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到此时为止已拥有了自己的宣传专家：一位成员负责收集、整理并且进一步传达大区宣传部门下发的信息。在诺特海姆，纳粹党人表示特别需要对抗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讲者和海报，他们想要举行持续的宣传游行，而且不仅在诺特海姆，也在附近的其他乡村。
而且，“演讲者办事处”系统加强了。1931年1月1日开始，在纳粹的集会上，没有大区发的特别身份识别卡就无法成为正式的演讲者，只有通过测试的演讲者才能获得识别卡。通过测试的演讲者的标准费用是每场演讲7马克（在大萧条年代算是高薪了），再加上交通和住宿费用，许多纳粹党人都努力获得官方认证，而大区会仔细挑选。只有不到1/3的申请者能够合格。当然，这之后无论他们是否希望经常演讲，他们未来的雇佣都取决于在巡回演讲中的成功。所以，纳粹党久经考验的宣传系统需要进一步地打磨。此外，印刷的宣传材料以合理的价格不断地增加。一份4页的小册子只花了地方小组1芬尼，量大的还可以打折。海报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只印刷海报目录就要花费地方小组1马克的地步。最后，大区宣传部门会向地方小组提供对手党派最新观点的简短摘要，以及推荐的反驳观点。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除了宣传活动和闯入教会政治，还有工作要做。10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派提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可以让失业者不再流落街头。这个计划包括修缮诺特海姆的公园和街道，纳粹党人掌权后使用了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计划的主要特征是提供很多工作，工具或材料的支出却很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只有一项措施通过了——在城镇拥有的森林中拓宽林中小路，而这是第一个只雇用失业工人的工程。
到1930年年底，纳粹党的高层官员们为更广泛和更精练的竞选宣传策略做准备，他们9月的选举胜利所带来的资金资助和群众支持对此起到了刺激作用。大区宣传部门每月的定期通知现在向地方小组提供协调活动的指导方针、可用的演讲者（以及话题）清单，还有满足各种各样具体要求的宣传单和小册子的总目录。也可以租赁幻灯片和电影，包括一部有声电影。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从位于慕尼黑的全国总部订购，需要预先付款。
在县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着21个席位中的10个，由于和两个“中间党派”代表结盟，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议会，全部的社会民主党计划都被投票了。到10月为止，已经对工程项目投入了18万马克。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效，到12月为止，因失业而引起的福利成本上升让县负债累累，以至于什么也无法实施。 接下来的两年，县议会因财政衰弱而无能为力。自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形成后，投票一直是可预测的，议会成了参与政治家们的参谋。比如，1930年12月，右派对《人民报》提出忠告，而在随后的辩论中，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猛烈攻击纳粹党人，以至于全体右翼分子离席抗议。 增加税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仅仅是提到这一点就在1930年12月引发了一次公民协会的抗议集会，他们宣称更高的税收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次集会上，诺特海姆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海因里希·沃格在公民协会发表了长篇演讲，证实《凡尔赛条约》是诺特海姆财政问题的根源。
1930年剩下的时间里充斥着纳粹党人频繁但相当普通的集会，所有的都是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11月9日，纳粹党人纪念那些在希特勒于1923年发动的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中丧生的人们。四天后，举行了一场夜晚讨论会，两天后，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为“9月14日的选举在外国的反响”。12月初，一场关于经济的演讲强调纳粹依靠下层中产阶级，圣诞节之前的一周举行的另一场演讲攻击了社会民主党。1930年结束的时候，纳粹为孩子们举行了一场圣诞晚会，为成年人举行了“娱乐晚会”。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日益增加的纳粹威胁同大萧条一样令人担忧。11月22日，国旗队举行了一场人潮拥挤的集会，主题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演讲者将德国的民主与意大利的独裁进行对比，直接针对纳粹的计划。许多诺特海姆人都感到了危险。国旗队报告说在9月选举前他们总共有100名成员，而其间有70名新成员加入。几周后，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下午，国旗队又举行了一场集会，这次是在市集广场。有五面旗帜和一个军乐队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大一批观众。演讲者的主题是纳粹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他宣称国旗队准备好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并不会率先动手。两天后，一场成员集会宣布过去几周新加入国旗队的有39人。 到1931年年初为止，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总共有300名成员，包括青年部的56名成员。 诺特海姆的民主将不会不战而退。
尽管纳粹党人并没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们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竞选运动加重了公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纳粹党人可以声称他们的集会对社会党人的失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他们在诺特海姆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群众集会。最好的一点是，市民们知道了社会民主党是可以被打败的。为了反复强调这一经验，冲锋队队员们自那之后每周四和周日都会举行穿越城镇的游行。
社会民主党的决心既不能阻止纳粹党的意图，也不能缓解自新年以来逐渐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1931年元旦发生了第一起暴力事件。三个明显喝醉了的纳粹党人，将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十几岁的儿子拖进其中一人所住的城镇宾馆的房间里，殴打了他。几个国旗队的人冲进去救他，但是宾馆的老板足够冷静，由此才避免了一场混战。 也是在1931年的第一周，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强调纳粹党的威胁。“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他们听到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强调要想尽一切方法让纳粹党人无法进入政府。他准确地预言道：“一旦这群人进入政府，民主就将不复存在。”
第二天是星期天，这一天举行了选举。在更早的教会选举中，只有17%的路德派团体投票；这一次有大约60%的人投票。大量的投票得到了公民协会的运输机构的帮助，他们将投票者带到投票地点。社会民主党只鼓动了它平常投票力量的1/4，其候选人以5：1的劣势被打败了。一群坚决的保守派长老当选了。
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的1931年是以在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一场星期天下午的集会开始的。演讲者来自汉诺威，话题很有代表性：“受束缚的司法——党国束缚下的德国法律？” 经历过前一年的大量观众以及社会民主党最近的集会之后，这种规模的集会已经很难令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满意了。能够填满大厅的是对民族主义的号召。1931年1月1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激动地报道：“国社党会邀请著名的U型潜艇艇长赫辛来诺特海姆发表演讲。赫辛是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有名的U型潜艇英雄，击沉了很多艘船只。” 纳粹的宣传也是兴高采烈的：
纳粹党人的期望是完全合理的；来参加集会的人非常多，以至于只有站着的地方。牧师的主要话题是国社党的性质，他将国社党比作旧式帝国陆军，因为这两者都是代表全部德国人民而非特定群体的。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详细论述了诺特海姆的长老选举，他所说的是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专制动机。他规劝大家投票支持“无党派人士”。
德国人民清醒一下！
9月的竞选活动教会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他们手中最吸引人的王牌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现在被应用于利用中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加入教会长老选举的不满中。选举前一天，国社党举行了一次以路德派牧师为主角的集会，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中的纳粹党成员。公开的主题为“谋杀德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敌人收买了”。纳粹党相信会有大量的观众，于是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这里可以容纳1 200人。入场费是50芬尼，由于这场集会的直接目标是中产阶级，所以没有提供给失业者的低价。
来诺特海姆！
持续的骚动至少部分是受到了纳粹大区办事处的鼓励。9月15日，纳粹大区的宣传部门指示地方小组继续前一天已经结束的竞选活动，不要有任何停顿。地方小组被要求至少每月举行一次集会，否则就要递交详细的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
1月25日，星期天
如果说社会党人感到难堪，右翼分子感到愤怒，那么纳粹党人就会感到高兴了，因为这给了他们将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对手的新机会。自从9月中旬赢得选举以来，他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那场选举结束10天后，他们就举行了一次夜晚讨论会；5天后，一名国家议会的成员被邀请过来发表演讲。几天之后，放映了两场《国家社会主义的成长》，每场电影后都有一位演讲者发表演讲。最后，10月12日，举行了一场以之前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为主角的集会，他现在是国家议会的议员。因此在选举后的那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像选举前的那个月一样，尽可能多地举行公共集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他们持续的竞选活动策略。
下午三点在“1910年代圆顶”，将有同志发表讲话：
绝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次攻击感到难堪。在他们自己的集会上，也就是选举之前不久举行的集会上，演讲者一开始就表达了他对将政治带入教会中感到遗憾，政治是不属于教会的。然而，他坚称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路德派教徒，所以他们是有代表权的。如果右翼人士愿意和社会民主党列出一个折中的候选人名单，那么就可以避免激烈的竞选了。他希望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1.海军上校（已退役）赫辛，U-21号潜艇的指挥官。
市民们将这看作无法容忍的挑衅。公民协会在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集会，市议员马纳在会上抨击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宗教的。他要求以大量的选票来击败“马克思主义者”。公民协会和福音派俱乐部的宣传控诉道：“这是第一次，反教会的社会民主党想要将党派政治的仇恨和骚动拖入教会中……”
2.著名的（奥格登堡）农业革命家布兰肯迈耶。
在1930年9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再次小幅增加了一些选票。领袖们开始考虑活动的新区域，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加深了城镇里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厌恶。10月即将举行诺特海姆路德教会长老选举。像城镇中其他人一样，9/10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路德派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以来在教会执事会中都没有代表，而且觉得诺特海姆的牧师们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因此，社会党人为长老会选举准备了候选人名单。
费用：在施潘瑙斯的书店预售价是50芬尼，售票处售价是60芬尼。
公民协会的主席是市议员马纳，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成员。他是坚定的路德派教徒和不加掩饰的反对改革者。从1924年到1929年，公民协会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拥有最多的代表，当时的城市议会包含8名公民协会的市议员、7名社会民主党人和5名来自公务员党的成员。1929年11月，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增加到了9名，而其他两个团体各丢失了一个席位。如果社会党人再获得两个席位，他们就会占绝大多数。
自由讨论！
在纳粹主义崛起之前，使用政治工具去对抗社会党人的是“公民协会”。如果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政党可以在地方选举中独立竞选的话，拥有大量固定投票的社会党人就会完全控制住城市政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所有支持中间偏右翼的人都加入了支持平民候选者的行列中。但是公民协会不只是一个地方政治联盟，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有自己的人员、财政和按职业划分的候选人：工匠、零售商等。不过，这一组织的巩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感。
与大众一起！
因此，许多诺特海姆人认为出现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好理由，有一些理由是明显而合理的，还有些则源于对危险经济形势的普遍不安。如果市民们想要社会党人下台，他们就会辩称他们只是在恢复传统秩序。在普鲁士，1918年之前，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城镇是由封闭的富人圈子掌管的。排除其他人参与的手段是“三等级”投票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那些支付最高税收的人控制着城市议会。1918年革命清除了所有金钱选举权上的差别，引入了直接的、公平的和秘密的投票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突然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获得了主导权，这在城镇历史上是首次。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社会党人还通过其他方式在中产阶级的伤口上撒盐。在军队逗留诺特海姆期间，他们刊登广告，有偿征用宿舍，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者。9月选举之后不久，《人民报》揭露了这件事。《人民报》觉得奇怪的是，“拥有大房子的右翼分子”并没有为士兵们提供额外的房间，许多士兵都不得不住在大厅里。《人民报》问道：“战士联盟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无数的欢呼着的爱国者俱乐部在哪里？” 社会民主党也毫不犹豫地公开抨击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后者不负责任地否认了这一点。有个事例是，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在1930年9月写信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说他在庄园里只雇用了几个外国的工人，他在战争中受伤而获得的抚恤金却很少，社会民主党应该为高税收和失业负责。 诺特海姆人也不喜欢社会党人受到攻击时易怒的表现。比如，1930年，市议员库埃尔富尔特将《禁止制服法令》的油印副本寄给诺特海姆县所有的冲锋队队员，从一位冲锋队队员那里，他收到了尖刻的回复。库埃尔富尔特将其告上法庭，法庭判定这是侮辱性言论，他因此而获得了50马克的赔偿。
为了给这个事件添加一些趣味，纳粹党告诉一位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主要人物，他可以在纳粹集会上进行45分钟的演讲，并且国旗队的人可以随行，只是他们必须交30芬尼的入场费。集会召开前，整个诺特海姆县的冲锋队进行了穿过城镇的游行，国旗队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在纳粹集会开始前的10分钟，150名国旗队队员出现在了“1910年代圆顶”。纳粹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负责赫辛的集会，他对此有点儿震惊，声称他只能允许20名国旗队队员付30芬尼的入场费——其余人必须支付全额。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此期间突然又出现了150名国旗队队员。纳粹党人赶快让警察关闭了大门，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到市集广场去了，并且举行了一场反示威游行。两场集会都终止后，人们的情绪仍旧高涨，冲锋队和国旗队之间的斗殴勉强被阻止了。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同情这些市民们，反而是利用了这些倒闭事件。一个锁匠是9月破产的人之一，他碰巧成了一名纳粹分子。《人民报》偏爱残酷的细节。根据其描述，锁匠的“财产状况很糟糕。有大量的非法债务”。当锁匠的一个雇工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偷走了店里剩余的钱时，最后的打击来了。《人民报》将整个事件描述为“纳粹商业手段的最佳例证” 。
接下来的两周，国旗队队员试图阻止纳粹党的游行时，又险些爆发了两场争斗。 2月8日，社会民主党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以埃里克·内尔廷教授为主角，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其开始和终结”。1 000多名拥护共和国的人挤满了大厅，听他们详细讲述希特勒的意图：“想要在德国成功发动政变的人也必须掌握国家权力。所以，希特勒想要进入政府，并且不想再离开了。”
商店店主和其他以前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在形势恶化阶段被排除在外了。如果没了收入，他们可以直接领取福利救济金。1930年，诺特海姆的三家工匠商店倒闭了，其中两家大约是在9月选举的时候倒闭的。 虽然每家商店本来都是边缘店铺，但是每一件事都会引发城镇人的反思。工匠联盟认为其成员们的困境是因为失业熟练工们的非法竞争。1930年11月，工匠联盟刊登启事，请求与诺特海姆人就他们正在计划中的修理工程签订合同，并且不要雇用非法工人。
纳粹党人开始感受到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所带来的压迫感。内尔廷教授的集会之后不久，一个纳粹党人撕掉了一个“年轻旗帜队”成员帽子上的帽徽，他立即被旁边一个国旗队的人击倒了。在就业办事处也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受害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纳粹党人，他们来诺特海姆领取他们的补偿金。 在城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提议城镇上不再通过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购买所需的教科书了，因为施潘瑙斯是一名纳粹。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公务员党在一定程度上和公民协会联合起来了，因而阻止了这项提议。一个保守派议员对这一提议甚为遗憾，“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政治每天都在发生改变” 。
半熟练工人的正常工资大约是一周30马克；常规失业救济金是每周15马克，“紧急”救济金只是略少而已。但是已婚者的福利救济金只有每周8.75马克，而单身者则只有一半。1930年9月决定“紧急”救济金只可以发给能够“证明需要”的人，于是，形势恶化的进程加速了。沉闷而灵活易变的概念是首要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缓解失业对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造成的压力。至于失业者，1930年秋天在他们之中已经形成了阶级结构，那些领取常规失业救济金的人成了不安的精英阶层。
为了回应内尔廷的集会，纳粹党人将之前计划的集会题目由“陷入困境的政客，进入猪圈的人们”，改为“对内尔廷主题的纠正，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开始，社会民主党的终结’”。而且，他们降低了失业者的入场费，由15芬尼降到了免费。 但是，这次集会以及一周后直接指向“动手又动脑的年轻工人”的集会都没能吸引很多观众，于是纳粹党人转而利用了诺特海姆的特殊性——高比例的政府雇员——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主题是“行政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演讲者是一个铁路工作者，“著名的老战士、机车司机德雷埃尔，国民议会的议员”。租赁的场地是“1910年代圆顶”，而入场费用降到了30芬尼。
不过，有些人确实是在找工作的——例如，每年秋天收割谷物后，诺特海姆的制糖精炼厂都还另外需要200人。1930年9月，900多人申请了这些工作。《人民报》宣称精炼厂偏向于纳粹的支持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加入工会。《人民报》沮丧地预测精炼厂之前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的改善都将不复存在了。 即便薪酬更低了，工作仍旧抢手，因为他们恢复了工人获得常规失业救济金的权利。一个工人能够获得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是一整年——取决于他之前工作多久。在常规救济金用尽之后，失业者还可以再领取35周的“紧急”救济金。之后，失业的工人还可以接受城市的福利办事处的照管，福利办事处通常是帮助孤儿、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工人名列福利办事处名册上的时间没有限制，只要他没有其他收入即可。
集会吸引了超过1 200人。一支强大的冲锋队小分队就在现场，因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而这时一群国旗队队员以紧密的列队进入大厅，高举着他们的旗帜，质问演讲者，尤其是针对他并没有谈及事先宣布的主题这一点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一篇呼吁政治稳健的社论文章中谈及此事，“随即发生了一场大骚乱，但是，双方领袖的理性维持住了秩序”。
那些看着失业者们穿越诺特海姆的市民们不只是将他们视为经济灾难和潜在社会退化的象征。比起同情，失业者们的不幸更容易激发出质疑和厌恶。某个教师回忆起的主要是“大量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站在角落里，发出很大的噪声，经常辱骂经过的行人”。某个家庭主妇也有相似的反映：“有很多失业者懒散地站着，他们中很多人只是懒惰，不想工作而已。他们令人感到不快。”
在忙碌的2月，社会党人的政治活动和纳粹党人的同时进行。国旗队在忙于挫败纳粹的政变。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国旗队的地方指挥官突然造访诺特海姆时，进行了一次警报测试。只提前一小时接到通知，就有100名国旗队队员聚集到市集广场，听从指挥官那鼓舞士气的讲话，并且举行了宣传游行。第二周，社会民主党的县组织开会，说现在是战胜纳粹党人的时候了。每个社会党人都被劝告要再招募新人。几天后，国旗队的整个县组织聚集到一起，庆祝其成立7周年。这支游行队伍有900名国旗队队员，全部来自诺特海姆县，他们准备了20面旗子、两支乐队和两支军乐团。他们还在市集广场和马戏场举行演讲，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舞会。集会主题表达了对纳粹政变的普遍恐惧：“为了保卫共和国，国旗队将会变得足够强大。”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一样，一小队冲锋队队员冲进了舞会，在被警察驱逐之后，他们将椅子腿扔出了大厅的窗户。 这些天以来，社会党人也并没有忘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这是情人节时由自由工会上演的一出戏剧的主题，共吸引了400名观众。
1930年9月的每个星期都有大约6 000人来诺特海姆。他们来自四个县，都是来找工作或者来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领救济金。就业办事处位于城镇北部旧军营的一处营房里，其他营房充当着绝大多数贫穷的诺特海姆公民——“流离失所者”——的应急住房。这些军营的营房形成了一个四方院子，在这片小区域中，痛苦的失业者们在就业办事处的窗前时常漫无目的地乱转，等着轮到自己。难以避免的是，这里会发生碰撞、争吵，那些闲散人员压抑已久的情绪会突然迸发出来。绝大多数无业者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也有很多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必然经常发生争斗。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军营的营房每天都会涌入大量饥饿和焦虑的人，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这是日益加深的大萧条所带来影响的明证。
纳粹党人也不甘示弱，2月26日，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另一场大规模集会，一个前陆军中卫和另一个演讲者发表了题为“共和国的12年——自由在哪儿？”的演讲。 城镇中充满了政治活动。自纳粹党举行以U型潜艇英雄为主角的那次集会31天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12次不同的政治事件：游行、集会、会议——6次是由社会民主党进行的，6次是由纳粹党进行的。差不多一直在使用“1910年代圆顶”，大部分事件都带有暴力或者至少是极度紧张的色彩。对政治上玩忽职守的指控也出现了。2月27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引用了纳粹报纸的一篇文章，指责道：“诺特海姆城市建设办事处丑态百出。”文章声称不想参加社会民主党游行的工人们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恐吓”，有个工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了工作。城市建设办事处在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职权范围内，因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要求进行调查和停职。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不幸的是，城市议会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发现纳粹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那篇社论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报》高兴地报道了这件事情，接着给这篇社论文章贴上了“另一场无耻的中产阶级骗局”的标签。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
到1931年2月为止，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党人已经成功地应对了纳粹的挑战。冲锋队的傲慢自大与国旗队的好战相互映衬。纳粹的指责被反驳了，纳粹的阴谋被揭露了。每次纳粹会议或者集会都会被社会党人的集会反击。但是自9月选举的半年内，城镇的整个政治氛围已经改变了。政治变得激进了，除了选举运动期间，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街道冲突代替了原本在诺特海姆常见的相当乏味的地方政治活动。
民主经常被煽动者的傲慢无礼所腐蚀。
这种转变必然会对采取观望态度的市民有所影响。时代在急剧地变化。在将激进主义和纳粹党人相匹配的博弈中，社会民主党并不指望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对手那么残酷无情和缺乏理性。而且，行动中的每个步骤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不安情绪，让他们更易受极端主义呼吁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