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制糖厂和铁路的经济压力作用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威望和权力。危急时刻，它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民众，那么它如何能捍卫民主，它又如何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呢？在铁路调车场管理的成功无疑为纳粹分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工人们在经济上有多么脆弱；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民主党不会反抗。
大萧条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而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影响，中产阶级会变得绝望是因为恐惧，因为对大萧条影响的困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失业现象时。至于大萧条对下层阶级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的是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而逐渐加深的绝望削弱了城镇中的民主力量。这也侵蚀了社会民主党想要抗争的意愿，导致该党以老套的方式回应纳粹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涉及捍卫会产生某种经济灾难的体制时，他们很难竭尽全力去对抗纳粹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付大萧条，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来自其追随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赢得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这些人支持国社党只是因为纳粹分子承诺结束大萧条。简而言之，聪明而可信的激进主义是对付大萧条所需要的，但是社会党人并未提供。
但大萧条的主要影响是使城镇更加激进了。在面对加剧的经济危机时，诺特海姆人愿意忍受在其他情况下会使他们义愤或者冷漠的做法。因此在专制政权出现的那些年里，令人厌恶和削弱党派的唇枪舌剑与暴力行为迅速成长。诺特海姆暴力行为的程度是其极端局面的表现，而通过使暴力行为正常化和可接受也使这种极端局面更为严重。随着逐渐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对大萧条越来越没有耐心，暴力行为和政治紧张局势成了城镇准备接受纳粹掌权的主要因素。
当某人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民族主义时，诺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现也许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镇中无节制的爱国情感就是纳粹主义最好的道德切入点。就很多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诺特海姆人的行动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结束一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是不忠的，而纳粹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纳粹宣传相当巧妙地利用起来了。面对几番毫无意义的政治争吵和低效运作，纳粹分子看起来是统一、有决心和有活力的另类。他们的宣传对城镇中的需求和恐惧产生了影响，其指向几乎是任何潜在的追随者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愿意让他们的宣传在程序上灵活起来，因为他们有一套简单的评估和调整宣传策略效果的反馈系统。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力、适应性和努力，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捕获了城镇中困惑和陷入麻烦的中产阶级的忠诚。
在诺特海姆，阻止纳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党派的正派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认识到——无论它承诺什么——纳粹主义是不道德的。这种联盟无法形成是纳粹分子掌权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产阶级给了他们机会。
这为实际掌权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本身也是以确保成功的方式进行的。用康拉德·海登的话说，事实就是一场“分期进行的政变”让国旗队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作出果决的回应。当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恐怖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强化而产生的。
但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身上也是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回应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的方式几乎是偏执的。其成员坚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决定将时钟拨回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被强制禁止发挥影响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威胁性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观点与现实不符，因为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都是按照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所想的那样维持这种城镇。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对诺特海姆正式社交生活的摧毁。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着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诺特海姆人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诺特海姆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社会分子，纳粹分子可以让由此而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在诺特海姆，这一进程很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更加容易，因为该镇包含很多的政府雇员。由于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这些公务员处于暴露的位置，如果他们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除了和纳粹分子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尤其是诺特海姆的教师——他们组成了该镇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对国社党的支持中。随着1933年春季大批诺特海姆人涌入纳粹行列以及恐怖行为和骚扰行为变得明显，实际上已经没有抵制希特勒的可能了。
关于诺特海姆人这么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切理由不能只基于有关这个城镇的研究；答案存在于德国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很可能将由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答案。无论怎样，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中产阶级的态度相关。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使用的口号和方法与现实不怎么相关。他们表面上是革命党，但却并不再准备领导革命。他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和中产阶级修复关系，还经常以他们的短见和肤浅的攻击性冒犯中产阶级的感情。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采取了相当多的行动来加强支持，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经常举行游行和集会，给人一种充满无法抵挡的热情和受人认可的印象。经济领域的活力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证明独裁统治的正当性。除了纳粹自己的努力外，还有些有利于他们的因素。许多迹象表明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正在慢慢地自愈。而且有很多之前政权分派的公共事业资金，在纳粹分子掌权后才得以使用。人们可能还应该考虑到建立独裁统治的重要工作是在春天开始的——当时热情看起来是适当的，革命也并不是不自然的。
这就是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的胜利感到高兴的原因，也是他们称赞独裁机制建立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感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同样地，他们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而是针对其政治和社会抱负；最后，他们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而主要是针对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展出的错误观念。因为多种原因，诺特海姆中产阶级非常想给社会民主党一个打击，以至于他们没看到所选择的工具有朝一日会翻过来对抗他们自己。
因此，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纳粹主义对诺特海姆来说成为可能。同时，城镇本身影响着纳粹主义的性质，正如纳粹主义在当地的表现一样。比如，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基本上缺乏暴力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诺特海姆本质上是个小城镇。正如纳粹分子痛恨社会党人所代表的一切，双方都太了解彼此了，以至于没有发生冷酷而系统性的暴力行为。冲锋队队员会在街头打斗中打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却会避免在社会党人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并不是说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纳粹政权前几年没人被杀，而且诺特海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营。有一次，恩斯特·吉尔曼似乎决定让冲锋队队员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及其小烟草店开火，但做脏活的并不是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用卡车载来的来自其他城镇的冲锋队队员被用于这一场合。库埃尔富尔特和吉尔曼后来的关系也再次证明了这点；即便是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也很难对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完全无情。
就诺特海姆特殊经历背后的原因来说，纳粹主义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城镇中活跃的阶级派别。虽然诺特海姆在纳粹分子开始主导他们掌权的运动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这种凝聚力只存在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延伸至整个城镇的。纳粹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想要镇压下层阶级，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诺特海姆的小，无疑改变了成熟的独裁体制的性质，实际上许多家庭都是世代相知。纳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由政治光谱中每种颜色的旧城市居民组成——仍旧开会并一起努力确保他们收到每年配给的免费啤酒以及来源于城镇森林的价值18马克的木材。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有些事情似乎仍旧是一样的。虽然纳粹分子声称他们的慈善事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1933年之前可以看到诺特海姆人向各种各样不同的慈善组织捐赠同样多的资金。尽管纳粹分子认为通过将军队带到诺特海姆来，他们正在做些新的事情，但是应该记住早在恩斯特·吉尔曼考虑这样做之前，城镇就以热爱军队而闻名了。
首先，很明显的是，在纳粹选举大潮和掌权中主要的舞台是地方层面，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当地纳粹领袖。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通过积极、活力和宣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们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以上所说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当地发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镇的其他纳粹组织或者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纳粹领袖的榜样推动下出现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没有来自上面的书面命令，也许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但是主要的发动者明显是地方层面的领袖。确切地知道国社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目的性和主动性灌输给地方小组一定会很有趣，这些方式之后又被应用于整个运动中了。详细地了解在专制机构中如何将调配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是有用处的。可获得的关于诺特海姆的研究材料并没能完全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诺特海姆没有积极和有效的地方小组，那么这里就不会发生纳粹革命了，至少不会是现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袖提供了政治决定、意识形态、国家宣传，之后，对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为其追随者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和其他党派分享：一有机会就获得全部和排他的权力的想法。但正因为整个德国有成百上千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地方，革命才实现了。它们构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础。
实际上，就许多方面而言，吉尔曼及其纳粹管理当局只是将诺特海姆在纳粹掌权前表现出的小城镇的盲目爱国心具体化了。当要在纳粹理想和将诺特海姆发展成旅游中心之间作出选择时，吉尔曼毫不犹豫。如果有重要的游客来诺特海姆，他会确保他们住在桑尼旅馆，因为那是城镇中最好的旅馆，即使其所有者是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和被禁止讨论的共济会的负责人。 另一方面，有些诺特海姆人没在纳粹主义中看到什么新的内容，除了有可能有机会实施他们一直希望的政策之外。比如，对于诺特海姆射击协会的几名主要成员来说，引入希特勒政权只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拥有300米的靶场了。对于城镇中的几名商人而言，纳粹主义只意味着现在是时候发扬诺特海姆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商店里购物的观念了。无论他们的纳粹领袖如何告诉他们，诺特海姆人都不会不去教堂，因为这是他们在星期日一直做的事情。
那么，从诺特海姆在纳粹年代的经历能学到什么呢？
最后，有人可能会分析纳粹掌权后恩斯特·吉尔曼的行为，将其视为诺特海姆阶级分化的表现。并有什么比去发现关于个人动机的真相更难的事情了，但是吉尔曼及其亲近的朋友们所采取的许多行动暗示他们是对社会不满的产物。吉尔曼属于下层中产阶级，这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样一个政府和社会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城镇中，这些精英可以自由地表达胜过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冷酷的优越感。当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后，他们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并且追捕社会党人领袖，但这可以解释为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妥协的政治对立。吉尔曼想从社会党人这里得到的是他们变得不发挥作用，而不是退化（除非是产生一种政治徒劳感的情况）。因此，吉尔曼会同意在他看来永远也不会支持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党人的工作申请。 当一个普通工人公然反抗他时，他还能难得地笑起来；当他试图骚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兄弟时，库埃尔富尔特能以这样告诉吉尔曼来阻止他：“看吧，如果你想要选人欺负，那就试试我吧——但是，离我的家人远点儿。” 这是吉尔曼所尊重的；他所讨厌的是城镇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他的团体是支持他的。正如赫尔曼·舒尔策有次说到威廉·施潘瑙斯：“一个诚实的共产主义者比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学教师更合我意。”
诺特海姆现在不是，过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诺特海姆的结构都不同于其他德国城镇。这里有数量过多的公务员，城镇在经济上由铁路控制。在德国，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在第三帝国开始时就有2/3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国早期，德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比诺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结果，吉尔曼对城镇精英阶层所做的事情是他从不会对完全对立的政治对手所做的。在驱逐市长彼得斯的漫长而卑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令人厌恶的。试图贬低托马斯·加兰也属于同一类别。吉尔曼对待射击协会和零售商人协会的做法超越了惯常的“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轻视。他对待和城镇中上流社会的关系的做法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威廉·罗尔是最显著的例子。这种态度最终表现在吉尔曼对抗路德教派的斗争中，这种对抗在诺特海姆比德国的大部分地方更加严酷。通过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和卑劣的方法抨击城镇中有社会地位者的大本营，恩斯特·吉尔曼很可能在试图胜过他所成长的环境，并且谴责他之前纡尊降贵地对待的上流社会。
前纳粹时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团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再出现。战后不久，经济灾难均衡地传播开来，从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只依旧存在身份地位差别，鉴于这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种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之后，随着联邦德国接下来的经济奇迹，收入差别重新出现了，但是自从新经济创立了新的精英之后，就没有出现过去的静止和分裂，而持续充分就业的方法再加上强有力的累进所得税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级，就是流动的外国务工人员，和他们相比，之前德国的工人阶级（所挣工资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时薪）提升了好几个社会等级。阶级界线也变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纳粹对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曾经一丝不苟、僵化的阶级联盟和团体。结果就是无论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特海姆的社会，它都不像极大地帮助希特勒掌权时那样有裂缝和有凝聚力了。旧城镇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而诺特海姆人，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深渊中，也找到了让吉尔曼及其追随者接受城镇态度这一现实的方法。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在诺特海姆经历希特勒独裁统治中的一个有点儿令人鼓舞的内容就是，即便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尽管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能挑战并且改变人类的本性，但是纳粹领袖被迫接受了城镇中人的表面顺从而不是要求内在承诺。至少从1935—1945年，无聊和淡漠是纳粹运动无法克服的因素。他们可以强迫诺特海姆人出席集会并且假装热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做戏，最大的谜团是谁在欺骗谁：是那些假装他们的行为有意义的人，抑或是那些鼓励这种虚假的人？作为对外在顺从的回馈，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并没有向城镇中人施加太多的暴力，但这可以证明纳粹领袖也知道这种顺从只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暴力威胁和表面上的。就很多的日常经历而言，接受这些规则让人们的生活暂时变得可忍受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尽管有明显的连续性，但现在并不是同一个城镇了。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更大城市的难民为了躲避空袭而涌入诺特海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待在这里。甚至有更多的难民从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来到这个小镇。到1960年为止，诺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时为止，每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是希特勒掌权时期的诺特海姆人。
这是种半信半疑的胜利，几乎不能视为诺特海姆人被免除他们国家的杀戮行为了。而且，当置于纳粹经历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时，这就显示出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欺诈、和解、漠不关心、背弃和坚决的冷漠是多么得无效。诺特海姆施加给他们的纳粹管理者的调整使得城镇人可以在第三帝国生存下去，但是大众的不抵抗也让纳粹分子能够对人类种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纳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励道德麻木并且证明了其正当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纳粹分子的人中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这种道德麻木是所有纳粹主义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决条件。
占领当局委任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担任诺特海姆县县长，他迅速而平稳地恢复了民主的当地政府。托马斯·加兰成了城镇的主要管理者。社会民主党几乎一夜之间再次出现，并且根据政治潮流的流动，在保守派还没有掌权的时候管理诺特海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议会中的21个席位按照如下划分：10个社会民主党人、8个天主教中央党和3个自由民主党。这非常接近于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会党人已经学会了认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现在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纳粹独裁统治最终甚至还折磨着想要与之和平相处的诺特海姆人。基本上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逐渐明白了第三帝国正在带给他们什么。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在经历了普遍的信任和社会交流崩溃时就了解到了独裁统治的含义。当希特勒的政策为他们带来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人们恐惧和憎恶的战争。 尽管在前纳粹时期这里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1939年当驻军走出城镇的时候，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没有任何欢呼声。战争带来了饥饿，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而且在冰冷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许多诺特海姆人的儿子学会了缓和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热爱。他们的父母了解到纳粹主义意味着死亡。
尽管诺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坏，但城镇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还是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纳粹分子当然消失了。恩斯特·吉尔曼被投入战俘营，待了三年，之后在诺特海姆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20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诺特海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他人都经历了“去纳粹化”，这至少剥夺了他们投票或者任职的公民权利。在那之后，他们对第三帝国集体失忆了。1945年4月，城镇中人烧毁了他们的纳粹旗帜，之后不久，英国军队监督清除了所有可见的纳粹标志。占领当局还从公共图书馆中搬走了853本纳粹书籍，把这些书捣成纸浆回收了。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拣选的。 《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为“战时经济措施”而关闭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现在的副标题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恢复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为城镇中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但是，当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引入第三帝国时，没人预见到这些结果。这也许就是这个城镇从纳粹掌权期间和掌权之前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最大的教训。那段时期，诺特海姆几乎没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真正理解一旦希特勒掌权城镇会经历什么，没有人真正理解纳粹主义是什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社会民主党未能理解纳粹诉求的本质；犹太人和路德教派也是，在纳粹的鞭笞下，两者都遭受了痛苦。即便是许多深信不疑的国社党成员，比如威廉·施潘瑙斯，对他们正在宣传的内容也是完全地理解错误。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诺特海姆著名学校的老师问一句为什么，如果德国人民就是希特勒一直告诉他们的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了实现所谓的命运而变成恐怖的奴隶制国家。
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谓的重复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每个团体都看到了纳粹主义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但是没人看到它全部的可怕之处。只有到后来才会变得明显，甚至是那时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纳粹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知问题。就这一点来说，诺特海姆的困难和诺特海姆的命运在相似的情况下很可能被其他城镇中的其他人分担。并不容易找到补救方法，但是知识和理解会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