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成员必须将出席以及带其他同志一起出席视为一种责任……每个党派成员都有责任为出席某次集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最后一个公民都会参加。……没有公民被允许待在家里……
国社党队伍中也弥漫着这种冷淡情绪，成员们被要求带着需要打孔的“管理卡”参加集会。任何错过三场集会的人都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国社党成员还被要求带其他人一同参加集会，以便使大厅内坐满人。在1935年夏天传阅的一份备忘录中，有种观念被重复了好几次：
虽然这些措施和恐怖行为确实增强了服从性，但是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体制结构中，群众宣传的历史确实是一段逐渐变得冷淡的历史。越来越多的诺特海姆人因纳粹的劲头而感到无聊和精疲力竭，他们抱怨接连不断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对于狂热的纳粹分子而言，他们越来越确信诺特海姆的公民是无望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对政治毫不关心。
但是1934年群众游行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在庆祝活动刚开始出现时，诺特海姆人还会踊跃地参与，而现在他们只会沿街蹲下，不想再听任何的演讲了。针对纳粹主导的活动的广告越来越多地利用如下这种祈使语句：“诺特海姆的全体人民必须出席！”
如果热情不能自愿到来，那么还有其他唤醒的方式。当然，为原社会党人设立的就业黑名单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但这是通过吉尔曼推动的幕后活动进行的。 不过，这些例子仍旧可以作为提醒。唤起外部顺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恐怖体制。即便是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有逮捕行为，主要是针对非常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8月末，据报道一个工人大喊“莫斯科万岁！”之后，就被送到了莫林根集中营。类似的逮捕行为依旧接连不断。9月，一个工人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逮捕。1933年11月，两名诺特海姆女性因“传播有关国社党的不实谣言”而被逮捕。 但是最终没再出现有关逮捕的报道或者警方的其他行动。和其他事情一样，恐怖体制正在稳定下来。9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发表一篇反对匿名谴责的社论是明智之举。纳粹权力的最后一次公开展示很可能是在1933年9月，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去围捕一群诺特海姆的乞丐。这是徒劳的，但之后不久警方就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并且成功抓住了一名不幸的受害者。
为了有助于宣传努力，其他的地方习惯也被融入了纳粹的方法中。在国社党登上舞台之前，诺特海姆人一直致力于向以前战争的死难者致敬。国社党通过经常举办庆典仪式来加以利用。为了向诺特海姆各种团体中去世的运动员致敬而建立起了特别纪念碑。甚至在平安夜和其他的非传统日期举行了一场纪念死难者的仪式。这些事件被叠加在现在惯常的纳粹庆祝活动（希特勒的生日、五一，等等）之上。甚至慈善基金的相关活动都被处理成了宣传运动那样。针对1933年秋季启动的冬季救济金活动，省党部领袖宣布会雇用200名大区演讲者并且举行近3 000场集会。
从此以后，纳粹只通过命令或者微妙而更加有效的社会强化方法来实施恐怖行动。和先前的例子一样，纳粹发布了禁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希特勒致敬以及维护城镇公墓中的坟墓的命令。而且，纳粹还发布了指令，要求通过出席集会、向慈善运动捐款和追溯雅利安人血统来树立自己的好公民形象。 更重要的是，通过谣言和社会强化来维护恐怖行动体制。有时，公开行动是必要的。因此自从于1935年开始反对教会的行动之后，每周日都有警探被安置在教堂前，招摇地记下所有人的名字，并且在仪式开始后，记录布道的内容。 但这种措施是例外。基本上，诺特海姆人很快就了解到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期望并且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然而，恐惧传播开来，在成熟的独裁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因政治犯罪而被监禁的，至少在整个1935年都没有。
简而言之，地方沙文主义被用来支持增强诺特海姆人对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影响对于纳粹分子而言是可喜的。当宽街上的一个屠夫设法用猪肉、欧芹和香肠蒂做成希特勒的雕像并陈放在他家商店的橱窗时，影响达到了顶峰。曾经为了射击节和其他古典庆祝仪式而装饰城镇的努力，现在再次应用于纳粹主义。而诺特海姆人融入了这种精神，满足了他们适应新形势的审美冲动。
这并不是因为该政体放松了对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将这种行为系统化了。自1933年春天以来，盖世太保迅速地建立起来，1934年4月，盖世太保由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管理。同时，1933年涌现的大部分“业余探子”网络被逐渐淘汰。1934年10月，纳粹党国家总部要求所有成员警惕任何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可疑活动，但是不能试图自己去解决，而是要报告给盖世太保。 同时，为了找出潜在的反对者，纳粹党发展了自己的“情报部门”。1934年3月，一个叫恩斯特·赖茨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诺特海姆县情报部门的领袖，他很快就在诺特海姆县78个城镇和乡村中的70个建立起告密网络。接下来的几个月，赖茨报告称他认为在诺特海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钢盔团，而且后者定期在桑尼旅馆举行集会。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些怀疑的细节，但是这些纳粹刺探者的存在和活动无疑有助于压制有异议的城镇中人的反抗思想。
尽管缺乏广泛的积极性，大众宣传方法仍旧在继续。诺特海姆人被命令挂出他们旗帜的场合增多了，其中包括一些次级活动，比如赫尔曼·戈林的生日、国社党的县代表大会。 最终，吉尔曼开始坚称在整个德国，诺特海姆都是装饰新颖独特的城镇。房主们被要求不再是只挂出纳粹旗帜，而要用一系列微型纳粹旗帜、彩旗和其他种类的装饰环绕阳台。
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就算是恐怖体制也多少适应了诺特海姆的特性。有个关于曾经汉诺威党派成员的老农民的例子。如果诺特海姆人还记得的话，他总是在晚上去酒吧里喝啤酒，一边指责现在的政府，一边赞美汉诺威王朝时代的好日子。纳粹分子掌权后，他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列入他的咒骂中。但他是政事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以至于从没有人去骚扰过他。因此，他几乎在第三帝国的每一天都公开诋毁政府，完全不受干扰。
选举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选举运动和投票表明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在选举日之前差不多两周时，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被迫卷入了一场没有内在内容的仪式。选举机制并没有判定或者登记诺特海姆市民的意愿。令诺特海姆人印象深刻的是国社党的全能和决心。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国社党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开始时真挚热情的资本。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甚至不得不以威胁来鞭策国社党成员。普通的诺特海姆人禁不住越来越怀疑整个事件。仪式是令人深刻的，但却不再具有真实性。竞选运动后，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发现只有通过新的威胁才能完成联合行动。
还有些诺特海姆人直到1934年夏天才真正意识到恐怖体制。就是在“罗姆政变”之后，出现了“德国扫视”和普遍的信任崩溃。
在诺特海姆城镇，结果是相似的。只有94.6%的人投了票，其中97.2%的人投了赞成票。公布的投票结果表明，6 942名选民中有193人投了反对票，68张选票作废。神奇的是，在举行国会选举的同时（其中只有纳粹分子提名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据称有321张选票作废。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很难说明，因为国社党在没人质疑其制表的情况下点算了选票。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点算，这都被视为希特勒事业的胜利。当诺特海姆教堂的钟声响起时，结果被公布了。
简而言之，威胁、暗示和谣言都用于维持控制，所以在纳粹统治第一年，诺特海姆实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并没有增加。存在着某种平衡，一方面诺特海姆人按照他们被期望的那样做，另一方面作为回报，他们不会遭受极权国家可能出现的严厉对待。这种基于恐怖行为可能性基础上的默许协议是纳粹统治在诺特海姆成熟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在将城镇中各种机构转变为能够接受的纳粹主义工具的缓慢进程继续进行时，这一条件一直保留着。这一进程考虑得尽可能周密，最好的例子就是学校系统。
在做过这些准备之后，结果却是令人扫兴的。诺特海姆县报告称有98%的选民投票支持国社党的国会计划（选票上唯一的一个选项），公投中有98.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如果我们看看位于诺特海姆县的莫林根集中营的数据，这一结果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据汇报，有252名囚犯进行了投票：其中212人投了赞成，26人投了反对，14票无效（据称，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7%的居民的选票）。
诺特海姆城市政府对小学系统的运营具有广泛的控制权，从决定预算到聘任教师。它对高级中学和女子高中没有这样的控制权，因为这两者由省学校董事会监管。然而，纳粹掌权后，决定因素是地方小组领袖，他不仅控制着诺特海姆城市政府，而且通过国社党对省学校董事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33年之后，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的必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教师都完全配合他。只有三名教师被免职了：沃格和来自“理想主义者”反对派的芬茨拉夫，一人只是被调动了，另一人则被赶出了城镇；还有一个人是来自高级中学的教师，众所周知他拥护共和制，他也被调离了诺特海姆。
为了保证诺特海姆人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投票，报纸上还刊登了发出指令的大幅广告：“这就是你正确地进行投票的样子。不能在‘不’下面的圈中做标记。”并一再说：“注意！选民们！当你在投票站为了希特勒投票并且投下赞成票之后，才能收到一个纽扣。”
不过，国社党不只对开除反对派感兴趣。国社党也关心着将教育争取为对新政权的一种积极支持。根据城镇的官方历史学家于1936年所写的：
国社党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从而确保了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投票责任。投票后，每个选民都会在投票站收到一个售价5芬尼的翻领纽扣。在城市的出口、铁路车站等，都有人站岗，这些人会提醒每个没有代表爱国责任的纽扣的人。
学校的任务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紧随其后的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愿望培养正在成长中的青年男女的需要，也就是让成年人感知到“社区”的意义并且想要加入社区。因此统一国家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培养人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让他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斗争中对抗敌人：除了常规的提升智力之外，学校还承担了新的任务。
有了这种准备，参与选举的组织本身并没有被忽视。诺特海姆1200名纳粹党成员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星期天选举当天早上9点出现在投票站，还有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旧识。投票后，每个纳粹分子都必须向其小组领导报告，为支持进一步的工作全天待命。诺特海姆的每家店铺都用海报填满了橱窗，每所房子都挂着纳粹旗帜。政府官员和商人被要求在中午之前进行非公开的投票，各种俱乐部也被要求进行非公开的集会和投票，而且：
将学校转变为新国家的意识形态堡垒的过程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1933年引入了新的教科书。现有的学校图书馆都被夺走了“堕落的”作品，入藏的书都是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教师们都要听关于制订需要教授的历史和其他敏感课程的总路线的讲座。关于“种族理论”和日耳曼人史前史的新课程被引入了。针对教师的讲座和“学校课程”一直在继续。在一次接一次的会议中，通常会重申相同的主题。教师们小心翼翼地准确记录下总路线，因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希特勒青年团会向国社党汇报教师们的所作所为。
恩斯特·吉尔曼给所有诺特海姆纳粹党成员的通函提醒他们必须出席选举前夜的集会，写着如下的话：“不接受任何借口。”
除了新课程和教授旧课程的新方法，学校还被要求重点强调体育运动和体育课，尤其是射击和“国防体育”。比如，在科学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制作滑翔机模型。纳粹的宣传电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教室里都安装着无线广播，这样一来就能听到宣传演讲了。 可以从天主教小学关于获得新知识的报告中评估出学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必须有旗帜……每个班级都要挂一张元首的照片……赔款表格和购买的手榴弹……学校图书馆被整改了，此外，还能找到格拉夫·勒克纳的《大海的恶魔》……学校墙上的照片增加了种族的内容，“在四个世纪内的纳粹标志”，基因法律……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地图就是我们的财产……购买空气步枪……旗杆……滑翔机模型……
诺特海姆的和平游行！据此，要求诺特海姆全体人民都参加星期六6：30举行的游行，游行的目的地是“1910年代圆顶”，布伦瑞克的同志克拉格斯牧师将在这里发表演讲。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的顺序和5月1日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出席。
这一过程包含了所有学校。商业和专业学校都引入了“种族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课程。即便是为低能者创办的小规模学校也尽可能地灌输其责任。
第二天，选举前夜，计划举行一次全面的游行：
希特勒青年团在所有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出现了一场让学校体制里的每个学生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孩联盟的运动。现存的学校社团都不存在了。但是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地位提升，教师的权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用前任校长的话说，“几乎不可能进行教学了” 。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尽管有这项运动，但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两年，纳粹主义中的某一方面内容却没能进入学校。这就是反犹主义。一位校长回忆起在他学校里的三名犹太学生：“他们在任何方面从未陷入过困境。这些孩子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学校毕业。据我所知，其他孩子从未以任何方式侮辱或者骚扰过他们。” 后来，犹太孩子们开始按部就班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但并不是在早期。实际上，甚至是支持纳粹主义的学生们也和有犹太信仰的其他学生足够团结，以至于他们从不当着后者的面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但是在其他方面，学校的孩子们都受到了严格的灌输教育。在诺特海姆，相比其他机构，学校成了更活跃的纳粹主义工具。
高举旗帜！
如果说他们在学校取得的成功是鼓励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源泉，那么另一种教育工具——日报却不是这样了。报刊确实都处在严格的控制下；《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自由受限。但是在纳粹分子眼里，只有当这些报刊完全归纳粹所有，才能不出问题。
聚集在骑术大厅的观众以紧密的纵列形式离开，走向市集广场，在那里解散。
如上所述，1933年9月6日，恩斯特·吉尔曼在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一场全体大会上宣布，每个成员都必须订购诺特海姆自己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很快就利用了这一命令。9月23日，每个纳粹成员都收到了一份来自《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信，提醒他们吉尔曼的命令并且通知他们从1933年10月1日起就是该报的订阅者了。一名代理人很快就会正式去确认订单。
2：00到2：03——警报；恢复工作。
这是增加纳粹报纸发行量的综合运动的一部分。1934年开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用再关心扩大其读者人数了，这项职责落到了纳粹地方组织中的一个专门官员新闻监察官的身上。新闻监察官的一般任务就是监视该区域内的所有报纸，而其特殊和主要任务就是打造纳粹自己的报刊。他被任命为当地纳粹报纸的一名普通记者，报道每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便他能够首先把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媒体……这样一来，那些胖乎乎的市民们就知道我们到处都有耳目，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让自己适应新德国。”而且，这个新闻监察官尽其所能去支持纳粹报刊，削弱非纳粹报刊。他特别要保持非党派报刊的秩序。
1：55到1：59——《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在诺特海姆，这些基本规则被解读成意味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将会被取缔。然而，随着埃哈特·克诺佩尔为《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写新闻，国社党就很难对该报进行抱怨了。在早期与灾难擦肩而过后，诺佩尔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了。实际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遵循着纳粹路线，跟随着每次变动。然而，最后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却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事情。自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刊以来，该报的报头上就有一句口号——“祖国高于党派”。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这大概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情感表达。然而，在纳粹国家，这是一种叛逆，因为这提出了一种国家和党派是可以区分的异端观念。如果埃哈特·克诺佩尔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本应该立即舍弃这个会惹麻烦的口号。但报头是每个人都会看却很少有人会注意的内容，直到1933年12月初的某一天，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才发现。
1：10到1：55——元首的演讲。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立即就被查封了。克诺佩尔和该报的出版商不得不进行最卑微的道歉，他们在幕后运作了很长时间才在10天后获得了重新发行的许可。不用说，报头必须被去掉。国社党认为这种暂时的停刊会成为致命的打击。
1：01到1：10——宣传领袖戈培尔博士的报告。
事实上，这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新生的机会。直到停刊为止，《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发行量一直在稳定下降。在该报被查封的时候，订阅者却蜂拥而来。该报的记者认为这是大众对第三帝国不满的第一个迹象。很有可能，只是诺特海姆人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审查制度盛行的年代，只要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被禁止的内容，当然都会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阅读内容。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赢回了读者，而且因为其内容写得好而精准，都是第一手新闻，一直保持着订阅量。也许那个记者是对的，诺特海姆人是出于抗议心理来读该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出版商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成为抵抗的象征），但是不管怎样，此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纳粹分子厌恶地挥舞着他们的双手，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直容忍，不过都是偶尔遭受骚扰。
1：00到1：01——警报信号。所有的工作结束；所有的交通停止。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愿意忍受《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但是他们决定完全根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厌恶“反动派”，比如该报的所有者和主编威廉·罗尔，还有部分是因为罗尔直接顶撞了纳粹分子。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是在垂死挣扎的报纸了，罗尔还是认为这滞后的发行量是因为纳粹的压力（这当然也是真的）。他甚至直接写信给该区内的新闻监察官，寻求对抗“非法竞争”的帮助。这刺激了《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在社论中不断攻击罗尔。他被指责丝毫不了解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接受犹太人的广告（他确实这样做了），发表关于诺特海姆国社党所作所为的错误报道。他还在一些小问题上受到烦扰。1934年夏天，《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拒绝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进行通常礼貌的交换报纸。罗尔被次要的纳粹人物要求发表直接针对他自己的毁谤性诗歌。他一再被诺特海姆的新闻监察官指责犯有小的过失罪。
最后一波浪潮是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两天到来的。11月10日，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演讲，在诺特海姆，国社党决定让所有人都听演讲。演讲期间，所有的行业都被要求停业，所有的城镇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大的大厅集合来听演讲。这场活动是同步性的杰作：
最终，罗尔开始写信向其朋友求助。附近城镇的一个编辑告诉他《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编辑过去曾经犯了盗用公款罪、伪证罪和逃脱债务罪，但是这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什么帮助都没有。一位罗尔写信求助的诗人尽他的可能去和纳粹的省党部领袖交涉，但是却被告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毫无希望了。
然后，竞选活动认真地开始了。按照国社党的命令，除非是政治性质的集会，否则选举日后才允许召开集会。第一场活动是在选举之前10天，也就是在11月2日举行的。该活动由一场盛大的游行和一场集会组成。从3点开始，不管怎样，按照国社党的要求，整个城镇都被卷入其中。（“期待所有居民的积极参与！挥舞旗帜！”）游行是由各种团体组织起来的，从铁路工人到露易丝王后协会，包括超过3 000人，再加上两支乐队、三支军乐队和无数的旗帜。第二场大活动是11月9日举行的，而这一天对国社党而言是特殊的日子——1923年希特勒那场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在诺特海姆，所有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全部的庆祝活动，举行了群众游行活动，他们还参加了敬献花圈仪式。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参加。
因此无论罗尔向谁求助，他都陷入了困境。他自己家里的剩余财产能让他以个人损失来出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但是最终发行量骤减到了每次发行都是徒劳的行动。1937年初，他屈服了，以少得可怜的价格将报纸卖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签署了不再出版任何东西的协议，并且退休了。不久之后他就死了。他对纳粹掌权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以武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感到高兴；他完全被他们伤害了。
诺特海姆的竞选运动于10月25日开始，当天希特勒在汉诺威发表演讲。从诺特海姆开往汉诺威的专属列车大幅降价。而且，诺特海姆人被告知只要向地方上的纳粹总部递交申请，就可以去参加汉诺威的活动。四天后，诺特海姆的冲锋队和党卫军，还有两支军乐队和他们的乐队举行了游行。
国社党发起的建立自己在报刊方面垄断地位的斗争还是发生了，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只发表国社党让他们发表的内容，而且是以纳粹分子想让他们发表的方式发表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温和地批评《诺特海姆观察家报》都会被吉尔曼报复性地威胁。 从第三帝国的最初期开始，诺特海姆的所有报纸都是宣传纳粹专制的积极和有效的工具。类似地，几乎所有在1933年春天被“一体化”的组织最终都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基本上，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逃脱了“一体化”的一群组织是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团体。这一疏忽接下来就得到了纠正。1933年11月，“基弗霍伊泽会”的所有前退伍军人和类似组织都被整合入冲锋队的“第二储备队”。因此，他们被置于纳粹纪律的直接约束下，需要参加游行示威，等等。
全民公投运动本身就是纳粹方法的一个杰出案例。即使国社党有望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只有他们能计算选票，但是也需要努力让诺特海姆人确实地为希特勒的政策投票。纳粹分子在过去几年完善的整个竞选系统再次启动了，就像这次也会是自由选举一样。很快，县领袖施泰内克开始请求大区提供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甚至针对有问题的特定乡村——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两个是社会民主党的据点。选举开始前的最后三天，他要了七个演讲者，其中大部分人将会在多个地点发表演讲。 很少有纳粹分子考虑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既然现在人们被迫出席纳粹集会并且被迫表现出明显的热情，那么再也不会有任何关于纳粹宣传效果的反馈系统了。在独裁统治建立起来之前，地方上的纳粹领袖能非常精准地评估哪些演讲者是“优秀的”，哪些主题是吸引人的，哪些集会是成功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记忆、臆测或者他们自己的反应。独裁统治的建立打破了之前自我修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曾经对纳粹分子赢得大众支持非常重要。
其他服务于纳粹目的的民族主义团体都被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德国战争墓地保护人民联盟”就是这样。纳粹支持的影响在他们的年筹款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930年是31马克，1932年是37马克，而1933年当冲锋队帮助进行筹款时是187马克。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也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重要的团体。这一团体当然是在对外政策中提出纳粹诉求的完美工具。
1933年10月，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面对国外对此举动的反应，他认为有必要表现一下国内对他领导地位的支持。表现的方式就是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选出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国会。第一反应为接下来的运动奠定了基调。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县长冯·德·舒伦堡将如下电报发给柏林：“诺特海姆县全体人民一致支持国家政府的行动，并呼吁和平、面包和工作。”其他组织发送了类似的电报。
纳粹最主要的努力之一是在诺特海姆开始扩大滑翔机团体。1933年9月，城镇中建造了第二个滑翔机，在献词演讲中，吉尔曼重点强调了滑翔机训练的军事重要性。一个纳粹滑翔机团体建立起来了，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模拟轰炸演示的飞行表演。这是在政府的明确命令下进行的，不过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表现出了一些主动性。诺特海姆参议院提供了近400马克的资金援助。
简而言之，国社党发现兴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加强纪律并且使收益系统化了。随着1933年春天国社党的大规模扩张，纳粹分子能否保持活力和凝聚力值得怀疑。即将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们能做到，但只是迫于压力。
同时，滑翔机和空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国社党没有忘记促进民防。1933年9月，诺特海姆创立了由纳粹领导的防空协会，城镇中的所有学校、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并入其中了。城镇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为民防目的而组织起来。到11月为止，第一批课程中有250人参加了讲座。必须出席。民防学校于1934年5月正式改组，有11名教师。认为即将出现战争是纳粹统治不变的内容。
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领袖并不是唯一担心1933年春天涌入党派中的新成员品质的纳粹分子。全国党派总部也规定自1月1日起加入党派的成员必须上一个特定的两周课程。这一课程本质上是要灌输基本的纳粹意识形态。出席是必需的，任何缺席课程的人都会被罚款。
另一个用于宣传并最终被国社党吞并的机构是钢盔团。这个组织在第三帝国作为纳粹分子的伙伴而开启了其事业。不过，纳粹分子决定控制住这个组织，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大众组织，而这一组织可能是持异议者的潜在聚集地。整个1933年8月，诺特海姆钢盔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让国社党确认其忠诚和友善。为此，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友谊晚会”，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9月，根据决定，钢盔团被冲锋队统一，也就是说被吸收了。实际的仪式变成了国社党的宣传资源，有旗帜、乐队和某种不自然的节日气氛。这一进程被拖进了10月，之后钢盔团就完全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才会被偶尔提及。通过将钢盔团并入冲锋队，该组织成为竞争团体的危险被排除了；而且，更多的诺特海姆人被直接置于纳粹纪律的管束下。但与此同时，存在这一组织中的公共精神和热情被破坏了。
同时，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抢占9月某个空闲的星期天，举行了一场普通成员的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利用这个集会宣布革命结束了；国社党现在是国家政权的唯一拥有者了。然而，他继续说，现在将会展开教化新德国的任务。所有成员，尤其是新成员，都被提醒必须出席他们小组的集会，必须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者冲锋队预备队。他们必须参加党派的盛大集会。他们必须去德国剧院。女性必须加入纳粹女性组织。最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都必须阅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不是反对纳粹主义的那些报纸。最后，吉尔曼声称他个人保证地方小组的财政状况运转良好。
简而言之，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结构不仅是难以改变且专制的，而且失去了自发性。恐怖体系唤起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缺乏内在热情。宣传逐渐变成一种程序。纳粹分子成功地在某些领域刺激了真正的热情，在这些领域内，诺特海姆人通常能够感受到热情，比如，市民自豪感方面。
1933年春季纳粹宣传攻势的势头一直顺利地延续到了夏季。虽然没有大型节庆了，但是仍旧有很多小规模的活动。有些活动是受新成立的纳粹附属组织或者现存组织的迅速强化的刺激，无论是哪种，看起来都需要展示某种活力。因此，1933年8月，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德国女孩联盟和新成立的党卫军侦察部队接连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前两次活动进行时，都有大型游行活动和“现场教会仪式”，而且大部分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党卫军的活动涉及由一个“演习队”完成的“演习”。 类似地，有些新的纳粹官员决定以发动大规模活动来证明他们的重要性。新的诺特海姆体育运动负责人赫尔曼·登茨勒就是这么做的，他于1933年秋天宣布在城镇中开启一个大型运动项目。从9月10日到10月1日（除了星期天），诺特海姆每天都有体育比赛。大部分活动包括射击、体操和“国防体育”，是为了促进大众运动意识，也有定期的游行活动、演讲和其他仪式。这些天所有的建筑自然都装饰着旗帜。没有人会抱怨新政权不重视身体锻炼。
伤害人际关系的一个后果甚至很有可能是犯罪率的上升。从1933年至1935年之间的警方数据证明各种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上升。如下表格给出的数据：
当然，1933年前半年，纳粹成功建立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活动。很多不同的活动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诺特海姆人目瞪口呆。但是1933年夏天，春天以来极快的行动步伐放缓了。新的独裁统治开始寻找规律并且适应规律。大部分破坏和建设都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新系统运转起来了。然而，尽管需要新的方式，但他们还是趋向于采用同样的方法。独裁主义增长了，群众游行活动全面展开，武力依旧被应用于经济方面。然而，城镇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城镇有重申其集体品格的习惯。虽然这些改变是在新生的独裁政权内发生的，但是并没有反对该政权。
涉及盗窃和诈骗的犯罪的增长尤其明显：
——一位诺特海姆的教师
虽然增长得相当多，但是整体数量仍旧很少。人们几乎不能说诺特海姆的犯罪浪潮是对独裁政体建立的回应。不管怎么说，这些数据是具有暗示性的，和恩斯特·吉尔曼在1934年春天给学校和青年人管理机构的那封有点儿疑惑的信一样，信上抗议孩子们最近在城镇公园中恶意破坏灌木（甚至烧毁常青树）。 毫无疑问，吉尔曼对涉及很多纳粹党成员的盗用公款罪案例也颇为疑惑，这些成员后来都被开除了。其他案例中，涉及一位诺特海姆纳粹时事通讯的前任编辑和城镇中的一位冲锋队领导，这两人都盗用了党派的资金。 因盗用公款罪而被开除的人中还有些是市政府获得新委任的纳粹分子，他们一上任就立即把手伸向了所控制的公共基金。 吉尔曼进一步发现只有使用威胁开除出党的手段才能让其他党派成员接受甚至是很小的成员责任。 腐败和缺乏责任感的证据并不确凿，但这却暗示纳粹分子逐渐发现了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和强迫人们过上一种被迫伪善的生活的后果。
你不得不一直参加教化课程，这些课程一直在灌输给你这些想法。你不得不学会，因为你不得不小心你所说的话。
1933年以后，诺特海姆的所有现象都必须置于时代背景下。这一背景的主要特征是信任的普遍崩溃以及迄今为止团结一致的社会组织的破坏和颠覆。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回避，有时也会挑衅。这两种反应对独裁统治都是有帮助的：回避会消除对新体系的威胁；挑衅可以被利用来对抗政权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但是国社党承诺的内部团结却没有出现。第三帝国并没有创造理想的人民—社区，而是开启了一个欺诈、不信任以及进步精神衰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