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莉娜接着讲起了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特有的迷思—即单一文化的历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和种族群体的迷思，在这一过程中通常隐藏着融合、混杂与冲突。“这理论也适用于那些突然重新发现某些古老、肃穆而又纯洁的文化传统是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群体，以及那些深爱祖国的外籍人士。这可能是对异化或对种族主义的一种回应；当然，也有可能是源于一种文化优越感。而且他们常常会为此编造一些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现代性意味着会带来世界范围内高水平的移民和人口流动。因而就会产生大量的‘散居者’（diasporas），即那些实际居所与他们声称自己所属的地方不相同的人。霍尔认为现如今散居感是一种很普遍的感觉，越来越多的人都必须要在自己在哪与自己是谁之间进行斡旋。”
“霍尔的观点是，这些配对使得其中的第二部分，即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中的后者，成了多余的、剩下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这些‘他者’是被标记出来的，而前者则是没有记号的。霍米·巴巴②（Homi Bhaba）曾写道，隐藏所有‘我们’和‘我’这些主张中核心的不确定性的遗忘过程已经完成了。”
米拉想到了自己和贾丝明—她们俩永远也不可能表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总是要戴着那模糊而充满疑问的身份。她们就是夹缝中的人。
“成为男人就意味着不是女人，”米拉举一反三，“但这难道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正常的思维方式吗？对我来说，成为女人就意味着不能成为男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文化日趋多元。而也有一些国家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改变边界线、时常伴随着暴力的人口流动，以使自身变得更加‘纯粹’。正像霍尔所预测的那样，这些都涉及创造过去的种族及语言上的纯洁性迷思。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为此改写了两国的历史。阿富汗的塔利班则抹去了佛教在当地存在过的证据。”
“霍尔认为，他们不仅要提出一种正确的存在方式—也必定要树立一种错误的存在方式：即所谓的‘另一种’。身份总是根据它不是什么来创造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成为英国人就意味着，其他群体和他们相比不是英国人。”
根据达莉娜的观点，霍尔认为启蒙自由主义如果不以“野蛮主义”作为参照，就无法解释上述这些事件。究其根本，“野蛮主义”本身只是另一个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他者”的例子。若是想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式处理种族及种族关系问题，就需要无知的大多数人接受教育，从而结束歧视。但霍尔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民族冲突与种族矛盾实际上是剥削、后殖民主义经济及强权政治等更大问题的投射。普遍主体则掩盖了这些过程，让人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个人的问题抑或是开明时代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事实上，种族主义是非常现代的问题。
“那么我们是如何参与到这里面的呢？”米拉问道。
人们对普遍主体的批判越来越多，直到它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逐渐崩溃。普遍主体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概念上的缺陷，尽管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当你得知自己是历史的发动机，且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道德观时，这必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应该很少有人愿意被告知自己担负着社会的未来吧。马克思主义者担心无产阶级永远不会依照他们的理论所说的那样行动，他们或许就会意识到问题出在普遍主体理论上，而不是无产阶级身上。”
达莉娜接着说，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中，那些大家公认并深信不疑的故事起着主导作用。有些话题永远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或者干脆以一种告诉你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会相信的真理的形式出现。所以比如你在考试中遇到题目“什么样的警务方式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行为？”，它已经假定了人们会在什么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应该被减少和遏制，以及维持治安是减少犯罪的有效方式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达莉娜现在又转回了她先前问米拉是否感觉古典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在讨论别人的那个问题。
在此之前，可供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内容只有高雅艺术、文学和音乐—那些为精英所钟爱的文化。霍尔等人认为，人们会去关注其他人过去生产的并用来理解他们生活的文化客体和体验—而他们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媒体便为他们了解别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最开始是电视，网站、博客和视频游戏紧随其后。“他应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即存在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识’，在貌似中立的媒体、话语、国家一类的结构里，在诸如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中，甚至在那些看似离经叛道、不愿意被人模仿的人的行动间，都存在着各种已经设定好的意义和偏见。媒体在努力劝服人们相信这些意见和偏见。”
“放弃普遍主体是否意味着你问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案—关于生活和你自己的那些—总会因为你是谁而变得不同？不同的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米拉非常痛苦，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还不如趁早放弃这一切。
霍尔考察的是我们的身份和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如何被创造并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他试图了解意识形态—即一系列隐藏的价值—在文化中被创造和复制的方式。他所提到的“文化”指涉的是一系列生产意义的客体和体验。他的研究内容包括电视、音乐、广播、杂志、电影、书籍、广告和报纸。霍尔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认为学者研究流行文化是必要且可取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对流行文化有所体验。
另一边，达莉娜接着说，那些希望能听到被藏匿的声音的社会学家依然坚信，我们只要坚持正确的、价值中立的方法，仍有可能获得普遍的真理。而那些反对普遍主体思想的人认为，强行区分事实和价值的努力是徒劳的。价值中立已经过时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说所有的研究都难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你所得到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你是谁。他们说，妇女是真正受到压迫的人，只有妇女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开展研究，才能真正地说出真相。他们并非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后现代主义者嘲讽古典社会学家试图代表所有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更存在着诸多风险。”
达莉娜解释说，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谁”，这个普遍主体，所代表的看似是一个普遍的立场，实则不然。它其实是非常具体而特殊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总是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其中一位开始探索这个领域的社会学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从牙买加来到英国工作，发现自己与身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算是满足了做英国人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他是黑人，这又将他排除在英国的身份认同之外。他意识到，“英国人”这一看似包容一切、不论肤色的群体，但实际上还是会因为他的肤色而将他拒绝在外。
米拉记得那些“持女性主义立场”的人，尽管总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而且她也记得自己为什么不信服他们的观点。
“若是这样思考，我们就必然会忽略—或者压根不会去了解—欧洲以外的知识传统。比如，我们常说社会学起始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或者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但是早在14世纪，北非的博物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就曾写过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从世界历史出发的社会历史分析。在写作过程中，他提出了一门名为‘ilm al-umran’的科学，这门科学将会解释社会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它是一门‘有着独特目标的科学—即以人类文明和社会组织为目标’。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他提出了关于冲突、整合、城市化、权力、历史变革以及事物如何产生价值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学观点—所有这些我们以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后的欧洲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分析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即历史始于彼时彼地—而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开启这样的一段历史前务必要先跟上时代的步伐。”
“他们是不是说过，既然无论如何你都会持有某种偏见，你不如直接选择接受那种偏见，并保持诚实？”
达莉娜说，由于殖民主义以及欧洲国家与其继承者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人们总会觉得进步是从欧洲向外传播的。亚洲人、南美洲人和非洲人则站在起跑线之后。像是马克思和J. S.密尔①这样主张人类皆平等而备感自豪的思想家，同样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并没有达到自治所需要的文明水平。
“让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其中的内容。”达莉娜说，“社会地位和权力改变了所谓的‘真实’。社会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注意到了从众效应。人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比如两条直线的长度，会随着周围人的判断而发生改变。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力度还要更大一些。”
“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包括从哪儿进行观察，以及你是谁。”达莉娜补充说，“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这个‘在哪儿’和‘谁’的问题。当我们联想到智力传统时，常常将自己置身于欧洲，而看不起其他人—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总是浑然不觉—即使不在欧洲也是如此！”
“没错，我们做学生的都想取悦老师。”米拉评论说。
女性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普遍主体都被含蓄地假定为男性，黑人民族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将无产阶级假定为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与工人阶级男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他们的利益也不尽相同，自然不会有相同的观点。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工人阶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将女性作为普遍主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套理论本身就有缺陷，直接放弃了这条路径。整个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历史的，都反映了一种非常狭隘的传统，但思想本身应该更广泛、包罗万象。
“哈哈哈，那我还真有点期待。”达莉娜调皮地扬了扬眉毛，“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应用到收集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所有活动中去。如果我们这些无意识的偏见并非简单的误差，而是由我们周围的特权和不平等的制度所创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系统事实呢？”
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未来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主体，因为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本人，最终必将站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说话。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足够成熟时，他们就会发动社会革命，推翻资本家。达莉娜说，很多人不相信所谓的普遍主体。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不尽真实：它实在是太抽象了，仿佛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而非现实社会里。
她深吸了一口气。
“也许吧，但那种感觉真实可靠吗？或许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相信黑格尔关于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的观点。普遍主体既存在于社会内部，也存在于社会外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即将形成的社会。普遍主体就代表社会未来的状态，它是‘历史的发动机’。
“所以如果你发现人们在‘什么为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或者他们在本该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却表现出一致，那么你就是在处理一个最基本的知识问题。这就是本体论（ontology）：它是什么，它的本性又是什么？”
“我懂你的意思。今天距离他们写作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而我，作为生活在另一个社会、另一个时代的女人，仍然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研究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能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一般喜欢用发问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认为从所有地方，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得到的事实都是一样的吗？量子物理学会告诉我们，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实只有在观察中才能确定其存在。把这一点带入社会学层面中，你就会得到一些基本的定义上的错误。比如当两个事物是相同的或具有潜在的相似性时，它们被定义为不同的事物。反之同理。”
达莉娜回答说种族理论家同一些女性主义者一样，认为不平等被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概念掩盖了。他们指出，似乎每一种正义都包含不公正，而每一种“权利”都藏着错误。说着她问了米拉一个问题：“当你在读马克思和韦伯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古典社会学家好像总是在谈论别人的感觉？”
“听上去都是我们会经常做的事。”米拉说道，“比如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他们表现出的不同只是人类本质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或者反过来，只询问男性对某个话题的看法，或者只询问男性的经历，并用其代表人类整体的经历。”
“是的，我了解到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权利普及、法律平等和反歧视法的力度还远远不够。那有人对种族和民族也持同样看法吗？”米拉问道。
“这种事经常发生，”达莉娜说，“社会阶层就是以男性的职业来定义的。老龄化的阶段也是根据对男性生命周期的预期来定义的，在此预期基础上，男性便可以很自然地进入退休状态，然后休养。但许多女性晚年还要承担照顾老人的任务，所以即使到了退休年龄，她们还是要继续工作。事实上，不把护理当成一种工作是另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
总结下来，第一类批评者决定坚持理论前提，只是补充说我们需要在解释框架中纳入更多的人，将更多的声音融入社会研究的项目中来，这样才能让它成功地运作起来。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美国黑人民族主义的分离主义，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移民浪潮之后，很多人认为坚持所谓的理论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出，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成就—普选权和禁止歧视的原则—并没有为消除不平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让世界变得更公平做出很大的贡献。更糟糕的是，这些自由权利掩盖了所有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实际上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因为它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好起来了。他们特别指出，社会学就在其中为虎作伥，因为就如同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它的运作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必须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并确保所有人都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之后，所有人身上的问题就成了他们自己的过错。
“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对这些感到困惑或怀有偏见，又或是价值观有问题，而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践造成了这些问题，是我们创造知识的过程产生了这些问题。我们对此脱不了干系。
达莉娜接着说，对马克思和韦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以为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为别人发声的想法是错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中，认为进步—人与人之间更好地相处，在社会、经济、道德上都得发展—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同样意义。而社会学在其中的角色便是衡量相互竞争的各种进步思想（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等）的价值。
“每当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时，你都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就像在很多诊断中会发生的那样。比如说，那些长期以来存在的有关疾病的社会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帕森斯。他将病患的角色定义为不能履行社会责任的人，而医生手上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让人们合法地放弃他们的义务，将他们划归为病人。这个界定就依赖于一种建立在刻板印象之上的疾病与义务的观念，即我们的大多数社会义务都要在公共场所履行—基本上都发生在公共场所和社交场合。如果你的许多义务都要在家中履行，或涉及照顾你身边的人，就像许多女性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你就不可能在生病时轻描淡写地卸下这些义务，因为你的义务并不止于家门口。”
“注意到不要忽视他人的同时不让别人保持缄默，这一点很好，但若是认为自己能够为他人发声，是不是有些太狂妄自大了？我们能为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描述事物吗？我们能够领会他们的处境吗？我们真的能够理解那些与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的人吗？”
上述理论是否也可以用在有关那些声音被压抑和被边缘化的人的观点上呢？如果人们能很好地听到这些声音，社会学家会对他们发声的内容感到舒心吗？达莉娜认为这是个好问题，左翼社会学家总是愿意忽视或解释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要么是关于那些受欺压群体中的种族歧视或同性恋恐惧症，要么就是关于女性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接受。
“我承认，这样做是错的，错得很明显。社会学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就是坚决不要这样做。但是古典社会学家们就是这样设计的，他们希望社会学能够向社会指出其工作的某个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些方面或许不是社会成员们希望听到的，而且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正是为了让那些无法直接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发声。”
“那么说到底，”米拉不想掩饰恼怒和失望，“我们兜了一大圈，您到底想表达什么？
“米拉，我是不会跟你争论这些问题的。在倾听这些被遮蔽的声音时，社会学确实做得很好，但它仍不愿意承认它的实践的的确确排斥了某些声音并助长了另一些声音。我能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社会学总是如此忽略一部分人：最明显的就是阶级理论。阶级是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观察社会中所发生之事的唯一正统的方式。它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试图将阶级理论应用到社会生活中时，难免会忽视很多与任一阶级的定义都不匹配的人，或是将不同种类的人同与他们根本不像的人强行混在一起。就比如说，女性会被分配到她们丈夫所在的社会阶层中，人们对女性的家务劳动完全置之不理。”
“您是想说，情境的立场主体同普遍主体一样，是有局限的吗？
达莉娜似乎忽略了米拉提到的第一点，直接回应她所说的第二点。
“您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些隐匿的声音所说的‘坏事’总会被忽略或解释掉。这样又怎么会帮到任何人呢？那些立场论的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在说，一群人所说的话只有对那些与他们相似的人说才有意义。如果我希望被理解，我就得去期待别人能够遵守一些共同的标准。如果我希望他们这样做，那么我也应该这样做，否则一切就毫无意义，是这个意思吗？”
“这么说来，有些声音永远都不会被听到—但如果是我们的提问方式阻止了某些答案或某些声音作答，我们又如何得知到底有哪些声音被忽略了呢？这些批评说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最开始学习社会学时，我了解到正是社会学家开创了那些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少数族裔的研究工作。从这些研究工作中，他们不仅了解了这些群体的情况，更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
“社会学就处于这两种观点的夹缝中，一种认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敞开心扉，另一种认为研究只有在公正的态度下开展才有说服力。如果人们意识到你对这些研究主题有自己的安排，他们要么会对你说你想听到的话，要么会直接忽视你。”
米拉拼命地在脑海中检索能够用来反对这个批评的证据。
“嗯……如果我对您所讲的这些内容理解正确的话，那么针对古典社会学家的‘隐藏的声音’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类。”米拉疲惫地展开论述，“第一种是，他们的进路很狭隘。鉴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注定无法看到他们期待的普遍真理，只能得到关于某些人的非常具体的真理。如果能够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社会学家，也可以成为更好的人，聆听所有的声音。他们的角度和目标没有错，只是在研究的路上被绊倒了。虽然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做得不好，但是他们的核心还算勉强摆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第二种观点是，他们连核心都不正确。这不仅仅是填补空缺的问题，而是只有真正同他们思维模式一致的人才能倾听这些声音。只有那些在启蒙运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才能看到真相，并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为自己发声。如果第二种批判是对的，那么又怎么会存在什么普遍的真理呢？如果人们只能代表同类人发声，那最终又怎么会有人能够倾听和理解别人呢？
“这些批评指出，那些死去的白人男性不仅没有考虑到和倾听某些人的声音，而且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听到这些声音。他们，或者说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倾听和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
“但批评者们确实提出了很好的问题：由谁决定研究内容，又是谁在为谁发声？我们的本质是由差异还是相似之处来定义？用这些术语来建构自己的论点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输了。只有妇女才会被要求为国家生育，只有男人才被要求为国家捐躯。男人可以为国家而死意味着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的公民。而妇女生育了这些为国捐躯的男人，却是从属的公民。两者是互相依存的。但现在，这套公民理论已经支离破碎，因为在美国，妇女也可以从军了，也可以和她们的丈夫、兄弟并肩作战，共同牺牲。
这样说还好，米拉想，就像电梯理论，还是有可能接着把门打开的，说不定继续走下去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好吧，但是达莉娜说的第二种反对会更加尖锐。
“我们常会绕回到母性这个根本区别上来。只有女人才能生育新的公民，这一事实将她们与家庭和产床绑定起来。这两者常常被错当成同一件事。关于母性，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体验方式。如果将女人怀胎九月后都会痛得尖叫作为一种母性的共同点，显然不是什么好的出发点，特别是在如今有些人甚至能够租得起其他女人的子宫、购买她们卵子的情况下。
达莉娜接着说，对旧有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说这些古典社会学家（包括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观点太过狭隘，他们的理论均忽视了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陈述某种永恒的、普遍的真理，认为自己所面对的就是现实，但其实只是在描述他们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即他们所认定的真相和现实。根据达莉娜的说法，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的人并不是拒绝创造普遍真理的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马克思和其他同行者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将更多的声音和经验囊括进来，特别是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和经验，可能帮助社会学得出更准确的普遍结论，从而反映出更加真实的现实。
“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此有一种特殊的责任。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别人在做什么，却从未进行亲身体验，也从未思考影响他们做这件事的诸多条件，这就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切入点。那些所谓的其他人没有回嘴的机会，即便回嘴，他们所说的话也往往不会被当真。因此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社会学的理论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它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框架来解释它试图解释的目标。除非你跳脱这个框架，不然就没法推翻它们。”
米拉虽然能够理解达莉娜所表达的每一个观点，但是总是猜不到她接下来要论证的各个层次，因此米拉还是对达莉娜要将这场谈话引向何处感到非常困惑。她相信马克思和韦伯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他们的理论有可能会让社会变得更好，但这些思想似乎又都有着缺陷，阻碍它们的潜力被完全地开发出来。但达莉娜的意思似乎是，马克思和韦伯已经不值得被留存下去了。想到这，米拉有些沮丧。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说的这些究竟只适用于社会学，还是所有人？我们真的不可能理解别人的经历吗？难道只能由黑人中产女性去理解别的黑人中产女性吗？社会学家以外的人也会这么说。你懂的，‘你永远不会明白的—这是黑人的事，这是天主教的事’。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别管我的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我的意思’。但在过去，社会学家认为，他们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彼此，让大家欣赏彼此不同的经历，从而让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还有比自己处境更糟糕的人，或许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但你说这一切或许根本就不可能。我一定是反应过度了，但这让我感到十分绝望。”
米拉觉得这种质疑有道理。这样就能说明，你一开始对问题的构想以及对建构思想的基本要素的选择就已经决定了有些人的声音从一开始便被拒之门外。这就好比你在一部电梯里，只顾专心地按下正确的楼层按钮，却没有意识到电梯门会自动关上，很多要上电梯的人还留在门廊里。“你的意思是不是社会学倾向于把门关上—抱歉，我的意思是说，遗漏掉—那些在某些方面有别于社会学家的人？就像很多社会学家是男性，他们便会排斥女性；或者很多社会学家是基督徒或犹太人，他们便会排斥穆斯林？”
“实在对不起，米拉，我只是想帮你！咱们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有人曾经问过维特根斯坦③，我们怎样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他表示，不确定这种要求是否可行。根据他的哲学体系，这是不可能的，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看到别人受伤了—你和那个人并不相识—你还是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你能体会到他们的伤痛。也有些男人能够感受到妻子怀孕和分娩的阵痛。至少，有些体验是可以分享的，而且不仅仅是与关系亲近的人分享。”
“作为社会学家，同时作为一个人，我们要说彼此都能理解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才能去询问和倾听别人的答案。事情本该很简单。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这种美好的设想与现实更加背道而驰的了。社会学分类中有太多对象被遗漏的例子，或是认为一些人所做的事不如其他人做的事重要。比如说，妇女的家务劳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劳动研究所忽略，就像它从来不曾发生过一样。社会科学仅仅在弄清楚人们是谁以及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的方面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它们都很难定义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几乎每一篇论文发出来都会有人质疑说我们对种族或阶级的定义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我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也是错误的—就算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屑去倾听正确的答案。”
达莉娜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可能存在某种理解、某种实实在在的感情的。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说，沟通—并对沟通的意义和形式达成一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没有这种沟通，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这种沟通，身为个体的我们最终便会迷失自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你看，你可以将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成英语并保留其中的大部分含义，单凭这一事实，就说明你可以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谈，还可以对其进行理解，甚至可能会被它们改变。“我们至少拥有跨越那些明显难以逾越的障碍去感受事物的潜力。所谓的跨越可能只意味着我们说一些话、表一些态，但我们表明的态度同样会跨越重重阻碍，对身处德里的男人和纽约的女人都产生自己独一无二的效用。”
在社会学中，观察者，也就是社会学家，同样也会受到被观察者行为的影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在社会学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社会学家生产的知识会影响他人的行为、谈话方式以及谈论的内容，而下面这一点则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由其他人生产的知识也会影响社会学家的思考、谈话和行为方式。因此，就马克思和韦伯而言，他们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同时代其他人行为的影响。”
达莉娜这场小小的即兴课堂好像已经成功画上令人满意的句号了。米拉很感激达莉娜愿意花时间谆谆教诲。为了让场面不那么尴尬，米拉甚至夸赞达莉娜的自我牺牲精神堪比艾琳娜·马克思，还说整场谈话简直让她醍醐灌顶。然而事实上，米拉的真实感受比她所说出口的要消极很多。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那场关于科学知识的研讨会吗？我们当时讨论了应该如何认识事物。在任何社会情境中，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一场普通的对话，你得到的答案往往只取决于你提出的问题，包括你的问题本身、你向谁发问以及如何发问。社会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有一段时日了。这与自然科学家试图过滤掉观察者的偏见，确保将观察者对整体实验的影响降到最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是，你永远无法摆脱掉观察者。”
如果她真的被达莉娜提出的观点说服，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她或许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说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是不完整的，但是那些缺失的碎片又该从哪里获取呢？米拉仍在寻找更多的灵感，变得更悲观了，因为，如果认同批评者，那她就应该意识到，寻找灵感本身就是徒劳。米拉感到虚无，甚至感到一种意料之外的绝望。显然，像她这样的人是不能够为受压迫者发声的。原本在米拉的脑海中已经慢慢形成的、有关她未来的粗略计划的诸多可能，现在都已经渐渐崩坏了。在米拉看来，整个社会学的大厦也是如此。既然它也已经濒临崩塌，那接着学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米拉对达莉娜的这些话深有体会。米拉一直在寻找为那些遭受着最严重的不平等待遇的人们发声的方式，而达莉娜则道明了她至今未能找到这个方法的原因：这些被剔除在外的声音显然是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基本设计中的一部分缺陷。这恰恰证明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正确的，米拉为此相当自豪，但她对达莉娜接下来说的话莫名困惑。
达莉娜看出米拉的表情有点不对劲，赶紧询问情况。米拉只好承认，自己对社会学感到失望。达莉娜问为什么。米拉迟疑片刻，开口解释：“把一切都推给藏匿的声音，说到底就是权力和特权金蝉脱壳的方法，不是吗？如果这些声音继续沉默，那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此外，就算他们不这样做，勇敢地为自己发声，也可能会被忽视，或者充其量被敷衍了事？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产生不平等和压迫的原因持有一些普遍的见解吗？我需要一个社会学家，他能够真正地质疑产生这一切的社会基础，真真切切地帮助我们审视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所有方式，质疑那些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应当的事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一切。我希望能有人将这一切都抛到空中，让我们在散落的过程中看清一切，并相信一切会变得更好。”
达莉娜告诉米拉，世界已经改变了，社会学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只具备单一视角的学科，社会学家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本该适用于全世界，但他们遗漏了很大一部分人。因为他们接受的启蒙思想，使他们认为欧洲白人男性身上的进步，就能代表全人类的进步。
“你不妨去读读齐美尔的书吧—他是玛丽安妮·韦伯经常在其沙龙里招待的聪明人之一。我很久都没有读过他的书了，但就我能回忆起来的，他应该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他写的东西当回事：他是个业余爱好者，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没有在大学任教，但是出于爱好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记得他写过几篇关于打招呼、爱、气味社会学、秘密以及椅子的社会意义的文章。”
“嗯，这确实是看待这些事的一种方式，但你也有可能过分理解她们的自我牺牲了。为了她们自己也好，为了我们后人的利益也好，如果她们能给自己的思想以适当的空间和时间来发展，也许会更好。但当时的社会就是那样，或者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关键是她们只能默默忍受。或许我不会再犯她们的错误，你也不会，但那个时候的她们别无选择。不管这些男人对自己代表的叛逆而反传统的波希米亚人身份有何看法，他们都属于那个压制女性声音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要求她们闭嘴，而是让她们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但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某些地方—或许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你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社会学家们都声称自己在为所有人发声，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替艾琳娜和玛丽安妮发声的权利，他们的继任者也没有。”
米拉笑道：“很好，光是听起来，他就已经开始让我着迷了。”
自打她接受了林在母亲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这一事实，米拉感觉她与母亲之间又重新变得亲近了起来。她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去欣赏母亲坚强的性格才体会到了这份亲密，而不是一个对父母的所作所为毫无见解、缺乏判断力的孩子。米拉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跑回家找妈妈主持公道的小女孩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个女人欣赏和强烈认同另一个女人，只不过这“另一个女人”恰好是妈妈。既然她钦佩她的母亲，那她又怎么会不钦佩玛丽安妮和艾琳娜呢？如果自己处在她们的那个处境里还能做到像她们一样，她又怎么会不为此感到自豪呢？于是她对达莉娜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她们是愚蠢的。“不，她们无比高尚，任何不这样想的人都是在妥协，都是在用男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然后她又悻悻地加了一句，“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
1. 社会学的想象力惯用的一个小伎俩就是观察一个特定的现象和问题，将其与一个系统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做就是在为说出的话与说话的人建立联系，即将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这些故事实在是太让人难过了，”米拉叹息道，“你觉得她们都是女英雄吗，玛丽安妮和艾琳娜—你说她们究竟是高尚而又富有牺牲精神—还是真心疯了才能容忍别人这样对待她们？她们又有多少选择呢？”米拉一边摇头一边说，此时她心里想的不是玛丽安妮·韦伯或者艾琳娜·马克思，而是自己的母亲。她能感觉到妈妈的生活和达莉娜刚提到的这两位女性的生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她认为妈妈的所作所为是高尚的自我牺牲。
2. 启蒙运动是发生于十八世纪的一场思想革命，主张用理性取代宗教。社会学、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进路都是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启蒙运动试图削弱那些来自权威的声音（来自传统或天赋的权威之声），并以新权威发出的声音取代（那些由科学和客观知识塑造的权威）。
玛丽安妮忍气吞声地维持这段婚姻，随着马克斯的名气和地位都不断增长，韦伯夫妇成为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个中心，与他们来往的思想家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和女性主义者玛丽·鲍姆。玛丽安妮本人则继续出版女性主义的相关作品，后来她成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入选州议会的女议员，还当选了德国妇女组织联合会的主席。但好景不长，马克斯的妹妹莉莉自杀了，马克斯也突然逝世。玛丽安妮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抑郁期，后来终于又能够活跃在公众面前，并收养了莉莉的四个孩子。她继续在地下刊物上发表文章，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希特勒的崛起而不得不中断。玛丽安妮很长寿，但纳粹主义还是严重影响到了她的精神健康。
3. 立场认识论是构成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道破了“客观的声音”是如何通过使他人沉默来发声的。更客观的标准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立冷静的观点实际上也可能是片面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指出，所谓的普遍人类主体的思想—其权利、欲望与需求—实际上都建立在男性的权利、欲望和需求之上。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那些声称代表所有女性利益的女性主义者实则只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
玛丽安妮·韦伯是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以及德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军人物。她在童年时期便饱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困扰了她家上上下下好几代人，最终也影响到了她。马克斯·韦伯本是玛丽安妮的表亲，他们成婚之后，马克斯也不幸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马克斯一病就是七年，玛丽安妮对他悉心照料。没想到，他却爱上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并开始了一段恋情。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玛丽安妮最著名的一本书的名字叫作《婚姻、母性与法律》。
4. 然而，一些代表他人的能力—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发声—似乎是公共辩论与民主的必要条件。否则，我们就回到“只能听见最大的声音”的那种情况了。
达莉娜接着给米拉讲了艾琳娜·马克思和玛丽安妮·韦伯的故事。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天生聪慧且早熟，继承了她父亲的非凡才智。当然了，她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不能追求自己的事业，而是成了马克思的秘书，帮助她父亲把《资本论》的三卷巨著整合在一起，并且在父母生命的最后时刻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她的一生中曾与两个男人维持过长期的关系，后者是需要她做出非常大的自我牺牲的典型一例，而这种自我牺牲的性格正是艾琳娜在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塑造出来的。不过，在这之后她通过努力，成了一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革命者、工会鼓动者、记者，并凭借自己的卓越才能写了几本书。在43岁那年，她自杀了。马克思在这个年纪的时候，离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还有六年—谁又能知道艾琳娜之后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呢？
①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米拉想和她的导师达莉娜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达莉娜说，这一切与二十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历史总是由胜利的一方书写的—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其他的冲突中—而在社会学中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韦伯对冲突和资源竞争的关注，让人们不再试着将全球发展的结果描绘为一个会让人人受益的世界。
②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
米拉跟贾丝明讲解自己被卡住的地方，因为现在看来，除了正统的观点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而正统的观点认为现有的制度及其生产的不平等是理性、合理的。即使你意识到从这种不平等中获益的人正是那些认为这种不平等合情合理的人，你也难以提出另一种观点来证明这一观点是不理性且不合理的。而且，任何指出这种不平等造成系统效率低下或生产力不足的人都会遭到无情嘲笑。你只能说不平等是一个不幸的副作用，而永远无法提出一个能够彻底动摇这个体系的论点。作为回答，贾丝明运用了她最熟悉的科学知识：“在科学领域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论最终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被超越了。没人能证明牛顿的理论是错的，但如果你还坚持着他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对你来说就一点也解释不通。在科学领域中，有时候你不需要通过证明别人是错的来赢得争论，你可能会同意他们在某些程度上是对的，但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
③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
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米拉和贾丝明坐在厨房里，就像好几个月前的第一个夜晚那样。她们现在已经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了，虽然靠笑话、八卦和闲聊来维持友谊并不容易。贾丝明不喜欢闲聊，相反，她愿意和米拉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此外，当她开始更加用心和严肃地对待学业时，她能感觉到贾丝明对自己的尊重也上升了几个等级。这也是为什么米拉向贾丝明承认自己正挣扎于一道真正的智力难题时，贾丝明很乐意帮她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