中生们演这部剧时也很开心。不过对我而言，最棒的还是看着小内森——我那个十岁的甜心，我亲爱的宝贝男孩——同他母亲一起坐在前排，面带惊奇地看着这场演出，你会以为他是在看马戏表演。
“哦。”我往后退了一步。
我给工厂厂长起的名字是懒蛋先生，我知道所有老员工都能领会这个名字的含义。（“懒蛋”是造船厂老员工形容“工作偷懒的人”时最爱用的说法。）
“这不是针对你，”他说，“所有人都不行，谁都不能碰我。从这个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他把手沿着身体右侧大致挥了挥——烧伤的疤痕顺着他的脖子向上蔓延。
“别挑三拣四的！”另一个姑娘冲某个正在抱怨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的角色喊道。
“你受伤了。”我说。我像个傻子似的，他当然受伤了。“抱歉，我之前不明白。”
“借过，将军的车来了！”一个年轻女演员边推手推车边大喊。
“嗨，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明白呢？”
我写的这部剧描绘了在布鲁克林造船厂的流水线上造军舰的日常。身穿工作服的高中生饰演的工人高兴地唱唱跳跳，这些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使得民主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保障。为了迎合我的观众，我往剧本里掺杂了大量俚语化的对白，希望造船厂的老员工还记得它们。
“不，我非常抱歉，弗兰克。”
造船厂的负责人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部讽刺小品。我对公共演讲并不感冒，但还是成功地挺了过来，也没有让自己大难临头。我告诉观众我是谁，以及战争年代我在造船厂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开玩笑说萨米餐厅的饭很难吃，结果还记得这件事的人发出了零星笑声。我感谢观众席中的老兵做出的贡献，感谢住在布鲁克林的家庭所做的牺牲。我说我的亲哥哥曾经也是海军军官，他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丢掉了性命。（我本来还害怕自己在发言时无法面不改色地熬过这一环节，但我做到了。）然后我解释说，我们会再现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动员式小品，我希望它能鼓舞在场观众的士气，就像它曾在午休时为工人们打气一样。
“你知道吗？这伤不是你给我的。”
然后，我们的小型演出就开始了。
“但我还是抱歉。”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把所有舞台装备都拉到了破旧的造船厂，为演出做准备。那天早上天气晴朗，码头上刮着大风。狂风不停地从海湾升腾起来，把大家的帽子都吹掉了，但是来的人不少，而且这庆典有种狂欢节的感觉。一支海军乐队在演奏老歌，一个妇女辅助队在为大家提供饼干和茶点。几个高级海军军官在谈论我们是如何赢下那场战争的，以及我们会如何赢下未来的所有战争，直到世界末日。二战期间，有一位女性获批在造船厂当焊接工人，这还是首例。这个人进行了简短、紧张的发言，她的声音比你从这样成就斐然的女性身上所期待的要温顺得多。一个膝盖已经干裂的十岁姑娘唱了国歌，她身上的裙子明年就穿不下了，现在也并不保暖。
“还有其他人，他们那天也受伤了。我是在医疗船上醒过来的，醒来时身边有成百上千个人——其中有些人甚至烧得和我一样严重。我们是被从燃烧的海水中捞上来的，但很多人现在已经没事了。我不明白，他们没有我这个困扰。”
过去那会儿，我帮忙创作了那么多滑稽小品，我猜这本事我一直没丢。我从奥利芙的高中雇了一些话剧社的学生，让他们给我当演员和伴舞。苏珊（我那个热衷现代舞的朋友）说她来负责编舞，虽说舞蹈不用太复杂。我从沿街一家教堂那里借了个风琴手过来，跟他一起写了一些简单的老歌。当然，戏服是我做的，这简单得很：不过就是一堆吊带裤和工作服而已，不论男女都穿这些。我在女生的头上围了一些红色方巾，又在男生的脖子上围了同样的红色方巾，齐活——现在他们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人了。
“这个困扰。”我说。
事实证明，这件事比我想象得容易——也有趣得多。
“不能被碰的这个困扰。不能久坐。密闭空间给我的困扰。我做不到。我在车里没事，只要我坐在驾驶室就行。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果我要坐太长时间，我就不行。我必须双脚站着，每时每刻都是这样。”
但我却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想在餐厅里跟我见面，甚至不想跟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他不能待在密闭空间里，他不能久坐，别人也不能碰他。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瘦——因为他需要一刻不停地踱步。
因为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几年前她从任职的高中退休了，而且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走动了。我、玛乔丽和内森每周都会跟佩格和奥利芙一起吃几顿晚饭，但佩格差不多只能兴奋到这个地步了。大多数夜晚，她会闭着眼睛平躺在沙发上，使劲喘着气，而奥利芙则会给她读报纸体育版的文章。所以说，不行，很不幸，佩格是不可能为布鲁克林造船厂组织纪念演出的。
天呐，这个可怜的人。
要知道，没有什么会比接下这份差事更让佩格开心。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身体不行了，她那个高大的身躯正逐渐变得衰弱。她得了肺气肿——这并不意外，毕竟她一辈子都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还有关节炎，而且眼睛也开始看不清了。她解释说：“医生说我没什么大问题，小不点儿，但我身上也没什么正常的地方了。”
我能看出他开始变得不安了，于是我问道：“你愿意跟我在公园里多散会儿步吗？今天晚上天气不错，而且我喜欢散步。”
负责人办公室的员工整理了一遍文件，在某份老文书上发现了佩格的名字，那份文书将她列为一个“独立娱乐活动承包商”。他们通过城市纳税记录成功追踪到了她，想知道布尔夫人是否可以考虑在造船厂聚会这天组织一场小型纪念演出，庆祝战时工人们取得的成就？他们想要一部怀旧的作品——按照以前战争年代的风格，唱唱跳跳二十分钟左右就行。
“求之不得。”他说。
是布鲁克林造船厂的负责人寄来的。信上说，造船厂很快就要永久关停了。城市正在转型，海军认为在这么昂贵的都市地段维系造船业不太实际。不过，在关停之前，造船厂会举办一次隆重的聚会——再一次敞开大门，向二战时期所有在那里英勇奋斗过的布鲁克林工人致敬。恰逢战争结束二十周年，这样的庆典显得尤为贴切。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的事，安吉拉。
一九六五年夏末，我姑姑佩格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
我们走啊，走啊，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