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时为止，城镇中开始出现内战气氛。上个周末，国旗队和冲锋队都组织了穿过诺特海姆街道的“巡逻”，并且在各自总部里保持着常备军队，甚至在选举后也是这样。警方很紧张，于是向国家部队求援，搜查了双方的总部。除此之外，诺特海姆（以及附近城镇）的镇长和诺特海姆县长一起发布了全面禁令，禁止在政治总部中“警戒”和进行“巡逻”。因此，双方都不得不更加慎重。
要不是在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远的小镇上同时发生的事件，诺特海姆的事件很可能会被解读为异想天开的鬼把戏。选举当天，在附近小镇上，警方截获了一辆卡车，里面有5把来复枪、18个钢盔、18个新的帆布包（每个包里装着两天的口粮），200发来复枪子弹，还有1 000立方厘米炸弹和两根引线。帆布包上标记着当地纳粹分子的名字；因此，当地国社党总部被搜查了，又发现了28个钢盔和几千发子弹。警方也发现城镇中的纳粹分子计划在附近的森林中聚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对整个事件做了突出报道。
由于在选举当天的可疑行动，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暂时受到了质疑。纳粹的官方消息立即否认知道这些在附近城镇发现的武器，并且之后宣布开除了那些有行为过失的人。当地冲锋队组织的领袖发布声明，声称冲锋队的所有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成员的生命安全，免受“钢铁阵线”的攻击。冲锋队领袖发誓总统选举日当天并没有计划任何政变。几天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刊登广告称他们的地区宣传领袖将会就“不是内战，而是复兴共和国”这一主题发表演讲。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入场费降到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但是诺特海姆人并没有听到这场演讲，因为他被另一个演讲者取代了，后者严厉地抨击了国际主义、共济会会员、保守派、“马克思主义”和“现行制度”。有很大一群观众，除了社会党人，没人提出关于帆布包、钢盔、子弹、炸药以及夜晚在森林中聚集等问题。
在选举当天，也就是1932年3月13日，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一直处于警戒状态，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纳粹的行动。晚上，相当多的纳粹党冲锋队队员并没有去听选举结果，而是穿着制服聚集到了城镇边的森林中。国旗队队员被派去监视他们，于是，移动到距离全部冲锋队队员不到50英尺的地方。警方接到通知，立即出了城镇，解散了褐衫队。一些纳粹分子再次聚集到冲锋队的赈济处，来自附近村镇的其他冲锋队队员在此处与他们会合。大约凌晨3点，警方突袭赈济处，命令冲锋队队员离开诺特海姆。那晚剩下的时间是平静的。
新的选举运动也分散了对政变恐慌的注意力。兴登堡距离连任非常之近，所以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投入太多精力。他们只举行了一场集会，得到了专设的“兴登堡委员会”的支持。演讲者是人民党的成员之一哥廷根大学的珀西·施拉姆教授，他发表了一场平静的演讲，题为：“为什么会是兴登堡？”在讨论期间，当地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所有出席的纳粹分子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离开了大厅。一个18岁的纳粹大喊着“该死的兴登堡”，因此他立即被逮捕了。
关于实施纳粹政变的谣言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有很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宣称这些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但也指出警方和国家部队已经取消了所有假期，随时准备着维护和平与秩序。这一次，国旗队队员立刻回击，加大了竞选活动的力度。到1932年年初，诺特海姆有400名受过训练的国旗队队员，这里也是国旗队第十分部（诺特海姆县加上其他三个县），总共有大约2 000名成员。国旗队的策略是认为在纳粹冲锋队发起起义的情况下，工人们可以武装起来，以补充人数不足的德国军队。因此，他们进行了频繁的秘密军事演习和迅速的动员测试；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能集结起整个诺特海姆的军事力量，而且不需要电话、摩托车或者自行车，正如他们反复的“警报测试”所显示的那样。
其他的党派都不活跃。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选举中决定支持希特勒，为此他们仅举行了一场集会。很明显的是，这时有些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策略有所怨言，因为其下属的“非党派”女性附属机构——“露易丝王后联盟”——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如下独特的广告：
纳粹党很难超越这场竞选运动的影响了，但这确实是他们被要求做到的。在3月13日的选举中，兴登堡赢得了多数票，但并不是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希特勒只获得了30%的选票）。因此又举行了一场选举，在第一场选举之后的四个星期，也就是4月10日。自从希特勒再次竞选总统以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再次开始了竞选活动。而且，他们的竞选运动是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展开的，因为他们被发现准备武力夺取政权。
露易丝王后联盟
选举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自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后，纳粹党的收获有多少。他们在诺特海姆获得了双倍的支持。希特勒获得了3 261张选票，纳粹分子现在在城镇人中拥有51%的支持率。被称为“兴登堡联盟”（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派、人民党派和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党派在1930年总共获得了差不多4 000张选票；现在他们输给了希特勒超过1 100张选票。民族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但是却发现他们的选票少了一半。共产主义者获得了67张选票（但是不到一个月就会失去全部选票）。纳粹党的支持率日益提高，他们至少赢得了300个“新选民”中的3/4的选票，还吸引了其他党派的成员，尤其是那些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党派。 国社党现在可以自夸说在诺特海姆占据绝对大多数了。
地方小组领袖号召其成员参加本周日举行的国家总统选举。
这种竞选活动——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渗透——不一定会赢得选票。纳粹分子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究竟是这些策略的结果，还是其他因素积累的影响，很难说清楚。无论怎样，这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想象力和活力。群众集会多种多样且有趣，街道游行有秩序并且强有力、时机巧妙（从直白的演讲到纯粹的娱乐活动）。这是纳粹的煽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达到巅峰的例子。
虽然联盟官方保留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其体制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却毫无压力，这一体制提供了强烈而固定的无党派身份，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投票。
最后一桩纳粹事件是星期六晚上（选举前夜）的“娱乐晚会”，还有演奏会以及汉诺威大区领袖发表的关于“进入最后战斗”的演讲。出席率很高。
第二次选举也包含在为了人民的自由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因此，4月10日，每个人都要投票给哈尔茨堡阵线的候选人阿道夫·希特勒，无论哪一个国家党派的成员都会发现自己被吸引过来了。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没安排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个大事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午在去附近城镇的路上经过诺特海姆。他受到了一大群纳粹分子的欢迎，他停下车表示了感谢。前一天，气氛就高涨起来了，以至于对领袖的接待并不全是友好的。他的车被迫停在了铁路交叉道口，有一大群失业者高呼着“红色阵线”。领袖的党卫军保镖以亮出手枪的方式来清路，《人民报》反问道：“我们已经身处第三帝国了吗？”
没有竞选运动并不意味着暴力气氛会减弱。到1932年为止，诺特海姆就像有两个武装阵营露宿在一个封闭的、紧张的区域里。就算常规的警方保持警觉，可以阻止绝大多数主要战斗，但是这样并不能消除个人暴力，这在两次选举之间几乎没有减少过。第一次选举的两天后，警方不得不去就业办事处营救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塔普曼（他参与了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但还没有被抓起来）。就在警察到的时候，塔普曼正在用手杖打一个社会党人。人群一直跟着警察到了城市监狱，好不容易才被驱散。一周后，发生了15人的械斗，由于警察的迅速行动，才没有发展成一场大战。双方都随身携带了武器。在第二次选举投票的清早，一个纳粹因在诺特海姆的主街道朝一个共产主义者开枪而被逮捕。同一天，一个国旗队队员因携带一把军用手枪和五发子弹而被逮捕。
不管怎样，到了晚上城镇就冷静下来了，没有再出现麻烦。国社党令“1910年代圆顶”满座，他们进行了关于“他们如何说谎”和“布伦瑞克的冲锋队游行”的胶卷幻灯片演讲，以及关于“第三帝国的金钱政策”的演讲。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政治游行，这就阻止了纳粹分子再举行一场冲锋队的表演。不管怎样，国社党试图重复他们的“直到最后一分钟”的竞选策略。选举日前的一周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在上一次竞选运动中发言的组合——克诺特和马德尔。这一次天气很好；他们的演讲高朋满座。两人都抨击了“马克思主义”，马德尔将之描述为（与社会党人的指控相对应）对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威胁。克诺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反国家的，而不是超越国家的，他声称兴登堡正在“被骗去拯救这一体制”。五天后，有一场“娱乐晚会”，还表演了四幕剧（《1914年，1918年，腐败，纳粹的胜利》）以及唱歌和跳舞。最后一场集会是选举前夜举行的，包含一场演讲，目标是纳粹从未做过特殊呼吁的唯一群体——领抚恤金者和战争孀妇。这些人免费入场，出席率很高。
社会党人对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愤怒，因为上个星期天，国旗队队员刚刚被禁止在游行中唱歌或者穿制服，而现在纳粹分子却被允许做这两件事。社会民主党认为如果警察对纳粹分子严格一些，就不会产生这些麻烦事了。这一指控巧妙地掩盖了暴力的主要影响，在中产阶级眼里，这就让纳粹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控更为合理了。
这是值得称赞的努力——四场集会，其中三场是在选举前的一周举行的——但是其中确实缺少上次竞选运动那样的吸引力。特别缺少的就是群众游行的景象。不管怎样，在4月10日的投票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比照一个月前的选举多获得了435张选票。纳粹所获选票中超过一半来自他们新赢得的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240张选票）。兴登堡联盟失去了12张选票，而共产主义者失去了55张选票；所有这些选票都流向了希特勒，而且纳粹通过积极的竞选活动获得了106张新选票。兴登堡很顺利地连任了，但是从全国而言，纳粹在德国人中所获得的支持增加到了大约37%。
3月10日星期四，冲锋队接手了。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所有诺特海姆县和附近区域的冲锋队队员，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游行，乐队、军乐队以及接近1 500名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加入了其中。街上挤满了朋友、敌人和好奇的人，游行者时而受到欢迎，时而被喝倒彩。市集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共产主义者。纳粹分子在行进过程中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咒骂声，他们还以《国际歌》作为回击。诺特海姆的警察在国家部队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地让纳粹穿过狭窄街道的游行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褐衫队的游行以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演讲为结束。但是当纳粹分子开始往回走，穿越诺特海姆的中心时，他们发现路被铁路上的一大群人给堵住了，这群人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很大影响。人群蔑视了警察要清场的命令，于是，警察用警棍对付他们，逮捕了很多人。这引发了新的问题，人们试图夺回被抓的人。面对这样一群暴徒，警方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只能在市集广场释放了被捕者，这些人大吼着“红色阵线！”来庆祝。整个过程中，纳粹冲锋队的队伍一直保持着极好的秩序，最终静悄悄地解散了。
这个难以置信的春天的选举活动还没有结束。还有新的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定在4月24日，大约有3/5的德国人会参加投票。
第一场群众集会于3月6日星期天举行，演讲者包括上个月在教会导向的集会中发表演讲的牧师和一名省议会的纳粹党成员，有很大一群观众，主题是中产阶级的绝望和柏林存在的腐败。两场晚会之后，举行了一场针对工人们的群众集会，“前共产党船员马德尔同志和前共产党矿工克诺特同志”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对工人们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死亡，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救星”的演讲。天气很不好，所以出席人数较少，这对纳粹分子来说很可能比较好，因为第二名演讲者说了关于“冷漠的中产阶级不会帮助工人们”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对诺特海姆国社党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中产阶级追随者而言，令人怀疑的话语才会有吸引力。这两场集会的入场费都打折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
社会民主党终于能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的候选人开展竞选运动了，他们开始认真地为布劳恩—泽韦林政府工作。两周内举行了两场集会，都获得了“诺特海姆钢铁阵线”的支持，都是在骑术大厅举行的，因为纳粹分子预先租赁的“1910年代圆顶”仍旧在有效期内。一千多人来参加了第一场集会，一个来自柏林的国会成员在会上就选举发表了演讲，而作为选举候选人的诺特海姆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抨击了“诺特海姆人的纳粹谎言”。第二场集会因为下雨而出席率很低。身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演讲者对比了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和1932年的投票，劝告在场观众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以免失去所有已获得的好处。
纳粹分子关注竞选运动并不是一项有预谋的策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经历了宣传递送系统的崩溃。早在2月初，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就向上级领导求助，因为他们没有为接下来的竞选运动预定任何的演讲者，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演讲者都很平庸；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四名在国家层面很优秀的人以及两名地方上的名人。其他的计划也显示出了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变得多么有抱负和多么放纵。比如，他们订购的传单足可以分发给整个县一半的合格选民。然而，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宣传材料是欠考虑的，产生了反效果，尤其对那些反兴登堡的人来说。在诺特海姆县和城镇中的竞选运动要求也让他们的问题更为复杂了，因为到这时为止在县领袖施泰内克管理下的地方小组大概有30个。但是最终问题都解决了，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诺特海姆县的组织举行了40场群众集会，包括8场电影展映会。 3月初，城镇中的纳粹分子正在准备他们自己具有渗透性的竞选运动。更为有效的是，纳粹分子可以优先使用城镇中的集会大厅，这样一来，对手们都难以对抗纳粹联盟了。
分裂党派中有两个也加入了这场竞选运动。国家党举行了题为“我们想要没有希特勒的普鲁士”的集会，但是唯一出席的人只有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他们将这场集会变成了一场反纳粹的示威游行。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国家党放弃了在诺特海姆的活动。 另一个在竞选运动中活跃的分裂党派是德国汉诺威党，这是一个暴躁而反动的国家右翼组织。他们竞选运动的口号是“反对普鲁士，反对德意志帝国”。 犹豫不决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两周的竞选运动期间举行了一场集会，强调其要求是平衡预算，结束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在普鲁士的统治。
和纳粹的努力相比，这些大量的政治活动都不算什么。选举之前的一个月，国社党将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带到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 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并没有继续这项活动，而是采取了新的策略。虽然直到3月初才举行了进一步的集会，但是，纳粹分子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八天的集会。有四天晚上举行了大众集会，而白天的示威游行是为了让城镇中充满纳粹的宣传。这是一场拼尽全力的竞选运动，让希特勒对手们的努力都黯然失色了。
纳粹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疲惫感。在最终的总统选举四天后，他们就开始了第三场竞选活动，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戈特弗里德·菲德尔，他前年在诺特海姆做得非常好。广告发布了，题为“普鲁士密码”。观众很多，当菲德尔使用激烈的讽刺语言去抨击刚刚连任的兴登堡时，纳粹谄媚者们响起了不绝的喝彩声。一些城镇人对此的反应明显是消极的。 八天后，就在选举前，有一场决定性的集会，一名国会成员在会上全力抨击社会民主党。尽管当天下雨了，但依然满座。由此，在8周的竞选活动期间，纳粹分子一共召开了10次集会，每一场的出席率都很高。
在竞选运动中，民族主义者主要是在选民面前保持他们的认同。他们也希望通过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来重获那些被纳粹阵营吸引的前追随者们的忠诚。第一次选举集会的主角是一个中校，他对纳粹主义的立场模糊，他说德国国家人民党是“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希特勒本人”。之后钢盔团举行了一场“剧院之夜”活动，内容是百年风俗喜剧，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周还有两场政治集会。一场的主角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国会议员，他谈了自己的苏联之旅，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另一场会议的出席率很低，一个钢盔团成员猛烈地攻击希特勒，声称他想要解散钢盔团，实行社会主义。
纳粹也对诺特海姆县的乡村要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他们至少举行了25场集会。 住在附近村镇的社会党人中几乎没人感觉受到威胁，以至于《人民报》在两周的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至少三次提醒他们的读者，投票是秘密的。 在诺特海姆，紧张的政治活动在选举当天达到了高峰，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双方都在那天早上出去张贴选举海报了，当社会党人开始撕毁纳粹的海报时，发展成了涉及25人的打斗。双方都没有携带武器，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拔出的栅栏当作武器了。与明确的警察命令相反，双方的准军事力量都在城镇中的不同地点保持着警戒状态，几分钟内，双方都增加了六七十人。幸运的是，警方及时赶到，遏制了大战的爆发，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受伤严重。接着，五名国旗队队员因殴打罪被起诉，其中四人被无罪释放，第五个人获得了缓刑。这并没有结束破坏对手海报的行动，但是，这确实导致行动变得更加隐秘。
竞选活动的刺激甚至将共产主义者再次带到了诺特海姆。2月，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来城镇举行了一场游行，在酒吧前召开了一场集会。就在投票前，德国共产党举行了一场由系红领巾的10岁小男孩领头的游行。气氛变得有点儿紧张起来，因为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加入了游行；共产主义者迅速决定以铜管乐队的音乐会而非市集广场上的演讲来结束这场游行。
投票结果与第二次总统选举的结果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总投票数只减少了15票，而纳粹党只失去了76张选票；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紧紧抓住了之前在总统选举中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在总数为6 585张投票中，国社党总共获得了3 620张选票，现在得到了55%的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落后于他们的是社会民主党的2 024张选票，即31%的支持率（自1930年以来减少了222张选票）。剩下的14%分布于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分裂党派中。
社会民主党在骑术大厅又举行了一场关于兴登堡的集会，因为他们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之所以不能使用，是因为城镇中的纳粹分子采取特别的方式一直租赁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不让其他人使用，不过花费很大。 尽管如此，在令人不舒服的骑术大厅举行的社会民主党集会影响还是很大。超过1 200人出席，他们听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卡尔·德佩攻击纳粹分子和公民协会，号召大家支持兴登堡的连任。 人民党公开支持兴登堡，他们的支持仅限于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宣传广告，宣称兴登堡是超越党派的。
正如这些数据显示的，纳粹的胜利是以中立和相对温和的右翼党派的牺牲为前提的。1928年，这些党派拥有诺特海姆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率。但是，这些选民对不少于10个党派表示忠诚，包括像“农民、房屋和地主党派”这样内行人的组织。到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时，这些党派的支持率减少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们所控制的选票不超过450张。到1932年夏天时，它们的选票减少到了200张，不过总的投票人数却增加了1 200多。它们从前的支持者们都投票支持纳粹了。
不过，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连任只是因为他“不太邪恶”，所以他们在诺特海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3月6日，新的“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游行，城镇乐队、国旗队的军乐队也加入了，还有25面旗帜和横幅。在市集广场上，他们几乎没说什么兴登堡的优势，而是说了很多纳粹主义的弊端，一位女性演讲者引用戈培尔和施特拉塞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即“在第三帝国中，女性会成为生育奴隶” 。
在诺特海姆，最重要的小党派是人民党派，即德国人民党。1928年，其在规模上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拥有834张选票。1930年，它比其他保守党派更好地抵挡住了纳粹的猛攻，只失去了46张选票。但是在普鲁士议会选举时，德国人民党也不得不向纳粹分子移交自己的选民了，只剩下154张选票。到1932年夏天，它又失去了一半的选票，只有69张选票的德国人民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这种挫败感很容易被分裂派的媒体引导为攻击性。纳粹分子关注着腐败指控，即便并没有腐败发生。在竞选运动开始前，《听！听！》被诺特海姆参议院指控刊登了一篇针对城市医院的诽谤性文章，被县长指控中伤一名县官员，被健康保险办事处指控发布错误的报道。《人民报》不那么笨拙了，但是相当狠毒。此外，《人民报》注意到一个诺特海姆保守派领袖（“社会党人法律的主要敌人”）让他的女儿去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民报》热切地期望就业办事处可以格外小心地调查这个事件。同样地，关于纳粹暴行的新例证被发现并发表出来了。
平时，德国人民党在诺特海姆是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政党，这很可能是因为城镇中的公务员因素。德国人民党在现实中接受魏玛共和国，其通常不具有煽动性的特征以及与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之间的关系，对牢固的市民群体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德国人民党是特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在诺特海姆，人民党的领导人物是非常可靠的市民：粮食磨坊的主管、《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人和两名高级中学立备受尊敬的老师。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的眼中，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贯冷静而相当温和的立场来看，德国人民党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
也是在1932年3月，工人丧葬节约协会瓦解时，一些诺特海姆人遭遇了最沉重的打击。这是由协会会计挪用公款所引发的，但是如果有新用户加入的话，协会本来会承受住这一损失的。470名成员每人所获得的补偿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放在协会中的一小部分钱。随着年老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排队走出大厅，他们知道现在自己只拥有穷人的墓穴了。
对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伤害最大的是其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和对社会党人的厌恶。当德国人民党像1930年9月选举中那样公开与纳粹分子对战时，它能留住其追随者。然而，第二年夏天，德国人民党加入了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这就将它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放置在了对纳粹分子的厌恶之上。一年后，德国人民党再次转变立场，他们与社会党人结盟，一起支持兴登堡。
在痛苦的背后是经济不景气，自从竞选运动开始以来，诺特海姆在大萧条期间的失业人数达到了最多。1932年3月和4月，城镇中登记的失业人数超过700人，比照前一年的同一时间增加了几乎50%。而且从这时起，福利名册上登记的人数时常超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几乎有14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每周都要郁闷地去位于旧军营的地区就业办事处，这是诺特海姆成年人口的两倍。2月出现了两次破产，政府计划降低啤酒价格，这引发了诺特海姆县酒吧管理人协会的强烈抗议，以至于当局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计划。甚至孀妇和孤儿都参加了抗议。2月初，“战争孀妇和工业事故受害者”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抗议降低抚恤金。因为集会是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存在这么多的孀妇和孤儿被归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共和国，但是观众们情绪低落。
人民党派为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所举行的集会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基本矛盾。演讲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他宣布反对分裂党派、肆无忌惮的激进宣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他特别反对共产主义者，反对“政治情绪”，他严厉地指责布吕宁不允许希特勒进入政府。完全不清楚他支持哪一方。 在接下来的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更明确了。德国人民党想要的是基于总统权力的集权国家，这会“摧毁德国国会糟糕的党派政治” 。
在诺特海姆，几乎可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暴力激增。自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以来，除了12月初在酒吧发生的打架外，城镇中没有发生过政治斗争。 然而，1932年2月的最后两周，在铁路车站附近发生了持刀斗殴，之后宽街上还发生了两次打架，打斗双方是纳粹分子和国旗队队员。 一周后，一个愤怒的诺特海姆人写信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说连小孩子都被卷入其中了。他发现一群男孩在新成立的纳粹选举总部前用脏话骂希特勒（这得到了他们父母的支持）。《人民报》进行了反击，报道三名纳粹年轻人尾随一些职业女性，还用污言秽语大骂她们。《人民报》指控了在赫尔曼·登茨勒商店里工作的一个男孩。《人民报》还报道了一名女性在周日早上带孩子去教会时，因为拒绝接受一个年轻的钢盔团成员发的政治传单而被一捆传单打了脸。 这些事件被刊登在报纸上，但是国旗队队员和纳粹分子之间的嘲弄和辱骂每天都在发生。
德国人民党对民主事业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德国人民党确实反对纳粹分子，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也为各种各样过分的行为喋喋不休。就像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这是个好观点，非常适合正常时期。但是此时是激进又过度的时期，正如纳粹集会的出席率所显示的那样。《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谨慎的温和态度主要是为了让其读者在晚餐后可以放松；它并不能有效地与纳粹主义作战。如果德国人民党及其机构奋力争取理性而进步的民主制度，那么国社党将会发现德国人民党是比社会民主党更为危险的对手。但是由于模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的“反马克思主义”，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不仅无法解决纳粹威胁，而且很可能会拒绝承认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国社党。
总统选举定于1932年3月13日进行。兴登堡寻求连任，从社会民主党到人民党的共和国派都支持他。纳粹党支持希特勒，而共产主义者也推举了候选人——退役的斯大林主义者恩斯特·台尔曼。民族主义党派不愿意支持兴登堡，因为他不会颠覆共和国，他们也不愿意将命运托付给希特勒，于是提名了钢盔团的副指挥杜斯特博格。还有一个叫作温特的怪人成功获得了竞选资格。但是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将这场选举视为希特勒与兴登堡之间的重要竞争。
1928年，诺特海姆第三大的党派是民主党派。当时，它拥有大约500张选票，接近总投票数的10%。在这方面诺特海姆是个例外，因为从全国层面而言，民主党派的表现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纳粹选举浪潮之前，它就不复存在了。它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非天主教的支持者。随着民主党派的消亡，其成员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一些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还有些人投给了德国人民党。
这种削弱力量的程序存在的唯一理由本应该是成功地解决大萧条。但是布吕宁基于正统经济学理论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措施实际上加剧了大萧条的影响，纳粹分子成功地给他贴上了“饥饿总理”的标签。就避免新选举的意义而言，布吕宁的半极权统治唯一的有利影响就是造成了政治上的停滞不前。1932年，兴登堡的任期到期时，这一局面才结束。纳粹在诺特海姆发展的最后阶段就是现在了。
民主党派中存在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由此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党派，叫作国家党。在诺特海姆，国家党是反纳粹的，而且也是集权、过度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的——一种对希特勒运动的拙劣模仿。因为诺特海姆人更喜欢“原装内容”，国家党的投票总数从1930年的246张选票降到了普鲁士议会选举时期的105张。到1932年秋天，只有34人投票给国家党；它只是使选票结果混乱了。
当然，有利的形势并不是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有持续的活动，但他们赢得第一次的胜利是在国家层面的民主恶化之后。从1930年开始，他们就难以在国会中获得稳定的大多数，而总理布吕宁通过使用兴登堡的总统紧急权力发布了针对国会首脑的法律。尽管布吕宁的法令并不受社会民主党的欢迎，但是社会党人拒绝推翻他，因为他们害怕选举骚动会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者进一步获益。因此，从1930年春天—1932年春天存在于德国的不稳定的困境就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不得人心的法律，这项法律并不是基于民主的国会权威所发布的，而是基于1925年当选总统的年迈陆军元帅兴登堡的权威。
诺特海姆还有影响的最后一个分裂党派很特别，它位于原属于汉诺威王国的区域，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仇外心理。这就是德国汉诺威党或者圭尔夫派，它创立于俾斯麦时代，反对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汉诺威的目标是“纠正1866年的罪过”，也就是将前汉诺威王国的领土从普鲁士分离出去（1866年普奥战争后合并的）。19世纪党派意识的残余与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管怎样，德国汉诺威党确实对其他主题有看法，而且确实有一群追随者。其立场是民族主义、保守派、极权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其追随者是粗野、暴躁和守旧的。令人惊异的是德国汉诺威党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1928年，德国汉诺威党拥有455张选票——超过总数的8%以上。随着大萧条的现状影响到诺特海姆人，这些都迅速消失了。到1932年4月为止，德国汉诺威党在诺特海姆的城镇登记在册的选票只有62张，这代表着“汉诺威先行者”的中坚力量。在周围的乡村，德国汉诺威党给纳粹主义的甚至更多：其在诺特海姆县的投票数从1928年的5 900张下降到了1932年7月的200张，到那时为止，这些选票占据了纳粹所获得选票的1/4以上。
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末，诺特海姆的形势有利于纳粹主义的快速发展，大萧条正是其最糟糕的时候，暴力变得更加频繁，民族主义和阶级对立的双重激情在其最高峰。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将他们自己塑造成了令人尊敬的和激进的人。他们被视为爱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和虔诚的人。他们显然得到了保守党的祝福。而同时，纳粹分子看起来精力充沛、有决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准备使用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关键问题——大萧条。事实证明，普通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福利事业，但是只有极端措施才能终结大萧条，而只有纳粹分子被视为特别极端的。促成有利局面所需要的就是煽动新的选举运动。
德国汉诺威党对诺特海姆政治斗争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与社会民主党相反，德国汉诺威党在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支持纳粹分子，不过他们在1932年投票给兴登堡了。总体上而言，德国汉诺威党公开反对独裁主义和激进主义，但即便是在1932年这样重要的一年，德国汉诺威党也按照其核心政纲，提议汉诺威从普鲁士分离出去。
——诺特海姆德国人民党的宣传广告，刊登于1932年3月11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
因此，由于德国汉诺威党为完全脱离现实的计划背书，它有400张选票流到了纳粹分子那里——这些追随者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完全理解纳粹主义有什么错误。像其他的分裂党派一样，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它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分裂党派的主要贡献在1932年4月完全清楚了。这些是潜在的纳粹支持者的大本营。
他只遵循着上帝和自己的良知。
中产阶级党派抵抗纳粹选举攻势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一些已经提到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追随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理解）不足。德国中产阶级几乎不想要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但是，他们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继承的思想遗产使得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理解纳粹主义意味着什么，或是开发出一套可替代的方案。在大萧条的可怕氛围中，由于意识形态贫乏，他们响应了构成纳粹宣传的标志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粹主义的发展既是两代人的民主价值观被侵蚀的产物，也是希特勒掌权那些年一系列情况的结果。
他不服务于任何党派——
从1932年3月和4月举行的三场选举的投票总数可以发现决定性的事项。共产主义党派开始时有115张选票，然后升到了182张，在普鲁士议会选举中又降到了117张。从这一点来看，清楚的是，至少有65名诺特海姆人从共产主义者转向了纳粹。接下来的选举证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两个党派之间来回转变立场。
选兴登堡！选最好的！
很明显的是，到1932年为止，至少有些诺特海姆人已经准备好接受独裁统治了，只要独裁统治能保证进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