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阶级（商人、个体经营者和专业人士）：4%
中上层阶级（工匠、公务员和商人）：27%
虽然以上只是粗略的估计，但是仍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诺特海姆存在着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这是希特勒推进其运动的“原料”。相对平均的分布并不意味着在收入方面不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一个在城市煤气厂工作了50多年的老工人一年可以挣1 500马克。 就同一年来说，一个专业医生一年可以挣9 600马克。 如果一个工作表现出色的工人发现，一个工作表现一般的专业人员所挣的工资是他的六倍，那他一定会再度肯定社会民主党慢慢灌输给他的阶级斗争的概念。
中下层阶级（熟练工人、白领工人、农民和领抚恤金者）：32%
在诺特海姆，与在魏玛共和国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工人阶级形成了固定的团体，几乎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工人们有自己的社交俱乐部、经济组织和党派：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很复杂。它由数个不同的小组组成，名义上这些小组是互相独立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小组都是共同运作的。列出各种组织的领袖名录，就会发现有很多重复的组织，因为各种实用目的，某人可以组织起由15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了所有小组的关键人员。还包括工会部长（尤其是铁路工人工会），运动协会、工人急救协会、工人合唱团、工人射击协会的主席，等等。还有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和家庭消费者合作社的人员，后者的成员包括1 275个家庭，年销售总额为33.3万马克。 前者建立了廉价房屋，包括128名成员，在经济大萧条的1932年，创造了超过60万马克的商业价值。 这里还有直接附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青年团体（“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儿童团体（“红色猎鹰”）、女性附属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扩散委员会。“国旗队”是保卫共和国的准军事化组织，理论上该组织对所有人开放，实际上却几乎完全由社会党控制。从婴儿救助社团到工人丧葬节约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渗入了诺特海姆的工人阶级，并且将工人阶级团结在了一起。
下层阶级（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37%
阶级意识并不是唯一的统一纽带，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致力于民主。此外，再加上多头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微型太阳系得以顺利运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抱负，这样一来，合作的时候就需要妥协和调整。自19世纪建立以来，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优秀的实践训练，而且也成了城镇中工人阶级的生活之道。
阶级结构虽然受到收入的强烈影响，但真正取决于思想观点。城市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地址簿，从每个人给自己的称谓来看，可以做出如下估算：
对于既不是工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诺特海姆人而言，俱乐部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内聚力。有一句谚语：“两个德国人，进行一场辩论；三个德国人，组成一个俱乐部。”这差不多就是诺特海姆的真实情况，1930年，这里有不少于161个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在城镇中平均每60人有一个俱乐部。这里有21个运动俱乐部，47个具有经济或职业功能的，23个宗教或慈善相关的团体，25个退伍军人或者爱国主义的联盟，45个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毫无例外，这些组织都准守着城镇的阶级界线。两个足球俱乐部中，一个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 在体育俱乐部中，有两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工人的。在经济或职业功能的组织中，阶级界线更加清晰，有时会具有政治性。有上千名成员的“铁路俱乐部”既具有社交性质，也具有职业性功能，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导的。另一方面，县农民联盟和县工匠联盟都资助右翼演讲者，最终也都公开支持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 然而绝大多数组织都不具有公开的政治性，一个起源于中世纪惯例的经济俱乐部甚至超越了阶级界线。
这样一来，城市增加了200多名公务员，其中并不包括季节性临时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非常多，因此，他们自己建立了针对地方选举的政治党派——“公务员党”，这样就可以在城市议会中拥有决定权了。虽然全俸的公务员收入高并且在德国社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并非所有的都是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被政府雇用的工人仍旧被视为无产阶级。在诺特海姆，铁路工人成了社会主义者选票的核心力量，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人都是社会民主党。
传统上而言，在城墙以内拥有房子的诺特海姆人有某些特权，比如用免费树木来修理自己家里的木质横梁，或者用啤酒厂的少量免费啤酒来弥补私人酿造权的丧失。在20世纪初的改革氛围中，这些业主感觉特权受到了威胁，于是组成了“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试图采取法律行动来维持并延伸他们的权利。比如，1930年，在一桩要求一年免费清理一次烟囱的案件中，他们使用旧文件胜诉了。至少在面对外部世界时，通过通婚而合并在一起的“旧诺特海姆人”没有政治或者经济根源，只有这种形式的凝聚力实例。
城市供养着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常规功能部门，如警察和消防部门、街道清扫和垃圾处理，城市还为城镇提供煤气、电力和水，还维持着一个建设办事处和一家医院。城镇上还有几家非政府企业，如屠宰场、冰库、公墓和啤酒厂。还有些赚钱的企业，它们往往会催生其他企业。在城镇上方的山丘上有大片林地，也是归城市所有，由城市进行管理，这里有一个采砾场，之后又建了一个水泥制造厂。福利办事处不仅为残疾人、穷人、失业者提供补贴，而且开办了两家小型养老院、一家赈济处，并且为那些无处栖身者提供应急廉价租房。归市政机关管理的地方医疗保险办事处被称为“红色的”医疗保险办事处，因为办事处主任正好是社会民主党。
诺特海姆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对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时代而言，与周围的城镇相比较，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不同寻常的。许多军事主义社团都附属于特定的武装部队分支，比如“以前的九十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或“装甲部队协会”。其他的是一般的社团，比如“战士联盟”，还有些来源于特定的经历，比如“战争伤员联盟”。也有些民族主义社团，比如“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或是青年组织，如“希尔独立带”。 如果某人试着整理附属于德国民族主义政党或者纳粹的组织名单，比如“钢铁头盔”和“露易丝王后协会”，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俱乐部”和“希特勒青年团”，那么他一定会发现右翼组织对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的控制程度。
诺特海姆中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1930年，诺特海姆的政府机构名单很长，其中最重要的是县政府，这一机构为普鲁士政府管理着诺特海姆县的80个城镇和乡村。国家和州政府在诺特海姆还维持着9个其他的机构，比如邮政部门、地区法庭、就业办事处等，这些机构雇用了大约400人，同时为多个县服务。但是雇员数目最多的政府机构是铁路，包括调车场、维修车间、枕木防腐和接驳系统。铁路车站一共为1 000人提供了工作，是城镇中的主要经济支柱。
所有的组织都有相当多的成员。最小的（“前炮兵协会”）有30名成员。“战士联盟”在1930年有400多名成员，有23个社团介于两者的规模之间。 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游行和社交聚会，以民族主义狂欢为特征。有时，他们也会进行“非党派”政治的努力，比如，1930年，他们向普鲁士教育部长请愿，希望在学校图书馆禁止《西线无战事》。
工匠和零售商控制着城镇的商业生活，不过也有信用机构：三家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一家由名叫穆勒的犹太人拥有的地方银行、一家地方合股银行、一家县储蓄银行和一家城市储蓄银行。
盛大出行无疑是军事俱乐部众多活动的一部分。一个退伍军人组织一年中会有三四次被指望着举行带有乐队、身着制服并且有很多其他组织参与的游行活动。所有的游行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原因，有部分游行甚至公开支持民族主义党和后来的纳粹党。总的说来，民族主义和退伍军人俱乐部成了城镇中的重要社交因素。他们组织的“雄性晚会”、舞会和戏剧表演让他们备受瞩目。他们主要是为了激发爱国主义狂热，并且让军国主义在诺特海姆变得受欢迎和有活力。
工匠商店也是家族生意。1930年，一个铁匠庆祝他家的铁匠铺开张300周年；他是服务于这个城镇的家族的第十代传人。 可以追溯到至少三代以上的店铺并不少见。诺特海姆的工匠由“行会”管理，行会只是它们中世纪祖先的投影，但却是重要的职业协会。1930年，有17个行会，代表着大约150家小商店。
诺特海姆最显眼的社交社团是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尽管他们组建的特定目的是社交聚会，但是后来他们遵循着阶级界线。合唱团是这方面的明证。诺特海姆有8个这样的社团：7个属于中产阶级，1个是工人的“诺特海姆人民合唱团”。上层阶级的社团明显是“歌唱五线谱”。用非会员的话说，这个社团“是由更好的一群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交社团”。 “歌唱五线谱”的前成员承认他是因为职业原因才加入社团的，而非热爱唱歌，他说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导演、专业人士和大企业的名人”。
与乡村有关的工业、许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系统都吸引着农民到诺特海姆来，这使诺特海姆成了零售贸易中心。1930年，诺特海姆有大约100家商店，差不多500名雇员。最大的绸缎尼龙纺织品商店雇用了大约30人。绝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的家庭商店，收入适中，代代相传。
这些歌唱社团的规模从25人到65人不等；1930年，差不多400名诺特海姆人参加了这类社团。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练习，之后就喝啤酒来给喉咙降温。一年有五六次，妻子们会被带去听音乐会，有时，社团会组织去地方音乐节旅行。只有“人民合唱团”有政治定位，通常是在共和国的节日和社会民主党的聚会上表演。
面对大萧条，诺特海姆似乎是安全的，因为这里几乎没什么工业。一家制糖厂、一家牛奶制品厂、一个粮食磨坊、一家啤酒厂、两家制材厂和一家罐头工厂构成了全部的工业，这些工业依赖于莱纳河河谷富足的土地。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两家砖厂和一家小规模的水泥厂。这些工业的规模都很小。这些工业都运作起来的话，可以雇用大约1 125人。但是有1/3到1/2的劳动人员是季节性就业，比如制糖厂会在每年的12月停工，有大约300人会没有工作。有300多人依赖于建筑业，相当于雪茄厂和罐头工厂的雇用人数，不过这两家工厂雇用的都是女人。工业是诺特海姆经济中最薄弱的因子，同时也是最小的因子。
另一个有利于交流和社交的工具是“射击协会”，这是诺特海姆中世纪以来的遗留物。当时，所有市民都被各个行会召集起来去保卫城市。每年的射击节让这些兼职士兵发挥了作用。旧行会解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5个射击协会。1930年，他们进行定期练习，为期三天的射击节是一年中的社交大事件，其间会举办聚会、舞会，准备奖金并且进行巡游。一位成员这样描述阶级结构：“‘1910年枪支俱乐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猎人’主要是中产阶级；‘自由射手’是上层10%的阶级。”
1930年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诺特海姆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经济影响。1929年夏天到1930年夏天之间，诺特海姆的机动车数量增长了大约15%。1930年，在城市储蓄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增加了50万马克，账户数目大约增加了500个。单单这家银行里就有接近3 600个存款账户，平均每个账户有537马克。诺特海姆的平均存款水平比整个普鲁士的高出了20%。 1930年，在建设新住宅方面，诺特海姆处于所有城市之首。杞人忧天者会注意到1930年开始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329人，但是这一数据总体上低于诺特海姆政府管辖的区域的平均值。
虽然有很多俱乐部是无关政治的，但是许多无辜的俱乐部被灌输了民族主义思想。1930年，在“园丁俱乐部”进行的一场园艺作品展览中，某位演讲者抨击了国外竞争：“每个德国人都应接受这样的思想：吃德国的水果！吃德国的蔬菜！买德国的花！”
公务员占较大比例决定了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这里几乎没有工业，要么依靠乡村腹地，要么依靠铁路。政府机构将农民带到城镇里，诺特海姆的商人和工匠们向他们提供商品。只要农民富足，只要政府仍旧管理着诺特海姆，这里就能保持经济平衡。而且，在诺特海姆的生活成本很低：1931年，主要产品的人均支出比全国水平低25%。 许多诺特海姆人养猪或者其他动物，许多人还有小蔬菜园。只要没有大灾祸，诺特海姆的经济就是平稳的。
就算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正规俱乐部并没有形成社会凝聚力，两种社交聚会也发挥了凝聚作用。一个是固定聚餐，另一个是啤酒俱乐部。固定聚餐是一群人在每周的特定时间，在同样的餐厅，围绕同样的桌子一起吃午餐（因此而得名）。这群人关系亲密，而且成员固定，有些是终身成员，这种聚餐的特征是亲密的友谊和自由的讨论。啤酒俱乐部与之类似，成员们进行定期会面，在酒馆聊天、喝啤酒或者玩纸牌游戏。因为城镇政治分歧，结果这些啤酒俱乐部活动的酒馆也在政治上分离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纳粹酒馆里是不受欢迎的，反之亦然。啤酒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下层阶级，而固定聚餐的成员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或者更上层的阶级。总体而言，这些组织是城镇中最普遍、最亲密的社交组织。共同信任是它们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
关于职业，诺特海姆将自己视为公务员城市：7 000名成年人中有大约1/3都在公共事业中就职，绝大多数就职于铁路事业。另有1/5的人是孀妇或领抚恤金者，所以整个城镇有接近一半的人有固定收入。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级公务员。稳定和对国家的高度依赖，对诺特海姆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有相当大的影响。
许多俱乐部和协会将公民个体聚集到了一起。没有这些俱乐部和协会，诺特海姆将会变成一个无组织的社会。不过，它们中极少有能超越阶级界线的。
如果诺特海姆人是因出身不同而分裂的，那么，他们就会因宗教信仰而团结起来。尽管19世纪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仍旧有86%的居民是路德派教徒，只有6%是天主教教徒，剩下的是其他教派和无信仰者。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诺特海姆县的教徒所占比例依旧如此。1930年，诺特海姆只有120名犹太人，大约相当于城镇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派别明确支持的机构是公共教育系统，这是诺特海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设施的一部分。这里有三所公共小学，共安排了1 200名学生，这样一来就确保了孩子们的宗教信仰。第一市立中学是路德派的，天主教的公立学校服务于天主教的孩子，第二市立中学不限宗教派别。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顾问委员会，是由学生家长选出的。通过事先和社会民主党领导讨论，工人阶级的家长可以确保在这些委员会中有代表。
诺特海姆所在的区域给人的印象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即“stur”，也就是顽固的和保守的，就像传说中的新英格兰人一样。1930年，第一次来诺特海姆的某个人会发现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很好地了解其他人并且被当地的社交圈所接纳，即便这个人相当外向，而且有着令人敬仰的工作。
中学系统涉及男子高中和女子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有大学预备课程并且要学费。两所学校一共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诺特海姆。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并且绝大多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想要接受职业训练的孩子可以去商业学校，这里有300多名学生，主要是工匠商店的学徒；由诺特海姆商人协会创办的商人职业学校有55名学生；一所由农民联盟控制的农业学校面向多个国家，还有一所由县政府所资助的家政学校，一年有25名女生从这里毕业。
乡村腹地有着强烈的传统偏见，城镇对此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新来者和那些世代居住在诺特海姆的人之间的自然划分。绝大多数“旧诺特海姆人”住在内城区。1932年编制的一份关于诺特海姆绝大多数家庭姓氏的名单展示出这些家庭有多么混杂。除了常用的“穆勒”“迈耶斯”和“施密特”，还有109个姓氏是5—10个家庭在使用。其中的25个姓氏是10个或者更多家庭在使用。3个特别本地化的姓氏分别是22个、19个和18个家庭在使用。 “旧诺特海姆人”相当了解彼此，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靠联姻而变成亲戚了。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既没有特殊的团体，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愿景，不过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时候站在统一战线上。
各种各样的学校减少了诺特海姆的某些乡下习气。根据一位来自城镇的前新闻记者所说，学校的教师“控制、塑造并且指引着诺特海姆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是教师们也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薪酬和职位，而城市议会和地方教育部划分了学校董事会的职能。
来自德国其他地方的：15%
诺特海姆还有其他的文化设施，不过很多都依赖于私人团体，如演讲协会或者博物馆协会的支持。城镇赞助了一个城市乐队，每周在市集广场表演，也参加公开的节日庆典。这里的公共图书馆有2 000多卷书，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工人们更喜欢他们自己在工会大厅的图书馆。诺特海姆有两家电影院，还存在过一家地方轻歌剧演出团。
来自汉诺威其他地方的：34%
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是三家日报。最古老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 ，创办于1831年，是城镇的第一份报纸。根据该报的编辑出版商所说，这份报纸“完全是为民族主义的德国服务的” 。实际上，它是德国民族主义政党的喉舌，其主编就是右翼政党成员。每篇文章中均有偏好，除此以外，新闻通常会晚一两天。在诺特海姆，这份报纸的读者群小而稳定，大约有600名订阅者，绝大多数是在县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明确地试图吸引农业社区。
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26%
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是《哥廷根人民报》（以下简称《人民报》）。尽管它是在临近城镇发行的，但其内容是足以和诺特海姆的其他报纸竞争的地方性新闻。《人民报》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但是却假装中立。相比其他报纸（除了纳粹的报纸）而言，它是丑闻集合地，充斥着严厉的评论和红墨水。大约2 000名诺特海姆人是其读者。同样由《人民报》报刊印发的是国旗队每周发行的活跃的报纸——《诺特海姆回声》，在诺特海姆县的发行量是3 000份。
出生在诺特海姆的：25%
地方上的纳粹出版物于1931年夏天出现，叫作《听！听！》。该报包括两个页面，信纸尺寸，双面印刷，使用牛皮纸（其颜色让人想起来自《人民报》的污秽猜测）。该报宣称，其目的是提供有关纳粹所作所为的消息，并且“与红色分子的谣言作斗争，这是中产阶级的媒体难以做到的” 。该报造谣诽谤，通常有中伤性行为，并且有时会被镇压。
除了古代遗迹外，诺特海姆主要是19世纪的产物。1871年，诺特海姆有4 700名居民；到了1930年，达到了10 000人。这一人口增长中有一半来自增高的出生率，另一半则来自移民。20世纪30年代后期，诺特海姆的人口组成大致如下，追溯至最近两代人：
另一个主要的报纸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办于1909年，主要是商业企业。该报的编辑是人民党成员，报上的国家消息经常取自人民党的通讯社；但是它试图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以此保持高销量。该报的新闻都是第一手的，通常很精准，并且涉及范围最广。在诺特海姆，其销量接近4 000份。中产阶级的冷静和高效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鲜明特征；其主编认为城市政府那种公事公办的运作是有必要的。
这里有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分歧，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差别，有稳定的和无保障之间的职业差别，有相对的新来者和旧家族之间的地域隔离，还有宗教和社会分歧。这里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城市政府；以及有凝聚力的机构，比如学校、俱乐部和利益团体；这里还有基本的忠诚团体——从家庭到亲近的朋友圈子。
诺特海姆承袭了自施泰因男爵改革以来德国城市政府的高效管理模式。这种体制代表了市政议员和城市管理者治理的联合。投票者选出由2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该议会选出4名参议员。所有的法律都由议会批准通过，由此对管理机构形成监督。
诺特海姆因其规模和某些社会、经济特征而形成了特别复杂的社会，这促进了大萧条之后的数年里纳粹主义的发展，也促成了最后轻而易举地出现了由纳粹引导的专制改革。
参议员是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干预其职权范围内的管理（比如警察、啤酒厂、福利部门）。城市运转的正式工作由市长负责，他是专业的管理者。市长由参议员选举产生，任期为12年，期满后可以继续参选，任期固定可以使他远离议会的极端权力。作为专业人士，市长应该保持公正，并且薪水极高。1930年，诺特海姆的市长已经连任了27年。
即便诺特海姆是一个规模小并且明显统一的社会，它也包含着焦虑和分裂的因素。在正常时期，这些因素也许可以保持平衡；而在紧张时期，这些因素会让社会四分五裂。一个蛊惑人心的政治家也许会利用这些因素，推动现存的社会分裂。
谨慎的平衡体制加上长久以来的自我管理传统，使得诺特海姆的城市政府运转顺利。1930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报道，在人口相当的56个德国城镇中，平均每人负公债7.74马克，而诺特海姆完全没有赤字。1930年的预算平衡点是1 385 000马克。
——苏格拉底，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实际上，如果有人调查诺特海姆的经济、文化和政府结构，就会发现诺特海姆是平衡、独立的个体。诺特海姆唯一没有形成和谐整体的就是社交方面，几乎在每一项活动中都存在不同的阶级派别。这个分裂因素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变得更为激进。在1930年后的许多年里，这一因素使诺特海姆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血腥暴动和民主氛围的退化，并且使纳粹掌权达到了顶峰。纳粹解决阶级分裂问题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彻底取缔。
“那么，”我说，“如果我们能想象到我们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城邦；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公平和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