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也指责纳粹党正在违反制服禁止法令，并且督促政府重申针对褐衫队的禁令。汉诺威省的社会民主党省长诺斯克禁止参与政治集会的人乘坐卡车或者公共汽车，因为好战分子（尤其是党卫军）经常被带到政治集会上，他们比地方部队更易于发起街头战斗。诺斯克也——在私人理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禁止除了官方海报之外的其他海报使用红色。
在签名请愿活动中期，4月10日，国旗队又进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大约200名国旗队队员参与了游行，由一支军乐队领头。游行队伍直接穿过山坡上的住宅区，两次停留在公民协会办事处的前面呐喊示威。背后暗含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保守派同纳粹党勾结的愤怒。在市集广场，德佩发表了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称为针对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的“煽动性演讲”。另一场演讲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为了庆祝西班牙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 国旗队正在制造自己的存在感。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与日俱增的紧张感还是难以避免地导致了暴力行为。4月8日，两名纳粹党人和四名国旗队队员发生了一场打斗，纳粹党人的下场很惨。一周后，《人民报》报道称，一名纳粹党人殴打了一名国旗队队员的妻子；他威胁说如果警方不提供更多的保护，就会自行处理。在请愿运动的高峰时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两名年轻的纳粹党人虐待了一名女性社会民主党人，而两名国旗队队员撕扯掉了一位女士外套上的纳粹徽章，这位女士是纳粹女性附属机构的成员，还有一些国旗队的青年部成员们嘲笑去教堂的孩子们。《人民报》否认了后两件事。
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回击是增加了国旗队的活动。3月24日，在请愿活动开始前的一周，国旗队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集会。德佩是主讲者，他拼尽了全力。他认为慕尼黑政变中的希特勒是懦夫，他评论了纳粹的政治暗杀，谴责杀人犯海内斯，海内斯是在纳粹党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讲者。两天后，100名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进行了穿过整个县的35公里游行，随之又在市集广场举行了演讲。几天后，据称国旗队增加了22名成员，驱逐了一名纳粹党的间谍。
运动的氛围也导致《人民报》进行广泛的宣传。4月1日，《人民报》报道称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牧师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而奖学金本来是给高级中学中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人民报》指出一个牧师每个月赚800马克，而一个失业者每月最多只能赚60马克；该报还邀请读者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结论。两天后，《人民报》指出有三份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出现在诺特海姆县图书馆的桌子上。《人民报》发表社论：“这种颠覆分子的报纸怎么会出现在公共图书馆？”
社会党人对请愿活动很担心，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纳粹的高压手段。选民们的家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没有准备投票箱，选民们必须公开回答“赞成”或者“反对”。《人民报》指责纳粹党正在利用请愿名单来抵制那些不签名的商人。社会民主党特别担心在某些诺特海姆县偏远村庄中的纳粹威胁。后来进行公投的时候，《人民报》指出在某些诺特海姆县的村庄，投赞成票的人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要少。
如果说社会党人正在到处见到纳粹党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请愿活动中，中产阶级和纳粹党勾结在一起了。1931年4月19日，所有支持请愿活动的团体参加了一场群众集会。正式发起人是钢盔团，晚间的主讲人是其青年部的成员。但是集会的支持者主要是参加请愿活动的所有政治党派（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及诺特海姆的几乎所有右翼组织：县农业协会、泛德意志联盟、德国军官全国协会、储蓄存款联盟、德国学徒协会，最后是公民协会。“1910年圆顶”挤满了人。钢盔团准备了一支来自邻近村庄的乐队，还有一支诺特海姆自己的军乐队，而纳粹党还组织了冲锋队小分队。主讲人一直在咒骂“不信神运动”，他所指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又继续说道，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是一个介乎于“罗马和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盟。集会结尾，他们热情洋溢地歌唱了《守望莱茵河》和德国国歌。
在请愿活动中，纳粹集会放慢了速度，请愿活动吸纳了他们大部分的力量。为了发挥作用，这项活动需要实际收集签名；宣传还不够。不管怎样，纳粹党至少还是找到时间来举行一场盛大集会，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办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在解散普鲁士国会中的立场，以及，结束失业”。演讲者是前普鲁士公务员，他现在是纳粹党在国会的代表。 在请愿活动中，公民协会的集会规模更大，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议员马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专政”。他希望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签名集会仅仅持续了两周，证明了纳粹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纳粹党是请愿活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前十天，诺特海姆几乎有1/5（1 275人）的合格选民签名了。后来，纳粹党人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最后四天几乎收集到了同样多的签名，总数达到了2 246，占城镇中选民的1/3。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所收集的签名足够举行公投了，最后确定下的日期为1931年8月。
纳粹党提出了这个想法，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支持他们了（遵循着共产国际扭曲的想法，即认为打败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目标）。民族主义党派、汉诺威的圭尔夫党派和人民党派也承诺会帮助，不过至少还有一个诺特海姆的人民党派领袖拒绝加入这个纯粹消极的策略。 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混乱随之发生了。公民协会也参与了；议员马纳解释说他们虽然是为了地方政治而存在的，但是，在普鲁士政府中发生的改变应该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许多诺特海姆人签署请愿书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收缩现象。4月2日，商业和私人银行的诺特海姆分支营业所永久关闭了。一周后，大萧条期间最不幸的灾难降临到城镇中的中产阶级身上：企业银行破产了，这是地方上的资助合作银行，也是下层中产阶级的骄傲。1931年4月9日，银行宣布破产，不过直到1933年才进行清算，这引发了相当多的怨恨。企业银行破产并不是因为总体上的经济形势，而是糟糕的管理，尤其是利率政策造成的影响。债权人的集会争论激烈，这件事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纳粹党人宣称破产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和政府的共和政体形式，而社会民主党人愉快地指出银行董事会是由民族主义党派和纳粹党人组成的，并且罗列了导致银行破产的各种重大错误。1933年之后，纳粹党默认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对银行的前经理提起了法律诉讼。
渡过了大萧条的第一个严冬之后，纳粹党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支持，如果举行选举的话，他们能够终止联合政府的多数派。然而，要举行选举，普鲁士的国会就将被解散，掌权的联合政府拒绝这样做。《魏玛宪法》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签名请愿，就可以进行公投，而如果公投票数足够多，就可以不管国会内的政府多数派而强制解散普鲁士国会。
城镇中大约15%的小商人受到了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一人因此事而宣布破产。其后，许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魏玛德国的民主政治堡垒是普鲁士邦，在德国特有的联邦制中，普鲁士邦占据着德国3/5的人口和土地。普鲁士邦由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行统治，前者汲取了罗马天主教在莱茵兰各省的力量，后者获得了鲁尔、西里西亚、柏林和汉萨同盟中各港口城市的支持。只要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控制着政府，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更加激烈了。4月7日举行了一场诺特海姆家庭主妇俱乐部的集会，主讲者控诉“经济的美国化”，反对百货商店、消费者协会和对外出口。他劝告女性只买小经销商的商品。 在包罗万象的宣传中，纳粹党人承诺会援助小商人，但是直到太平时期到来，商人们依旧被迫为纳粹事业捐款。到1931年4月末为止，《人民报》指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并没有付清账单，而且已经没钱支付了。《人民报》警告商人们不要允许国社党赊账，它还暗示说纳粹党人经常以抵制活动来威胁商人们，从而赊账或者敲诈捐款。至少有一个诺特海姆商人之后证明了这种指控。
诺特海姆被如此多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包围着，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近似于共同政治行动的事情。然而，1931年3月，即将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共产主义者、纳粹党人、民族主义党派和人民党派是能够携手合作的——至少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方面。
商人们是最不能遭受大萧条之苦的人；到1931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就业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2 000人——是前一年秋天的两倍。其他工人们遭遇了减薪和缩短工作时间。城镇的雪茄工厂（有250名雇员）四个月来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减少。 《人民报》在报道诺特海姆县一个10岁小男孩死于农业机械的意外事件时，顺带指出这个男孩挣的钱比他父亲还多。 在这种情况下，1931年的一个星期五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时，几乎没有工人丢下工作去参加。游行规模小得可怜，只有三面红旗和一个写着“我们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语牌。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演奏了几支曲子，而这就是全部了。
共产主义者也很活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第一次游行和集会。他们租赁了骑术大厅用于召开集会，这个大厅很大，但并不是真正的会议大厅。来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的还不到100人。
总体上而言，在请愿活动之后政治活动减少了，不过纳粹党人试图继续施压。5月2日，他们请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发表了一场演讲，吸引了260人；几周后，他们举行了有600名冲锋队队员参加的游行示威、一场音乐会，并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集会。大约900人出席了集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之为“国社党最伟大的成功之一”，而唯一玷污了“这种成功”的实际上是纳粹党人认为增加了趣味的一件事：在游行活动中和一些国旗队队员短兵相接。 早在6月，他们就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其他的不同活动，包括音乐会、戏剧表演、演讲、抽奖活动和舞会。这也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650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活动，不过“戏剧表演”中只包含冲锋队队员痛打共产主义者的场景。 四周后，普鲁士议会的主席代表纳粹党在诺特海姆讲话，一周后，为了符合轻松的夏天氛围，冲锋队乐队在诺特海姆外的一个旧城堡废墟上举行了音乐会。
接二连三的煽动将其他党派吸引到了活动中来，尤其是民族主义党派，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相似的呼吁方式来获得纳粹党那样的成功。早在2月，“钢盔团”（他们在地方上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关系就像冲锋队与纳粹的关系一样）就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集会，主题是“冯·亨宁·奥夫·舍恩霍特阁下”。几乎和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他集会一样，这场集会在城镇中最好的旅馆桑尼举办，不收入场费。（这家旅馆的所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演讲者除了攻击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外，还宣称希特勒是“民族主义思想的鼓手”，“俾斯麦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有30名新成员加入了钢盔团。一个月后，德国国家人民党举行了一场以民族主义党派的国会议员为主角的集会。三周后又举行了一场钢盔团的集会，这次是以电影来吸引观众。 接着，公民协会在3月的时候举行了一场露天集会，议员马纳在集会上抨击《凡尔赛条约》，并且预言当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德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场的乐队引导群众，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民族主义党派也放松了。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征召新成员的晚会，钢盔团在这次晚会上招到了10个新成员，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1931年夏初举行了一场6月花园聚会，为了纪念他们国家指挥官的50岁生日，同时还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和其他娱乐活动。 只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让保守派很困扰。5月，议员马纳指责社会民主党使用福利办事处的资金来放映他们的宣传电影给领取抚恤金的人员观看。马纳立即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控告了，并且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一则广告，说明：（1）他并没有真的提出指控；（2）他带着深深的懊悔收回前言；（3）他会支付所有的诉讼费用。
在此期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也继续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两周一次的半公开“夜晚讨论会”，目的是教化新成员并征召新人。话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内容，讨论会的领导者是如恩斯特·吉尔曼那样的地方纳粹党人，平均每场有85名出席者。到4月末为止，地方小组的成员上升到191人，但是与之前一样，这些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诺特海姆县，而某个单独的村镇一达到最小数量的15名成员就会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地方小组。因此，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城镇中心居民的成员数量却在缩减。不过，这已足够他们举行经常的集会、散发传单和进行游行示威了。
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速度也放慢了。6月初，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活动，而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弗雷德里希·哈泽详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不幸遭遇，强调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繁荣起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被驱逐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者马里奥·科菲教授。一大群人听他谈论“血腥又可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演讲的题目是“纳粹标记的国度”。一些纳粹党人出席了，但是没人试图说些什么。
《人民报》很快就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党人高喊着‘残忍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宰杀方法是20世纪最大的文化耻辱’”，而他们自己也“一直说着‘人头将会落地’”。但是很明显，有些人重视了纳粹的指控，《人民报》也贡献了一篇长文，为他们指控城镇中屠宰场的拉比残忍地对待动物进行辩驳。文章中也指出“纳粹分子经常在屠宰场周围闲逛，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粗鲁无礼”。这产生了影响：主管屠宰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控告最开始指责“诺特海姆的屠宰场残忍地宰杀动物”的纳粹报纸，而诺特海姆的参议院对两名纳粹党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对犹太人粗鲁无礼，将会被禁止进入屠宰场。
几天后，诺特海姆涌入一群“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会。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利用它们的存在发起了游行，并在市集广场上召开了集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游行很壮观，他们穿着蓝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唱着歌，举着鲜红的旗帜。 另一件令人高兴的插曲是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举行的“工人运动会”活动。工人运动俱乐部和城市乐队以及国旗队的军乐队一起游行，之后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项目。晚上，有一场火炬游行，人民合唱团演唱了歌曲，还有一场关于社会党人引入体育运动的演讲。这天结束的时候，大家高呼着“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并且高唱着《国际歌》。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尝试了更多的低调宣传，它派遣了一辆带扩音器的卡车，在诺特海姆内穿行，只进行一些口号宣传，主要是轻松的、非政治性的内容。 1931年6月，大萧条减轻了；诺特海姆的失业人数降到了8 000人，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
与这种杀人狂形成对比的是，纳粹党决定接下来激起民众对传统犹太人宰杀牲畜方法的反对。于是，他们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次演讲，以彩色幻灯片的方式，由汉诺威阻止虐杀动物协会主席主讲。在演讲中，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公开表示他们反对这种做法。
然而，随着炎热的夏天逐渐过去，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导致美国银行开始收回借给德国的贷款。1931年中期，信贷危机严重起来，7月，主要的德国银行开始倒闭。政府宣布7月14日是银行假日。诺特海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银行挤兑。一家银行的前任主管回忆道：“只有几个人来银行挤兑，之后他们又以尴尬的借口把钱送回来了。” 但城镇们的领袖很担心。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参加每年举行的射击协会庆祝活动。其理由是总体上的经济灾难让庆祝活动显得不合时宜。这一决定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大众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啤酒和撞柱游戏来把注意力从大萧条中转移出来。议会在下一年没有重复这一错误，不过那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
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1月和2月积极努力过后，不再试图为了与纳粹党竞争而举行集会了，不过在诺特海姆县，他们举行了16场公共集会，而纳粹党举行了8场。纳粹党在城镇中保持着更强的煽动节奏。3月的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不同类型的集会，一场“带有戏剧表演和德国舞曲的冲锋队征召新人晚会” 。这场集会五天后，又一个名人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吸引了800名观众：“（国会议员）埃德蒙·海内斯，斯德丁女性谋杀审判中的……第一被告。”20世纪初，海内斯参加了高度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团，在一场私设法庭的审判后，他“处决了”一个“叛徒”，在右翼法官进行的审判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次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根据《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当海内斯讲他射杀受害者的经历时，观众们都欢呼起来，之后还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集会在掌声、欢呼声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中达到高潮。
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担忧，尤其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很可能打入失业者内部。6月，自由工会召开了一次特别集会，讨论应对德国共产党在失业者中的活动的对策。一周内，《人民报》就报道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们的努力，诺特海姆的城镇已经为自由工会准备了用于分发的土豆和其他食物，也安排了失业者自由使用城镇的游泳池。《人民报》也坚决否认共产主义者正在打入诺特海姆的“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中。
这就是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是城镇中唯一的民主制捍卫者，也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唯一堡垒。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没能通过考验。然而，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勇气或者不够高尚。
随着经济忧虑而来的是政治紧张感，尤其是8月8日即将发生的“针对解散普鲁士国会的公投”。7月中旬，有谣言说会有纳粹政变，而诺特海姆的国旗队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但是晚上只举行了一场游行并且在市集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演讲。一周后，国旗队再次出动，针对汉诺威的国旗队队员被杀事件发起了抗议游行。诺特海姆人很可能还记得6月发生的一起恶劣事件，当时两名冲锋队队员用靴子踩踏一名社会党人，然后用镰刀切掉了他的手指。在抗议游行中，由军乐队领头的国旗队队员朝着市集广场行进，在那里聆听弗雷德里希·哈泽承诺他们会捍卫共和国，并且让德佩在民主政治“万岁”的呼声中带领着他们前进。
议员库埃尔富尔特是那种少见的、完全党派化的人。他能说出那种特别油腔滑调的政治空话，而且能够成功地让这些话听起来直率而真诚。他有着极强的自信、勇气，并且镇定自若（他在战争中的履历很优秀），但也会运用精练的抨击和斥责。具有这些品质的他很善于判断人的性格，他相信理性和热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在模糊的未来，而且在并没有什么争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接受了他本来的样子——彻底的政治家，而城镇中的工人们却将他理想化了。最后，他还拥有两个特质：完全献身于民主政治，拥有广泛的常识。他非常适合领导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超级社会党人联盟。他的对手讨厌他，也会对他表示吝啬的赞赏。很少人会低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
8月公投将所有支持4月请愿运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党派的宣传变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主要内容，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8月9日前连续12天登载钢盔团的广告，号召人们投赞成票。和以前一样，纳粹党人是推动力量。8月1日，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而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一场游行，大约有600名冲锋队队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参与其中，此外还有一支乐队。他们也有幸举行了选举前夜的集会。每场集会都有七八百人参加。 8月5日轮到公民协会了，马纳号召“组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阵线”（他忽视了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公投的事实）。集会上，他们安排了一个车队用于拉票。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并不是工人。他在旧城区中心拥有一家烟草店。他长得很帅，有着茶色头发，面色红润。保守派县长冯·德·舒伦堡将他描述为“具有极高的天赋，但是崇尚暴力；他还将这种暴力的性格灌输到了整个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 。
国旗队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诺特海姆县的偏远乡村，他们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每场在乡村中举行的集会都喊着“共和主义者随时准备战斗”的口号。一次出行以穿过卡特莱拍卖厅的游行为结束，因而受到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警告。在市集广场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反对破坏普鲁士”，德佩强调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正在一起致力于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权威。 社会民主党也在诺特海姆县的偏远地区举行了集会，投入完全纳粹化的农民中。来自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经常陪同着他们以提供保护，而社会党人演讲者的妻子们会一直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 有一次，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只能通过拖延演讲的方式，直到城镇中的国旗队队员来支援才免于被打。事实就是这样，就在冲锋队队员开始搞破坏的时候，警察和国旗队队员同时到了。 在诺特海姆县的其他地方，社会党人实际上生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中。在某个乡村里，一个22岁的工人在春天的时候死于纳粹党人的殴打，而8月，纳粹党人在同一个乡村里发动了针对国旗队队员的大规模袭击。在诺特海姆，这一事件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特别是有30名纳粹党人因他们所实施的攻击而受到了罚款和监禁128个月的处罚。
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领袖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他也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地方和县组织的主席。他是诺特海姆城市政府的评议员，县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他也是汉诺威省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下设12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他就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也有谣言说即将发生纳粹政变。这种谣言非常常见。一年前，在1930年9月选举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努力地澄清关于希特勒式政变的谣言是假的，还指出国防部长曾说他打算将所有的革命都扼杀在摇篮中。 在这一切的背后，唯一记录在册的事实就是希特勒曾经试图发动一次政变——1923年11月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他的助手，同时也是国旗队青年部的领袖——弗雷德里希·哈泽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修长，非常孩子气，说话时的声音清晰而动人。他曾经想成为歌手，并且接受了声乐训练，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了县政府中的一名职员。县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哈泽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为国旗队工作，不过，1932年，一个保守派人士成为县长，这样的情况就结束了。弗雷德里希·哈泽的脸上闪耀着诚实、谦逊和亲切；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喜欢他。
选举前的几天，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五人一组，在街上巡逻。市长，作为治安负责人，立即警告国旗队队员不要这样做。作为回应，《人民报》发表了一封好战的公开信，要求得到更好的警方保护并且拒绝停止巡逻。 诺特海姆的警察也禁止纳粹分子在选举前夜游行，他们担心会“对治安造成威胁”。
三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他们安静的同仁中脱颖而出——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和市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是国旗队领袖，不仰慕他的人称他为“野蛮和轻率的人”。 他个子矮，但很威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遭遇了毒气攻击，因而声音变得嘶哑而微弱。尽管他的正式职业是医院检查员（也就是调查城镇医院中的保险收款员），但他本质上是政治家。此外，他和国旗队队员一起工作，还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和其他工人组织担任职位，他是城市议会的议长，县议会的代表。他易怒而好战，因粗暴而与许多人都很疏远，但是他非常受工人尊敬，在战斗中很冷静。
选举之前的几天，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村地区已经割好了干草，这样一来，许多冲锋队队员就能去城镇里了，政治情绪因此而高涨起来。当时的情绪到了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地步。比如，选举的前一天，一个冲锋队队员进入一家酒馆，宣称：“都让开，冲锋队来了！”一个国旗队队员立刻把他打昏了。当时并没有发生更激烈的暴力行为，不过这为之后的暴力行为做了准备。同一天，一个叫作塔普曼的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用指节铜环殴打工人急救协会成员的头部，导致他到医生那里缝了好几针。 简言之，所有事情促成了发生在8月9日选举夜晚的主战。那段日子，国旗队和冲锋队成员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随后的审判中，纳粹的律师展示了如下的秘密指令，足以表明这一天的氛围：
这种冷静的决心是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特征。他们并不是引人瞩目的人。从工会干事、消费者合作社主席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其他职务，他们在等级和职位上一路晋升，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认真，而不是超凡魅力的品性。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在常规工作之后的劳累时间里，有抱负的社会党人领袖会将自己年轻的精力投入学习经济学、历史或者社会福利法律中。那些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蔑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容易就表现得像“远离人民的当权者”，他们当然不是革命者。
黑—红—金国旗队，第10区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多来自家庭背景，而不是代代相传的坚定不移。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父亲一直在城镇的铁路调车场工作，在世纪之交前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还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了社会党人。因此，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无意识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就像普通的美国工人必然会加入工会体制一样。 纳粹主义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知道这件事，而投票数据也显示出来了。 诺特海姆的工人们并没有加入或者支持纳粹党，反而是以极度反对纳粹主义而闻名。当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妻子询问他所反对的纳粹主义的威胁时，他这样回答道：“我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自由。”
致第10区所有的地方组织
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专注于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而且是从武装起义的角度来看待纳粹党的。因此，无论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抗纳粹党的方式。
同志们：
随着大萧条的加深，让中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疏远的不再是激进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诘问特征。没人相信社会党人真的在尝试进行基本的经济改变。许多人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在经济事务上）做得不彻底，同时憎恶他们的社会结构和“调整”目标。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无法阻止中产阶级聚集到国社党的旗帜下，因为纳粹党被称为真正的激进分子。宣扬对民主或者共和国的忠诚是不够的。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显然认为没有理由来回应这样的呼吁。削弱纳粹党的方式不应该是盲目的反对，而应该是安排有足够吸引力的计划，以此在中产阶级的内心中唤醒那些纳粹党能够唤醒的希望。
第10区所有地方组织将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发现敌人有政变企图，应立即向地区领袖报告。每个地方组织（X、Y和Z）都要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以便和地区领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人在9日星期天晚上7点必须出现在地区领袖的家里。他们身着没有任何标志的平民服装。所有地方组织要确保他们配有更多的骑摩托车的人或者骑自行车的人，以防电话通信中断，地方组织必须与地区领袖保持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所有的指令都是口头传递。星期天晚上7点后只可以打电话给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地下室酒吧，号码是204。晚上10点后打给城市建设办事处，号码是357。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联盟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城镇中一直是右翼占据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经常受到右翼的压制。尤其是1930年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分子似乎下定决心要削弱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支持纳粹党人来完成这件事。对于诺特海姆的工人而言，城镇的商人们看起来都是纳粹分子。 从传统、组织和意识形态来看，工人们认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冒着失去其主要支持者——工人——的风险来吸引中产阶级呢？如果社会民主党放松其一贯的激进主义，那么共产主义者将会吸引持不同政见者。所以，社会党人和温和的中产阶级都不愿意为和解而努力。
自由万岁！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是他们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相处时最严重的障碍。城镇的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对社会的憎恶导致了如下情况：诺特海姆人怨恨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阶级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意识的反射。与个别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城镇民众承认他们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人，但是一般仍旧不信任社会民主党。
德佩，地区指挥官，第10区
尽管社会民主党使用的表达方式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并不是。因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阻碍，当社会革命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时，它并不愿意成为革命性的党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传统注定了只能寻求或者接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社会民主党捍卫民主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捍卫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
在诺特海姆，身着制服的国旗队队员在市政厅地下室小酒吧聚集，而冲锋队在沿着宽街直走两个街区的另一间酒吧里保护总部。8点，天色暗沉了，两群人开始在城镇中巡逻。难以避免的是，这两群人在两间酒吧中间迎面相遇了。纳粹这边是恩斯特·吉尔曼、诺特海姆的副领袖和塔普曼，国旗队一整天都在讨论塔普曼，因为他前天晚上用指节铜环攻击别人。双方争吵起来，纳粹党人先动了手。嘈杂声引起了两间酒吧的注意，不到一分钟，宽街上就充满了打架的人。双方领袖都想要停止打斗，但是国旗队队员看到他们有两个同志倒在血泊中，而已经被刀刺伤的吉尔曼一边用手杖打人，一边大喊道：“我会把你打到死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了。纳粹领袖打电话给警察，十分钟后，警察到来，这才终止了这场打斗。双方都有因刀伤和头上的伤住院治疗的人，许多人都受伤了。
对于社会党人而言，纳粹党人只有在试图进行武装政变的时候，才是一个威胁。严肃的政治是一种理性的呼吁和积极的结果。因为国社党看似两者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能构成政治威胁。纳粹党的宣传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持续给社会民主党钉上了两个标签：“马克思主义者”和“远离人民的当权者”（Bonzen，大概就是“依附于政客的人”，暗示着腐败）。这些标签当然是互相矛盾的，很难想象狂热的激进分子同时会舒服地贪污。但是有效的宣传并不需要符合逻辑，只要它能激发质疑、蔑视或憎恶就行。这两个词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对中产阶级有影响，而且它准确地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警方调查之后以殴打伤害罪起诉了三名在最初的巡逻中携带致命武器的纳粹党人。由于证词混淆矛盾，需要进行两场审判。法庭认定三名纳粹党人有罪。恩斯特·吉尔曼被判两个月监禁，300马克罚款和三年缓刑。塔普曼被判四个月监禁，与此同时，另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纳粹党人逃走了。法庭在判决书中宣布正如国旗队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公投日打斗”中无罪。
——库尔特·舒马赫博士（社会民主党）：国民议会演讲，1932年2月23日
实际的公投在整个普鲁士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继续执政。在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尽力去“争取选票”，因为没有选票就等同于投否决票。纳粹党人很努力，1 000多名诺特海姆人参与了投票，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多。然而，投赞成票的总数只勉强超过各党派在1930年9月支持解散时获胜的投票总数。
纳粹党的宣传对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投票结果并不是纳粹胜利，因为并没能推翻政府，但是国社党对春夏请愿运动所制造的氛围非常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屈服于纳粹的领导，而且通过一项旨在确保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宪法规定，政治进程变得更激进了。诺特海姆的暴力活动令人满意，因为这是将城镇中陷入困境的市民带到希特勒那边的另一步。如果没有好的警察，独裁者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