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失声痛哭了起来。
“为什么？”最终他开口问道，他的脸因为痛苦和背叛而写满了仇恨，“为什么你不是个处女，小薇？”
安吉拉，我必须在这里停一下，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安安静静地把裙子重新穿好。你可不想一边袒胸露乳，一边进行这种类型的谈话。
现在我上岁数了。作为一个上了岁数的人，我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容忍年轻姑娘掉眼泪的年纪。那会让我无比恼火。我尤其无法容忍长得漂亮的年轻姑娘掉眼泪——长得漂亮的富家女尤甚——她们在一生中从来不用为任何东西努力或者拼搏，于是稍微遇到点不顺就崩溃了。这年头，当我看到年轻漂亮的姑娘因为帽子掉了就哭鼻子的时候，我真想掐死她们。
他坐起身来，盯着眼前看了好长一阵，想让自己镇静下来。
但崩溃这件事，所有年轻漂亮的姑娘似乎都本能地知道该怎么做——她们这么做，是因为它奏效。它奏效的原因跟章鱼能够在一团墨液中逃跑的原因一样：眼泪给她们打了掩护。稀里哗啦地哭可以转移棘手的谈话的重心，还可以改变事情原本的后果和走向。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尤其是男人）不愿意看到年轻漂亮的姑娘掉眼泪，他们会不自觉地冲过去安抚她——忘了片刻之前他们在谈论什么。最不济的情况下，哗哗掉眼泪还能制造一个停顿——在停顿的时候，年轻漂亮的姑娘能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
“我不是个处女，吉姆。”我重复了一遍——好像问题出在第一次时他听错了我说的话似的。
我想让你知道，安吉拉，当我的人生到达某个阶段的时候，我就不再这么做了——我不再哇哇大哭着回应生活的挑战。说真的，这事儿一点尊严都没有。如今，我就是一头皮糙肉厚的母老虎，宁愿手无寸铁站在最危机四伏的真相丛林中不掉一滴眼泪，也不愿意一崩溃就哭成个泪人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既给自己、也给其他人蒙羞。
天呐，他觉得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我还没有成为这样的女人。
他盯着我看了好久，然后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在吉姆·拉尔森那辆别克的后排座位上不停地哭啊哭——流着你所见过的最漂亮、最多产的眼泪。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话。也许是因为我乱了阵脚。也许是因为我不够聪明，编不出合情合理的谎言。也许是因为一个人能坚持戴假面具的时间是有限的，在这之后，他真实的模样就会显露出蛛丝马迹来。
“怎么了，小薇？”吉姆的声音中透露着一股绝望的暗流。他以前从没见我哭过。他的注意力立马就从他自己的震惊转移到了对我的关心上。“你怎么哭了，亲爱的？”
“我不是个处女，吉姆。”
他的关心反而让我哭得更厉害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说出了实情。
他人这么好，而我却这么垃圾！
安吉拉，过去那会儿我不是个习惯说实话的人。在任何情况下，说实话都不是我的第一反应——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成为了一个诚实的人，我知道这是为什么：真相往往是可怕的。一旦你把真相引入了某个房间，这个房间就永远变样了。
他把我拥进怀里，求我别哭了。但因为那个时候我说不了话，又因为我哭个不停，所以他径自编了个故事给自己，解释了下为什么我不是个处女。
“怎么了，小薇？”他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他说：“有人对你做了很可怕的事，是不是，小薇？纽约的某个人？”
这是个问题。他会知道的。我们要结婚了，婚礼那天晚上他会想要占有我的——那样他就会知道了。我们第一次上床的那一刻，他就会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造访我的人。
哎，吉姆，纽约有很多人对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不能说哪件事特别糟糕。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在不受任何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诚实反应。别人能听见我倒吸凉气的声音。仅仅是提到“贞洁”这个字眼，就已经让我备受打击了。我没想过这方面的事！虽然我一直在扮演一个没被玷污的女孩的角色，但我没想到他真的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从里到外。但他怎么会不这么以为呢？我给过他任何暗示，让他觉得我不是个纯洁的人了吗？
这会是诚实的正解。但我总不能这么回答他吧，于是我什么都没说，而是在他坚实的臂膀里继续哭了下去——我无言的悲咽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润色细节。
“如果在你成为我妻子之前我夺走了你的贞洁，我就永远不能直视你父亲了。”他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城里回老家来了，是不是？”他说，好像现在他什么都明白了似的，“因为有人玷污了你，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温顺。哎，小薇。你这个可怜的姑娘啊。”
我躺在那里，裙子被扒到了腰的位置，胸脯裸露在凉爽的秋风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狂跳，但我的却没有。
我哽咽得更厉害了。
“结婚之前我不想再跟你多做什么。”能开口了之后他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点头就行。”他说。
之后的某天晚上，我们蹭得更兴奋了一些，直到他费了很大力气才从我身上挪开。他用手抹了抹脸，让自己镇静下来。
哦，天呐。这件事你要怎么蒙混过关啊？
“啊，小薇，”他会这样说，他的欣喜若狂中透着单纯，“你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没办法。这件事你没法蒙混过关。除非你可以坦诚相待，而我当然是做不到的。承认我不是个处女的时候，我已经打出了自己本年度唯一一张真话牌，我手里没有剩余的牌了。而且不管怎么说，他的故事都更胜一筹。
既然我们已经订了婚，我们在肉体上的小动作就升级了。现在，当我们把别克停在户外湖畔后，他会脱掉我的上衣，把玩我的胸脯——当然，他会确保每当有新花样的时候，我都觉得舒服。我们会一起躺在宽敞的后座上，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或者说，他会在我身上蹭来蹭去，而我会允许他这样做。（我不敢那么大胆地蹭回去。我也并不真的很想蹭回去。）
谢天谢地，我点了头。
现在，时间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我们计划在明年春天结婚，那个时候吉姆就能攒下足够的钱买房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买了一个小小的订婚戒指，那戒指很好看，但却让我的手看上去像是一个陌生人的。
（我知道。我这样很糟糕。我写这句话时的感觉，跟你读到它时的感觉一样糟糕。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你撒谎的，安吉拉。我想让你知道过去那会儿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
于是，我滑向了婚姻，就像汽车偏离主路，滑下了碎石坡一样。
“我不会强迫你谈论这件事的。”说着他拍了拍我的头，盯着不远处看。
跟吉姆在一起的时候，我只要装成我正在假装的那个人就可以了——一个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打工的好女孩，没有值得一提的过往。我要做的就是听吉姆的话，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这样我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我最不用去挂念的人——而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流着泪点了点头：没错，千万别强迫我谈论这件事。
而且我是喜欢吉姆的，从某些方面来说。我喜欢他，因为他跟去年那些人全都不一样。他不会让我想起纽约。他不会让我想起斯托克夜总会，或哈莱姆，或格林尼治村某个烟雾缭绕的酒吧。他不会让我想起比利·布尔，或西莉亚·雷，或艾德娜·帕克·沃森。他自然不会让我想起安东尼·罗切拉。（唉。）最好的是，他不会让我想起我自己——一个肮脏的小婊子。
甚至，在不用听细节了之后，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为什么我要答应嫁给吉姆·拉尔森——因为我觉得自己肮脏卑鄙，而他却干净高尚。我想，通过他的好名声，我那些不端的行为也许可以一笔勾销。（顺便说一下，这个策略从没有在任何人身上奏效过——而且并不是人们没有不断地尝试它。）
他抱了我很长时间，直到我的哭声平息下来为止。然后他坚定（又不无颤抖）地冲我笑了笑，说：“都会没事的，小薇。现在你安全了。我想让你知道，我永远不会把你当成被玷污的人对待的。而且你不用担心——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爱你，小薇。尽管发生了这件事，我还是会娶你。”
不，这不是真心话。
他的话很高尚，但他的表情却在说：我得想方设法学会忍受这坨糟心事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答应嫁给吉姆·拉尔森，安吉拉。
“我也爱你，吉姆。”我撒了谎。我怀着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感激和欣慰的心情吻了他。
稀里糊涂地，我们就订婚了。
但如果你想知道——在我这么多年的人生中——哪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最肮脏、最卑鄙，那么就是那个时刻。
他从哪儿学了这么一句话？我很好奇。这话很甜，不是吗？
冬天来了。
吉姆的嘴并不甜，但他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制造浪漫。某一天，当我们开车在镇上兜风的时候，他说：“有你坐在我车里，让我觉得我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白天变得更短也更冷了。我和父亲早晚通勤都行驶在漆黑一片中。
至于我母亲，她大概希望吉姆的社会地位能更高一些，你能拿她怎么办呢？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既没有高攀，也没有低就，而是找了个跟自己完全平起平坐的人——我父亲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财富积累和人品教养全都跟她一样。我确信她希望我也能这样做。但她还是接受了吉姆，而对于我母亲来说，激情永远都要让位于接受。
我正在给吉姆织圣诞穿的毛衣。自从九个月前回家以来，我还没有把缝纫机收拾出来——就连看着装它的箱子都会让我觉得既难过又郁闷——但我最近喜欢上了编织。我的手很灵巧，驾驭起厚厚的毛线来得心应手。我通过邮件订了一件经典挪威毛衣的图样——是蓝白两色的，带雪花图案——只要一个人时我就会织起来。吉姆对于自己的挪威血统很是自豪，我想或许他会喜欢能让他想起父亲的祖国的礼物。织这件毛衣的时候，我逼着自己展现出了我奶奶会要求的优秀水准，针线不完美的时候会把整个一排都扯掉，一遍又一遍地重试。这是我织的第一件毛衣，没错，但它的水准会是无可挑剔的。
“那个吉姆·拉尔森，”他会说，“他肩膀上的那颗脑袋是全镇最好的。”
除此之外，我对自己没什么期许。别人让我去哪我就去哪，什么文档需要整理我就整理一下（多多少少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父亲越来越喜欢他了。
那天是个周末。我和吉姆先是一起去了教堂，然后又去看了下午场的《小飞象》。当我们从电影院里出来时，消息已经传遍了全镇：日军刚刚袭击了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
吉姆开始在晚上过来跟我的家人打牌了。这并没有让人不爽。他的到访让我们不用再听广播或读晚报了，这挺好的。我知道我父母为了我打破了一项社交禁忌——在家里与雇员来往。但他们还是彬彬有礼地接纳了他。那些夜晚给了人温暖、安全的感觉。
第二天，我们就开战了。
他非常关心人。他会询问各种的房间里的各种温度对我来说是否合适。他开始饱含深情地管我叫“小薇”——但也只是在请我允许他给我起小名之后。（他不经意间给我起的这个小名，与我哥哥一直以来对我的称呼不约而同，这让我不太自在，但我什么都没说，由着他去了。）他帮我母亲修好了一个坏掉的马场跨栏，这让她很是感激。他帮我父亲移植了几丛玫瑰花。
吉姆本可以不用参军的。
在追求了我几周之后，他开始吻我了。这挺让人开心的，但他没有再对我的身子动手动脚。我也没有要求更多。我并没有如饥似渴地想要得到他，但这只不过是因为我对他没有欲望而已。我对任何东西都不再有欲望了。我再也触碰不到我的胃口了。好像我所有的激情和渴望都被锁在了别的地方的某个储物柜里——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也许是在中央火车站里。我能做的，就是吉姆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他想要什么都行。
他有很多理由可以回避这场战争。首先，他年龄大了，征兵令不一定会囊括到他。其次，他是丧偶母亲唯一的经济支柱。最后，他在赤铁矿井中担任要职，这个产业对于战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他曾想要避免这次战争，各方面都会为他行方便的。
吉姆好像挺喜欢我的，他觉得我很风趣。他这一生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冷嘲热讽，但我那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和揶揄还是把他逗乐了。
但如果你拥有吉姆·拉尔森那样的品格，你是不可能让其他小伙子代你上战场的。他没有被造成这个样子。十二月九日那天，他让我坐下来谈谈这件事。吉姆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他妈妈去另一个镇子上跟她的姐妹吃午饭了——他问我能否谈一些很严肃的事情。他很坚定要入伍。他说这是他的职责。如果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他没有帮助自己的祖国，那他是永远无法跟自己和解的，他说。
吉姆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很多年，所以吉姆从上高中的时候起就在照顾他的母亲了。他的父亲是从挪威移民过来的，是个铁匠。与其说他生了个儿子，不如说他造了个儿子——他把这个男孩打造成了一个无比有责任感、无比正直的人。他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让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成为了一个男人。然后这位父亲就撒手人寰了，让自己的儿子在十四岁时就完全是个大人了。
我觉得他希望我努力一下，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但我没有。
吉姆开的是辆别克——这辆别克将来会被置换成凯迪拉克，但要在他挣够钱之后，也要在他给跟他同住的母亲换个大房子之后。吉姆那位德高望重的母亲是个孤苦伶仃的寡妇，她浑身都散发着药膏的味道，而且随时都把《圣经》掖在身上。她白天的时间全都从窗户里盯着外面的邻居，等着他们一时疏忽犯下罪过。吉姆要我管她叫“母亲”，我照做了，虽然在那个女人身边我从没有片刻感到过舒服。
“我明白。”我说。
关于吉姆·拉尔森我还能告诉你点什么？他会弹班卓琴，在教堂合唱团里唱歌。他兼职当了个人口统计员，还志愿当了个消防员。他什么都会修，下至纱门，上至赤铁矿井里的工业轨道。
“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谈谈，”吉姆深吸了一口气，“我不想惹你难过，小薇。但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考虑到战争的局势，我觉得我们应该取消婚约。”
帮帮我吧！我想描述一下他，可我却几乎记不起来了。
这次也是，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等着我提出反对。
吉姆人特别好。我得承认这点。（但在这里你要小心，安吉拉：每当一个女人用“他人特别好”来评价追求她的人时，你都可以肯定她没动心。）但吉姆的确很好。而且说句公道话，他不仅只是人好而已。他在数学方面有很深的聪明才智，他诚实、足智多谋。他不精明，但却很聪明。而且他是人们说的“典型的美国式”帅哥——浅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强健的身体。金发诚恳的男人不是我的菜，如果我有得选的话，但他的脸蛋真没什么可挑的。任何女人都会认定他是个帅哥。
“继续。”我说。
不，我没有。
“我不能让你等我，小薇。这么做不对。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有可能会负伤回来，或者可能根本就回不来了。你是个年轻姑娘。你不该为我浪费人生。”
我把他描述得比他本人要无聊。
现在请允许我指出几点。
下一周的周末，我们去逛了郡里的一个小市集。看到我在欣赏一幅向日葵的小画后，他把这幅画买下来送给了我。（“送给你，挂在墙上。”他说。）
首先，我不是个年轻姑娘了。我二十一岁了——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我差不多是个老太婆了。（一九四一年那会儿，二十一岁的女性丢了婚约可不是闹着玩的，相信我。）其次，那一周，美国许多年轻情侣都跟我和吉姆处在一模一样的境地里。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男孩被输送到了战场上。不过，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出发之前赶紧把婚结了。这股结婚热当然部分跟浪漫有关，或跟恐惧有关，或跟想在面对死亡的可能之前上床有关。或者，对于已经上过床的情侣来说，这跟急着怀孕有关。这股热潮也部分跟想迫使自己把尽量多的生活体验塞进短短一段时间内的急切心情有关。（你的父亲，安吉拉，就是众多在被扔进战场之前，迅速与邻家女孩结为夫妇、让自己尘埃落定的美国小伙子之一。但当然，这你是知道的。）
第二个周末，他开车带我去了湖边。我们绕着湖溜达，看了看鸭子。
美国也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孩迫切地想在战争把所有男孩都夺走之前，锁定她们的恋人。甚至还有女孩处心积虑地想要嫁给她们几乎不认识的士兵，满心期待着这个男孩可能会在战场上丧生，这样作为他的遗孀就能得到一万美元的抚恤金了。（我们管这种女孩叫“拜金女”——当听说有她们这种人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知道了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差劲的人。）
第一次约会时，吉姆带我去当地的一家冷饮店吃圣代。我吃东西的时候他仔细观察着我，以确保让我满意了。他在乎我是否满意，这很了不得。不是每个男人都像他这样。
我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更倾向于赶快把婚结了——而不是他妈的取消婚约。那一周，在美国各地，含情脉脉的男男女女们都在演绎着同一个浪漫剧本，说着：“我会永远爱你！我现在就娶你以证明我的爱！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永远爱你！”
吉姆特别有礼貌，他在向我父亲询问是否可以约我出去之前，都没跟我说过话。我父亲同意了。实际上，是我父亲告诉我吉姆·拉尔森要约我出去的。那会儿我甚至都还不知道吉姆·拉尔森是谁。但是这两个男人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事情定好了，于是我便顺应了他们的安排。
不过，这不是吉姆说的话。他没有按剧本演。我也没有。
父亲说：“吉姆·拉尔森不是当领导的料，但他是领导希望自己能有的可靠的左膀右臂。”
我问道：“你想把戒指拿回去吗，吉姆？”
尽管吉姆出身卑微，但我父亲对他的评价依然很高。我父亲觉得吉姆是个目标明确、正处在上升期的小伙子——有点像是他儿子的工薪阶层版本。吉姆最开始是个机工，因为他踏实、人品好，所以很快就升到了管理岗位，我父亲很喜欢这点。我父亲打算将来让吉姆接管整个公司，他说：“那个男孩子比我大多数的会计都更在行，也比我大多数的工头都更在行。”
除非我是在做梦——而我不认为我是在做梦——一种巨大的解脱感从他的脸上一闪而过。那一刻，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个男人刚刚意识到他有了一个脱身之计——现在，他不用再娶那个肮脏得让人发怵的姑娘了。而且他还能保全自己的尊严。他的感激之情那样赤裸裸。这个反应只持续了一瞬间，但我看到它了。
吉姆在我父亲的矿业公司里工作，他二十七岁，是个严肃认真、受人尊敬的人。他是做物流的。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话，那意味着他掌管货单、发票和订单，也负责发货。他数学很好，于是他就用自己在算数方面的灵巧劲来处理运费、仓储成本和货物追踪等复杂的事务。（虽然我刚刚写下了这些东西，安吉拉，但我其实并不确定它们中的任何一项具体是什么意思。我是在跟吉姆·拉尔森谈恋爱那会儿记下这些句子的，这样我就能向别人解释他是做什么的了。）
然后他恢复了平静。“你知道我会永远爱你的，小薇。”
我通过我父亲认识了吉姆·拉尔森。
“我也会永远爱你的，吉姆。”我尽职尽责地回答道。
我做了别人要求我做的一切，也没有给任何人惹麻烦，但我依然无法解决如何忍受我自己的难题。
现在我们回到剧本上了。
我走过了更多这样焦躁不安的白天，断断续续地睡过了比这还要糟糕的黑夜。
我把戒指从手指上脱了下来，稳稳地放进了他已经伸出的手掌心中。直到今天我都相信，他拿回那个戒指的感觉，跟我脱下那个戒指的感觉一样好。
我对艾德娜·帕克·沃森做了那么烂的一件事。背叛一个帮助过你、待你不薄的人——这是最深的耻辱。
于是，我们从彼此的手中得救了。
而我，我是个肮脏的小婊子。
你看，安吉拉，历史在塑造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忙到抽不出时间来塑造两个无足轻重的人的人生的地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为这个星球带来的众多改变之中，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剧情转折：吉姆·拉尔森和薇薇安·莫里斯幸运地躲过了婚姻这一劫。
但贝丝看上去很幸福。
取消婚约一小时后，我们两个就以你能想象到的最疯狂、最令人印象深刻、最让人筋疲力尽的方式上了床。
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跟我一起光着身子在房子后面的小溪里游泳的那些姑娘（那么瘦，那么有活力，性别特征那么不明显）现在都是丰满的已婚妇女了，她们的胸部漏着奶，挺着大肚子。这事我无法理解。
我猜这事是我起的头。
那年春天，我需要参加的婚礼的数量也多得让人头疼。跟我一起上学的姑娘们先是结婚、后是怀孕——而且还是按着这个顺序来的，你能想象得到吗？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她叫贝丝·法尔莫，她也是在艾玛·威拉德上的学。她已经有一个一岁的孩子了，用婴儿车推着，但她又怀孕了。贝丝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她真心是个聪明姑娘，笑声爽朗，游泳游得很好。她以前在理科方面很有天分。说贝丝现在不过就是个家庭妇女既是在侮辱她，又会让我有失颜面。但看到她大着肚子还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好吧，我承认：没错，是我起的头。
我妈妈定期会收到沃尔特的来信，他现在驻扎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一艘航空母舰上。他说那里的伙食比想象中的好，他跟所有兄弟的关系也都不错。他给老家的朋友们送去了最诚挚的祝福，但从来没提起过我的名字。
还掉戒指之后，吉姆给了我一个温柔的吻和一个温暖的拥抱。男人拥抱女人的时候可以是在表达“我不想伤害你脆弱的感情，亲爱的”，而他正是这样抱着我的。但我脆弱的感情并没有被伤害到。相反，那感觉就好像一个软木塞被从我头顶上拔了出来，现在一股狂喜的自由洪流从我体内喷涌而出。吉姆要走了——而且还是他自愿要走的，这更好了！我会看似无罪一身轻地从这个局面中脱身，他也是。（但更重要的是：我会这样！）威胁解除了。再也没有什么需要伪装的了，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了。从这一刻开始——戒指离手，婚约取消，名节无损——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周末，我妈妈会去看马术表演。她叫上我的时候，我就和她一起去。我会穿着沾满泥的靴子，双手冰凉地坐在露天看台上，看着马匹一圈一圈地绕着马场转，好奇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这样消磨时间。
他又温柔地给了我一个“抱歉让你伤心了，宝贝”的吻，我不介意说我回应他的方式是把我的舌头深深地伸到了那个男人的喉咙里，没舔到他的心底都是个奇迹。
在乡村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我会跟老友和邻居们聊天。我尽力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之前一直住在纽约，于是就试图聊关于它的话题。（“我不能想象为什么有人会愿意那样住，被关在盒子间里你压我、我压你的！”）我也很努力地想跟这些人找话聊，聊他们的湖滨别墅，或他们的大丽花，或他们的咖啡蛋糕配方——或者他们觉得什么重要就聊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音乐还在稀稀拉拉地继续，我会跟任何邀请我跳舞的人跳舞，但却没有特别留意我的任何一位舞伴。
哎，吉姆是个好男人。他是个信教的男人。他是个有礼有节的男人。但他毕竟是个男人——而我一旦切换到了对性爱来者不拒的状态，他就也有了反应。（我不知道有哪个男人会没反应的，谦虚地说。）谁知道呢？也许他和我一样，都被同样浓烈的自由感灌醉了。我只知道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我就跟他推推搡搡地穿过了房子，进了他的卧室，把他按在了他那张窄窄的松木床上，无拘无束、肆意妄为地把他和我的衣服都脱掉了。
周六晚上，我会和父母去当地的乡村俱乐部参加舞会。我能看出，一直被我们夸口称为“舞厅”的地方，不过就是个桌子被推到了一边的中等大小的餐厅而已。演奏音乐的人也不是很出彩。与此同时，我知道在我们南边的纽约，瑞吉酒店为了迎接夏天已经开放了维也纳天台，而我永远都不会再在那里跳舞了。
我要说在缠绵这方面，我比吉姆懂得多得多。这立马就凸显了出来。就算他上过床，他也很明显没上过很多次床。他在我身体上摸索的样子，就像你在一片自己不熟悉的街区里开车一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紧张兮兮地找着路标和地标。这可不行。这么说吧，很快情况就明晰了起来，我得成为那个开车的人。我在纽约学过几招，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自己已经生疏了的技巧运用了起来，掌控了整个局面。我一言不发，迅速地做了这件事——迅速到让他没有机会问我要干什么。
但天呐，现在我意识到了。
我把那男人像骡子一样往前赶，安吉拉，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不想给他一丁点机会重新考虑，或拖慢我的进度。他气喘吁吁的，他神魂颠倒了，他完完全全沉醉其中——而我则尽可能长久地让他保持这种状态。而且我得承认他的这个优点——他有着我所见过的最好看的肩膀。
当然了，过去那会儿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多虚伪。
天，但我真的很想念做爱的感觉！
肮脏的小婊子们被处理掉了，那个男人却被允许留下来了。
那个场景让我永生难忘的是，当我让吉姆大脑一片空白时，我低头瞥了下他那张典型的美国式的脸，看到了一种迷惑不解的恐惧——这表情几乎弥散在了他的激情和肆意中——他惊奇地抬头看着我，虽然激动无比，但却也恐惧万分。那一刻，他那双纯真的蓝眼睛似乎在问：“你到底是谁？”
那个时候，读到那篇文章让我感觉自己的良知像一条正在腐烂的小船一样沿着泥潭下沉。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得说那篇文章让我很是愤怒。亚瑟·沃森完完全全逃脱了他的罪行和谎言应受的惩罚。西莉亚被佩格驱逐了，我被艾德娜驱逐了——但亚瑟却被允许继续跟他甜美可爱的老婆过他甜美可爱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如果非要我猜的话，我想我的眼睛在回答：“我不知道，哥们儿，但这跟你没关系。”
我们订的《生活》杂志在八月中旬时到了，里面有一篇关于纽约热门舞台剧《女孩之城》的文章，文章里还有几张著名英国演员艾德娜·帕克·沃森的照片。她看上去棒极了。在主肖像照上，她穿了去年我给她做的某一件外套——深灰色，微微收腰，带一个特别时髦的猩红色塔夫绸领子。文章里还有一张艾德娜和亚瑟手挽着手穿过中央公园的照片。（“虽然沃森夫人成就众多，但她依然赞颂婚姻是她在所有角色中最喜欢的一个。‘很多女演员会说她们嫁给了工作，’这位优雅的明星说，‘但如果我有的选得话，我还是想嫁给男人！’”）
等我们完事的时候，他甚至都不能看我或跟我说话了。
从广播里传出的每一个字在我听来都像闹鬼一样。不论是振奋人心的歌还是凄凄惨惨的歌都让我倍感沮丧。广播剧几乎无法让我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会在广播里听到沃尔特·温切尔的声音，他大吼着八卦，或者急切地要求对欧洲进行干预。听到他的声音会让我腹部一紧，但我父亲会掐断广播，说：“这个男的，不把国内所有好男孩都送到国外任由德国鬼子宰割就不罢休！”
很难相信对此我是多么地不介意。
我觉得一切都很小。我小时候住的卧室，还有卧室里那张姑娘气的小床。高度过低的椽子。我父母清晨说话时尖细的嗓音。周日教堂停车场里稀疏的车辆。当地那家老旧的杂货店，和店里面品种有限的常见食品。下午两点就打烊的小吃店。塞满了我青少年时期穿的衣服的衣柜。我小时候玩的洋娃娃。这些都让我动弹不得，让我被悲伤的情绪填满了。
第二天，吉姆就出发去接受基础训练了。
我总是心烦意乱。有些很糟糕的东西穿着重重的鞋子在我脑海里四处乱跺，总是提醒着我，我是一个肮脏的小婊子。
至于我，三周之后我很开心地得知自己没有怀孕。我可是冒了大险的——什么保护措施都没做就上床了——但我的确觉得那很值。
每天早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开车上班，每天晚上我们都一起开车回家。他在那些车程中跟我说的话更像是咆哮的合集，他咆哮着美国应该远离这场战争，罗斯福就是工会的工具，以及共产主义者很快就要占领我们的国家了。（比起法西斯，我那个亲爱的老父亲总是更害怕共产主义者。）我听见了他的话，但我不能说我听进了他的话。
至于我正在织的那件挪威毛衣，我把它织完后寄给了我哥哥当圣诞礼物。沃尔特驻扎在南太平洋地区，所以我不确定厚毛衣对他来说有什么用，但他还是客客气气地给我写了封简信表达感谢。这是从我们开车回克林顿那次糟糕透顶的旅程以来，他第一次直接跟我说话。所以这是个让人欣喜的进步。冰释前嫌，你可以这样说。
我父亲建议我去他的公司上班，我同意了。他把我安置在了前台，我一天中有七个小时的时间都在把文件挪来挪去，并且在别人没空的时候接一下电话。我多多少少学会了如何给文件归档。我假扮秘书本该被抓的，但至少这让我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有事可做，而且我父亲会付一点薪水以犒劳我的“工作”。
多年后，我发现吉姆·拉尔森因在与武装敌军交火时不顾生命危险、展现出了极佳的勇气而被授予了杰出服役十字勋章。最后他定居在了新墨西哥州，娶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女人，并在州政府里任了职。我父亲还说他永远当不了领导呢。
我和他们一起吃早饭，边看报纸边喝咖啡，然后帮我妈妈做午饭要吃的三明治。晚饭（当然是我家的女佣做的）五点半开始，饭后我们读晚报，玩纸牌，听广播。
吉姆好样的。
我身体里的某个发动机熄火了，我瘫软了下来。我的行为辜负了我，所以我干脆不再有任何行为。既然现在我住在家里，我就让父母替我安排日程。他们提议了什么，我就麻木地顺从着什么。
最后我们都过得不错。
接下来是一段模糊不清、形神皆无的不幸时光。
看见了吗，安吉拉？战争并不见得会亏待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