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集会之后的第二天，鲁道夫·恩斯特向大区领袖发送了一份令人欣喜的报告，索要宣传册子、申请表格以及恢复作为地方小组的身份（因为诺特海姆现在超过了最小值的15名成员）。 在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的三个月前，依靠成员们的积极主动，纳粹主义在诺特海姆活跃起来。
7月29日：“杨格计划。”
新成员中除了两个人（一个是火车司机，一个是汽车司机），其他人都是小商人或者工匠，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 他们为党派带来了自己的中产阶级技能和年轻活力。对演讲者的需求和对如何运转纳粹党地方小组的信息需求让省党部领袖焦头烂额。省党部领袖回复说演讲者马上会到位，他们解释说因为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日程排得很紧，他们承诺会给出建立地方小组所需要的包含指导说明和形式结构在内的文件。演讲者们来了，但是直到秋季末期文件才到，那时地方小组本身就很活跃了。 到10月为止，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已经征召了超过24名新成员，只有一小部分人离开或停止交会费。 11月，又有了16名申请者，地方小组疯狂地索要宣传海报。（大区已经没有了，于是就让他们自己即兴创作。） 11月11日举行了一场公开集会（“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工人的背叛”），吸引了120人，他们每人付了22.9帝国马克。观众中有6人决定加入纳粹党。 但是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地方小组的文件混乱，其成员请求省党部领袖安排一些常驻人员来担任演讲者和组织者。 猪一样的鲁道夫·恩斯特很明显无法胜任，而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
7月22日：“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因此，与前一年的12月只有5名纳粹分子并且没有集会相比，1929年，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便是这样，诺特海姆的纳粹运动仍旧达不到群众组织的规模；尽管一场集会有120人确实是值得注意，但是很明显这并不能将希特勒的想法带到其他诺特海姆人面前，当时的人仍旧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纳粹分子。
7月8日：“锡安智者的规约。”
这并不是因为纳粹不努力，因为新的地方小组一直在将纳粹意识推到公众面前。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国社党基本上每隔一周就召开一次集会，宣传标题如“德国工人是大国际资本家的利益农奴”或者“拯救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像绝大多数纳粹集会一样，外来的演讲者在每场集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承诺在每场演讲后进行讨论，并且索要大约30芬尼（相当于两条面包的价格）的入场费。集会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根据社会党人所说，这无非证明了纳粹的口号“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大厅很好地满足了纳粹的需求；租赁费用低，强调了纳粹和乡村人的联系，足够小，这样一来，出席的人不会特别显眼。这很重要，因为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出席集会的观众年龄仍旧相当小。
7月1日：“超国家力量。”
但是，集会并不是没有用的，这些集会为纳粹分子树立了一种形象。对普通的诺特海姆人来说，纳粹党是精力旺盛的、有奉献精神的和年轻的。一位家庭主妇清楚地说道：
6月17日：“打破利益农奴制。”
国社党的队伍中都是年轻人。那些严肃认真的人都加入了进来，因为他们支持社会正义，反对赋闲。纳粹分子给人的感觉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你常常可以看到街道两边画着纳粹党党徽，或是发现他们散发的小册子。我被纳粹党的这种力量吸引住了，即使其中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
6月10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二部分。”
纳粹活动的功能之一是向诺特海姆人证明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思想。但是哪些人是纳粹分子呢？1930年，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发现这个问题还难以回答，因为纳粹分子个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至少能识别出一名希特勒党派的成员：威廉·斯潘瑙斯，宽街上一家书店的所有者。威廉·斯潘瑙斯来自古老的诺特海姆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了镇上的第一家书店。他的一个兄弟上战场，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另一个兄弟成了大学教授。威廉成了南美的一家德国学校的高中教师，从1912年到1921年，他一直居住在那里，之后决定回家接手书店：
6月3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一部分。”
正值“斯达巴克斯团”在莱茵兰起义后不久；实际上我乘坐的开往德国的火车，每个窗玻璃都被打破了，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5月27日：“我们为什么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我离开德国的时候，魏玛共和国正值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社会党人共和政体统治下的祖国处于混乱之中。
在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复兴开始于1929年夏天。5月22日，有4名成员决定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迟钝的鲁道夫·恩斯特做些什么。他们雇用了一个来自哥廷根的纳粹党人，每周一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的半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大厅的业主同情这些人，于是免费将房间租借给他们。恩斯特领导着他们，但实质上是集体的努力。从5月27日开始，一直到7月29日，共举行了八次“夜晚讨论会”。起初只有15人参加，后来出席者增加到平均40人，其中有15人申请加入党派，而更多的人订阅了大区的报纸。这些集会的主题基本都是有关纳粹意识形态的：
在旅居海外的那些年，斯潘瑙斯很欣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作品。他听说在慕尼黑政变不久前，张伯伦在一次文学茶话会上提及希特勒，“他是一个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追随的人”，所以斯潘瑙斯成了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国社党的成员。
如此一来，从1929年开始，由于新加入的乐于倾听的选民，指向他们的宣传重点，以及在艰难中进行调整的宣传体系，纳粹党的汉诺威—布伦瑞克南部大区逐渐发展壮大。1929年的前六个月，大区仅仅失去了184名成员，却征召到了1 166名成员，净增加982名成员——在总人数上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从2 268人增加到3 250人）。
威廉·斯潘瑙斯在诺特海姆非常讨人喜欢。他是一个宽容而有活力的人，温柔又亲切，对每个人都很友好，而且他体贴入微，值得拥有大家的尊敬。他的书店是城镇里的知识文化中心，他和镇上许多受人敬仰的作家、诗人都熟悉，他是诺特海姆演讲协会的主席。除此以外，他还是路德教会的杰出教徒。“威廉·斯潘瑙斯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他是引领更多人加入国社党的榜样，”诺特海姆人评论道，“人们说：‘他参与其中的一定是正确的事情。’”
这一体制为地方提供了机动性，保持了信息畅通，这样一来，教条主义的纳粹运动变得灵活性极强。几乎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地方领袖。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管理“演讲者办事处”，但是除了偶尔召开地方组织领袖的会议之外，他们并不会提供其他的直接帮助。大区主要管理地方小组和地区内的内部机构，并且从他们那里筹款。 在集会上演讲的整个宣传策略运转顺利：这是自我调整。
当时，诺特海姆人对绝大多数其他的当地纳粹分子都不熟悉。到1930年1月为止，地方小组有58名成员，但其中大多数是诺特海姆附近乡村的居民。 这几个月中，乡村地区是纳粹发展起来的真正地点：1930年1月，诺特海姆县有超过230名的纳粹成员，但他们并不隶属于地方小组，而是演讲者们的支持者。 也就是说地方小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每个月都会增加20名成员，但又会失去一半，因为许多人拒绝交会费，还有住所变动等。 记录一切超出了地方小组领袖鲁道夫·恩斯特和其志愿者助手们的能力。1930年2月，为了回应狂热的需求，大区最终派了一名纳粹“事务主任”到诺特海姆县（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必须每月向其支付100帝国马克），但是他能力不足，4月就被开除了。 最后，诺特海姆人自己选出了一个人——瓦尔特·施泰内克，大区领袖于5月委任他为县领袖和地方小组的代理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作为施泰内克的助手介入诺特海姆的事务，让城镇组织有效地运转起来了，而施泰内克主要专注于获利更多的县。
至于使用的方法，是在重点上而非在基本技巧上发生了改变。在集会上，演讲依旧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自1925年以来，在整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方法就是让演讲者在观众面前发言。大区提供一群潜在的演讲者，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特定的话题，安排他们在地方领袖要求的日期到达指定地点。地方领袖选择一位演讲者，并且根据他们的估计来选择会吸引很多观众的话题。地方领袖必须为演讲者的交通、食物和住宿付费，而演讲者的酬金是每场演讲10—20帝国马克，他们非常乐于进行一场成功的演讲。集会的收益损耗是衡量成功与否的要旨。
瓦尔特·施泰内克也是“外来者”（他在1889年出生于多特蒙德）。1929年6月，地方小组在诺特海姆复兴期间，他成了一名纳粹。他是农业用具经销商，因经常销售出差，对乡村腹地很熟悉。因此，他非常适合成为县领袖，他的商业经历让他成了有效率的集会组织者、纳粹宣传材料的批发商以及成员名单和会费记录的保管者。大区和地方小组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除此以外，他自己的生意有足够的收入，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国社党支付报酬了。 另一方面，诺特海姆人却几乎不了解施泰内克。他们从吉尔曼父亲开五金店时起就认识吉尔曼，他们还认识在1930年加入的另一个地方商人——赫尔曼·登茨勒。登茨勒30岁，在宽街上拥有一家小型纺织品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他在著名的警卫团服役，成为一名纳粹不久之后，他成了冲锋队队员，并且成了诺特海姆地区的纳粹领袖。之后，他成了纳粹党卫军领袖，最终加入了盖世太保。 他的举止行为像个暴徒，诺特海姆人将其和恩斯特·吉尔曼联系起来，吉尔曼的暴力性格也让城镇人很不舒服。诺特海姆人认为他们属于典型的纳粹运动的边缘人物。但是由于纳粹主义在城镇中迅速发展，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最初并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纳粹分子。将这场运动与如威廉·斯潘瑙斯那样严肃认真的人等同起来是最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
因此对于纳粹党而言，在1928年年底，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改变宣传的目标和内容，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仍旧试图争取工人的支持，尽管反犹主义并没有被遗弃，新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响应纳粹主义的群体和会产生影响的宣传主题。那就意味着主要是吸引小商人、商店店员和乡村人口，主要内容除了反马克思主义外，还要加上对魏玛共和国经济政策的抨击。
是什么样的思想吸引了威廉·斯潘瑙斯那样的人加入纳粹运动呢？对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国社党首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诺特海姆人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可能不会想到共产主义者，1928年，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城镇选举中仅仅获得了5 372张选票中的28张。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社会党人是诺特海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1928年的选举中，他们几乎获得了45%的选票，多于排在其后的三个党派的总和。
征募成员和投票数据或许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出席会议和响应演讲则是对会议和演讲主题所产生效果的相当明确的检验。纳粹有精确的出席人数记录，只有持门票者才能进入。演讲者引发的热情程度可以通过每次筹款的收益来评估。1928年选举运动之后，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发现会议的收益微薄。某位地方领袖在他所在的城镇进行了五场演讲。其中四场都亏损了，第五场盈利了，但只有2马克50芬尼（扣除广告宣传、场地租赁和支付给演讲者的费用）。写稿人要求113.22帝国马克的津贴，令大区觉得可恶的是，他们本期望从地方小组收钱，而不是给钱。
社会民主党是非革命政党（实际上，它支持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上的，对于绝大多数城镇市民而言很可能根本没什么重要的。社会党人举着红色旗帜。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德国辉煌的时期，有专门针对他们的法律。他们和1918年的政治大变动相关。他们代表无产阶级、下层民众、躁动不安的失业者。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他们那些坐在城市议会中的领袖都从事着听上去荒唐的职业：“涂油工”“工会干事”“巡道工”。人们从未在社交场合见过他们，而坐在市政厅里的他们是易怒的、好斗的、苛刻的。在萧条的环境中，对抗这些宣扬公平的激进分子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纳粹党在沉寂的这些年里，调整了他们的宣传机构，再次指向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现在为激进的政变做好了准备。 1925—1928年的绝大多数时候，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工人阶级，内容上主要是反犹主义。这有助于征召那些偏执的人，但是成员的数目表明并没有足够多的人可以发动真正的大规模运动。1928年的国家选举是自1924年以来对这些策略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下萨克森，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了4.5%的选票。在诺特海姆县，他们获得了4.2%的选票，而在城镇中，获得了2.3%的选票。
中产阶级的思想中有一个因素是纳粹分子能够清楚理解的。就社会党人而言，他们很早就重视了纳粹的威胁。1930年3月，他们的国民卫队国旗队在诺特海姆县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激烈地反对……国社党的暴行”，要求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同志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一个月后，国旗队和其他工会、社会民主党以及小型民主党派一起发起了反对纳粹分子的盛大集会。计划要求进行一系列游行，在市集广场举行示威，在开阔的射击馆“1910年代圆顶”发表演讲，主题是“独裁还是民主？”，并计划于4月27日星期天实行。这也是纳粹分子一直等着的，在社会党人发布声明的三天后，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宣布他们会在同一天举行一场集会，由一支乐队领头进行游行，在市集广场发表演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由一个纳粹的国民议会代表主持的盛大会议。而且，纳粹的计划是直接准备好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冲突；两场游行都是在下午1点开始的，两场在市集广场的示威都定在2点。
然而，在平静繁荣的背后，刺激这一区域内纳粹主义重生的条件正在发展中。即便是在大萧条之前，中产阶级尤其是小农们就感觉自己陷入了麻烦中；税赋增加、信贷紧缩、现代化经济的竞争以及政府掌控在左翼手中是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 而且，传统的中产阶级政治党派陷入了混乱。 在诺特海姆周边地区，从传统政党脱胎的最大一部分保守派选民是圭尔夫派，即德意志—汉诺威党。这是州内的右翼，可能是分裂主义分子，是自19世纪开始的运动的残余。圭尔夫派的支持者主要是“乡村的中产阶级——农民、店主和工匠，尤其是处于旧圭尔夫领地的人”（这一区域包括诺特海姆周边地区）。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1924年，汉诺威省的全部选民中有大约1/4的人支持他们，当时圭尔夫派发起了将汉诺威王国从普鲁士分离出去的公民投票，在1928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圭尔夫派在诺特海姆县获得了20.4%的选票（1930年，他们获得了5.3%的选票，而1932年，获得了0.5%）。 “圭尔夫”党派逐渐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其追随者的怨恨却一直存在着。他们的选民准备着战斗。因此，至少在诺特海姆周围的村镇，到1929年为止，潜在的纳粹党支持者出现了。
对于警察来说，聚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之前爆发了暴力冲突，普鲁士已经有三个月禁止了所有的公开集会和政治人物的游行示威，禁令刚刚于1930年3月30日结束。 在发布了两个声明的这周，诺特海姆已经爆发了两次暴力冲突。其中一场冲突发生在宽街的啤酒馆前，10个纳粹分子和社会党人打架，其中一人受伤，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另一场冲突发生在城镇上方的树林里，11人被卷入，其中一人被打伤了鼻子。 鉴于形势紧张，警方禁止了4月27日的两场集会。
诺特海姆的情况是一样的。随着时间流逝，成员在减少。吉尔曼不再是地方小组的领袖；他被另一个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取代了，恩斯特精神衰弱，濒临破产，并且从诺特海姆搬到了柏林（1930年）。当时的照片显示他肥胖、粗脖子、秃头、圆脑袋，留着希特勒式的胡子。 他没什么活力。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党几乎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偶尔出现只是过去骚乱的残余，这就是正处于魏玛共和国平和年代的国社党的真实模样。
这给纳粹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在宣传中使用了这样的文字：“就算有禁令——并没有什么用！”他们宣称会按照计划示威游行，不过地点是在离诺特海姆大约两英里的乡村。纳粹带领了大约2 000人来参加集会，吸引了整个地区的人。800名冲锋队队员进行的游行被《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为“非常具有纳粹意识”。游行过后，三辆卡车的冲锋队队员在诺特海姆四处散发传单。 通过明显的组织灵活性，纳粹党不仅阻碍了社会党人的集会，而且控制了舆论，给诺特海姆人留下了他们的规模和决心“强有力的印象”。他们的情绪高昂好斗，第二天的县议会上，他们激烈地质问社会党发言人，几乎演变成了一场争吵。纳粹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诺特海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全体出动庆祝1930年的国际劳动节。来自各个地区的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结成紧密的队伍参加了穿越城镇的游行示威。他们喝了很多酒，举行了很多演讲，当然还悲壮地唱着《国际歌》。
1925年2月，希特勒出狱了，重建了纳粹党。不久之后，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进行了重组，有12名成员。 但是地方小组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热情，陷入了停滞状态——不仅是在诺特海姆，而是整个区域。1926年1月1日，汉诺威的大区有1 860名成员；一年后总数为2 441。整个1927年和1928年，大区成员数目实际上没有增长，徘徊在2 500人左右。平均一个月有100人加入，但是加入的人只有退出的人的一半：1927年11月，34人加入和65人退出。归根结底是没有增长，或者至少没有实现纳粹主义相信的称霸愿望。
诺特海姆人在初期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宣扬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军国主义。正如城镇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所显示的，这是迈向体面之门的一步。诺特海姆人接受这些价值观的程度通过1930年5月的大事件——陆军元帅冯·马肯森访问诺特海姆——表现出来了。当时正值诺特海姆“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成立40周年之际。
诺特海姆的第一个纳粹组织刚刚建立起来，整个党派就于1922年11月17日被普鲁士取缔了。当然，纳粹党仍旧在秘密集会，但是不再收集会费或者公开宣传，于是，整个党派开始收缩。1923年11月，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发生了，纳粹党在整个德国境内都成了非法组织。希特勒被关进监狱，党派四分五裂，各派别之间互相竞争，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无聊的学说分歧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更糟糕的是，德国从诸多危机中恢复过来了。通货膨胀结束了，恢复了政治稳定，魏玛共和国开始进入稳定时期（1924—1929年）。来自汉诺威的纳粹领袖曾经于1924年6月在诺特海姆进行过两次演讲，第一次是“作为纳粹计划的根基的责任”，之后是“专家见证的德国的物物交换”，但是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响。 其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于1924年6月参观了诺特海姆，他报告说纳粹党在恩斯特·吉尔曼的严格控制下（原文如此）。
陆军元帅于5月17日早上乘坐专列抵达，在诺特海姆火车站有大约1 000人列队欢迎他。诺特海姆的城市乐队演奏着激昂的进行曲，一个小女孩将一束鲜花献给了他。在地方退伍军人俱乐部视察之后，陆军元帅在站台上整合队伍，骑上一匹白马，穿越宽街，他的身后跟着乐队和俱乐部成员，包括来自邻近城镇的队伍。人群列在道路两旁，许多房子都装饰着旧的帝国装饰，市集广场上洒满了玫瑰花瓣，人们热情地欢迎着他。他关于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的直率演讲引发了民众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随后进行了三天的庆祝游行和欢庆活动。
恩斯特·吉尔曼的哥哥卡尔（比恩斯特大三岁）也和他一起加入了纳粹党；还有书商威廉·施潘瑙斯（35岁）、会计海因里希·伯梅（19岁）和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33岁）。他们还征召了一两个其他成员，但是没有记录。
仍旧沉迷于4月27日战胜了社会党人的纳粹分子几乎不可能和这样的场面相匹敌。陆军元帅到达的前一天，纳粹分子在卡特莱拍卖厅举行了一场小型集会，主题是“诺特海姆怎么了？令人疑惑的新闻报道、故意的错误和4月27日禁止示威游行”。 在5月和6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纳粹分子一直就失业、“锡安智者的规约”和德国青年等主题举行集会。 但是这些集会没能引起争论，也没有给公众留下有关盛会的深刻印象。
这是一小群年轻的中产阶级男性。出现在诺特海姆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是首批纳粹党中的典型代表。按照城镇中人的通常看法，他是一个“外来者”，因为他父亲（一个五金店老板）出生在黑尔姆斯泰特。吉尔曼于1896年在诺特海姆出生，接受的是男子高中的高水平教育，但是他并没有去大学，而是接受了商业培训。他接受的真正教育是战争。他从19岁到22岁（1915—1918年）在法国、加利西亚和俄罗斯为德国服兵役；他胸部中过枪，获得了二等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中尉。1919年，他加入了德国年轻骑士团和民族主义党派。他接受了路德派的洗礼，但后来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信徒”。当时的照片显示出他凹陷的下巴、薄唇、闪亮的灰色眼睛，有一张充满怨恨但年轻的脸庞（他在26岁时加入纳粹党，成了在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他的暗金色头发梳成中分，整齐而光滑。他掌控着4 294名成员。
1930年，普鲁士内政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试图限制侵蚀德国的暴力活动。街头暴力的主要参与者是希特勒的“褐衫队”，也就是冲锋队。衬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鼓励着穿着的人，同时挑衅着其他人。因此，1930年，普鲁士禁止政治团体穿这样的统一服装。这为纳粹分子提供了新的宣传工具。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再次鼓动周围地区发起针对普鲁士统一服装禁令的抗议游行。大约400名冲锋队队员参与了游行（所有人都穿着白色衬衫，而不是褐色的），来自距诺特海姆大约10英里的大城镇的军乐队跟着他们。市集广场上，一个纳粹分子进行了一场讽刺性的演讲，他引入了具有汉堡特色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下午的其他时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公开演讲。
这场对立的高潮出现于1922年6月，当时自由军团的枪手谋杀了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整个诺特海姆地区的工人们都愤怒了。对于他们而言，在多样化的德国右翼组织中存在的良好的意识形态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右翼看起来都像是暗杀的同盟。随着拉特瑙被杀害，莱纳河河谷陷入了反对右翼的私刑气氛中。在诺特海姆附近的城镇里，保守派领导人被打、被死亡威胁，不得不逃到警察局寻求保护。而在诺特海姆，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来自艾恩贝克的工人们和来自哥廷根的学生们在街上发生了激战。 战斗之后，一些纳粹党人开始随身携带手枪。 一些诺特海姆人做出了最极端的选择，他们组织了城镇里的第一个纳粹党“地方小组”——成立于1922年秋天。
这鼓舞着社会党人的反对行动。6月26日，社会民主党在宽敞的“1910年代圆顶”发起了一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罪行”的集会。超过1 000人听取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称的关于纳粹主义的“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有一些不满之声，但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当一个纳粹分子试图反驳的时候，“提及他的个人记录，很容易就把他解决了”。这一经历一定伤害了纳粹分子，第二天，他们就分发了攻击社会民主党演讲者的单页传单。
同时，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极端左翼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起义，而这些起义令中产阶级感到恐惧。原来中立的工人们发现他们1918年革命的成果消耗殆尽，而且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被右翼恶鬼杀害了，也变得疯狂起来。早期的汉诺威纳粹党中许多人受到了工人们敌意的威胁，还有些纳粹党则变得更加疯狂了。
由纳粹反对统一服装禁令的示威游行引发的另一个事件证明了社会党人是多么认真地对待纳粹威胁的。诺特海姆的副警察局长是议员威廉·马纳，他是市议会中右翼组织的领袖。他出席了市集广场上纳粹演讲者希望“人头将会落地”的集会。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认为议员马纳本应该让警察逮捕煽动暴力行为的演讲者。马纳没有采取行动，这证明他偏爱纳粹主义。接着，国旗队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公众集会，决定向普鲁士内政部和州长（幸运的是，这两人都是社会党人）递交诉状。马纳被州权力机构剥夺了警察权力，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派的领袖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接任了副警察局长的职位。
1922年，德国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触发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一次大危机。激进右翼组织中的好战者受到了传统保守派的公开支持。哥廷根的纳粹党从之前沉默的右翼人士那里获得了资金和宣传支持；汉诺威的纳粹党得到了传统的“泛德意志联盟”的资金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原来的相当一部分的右翼也支持由“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秘密执行的针对共和国领导人的一系列政治暗杀。
大约同时，《人民报》开始报道一些事件，暗示纳粹分子是暴力和恶毒的。例如，据报道，一个纳粹领袖对其冲锋队队员说，要暗杀那些嘲笑他们在诺特海姆的游行像“一群羊”的旁观者。后来，来自诺特海姆的一个纳粹分子搭便车去城镇时，向司机展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朝空中开了两枪，在司机叫来警察之前他就逃跑了。 因此即便是在1930年议会选举之前，诺特海姆的政治氛围就很紧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划清了界线。
也许来自附近城镇的纳粹传教士们可以只靠说教就逐渐在诺特海姆收获一批永久的桥头堡。那些年正赶上德国的过度通货膨胀、国耻和不断的政治动乱。一系列的地方危机引发了大事件。
社会党人早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竞选活动的方法；他们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诺特海姆从事竞选运动。方法就是通过大型的、引人瞩目的游行和集会来努力将工人阶级融合成一个牢固的团体，同时让外围选民相信社会民主党是可靠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1930年8月，针对9月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开始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是竞选运动开始的时间正好是一年一度的宪法日假期——8月8日。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节日，也是社会民主党极为认同的节日。
在城镇北边，汉诺威的一个工业城市，一名驻扎在波兰的前警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成了反犹太人的偏执狂，在发现希特勒的想法和自己类似之后，加入了国社党。一名失业的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待在中立的西班牙，回到汉诺威之后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1921年夏天，他加入了那位前警察建立的纳粹地方小组。 在诺特海姆的南边，哥廷根的大学城区，一个后来成了庸医的人带领一群学生在1922年2月成立了纳粹党的一个分支。 纳粹主义的另一方面内容吸引了哥廷根的征募活动：纳粹主义有关新社会的模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爱国的团结一致将会取代德国严格的阶级界线。所有的分支都由坚定的中产阶级组成，都弥漫着传教士般的热情。1921年和1922年，来自哥廷根和汉诺威的纳粹鼓吹者们沿着莱纳河边的铁路游走，寻找皈依者。有些人在诺特海姆停留，虽然他们并没有征召新成员，但是他们说服了一些城镇居民，让他们相信在德国各种各样的激进右翼组织中，纳粹党是最为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纳粹党会极端地去实现他们的想法）。
早在1930年6月，国旗队就宣布为了支持这一节日会举行火炬游行，并且在“1910年代圆顶”举办舞会。除此以外，他们还强迫其他组织支持宪法日，对拒绝参与的组织进行公开批判，向那些参与庆祝的组织承诺会给予他们“荣誉证书”。为了保证有大批观众，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被要求一定要出席。火炬游行有800多个火炬和21个组织，包括军事俱乐部和海军协会。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这是“诺特海姆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宪法日庆祝活动”。
诺特海姆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德国的战败、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他们都反对新式的东西：自由主义、世界性文化、开放的社会、有竞争性的工业化经济、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总体上，这些人构成了激进的右翼，但是并没有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来表达他们尚未形成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不相容理论。更准确地说，他们有太多的组织——其中没有一个是能发挥作用的——作为激进的右翼主义群体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 在众多的组织中，纳粹党还处于初期，在德国南部迅速发展，但是在北部，包括诺特海姆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社会民主党在立法方面也很活跃。1930年6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272人，这是社会党人最关切的问题，因此他们向市议会提出请愿，并针对有限的公共事业项目提出明确的计划。8月，这些努力获得了回报，议会采纳了社会民主党的项目，并且针对扩展某些街道、建设操场和为“流离失所者”另外建立两栋应急住房的投资问题进行投票。 社会民主党现在进行的选举活动与针对纳粹煽动行为的建设性行动相对立。
实际上，1929年初，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只有5名成员，人数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建立“地方小组”，这是国社党最底层的正式单位。 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骚乱事件的遗留物。
这对于纳粹分子而言很重要，受竞选活动的刺激，他们变得越来越活跃了。8月10日，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竞选集会，有一个外来的演讲者，主题是“11年的共和国——11年的大苦难”。一周后，纳粹分子的第二次集会上，一个大区领袖论及“抽税直到最后一分钱”。这次吸引了很多观众，以至于很多人难以挤进卡特莱拍卖大厅。五天后的一场集会由一名普鲁士议会的成员主导，在只能站着的房间里举行，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举行了另一场。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听取纳粹的声音。诺特海姆之前忽视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正如在主要是外来者发起的德国年轻骑士团斗争之后，诺特海姆忽视了其他的极端主义组织一样）；1928年的国家选举中，纳粹党在诺特海姆总共获得了123张选票，相当于总选票数的2.33%。1929年的诺特海姆地方选举中，纳粹党收获了5 133张选票中的213张。 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在诺特海姆处于无关紧要的边缘位置。
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的竞选集会更少，但是他们努力地让这些集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8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县党派纪念活动，有600名国旗队成员参加，他们分成四队，在市集广场会合。发表了几场演讲之后，1 200名参与者和5个军乐队进行了第二次穿越诺特海姆的游行。游行的终点是露天啤酒花园，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演讲、歌唱、杂技表演，晚上还举行了舞会。10天后，社会民主党人在“1910年代圆顶”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入场费只有20芬尼（失业者免费），大厅里都挤满了人。一系列演讲捍卫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攻击了那些随时诘问他们的纳粹分子。
但是大萧条引发了恐慌。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的商人们担心德国的总体情况。收集贷款毫无困难的银行开始减少所有的信贷配额。 只有工人受到了直接伤害，而城镇中的其他人面对着失业压力，开始自问：“我会是下一个吗？”“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绝望在蔓延。
其他党派远没有这么努力。德国的民族主义党派举行了一次集会，规模很小。《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他们的主要竞选工具；投票前的最后两周，该报一天至少刊登五则关于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及其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宣传广告。在选举前夜，报上几乎充满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比如，第一页上有一整幅胡根堡的照片、一首赞扬党派的诗歌以及为德国国家人民党投票的号召。人民党派也广泛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进行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前的三周至少每天一次。德国人民党的总路线是“秩序、法律、道德和团结”，这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社会民主党（因为“造成了萧条”）和纳粹党（因为“破坏性的激进主义”）。这也是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一次集会的主题，在这次集会上，他们用严苛的措辞指责纳粹分子，同时赞美人民党派是已故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中产阶级的可靠核心。这次集会进行得顺利，其参加者很克制。 另一场选举运动集会是在国家党的主持下进行的，国家党是僵化的民主党的保守派继承者。演讲者号召有序的、中产阶级议会统治，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根据犹太人的品性和成就授予公民资格” 。但是这次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让中产阶级免于经济拮据。商人们只损失了小部分生意。除了建筑业之外，工匠们获得了充足的工作。公务员的薪水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失业，他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而物价也相应地下降了，这样一来他们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被削弱。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诺特海姆的总储蓄额缓慢增长，储蓄账户的数量也增加了。到1933年为止，诺特海姆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有储蓄账户，这些账户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稳定的账户：从100到500马克不等。
竞选运动的高潮发生了一个事件，不过并不是直接和选举相关的，这次事件的目标是援助民族主义事业，很可能也是援助纳粹分子。8月的最后几天，德国的小型国防军的分支机构之一——第17步兵团在去秋季演习的途中经过诺特海姆。一个连队在城镇中驻扎一晚，兵团军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赢得了很多喝彩。各家报纸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狡猾地报道士兵们和地方的女孩子们相处得很好。第二天早上6点，很多孩子起床去看军队行军，乐队仍旧进行了演奏。
但是在1930年，新的恐惧萦绕着城镇，世界大萧条蔓延开来，纽约证券交易所一落千丈的行情甚至影响了德国中部这个遥远的谷地。正是大萧条，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对大萧条持续影响的恐惧，导致诺特海姆人更为激进，而不是因为城镇受到了大萧条的严重损害。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团体是工人；工人们失业了，在街角无所事事，靠失业救济金生存。不过，与此矛盾的是，工人阶级仍旧支持现状，而受到经济收缩打击很小的中产阶级却致力于革命。
竞选运动的最后一段日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所有的党派都在张贴海报，分发传单。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暴力事件。在投票的五天前，三名共产主义者痛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因为这个人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这之后不久，另一个国旗队队员被两名纳粹冲锋队队员打了。气氛如此紧张，以至于领袖们坚决要求国旗队在示威游行时不能携带棒子。州权力机关也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的集会只能进行到10点钟，如果发现参加竞选集会的人随身携带小刀或者棒子，就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惩罚。
普通的诺特海姆人将自己视为小市民：冷静、对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对生活满足、有充足的食物、适度的愿望和一种简单的秩序感。星期天下午，诺特海姆人常常和家人一起在城镇周围齐整而古朴的森林中散步，漫步于整洁的小路上，他们可以眺望莱纳河河谷及迷蒙的西部山丘。星期天消化完晚餐之后，他们会回到有中世纪房子的舒适城镇。这里的环境给人一种延续性生活的感觉；可以信赖旧的方式；稳定既是众人期望的，也是一直传承的。
选举前夜，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最后的群众集会，直接号召其追随者投票给社会党人，让“非社会的资本家集团内阁”去死。纳粹分子在最后的集会上找来了一位路德派牧师，让他进行演讲，以吸引诺特海姆的有信仰者。卡特莱拍卖大厅人潮拥挤，演讲者向听众们保证纳粹分子既不是经济上的激进分子，也不是反宗教的极端人士。
大规模的极端主义、党同伐异、对激进改变的极度渴望——这些是使稳定的民主政体变得不可能的因素——是难以被唤起的。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政治煽动者发现自己只能在附近空旷的大厅内发表激昂的演说。是挥之不去的恐惧、突然意识到目前为止从未怀疑过的危险，吸引了某些将煽动者视为拯救者的观众来到这个大厅。
1930年9月14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人进行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次投票。投票非常激烈：6 235人投票，其中94%的投票是有效的。在诺特海姆，和整个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最令人惊异的就是纳粹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国民议会中，纳粹代表从12个席位增加到107个。诺特海姆的国社党所获票数从123张（1928年）增加到1 742张，获得了所有选票中的28%。纳粹的收获并没有损害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 246张选票）和人民党（人民党获得了788张选票，相比1928年选举只净损失了46张选票），但是投了805张“新的”选票，各种各样的小党派损失了1 000多张选票，结果就是纳粹得到了支持。 新选民中至少3/4的人投票支持国社党，纳粹分子所获得的选票中至少一半来自那些之前投票给其他党派的选民。这些选票尤其是来自民族主义党派和国家党。因为新的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不足350人，所以纳粹分子的收获必然来自那些不仅年轻，而且在1928年投票支持其他党派或者根本没有费心去投票的选民。
——歌德：《艾格蒙特》
无论投票的来源是什么，很明显的是，国社党的支持率增加了15倍。诺特海姆超过1/4的成年人现在寄希望于阿道夫·希特勒。激进分子、极端主义者、专制政权的拥护者已经大批登场了。
你所惧怕的邪恶必定会体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