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计划听上去很棒，玛乔丽，”我说，“当然了，我对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规划，所以我也说不好。但听上去好像你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明显没有，”她用夸张的轻蔑语气说道，还把抽剩下的烟弹到了小巷里，“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很迫切地想长大。这样我就不会再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摆布了。我觉得我越早全面掌控局面，我的生活就会变得越好。”
“你从来没有规划吗？”玛乔丽惊恐地抬头看着我，“那你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不知道，亲爱的。但我觉得没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天呐，玛乔丽——你的口气跟我母亲一模一样！”
“成年人，”她说，“所有成年人。他们怎么能让世界失控到这个地步呢？”
“哎，如果你不能规划自己的人生，薇薇安，那总得有人给你当妈！”
“具体是对谁？”我以为她会说是对纳粹。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别教训我了，小屁孩。我这岁数都能给你当保姆了。”
“我对每个人都很失望。”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她说。
“切！我父母才不会把我交给你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呢。”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这么严峻的情况，似乎不该是一个高中生去面对的。我想抱抱她，但她不是那种喜欢拥抱的人。
“好吧，在这方面你父母大概是对的。”
“哎，玛乔丽，我很抱歉。这太可怕了。”
“我逗你呢，”她说，“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你。”
她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用一种很不同的语气说：“我欧洲的所有亲戚都有了大麻烦，你知道吗。不把他们赶尽杀绝，希特勒是不会罢休的。我母亲连她姐妹的下落都不知道，还有她们孩子的下落。我父亲成天给大使馆打电话，想把他的家人接到这边来，很多时候我都得给他做翻译。但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过来。”
“真的吗？你一直很喜欢我，是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上初二的时候开始吗？”
“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我说——虽然我自己也不确定这件事。
“嘿，再给我一根烟，行吗？”她问，“我留着一会儿再抽？”
“我等了好久想要长大，但现在长大也没什么盼头了，”她说，“就是打打打，工作工作工作。让人觉得很累。”
“我不该给你的，”我说，但我还是递给了她几根，“别让你母亲知道是我给你的就行了。”
“惹你不开心了，是吗？”我努力憋着笑，“那你应该做点什么！写封言辞激烈的信给你们的议员。去跟总统谈谈。给这件事做个了结。”
“什么时候还需要让我父母知道我在做什么了？”这个奇奇怪怪的小青年问。她把烟藏在了她那件巨大的皮衣的褶皱里，然后冲我眨了眨眼。“跟我说说你今天是来找什么样戏服的吧，薇薇安。你需要什么，我就去给你搞到什么。”
我饶有兴致地屈从了她的要求，把烟递了过去。她用让人刮目相看的娴熟技巧吸了口烟，然后说：“这场战争让我很不满意，薇薇安，”她用厌世的神情盯着外面的小巷，这不禁让我觉得有点好笑，“它惹得我很不开心。”
现在的纽约跟我第一次来时比已经变样了。
“没错，”她说，“我已经抽了十年的烟了。”
轻浮已死——除非是有用的、爱国的轻浮，比如在台口餐厅跟士兵和水手跳舞。这座城市被严肃压得沉甸甸的。每一刻，我们都觉得会遭遇袭击或被侵略——确信德国人会把我们轰成炮灰，就像他们对伦敦做的那样。会有强制停电。有几个晚上，当局甚至关掉了时代广场上所有的灯，于是不夜街就变成了黑黢黢的一块——在夜空下闪着纯黑色的光，像一片水银一样。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或随时准备着效力。我们赫伯特先生自愿报名当起了防空队员，晚上他就戴着城市派发的官方白头盔和红袖箍在我们的街区里晃荡。（在他往门外走的时候，佩格会说：“亲爱的希特勒先生：在赫伯特先生通知完所有邻居之前，请不要炸我们。此致敬礼，佩佩·布尔。”）
“我才不给你烟抽呢，”我说，“你才十六岁！”
关于战争岁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压倒一切的粗糙感。身处纽约的我们不像世界各地的广大人民一样受了那么大的罪，但再也没有什么有质感的东西了——没有黄油，没有高价肉，没有上等化妆品，没有从欧洲传来的时尚品。没有什么东西是柔软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精美的。战争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巨人，需要我们贡献一切——不只是我们的时间和努力，还有我们的食用油、我们的橡胶、我们的金属、我们的纸张、我们的煤矿。我们只剩下一些废料可用了。我用小苏打刷牙。我是如此精心地呵护着我的最后一双尼龙长筒袜，你甚至会以为它是早产婴儿。（一九四三年年中，在这双尼龙长筒袜终于寿终正寝之后，我放弃了，改成时刻穿长裤了。）我太忙了，而且洗发水太难买，于是我剪短头发了（我必须承认，这跟艾德娜·帕克·沃森那头时髦的小短发特别像），而且没有再留过长发。
我低下头，看到了娇小的玛乔丽·劳特斯基——她不过四十三千克——身上裹着一件大得离谱的浣熊皮大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兄弟会的男孩经常穿着这种衣服去看足球比赛。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加拿大骑警帽。
在战争年月，我终于成了地地道道的纽约客。我终于认清了城里的路。我开了个银行账户，还拥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借阅卡。现在我有了最中意的鞋匠（我需要一个鞋匠，因为皮革是有配给的），还有了自己的牙医。我跟造船厂的同事们成了朋友，下班之后我们会一起到坎伯兰餐厅吃饭。（饭后格申先生会说：“伙计们，咱们平摊一下吧。”这时，我对自己能跟大家一起凑单感到很自豪。）也是在战争年月，我学会了如何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酒吧里或餐厅里。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这件事难到让人费解，但最后我还是驾驭了它。（诀窍在于要随身带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并且要求坐在离窗户最近的最佳位置上，然后一坐下就把喝的点好。）熟练之后，我发现只身一人在安静的餐厅里靠窗吃饭，是人生中最大的私密乐趣之一。
“让我抽一口呗？”一个声音从我身边冒了出来。
我花三美元从地狱厨房的一个孩子那里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我置办的这个东西极大地开拓了我的世界。我发现，能够自由地移动就是一切。万一我们被袭击，我想确保自己能快速地逃离纽约。我骑着这辆自行车满城转悠——用它来跑腿很便宜，而且效率很高——但在我脑海深处的某个地方，我相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骑车的速度能比德国空军还快。这给我带来了一些安全的幻觉。
我依然记得我第一次跟玛乔丽合抽一根烟的场景。那是隆冬时节，我站在她父母仓库的卸货台上，想在搜刮大桶的间隙安静地抽一根烟。
我成了广袤都市空间的探索者。我在城市中大范围地徘徊，而且是在非常奇怪的时间点。我尤其喜欢在夜里四处溜达，透过窗户一瞥陌生人的生活。大家吃晚饭的时间这么不一样，工作的时间也这么不一样。每个人的年龄都不一样，种族也不一样。有的人在休息，有的人在干活，有的只身一人，而有的则在和一群闹哄哄的人庆祝着什么。在这些场景中穿梭从来不会让我觉得乏味。我喜欢成为茫茫人海中一颗人类小水滴的感觉。
不用说，我成了劳特斯基缝纫用品及二手服装市场的常客——比战前更甚。现在正在念高中的玛乔丽·劳特斯基成了我的戏服搭档。她真的帮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劳特斯基如今签了合同，向军方提供织物和旧衣服，所以就连他们都没有那么大量或那么多花样的东西可供挑选了——但他们依然是城里最好的一家。于是我把自己薪酬的一小部分分给了玛乔丽，而她则把最好的材料都挑出来留给了我。说真的，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工作的。虽然我们有年龄差，但随着战争的延续，我们两个真心喜欢上了彼此，而且我很快就开始拿她当朋友看了——虽然她是个古怪的朋友。
年轻一些的时候，我想待在纽约所有喧嚣的正中心，但我慢慢意识到，正中心是不存在的。中心无处不在——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心。这是一座有着无数个中心的城市。
当然了，攒戏服是我的主要工作，虽然我偶尔也写写剧本，有时候甚至还会写一两首歌词。我的工作从没这么棘手过。我几乎没有预算，因为打仗的缘故，我需要的所有材料全国都缺货。短缺的不仅仅是布料而已，纽扣、拉链和搭扣你也买不到。我开始疯狂地想奇招了。一天早上，我在第十大道和四十四街的交叉口发现了一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烂沙发，它正等着被拉到垃圾场去。我从上面扯下了双色提花锦缎，用它为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这个角色做了一件背心。这是我的高光时刻。（我不会假装说这件戏服闻起来不错，但我们的国王看上去真的像个国王——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这个角色是由一个胸脯都已经塌陷的老人演的，开演一个小时之前他还在萨米的后厨煮豆子呢。）
不知怎的，明白这一点后，这座城市反而更有魔力了。
于是我们只能凑合。我们让六十多岁的男人演年轻的情郎。我们让大块头的中年妇女演未谙世事的少女，或少男。我们给演员付的薪水比他们在流水线上能挣到的少多了，所以我们的演员和舞者经常会被造船厂抢走。某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前一天还在我们的舞台上唱歌，第二天你就会看到她用印花大手帕把头发扎了起来，穿着工作服在萨米吃午饭了。她的兜里揣着扳手，丰厚的薪水也快到手了。在一个姑娘见过丰厚的薪水以后，你就很难让她重回聚光灯下了——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聚光灯。
战争期间我没有追求过任何男人。
而且我们必须让素材好玩、有新鲜感，不然观众可能会朝我们扔食物的。（“重回一线的感觉真好啊。”佩格在观众第一次嘘我们的时候开心地说道——我觉得她是真心的。）就我们的“剧场”而言，这是一项费力不讨好、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海军没给我们什么发挥空间。食堂前面有个小小的舞台——其实就是个用粗糙的松木搭成的台子。我们没有幕布，也没有舞台灯光，我们的“乐队”不过就是一架立式酒吧钢琴而已，弹钢琴的是一位本地小老太太，名叫莱文森太太，她敲琴键的时候是那么用力（这与她的身型是那么不协调），从沙街那个大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到音乐声。我们的道具就是蔬菜筐，而我们的“化妆间”就是厨房后面的一个角落而已，紧挨着洗碗机。至于我们的演员，他们不算是这一行的精英。战争打响以来，大部分纽约娱乐圈的人要么去打仗了，要么在工厂里找了好差事。这意味着留给我们招募的，只有奥利芙很不客气地称为“又傻又差”的那类人。（对此，佩格同样很不客气地回复道：“这跟其他任何一家剧院有什么区别？”）
一方面，他们很稀缺——大家差不多都在国外。另一方面，我不想拈花惹草。严肃与牺牲的新精神笼罩在纽约上空，为了与它保持一致，我在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间或多或少收起了自己的性欲——就像你在出去度假的时候，会用罩子把好家具罩上一样。（只不过我不是去度假了，我全是在工作。）很快，我就习惯了在没有男士陪同的情况下在城里转悠。我忘了如果你是个好姑娘，晚上出行的时候应该挽着男伴的胳膊。这条规矩如今看起来已经过时了，而且也无法执行。
连续三年。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男人，安吉拉。
我们要把以上所有信息在三十分钟的时间内告诉工人，一天两次。
没有那么多胳膊。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筋疲力尽的工人吃饭的时候，给他们助助兴。但我们不止助兴而已，我们还要负责动员。海军通过我们传递消息，激发斗志。我们必须时刻让大家对希特勒和裕仁满腔怒火（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讽刺剧里把希特勒杀死了那么多次，我无法相信这位远在德国的男士竟没做关于我们的噩梦）。但我们也得让工人操心在海外打仗的男孩子们的福祉——提醒他们：但凡他们在工作上偷懒了，就会将美国水手置于危难之中。我们必须警告大家，间谍无处不在，管不住嘴就会沉船。我们要对大家进行安全教育，通报最近的新闻。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们还得应付军方的审查员，他们常常坐在第一排看我们的表演，以确保我们没有偏离党的路线。（我最喜欢的审查员叫格申先生，人很和善。我跟他相处了太久，都变得像一家人了。我参加了他儿子的犹太教成人礼。）
一九四四年年初的某个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中城区穿过时，看到我的前男友安东尼·罗切拉从一家电玩城里走了出来。看到他的脸让我有些震惊，但我早该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撞见他的。任何一位纽约客都会告诉你，到头来你会在这座城市的人行道上撞见所有人的。正因如此，纽约是一座特别不适合树敌的城市。
军方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每天在布鲁克林造船厂演两场戏，就在沃拉博特湾一家熙熙攘攘的食堂里。你要明白，安吉拉，造船厂特别大——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造船厂——建筑物占地八十多万平方米，战争期间近万名员工一刻不停地在里面工作。造船厂里营业的食堂有四十多家，而我们只负责其中一家的“娱乐与教育”。我们的食堂是第二十四号食堂，但大家都管它叫“萨米”。（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家的三明治特别多？或者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主厨是塞缪尔森先生？）萨米每天要喂饱上千号人——它把大堆大堆歪七扭八、无精打采的食物，提供给同样歪七扭八、无精打采的工人。
安东尼跟以前一模一样。头发上抹了油，嘴里嚼着口香糖，脸上挂着狂傲的微笑。他没穿制服，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健康男性来说，这很不寻常。他一定是耍滑头逃过了兵役（当然了）。他跟一个姑娘在一起——矮矮的，金发碧眼，很可爱。看到他之后，我的心快速地跳了个伦巴。这么多年以来，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欲望的男人——但当然了，这样才讲得通。我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刺啦一下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他。我心里的某个东西希望他能看到我。但他没有。或者他看到了我，但没认出我。（我留着短发、穿着裤装，看上去再也不像他之前认识的那个姑娘了。）当然，最后一种可能性是他认出了我，但选择了无视我。
具体来讲，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孤独得要命。我无比渴望着性——我不会在这件事上撒谎。不过我自己解决了。谢天谢地，我学会了如何做这件事（每个女人都应该学学如何做这件事）。
我们有工作要做，没工夫说些有的没的。
至于安东尼，我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再听到他的名字。沃尔特·温切尔曾预言这个孩子会成为电影明星。但他一直没有成功。
这事就这么结了。
谁知道呢。也许他根本就懒得去试。
“哎，薇薇安，”她打断了我，“别这么斤斤计较。”
不过就是几周之后，我们的一个演员邀请我去萨沃伊酒店参加一个慈善活动，为战争孤儿捐款。哈利·詹姆斯大乐团会在现场表演，这挺有诱惑力的，于是我强忍着疲惫去了派对现场。我只待了一小会儿，因为那里的人我谁都不认识，也没有看上去有趣的男人可以一起跳舞。我觉得回家睡觉会更有意思。但就在我往舞厅外走的时候，我径直撞上了艾德娜·帕克·沃森。
“奥利芙，”我开口了，“我欠你一笔大的——”
“不好意思。”我嘟囔了一句——但下一秒，我的脑子就预料到这个人是她。
又要见到奥利芙了，我很紧张。我还在因为我的恶劣行径，以及因为需要她把我从沃尔特·温切尔的魔掌中救出来而感到羞耻。我怕她会狠狠地训斥我一顿，或者不给我好脸色。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跟她独处了一会儿。我、佩格和她正在往楼下走，准备出门去布鲁克林。佩格需要跑回楼上去拿她的保温杯，于是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只有我和奥利芙站在莉莉剧院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口。我觉得这是道歉的好时机，以及谢谢她勇敢地救了我。
我忘了她住在萨沃伊酒店。如果我记得，那晚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果不算在克林顿老家时我在父亲的办公室做的工作的话，而那个真的不该算进来。
她抬起头，迎上了我的目光。她穿了一件浅棕色的华达呢外套，搭了一条别致的橘黄色小连衣裙，肩上随意披了一条灰色的兔毛披肩。她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完美无瑕。
我们是从中城区上的地铁，在约克街车站下的车，然后又换了一辆有轨电车。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我几乎每天都这样通勤，遇上过各种各样的天气。我会和成千上万个上班族一样沿着这条线路通勤，大家全都准点换着班。通勤的路程很无聊，有时候甚至会累到让人丧失斗志。但在那一天，一切都是新的，我心里很激动。我穿了一套很时髦的淡紫色西装（我再也不会穿着这么好的衣服去那个脏兮兮、油腻腻的地方了），头发卷卷的，很干净。我随身带着证件，这样我就能正式就职成为海军雇员了（入职船坞和码头局，职务类别：技工）。这份工作的薪水是每小时七十美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姑娘来说算是发财了。他们甚至还发给了我一副护目镜——虽然对我的眼睛造成最大威胁的，是佩格吹到我脸上的烟灰。
“你别不好意思。”说着她露出了一抹礼貌的微笑。
那天中午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佩格和奥利芙到了布鲁克林造船厂，了解手头的工作。
这下我就不能假装自己没被认出来了，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对艾德娜的脸足够熟悉，能够捕捉到她牢不可破的平静面具下那抹迅速闪过的不安。
“看来你被复职了，莫里斯小姐，”他说，“很好。”
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有缘再见，我要对她说些什么。但现在我能做的只是叫一声“艾德娜”，然后伸手去够她的胳膊。
他抬头看了看我，然后——让我震惊的是——他居然笑了。
“非常抱歉，”她说，“但我不觉得我认识你。”
“早上好，赫伯特先生！”我说。
说完她就走开了。
我披上睡袍，溜达着去给自己做咖啡喝。我发现赫伯特先生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还是老样子——穿着汗衫，盯着记事本，喝着山咖，为新剧编着笑话。
年轻的时候，安吉拉，我们可能会以为时间会抚平一切伤痕，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被这种错觉坑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悲哀的事实：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复原的，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改正的——时间的流逝不行，我们再怎么诚恳地祈愿也不行。
有那么一会儿，我听着莉莉剧院逐渐复苏的声音。我从没想到我还能再听到这些声音。肯定有人在洗澡，因为水管正砰砰地抗议着。两部电话机已经响了起来——一个在楼上，另一个在楼下的办公区。我太高兴了，感觉轻飘飘的。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是所有教训中最难的一个。
我得承认：一个人独占这张床的感觉真好。
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都会拖着由秘密、耻辱、悲伤和未愈合的旧伤口组成的身躯在这个世界上游走。我们的心因为所有这些伤痕而疼痛不已、扭曲变形——但不知怎的，我们还是能继续前行。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在比利的房间里醒来。这次床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西莉亚，没有宿醉，没有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