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个都没有再提过去巴黎的事。
你不会相信那些年我们做了多少条婚纱。谢天谢地，结婚的人比以前多了。
时间流逝，内森年岁见长，个头却没怎么见长。他真是个小可爱——性格那么惹人喜欢，心肠那么软、那么温柔，但也那么紧张、那么容易被吓到。而且他永远在生病。
为了维系开支，我和玛乔丽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工作，因为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而我们中总有一个人在生病。所以，我们的确工作得更卖力了。
我们非常爱他。不爱他是不可能的，他那么惹人疼，你从没见过比他更善良的小孩。他从不惹麻烦，也不会不听话，问题仅仅在于他太脆弱了。也许我们太溺爱他了，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就是太溺爱他了。我们明确一点：这个孩子是在婚纱精品店里长大的，他身边围着大批大批的女人（顾客和雇员都有），这些人太愿意迁就他的恐惧、纵容他依赖别人了。（“哎，天呐，薇薇安，他以后会特别娘的。”玛乔丽曾这样对我说，那时她看到她的儿子正戴着头纱在镜子前面转圈。这句话听上去可能很刺耳，但我要替玛乔丽说句公道话，因为很难想象内森长大以后还能是别的什么。我们过去常常开玩笑说，奥利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个有阳刚之气的人。）
一天早上，某位准新娘的母亲看到我在跟小婴儿较劲，就告诉了我一个年长一些的意大利女人的名字，这个人在她的双胞胎外孙出生的时候，给她的女儿帮了忙。那个老奶妈的名字叫帕尔玛，结果证明她是个大善人。我们让帕尔玛给内森当了很多年的保姆，她真的拯救了我们——尤其是在残忍的第一年里。但帕尔玛很贵，实际上，关于内森的一切都很贵。他是个体弱多病的婴儿，然后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幼儿，之后又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小男孩。我发誓，在他生命的头五年里，他在医生办公室待的时间比在家里待的时间还要长。所有小孩子能得的病，他全都得了一遍。他的呼吸一直有问题，而且要经常服用青霉素，这让他的胃很不舒服，然后你就没法喂他吃饭了——而这又引发了其他相关的问题。
当内森快到五岁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无法让这个孩子去公立学校上学的。他湿漉漉的时候体重大概是十一千克，而当其他孩子在场时他会不安。他不是玩棍子球、爬树、扔石头、把膝盖擦伤的那类男孩。他喜欢猜谜语。他喜欢看书，但不能看太吓人的书。（《海角乐园》：太吓人。《白雪公主》：太吓人。《让路给小鸭子》：差不多刚刚好。）在纽约的公立学校里，内森这种孩子是会被霸凌的。我们想象着残暴的街头恶霸拿他当面团一顿毒打，这想法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让他上了友谊学校（每年的学费是两千美金，真是谢谢你了），如此一来，温柔的贵格会教徒就可以把我们的血汗钱全都拿去，教我们的孩子如何成为一个没有暴力倾向的人，可这本来就不会是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内森并不让人省心。他有疝气，体重偏低，哄他嘬奶嘴要费好大的劲。他得了很严重的乳痂和尿疹（就像玛乔丽说的，“一头一尾都这么灾难”），而且我好像一点都没法让它们消下去。艺术工坊的助理们尽全力经营着精品店，但那时是六月——婚礼季——我至少偶尔要去干干活，不然生意就完全没法做了。玛乔丽不在的时候，她的工作我也要替她完成。但每当我放下内森，去处理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尖叫不止，直到我重新把他抱起来为止。
当其他孩子问内森他爸爸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说“我爸爸死在战场上了”——这根本讲不通，因为内森是在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但我们觉得幼儿园的小孩都很笨，算不过来这个数，所以他的回答能把他们暂时打发掉。等内森长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再编个更好的故事。
所以说她很勇敢，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而且她只能靠自己。于是，尽全力照顾好玛乔丽和内森就成了我们这一圈朋友的职责。我们有这么多后援真是太好了。我不能一直在医院里陪玛乔丽，因为在她养身体的时候，是我在照顾小婴儿。这就像是另一场恐怖电影，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是跟着小婴儿长大的，我自己也从不想要小孩。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本能，也没有天赋。更重要的是，玛乔丽怀孕的时候，我也懒得去了解关于婴儿的事，我连他们吃什么都不清楚。反正计划里从来没说内森是我的孩子。计划说他是玛乔丽的孩子，而我则会加倍努力养活我们三个人。但在头一个月里，他就是我的孩子，而且我很遗憾地说，他也没能赶上个有经验的老手。
内森六岁左右的时候，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我和玛乔丽陪他在格拉梅西公园里坐着。我在给一条裙子的上衣缝珠子，玛乔丽在读《纽约书评》，虽然风不停地吹打着她的书页。玛乔丽穿了件披风（紫罗兰色配深黄色的格子图案让人一头雾水），以及一双很奇怪的土耳其鞋，这鞋脚趾的位置是往上卷的。她头上还裹着一条飞行员戴的白色丝巾，看上去就像一个牙疼的中世纪行会会员。
玛乔丽养身体的时候，是她的女性朋友和我的女性朋友照顾的她。玛乔丽的家人——出于跟护士相同的原因——不想与她和她的小孩有太多瓜葛。这听上去可能惨无人道（实情也的确如此），但你无法想象在那个时候，一个女人没结婚就生了小孩是多么大的耻辱——即便在开明的纽约也是如此。即使对玛乔丽这种自己开公司、独占一栋楼的成熟女性来说，没结婚就怀孕也是可耻的。
某一刻，我们两个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看着内森，他正在人行道上小心翼翼地用粉笔画火柴人。可随后他被几只鸽子吓到了——那几只鸽子毫无恶意，它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啄着地面，离内森坐的地方有好几米的距离。他不画了，僵在了原地。我们眼见这个男孩子因为几只鸟的存在而慌张地瞪大了眼睛。
现在我依然坚持认为，医院之所以这么漫不经心，是因为内森是他们口中的“非婚生小孩”（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私生子”看似礼貌、实则阴险的叫法）。结果就是玛乔丽分娩时，医生们对她不是很关心，护士们对她也不是很和善。
玛乔丽压低声音说：“看看他。他什么都怕。”
她怀孕时倒不是很糟，但生产的过程却像恐怖片里的场景似的。到头来他们还是给她做了剖腹产，但却是在她被分娩折磨了十八个小时之后。手术时她也真的被开膛破肚了，之后她血流不止，他们担心也许她的命保不住了。剖腹产时，他们的手术刀刮伤了小婴儿的脸，还差点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后来玛乔丽又感染了，在医院里待了将近四周。
“没错。”我附和道，因为这是真的。他真的什么都怕。
和这有关的一切都很难。
她说：“就连每次我给他洗澡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我要淹死他。他究竟是在哪儿听说母亲会淹死孩子的？为什么他脑子里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从来没有趁他洗澡的时候淹他，是不是，薇薇安？”
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既漂亮，又难搞，却又温柔的小内森。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没有。但你知道我生气起来是什么样……”
我们生了个孩子。
我本来是想逗她笑的，但没有成功。
所以这就是我们干的事，安吉拉。
“我不懂这个孩子，”她的脸上挂满了担忧，“他连自己的红帽子都怕。我觉得是颜色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本想给他戴那顶帽子，可他大哭了起来。我只好给他戴了蓝色的。你知道吗，薇薇安？他彻底毁了我的生活。”
而我的生活，也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哎，玛乔丽，别这么说。”说着我笑了出来。
于是，我再一次对玛乔丽·劳特斯基说：“没问题。咱们开干吧。”
“不，我说真的，薇薇安。他毁了一切。我们就承认了吧。我就应该去加拿大，把他领养出去。这样一来我们手里还会有钱，我也还会有点自由。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用听他咳嗽了。我就不会被当成生了个私生子的失足妇女了，也不会这么累了。也许我会有时间画画，我的身材还会很好。没准我还能有个男朋友呢。咱们就直说了吧：我不该要这个孩子。”
这件事我只思考了片刻。我了解我的朋友，一旦她下定了某个决心，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她会想方设法干成这件事的，而我会和她一起干成这件事，像往常一样。
“玛乔丽！别说了。你不是真心的。”
玛乔丽扬了扬下巴，她一直像个轻量级小拳击手似的。“我不需要乔治那个渣男。我和薇薇安要自己抚养这个孩子。是不是，薇薇安？”
但她还没说完。“不，我就是真心的，薇薇安。他是我在一生中做的最糟糕的决定。你是无法否认这一点的，没人能否认这一点。”
“那乔治呢？”安妮塔问道。
我无比担忧起来，可随后她说：“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太爱他了，我甚至都忍不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看看他的样子吧。”
“你要把孩子留下来？”凯伦问这话时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
他就在那里。这个小男孩正想方设法离所有鸽子远远的（这在纽约的公园里并不容易办到），像个破碎的小雕像一样惹人心疼。我们的小内森就在那里，穿着防雪服，嘴唇都裂了，脸蛋因为湿疹而红红的。他的脸尖尖的，很可爱——正惊慌地四下张望，希望有人能保护他免受几只鸟的伤害，可这些半斤重的小鸟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是无瑕的。他是玻璃纤维做的。他是个纤弱的小祸害，可我爱他。
然后，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玛乔丽突然咧嘴冲我笑了笑，嘴歪歪的，看着稍微有点疯狂。她说：“去他妈的，我不会去加拿大了。哎，天呐，薇薇安，我肯定是疯了。但我刚刚下定了决心。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不对，不是更好的计划，但是个不一样的计划。我要把他留下来。”
我瞥了玛乔丽一眼，发现她哭了。这是件大事，因为玛乔丽从来没哭过（哭一直都是我的专长）。我从没见她这么悲伤、这么疲惫过。
“听着的确很明智，是不是？”玛乔丽又吸了一口烟，环视着围成一圈的朋友们。我们脸上全都挂着同样的表情，关爱、怜悯，还有点慌张。
玛乔丽说：“你觉得内森的父亲将来会认他吗？如果他别老带着犹太人的那股劲儿的话？”
我把椅子蹭到玛乔丽身边，拉起了她的手。“这些听着都很明智，亲爱的，”我说，“我会陪你一起的。”
我锤了一下她的胳膊。“别说了，玛乔丽！”
我那时就知道我要陪她去加拿大。我们会关掉艺术工坊，需要关多久就关多久。不论她去哪儿，我都要跟她一起去。我会陪她生完孩子。我会用我给巴黎攒的钱买辆车，不论她需要什么都行。
“我就是太累了，薇薇安。但我太爱这个孩子了，有时候我觉得这会把我劈成两半的。这就是他们耍的把戏吗？他们就是这样让母亲为了孩子毁掉自己人生的吗？骗她们这么爱孩子？”
玛乔丽就是这样，在寻求朋友的帮助之前，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且她的计划很周全。但我的心依然很痛，这些玛乔丽一点都不想要。我和她已经攒了很多年的钱，准备一起去巴黎旅行。只要钱攒够了，我们就计划整个八月都闭店，坐伊丽莎白女王号游轮去法国。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而且我们的钱马上就要攒够了。我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年，连一个周末都没休过。可现在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也许吧。这招也不算坏。”
她说：“我在加拿大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有点像是未婚母亲之家，但是比一般的收费要高，你可以住单间什么的。我的理解是，那里的客户年龄会稍大一些，都是手里有点钱的女性。我可以在快要生的时候去那边，就是我没法再藏着掖着的时候。跟大家说我是去休假了——虽然我一辈子都没休过一次假，所以没人会信，但我只能做这么多了。他们甚至说可以把孩子送到犹太家庭里去——虽说在加拿大那地方，谁知道他们准备上哪儿去找犹太家庭呢？反正我不在乎宗教信仰的事，这你们都知道。只要是好人家就行。那个机构看上去挺好的。很贵，但我能搞定。我可以用去巴黎的钱。”
我们又看了内森一会儿，他正勇敢地与那些鸽子带给他的阴影作斗争，那些鸽子不仅不会伤害他，没有注意到他，而且已经快要离开了。
她又点了一支烟，又喝了一口酒——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怀孕就是这样的。
“嘿，别忘了我儿子把你的人生也毁了。”沉默许久之后，玛乔丽说道。
“没有。我才不会干这种事呢。也没准我干得出这种事，但已经太晚了。”
我耸了耸肩。“是有一点，没错。但我不会担心这点，我又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罗温直入主题：“你有没有考虑过终止妊娠？”
年华消逝。
然后她说：“不，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觉得我是不会告诉他的。我不再见他就好了。从此跟他一刀两断。至少我终于有充分的理由不跟乔治上床了。”
这座城市还在变化着。曼哈顿中城区变得萎靡不振、破旧不堪、邪恶又恶心。我们再也不往时代广场附近走了，那儿就是一个公厕。
我们都知道是乔治干的。一直都是乔治。当然是乔治了。很多年以前，当她还是乔治当代欧洲雕塑课上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的时候，她就被他迷住了。
一九六三年，沃尔特·温切尔丢了他的报纸专栏。
“你为什么觉得是乔治干的？”她打趣道。
死神开始对我圈子里的人动手了。
最终我问道：“乔治是怎么看这件事的？”乔治，当然就是那个显然很喜欢跟犹太姑娘上床的反犹已婚艺术教授。
一九六四年，比利姑父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好莱坞，当时他正跟一个年轻的女明星在贝弗利山庄酒店吃饭。我们都得承认，这正是比利·布尔期望的死法。（“他顺着香槟汇成的河漂走了”是佩格的版本。）
当女人们听说自己人意外怀孕了之后，她们会紧张不安地沉默下来。这是最严重的事情。我能感觉出，在玛乔丽告诉我们更多之前，我们谁都不想再多说一个字。我们想知道她有什么计划，这样我们就可以支持这个计划了，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但在扔下这颗炸弹之后，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没有追加任何信息。
才过了十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恐怕他死得并不是很平静。某天下午，他从乡村俱乐部开车回家，在路上遇到了黑冰[1]，撞到了树上。他活了几天，但在紧急脊椎手术之后因并发症过世了。
“哎，我一直都不规律，但可能有三个月了？”
我父亲去世时满腔怒火。他不再是行业的领头人了——已经很多年都不是了。战争结束后，他丢了赤铁矿。他跟工会的激进分子打得特别厉害，把公司打垮了——他把钱几乎全花在了跟工人打官司上。他的谈判策略是赶尽杀绝式的：如果我不能掌控这门生意，那谁都别想。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原谅美国政府在战争中夺走了他的儿子，没有原谅工会夺走了他的生意，也没有原谅现代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将他珍视的那些既狭隘又过时的信仰悉数瓦解。
“没来，多久没来了？”罗温说。
我们全都开车北上，到克林顿参加了葬礼：我、佩格、奥利芙、玛乔丽和内森。我母亲被我朋友玛乔丽古怪的装束和古怪的孩子吓到了，但她并没说什么。这些年，我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不幸福的女人，她对任何人的好意都没有反应。她不想让我们待在那里。
“我不用做检查，”玛乔丽说，“我的月经没来，没来，没来。”
我们只待了一晚，就用最快的速度急匆匆地回城里去了。
“你确定吗？”罗温，那个妇科医生，问道，“要不要来我的办公室做个检查？”
反正现在纽约才是家。它已经是家很多年了。
她公布这条消息的那个夜晚，我们一群人都在屋顶上。
更多时光匆匆流逝。
凶手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已婚艺术教授，她跟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婚外情。（不过，如果玛乔丽能“别老带着犹太人的那股劲儿”的话，她会说凶手是她自己，因为她在一个已婚男人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生命，而这个人只会不停地保证他要为她抛弃妻子。）
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安吉拉，时间就像三月的雨一样落在你的头上：你永远会惊讶它竟能累积这么多，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我一直害怕怀孕的会是我——很明显，聪明人都会打赌是我——但中招的却是可怜的玛乔丽。
一九六四年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电视上看杰克·帕尔的节目。我只是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因为我正在拆一件老旧的比利时婚纱，不想在拆的过程中把它那些有了年头的丝线毁掉。之后是广告时间，这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声——粗哑，坚韧，带着讽刺。一个地道的老纽约婆娘被香烟熏粗的嗓音。我的脑子还没能反应过来，那个声音就在我的直觉中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
而一九五五年，玛乔丽怀孕了。
我抬头看着屏幕，瞥见了一个身形结实、胸型挺拔的栗发女人，她正用滑稽的布朗克斯口音叫嚣着她在给地板打蜡时遇到的所有问题（“对付我那些疯疯癫癫的孩子还不够，现在我还要对付这黏糊糊的地板？！”）。从她的外形来看，她可以是随便哪个棕发中年妇女。但不论在哪儿我都能认出那个声音：西莉亚·雷！
正是在我们小小婚纱精品店的屋顶上，我知道了这个事实：当女人们聚在一起，而且又没有男性在场的时候，她们不需要特意成为什么——她们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这些年，我很想起了西莉亚很多次——既愧疚，又好奇，又不安。我为她的人生想象的都是不好的结局。在我最阴暗的幻想里，故事是这样的：被驱逐出莉莉剧院后，西莉亚过上了暗无天日的堕落生活。或许在此期间，她被自己曾毫不费力就能控制住的那类男人虐待致死，横尸街头。而其余时候，我把她想象成了一个老妓女。有时我会在街上路过一个醉醺醺的、看上去很邋遢（我找不到其他的词来形容了）的中年妇女，我会好奇这个人是不是西莉亚。她是不是把头发染得太金了，导致头发变得又干又柴？那边那个踩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光着的腿上青筋暴起的女人是她吗？那个人是她吗，眼睛下面有淤青眼袋的那个？那个人是她吗，翻垃圾箱的那个？那个歪歪扭扭的嘴上涂的口红是她的吗？
这些是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最快乐的一些回忆。
但我错了：西莉亚过得好好的。不只是好好的——她在电视上卖地板蜡呢！哎，这个既固执又坚定的小幸运儿啊，还奋力往聚光灯下面钻呢。
在一波无比闷热的八月热浪来袭时，玛乔丽成功地把一个巨大的立式电扇拖到了屋顶上。她把这东西用一根长长的工业延长线接到了我厨房的电源插座上。在我们其余人眼里，这让她成了达·芬奇那个级别的天才。我们会坐在电扇吹出的人工凉风中，撩起上衣让胸部凉快凉快，假装我们正在某个异域风情的海滩上。
我没有再看到过那条广告，我也没有试着去寻找西莉亚的下落。我不想干扰她的生活，我也不会傻到以为我和她还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当初压根儿就没什么真正的共同点。不论丑闻有没有发生，我都相信我们的友谊注定会是昙花一现——两个虚荣的年轻姑娘碰撞出了火花，在美貌的巅峰和智商的谷底走到了一起，公然利用彼此获得某种身份，把男人迷得团团转。这就是我们友谊的全部，真的，但这很完美，它只需要这样就够了。我在之后的人生中与其他女性建立了更深刻、更有内涵的友谊，我希望西莉亚也是一样。
但我们这些女人的聚会地点永远都是那一个——第十八街我家的屋顶上，从我卧室窗外的防火梯就可以上去。我和玛乔丽拉了一堆便宜的折叠椅上去，只要天气好，我们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在屋顶上共度良宵。在一个又一个夏天里，我们这一小群女人会结伴坐在纽约城里姑且可以被当作星光的亮光之中，抽烟、喝劣质酒、在半导体收音机上听音乐，与彼此分享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困扰。
所以说，不，我从没有寻找过她的下落。
还有更多的女人进入了我的生活，然后又离开。有时我和玛乔丽会失去一个结了婚的朋友；其余时候我们又会认识一个离了婚的朋友。有时某个女人会搬出这座城市，有时她又会搬回来。生活的潮水涨涨落落，我们的朋友圈扩大又缩小，然后再次扩大。
但是，我也无法告诉你那晚在听到她的声音从电视机中呼啸而出时，我有多高兴、多骄傲。
比如马蒂——她是纽约大学的文学在读博士，既聪明又风趣，我们是某天在卢瑟福广场的免费音乐会上认识的；比如凯伦——她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接待员，想当画家，曾跟玛乔丽一起在帕森斯念书；比如罗温，她是妇科医生——我们都觉得这很了不起，也很有用；比如苏珊——她是一个对现代舞心怀热忱的小学老师；比如考莉，她是街角花店的老板；比如安妮塔，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事无成——但她给我们配了一把格拉梅西公园的钥匙，所以我们一直很感激她。
那让我想欢呼。
当然，玛乔丽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佩格和奥利芙永远都会是我的家人。但我和玛乔丽身边还有很多其他女人呢。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朋友们，西莉亚·雷竟还活跃在娱乐圈！
至于女性朋友，我有很多个。
[1] Black ice，指路面上薄得难以看清的冰层。——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