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是他要求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将他们开除出党，而这在希特勒的德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还因为这些人是在纳粹胜利之后随大流加入该党的，他对他们献身于纳粹事业的忠诚特别怀疑。当他仍旧是地方小组领袖时，他大部分的通信联系中都包括了试图保持该党和冲锋队的纯粹性。对那些错过了党派集会的人、那些未能向纳粹捐款的人、那些支付会费延迟的人或者那些发出不适当言论的人，吉尔曼会给他们写威胁信。对于那些表现得体的人（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也有奖励分配，比如推荐信。 但是监管1 500人的行为表现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尤其是吉尔曼发现受到训斥的人比受到奖励的人更多，大约是10：1的比率。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大约有1 200名党派成员，加上450名冲锋队队员、150名冲锋队后备人员、140名党卫军、15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300名少年团成员（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儿童组织）。 这些人中大约有600人隶属于不止一个党派组织，因此会被统计两次，但即便是这样，地方小组至少直接控制着1 500名诺特海姆人——占整个城市成年人口的1/5。
早在恩斯特·吉尔曼发现一个地方小组领袖控制这么多的人有多么困难之前，纳粹党就发展了一项分割这项任务的系统。每个地方小组被分成“单元组织”，其中的每个包含若干的“片区”，每一片区负责监管几十户人家。在诺特海姆，有12个单元组织和80个片区。城镇中包含了3 500户人家，平均每个纳粹“片区管理人”负责44户人家。通过和这些有限的人进行密切而不断的交流，纳粹片区管理人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向该党表述这些人的需求并向这些人转达该党的命令。片区管理人因而成了该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对许多人而言，他就代表着纳粹党。
吉尔曼公然威吓的一群诺特海姆人是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大家还记得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成百上千的城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大部分是投机主义的）理由而加入该党。因此，党派成员在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实际上，直到1936年春天，国社党还在向1933年5月1日（当时的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入党申请的所有诺特海姆人发放成员卡。 每个申请者都被立即视为临时成员，不过和“党派同志”一样支付会费并履行其他义务。
像大多数纳粹策略一样，片区管理人系统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被削弱了。一个尽职尽责的片区管理人或者会赢得分派给他的民众的信任，以代表他们的愿望，或者会将该党的要求施加给民众。但是他无法同时做到这两方面。因为他对该党负有责任，所以片区管理人难以避免地成了该党的眼睛、耳朵和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众认识到不能信任他；欺骗也成了这种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本质上，片区管理人成了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让民众加入党派组织、出席纳粹集会、读纳粹出版物并且为该党每周的募捐活动捐钱。 当诺特海姆人看见片区管理人靠近时，就扮起鬼脸，但是当管理人看见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礼貌地笑起来。当然，片区管理人也知道这一点。
但是请注意这一年的运动都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武力的使用甚至公开的威胁都将危及这一运动。熟练的操控而非独裁命令使市长吉尔曼达成了他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市长个人和天主教教徒父母面谈时大量使用的非正式威胁手段。无论吉尔曼在提出为了孩子们的福利这一恳求时是多么“正确”，父母们都十分了解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要对人们做什么。他并不是个可靠的人，只是穿着纳粹制服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画下面。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暗示。重要的是，吉尔曼通过官僚政治和有计划的控制得逞了。他了解到了极限，就像其他诺特海姆人所了解到的那样。
而且，这一系统明显取决于每个片区管理人的性格，在诺特海姆，那些于1935年之后填补该职位的人主要是趋炎附势者而非狂热分子。当两名会计从恩斯特·吉尔曼手里接手，成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管理者时，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授权是要将该党的事务变得井然有序。因此，他们首先着手的事情之一就是以有能力的商人取代了大部分之前委任的纳粹骨干领袖。几乎所有直到1935年一直担任单元组织领袖或者片区管理人的狂热的“老战士”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职位被“3月受害者”——1933年3月随大流加入纳粹的投机分子——取代了，这时很明显的是希特勒已经接管了整个国家。他们被期待着成为有效率的人，而非狂热分子。这些新的片区管理人被任命到各个职位上（有时会明显违背他们的意愿，是威吓的结果），他们显然应该正确而准确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当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市长吉尔曼捍卫了自己的行为，他坚称他唯一的主张就是在新教学校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机会。吉尔曼声称他所做的是敦促父母考虑他们孩子的未来，主教无法证明他在市长办公室里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父母说了其他的内容。到1937年圣诞节为止，诺特海姆天主教学校里只有16名学生了，吉尔曼向省级学校机构申请（按照规定执行）关闭这个“侏儒学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即，1938年2月，市长再次向该机构申请宣布路德派学校是“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天主教学生。这也是按照规定来的，于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到1938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再也没有宗教学校了。 恩斯特·吉尔曼胜利了。
目标是有限的，结果很容易通过标准的簿记做法进行衡量，但是这些工作是无聊的。至少每周一次，片区管理人必须去拜访他所负责的40户人家中的每一户，以收集“冬季救济金”捐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纠缠民众。偶尔，纳粹党还会要求更多。例如，1939年，该党发现，诺特海姆对某份纳粹时事通讯的订阅数较低，于是片区管理人就被施压了，反过来管理人又向民众施压，这样一来，八个月内，订阅数就翻了番。 还有一次，该党决定让德国人喝更多的德国葡萄酒，于是片区管理人就必须挨门挨户地售卖样品酒。他们成功地使城镇中每两户人家就买了一瓶酒。 然后，还有该党的命令要传达——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1939年为止，省党部有20个单独的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会为每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布条例。没人能全部遵守。 最后，片区管理人被要求监视他的家人，还经常被要求递交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书面报告。
34名天主教教徒父母马上就顺从了。一名诺特海姆人（本诺·施密特，他是一名社会党人，名义上是天主教教徒，但因为反对神职人员而从未去过教堂）为了对抗吉尔曼，让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女儿转入天主教学校，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的小天主教社区并未作出明确的反应。接下来几个月，市长对这些父母施加了个人压力，一次一个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逐渐离开了天主教学校。
然而，正是1935年之后的那些年里，由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所做的“个人政治评估”最为明显地展示了纳粹党从其狂热抱负中撤退到了多远。
1937年复活节之后不久，市长吉尔曼召集起学生们的父母，在一家小型天主教初级中学召开集会。他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着不适当的教育，这家只有77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天主教学校不能充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他强烈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转学到福音派路德教会的学校，那里有1 300名学生和丰富的教师团体。
要求进行评估的原因很多。如果一个诺特海姆人要申请在新的“移居点”买房子，或者是想成为行会或俱乐部里的官员，或者是希望做任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有资格领取任何的社会福利，或者甚至是要领结婚证，都必须有存档的“政治评估”。片区管理人填表格，单元组织领袖副署。表格上的查问非常具体，包括此人是否属于某个该党的组织，是否订阅该党的报刊，是否在之前参加过政治团体，是否出席纳粹集会，是否为“冬季救济金”捐款，以及他的妻子、孩子是否也属于某个团体、捐款、出席集会，等等。关键的问题是：“政治可靠性？” 片区管理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会成就或者毁掉一个人。
得到了这个教训之后，吉尔曼变得更狡诈，因此也更有效率了，他着手废除诺特海姆的宗教学校。他没有使用威吓手段，而是使用官僚主义技巧和一种迂回攻击。他的谨慎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
在1935—1944年间，完成了1 000多份这种表格，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几乎没把任何人列为“政治不可靠”。前共产主义者、前君主主义者、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前国旗队激进分子，等等——所有人都从疲惫不堪的片区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合格证明，只要他们确实做了其中的事情，在片区管理人每周进行募捐走访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并且愉快地捐几枚硬币，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片区管理人的生活过得去。片区管理人在填大部分的回复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他们遇到与捐款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空格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的答案才会是具体和完整的。这一主题也在“进一步评论”部分占据着主要地位。
这些都没奏效。去教堂的人增多了，团结在威廉·施潘瑙斯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系通过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公然反抗吉尔曼。这完全是被动的抵抗，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吉尔曼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徒劳的威胁行动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帝国完全不能再冒任何疏远其自己人的风险了。
当然，到1935年为止，实际上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个纳粹组织（通常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或者“德国女性工作”），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出席集会，订阅某些纳粹出版物，尤其是，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意识到至少要为“冬季救济金”捐赠一笔象征性的钱。一旦“政治评估”中被放入了消极的评论，通常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就会被描述为“自私的”或者“不友好的”，这表明他们让片区管理人一周一次本来就沉闷的工作更加繁重了。1935年后有段时间有些表格中包含消极评论是因为某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不过通常被打上标签的是天主教教徒而非路德派教徒，这反映了城镇中存在的宗教偏见），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通常还是被列为“政治可靠”。
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是让诺特海姆成为德国第一个完全没有教会成员的小镇。但是，他的谴责和威胁措施只是增加了来自路德派团体的强烈的无声抗议。他显然不敢逮捕牧师或者强制禁止去教堂，因为纳粹党的高层机构不会允许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让希特勒青年团破坏基督教坚信礼课堂，朝城镇教堂里的十字架扔雪球，暗中监视牧师——希望借此记录下能够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的有罪言论。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特征鲜明的人会被明确地认定为不“可靠”（即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或建立期间以及建立之后都强烈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政治评估表主要是表明片区管理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感兴趣于制造麻烦。他们感兴趣的是尽可能例行公事并且表面地做好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明白如何远离复杂的事务，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出于便利而非信仰而成为纳粹党成员的。 因此，即便是纳粹控制机制，也调整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了。
促使恩斯特·吉尔曼明白这一点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在诺特海姆取消纳粹主义合法地位而言，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对新教教会的抨击。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反对教会的客观理由。教堂牧师祝福过希特勒建立起的独裁统治，在1933年之前，路德派牧师曾经是城镇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纳粹演讲者之一。实际上，诺特海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纳粹党就是因为纳粹分子将其定位为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党派。但是恩斯特·吉尔曼讨厌教堂，（正如他在193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他私下里决定“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 然而，对于如何完成，除了一般的威胁之外，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他一开始针对路德派教会的运动失败了。
片区管理人所做报告中有一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有任何社会民主党地下活动的迹象。如果前社会民主党活动者在某人家里会面，片区管理人会不得不注意（在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里，每个人都彼此相熟），他们立刻会通知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但是1935年之后这种会面越来越少了。 社会党人也常常讨厌使用规定的“希特勒万岁！”这样的问候语（弗雷德里希·哈泽注意到他的片区管理人从未说过），但是不久后这也被忽略了。即便恩斯特·吉尔曼限制了他的目标，但是，他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做；从他针对一个在1934年申请恢复在国有铁路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我认为斯特罗迈耶先生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追随者，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话。” 他批准了此人的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一般会注意除了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支持的态度外，不会表现其他情绪。但是这明显意味着只有纳粹的威胁是可靠的。因此，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越来越难以确定诺特海姆人的真实态度了，领袖们所持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在压迫人民方面比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谨慎了。
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唯一对社会党人的逮捕是在1943年，当时有三名前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送入集中营。这并不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主动的，也不是因为社会党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是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盖世太保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先发制人的清剿行动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1935年后在诺特海姆没再发生过政治逮捕。
有人向我报告说，在元首生日庆祝仪式上，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国歌时，你没有抬起胳膊。我提醒你注意，你这么做只会面临被打的危险。谁也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们招摇地用这样的行动将自己排除在我们的种族社区之外，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希特勒万岁！
片区管理人也只是间接地参与了诺特海姆的反犹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偶尔会报告关于纳粹党成员和犹太人之间的结交，因为1934年9月之后发布的纳粹命令明确禁止党派成员在公共场合或者社交场合与犹太人在一起。 在诺特海姆这样小的地方也是不太可能隐瞒的。但明显的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会有一封谴责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的信，再加上在未来政府工作就业机会中丧失优先选择权。
就算诺特海姆人漫不经心地明显表现出他们的冷漠，但是纳粹仍旧展示出了他们的尖牙。下属领导人被要求记录所有应该出席纳粹集会的人并且将没去集会者的名单送交地方小组领袖。 没有出席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那些早退的人也被要求做出解释。 在集会上没有表现出适当热情的人会受到挨打的威胁，正如下面这封恩斯特·吉尔曼于1935年写给一个年轻女性的信所证明的：
这与1933年之前在诺特海姆民众和纳粹党中普遍存在的温和的反犹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意识形态关注点是教会，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其他方面的态度。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对城镇中的犹太人采取激进的行动。正如他在1934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解释的，如果人们确实避免和犹太人进行商业或者社交交流，这会“破坏犹太人的力量”。除了和国社党成员在一起之外，他从未强调过这一内容。最终，他期望“犹太商业能够从这儿消失”。 他甚至偶尔会愿意为诺特海姆个别的犹太人写担保信。
国家对地方集会的指导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们也试着提供多种内容。比如，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放映幻灯片，包括像“德国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娱乐化标题。 但是无论内容如何，当人们是被迫参加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失去了吸引力。除此以外，集会实在太多了。比如，1938—1939年的整个冬天，党派成员被要求参加的集会数量平均为每三天一场。 日程表排得太满了，以至于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八个月的活动，并且城市中的其他俱乐部若是没有得到地方小组领袖的允许就不能举行集会。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年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没采取任何公开的反犹主义行动。1935年有两次，冲锋队队员朝一个犹太商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因为这个人之前鲁莽地“侮辱”他们。 1938年11月9日夜晚，冲锋队队员抢劫了几家宽街上的犹太人商店，这是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帝国水晶之夜”的一部分，但诺特海姆人对此的反应（全德国的情况都是这样）是公开地表示否定，以至于这成了城镇中最后一次公开反犹主义事件。 那时，希特勒决定杀掉他控制的所有犹太人，也就是他的“最终方案”，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犹太人都离开了城镇，去了更大的城市并且隐姓埋名，或者为了安全考虑而去了另一个国家。诺特海姆人没有骚扰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他们也尽最大努力不去“了解”他们的政府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 到那时为止，冷漠和心理上的否认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之道。
被迫参加纳粹宣传活动也破坏了该党在1933年之前成功进行宣传活动的关键因素：一种记录常规反应的反馈系统，再加上为了便于根据反馈来调整宣传策略而在地方上控制大部分的演讲者和主题。到1935年，纳粹党的高层宣传机构对地方领袖发布命令。例如，1935年11月，有一项指令发送到诺特海姆，内容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集会，三页纸上写了如何举办的细节，包括每一步的计划，完整到包括在介绍演讲者时所使用的话语（以及在油印表格上留给其名字的空白）。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诺特海姆已经实现了一种平衡。该党只希望从民众那里得到顺从和例行公事的回应，而民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么回应的。作为回报，纳粹领袖谨慎地不过分地逼迫民众。 另一方面，党派领袖对民众态度非常紧张，以至于1937年，他们开始训练单元组织领袖和片区管理人使用小型武器，并且发给他们手枪，让他们穿制服。 就片区管理人收集的记录来看，这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对手枪的主要担忧是一旦第三帝国崩溃了，他们如何迅速地丢弃。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1935年后变得没那么有活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前所述，诺特海姆对国社党的热情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衰弱了；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唯一能吸引全体出席的纳粹集会就是他们举行的没那么政治性的“娱乐晚会”。在建立起独裁统治之后，诺特海姆人去纳粹集会，但主要是被迫去的。接连不断的纳粹集会令他们无聊和疲乏，对于被逼去参加这些集会，他们愤恨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镇人日益表现出冷漠的迹象——这是唯一不危险的逃避方式。
随着战争的开始，诺特海姆纳粹党承接了新的任务，就是保证彻底占领，进一步减少对城镇人的要求。冲锋队队员成了空袭管理人，该党的官员变得有点儿像社会工作者了。这部分是因为根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该党承诺会维护响应号召的士兵们的妻子和家属的利益。因为诺特海姆是驻军城镇，所以这里有很多士兵的妻子；她们主要的需求是合适的住房。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这些女性找公寓，然后调节她们和女房东之前难以避免的口角。当德国其他被轰炸城市的难民家庭到达诺特海姆时，问题变得更多了。
甚至是可怕的恩斯特·吉尔曼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变得放松了。1934年3月后，他担任了12年诺特海姆的市长，薪水是每月880马克。 当1935年1月新的市政法规实施时，市长吉尔曼在法律上不会对诺特海姆的任何人负责，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吉尔曼感觉自己安全无虑，于是决定放弃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他也确实于1935年9月这样做了，不过他小心地选择了继任者，避免其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他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削弱了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对于城镇中1 200名党派成员而言，“地方小组I”和“地方小组II”就这么产生了。为了领导他们，吉尔曼选择了两名会计，都是性格呆板的人。 一个41岁，另一个44岁；两人都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半年加入国社党的；在吉尔曼大方向的领导下，两人除了一丝不苟地管理地方小组之外，都没有任何的野心。 1938年，吉尔曼动用城市资金中的2万帝国马克，以重建和扩建城镇的骑术大厅，之后不久，他重新加入冲锋队，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骑马冲锋队”的一员，可以在新跑道上骑马了。 这是他在1938年后的主要活动。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该党的工作主要包括回答某个城镇中人是否具有“政治可靠性”的询问；帮助民众寻找工作，获得资金援助或者是寻找住所；处理由配给这样的战时限制所引发的抱怨；代表党派成员出面以确保他们获益；澄清关于党派成员的官僚主义问题。 简而言之，这是普通的19世纪坦慕尼协会的手下人所熟悉的工作，这些工作让纳粹领袖们十分繁忙，以至于几乎没什么时间去骚扰民众了。
导致纳粹分子动态减少的一个因素是地方领袖变得富有和放松了。曾经在1932年穷得身无分文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在1933年3月开始领取薪水了（当时新成员大量涌入，使该党的金库令人难以置信地膨胀起来），并且薪水是很可观的：每月810马克。因此，他致力于庆祝活动、喝酒和监管旧大楼的修复活动。 他将诺特海姆县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像瓦尔特·巴尔德奥夫这样的下属以及其他冷静可观的专业人士，巴尔德奥夫是一个50多岁的温文尔雅的职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两个月加入了国社党。
当伤亡数字开始增加的时候，城镇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和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后果。到1944年12月为止，成为第三帝国一部分的特权已经导致148名诺特海姆人丧生，57人在战斗中失踪，还有14人被俘，这些人是诺特海姆人的儿子、父亲和兄弟——占城镇男性人口的6%，其中还不包括伤者。1944年12月12日，同盟国的轰炸机摧毁了诺特海姆的铁路调车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袭击了附近的几所房子。讽刺的是，这些房子都是工人阶级的家，毫无疑问，受害者中包括了那些1933年之前在大街上对抗纳粹分子的人。换句话说，同盟国的炸弹杀害了反纳粹分子的人。不管怎样，这种非常小的突袭导致6名男性、15名女性和7名儿童丧生。之后又有两人去世，总伤亡达到了30人。
诺特海姆从1935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静态特征。到1935年为止，纳粹党已经无可争议地控制了整个城镇，但却失去了有活力的动力，其领导人也不再确定他们拥有民众，甚至是其成员的支持了。因此，他们开始谨慎行动，除了在那些独裁规则已经建立并且为人所接受的地方之外：俱乐部必须服从党派，党派成员和城市雇员必须听从党派安排，城镇中人必须在选定的场合里对政权展现出公开的热情，不允许表达敌意。但除此以外，纳粹领导人基本上成了管理者，城镇中人成了消极接受的对象。在成熟的第三帝国中所缺少的就是变革的热情、狂热、活力以及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就领导者和城镇人而言，明显的是和睦团结使得日常生活可忍受了。当战争于1939年到来时，城镇坚忍地渡过了难关，遭受了轰炸，经受了儿子和父亲的死亡，并且不英勇地投降了。
当美国的第三装甲师部队于1945年4月初进入诺特海姆县时，恩斯特·吉尔曼命令当地民兵组织誓死捍卫城镇。他自己脱掉他的纳粹制服，开车到诺特海姆东边的山上，车上还带着一箱杜松子酒。民兵组织步他的后尘，而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没有战斗，城镇就投降了。温克将军领导下的当地德国军队也关心撤退的问题，不过其后卫部队的行动导致美国损失了五辆谢尔曼坦克。于是，因为在这座位于莱纳河畔的小镇内于1933年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些美国人的儿子、兄弟和父亲也丧生了。
——纳粹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递交给小组I和小组II的所有片区管理人的备忘录（绝对机密），1936年9月28日
诺特海姆挺过了第三帝国。1945年4月12日，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党派成员，还有某些群众，对正式的党的措施和集会明显缺乏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