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社会党人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冯·帕彭对冲锋队的放任态度难以避免地导致在德国出现暴力行为的浪潮。冯·帕彭以这一点为借口，于7月20日在普鲁士发动政变。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政府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权委员会。社会党人选择将这件事告上法庭，而不是与之战斗。德国民主堡垒就这样不费一枪就被攻破了。
不管怎样，几乎没有人能抵制铁路，这里正是工人们受苦的地方。工人们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无助感在1932年夏天转变成了一种愤怒和失望的情绪，最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而这最终帮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在1933年后毫无阻力地就掌握了权力。
纳粹分子不仅在1932年夏天攻击了社会民主党的下属要塞，而且还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绝对多数席位渗入了保守的公民协会。这是简单的：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只要求每个党派成员加入公民协会，这样瞬间就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 自从社会党人迫使议员马纳辞职之后，7月，他们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大部分的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将会发现这是正确的。九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六名是纳粹，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和会计。新主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公民协会的所有成员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国社党。新的副主席就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补充说纳粹分子是中产阶级可靠的保护者，而民族主义党派是由“大资本”控制着的。他的这一声明赢得了很多喝彩，但是其中很可能没有民族主义者的参与，而他们是当时这一组织的支柱。
总体的经济形势让社会党人很无助。成千上万名工人正在等着每一份工作，罢工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舒尔策那种情况明确的法律诉讼也会因缺乏证据而失败，工人们感到恐慌。结果，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号召抵制纳粹的商店。《人民报》公布了一系列由纳粹分子所开的商店名称，并且讽刺性地提议道：“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会确保这些商店幸存下来。” 抵制运动并没能推行开来。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商人都是纳粹分子，工人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贫穷工人们根本没有以抵制措施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力量，而最具政治意识的人早已通过他们的消费者合作社进行购物了。
纳粹进攻的最后一个层面在1932年7月到来了，就是国会选举。投票定在7月31日，但是纳粹为他们所设计好的最协调的努力所做的准备很早就开始了。6月20日，省党部领袖将来自慕尼黑国家总部的要求传达给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告诉他们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存在不当行为，自此，“腐败”成了这场竞选运动的中心议题。（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只能汇报说他们城镇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实际上是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其腐败在于雇用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他之前被另一项公务员工作解雇了。 ）此后不久，出现了如何开展这场竞选运动的明确指示：组织、金融援助、口号和需要强调的中心议题——腐败。
铁路调车场的第二次解雇浪潮之后，在工人委员会的终身雇员中举行了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地方铁路办公室宣布其会在诺特海姆地区雇用1 000名工人以替代85%的被解雇的人。在选举中，纳粹代表赢得了六个席位中的四个，社会党人一个都没获得。整个地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即将成为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阵线”地方领袖的人被提名为诺特海姆的地方代表。1932年11月，诺特海姆铁路车站雇用了30名新工人。
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大区中的600名主要纳粹分子，包括15名县领袖、430名地方小组领袖和120名大区演讲者。其中包含了利用新技巧的明确指令：根据成员的特定领域向选中的投票者寄送手写信，针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文本。为战争孀妇、领抚恤金者、战争伤员、乡村工人、共产主义者、女性、年轻工人、工会成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妻子和“才智过人的女性”提供了示范文本。每一份文本都手抄在很好的信纸上——让其看起来像是原始文本而非复本，这样一来，接收者会确信这是私人信件——并由同一领域的某些人签名。因此，一个纳粹工会成员会写信给另一个工会成员，附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这次我想投票给希特勒，因为我厌倦了所有腐败……”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命令其各种各样的组织成员都努力做这项工作，在选举运动结束时，合适的信件已经送到了城镇中的每一个选民手中。
这场斗争是无声的，因为社会党人明显不愿意暴露他们的弱势，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刊登了官方的解释，即“季节性裁员”。自由工会在7月安排了一场群众集会，会上的工人们期待着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某些抵抗。与此相反，演讲只是强调了保卫共和国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唯一与诺特海姆铁路工人们的迫切要求相关的是一个工会部长提出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号召。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挨家挨户地发传单，还有平时的群众集会和冲锋队队员游行，这些在过去两年经检验表现良好。即便是这样，随着投票日迫近，大区的演讲者组织还是紧张起来了。7月中旬，瓦尔特·施泰内克惊慌地写信给省党部领袖，因为他没有“大牌”演讲者了，他担心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的竞选活动会比纳粹分子的更加活跃。
这一进程持续了整个夏天，9月开始了新一轮的解雇，包括舒尔策在内。由于舒尔策的顽固，没有任何文件说明，他就被解雇了，这就意味着他既不能找新工作，也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调车场主任曾亲自向舒尔策承诺，只要他加入纳粹阵营就可以保住工作，但是舒尔策认为自己处境安全，因为作为工人委员会成员，从法律上而言，他并不能被解雇。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工会的全国办事处无力改变整个进程，这让其他工人认为他们是毫无防御能力的。
选举运动产生了一个可预见的影响：暴力行为。
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第一次试图把铁路工人们组织起来。纳粹主义已经在管理层、控制室、办事处工人们等那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了。纳粹主义从高层职员开始，向下层做工作。从1931年开始，职员们发现那些属于褐衫队的工人们得到了特殊待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是打斗。当我和工人们讨论反对纳粹分子的时候，主管要求我上班时间不要讲话……1932年春末，所有的社会党工人都被迫签署了放弃终身制的同意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可签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压力开始施加到其他工人身上，最后一步就是“要么加入（纳粹工会），要么被开除”。我是唯一一个坚持下来并且（公开）留在社会民主党的人。
1932年持续的政治活动已经将城镇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分裂波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也因此陷入了混乱。家庭因为纳粹主义问题而分裂。夏天时，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子们在集会后不敢独自回家，只有带着反纳粹的标志（比如“钢铁阵线”的三个箭头）才能避免被攻击。政治暴力变得司空见惯。
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5月中旬《人民报》的报道中。诺特海姆铁路办公室开除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在这里工作了长达20年。终身制领薪水的工人们被迫签署同意书，变为领小时工资的工人，并且不再是终身制。九人拒绝签署，马上就被开除了。同时，薪水降到了每小时50芬尼。 前铁路工人赫尔曼·舒尔策描述了这个过程：
1932年7月，不仅选举运动到来了，潮湿闷热的天气也来了。冲锋队最近被允许穿他们的制服了，因而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挨饿受冻地度过了”冬天的社会主义工人发现连短期工作都找不到。整个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7月1日至7月20日，普鲁士爆发了461场政治骚乱，其中有82个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严重。
纳粹在学校选举中的胜利令人沮丧，但对社会党人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严重的问题是纳粹的经济压力。诺特海姆社会党人的核心力量是铁路工人们。1930年，在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工会以10：1的绝对大多数获胜。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开始削弱工会，强迫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接受纳粹主义。
在诺特海姆，傲慢自大的情绪环绕着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冲锋队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武装起义。《人民报》在6月的时候报道称，80名穿着制服的纳粹分子正在诺特海姆的森林里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殴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当时他“碰巧晚上出来散步”。诺特海姆的警察局长要求采取行动。 第一次的纳粹竞选集会强调了制服的妙处：
两所学校的投票竞争很激烈。在位于山坡处住宅区的第一市立中学，纳粹分子赢得了14个代表中的10个席位。在位于铁轨北边的第二市立中学，投票结果是分裂的，社会党人和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分别赢得了五个代表席位。 社会民主党的无能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内显现出来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为了庆祝旧日耳曼部落的夏至节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县举行了群众游行。来自三个县的三个乐队和1 200名冲锋队队员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不到一个星期，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就急忙写信给省党部领袖，想要更多的申请表格以分发给急着加入纳粹党的诺特海姆人。
1932年7月2日，星期六，在“1910年代圆顶”。晚上军队的游行和冲锋队征召新成员。军队游行的音乐将由44名接受了优秀的冲锋队82分队的音乐训练的人演奏。***所有的（娱乐活动）表演都由冲锋队负责。***冲锋队分队的某位领袖将就“防卫的意愿——通向自由之路”发表演讲。
纳粹分子发起了攻击。5月末，一个路德派牧师，同时也是纳粹党的国会成员，在一场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严厉地抨击了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德国境内将其定为非法者。除了宣称宗教支持纳粹主义，他还坚称德国军队是希特勒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一周后，在“1910年代圆顶”有一场“娱乐晚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这场晚会是“真正德国化的”。投票前的一周，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了对年轻人的关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希特勒青年团会议，还有游行、乐队演奏和体育比赛。之后，在选举前夜，另一个路德派牧师在群众集会上就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发表讲话。演讲者宣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毒害着青年人，“福音派（新教）和德意志民族密不可分”，而“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将会庆祝它的重生”。集会以演唱《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并重复高呼“万岁”而结束。参加投票的人很多。
冲锋队是1914年精神的传承者。
社会民主党质疑第一和第二市立中学的选举，他们两所学校的候选人名单被称为“社会的—共和政体的进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向社会党人施加压力。两者都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向城市议会提议削减该镇对路德派教会的补贴；两者还都报道了（在当地新闻版块）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中投票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建议，即向所有收入12 000马克以上的人收税。
冲锋队拥有英勇的心。
中产阶级已经选定了一份“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几乎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其中也有些是转投纳粹的前共产主义者。这自然引起了工人们的反对。
晚会将以穿越城市的宣传游行作为开端。
如果社会党人认为这些曝光将会为他们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那他们就错了。社会民主党试图为新的学校咨询委员会选举列出一个普通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被拒绝了。正如《人民报》所说的：
第一党卫军82分队
1932年4月初，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项清除学校里纳粹教师的运动。《人民报》指责第一市立中学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是激进的纳粹分子，他读《听！听！》，在课上教政治，在黑板上写纳粹口号——这些都是事实。 因为普鲁士的教师加入国社党是违法的，所以这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几天后，《人民报》又抨击了另外两名教师，指控其中一人在凌晨3点喝醉了，踉跄着穿越诺特海姆的街道时，大喊着：“希特勒万岁！”还指控另一名教师在上课时行纳粹礼并且允许学生们在学校远足时携带纳粹三角旗。后一项指控是有目击证人的。 4月末，城市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正式要求将沃格和第一市立中学的另一名纳粹教师作为危险分子开除。然而，市长认为这一行为超越了议会的权限。
冲锋队82分队
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选择在1932年春末将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其权力附属职位，尤其是学校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有效的攻击，因为社会民主党一直担心诺特海姆的学校成分。早在1930年12月，《人民报》就指出高中的学生们经常以“希特勒万岁！”来问候彼此。10个月后，《人民报》报道了两个纳粹化的高中学生将一颗臭气弹扔进了开着窗户的房子里。该报评论道：“校方将如何处理孩子们头脑里的所有纳粹思想？” 尽管高中校长禁止学生们行纳粹礼，地方政府禁止学生们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但是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松其担忧之情。1931年年末，《人民报》指控第一市立中学为“纳粹大本营”。它暗示有几个教师是纳粹分子，并指出学校周围的建筑和路灯柱“装饰着纳粹标志”。 因此，正是在社会党人非常担心纳粹教师影响的时候，纳粹决定将社会党人从学校咨询委员会驱逐出去。
在斯潘瑙斯的店里和国社党的商业办公室有预售票。
在整个国家层面，容克和军事领袖的阴谋导致布吕宁辞职。冯·施莱歇尔将军保证了右翼政权的任命，冯·帕彭成了没有国会支持的内阁总理。冯·帕彭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另外他还撕毁了禁止纳粹分子穿制服的命令。
这一事件实现了纳粹希望500多名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举行游行的期望。“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热情的观众，他们为冲锋队的表演（体操表演）喝彩，尤其是音乐表演，按照《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拥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光环和崇高的精神”。
但即便是纳粹减少努力了，也并不是完全不活跃了。5月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一场相对没那么政治化的“5月步行”活动，有25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去诺特海姆的森林远足旅行，之后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城市公园，喝咖啡，吃蛋糕。虽然一周后举行的纳粹第二场集会被大胆地宣传为“战斗仍在继续”，但是会上只讨论了纳粹分子会如何通过轻度通货膨胀信贷项目来解决失业问题。 诺特海姆的暴力行为也减少了，但是5月中旬还是发生了一场八人打斗，其中一人受伤严重，6月，一个纳粹把一个年轻人打到失去意识了。 然而，5月末，希望的序曲终结了，纳粹的主宰力量再次向前推动。
四天后，纳粹分子召开了另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群众集会。演讲者是一个国会议员，主题是“布吕宁——从此不再！冯·帕彭——过渡时期！给希特勒权力！”。演讲者明确地将纳粹分子从冯·帕彭的政府中分离出来，坚称“没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也发誓希特勒会合法掌权，而“11月罪人和社会民主党杀人犯”将“为他们的罪行负责”。“1910年代圆顶”响起了喝彩声，结束时回荡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
5月的第一个星期，国社党的活动很克制，但并不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的交战。其中一个原因是春天时一系列繁忙的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疲惫感和混乱感。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贫穷：4月和5月，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既没有向纳粹党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支付要求的费用——诺特海姆县几乎有一半的地方小组都有这种玩忽职守的现象。 过度依赖未来增长的消费行为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尝到了恶果。由此，他们一直负担着债务，直到希特勒建立起独裁统治时，才解决了他们的财政问题。
社会党人努力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阻挡纳粹浪潮，以极端的战斗状态回应一切。冲锋队的“军事游行之夜”之后的那天，诺特海姆“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对抗游行，以城镇乐队、两个军乐队和许多装饰着三个箭头的旗帜为首。在市集广场上的演讲又是关于捍卫共和国的。五天后，共产主义者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有50人和一些红旗。第二天，社会党人又举行了游行，是由“钢铁阵线”发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战斗情绪也反映在这次事件的宣传广告中：
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觉得有理由进行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国旗队的军乐队一大早就沿着全城镇游行，以此提醒人们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上演奏了更多的音乐，下午，庄严的游行队伍蜿蜒地穿过城镇，有很多旗帜和横幅，一直走到啤酒花园。在那里，工人们听着人民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看着社会党人青年团体表演的杂技，喝着很多的啤酒。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讲给德国人和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响亮的欢呼声。《人民报》将整个事件解释为“工人们对抗纳粹主义斗争的转折点” 。
致诺特海姆县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7月9日星期六晚上7点，在诺特海姆：诺特海姆县拥护共和政体的工人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的街道都属于拥护共和政体者！因此，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必须参加游行！
高兴还太早了。只过了几天，警方就向纳粹分子承诺重开他们的赈济处，纳粹旗帜又一次马上就升起了。而且，冲锋队只是名义上解散了。解散命令发布还不到一周，《人民报》就发现：“之前的紧急命令看起来对诺特海姆没有任何影响，当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依旧穿着制服在城镇中闲逛。普鲁士内政部长的长臂何时才能伸到诺特海姆？”
游行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由30个举着旗帜的人和两个军乐队带领。在市集广场上，一个演讲者严厉谴责冯·帕彭政府，在结束的时候吼道：“在国会选举中，我们不能被纳粹打败！” 第二天，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这一次是由失业者和社会党人所控制的专设的失业者委员会发起的。接下来的一周，表达了为失业者增加工资的要求，制订了在诺特海姆进行大规模抗议游行的计划。
第二天，冲锋队正式被禁止。在诺特海姆，得到国家部队支持的警察突袭了纳粹总部，搜查了冲锋队和党卫军领袖的家。他们并没有发现武器，不过要不是一个警察在突袭之前几个小时向诺特海姆党卫军的首领告密的话，警方本会有所发现的。 社会党人满意地看到纳粹的赈济处即冲锋队营房关闭了，自前年秋天一直飘荡在诺特海姆上空的纳粹旗帜被警方拉下来了。
7月10日是有纪念意义的，不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因为这一天在诺特海姆，被压抑很久的暴力行为终于爆发了。一大清早，六个纳粹分子殴打了一个佩戴“三支箭”别针的“钢铁阵线”成员。这为真正的战斗做好了准备，战斗在当晚7点爆发。大约25名国旗队队员从就业办事处出发朝诺特海姆行进，就在跨过“长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从对面方向过河的60名冲锋队队员。两支队伍的首领平安无事地擦身而过，其身后的队伍却互相咒骂起来。“长桥”上的通道很窄，辱骂迅速地变成了全面战斗。双方使用了棍棒、手杖、自行车打气筒和其他的简易武器。在桥北面旧军营居住的“流离失所者”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冲过来帮助国旗队队员。在警方赶到并终止打斗之前，有大约80人正在用石头殴打纳粹分子。即便是警方努力让对立的双方分开，依旧发生了个人打斗，人们开始越过警方的头顶将石头扔向冲锋队的队伍。这一直持续到一个警察朝人群开枪才结束。双方终于被分开了，两名党卫军成员破坏了就业办事处那边的桥，人群将他们手中最后的石头扔了出去。党卫军急忙撤退了。
在《听！听！》上，我们读到了一个便签，是希特勒让诺特海姆冲锋队承袭旧汉诺威皇家普鲁士军重骑兵军团的传统。应该笑还是哭？冲锋队的队伍中满是盗贼、骗子和更坏的人。旧卫兵们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有三人住院，多人受轻伤。在受伤的国旗队队员穿过诺特海姆之前，战斗的消息已经引发了一群人的敌意，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一直被嘲笑。
这一过程是更加折磨人的，因为1932年春天开始，反纳粹分子的希望被德意志政府的行动瞬间点燃了。4月，布吕宁内阁发布解散冲锋队的命令。前一天，《人民报》刚刚就冲锋队队员发表了如下意见：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也就是一个月后在诺特海姆举行的，九个国旗队队员被指控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其中四人无罪释放，其他人被判处二到六个月的刑期。在传达判决的时候，法官宣布双方都有错，遗憾的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起诉冲锋队中的一些人。
如果说城镇的工人们对他们的经济困境感到绝望，那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一半是纳粹分子因在春天的选举中获胜而激动不已，而他们在诺特海姆拥有绝对多数的武装，于是，他们开始对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施加无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是社会党人无力抵挡的。
“长桥”战斗的四天后，也就是7月14日的“巴士底日”，失业者进行了抗议示威游行。尽管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但是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都渗入了队伍中。前一天，共产主义者举行了一场100人参加的游行，发表了演讲，呼吁与社会民主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那天晚上，警方在诺特海姆森林里逮捕了两名共产主义者，两人都携带着左轮手枪和子弹。
但这时已经是1932年秋天了；时间越来越短，工程却还没有开始。失业者不得不靠着希望而活着，直到第二年春天。那时，纳粹分子已经掌权了，它推动了移居项目，并声称该项目的成功都是纳粹的功劳。
7月14日，有500名男性和女性参加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这立即就被报纸称为“饥饿游行”。游行事先制订的目标是抗议过低的失业救济金并向城市议会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免费洗浴和终止义务劳动。
由于诺特海姆县已经拒绝了，现在就轮到城镇来担保这些贷款了。社会党人再次积极地支持这项计划，而右翼则反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号召大家注意迫切的住房短缺问题，指出即便是一笔小支出，也会对城镇的经济有所帮助。右翼反对移居的唯一理由就是孩子们需要走过1英里才能到学校。在公务员党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打败了城市议会中的右翼，城镇变成了移居的赞助人。
在穿过诺特海姆的游行之后，队伍在市政厅聚集，他们举着标牌、海报和一面黑色旗帜（象征着普遍存在的悲伤和极其痛苦的情绪，至今仍旧在整个欧洲使用）。在游行期间，失业者越来越焦躁不安，开始大喊“饥饿！”和“给我们面包和工作！”。在市政厅，呼喊声传到市长那里，要求他出来和他们谈话。他拒绝了队伍的请求之后，怨愤声四起，一个人大喊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市长？”人群大喊着回应：“绞死他！”之后，最前面的人走上台阶，进入市政厅。
纳粹分子后来声称他们实际上是支持这项移居计划的，但是时机还不成熟。就县里为移居提供担保而言，是对的，因为当时该县有超过20万马克的难以抵消的赤字，而且鉴于县财政即将崩溃，只能向普鲁士政府求助。赤字主要是由于高涨的福利成本。
警察立即抽出他们的警棍，有些人被抓住和控制住了，还有些人被殴打了，人群向前涌去，有一个人大喊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进去！”一个警察掏出了枪，一个示威者对他说：“你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
这些策略后来受到了中间党派的挑战，在第二轮投票中，该计划被批准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提议为无力偿还贷款的人做担保，由于纳粹党人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这项提议需要2/3的大多数人同意。在这一点上，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爆发了，他反对纳粹的演讲非常激烈，以至于县长不得不召集警察来阻止武力威胁。
进入市政厅后，失业者不知道接下来能做些什么事情。人群发生了混乱，警方阻止他们向一楼以上的地方前进。示威游行最初的领导者之一，也就是工会秘书和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劝说人们离开大楼。人们出去之后再次聚集起来，有序地朝着县辖区行进，县长现身并且告诉他们，他本想提高失业救济金，但是县现在几乎要破产了。于是，游行队伍解散了。
城市议会中的纳粹领袖指责全部移居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提出无限期地推迟考虑该计划。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整个社会民主党派一度因抗议纳粹分子所使用的语言而离开房间。当时，纳粹分子要求迅速进行投票，否决该计划。
第二天，失业者仍旧心情不好。《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讽刺性文章，生气的人们聚集到该报的编辑部，开始敲窗。警方及时到达，从而阻止了暴力的发生。这天稍晚的时候，参与“长桥”战斗的一个国旗队队员出院了，立刻被一个纳粹分子袭击，惨遭殴打。同一天，两名女性之间还爆发了政治争吵。
8月，僵局被打破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为第一批30栋房子投入了资金，不过，必须要保证的是每栋房子的花费必须控制在政府借款的范围内。城市也同意提供免费的沙子、碎石和森林木材。议会中的右翼成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其他的材料必须从诺特海姆商人那里购买。下一步就是从城市议会那里获得批准，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联盟都支持这项计划。但是纳粹却非常反对。
八名“饥饿游行者”后来在诺特海姆的巡回法院接受审判。审判拖到了11月，越来越超过限度了。法庭不得不反复地清场，法官一度威胁说要逮捕所有的观众。后来，他以蔑视法庭罪审判了其中一个被告。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辩护律师。有七名被告被认定为有罪，被判处6到9个月的刑期。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一个共产主义被告在被告席上大声呼喊着：“德国的‘下层人民’很快就会进行另一场审判。你们可以锁住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是自由的！”这时，法庭的观众席上唱响了《国际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警方会清场并且把人群驱散到外面去。
最有希望的公共工程计划来自失业者自己。这是“移居俱乐部”开发的，该组织于1932年春天在诺特海姆成立。该计划是要在归属于地方修道院办公室的荒置土地上建造廉价的独栋房子，雇用失业工人做这项工作。建造房子的工人们之后可以住在这些房子里。一个失业建筑师画了很容易建造的房子蓝图，只需要使用很少的材料。如果城市可以为每栋房子提供材料和500马克，那么中央政府将会借给每位移居者2 500马克。唯一的问题就是修道院管理层只有拿到钱才会放弃土地，而国家只有拥有自由土地才会借出钱。
“长桥”骚乱和“饥饿游行”之后，纳粹分子变得相当沉寂。他们唯一的活动发生在7月18日，冲锋队的合唱团在为一名冲锋队队员及其新娘演唱完《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后，举行了穿越诺特海姆县的宣传游行。 减少活动是因为他们在准备纳粹项目中的一场最大事件——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
同一年夏天，中央政府计划的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志愿劳动服务”在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个单位。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大型体育场，工期是5 500天。这会减少该镇的失业人数，但是1932年时已经太晚了。而且，国家资助大型项目的可能性阻碍了地方上的行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持续讨论推迟了所有的工程项目，直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为止。他们在1933年1月获得了资助——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两周前。
1932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主流媒体的明星，希特勒的演讲就像组合狂欢节、摇滚音乐会和大联盟冠军赛一样。演讲吸引了寻求神秘交流的信仰者、刚刚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的有求知欲的人以及想要分享其他人都做了些什么的好奇者。一宣布举行演讲，票立刻就被卖光了；通常情况下，票只在当地纳粹重要人物中谨慎分配，由他们加价出售。早些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请求省党部领袖将一部分票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士，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11张2马克一张的票。 施泰内克还在6月中旬写信给大区，当时希特勒的行程已经定好了，哥廷根附近的城镇被挑选为希特勒的演讲地之一，他在信中指出了本应选择诺特海姆的原因。
不过，社会党人一直坚称启动公共工程远远超越前几年已经做的事情。1932年4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提出了一项新的详细的工程项目，主要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只需要最少的材料支出并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的项目。中间派和右翼议会成员对有关城镇金融局势的看法持怀疑态度。5月，《人民报》刊登讽刺性的社论，要求实行社会党人的计划，并且质问之前为这种项目储存的资金都是怎么使用的。1932年6月，议会最终极为勉强地批准了涉及三项社会民主党计划的有限项目。
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地点不能轻易地选取；1932年，地方上的纳粹官员经常事先收到一套完整的印刷的指示说明，是关于如何举行希特勒的集会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希特勒要求的矿泉水牌子，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天气热的时候，希特勒要求讲台上必须放一碗冰，这样他可以凉手。 希特勒的演讲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事业和主要的创收事业。1932年7月21日，在哥廷根举行的演讲花费了11 470帝国马克，但是卖出了15 545张票（每张票高达3马克），总收入达19 222帝国马克，净收益7 751帝国马克。即便是元首抽取一半的收益，仍旧能挣很多钱。 而重点是无论希特勒出现在哪里，他的演讲都极大地推动了纳粹的竞选运动。
对于迟钝的社会党人领袖而言，解决方法必须直击问题的根源，因此只能采取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但是诺特海姆没钱。在大萧条的前两年，城镇预算是平衡的，但这只是因为城镇在持续地削减。到1932年为止，预算只有100万马克了，而1929年还有150万马克的。即便这样，1932年也有5万马克的赤字，啤酒税和人头税都增加了。不仅福利开销在持续增长，而且税收来源也威胁着他们的收益。1931年和1932年，营业税的百分比是一样的，但是1932年利润税的收益只有前一年的一半。德国的税收体系允许税务员在利润税不足的情况下按照资本控股来收税，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利润税的下降影响到总的商业税收益，可以免除大约5%。但很明显的是，税收收入不能增加到满足日益高涨的福利成本，持续的资本税而非利润税是危险的。 城镇也无法为了公共事业项目借钱，因为到1932年，中央政府各种各样的紧急指令都禁止这么做。
希特勒将要发表演讲的哥廷根城镇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为了将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带到这里，铁路安排了几辆专列。集会将在露天举行，整个空间可以容纳15 000名观众。希特勒之前是威廉·弗里克教授，教授在晚上8点开始演讲，场地3点就开放。希特勒会坐飞机来。
绝望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注意，甚至是在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中。1932年春天的选举显示出社会民主党在大萧条时代的第一次失利。虽然只失去了222名选民（是之前总数的1/11，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明显投票给共产主义者了，不过还是有些人去了纳粹阵营），但是对一个稳定发展了几十年的党派而言是影响重大的。
下午很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演讲者的讲台上布置了很多纳粹标志和旗帜，讲台后面就能看到旗帜。当地冲锋队队员作为引座员，而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成群地站着。作为一种荣耀，在战争中受伤的人被带到了前排的特殊席位；之后，病人被抬了进来，包括（据称）一个声称最后心愿就是见到希特勒的濒死的人。等待期间，气氛越来越紧张。突然，8点的时候，人们呼喊起来，因为希特勒的飞机越过了布伦瑞克，他早些时候在这里发表过演讲。人们高喊着：“万岁！”当飞机飞向机场时，他们挥舞着手帕。
对于这些人而言，1932年的夏天是干燥且贫瘠的，而非多产的。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如此，7月，100年以来的高温纪录被打破了。那年夏天，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
之后，弗里克教授开始演讲。“如果警方说他们不能保护冲锋队，我们将会自我保护。只要给我们多年来我们的敌人对付我们时所使用的武器就行了。”9点45分，他结束了演讲，人们一边等待着，一边不停地低声抱怨着。开始下起了细雨。突然，希特勒出现在了讲台上，迎接他的是欢呼声和自发的“万岁”。说了几句粗话后，他命令把讲台上的雨伞拿走，这样一来，他就像观众们一样没有任何庇护地站在细雨中了。他大概说了如下的话：
城镇中工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已经失业的工人。通常情况下，失业者会在冬天达到顶峰，在夏天减少。1932年夏天却没有迅速地减少；高失业率持续存在。统计数据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失业者数量和领取常规或“紧急”补助金者的数量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了。而且，1932年6月，新规定生效了，即限制那些之前有固定薪资的人领取福利金。因此，许多年轻人被排除在了所有资助之外，这引发了激烈的抗议。 到7月为止，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公室中只有1/3登记在册的人实际上收到了救济金。剩下的大多数人长期没有工作，以至于他们一直受到官方慈善机构的保护——这些人已经忘记如何去工作了，这些人是没有未来的。
各国历史上都会迎来各种各样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的投票并不只是一场选举，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抉择——国际主义的世界和真正德国精神的世界。人们必须在被阶级、党派、宗教分裂的德国和拥有一种意志、一个目标的德国之间做出抉择。过去的13年带来了痛苦、毁灭。本没有人能摧毁国家财富，创造数百万的失业者。所有的成分都有他们的党派，只有德国人民没有。但是国社党永远不会放弃斗争，因为只有国社党拥有勇气，并且愿意采取行动。
有两群人受到了大萧条的伤害——与建筑相关的小工匠，还有工人们。建筑业的工匠们在1932年特别拮据，不过他们还能在缩减的基础上继续运营。到1932年夏天时，诺特海姆的工艺大师大会要求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并且严厉谴责非法竞争和资本主义体系。几乎没有工匠被赶出这个行业，除了本来就效率低下的人。
他离开讲台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之后又被高呼“万岁”的声音打断了，最后，人们自发地唱起《霍斯特·威赛尔之歌》。“每个人都浑身湿透地回了家，但心中充满了希望，”《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铁路车站附近的路灯都熄灭了——我们听到马克思主义者也‘断电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诺特海姆有很多可用的资本可以援助分割公寓或者建设新公寓。光是在城市储蓄银行就有至少1 500个账户超过100马克，还有800个超过500马克的账户。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人的储蓄都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城镇中的其他银行了。诺特海姆人越是关注大萧条，他们越是为了存钱而减少消费。因此，大萧条影响了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他们的钱包，如果说诺特海姆的消费水平下降了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击，而是因为他们藏起了自己的钱。
尽管在希特勒的演讲之后，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会变得扫兴，但是纳粹分子仍旧不得不以选举集会来填充7月剩下的10天。他们举行了两场集会，每一场都不出彩。7月25日，一个维也纳的纳粹被邀请到诺特海姆，发表了反对犹太人的讲话，选举前夜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娱乐晚会”，播放了希特勒、戈林和施特拉塞的“有声”影片。 为了填补空白，纳粹分子在他们的报纸《听！听！》上发表了诽谤性的指控。
经济萎缩更为严重的表现是住房建设。1930年，新建了68所住房；而1932年，只有16所，其中12所是公共资助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早在1930年就有136个家庭需要新公寓，或者是因为他们和亲戚住在一起并住在危楼里，或者是登记为“流离失所者”并住在当局提供的住所里。后者中有些人住在旧军营营房里，每月要支付5马克。另一些人住在备用房子里，完全不用支付费用。1930年，每月平均有51个人是这样住的；1932年，平均人数上升到114人。将这些穷困的人压缩在一片小区域内不仅产生了极易引起争论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合理的。诺特海姆有很多大公寓因为太大了而难以租赁，如果把这些公寓再分割一下，“流离失所者”本来可以负担。
媒体的谩骂很可能已经到了收效递减的阶段。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一年前，一群在诺特海姆邮政局工作的办事员被《人民报》贴上了纳粹分子的标签，但是随后该报就撤销了指控。而现在，1932年7月，纳粹分子抨击同样一群人为社会党人。这群办事员最终对纳粹分子提起了法律诉讼，经公证人证实，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因而恢复了平静。
诺特海姆人大幅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博物馆协会的秘书报告说其成员数量在1932年下降了12%，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每年2马克的费用。 诺特海姆人拥有的轿车数量在1932年下降到了143辆，这一总数又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 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养犬许可证的收入下降了1/3，娱乐税收也是一样的，甚至在公共浴室售卖的澡票数量也减少了。城镇中人甚至节省了城镇公墓中的墓碑和墓地费用，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其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
但是纳粹的诽谤在诺特海姆健康保险办事处起效了。这一机构由社会党人管理，自1931年8月《听！听！》第一期发行以来，办事处就一直承受着纳粹分子的抨击。在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前的一周，健康保险办事处的董事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解释其对《听！听！》发起的诉讼已经失败了，因为法庭裁定读者们不可能从纳粹文章的扭曲语言中发现任何意义，但是《听！听！》开始了新一轮攻击，因此，董事会发起了新的诉讼。《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广泛报道了新的指控，即健康保险办事处向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承诺可以使用它的油印机。《听！听！》从一个该办事处的雇员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该雇员后来被解雇了。社会党人坚称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市政厅和县辖区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每一次使用这个机器都付钱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县长和审查委员会调查了这一事件，宣布纳粹的指控是诽谤。委员会免除了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所有责任，并且支持办事处开除一开始将此事出卖给《听！听！》的雇员。但是，这一消息只在《人民报》上发表了，而且是在选举后。去投票的诺特海姆人对纳粹的指控记忆犹新，很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声音，健康保险办事处及其社会党人董事会一定有问题。
3月和4月的选举之后，诺特海姆相对平静下来，普通人（很可能投票给纳粹了）有时间思考自1930年以来大萧条对其城镇所造成的影响。从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事实是人们的消费变少了。在城镇的两所中学中，学生数量从1930年的472人下降到了1932年的387人。这显然是父母要省钱的问题，而同时小学人数却有所增加。职业学校的学费只有一年16马克，自1930年以来入学人数下降了1/4。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父母以牺牲孩子们未来的做法来省钱。
选举前夜，社会党人执迷于疯狂的指控，包括声称纳粹分子会给穿着冲锋队制服在城镇中行走的工人3马克，还会给成为冲锋队队员的人50马克。除此以外，社会民主党最后举行了两场集会。其中一场是由工会发起的，于冯·帕彭在普鲁士的政变之后六天举行，他们向政府就此事提出抗议。另一场是选举之前两天举行的。集会上的演讲者之一是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客观分析了纳粹分子的承诺和行动之间的差别。第二位演讲者是一个地方工会的秘书，他详细地反驳了纳粹对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指控。集会的内容相当不同于最初的广告宣传：“我们正在进击！奋起！攻击敌人！”不过，出席率很高。
——W. B.叶芝：《基督再临》
其他政党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并没有发起竞选运动，只有民族主义者除外。虽然冯·帕彭并不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但是他代表了该党的一些观点，因此该党是国会中唯一支持帕彭的党派，德国国家人民党认为这给了它新的政治可能性。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投票的两天前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会上，该党成员谨慎地将其从国社党中分离出来。民族主义演讲者说他们钦佩纳粹分子的爱国主义，但是反对他们的计划，尤其是“社会主义”方面的计划。他也指责希特勒想要摧毁其他党派的愿望，因为“德国文化就是通过多样性发展起来的”。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而坏人们充满了激情。
7月31日星期天，6 730名诺特海姆人去投票，其中有96%的人符合条件。纳粹获得了4 195张选票，比前一年增加了500多张。他们现在代表了诺特海姆62%的选民。他们获得了所有“新”选民的支持，也吸引了其他党派的选民。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385张选票，现在只代表城镇中1/4的选民。除了纳粹之外唯一选票增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选票翻了一番，但只有285张，即所有选民的4%，这让他们成了诺特海姆的第三大政党。就算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转给共产主义者，也至少有200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分子。痛苦和无助感开始侵袭社会民主党曾经的追随者们。
好人们缺乏信念，
民族主义者在诺特海姆站稳了脚跟。获得了200多张选票之后，他们从普鲁士议会选举时的最底端攀升上来。而这并不是让他们狂喜的原因，还发生了很多鼓舞极权保守主义追随者们的事情。冯·帕彭的政变让他控制了普鲁士邦，他现在可以清理普鲁士的社会党人政府，并且以保守主义者取代他们了。城市议会试图就谴责《人民报》一事进行投票，不过没有成功，因为中间派不同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县长被免职了，他被一个民族主义者取代了，而且县议会被解散了。
纯真的礼仪被淹没了；
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虽然是一个社会党人，但却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也很客观，以至于纳粹分子对其在1932年离任也表示遗憾。即便是身处口水战中心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忘记了他们都是社会党人，并且称他为独裁者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镇定。新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是一个反纳粹的保守派，他质疑民主，厌恶社会党人。他的上任也就意味着社会党人在县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形势结束了，因为冯·帕彭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并入临近的乌斯拉尔，保留诺特海姆的县地位，但是解散其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两名纳粹党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一名温和的右派组成。 社会党人又从另一个权力位置上被驱逐了。
模糊的血色潮流横行于世
所有改变的标志是1932年8月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并没有举行游行。只在第一市立中学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集会，所有的学校这天甚至都没有放假。下午晚些时候举行了游泳比赛，但这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为其主要年度节假日做的所有事情了。
世间一片混乱，
考虑到整个夏天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分崩离析，中心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