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分子的部分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是恩斯特·吉尔曼（他自1932年12月1日起最终正式接任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所说的“暂时的财政灾难”，尽管这实际上是一场地域性的而非全国范围内的危机。 总之，12月，地方小组陷入了贫困，以至于都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来举行集会了，只能租下骑术大厅，他们降到了与之前蔑视的社会民主党同等的地位。 他们迫切地需要资金，甚至开始敲诈他们自己的选民。吉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发行一个诺特海姆各党派成员所拥有的各种商业的目录。纳粹分子之后被命令只能在目录上所列的商店买东西，一共分发了2 000份。要登上目录，一个纳粹商人就必须支付4马克。吉尔曼称之为“廉价的广告宣传”，但是他几乎没给受害者们什么选择：“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被顾客读到？”
纳粹分子在整个严冬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继续他们的煽动活动。12月初，他们发起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宣传电影，另一场是多样化的娱乐活动。1月，冲锋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还有一场群众集会，他们的演讲者在会上将国社党描述为“一个优等民族发出的最后一声备受折磨的呐喊”。许多可以免费入场的失业者来这里主要是因为纳粹分子宣传称“大厅非常暖和”。最后，1月末，冲锋队召开了另一场“军事游行晚会”，还表演了一出戏剧《褐衫英雄》。这些活动并不是源自他们的活力，按照之前的情况来看，只是源于坚韧的决心和惯性。
其间，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生病了（胃溃疡已经折磨他10个星期了），他卧床不起，完全没有收入，只能靠亲戚们的救济来存活，他没有从大区那里收到任何官方经费的补偿。他有117帝国马克的电话账单已经过期了，他的电话会被取走。12月19日，他写信给省党部领袖，为他的过期会费申诉，他提道：“今天，在来自省党部领袖的信中，我为‘拖延会费’给出了我最后的20芬尼。”他支付费用的那封信是提醒他过去几个月一直欠大区的会费，并且要求他支付欠大区演讲者的57.5帝国马克，因为这个演讲者现在“身无分文”。 结果显示，纳粹党人没有人能付给其他人任何东西。
与关于社会党人的流行观点相反，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是在纳粹掌权时会进行战斗的严肃的革命者。但诺特海姆权威机构并不认同这一观点。1931年，镇上的警察对一项官方调查的回应如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没人对共产主义者表示担忧。他们的地方组织只有15到20名成员，直到现在都不活跃。” 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也不准备战斗。1932年8月，当普鲁士警察在整个诺特海姆县搜查主要的共产主义官员的家时，从14所房子里搜到的全部武器包括四根“棍子”、两把“匕首”、一把左轮手枪和一副指节铜环——后者是诺特海姆城镇的共产主义者唯一的武器。 但是在大萧条的环境中，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这就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替罪羔羊，给中产阶级提供了担忧的新原因，也给社会党人提供了造成围攻气氛的另一个理由。
除了艰难地举行集会和“娱乐晚会”之外，恩斯特·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请求上级派来“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请求大区让希特勒来。他邀请戈培尔到诺特海姆，向他讲述这个城镇的吸引力。最终，他请求省党部领袖的老同志们派来任意一个重要的演讲者，但是他们没做出任何承诺。
不过，这轮毫无意义的政治活动依旧在继续着。共产主义者坚持煽动旧军事营房的失业者并且分发传单。人行道上能发现共产主义者用棕色油漆写的口号，这给清理的城市工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1月，德国共产党让大约80名参加游行的示威者拿着刻有口号的牌子：“打开橱柜！拿着煤、土豆和面包出来！”这也引发了城镇中人的一些思考。《人民报》曾两次强烈地否认德国共产党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中取得了进展。
其间，在诺特海姆的国社党爆发了派系争斗。持不同政见的纳粹分子指责吉尔曼任人唯亲、财政违规和独裁。他以简单的驱逐作为回应。1月，地方小组似乎要解散了。而且，冲锋队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了。圣诞节前的一周，他们中的一个人痛殴了一个年迈的社会民主党，导致他瞎了一只眼睛。 没人能预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将被委任为国家总理，以及第三帝国将会出现。城镇一直在致力于纳粹事业，但是1933年1月，除了一直持续的宣传和暴力行为之外，纳粹分子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城镇中人也认为纳粹必然会胜利。人们普遍相信国社党已经编制了如何在诺特海姆分配权力位置的清单。 非社会党人都不相信国旗队队员会战斗；他们认为其领袖是和平主义者，缺乏个人勇气。 不过，事实是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领袖都获得了能证明自己勇气的战争勋章（卡尔·德佩拥有一级铁十字勋章）。而当城镇在12月和次年1月等待着第三帝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占诺特海姆选民3/5的纳粹绝对大多数（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将这座小镇带到第三帝国边缘的因素并不多，但是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萧条。不过在这三年危机期间，只有工人阶级遭受了痛苦，对城镇中产阶级影响更大的是他们的担忧，即最终的灾难会降临，他们会承受和“流离失所者”同样的命运，或者社会革命会摧毁其地位。比大萧条造成的实际痛苦更重要的是一直强调这种痛苦的新闻报道。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最后两个月内，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一种特殊宿命论的强烈影响。自夏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不过国旗队队员仍旧在为防止纳粹分子夺权而准备战斗。他们在柏林总部建立了一个秘密短波电台，11月后全天有人值班，一旦纳粹发动攻击，他们能立刻发出信号。在诺特海姆，人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好斗。国旗队的领袖们不断警告着不能仓促采取行动。他们也渴望战斗，但他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1932年12月，一个工会领袖把其成员名单烧毁了。一个来自紧挨着诺特海姆郊区的国旗队领袖难以阻止其成员发起针对纳粹分子的独立罢工，但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先摧毁了其成员名册，这件事也发生在12月。 一个普通工人总结了普遍情绪。他发现纳粹分子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主要是财政上的。他不会在他们面前退缩——实际上他是与一些冲锋队队员打架的领头人之一，他因而曾被判入狱——但是，他也确实觉得纳粹分子会掌权，这是他无法阻止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
在整个大萧条年代，诺特海姆只有17次破产，其中的11次规模很小，只是边缘化的商店主人，而剩下的6次与大萧条无关。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破产现象，每次都涉及冗长而痛苦的法律程序，所有的内容都在新闻上如实报道。1932年4月，在失业顶峰时，只有8%的城镇中人失业，但是持续的抗议、打斗、示威游行和源源不断的面色灰白的工人们去地区就业办事处让失业问题成了城镇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纳粹的煽动吸引了这种情绪，并且加强了不安定的氛围。
城市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向失业者提供廉价的肉，如果有人有一头猪，可以在城镇屠宰场宰杀并且免费烹调加工。城市准备了一些土豆以备紧急使用，没有任何食物的人可以在城镇赈济处获得免费的餐食（1932年每天平均分发37顿餐食）。城市公共浴室以每人10芬尼的价格提供温水浴，在特别的情况下，失业者可以免费洗浴。还为失业者建了一个温暖的大厅。 城市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部分原因是私人慈善团体做不到这些。1931年的慈善联盟在1932年没有再出现，“主要是为了逃避他们去年遇到的困难”。政治对立的加剧使得各个慈善团体难以凝聚起来。
失业者的绝望不仅令中产阶级恐惧和厌恶，也摧毁了工人们的自信。多年的懒散破坏了他们的纪律；工会权力的削弱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十多年来获得的工资收入都没有了，甚至仍旧有工作的人也一直担心会丢掉工作。
然而，这并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多少欢乐。即便是1932年秋天在制糖厂找到工作了，每周的工资也只比失业津贴多了2马克；工资水平是1929年的一半。1932年11月，一个年轻的接受福利救济的女性在市政厅大喊：“饿！”因为福利办事处没能满足她的需要。她一直呼喊着，直到警察把她赶走。11月下旬，当地法庭判处一个工人一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发现自己一大家子的失业救济金被削减了之后，生气地大吼道：“走向街垒！走向内战！”当领取福利救济金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救济金被削减了的时候，市政厅几乎发生了骚乱。12月初，一个在福利办事处的失业者非常愤怒，他拒绝离开，因而被逮捕了。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一直大喊着：“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同时，工业事故受害者和孀妇协会向政府要求更好和更公正的抚恤金。
大萧条不仅创造了纳粹分子得以蓬勃发展的恐惧氛围，而且让政治进程更加痛苦。政治对抗反过来又妨碍了可以缓和大萧条影响的合作。在诺特海姆，危机政治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战争。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从没有将社会民主党视为公共机构；现在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摧毁社会民主的方式。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应方式是增加了《人民报》对一些诺特海姆主要市民的恶意抨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听！听！》则成功地削减了政治性，增加了紧张性。基本上，纳粹分子是最擅长辱骂的，在普通时代，这本会对他们起反作用，但是在恶意中伤的混乱中，这增加了他们的声望。在争夺党派利益中，只有城市议会中公务员团体的温和态度才能造就有效的城市政府。正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憎恶让诺特海姆投入了纳粹分子的怀抱。在纳粹分子摧毁了社会民主之后，几乎没有保守派人士认识到纳粹将会攻击他们从前的同盟者并且摧毁这些同盟者。
好像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一样，冯·帕彭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选举日在德国的任何地方召开所有的政治集会，为期12天。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暴力行为；选举结束两天后，几名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发生了打斗，不过没有人严重受伤。 在危险的政治贫瘠中，只有一个乐观的理由。1932年秋天已经度过了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即便没有政府行动，现在人们都期待着恢复过来。诺特海姆的每份报纸每月两次刊登当地的失业数据，研究这些数据的诺特海姆人会发现1932年春天达到失业顶峰时几乎没有超过前一年。他们会注意到，秋天的失业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增长。1932年10月，该区的工业和贸易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经济正在复苏。他们向公众发布了一项声明，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这是大萧条年代第一个充满希望的声明。
如果纳粹分子在其他方面没被中产阶级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本不会被选为遏制社会民主党的工具。纳粹分子令人尊敬的特质是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操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保守派的支持。
11月6日星期天的选举表明诺特海姆对纳粹的支持率第一次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选举疲劳”；不过投票人数只减少了100人，这些一定是来自国社党的数据，总票数减少了267张。获得这些选票的主要是人民党和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共产主义者也增加了大约5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似乎呈平稳状态。社会民主党虽然在诺特海姆失去了12张选票，但实际上在诺特海姆县是有所收获的。尽管纳粹的力量有所削弱，他们仍旧控制着59%的大众选票，而社会党人只有24%。在全国范围内，国社党似乎已经过了巅峰时期。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230个下降到196个，而共产主义者的席位从89个增加到了100个。然而，选举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仍旧保持着“消极多数”，而专制政府也在继续着。
193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诺特海姆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城镇，不过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对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投入增加了。外部力量促成了这种现象，纳粹的宣传就是这样，但是通过操纵爱国主义象征，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将其与重要的传统惯例联系在一起了。纳粹分子同样利用了宗教感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以路德派牧师作为演讲者。和纳粹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党派也是互惠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整个前希特勒时代或多或少都是结盟的。两者之间唯一真正痛苦的时期是冯·帕彭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空气中充斥着“反动分子”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反攻。1933年1月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又一次在音乐会上共演，因为希特勒政府最开始就是联合政府。
在自1930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纳粹分子以报纸宣传来补充他们的集会。在选举之前的那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每天都出现大量的广告宣传，还包含如下的简短口号：“14年的痛苦、羞耻和丑闻！保护你自己！”“我们每天的面包是首要需要。我们想要能忍受的生活条件！”除此以外，全党各个部分都被派出去分发印刷品和集会门票了。纳粹分子明显很谨慎。
纳粹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有很多共同点：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反社会主义以及致力于破坏魏玛共和国。在诺特海姆，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对纳粹的成功感到高兴，不过纳粹分子常常表现出明显轻视他们的迹象。《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给予他们社论支持，经常报道和支持纳粹的所作所为（记者是纳粹分子），并且明显提供了减价或者免费的广告宣传版面。在纳粹成长的早期，《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印刷机可以用于印刷纳粹的小册子和海报，该报的专栏是纳粹分子能直达大众的唯一途径。
纳粹分子以一场群众集会开始了最后的选举运动，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国女孩联盟。诺特海姆的领袖克莱尔·登茨勒发表的演讲强调了“热爱祖国、人民团体、德意志意识和德国道德”。三天后举行的一场对抗的集会吸引了“收租者、领抚恤金者和战争伤残者”，还吸引了“德国的工匠和商人”。票价降到了20芬尼，这是纳粹集会的最低金额。早上，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一起去教会，中午冲锋队乐队举办了音乐会。两天后，一个路德派牧师代表纳粹分子讲话。票价再次降低了，但纳粹还有财政麻烦，他们第一次进行了公众集资。牧师抨击了冯·帕彭政府，不过像往常一样，他强调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我们所侍奉的天上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所热爱的祖国只有一个。”有很大一群热情的观众。最后，在选举前夜，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一起举办了“娱乐晚会”，有唱歌和跳舞，还有当地领袖的演讲。 在扣除掉啤酒的成本之后，这次活动的400马克收益表明仍旧能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身上赚钱。
虽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他们还有两项有益于纳粹分子的资产。其中一个就是资金。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地位高的公务员、企业家，或者贵族。另一项资产就是社会地位。不仅其成员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它还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黄金时代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君主制的传统。最后，它还通过钢盔团和军队关系密切，钢盔团名誉上的全国指挥官是冯·兴登堡。通过对纳粹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限制对纳粹社会目标的反对（在此期间，党派间是不和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帮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很明显的是，最优秀的人是支持纳粹的，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民族主义党派在竞选运动中举行了两场集会，都是在最后一周，都攻击了纳粹分子和国会政府。
有利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化。由大萧条而产生的渴望和需要、阶级对抗和复苏的民族主义似乎都能以政治方法解决。持续的选举意味着持续的竞选运动，而每一场竞选运动都刺激着仇恨和激进主义。从1929年11月的地方选举到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一共有九场重要的竞选运动，单是1932年就有五场。诺特海姆的大部分人都在所有的选举中投票了。这遵循了整个选区的模式，这是德国35个选区中参与率第二高的地区。 在诺特海姆，每场重要的选举中，都有94%—97%的合格选民进行投票。因为是自行登记，所以只有生病的人和虚弱的人待在家里。剩下的人都被卷入政治中了，也就是说，政治热情几乎蔓延到了城镇中有人存在的所有区域。
10月22日，社会民主党以一场大规模的国旗队队员集会开始了竞选运动。主要的演讲者是国旗队的全国领袖卡尔·赫尔特曼，集会之前，来自汉诺威的国旗队乐队在市集广场上举行了巡游和音乐会。因为全部国旗队第十区的人都为此次活动来诺特海姆了，所以这次巡游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尔特曼的演讲标题是“我们的自由岌岌可危”，是对纳粹分子的猛烈攻击。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一周后，社会民主党青年部举行了一场游行，他们高唱着歌曲，表演着反纳粹戏剧。最后的一场游行于11月4日到来，主角是奥托·格罗提渥，他在激昂的演讲中抨击了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
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纳粹在诺特海姆的成功，但即便是有利的形势也无法解释在大萧条的三年中纳粹所获得的选票从123张飞涨到了近4 200张这一现象。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必须考虑到纳粹分子投入竞选运动的技能和努力。数量是首要因素。从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这三年间，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平均每月召开三场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粹分子公共集会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在日益增加。在选举运动中达到了巅峰；1932年7月，有六场集会：三场是带有演讲的集会，两场是带有游行的集会，还有一场是“娱乐晚会”。而且，活动一直在继续；在整个三年期间，只有两个月没有纳粹集会（1930年7月和1932年8月）。 活力是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随着新竞选运动而来的是令人厌烦的暴力和谩骂的日益增加。整个8月和9月，城镇都很安静。唯一的例外是9月初，当时积习难改的纳粹好斗者塔普曼殴打了一名社会党人，他因此被象征性地处罚了10马克。然而，10月23日，两名国旗队队员和一名纳粹分子打架，纳粹分子的头被打破了。同一周，一名“钢铁阵线”成员因辱骂警察而被法庭罚款，一名纳粹分子因辱骂城镇议员而被罚款。 在10月10日的“乐队之战”上出现了有趣的调剂。城镇乐队（纳粹认为该乐队是社会党的，因为社会民主党集会经常雇用他们）正在市集广场上举行每周的惯例音乐会，就在此时冲锋队的乐队来了。由于警方的工作疏漏，纳粹分子也被允许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进行表演。广场上的观众很快就将之等同于政治事件，交替大喊着“自由！”和“希特勒万岁！”。为了避免暴力，警察在广场中央画了一条线，在两支乐队猛攻彼此的时候，他们在线的旁边就位。在警方的督促下，两支乐队最后离开了，群众也安全地解散了。不管怎样，那天的诺特海姆人很可能已经听够了音乐，因为那天的早些时候，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乘着卡车穿越了城镇。
纳粹在诺特海姆的宣传努力超越了纯粹的行动主义。持久稳固的、富于创造力的和强劲的努力，再加上对特别适合诺特海姆和城镇中每一种因素的敏锐触觉。除了关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演讲外，他们的集会也是专门为工匠、商人、公务员、领抚恤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标群体举行的。还要考虑到诺特海姆的地方特性，城镇中几乎没有真正反犹主义的人，因此这一效果较弱。但是城镇中人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这被充分利用了。当纳粹分子不吸引特定群体时，他们会依赖于盛会、“娱乐晚会”、放映电影、演戏剧、杂技表演、抽奖、舞会、体育表演、军事演习、儿童朗诵和其他取之不尽的手段。 他们将受苦的群众吸引到盛大的集会中，在集会中，人们会沉浸在参与一场充满活力且包罗万象的活动的感觉，在这场活动中为满足每一种需要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敌人的定义也差不多：他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不敬神的人，或者更受偏爱的是无定型的普遍形式，是一种需要为从企业银行的崩溃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负责的“体系”。
10月8日举行了第一场纳粹群众集会——又是一场混合性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演讲活动。有抽奖活动，冲锋队演奏了音乐，希特勒青年团表演了题为“在敌人的金牌里”的戏剧。三天后，一个普鲁士议会的纳粹成员发表了题为“打倒富翁们的独裁统治”的演讲。他针对的目标就是冯·帕彭和民族主义者，他承诺纳粹分子会粉碎这场“资本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两场活动的出席率都很高。
简言之，国社党成功地成了所有人的一切。这甚至反映在广告宣传中所使用的名字上，分别是“National Soc.German Wkrs.Party”或者“Nat.Socialist Germ.Workers Party”，或者是根据需要而出现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混乱的宣传中，纳粹分子表现为虔诚的、严肃的、完全爱国的、在满足民族主义需要的情况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而且（如果你曾经出席他们的“娱乐晚会”）很明显是友好的。但是，纳粹集会所取得的效果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人数来完成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活力的政党，那么国社党就是这样。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秋季国会选举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如果纳粹分子想要保持他们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就得加入战斗并且展示成果。大区再次下达了战术指令，并再次询问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宣传需要。瓦尔特·施泰内克不再是夏天那个挥金如土的人了，他回答道，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印刷材料了。他不再像7月选举那样要求“五个大区演讲者、三个国家演讲者和一个参加选举前夜15 000人的示威游行的重要人物” 。省党部领袖也设计了一些能以人力而非资金完成的策略：“传教士般的”演讲者挨家挨户地进行选举宣传，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使10到20个家庭“皈依”（并且将印刷品卖给这些家庭）；再次进攻没有设立地方小组的地点；再次使用了曾经在7月用过的私人信件写作策略。竞选运动仍将使用经过检验的煽动性方法，比如群众集会。
从远处来看，纳粹分子的活力和技能看起来是神秘的，但是当某人分析该党派在当地的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力、成分和构成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从中可以推测出纳粹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根源，如同邪教般的伪宗教信仰运动特性，以及被恶魔般地释放出来的由受虐狂似地依附于全能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更简单的解释似乎更能揭露纳粹分子疯狂行动的主要因素。
1932年10月，诺特海姆面临一场新的竞选运动——八个月以来的第五次。7月选出的国会只召开了一次有关商业的会议，当时反对冯·帕彭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以10：1的绝对大多数通过了。冯·帕彭无意在国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于是立即解散国会，要求于11月6日进行新选举。很明显，只有冯·兴登堡的权威和军队的刺刀支持着政府，在国会内，没有其他可能的联盟能组成政府了；608个席位中有319个由纳粹分子或者共产主义者控制着。他们不能共同统治，但是可以联合起来阻止其他人的统治。
首先，从纳粹党由边缘现象转换为大众运动开始，他们的目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获得权力。这要通过获得更多的成员和选票来实现。所有的其他内容——比如主义上的一致性或者人类尊严——都服务于唯一的目标，即动员群众支持，让希特勒掌权。一个如此简单的目标，可以允许他们集中所有的努力，非常合算地利用各种才能和活力。
另一个问题是纳粹党派中的成员人数实际上在减少。1932年9月末，大区记录当月净减少了401名成员。有84名新成员，但是有330人退出，155人被开除（绝大多数是因为未支付会费）。捐款也减少了。 这可能是因为国社党之前对其追随者压榨得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国社党变得更加“偏左了”，它试图与冯·帕彭的政府拉开距离，因而疏远了一些中产阶级追随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一个不祥的政治问题。
其次，与以前的党派相比，纳粹党的构成给了他们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简单目标的才能。国社党是中产阶级的第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以最少的努力完成各种事情。他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问题（明白如何记录分类账户，这一点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追随者不同，在他们眼中，学习这一内容就像是学外语一样），他们熟悉广告宣传、设备租赁、筹资和办公室间备忘录等。他们有交流网络（至少是在地方层面上），了解各部分的业务专长，能够处理像租赁麦克风或者在一夜之间设计并印刷海报这样的实际问题。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商业经历意味着他们已被训练成守时、勤勉、自律、守序和节俭的人。参与战斗的人也熟知冷酷无情，他们会毫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并且迅速地利用各种机会。纳粹领袖也有中产阶级那些偏狭、自信、易受骗和粗心大意的自以为是的特性——希特勒非常了解如何加强和利用这些性格缺陷。
1932年8月，省党部领袖生气地催促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缴纳6月以来拖欠的会费，总计823.5帝国马克。8月末，地方小组偿还了债务，但是很快又陷入了困境。9月末，诺特海姆一共拖欠了555.5帝国马克，10月，又未能支付当月的261帝国马克会费。12月8日，省党部领袖提醒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自8月以来它没有支付任何会费，并要求它立即汇款。 不仅诺特海姆欠大区的钱，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地方小组都没能付款。
最后，1930年之前，纳粹党通过试验和错误而制订出的宣传和群众动员机制是简单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强化的。通过形成多样化的书面宣传的要求清单和对各种主题的演讲者的广泛选择（1932年12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任用的大区演讲者有80名 ），国社党的高级官员让地方的纳粹领袖几乎可以任意选择满足当地需要的组合。这些选择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举行过一场群众集会之后，可以通过统计门票销量和筹款所得来更加精准地评估结果。未来的策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可以根据反馈系统进行调整。收益是衡量一个专门的演讲者或他的主题（每一位演讲者在其最佳表现中也有利害关系）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容易的标准，收益可以用于更多的活动和宣传。因此，纳粹分子持续的竞选运动主要可以通过群众集会和筹资方法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反馈系统包括其他经常被记录和容易被统计的内容：申请成员数量和选票。因为追求权力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些内容也是整个机制的主要奖励和强化因素。
虽然最近获得了很多成功，但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是陷入了麻烦，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都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财政。虽然有大量的资金转入，但是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反而增加了——按照预期，收益会增加。1931—1932年的“金字塔俱乐部”将群众集会的收益投入宣传，想要以此从群众集会中获得更高收益，到了1932年夏天，它已经到了极限并且开始崩溃了。再也没有大批新的希特勒追随者来供养这个循环了。而且，过分乐观的纳粹领袖期望每场竞选运动都能带来最终的胜利，于是，不断的选举导致了不计后果的浪费和难以偿还的债务，因为增长率相对下降了。
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暗示纳粹分子是无敌的，或者他们强大的破坏力是无法阻挡的。他们从1930年到1932年之间的大部分成功必须归因于他们求新而顺应潮流的影响力。一旦这些因素无法发挥作用了，这场运动就会陷入麻烦——以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问题为例。到那时为止，诺特海姆纳粹分子能让城镇中人参加集会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集会变成一场“娱乐晚会”。换句话说，纯粹的政治宣传对普通的纳粹选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众的冷漠和疲惫已经取代了好奇心和热情，金融泡沫破灭了，否认了迫近胜利的期望所带来的外部关注的党派已经开始攻击自己了。纳粹的极度活跃也要求从地方层面的领袖那里收取费用；他们很快就心力交瘁了，像是鲁道夫·恩斯特和瓦尔特·施泰内克。整件事情就像一次生死攸关的骑兵冲锋，1933年1月，事情很容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9月17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举行了他们在7月31日国会选举之后的第一场集会。这场集会被宣传为“盛大的军事游行晚会”，特色是“党卫军的体育表演”。有很大一群人到场观看党卫军的表演，不过他们的“体育表演”结果是一场被委婉地称为“国防体育”的展览，即军事演习。两天后，冲锋队在诺特海姆附近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的公众演习，随之还举行了“演习舞会”。这类活动比一周后举行的另一场集会更加吸引人，在集会上，“所有阶层的工人！商人！工匠！农民”都被邀请“和我们一起带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愤怒和行动来发起猛攻”！根据《人民报》所说，这次集会只有通常出席率的1/10。
明显的是，如果一个德国的国家领袖有决心和勇气取缔国社党和共产主义者的话（将全部国旗队队员转为储备军也许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希特勒就会走投无路了。该党无疑会继续存在，但是正如1922年的普鲁士禁令所显示的，由于缺乏煽动和资金，纳粹党本会萎缩的。希特勒绝不是不可抵挡的，不过1933年开始，希特勒的追随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让他看起来是难以抵挡的。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纳粹诉诸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虽然粗暴，但却有效。另一方面，社会党人指责纳粹分子崇尚军国主义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其中包括隐含的暴力威胁。1932年秋末，《人民报》被驱使着要求城镇政府采取行动，反对纳粹分子穿制服并高举旗帜在城镇游行。该报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在“挑起暴力”。 然而，城镇中的纳粹分子知道正是这样的姿态吸引了他们在诺特海姆的追随者。因此，纳粹分子并没有试图与民族主义的、以军事主义为基础的冯·帕彭政府战斗，而是将新的重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了。
如果当时有任何有效的反对力量的话，纳粹分子并不会在诺特海姆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各种各样的右翼分裂党派并没有什么竞争性，因为他们同意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高度怀疑民主的价值。 只有两个党派无条件地献身于民主事业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天主教中央党派和社会民主党。因为城镇中的宗教情况，中央党派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是很稳定——每次选举都获得了180张选票，差不多会有10张的浮动。就大萧条直接对社会党人的追随者施加了压力这一事实而言，社会党人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直到1932年春天，他们才出现损失。在1932年春天和夏天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28%的支持者，但是其本身还是稳固的。社会同质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源，也是它无法有效对抗纳粹主义的根源。如果社会党人与非纳粹的中产阶级改善关系，他们本可以阻止纳粹主义的发展。城镇中的社会主义传统阻碍了他们。如果社会党人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他们本可以从纳粹分子手中盗走激进主义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改革传统阻碍了他们。他们在战略上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纳粹主义的威胁在于其进行武装起义的潜在可能性。社会党人随时准备进行抵抗；他们无法抵抗的是纳粹的政治威胁。相反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消极的。
在大萧条的年代，诺特海姆人持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常态，但是几乎没人能像纳粹分子那样熟练地利用民族主义。甚至娱乐活动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演讲协会”经常有军队的演讲者。在1931—1932年的圣诞假期，有一部军事滑稽剧电影《舒适的后备队》打破了诺特海姆电影院的所有纪录，连续两周都满座。该电影比汤姆·米克斯和哈利·皮尔那样的中坚分子更具吸引力。但该电影并不是宽容的民族主义。1931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城镇附近发现了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小气球，上面系着一张明信片，询问发现的时间和地点。“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无意义的玩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社论称，“但是，有很多人来询问关于风向、天气和发现地点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些寄送者正在调查战略信息。因此，不要把明信片寄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出，想要爬到树上拿气球的那个诺特海姆男孩的裤子被划破了；该报严肃地建议法国人给他买一条新裤子。《人民报》对这个故事没发表任何评论。 宗教也被利用来培养民族主义了；虽然教会并没有举行宪法日庆祝活动，但他们确实举行了纪念俾斯麦建立帝国的庆祝活动，1932年10月，他们庆祝了冯·兴登堡总统的生日。
社会民主党强调纳粹主义的邪恶性，但却没有替代计划。它捍卫共和国，但是却不能允诺更好的未来。社会民主党、国旗队队员或者工会集会的心境完全是防御性的，甚至到了在全国竞选运动中利用群众集会来解决纳粹分子在地方层面上攻击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解决大萧条的超级武器，但是在诺特海姆，除了在《人民报》上刊登攻击个别中产阶级的粗鲁中伤外，这一武器却从未发挥作用。整体上来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最具奉献精神的活动却没起任何效果的一个例证，其后没有任何有效的策略。而且，社会民主党越是努力地想在决心上赶上纳粹分子，他们就越是将中产阶级赶向纳粹的怀抱。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的政治紧张局势，并没有消除纳粹的吸引力。
投入军事主义并不只是观看士兵们的游行。1930年，陆军元帅冯·马肯森访问诺特海姆所引发的精彩的庆祝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32年，前陆军元帅再次穿过诺特海姆，路上，他去拜访家宅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老朋友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当地最重要的纳粹分子）。他要求不需要小题大做的，但是150名钢盔团成员在火车站迎接他，诺特海姆露易丝王后协会为他献花。他乘着伯爵的豪华轿车穿过城镇（许多房子上都挂着向他致敬的旗帜），“长桥”上一支钢盔团卫队列队欢迎他。在被检阅和解散之前，钢盔团一直跟在汽车后直到冯·施特拉伦海姆的家。之后，当地的“骑兵俱乐部”被邀请到伯爵的宅邸喝茶，与老战士会面。当《人民报》刊登了伯爵庄园的半版照片时，对马肯森的到来很高兴的诺特海姆人几乎笑不出来了，照片中包括仆人们的住房、马厩等，题述是：“这里住着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工人们的领袖——国社党的领袖——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了。”
在诺特海姆，有益于激进的右翼群众政党崛起的因素是丰富的：看起来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灾难；由于政治上的不宽容，传统的阶级划分变得更加严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军事主义；不起作用但是好战的左翼；以及分裂、愤慨而且不稳定的右翼。除了其宣传外，国社党还为这种混乱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崩溃——贡献了其他要素。
以前，在小范围内，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1930年11月，一个自行车团体访问诺特海姆并举行了“同道中人晚会”，和诺特海姆“以前的90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的成员一起喝啤酒。1931年5月，一个小型摩托车分队在城镇中因模拟演习待了两天。很明显的是，诺特海姆人非常渴望军事生活，以至于他们看到警察部队来城镇时都很高兴。1931年，为庆祝一支警察部队驻扎在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晚会，1932年6月，警察部队访问城镇的时候，举行了一场“演习舞会”。人们还应该了解的是，有几个诺特海姆人是非法军队（黑色国防军）的志愿者会员，这支军队驻扎在城镇东部15英里远的山丘上。
从1930年到1933年，在诺特海姆出现了不少于37场政治打斗。其中四场是大规模的混战。这些数据中还不包括未遂的打斗——有几次是警方的积极行动或者对立领袖的克制阻止了暴力行为的爆发。还有几次是警方禁止召开集会，国家警察分遣队被派到诺特海姆作为增援，而报纸在报道出现或者没有暴力行为时，几乎都统一口径说是天气或者汽车意外事故。虽然有警方的规则和规定、政府的布告和紧急法令，但这些没有一项能彻底根除在德国这片有严厉法律和严格秩序的古老土地上每天都出现的街头打斗。
在这种僵持局面中，军队似乎占据着优势。在诺特海姆，1932年秋初的重要事件反映了这一点，因为来自第17步兵团的军队访问诺特海姆，进行了秋季军事演习。城镇热情地接待了400名士兵和6名军官。各种报纸满是关于军事演习的叙述，军乐队举行了两场音乐会，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举行了多场“演习舞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城镇中的孩子们听到老兵的歌曲很高兴，因为他们骨子里都热爱军队。为了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学校给孩子们放假，让他们去看第二天的军事演习。简而言之，整个城镇都沉浸在纯粹的军事表演中。
问题的根源是将城镇中完全对立的对手分成两个组织，其中每一个都想要摧毁另一个；一个想要建立独裁统治，另一个即便是遭受了猛击也想要维持现在的民主。这种冲突的观点导致了互相的诽谤，首先是党派间的，其次是个人间的。诽谤诉讼变得司空见惯了。言语和行为上的嘲讽和辱骂助长了傲慢情绪。恐怖主义，尤其是在诺特海姆县，成了一个标准的武器；刀子、金属棒甚至是枪都成了标准装备。除此以外，还持续存在着即将发生纳粹政变的谣言，有些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尽管社会民主党遭遇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纳粹分子在7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绝大多数，但夏季选举后，诺特海姆的政治形势陷入停滞不前。纳粹分子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但他们仍旧没有权力。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经过密切观察，纳粹在7月国会选举中赢得的230个席位的“胜利”是空洞的。国社党只获得了37%的投票——自第二次总统选举之后，这一比例就没有增加过。8月13日，希特勒向冯·兴登堡举荐自己，希望能被允许组建内阁，这位老人家不仅拒绝了，还暗示他永远都不会允许希特勒成为总理。如果不可能“合法取得权力”，毫无疑问会使用武力。冲锋队于1932年8月发动了一波恐怖袭击，冯·帕彭政府以紧急法令作为回应，按照这一法令，五名冲锋队队员因谋杀罪被判死刑，军队告诉戈林一旦纳粹试图发动政变，他们就会开枪。
诺特海姆从一个不活跃的偏远的城镇变成了暴力行为的爆炸中心。可以绘制一个由政治活动和街头打斗构成的“狂热图表”。 它会证明竞选运动、频繁的政治集会和肢体冲突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三年是与日俱增的。而且，法庭基本上会宽大处理，以至于双方性急的人都受到了怂恿。1933年1月20日，这一心态达到了顶峰，当时在“饥饿游行”和“长桥”战斗中犯罪的人都被大赦。因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种活动。
——一个失业工人大喊道，他因扰乱治安而被捕，据1932年12月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
三年来的暴力行为的遗产，打破头、撕裂嘴角和打伤眼睛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当然，任何一场打斗都没能决定什么，这些打斗与其说是政治紧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但是这些打斗为城镇积累了足够的痛苦。由于和平的解决被证明是不可能了，诺特海姆人越来越习惯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不合。有秩序的人对经常发生的打斗感到厌恶，但最后却习惯了打斗。因此，这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系统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为铺平了道路，也为诺特海姆人相对冷漠地接受他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
“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