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沃尔特对我极尽讥讽，我们的司机听到了全部的细节，而我则坐在后排，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这很糟糕，没错。但我必须得说，跟我不久前与艾德娜的对峙相比，这并没有那么糟糕。（至少沃尔特看得起我，还跟我生气。艾德娜雷打不动的冷静沉着太让人觉得卑微了。我随时都愿意忍受他的怒火，而不是她的冷若冰霜。）
或者，好像我恶心到了一定地步，沃尔特已经不在乎谁知道这件事了。
更重要的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差不多已经对所有疼痛都麻木了。我已经醒了超过三十六个小时。在过去一天半的时间内，我喝醉过，滚过床单，被恐吓过，被贬低过，被抛弃过，被责骂过。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男朋友，我的圈子，我那份有趣的工作，我的自尊，和纽约。我刚刚被艾德娜，这个我热爱并且仰慕的女人告知，我是个无关紧要的人——更重要的是我永远都会是个无关紧要的人。我被迫求我哥哥救我，让他知道了我是个多烂的人。我被曝光，被单拎出来，还被查了个底朝天。沃尔特说不出更多会让我更加耻辱，或受伤更深的话了。
所有这些话他都是当着那个开车的小伙子的面说的——好像那个人是个隐形人，是个聋子，或者无足轻重似的。
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司机是可以说出点什么来的。
我们刚下桥，离开城市进入安全地带，沃尔特就狠狠地数落起我来。我从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他不是那种随便发脾气的人，但他这次真是把脾气都发出来了。他要我知道我给家族蒙了多大的羞。他提醒我我的人生得到了多少馈赠，而我又是多么胡乱地挥霍了它们。他指出父母出钱栽培我、让我受教育是多么大的浪费，我是如此配不上他们的馈赠。他告诉我日子久了之后，像我这样的姑娘会遭遇什么——我们会被利用，之后我们会被榨干，然后我们就被抛弃了。他说照我的行为来看，我没有进监狱、怀孕或者死在臭水沟里已经很幸运了。他说现在我永远都别想找个体面的老公了：谁还会要我呢，哪怕他们只知道我的部分经历？跟那么多杂种混过之后，现在我也差不多是个杂种了。他说我绝不能告诉我们的父母我在纽约都做了什么，以及我捅了多大的娄子。这不是为了保护我（我不配得到保护），而是为了保护他们。如果爸妈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堕落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是永远都无法从这个打击中缓过来的。他说得很明白，这会是他最后一次救我。他说：“我没直接把你送到管教所，你就烧高香吧。”
在我们开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有那么一小会儿的工夫，沃尔特停止了对我的说教（我猜只不过是为了喘口气），这时握方向盘的那个小瘦孩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他说：“像你这么光明磊落的人肯定很失望吧，沃尔特，摊上这么一个肮脏的小婊子当妹妹。”
我们穿过华盛顿大桥的时候，太阳正在升起。我甚至都不能看着纽约的景致在我背后渐渐退去。我受不了。虽然是我主动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却体会到了与此截然相反的感觉——我感觉那座城市被从我手上夺走了。我已经证明了不能将纽约托付给我，所以纽约被移出了我触手可及的范围，就像你把某个贵重物品从小孩子的手上拿开一样。
啊，这我可感觉到了。
把我从这里接走就行了，我只在意这个。
这些话不仅仅是刺痛了我——它们一直烧到了我的内心，好像我吞了硫酸一样。
立马离开。
让我难以置信的不仅是这个孩子说了这样的话，而且这话是他当着我哥哥的面说的。他见过我哥哥吗？一米九的沃尔特·莫里斯他看全了吗？那些肌肉和那股派头看见了吗？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谁在场，或者谁看到了支离破碎状态的我。我感觉到的只有绝望。我只需要趁莉莉剧院的人醒来、看到我的脸之前，立马离开那里。我不能跟艾德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多一分钟都不行。实际上，她已经用她冷酷的方式命令我离开了，而且她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只能离开。
我把气憋在喉咙里，等着沃尔特把这个人打翻在地——或者至少训斥他一顿。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哥哥成功地借到了车，没错，但这车是有玄机的。说得明确一点，这车是有司机的。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穿着和沃尔特一样的制服。预备军官学校的同学，一个布鲁克林口音浓重、长得像意大利人的孩子，他会和我们一起开车过去。很明显，这辆破破烂烂的老福特车是他的。
但沃尔特一言不发。
天刚要蒙蒙亮的时候，沃尔特把车开到了莉莉剧院，接我回家。
很明显，我哥哥准备让这项控告成立。因为他同意这个说法。
但不论如何，她们还是摊上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继续往前开，那些残忍的话在车内那个小小的封闭空间里回荡、反弹——也在我的脑海这个更小、更封闭的空间里回荡、反弹。
当沃尔特在忙活我的逃跑计划中他需要参与的部分的时候（请假，以及找到一辆可以借的车），我在收拾行李——把我的衣服和鞋塞进行李箱里，还用颤抖的手指打包好了我的缝纫机。然后我给佩格和奥利芙写了一封自我鞭笞的长信，上面滴满了眼泪，把信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我不记得那封信上的全部内容了，但那上面通篇都挺歇斯底里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我只写了“谢谢你们照顾我，抱歉我做了傻事”这样就行了。佩格和奥利芙已经有够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了，她们不需要我那个长达二十页的愚蠢的忏悔书再给她们添乱了。
肮脏的小婊子，肮脏的小婊子，肮脏的小婊子……
我不知道沃尔特怎么能这么快就把事情都打理好——而且还是在大半夜。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在军队里是如何运作的——请假，诸如此类。但我哥哥是我认识的最足智多谋的人，所以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些问题。我知道他会解决这些事情的。沃尔特能搞定任何状况。
这些话最终融化成了更加残忍的寂静，那寂静如幽暗的海水一般，在我们三个人周围积聚起来。
“你必须把我从这里接走，”在他听完全部的事情之后我恳求道，“你必须带我回家。”
我闭上眼睛，任由它将我淹没。
听到我哥哥的声音后，我整个人又崩溃了，我这个迷失了自我的小姑娘瓦解成了千百块碎片。随后——在我一波波啜泣的喘息声中——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我的父母——没人通知他们我们要来——见到沃尔特以后先是欣喜若狂，然后便开始困惑并且担忧他来干什么，以及为什么他跟我在一起。但沃尔特没有解释太多。他说薇薇安想家了，于是他决定开车带她北上回来。他就把话说到这里，我也没有再给这个故事添油加醋。在我们那一头雾水的父母身边，我们甚至都没有试着表现得正常一点。
最后，沃尔特终于来了。“怎么了，小薇？”他问道。
“但你要待多久呢，沃尔特？”我母亲想要知道。
我等了很久，往电话里投了更多硬币。我在那个小小的电话亭里听着自己粗糙的喘息声，努力想让自己振作起来。
“饭都吃不了就得走。”他回答。他必须马上掉头回城里去，他解释道，这样他就不会再多错过一天的训练了。
那头的男人语无伦次、喋喋不休地咒骂了起来（“你这个目无法纪、心里没数的骚货！”），也不出意外地就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发表了长篇大论。但他的愤怒根本抵不上我的绝望。我非常出色地扮演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家属的角色——实话实说，这完全就是我那时的状况。我的啜泣轻而易举就盖过了这个陌生人的愤怒，他嚷嚷的那些礼仪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最后，他一定意识到了他的条条框框根本遏制不住我的慌乱，于是就找我哥哥去了。
“那薇薇安要待多久呢？”
“我要找沃尔特·莫里斯，”我在恢复了神志之后说道，“求你了，先生。家里有急事。”
“你们决定。”说着沃尔特耸了耸肩，好像他丝毫不在意我会遭遇什么，或我要住在哪里，或要住多久似的。
我差点把听筒扔到地上。我已经恍惚到忘了电话是干什么的。
在另一类家庭里，更多刨根问底的问题可能会纷至沓来。但让我为你解释一下我的家庭文化吧，安吉拉，万一你从没跟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打过交道呢。你要知道，我们只有一条核心约定，那就是：
突然，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一个暴怒的声音。“干吗？！”有人冲着我的耳朵喊道，“你他妈的要干吗？！”
这件事永远都不能再提了。
这件事情有了催眠的效果——拨号，数铃声，挂断，听到硬币掉出来的声音；把硬币重新放回投币口里，拨号，数铃声，挂断。啜泣，哀号。
我们盎撒白新会把这条约定应用到任何事情上——从饭桌上的某个尴尬瞬间，到某个亲戚的自杀。
我有上西区沃尔特所在的预备军官学校营房的总机号码。他当时给我这个号码是让我在紧急情况下打的。唔，这就是个紧急情况。但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没人接电话。这并没有难住我。我不停地往投币口里扔着硬币，听着那头的铃声没完没了地响着。我会让铃声响二十五次，然后挂断电话，投进同一枚硬币，拨着同样的号码，从头来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抽泣。
不追问就是我家人的特色。
我本可以用莉莉剧院的电话打给沃尔特的，但我不想被任何人听到，而且我感觉太耻辱了，不想在莉莉剧院露面。于是我就飞奔到了外面的药店。
所以，当我父母明白我和沃尔特谁都不会解释一下这次神秘的造访——其实是这次神秘的卸客——之后，他们就不再追问这件事了。
我难过得要失心疯了。
至于我哥哥，他把我扔在了我出生的那栋房子里，把我的行李从车上卸了下来，与我的妈妈吻了别，与我的爸爸握了手，然后——他没再跟我多说一个字——就径直开车回城里去了，去为另一场更重要的战争做准备。
附近有一家通宵营业的药店，药店最里面的角落里有个电话亭，我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想跟我哥哥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