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了一整晚，但第二天还是回去工作了。
唱诗班唱起了《他既看顾麻雀》，而我止不住地哭泣。我被痛失沃尔特的感觉击昏了——并不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哥哥，而是因为我从没有过这样一个哥哥。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骑过马，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了过来。除了几段这种美好的回忆之外，我对这个声称陪我度过了年少时光的威风人物没有任何温存的印象。也许，如果我父母没有那么望子成龙——如果他们允许他当一个普通的小男孩，而不是一个继承人的话——我和他也许渐渐会成为朋友，或者知己的。但这永远无法成真了，如今他已经走了。
那些年，很多人都不得不做这种事。
佩格和奥利芙在场，当然了，她们像两根支柱一样陪在我左右。赫伯特先生在场。比利没有来，一年前他的百老汇版《女孩之城》终于落下了帷幕，于是他搬回好莱坞了。我的海军审查员格申先生来了，萨米食堂的钢琴师莱文森太太也来了，劳特斯基全家都在场，（“从没在卫理公会的葬礼上看到过这么多犹太人。”玛乔丽一边打量着房间一边说。这让我笑了出来。谢谢你，玛乔丽。）佩格的一些老朋友来了，艾德娜和亚瑟·沃森没有来。我猜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虽然我得承认，我以为至少艾德娜会出现一下，给佩格一些支持呢。
我们痛哭，安吉拉，然后我们继续工作。
我和佩格在纽约单独为沃尔特办了一场仪式，就在莉莉剧院边上的一个卫理公会小教堂里。牧师这些年跟佩格成了朋友，他同意为我哥哥办一场小小的悼念仪式，不管有没有遗体。在场的只有我们几个人，但对于我来说，为沃尔特做些什么非常重要，而佩格认同这一点。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去世了。
抱歉，亲爱的，但我真的不知道关于这些事，你父亲跟你说了多少。
对我来说，这像是又一位家庭成员的离世。我几乎不记得还有过其他总统。不论我父亲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我都爱他。很多人都爱他。在纽约，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爱他。
至少我猜你是知道的？
第二天，造船厂的氛围很压抑。在萨米餐厅里，我把旗子（其实是遮光窗帘）吊在了舞台上，让演员朗读着罗斯福几年来的演讲片段。演出结束的时候，一个钢铁工人——皮肤黝黑、胡子花白的加勒比人——自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唱起了《共和国战歌》，他有保罗·罗伯逊的嗓音。我们其他人默不作声地站着，这个男人哀伤的歌声让墙壁都颤抖了起来。
但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安吉拉？
杜鲁门总统静悄悄地快速顶了上来，没有摆排场。
但当然，问题在于沃尔特说了不算。那会儿他已经是正经的海军上尉了，没错，但那艘军舰不归他管。掌舵的是莱斯利·吉赫斯舰长，舰长才是问题所在。
我们全都工作得更努力了。
不仅如此，我也从没担心过沃尔特的下属——虽然他会担心。（在写给家里的信中，我哥哥唯一担心的是他下属的安全和士气。）我以为任何跟沃尔特·莫里斯一起服役的人都是安全的，他会保证这一点的。
可战争依然没有结束。
我向你发誓，安吉拉，我丝毫没有想过我哥哥可能会在战争中受伤或丧命。也许这会让我显得很愚蠢、很天真，但如果你了解沃尔特，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这么自信。他一直那么有能力，那么强大，他的直觉非常准。他玩了那么多年的体育，从没受伤过。即使在同龄人中，他也是被当作半神来看待的。有什么东西能伤到他？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哥哥那被烧得扭曲的航空母舰残骸自己顺着洋流驶入了布鲁克林造船厂。不知怎的，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竟一瘸一拐地穿越了半个地球，驶过了巴拿马运河——由一群幽灵船员掌舵——如今抵达了我们这所“医院”。她三分之二的船员都已经丧生、失踪或负伤了。
沃尔特的死彻底震惊到了我。
海军乐团在码头上弹奏挽歌，迎接着富兰克林号，迎接她的还有我和佩格。
也许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他们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
我们站在码头上致敬，看着这艘遍体鳞伤的航空母舰——我把她当作我哥哥的棺材——尽全力驶回了家，以求修复。但只要看一眼那堆被烧得漆黑、内里已经完全被摧毁的废铁，就连我都知道，没人能修好这个东西。
我一离开，他们就可以瘫回沉默中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国终于投降了。
如果他们曾觉得，不该死的那个孩子被从他们身边夺走了——觉得更好、更高尚的孩子走了，而次等的那个却留了下来——我会原谅他们的。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想法。
但日本人还在抵抗，而且他们抵抗得很顽强。
我回家陪了他们一周。我为父母做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但他们几乎不跟我说话。我问他们是否想让我留在克林顿陪他们——我会这么做的——但他们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就算我留在克林顿，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呢？总之，我感觉他们希望我离开，这样我就不会一整天盯着他们默哀了。我的存在似乎只是在提醒他们，他们的儿子已经死了。
那一周，我和莱文森太太为工人们写了一首歌，叫《打倒一个，还剩一个》。
我母亲不想在没有遗体的情况下举办葬礼，她觉得这太可怕了。而我父亲因为愤怒和悲伤万念俱灰，无法在默哀的时候面对他圈子里的人。他曾那么强烈地痛斥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曾反对沃尔特入伍。如今，政府从他身边夺走了他最珍视的宝物，他拒绝用一场仪式对这个事实表示敬意。
我们继续工作着。
首先，没有遗体可以下葬。电报告知我们，他们已经以最隆重的军礼对海军上尉沃尔特·莫里斯进行了海葬。电报还要求我们不要将沃尔特驻扎的军舰或军营的名字透露给亲朋好友，以免不小心“帮了敌方的忙”——好像我们在纽约州克林顿郡的邻居是间谍，会搞破坏似的。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玛丽王后号驶入了纽约港，上面载着一万四千名从欧洲归乡的美国军人。我和佩格在上西区的九十号码头迎接了他们。佩格在一块老旧舞台背景板的背面喷了个标志牌，写着：“嘿，你！欢迎回家！”
我父母连葬礼都没有给沃尔特办。
“你到底在欢迎谁回家？”我问道。
而我母亲，无需多言，拒绝了。
“他们每一个人。”她说。
等我母亲走到门廊的时候，罗默太太——眼泪正顺着她的脸哗哗地往下流——张开双臂想要拥抱她。
最开始的时候我犹豫要不要加入她。想到要看着成千上万个小伙子凯旋——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沃尔特——似乎难受得让人无法忍受。但她坚持要这么做。
罗默夫妇可以等。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这对你有好处，”她预示道，“更重要的是，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需要看到我们的脸。”
我一直好奇，母亲在那个时刻有没有调转马头、朝反方向拼命狂奔的冲动——径直逃离那个可怕的消息。但我母亲不是那种人。相反，她做了什么呢，她下了马，把马牵在身后，非常慢地朝房子走去。事后她告诉我，她觉得在这种情绪化的时刻，骑在动物的背上并不明智。我能看到她的样子——小心地迈着步子，用她独有的那股谨慎劲儿牵着她的马。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在门廊上等待她的是什么，而她并不急着去见它。在那封电报被交到她手上之前，她儿子依然活着。
后来，我很高兴我去了。非常高兴。
我母亲看到了这一切，于是她明白了。
那是初夏时节非常美妙的一天。那时，我已经在纽约生活了三年多，但依然没有对我的城市在这般完美的晴朗午后散发出的美免疫——那天的天气既柔和又温暖，你不禁会觉得整个城市都爱你，除了你的快乐之外它别无所求。
我母亲是不会与罗默夫妇这样的人往来的。他们没有理由来敲莫里斯家的门，除了一点：一定是有电报进来了，而且它的内容十分沉重，使得电报员觉得他应该亲自来捎信——而且还要带着妻子一起来。也许，她是来安慰悲痛万分的一家人的。
水手、士兵（和护士！）沿着码头蜂拥而下，组成了狂欢的庆贺人潮。他们被欢呼的人群迎了上去，我和佩格组成的代表团在人群中虽小，但却激动万分。我和她轮流挥舞着标志牌，欢呼着，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码头上，一支乐队正大声演奏着那一年的流行曲。军人们把气球扔到了空中，我很快便意识到那根本不是气球，而是吹了气的避孕套。（我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点的人——我周围的母亲们正使劲阻止她们的孩子去捡那些东西，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是我母亲收到了他的死讯。那时她正在我家边上的空地骑马，期间她看到一辆老旧的黑色轿车径直冲上了我们的车道，这辆车还有一扇很不搭调的白门。车从她身旁呼啸而过，在碎石路上，速度相当快。这很不寻常，住在乡间的人是不会傻到沿着碎石路从正在吃草的马群旁边呼啸而过的。但她认出了这辆车，这辆车是西联电报公司的电报员迈克·罗默的。我母亲停下了手头的事，看着麦克和他的妻子一起从车里走了下来，敲起了她家的门。
一个瘦瘦高高、睡眼惺忪的水手走过我身边时停了下来，看了我好久。
安吉拉，我知道你——尤其是你——听说过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但我要很惭愧地承认，在得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它被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击沉，葬送了沃尔特和其余八百多名船员之前，我并不知道我哥哥所在军舰的名字。沃尔特一向很有责任心，他在来信中从未提过他所在军舰的名字，怕万一他的信落到敌人手里，会泄露国家机密。我只知道他在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上，驻扎在亚洲的某个地方，以及他保证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他咧嘴笑了笑，然后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我说，宝贝——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我也冲他咧嘴笑了笑。“我们管它叫纽约，水手小哥。”
三月初的时候，我父母收到了我哥哥从南太平洋某个地方的航空母舰上寄来的信，信上说，“很快你们就会听到投降的消息了。我敢保证。”
他指了指码头对面的几架起重机，说：“看上去这地方将来会挺不错的，等它完工以后。”
别担心，大家说——二月底一切都会结束的。
然后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腰，亲吻了我——跟你在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摄于时代广场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那一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上演）。但你从未在那张照片上看到过的，是那个姑娘的反应。我一直好奇她对于自己那个吻作何感想。我猜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对于我的吻作何感想——那个吻很长，很老练，而且相当有激情。
在萨米食堂的剧院里，我们每周依然会在动员剧里把希特勒杀死十几次，但这似乎丝毫没有阻挡他的步伐。
好吧，安吉拉，我喜欢那个吻。
可随后一九四五年滚滚而至，战争还没有结束。
我真的很喜欢它。我马上就回吻了他，可是——不知怎的——我哭了起来，而且停不下来。我把脸埋进他的脖子里，紧贴着他，用眼泪浸湿了他。我为我哥哥而哭，为所有永远无法回来的小伙子而哭。我为所有失去了爱人、失去了青春的姑娘而哭。我哭是因为我们在这场没完没了的可恶战争上耗费了太多年的时间。我哭是因为我太他妈累了。我哭是因为我怀念亲吻男孩子的感觉——而且我想亲吻更多！——但如今我是个二十四岁的老巫婆了，我会遭遇什么呢？我哭是因为这一天那么美，阳光照耀着，所有一切都是辉煌灿烂的，但所有一切却也都是不公平的。
会在圣诞节结束，大家都这么说。
我相信，那个水手最开始搂住我的时候，没料到会是这样。但他很好地应付了这个场面。
战争会在感恩节结束，大家都这么说。
“宝贝，”他在我耳边说，“你不用再哭了。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知道要赢下这场战争了——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我们给了德国人和日本人怎样的重创——但我们不知道一切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当然了，不知道并没有阻止大家不停地说，四处散播着毫无意义的八卦和推测。
他紧紧地抱着我，任我泪如泉涌，直到最后我控制住了自己。然后他松开拥抱，笑了笑，说：“好了，让我再来一下怎么样？”
睡眠变成了一个人人都眼馋、但却没人拥有的黄金商品。
然后我们又接起吻来。
每个人都累到了骨子里。
又过了三个月，日本才投降。
我还是废寝忘食地在造船厂工作着，我不记得自己休过一天假。我从战时的薪酬里存下了不少钱，但我已经筋疲力尽，而且也没有花钱的地方。晚上我几乎没有精力再跟佩格和奥利芙玩金拉米了。不止一次，我在回家的夜路上睡着了，到了哈莱姆才醒过来。
但在我心里——在我那段朦朦胧胧的桃红色夏日记忆里——战争在那个瞬间就结束了。
时间来到一九四四年底。我已经二十四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