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希望那时候的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安吉拉。
我希望我能跟那些男孩子把能做的事情全都多做几遍。（当然，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匀出这么多时间，但我会不遗余力地把那些男孩子中的每一个都挤进我满满当当的行程表里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马上就要被炸碎、被烧死、受重伤、被推入万丈深渊。）
真的。
听上去似乎我很轻浮，但并不是这样。
不过其他人倒是上心了。奥利芙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从她的祖国英格兰传出来的消息。她很焦虑，但话说回来，她对什么事情都很焦虑，所以她的担忧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奥利芙每天早餐时都坐在那里，边吃腰子和鸡蛋，边读每一篇她能找到的报道。她看《纽约时报》《巴伦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虽然这份报纸更亲共和党），能找到英国报纸的时候她也看英国报纸。甚至就连我姑姑佩格（通常她只看《华盛顿邮报》里的棒球报道）也担忧起来，开始关注这些新闻了。她已经见识过一场世界大战，不想再见识另外一场。佩格对欧洲永远忠贞不渝。
如果我更聪明一点、多关注一下这件事，我可能会意识到美国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之中。我也许会对我哥哥想要加入海军这个消息更上心一点。我也许会担忧这样的决定对沃尔特的未来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也许会意识到，当美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战争的时候，一些每晚都在纽约跟我鬼混的有趣男生正好处在上前线的年龄。如果那时我就对自己现在所知道的事情了如指掌——也就是说：那些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中的很多人，很快就会在欧洲的战场上丧生，或在南太平洋的烈火中丧生——我会跟他们中的更多人上床的。
那个夏天，佩格和奥利芙越发坚定地相信，美国人民必须为战争贡献力量。必须有人给英国人解围，必须有人把法国人救出来！当总统希望得到国会的支持以采取行动的时候，佩格和奥利芙给了他全力的支持。
人们说，历史是有鼓点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没听见它的鼓点，甚至当它就他妈在我耳朵边上敲锣打鼓的时候也没有。
佩格——这个背叛了她的阶级的人——一直很喜爱罗斯福。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父亲恨透了罗斯福，而且他还是个激进的孤立主义者。他真的跟林德伯格[1]想到一块去了。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家的所有亲戚都讨厌罗斯福。但毕竟这里是纽约，我猜这里的人对事情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搬去纽约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一九四零年六月中旬——德国进军巴黎。（我父亲的理论也石沉大海了。）但我的生活中正发生着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我无暇再去紧追战事。与正在马奇诺防线上发生的事相比，我更好奇哈莱姆和格林尼治村里正在发生什么。到了八月份，当德国空军空袭英国的时候，我正在害怕自己是不是怀了孕、得了淋病，所以也没太留意这个消息。
“我受够了那帮纳粹！”我记得有一天早上佩格边吃早饭边读报边大喊，她怒火中烧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他们够了！必须阻止他们！我们还在等什么？”
一九四零年五月，德国入侵荷兰和比利时——但那会儿我正在瓦萨挂掉所有考试，忙得很。（我倒是记得我父亲说过，夏天一过所有烂事就都会结束了，因为法国军队很快就会把德国佬赶回老家。我猜在这件事上他大概是对的，因为他似乎读过很多报纸。）
我从来没见过佩格因为哪件事生过这么大的气，这也是为什么我记住了这个场景。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反应穿透了我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世界，让我意识到：天呐，如果连佩格都气成了这样，那情况一定真的在变糟！
也许你觉得我早该注意到要打仗了，但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话题的存在。在这件事上，你必须要佩服我极其缺乏观察力。在一九四零年夏天，忽略世界大战即将全面打响这个事实并不容易，但我恰恰做到了。（我得替自己说句话，那就是我的同事和同伴们也忽略了这件事。我不记得西莉亚或格拉迪丝或珍妮什么时候讨论过美国的军事防备问题，或者“两洋舰队”的需求在日益增长的问题。）说好听点，我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比如，罗斯福内阁成员的名字我一个都说不上来。然而，我却能说上来克拉克·盖博第二任妻子的全名，一个离过好几次婚的德州贵族，叫利亚·富兰克林·普伦蒂斯·卢卡斯·兰厄姆·盖博——一个长到我至死忘不掉的名字。
话虽如此，但我并不确定她想让我为打击纳粹做点什么个人贡献。
我并没有参与这场讨论，这不必多说。但它却在我周围到处发生着。
真相是，我丝毫不知道这场战争——这场既遥远又恼人的战争——会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后果，直到一九四零年九月。
实际上，仗已经开始打了——而且形势还很严峻。当然了，仗是在欧洲那个大老远的地方打，但美国国内在激烈地讨论我们该不该加入进去。
也就是艾德娜和亚瑟·沃森搬到莉莉剧院的时候。
顺便提一句，要打仗了。
[1] 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著名飞行员，历史上首位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二战期间他极力反对美国加入战争，得到了孤立主义者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