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被“一体化”了吗？这促进了国家团结和经济复兴。德国必须终止内部分裂，团结一心。
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了，只有国社党是合法的党派吗？德国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无意义的政治冲突和党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国社党。
犹太人被抵制和驱逐了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越轨行为，类似于伴随任何一种革命而发生的行为。此外，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发现的武器吧！根据之前的记录，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密谋使用暴力。
简而言之，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人们不能轻易下判断，要给它们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处中总会掺杂些坏处。毕竟，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城镇就被统一起来了，经济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比火把照亮的冲锋队队员闪亮的面孔和旗帜的剪影更具有说服力了。纳粹党正在发挥决定性的领导能力，他们统一、专注、无私而且有决心。
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暴力而被粉碎，工会是因为暴力而被解散的吗？他们是一群傲慢的制造麻烦者，完全是自讨苦吃。
而实际上，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内部腐化堕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社党的抵制就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反抗的领导者是旧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边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诺特海姆第一个成为纳粹分子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以及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负责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恩斯特·吉尔曼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当然，诺特海姆人对革命的许多内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纳粹分子属于低阶级才接受他们。正如玛利亚·哈贝尼希茨的丈夫所说：“只是一个下士如何领导国家？” 还有些人对逮捕、消灭反对者、破坏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但是有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义者的阴谋”一直在酝酿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尔曼领导下的几个纳粹分子就已经变得难以驾驭了。针对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对党派成员粗鲁，而且不体谅他人，他还保护了明显挪用党派金钱的诺特海姆纳粹女性组织领袖（其中有一次是给她自己买长筒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一年，因为吉尔曼的粗鲁行为，许多诺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国社党。
纳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号都吸引着诺特海姆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荣誉和复兴的观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有目标并且明显有明确方向的城市政府对公民意识拥有吸引力。最后，人民—社区的概念令人着迷，虽然其神秘的内涵意味着阶级划分的终结。 中产阶级尤其被这种“阶级应该终结并且只有德国人”的观念所吸引。就市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而言，这似乎很棒，而这是结束阶级战争的源头和原因，并且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社会党人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层面的例子。纳粹的吸引力是爱国主义和仁爱。当社会民主党发出威胁时，国社党则唤醒了“位高则任重”的品德，其关注的是外表而非现实。这完美地迎合了诺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因现存的阶级结构而沮丧不已；他们因希望创建一个人民—社区，且实际上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整个1932年，理想主义团体变得越来越不满。同时，吉尔曼开始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鲁暴力的人，比如赫尔曼·登茨勒和奥古斯特·乌德。这两个独立的纳粹团体各自在诺特海姆发展，但是吉尔曼占据上风，因为恩斯特·吉尔曼是地方小组领袖，能够通过呼吁国社党的专制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试着做些事情。主要是人们再次获得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了再次识别生活中的目标和内容。
1932年12月，第一场风暴来临。几名理想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要求审计地方小组的财政。吉尔曼明显滥用了很多党派资金。他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还是只是因为疏忽而丢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筹款已经收到，并且没记入账簿；入党费被中饱私囊，并且申请表丢失了；积累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债务。 起初，吉尔曼还在安抚。他需要理想主义者团体，因为他们是筹款的主要收入来源。1933年1月，理想主义者威胁，如果不对财政不当行为进行解释，他们就要中断捐款。吉尔曼被迫采取行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虚张声势，谎话连篇，开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团体成员，同时作为让步，他撤销了对纳粹女性组织领袖的保护并且开除了她。吉尔曼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了应对措施：他清除了党派的纪律委员会——调查和仲裁委员会有主见的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以支持他的人填补了这个职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武器，可以应对他决定的进一步的开除行动。
如果说许多加入国社党的城镇中人仍旧是半信半疑的，那么也有很多没加入的诺特海姆人是新体制的热情支持者。基本上，市民们热衷于游行和庆典，对纳粹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感到高兴。他们的感觉就是内部分裂结束了，真正的领袖现在即将来临。正如一个工艺大师所说的：
然而，这些并没能修补好裂缝，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仍旧处于分裂的危险中，就在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内部争吵都被抛诸脑后，纳粹分子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务而团结起来了。在此期间，吉尔曼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出于热情的精神，理想主义者主动提出新的竞选捐款。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高峰让吉尔曼能够要求新成员支付更高的入党费用。 他的财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同时，吉尔曼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雇员大清洗中被开除的人。其他的恩惠还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长让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人免试就当上律师（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位申请者之前因为考试委员会对纳粹分子有偏见而被拒绝了），他还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团中高中生的分数。 很多纳粹分子日益依赖恩斯特·吉尔曼，也变得越来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城市议会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机构，还塞满了参议院。所有的抗议都被威胁制止了。
因此，至少在献身程度上，新成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一旦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们现在受党的纪律约束，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党的组织（从单元组织和片区到最小的单位）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证，相反，他们变得更不安全了，因为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国社党，他们就会被打上标签。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驱逐出党：因为拖欠会费，因为对该党的“片区管理人”无礼，或者因为完全难以解释的原因。 无论是什么原因，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个人带来糟糕的麻烦。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提到驱逐那些被认定为没价值的人时，吉尔曼记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发现加入国社党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个人焦虑。他们不太可能抵制纳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了彻底的损害，因为作为该党成员，他们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责任。
2月和3月，吉尔曼也试着与异议分子修复关系。作为和好的表态，他撤销了对一些申请者的阻拦，并且开除了那些“在我背后煽动及试图解除我职务”的人。正如他对国社党全国登记办事处所说的，异议分子已经屈服了，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个特殊成员的妻子的煽动。还有些人，如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曾经在纳粹主义被禁止的时候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推广纳粹主义。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吉尔曼一同在军队中服役。是时候发挥仁慈之心了。
许多人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被迫加入国社党。正如某个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说的话就是：‘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些妻子竟然会出门买褐色衬衫并且让她们的丈夫穿上。” 其他人声称他们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纳粹党，但在申请时，受到桑尼旅馆所有者写给恩斯特·吉尔曼的“我是自由的”这一矛盾信条的干扰而未能如愿。 许多这样申请加入国社党的人实际上被地方小组领袖拒绝了，还有些申请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或者之前反对纳粹，或者仅仅是因为吉尔曼个人不认可他。 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
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蛰伏起来了。4月，财政问题再次浮现。为了清偿最后一笔债务，吉尔曼任意地提高成员会费，对所有成员征收特别评估税。 同时，理想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吉尔曼利用他作为副市长的地位将城市合同分配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以威胁的方式强迫人们订购该报。“捐款”是向商人敲诈勒索来的。 市政府中的专制方式日益令人恼火。对理想主义者最糟糕的是，纳粹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乌托邦式的人民—社区，而是创造出了腐败和野蛮的一人独裁。理想主义者的反抗再次兴起。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直到3月国会选举，他都犹豫不决。我记得他经常问我的意见：他应不应该加入纳粹党？我常告诉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什么帮助。纳粹选举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冲锋队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满脸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边走着一边冲我挥手并且大喊道：“我已经做了！”
4月末，因为一次事件，这种反抗爆发出来，当时恩斯特·吉尔曼被一位年长的党派成员奥古斯特·德林公开指责说谎。地方小组领袖的回应是殴打60岁的德林，于是德林骂吉尔曼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小子”。之后，吉尔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以公开辱骂地方小组领袖并且伤害党派形象及破坏党派纪律的名义开除德林。
并不是所有新成员都是因为信奉纳粹思想而加入的。纳粹控制各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的领导者成为国社党成员。县长冯·德·舒伦堡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都非常质疑纳粹主义，都是因为被要求才加入国社党。还有些人加入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国社党成员视作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有两个教师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信地认为加入纳粹党的话，他们就能确保自己获得晋升。 还有些人加入国社党只是出于顺从的愿望，即随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说明的：
整个事件激怒了党派内的反抗分子。5月，冲突变得普遍，6月，吉尔曼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行动开始针对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 大区领袖被告知在诺特海姆发现了反对派阴谋。城市议会被迫通过决议：它申请地方学校当局将芬茨拉夫从诺特海姆调走；城镇参议院被要求开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各级政府机构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议会议长职位。
国社党收到了太多的申请，以至于他们宣布5月1日之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这样一来，就要清理现有的积压。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冯·德·舒伦堡记得4月20日在纳粹的县总部看到大量装满申请表的篮子。到5月1日为止，接近1 200名诺特海姆人加入纳粹党。几乎有20%的城镇成年人登记了。
威廉·施潘瑙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持着警惕。几乎在吉尔曼开始采取镇压阴谋的行动的同时，施潘瑙斯就向大区领袖递交了一份由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报告。施潘瑙斯认为大区当局会仔细核查他的指控，因为他的党员编号是整个区域内最小的几个之一。他也确信一旦国社党高层官员发现了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开除吉尔曼并且将“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归还”给城镇。
许多人也认为需要通过加入国社党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社团领导或者工匠大师会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待在执行委员会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险。市长彼得斯试着加入国社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商保罗·哈恩瓦尔德也是这么做的——这两人都不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都有要保护的东西。 还有些人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行动而加入。 导致成员突然涌入的一个官僚主义原因是3月初吉尔曼开始坚持要求每个冲锋队队员也必须是党派成员（他说，“根据保险条例的要求”）。 加入国社党的高峰开始于2月，就是宣布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那些摇摆不定或者唯恐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缩的人现在都递交了申请。1933年1月，诺特海姆大约只有100个纳粹分子在缴纳会费。3月，纳粹地方小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现了真正的成员洪流。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旧的纳粹分子将新来者视为“Maerzgefallene”，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即“3月受惠者”（March 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 casualties）。
然而，国社党的高层官员认识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尔曼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像吉尔曼完全信任他在诺特海姆的处事方法一样，大区领袖信任吉尔曼。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所创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变得稳固。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
当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纳粹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几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权，城镇的一个酒吧就安装了一台无线电，之后宣传说能在这里听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而且啤酒价格便宜。整个3月和4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每天都有出售纳粹旗帜的广告。城市银行敦促诺特海姆人以将自己的钱存入储蓄账户的方式来帮助这场伟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都毫无掩饰地为五金店做广告，声称自己是“诺特海姆县资格最老的党派成员”。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于1933年7月初在诺特海姆审理了针对他们的诉讼。被告都被判无罪，所有人都恢复了党员身份。换句话说，对吉尔曼的控诉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些指控涉及违反公共和纳粹党法律，吉尔曼本应该被剥夺职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头警告，并且被允许按照旧方式行事。这让威廉·施潘瑙斯确信他想进行清除的愿望是痴心妄想。他仍旧是国社党成员，因为他坚持认为领袖自己某天将会采取行动。沃格最终被调离诺特海姆，不过并没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继续网罗不满者，收集针对地方小组领袖的证据。但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了，他的朋友们也吸取了教训。
诺特海姆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为此投了赞成票。国社党掌权之前的那些年，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几乎并不清楚纳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以某种方式让事情变得更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少数国社党成员和一些城镇中的社会民主党真正期待他们所得到的。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城镇中人对引入纳粹独裁的反应如何？
恩斯特·吉尔曼接下来的行动牢牢地强化了这一教训，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党派中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场仇杀。他一直号召调查并且审判席尔洛和德林。他让芬茨拉夫在诺特海姆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校长，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内。当芬茨拉夫最终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吉尔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纳粹官员抹黑他的名声，从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组领袖的人都明白了，无论他们的理由是否正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后悔。
在纳粹统治的前半年，诺特海姆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恐怖行动、专制统治、不懈的宣传、重建社交生活和经济复兴。其全部影响是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改变了城镇的基本结构。虽然六个月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因为就算将所有革命要素区分开，放在这里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是混杂在一片混乱之中的。某天会出现逮捕事件，第二天又会举行大型的欢呼游行。城市雇员遭到了清洗，“劳动服务”团队在肩上扛着铁锹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乐部不复存在了，之后出现的是冲锋队军乐队。闪耀的黑白红旗，焚烧书籍，响亮的无线电演讲，佩戴纳粹标志的学生，穿着靴子的冲锋队队员将一个男人拖入监狱，伴随着嘶哑歌声的火炬游行，牧师为元首祈祷，关于盖世太保的流言，用锤子修缮房屋，有节奏地高呼“万岁！”——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到1933年夏天为止，城镇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纳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转这个进程了。
这些问题远离诺特海姆的一般民众。人们听到了谣言，但是争斗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因此，诺特海姆人依旧认为国社党是统一和专注的。对许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存在仍旧让他们相信纳粹主义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轨行为”结束，该党就会专心致志于有建设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获得权力之前的时候一样，国社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威廉·戈德温：《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不管怎样，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国社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经过了最初六个月的掌权，纳粹分子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城镇。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纳粹分子的控制下。潜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会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坏。公众被组织起来，进行定期的庆祝活动。有很多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且通过社会强化传播开来。城镇已经成为顺从新独裁主义者的工具。纳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真正支持政府的是那些脆弱、无知并且不聪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