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认为，社会阶层由那些控制了某些市场或者其他—某些特定类型工作、产品、原材料或买卖其他东西的市场的人组成。大多数时间里，获得对市场的控制，就意味着一种排他性—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实质内容—通常情况下，能够控制最有价值的市场的阶级也是最能成功将他人拒之门外的阶级，这类阶级的人数通常不多。这也是富人往往比穷人少的原因。社会分层—社会被划分为不同阶层的方式—就反映了人们与不同市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关系。上层阶级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这为他们提供了很多资源，而下层阶级在市场上只能部分垄断，或只能垄断那些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资源的市场。
林看起来很是困惑。“韦伯曾经指出，在建立或维护这种垄断时，有些人会更成功，有些人则不那么成功。比如说，在那些专业人士中的一些群体，比如律师，擅长于建立和维护这种垄断，他们通常会得到最高的工资。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林接着解释，人们在垄断市场方面的能力真的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资源的分配。正因为它是如此重要，人们为了打破或捍卫垄断会准备互相攻击，有时甚至真的会打起来。好吧，米拉想，如果有打斗，就会有谎言和欺骗。另一边，林说这也意味着韦伯认为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可争夺的资源，这些资源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多，但是，同马克思一样，韦伯说我们并非作为个人，而是以整个阶级的形式去夺取这些资源。
“这么说来，能垄断什么样的市场会产生很大的区别咯？”
米拉想到了她父亲和他的那些密友们。他们又在市场中垄断了什么呢—关于投资的信息？不，他们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只是假装有罢了。他们装作自己是专家，去说服那些可怜的投资者相信并把钱交给他们。她父亲用这笔钱成功地将自己的收益翻了一番，却毁了其他投资者。鉴于她父亲只是假装拥有专业的投资信息，因此他的企业运作的关键要素是让人们相信他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专业知识，而米拉认为，这就是他所做的慈善工作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韦伯认为人们是否真的垄断了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件事很重要吗？”她问道。
“是的，垄断租车业务与垄断投行业务之间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你要记住，人们还是会为了进入租车行业发生冲突。”
林开始谈论起了阶级。对于韦伯来说，阶级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的，这一点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布尔乔亚是一个阶级，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阶级。韦伯同时承认存在许多其他阶级，但与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他对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讨论局限在生产活动上。马克思将所有的阶级都定义为他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但韦伯认为阶级与市场的关系更为重要。韦伯认为，其他阶级也在做资产阶级所做的事。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从中获取利益，那么除此之外的人们还能去垄断什么呢？答案就是人们还可以试着垄断一种货物或服务的市场：信贷市场、住宅建筑用地、钻石或铀，抑或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劳动，比如做工程或是擦窗户。
“这是为什么呢？”
林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是的。我们不需要去假装事情同它表现出来的样子有所不同—仿佛资本主义明天就要崩溃了一样—就为了去批评它们并没有为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提出建议。这一点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看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韦伯想知道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所有好东西是如何进行分配的。”
“因为这很重要：那些非垄断阶层的成员别无选择，只能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互相竞争，但结果就是他们得到的资源仍然是最少的。这个例子就是每天都会发生在非技术工人身上的事情—他们是穷人中的穷人。但是，韦伯在解释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时不仅用到了阶级这个概念，还用到了地位（status）和政党（party）。”
米拉脑海里的一些零散想法开始整合在一起。“那么说来，韦伯一直在解释为什么社会似乎找不到比资本主义（或科层制、国家）更好的行为方式了，但他并没有说这些就是唯一的可能，也没有说这些都无可非议。”
米拉知道地位的意思。“地位就是根据人们能负担得起的开支对他们进行排名，比如他们买的衣服和车。”
“肯定有一些情况让韦伯对理性化感到担忧。他觉得这一切在开始是很好的，直到我们为了理性抛弃了其他一切之后，才发现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所有的选择。韦伯认为，一个理性的世界是无比沉闷的世界，就像牢笼，他认为，我们一定会怀念那些曾经被我们抛弃的东西，以及所有现在已经被解释掉的神秘之事。或许什么都不知道会更有意思，因为这样就能让事情保持它的魔力。韦伯认为，日益增长的理性化行为只会不断地‘祛魅’（disenchantment），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也感受不到那种魔力了。”
林则摇了摇头。“社会地位当然与文化因素有关，但它不是根据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行排名那么简单。”对于韦伯来说，地位不只意味着你的车比同事的更贵。如果你只考虑个人或家庭的排名，可就大错特错了。”
米拉灵光一闪：“就像资本主义精神一样，你不会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你一开始是为了赚钱，这样你就可以在生活中做那些了不起的事，但随后你陷入了为了赚钱而工作的状态，根本无暇分身。人们总说他们计划减少工作量，多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去做。所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认为理性化并不总是好的呢？”
林说道，身份地位更多与人们的身份认同有关，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竞争。它是关于你对那些你认为和你一样的人(或者可能是和你想成为的那个“你”一样的人)的认同。所以，地位群体是一群认为彼此处于同一水平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他们有着同样的想法，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包括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当时政府想要消除科层制所带来的冗余，从而将难以控制的地方政府重新置于中央的管控之下。我们使用了韦伯的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从韦伯那里我们了解到，正如资本主义有弊端（如剥削）一样，官僚主义也有弊端。特别是，一旦你建立了一个科层体系，你所制定的规则往往会成为其最终的目标。官僚们会一直实施这些规则，即使实施这些规则的最终结果与最初制定规则时的预期相反。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整个理性化的过程增加了正式理性程序的使用风险，而实则削弱了人们获得他们真正想要的结果的能力。”
“那他们也应该把钱花在同样的事情上吗？”
“这也是我对韦伯感兴趣的原因。”他说道。韦伯能够感觉到他身边的科层制在成长—这也是一种在理性社会中组织事情的方式。因此，资本主义企业需要有它自己的科层制，就像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组织一样。这不是在说科层制一定是好的—就因为它伴随着理性化而来，但不代表它身上没有缺点。
“是的，相同地位群体的人会珍视某些商品而不是其他的商品。地位群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你不会因为某辆车更贵或者比邻居家的车更好才去买它。你最终会购买的是你认同的那个地位群体所认定的车。”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韦伯认为理性的传播对于消除资本主义的诸多障碍以及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来说都是必要的。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理性化’（rationalisation），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在对实施既定目标所需手段进行抽象计算的基础上进行的。”随后林解释道，理性化不仅对于韦伯解释资本主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他理解现代国家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也是韦伯对科层制发展产生兴趣的潜在主题。
米拉突然想起了多尼之前总说“我们这些人”，他所指的是俱乐部里瘫在皮沙发上的人。她之前觉得他们长得都有点像：那些年长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米拉回应：“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新车很棒，但在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邻居看来，这辆车可能很糟糕。”
米拉回想起，父亲和父亲的密友都利用宗教来达到自身目的：共同的宗教可以帮助他们解释为什么被他们利用的人们会选择信任他们。但说起来，这更像是涂尔干的观点，而非韦伯的，只是她再一次怀疑这场谈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林仿佛是在给她讲一个曲折迂回的寓言故事，而她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她父亲的深刻而又别具意义的寓言故事。“哦得了，别说了，”她对自己说，“记住，不是什么事都是与你有关的！”林说，你能在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身上看到古老信仰的痕迹，但是现如今，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尽管它最终仍会导向同种行为，但它已经不再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观念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欲望会对社会产生益处的观念。当然，最终新教伦理也在工人阶层中消亡了。工人不再满足于等待上天的馈赠，而是组织起来与老板一较高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灵敏地应对启蒙运动之后宗教信仰力量衰落的局面。米拉的思绪又慢慢落回了地面。“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观点，思考下人们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行事方式，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随时随地运用理性生活。”
“没错！不同的地位群体间有着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会反映在成员们的好恶中。”
林想确认米拉是否明白上面说的这些在更宽泛层面上的意义所在。起初，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动。尽管宗教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日趋衰落，但宗教对于人们来说仍然非常重要。所以说最关键的历史事件不是启蒙运动，而是改变了数百万人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改革。在新教的禁欲主义共同体中，人们只有在保持身体健康和有价值的情况下才能免下地狱，而生意上的成功就是对其产生适应性的标志。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不再需要宗教的加持了。韦伯认为，旧的新教伦理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已经变成一纸空文了。
林接着解释说，韦伯还试图改进马克思关于阶级是历史的行动者和主体的说法。韦伯认为把阶级看作会思考的人是不正确的。他想说明的是，实际上是个人创造了历史，但是你应该注意到同一个地位群体中的个体会思考相同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个体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正是这种行动方式最终导致了同一地位群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在行动。
“这么说吧，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韦伯理论的一个部分：工人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对上帝的责任，也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赚够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后，还是会拒绝休假。但是韦伯说，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它促进资本家思考所产生的价值是同等重要的。他提到，这种天职的想法让他们能够‘问心无愧’。资本家剥削工人本可能是无耻的，但工人正是因为为他劳动，最终才获得了拯救他们自己灵魂的机会。”
地位群体的表现就像演员一样，因为他们是一群对彼此有认同的人。而鉴于阶级的观点纯粹以经济为基础，假装阶级是历史的行动主体是不合理的。韦伯说，社会地位群体的内涵在两个方面上不同于社会阶层，即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他们是一个共同体。地位群体是一个共同体，并非指这些共同体里的所有成员都像住在一个小定居点那样面对面地相互接触。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确实意味着，一旦将一个陌生人置于和你相同的地位群体中，你定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与他们的相似之处。
米拉努力回忆起他之前说过的话。“这个‘新教伦理’和你说的‘工作伦理’是一个东西吗？”
“想想看，我们在平日里是如何仔细观察一个陌生人的，我们会寻找那些隐晦的或稍稍明显一点的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身份。我们其实经常这样做。当我们认为接触的人来自不同的地位群体的时候，尽管我们并不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但这些地位仍会决定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比如，如果对陌生人的品位和观点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我们对其所采取的态度很可能会大不相同，而这些了解则来源于我们对他们所处的地位群体身份的预判。”
“加尔文宗的信徒认为他们必须要以一种理性而自律的方式同他人合作。他们就像苦行的僧侣一般，只是不同于僧侣的是，他们不认为逃离尘世是获得救赎的捷径。他们相信，上帝不希望他们拒绝尘世的事物。他们相信，自己变得富有，只是在管理这些财富，而非享受财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或者说是天职（calling）。这个词只出现于新教《圣经》中，它指的是上帝召唤你去做某事：积累财富变成了上帝提出的宗教任务。”
林接着说道，对于韦伯来说，阶级差异和地位差异通常可以重合，事实上，有些时候它们必须重合，因为阶级在垄断资源方面的成功依赖于他们所在的地位群体。这也是韦伯理论的一个关键点。这一点几乎与因为资本主义最有道理所以无可替代的观点同样重要。不同的地位群体眼中重要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不同，影响他们垄断市场的机会的因素也不同。例如，如果医生说由于他们掌握重要的科学知识，所以应该垄断外科手术，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取得垄断，从而赚取更多的钱。
“这么说来，变得富有就可以被救赎？但是我在《圣经》里读到，富人是上不了天堂的。”
“我大概明白了。对于那些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若是想垄断某种特定的工作并提出同样令人信服的理由非常困难。那么现如今其他市场的垄断情况又如何呢？”
林只是继续说了下去：加尔文宗的信徒逐渐认为，那些通过捐钱建医院或者救济院等行“善事”的人一定是好人，因此他们必定会得到救赎。但若想做这些好事，首先你就必须要积累一些财富。他们认为唯一神圣的赚钱方式就是通过努力工作和积极进取，因为偷窃或继承一笔遗产而得到的钱不能作为一个人能够上天堂的标志。因此，行善是得救的标志，工作就是履行对上帝的责任。米拉意识到这种说法里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精英一直都是一群拥有特定社会地位和文化的群体，所以他们的文化价值能够让他们在特定的市场—通常是在土地和其他形式的投资要素方面比常人的优势更多。”
“在慈善行业，就像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总是有很多商人参与其中。你知道，他们赚了钱之后就想回馈社会。一些特别富有的人出手相当阔绰。”米拉想的是：反正你说的不是我爸爸，他只进不出。林可能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米拉还是担心他会将这场谈话引向何处。
米拉又想起了多尼和他的俱乐部里的人为他们自己制定规则和道德的行为，于是很快就理解了林的意思。“这样说来，地位群体的文化特性真的很重要咯？它们并非夺取资源过程中的助兴节目，而是能带来确切经济回报的因素。”
林小心谨慎地盯着米拉，应该是在观察她的反应。
“是的，文化的重要性远超过了马克思的想象。首先，若是没有韦伯所说的由文化相似性锻造的群体，就没有人能构成垄断。其次，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意识形态，在韦伯看来，都与地位群体的文化有关。这个群体必须相信垄断资源是合理的。各式各样的群体都必须相信，他们应该拥有他们现在拥有的，或者应该在未来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在众多教派中，有一个叫加尔文宗的特殊教派。林接着说道，在韦伯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描述了由加尔文宗的先定论所导致的“救赎焦虑”。加尔文宗的信徒相信，出生之时，有些人就已经被选中会得到救赎，但你不可能知道具体是哪些人，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天堂还是地狱，这让人们很焦虑。为了帮助应对这种焦虑，人们就会尽可能地去寻找所有会给他们的未来提供暗示的迹象。
林说，这个群体还必须说服别人去相信它的垄断具有合法性，当然，这一切也取决于地位群体所生产的文化。你只需要想想一群专业的工人，就能明白这一点了。律师和医生总是说，他们拥有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所以他们是唯一有责任和机会赚这些钱的人。总之，他们坚称“阶级意识形态”是创造阶级的必要条件，这样，社会地位就与阶级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没有一个地位群体是非经济性的，它们脱离了经济便更不可能存在，他们的文化特征（包括他们用来买车和衣服的钱）都依赖于经济资源。
这就对了，米拉想。这就是林看起来的样子：他看起来不像是个会计，倒像是个僧侣。当林给他讲十六世纪新教改革让很多基督教徒脱离天主教，并将僧侣的宗教从修道院中带了出来时，米拉极力憋笑，严肃对待林所讲的内容。普通的新教徒当时认为，他们应该将精确地组织自己的生活看作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得到救赎。在其他方面，也意味着人们不会因为赚够了食物就开始停止工作且享受生活。
米拉现在脑子里，都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自己的内幕行情知识拥有合法垄断地位的样子，她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地位群体认为他们有理由攫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林平静地问她，他们聊的这些是否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米拉察觉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迂回旋转，现在他们即将抵达主题，这场精心设计的暖场舞就要结束了。她能确信的是，她要么会迎来一顿难挨的说教，要么会听到一些令人心痛的消息。
林忍不住大笑，说“韦伯的理论确实难以理解。我刚刚说过他，基督教帮助我们把魔法推到了一边，从而使法律变得更加理性了。这只是韦伯认为基督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加理性的道路的其中一例，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观察一下禁欲主义宗教的僧侣，他们剥夺了自己所有属于世俗的快乐，有时甚至拒绝与尘世发生任何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保持虔诚的最好方式，这最终会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开始理性地组织一种方式以确保自己能够以最好的方式服务于上帝，因此他们精心安排和组织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甚至在几乎没人使用钟表的时候用时钟来标记一天中的每个阶段。”
“我做慈善工作，”林说，“知道你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在按自己的规矩办事。他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一个无趣的专业人士，让人们相信他们是一群坚持按照科层制规矩办事的人，维护他们的形象。”林说自己很蠢，为自己跟他们混在一起深感内疚。
“我开始有点觉得，他有意把事情复杂化，只是为了让事情更加难以理解。”米拉说。
米拉已经做好准备了，决意现在就挑明这一切。“混在一起干什么，偷东西？”
“是的，你也许会认为这和启蒙运动有关，人们希望通过理性的方式理解事物，而不是一直将上帝代入其中。但韦伯会告诉你，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会说这更像是一种公关手段，”她母亲插话说，“但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骗局。我也这样认为，林也是。”
米拉想到，多尼听了这种说法一定会非常开心。他似乎一直觉得商人们就像处在一个共同的部落里，他们有自己的准则，知道彼此的期望，却可以欺瞒和诱骗别人。如果说多尼是典型的商人，那么米拉认为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则不甚正确，但她不会直接这么说，相反，她说道：“但是为什么每个人自身也会产生理性的态度呢？你刚才不是说，在人们承认资本主义是正确的道路之前，就已经针对各种生活的行为产生一种理性的道德生活方式了吗？”
他们似乎在期待着米拉说些什么—哪怕是跟他们争论一下也好—但米拉实在想不出该说什么。无尽的沉默让她难以忍受，所以她开口了：“我这下明白了。在韦伯的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的理论中，他说部分—还是全部？—的阶级能否在垄断市场地位的方面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它是否成了一个地位群体。”
林接着说，比如韦伯认为在东方，人们所在的群体（部落、兄弟会、社区、宗教社区）和其他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差异。人们可以在别的群体那里偷东西，但必须要对自己的群体做到非常慷慨。而这种区别在西方被明令禁止了，这就让不同人群之间的平等商业交易成为可能。
林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回到了刚说到的话题上。“是的，你说得对，这是文化对经济关系起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地位群体的文化赋予了它垄断自己设法垄断那部分市场的理由。”
林解释说，在韦伯看来，不理性的法律与魔法的存在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其他地方的发展。举例来说，基督教（及犹太教）就对魔法怀有敌意。基督教同时也在法律的理性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旧时的法律（比如通过折磨或殴打来裁量审判）被认为是“异教做法”。林说，这就与韦伯对于公民可以自由交换商品和服务而不用担心被骗的想法联系起来了。而魔法所带来的一部分障碍就是设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样你就不能同A类人一起工作，或不能把这些东西卖给B类人，也不能从C类人那里采购，或者不能把真货卖给D类人，因为魔法会告诉你，你必须要把东西卖给另一些人。然而在人人都是公民的城市里，这种差异在人人拥有理性的城市会被克服掉。
“那么韦伯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无可替代，因为它最理性、最合理？”米拉问。
在对林的慈善工作表达过惊讶之后，米拉很好奇林和她父亲之间到底是什么交情。林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这或许可以解释她母亲之前的一系列怪异行为？林说的这些和她不断的提醒有什么关系吗？就像现在，她一直要求林再多讲一些关于法律的事情，仿佛是在提醒林曾经答应她要告诉米拉什么具体的事情一样。
“没错，就是这样。”
“嗯嗯，有的，韦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西欧和东方，尤其是东亚，来获取更多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信息。西方已经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理性的法律，理性国家，公民的概念，科学，以及他所称的‘生活方式的理性伦理’（rational ethic for the conduct of life）。”
“所以有可能是地位群体，或者说，是地位群体的文化，认为资本主义或科层制是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是最好的理性解决方案。但是，这未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几乎毫无争议，决定是由拥有最多资源的人们的文化做出的。他们的文化认定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中对他们来说有利的那些方面，就是最理性的行事方式。”
“所以这些无聊的专利律师才变得这么重要。林，关于法律，韦伯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米拉的妈妈看起来有点不安，因为不知为何他们又开始讨论社会学了。“我觉得是你搞糊涂了，米拉。林并没有说韦伯所写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
“米拉，现在我们回到你刚才所说的，韦伯是不是不相信事物的单一解释的问题上来。他不能把事情简单化，因为他知道现实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林说，每当韦伯从抽象的讨论转向具体的历史事件时，他总是会将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比如说，他知道西方通过创造大众市场，在我们历史课程上公认的时间之前，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通过降低价格实现的，降低价格可以让更多人负担得起工业制品。若想使得价格下降，制造商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成本，这样就增加了对劳动力的理性组织和理性技术的需求。韦伯指出，这种创新依靠合适的专利法得到长足发展—他似乎很擅长将法律纳入他的解释体系—因为若是没有专利法，人们就不会为技术创新而烦恼。米拉的母亲用勉强的僵硬笑声打断了他（她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但我认为林刚刚说的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韦伯的理论要复杂得多。韦伯的理论中有很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他与马克思一样认为有些思想比其他思想更加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这甚至有可能是使得不平等变得更严重的原因：它之所以变得这样糟糕，是因为不平等的原因和理由看起来是如此的合理！”
林解释说，如果没有簿记系统和法律框架来管理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企业就不可能正常运作。他接着说，举例来说，所有上述提到的内容都有助于企业凭借着一定的可靠性来预测未来时期的成本和利润。韦伯说，可计算性还意味着拥有一套理性的技术—计算已经融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当中—这就意味着一种机制化。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适用于其中的大部分情况；虽然并非所有情况，但它也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了，缺少它，经济就会崩溃。
林靠在椅背上，有点惊讶地看着米拉。他转向米拉的妈妈，想对她说些什么，但还没来得及，米拉的妈妈就开口了。
“是的，”她母亲煞有介事，“林是你爸爸所在的主要慈善机构的财务主管。”直到林再次离开之前，米拉都没腾出空细细琢磨其中的关系。
“米拉，林和我有点弄巧成拙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们想跟你说一点事情，我们，或者说，我，想出了这个办法，觉得讨论你感兴趣的主题来缓和一下会好一点。”她妈妈严厉地瞥了林一眼，“但是对不起，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
“这样呀，”米拉很感兴趣，“你在做慈善方面的工作？”
妈妈希望米拉不要介意，但是她把米拉之前说过的一些话告诉了林。他们已经讨论过了，觉得米拉应该知道更多的真相，因为她看起来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正像林所说的，她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所遵守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
“林是学会计的。”米拉的母亲假装若无其事地插话。林笑着接道，正因为这样，他一直都很喜欢韦伯指出的那些无聊的工作的重要性—像是官吏、簿记员、会计—尽管他没有在政府做过这类工作。“但你不是最终在慈善行业里用到了自己所学的知识吗，对吧？”
“我们都认为，既然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就要主动放弃其他干扰线索。我们决定各自对此做力所能及的补偿，但是我们也要试着对此做点什么。”
“是这样的。他总是在自己的理论中寻求一种复杂性来匹配他观察到的真实世界。”为了强调这一点，林接着描述了韦伯对自由市场的论述，尤其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对理性组织所产生的重要性。只有在所谓自愿的情况下—但实际上是受到“饥饿的鞭子”的驱赶—劳动力成本才能提前被计算出来。除了“饥饿的鞭子”，你还需要其他的动力。理性组织需要能够计算出每个决定对其收入的影响。一个企业要能够计算出它是否在盈利，所以必须要设置会计岗位，换句话来说，它必须要能在账面上计算出收支上的平衡。企业必须要依赖于其他可计算的东西，比如法律。它所依靠的就是法律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妈妈对米拉说，她和林为那些被她父亲欺骗而损失钱财的人们提供了补偿金。“我们必须在幕后做这些事，因为我们都和你父亲有着剪不断的关系，没人愿意相信我们。慈善机构一直在帮助我们。现在机构的名誉还没有受损，因为所有同你父亲及其朋友有关联的人都辞职了。林在审判之前就辞去了财务主管的职务，所以他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是通过他来替接替者筹措资金的。”
“他不会相信答案这么简单，对吧？”
米拉生气地说：“爸爸让我们都变成骗子了，不是吗？就因为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再做自己了，尽管我们要做的是好事，就像你们说的这些。这些钱是哪儿来的？是爸爸认识的富商给的吗？”
这我就明白了，米拉开始思考他说的话。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所以它能够与理性时代携手同行。当你仍然倾向于以非理性或迷信的方式来思考时，你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米拉绞尽脑汁地想，一会儿自己该说点什么，但林根本停不下来，不会给她见缝插针的机会。林接着解释说，所谓的“理性组织”，就是一种以完全抽象的方式来思考处理事情的最佳模式，即“我需要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当时，资本主义企业完全是以盈利为目的而行动的，因为诸如传统之类的东西已经不能阻挡它了。林在这里停顿，米拉赶紧把话头抢了过来。
“有些是。但是林毫不吝惜地捐了自己的钱，我在你爸爸入狱的时候把所有能找到的钱都还给他了。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林帮我找了一处落脚的地方，我打算把这栋房子卖了还债。妈妈真对不起你，米拉。”
“资本主义的要素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但是韦伯想要知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抵达日常生活的需要全由资本主义企业来满足的状态的。是的，你必须拥有土地、机器等，并将其作为由企业控制的私有财产，此外，你还必须要拥有自由的劳动力，也需要对机器和劳动力进行合理的组织。”
米拉控制不住，变得愈发愤怒了：“为什么法院不去赔付这些投资者呢？凭什么要你们去做？这样做下去：不平等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如果人们变好了，那没关系，但现在人们都被骗了，国家还是不打算做些什么来让一切都好起来吗？这么说来就算产生了这么不公平的结果，那些官僚机构也不允许自己染指任何事来破坏这条制造不平等的船吗？”米拉已经意识到，她感到愤怒，可能只是为了自己，她希望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米拉了。自己的愤怒一定来自其他地方。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思考，如果林和她的母亲都能够纠正这场错误，那为什么她就不能呢？
林说，这正是关键问题所在，但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花一点工夫。他一开始就提到韦伯的很多思想都是在他同“马克思的幽灵”的辩论中产生的。韦伯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对马克思的主张的含蓄批判，也吸收了很多马克思的研究。韦伯对工人们被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观点毫无异议，并且，同马克思的其他观点一样，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就能感觉到这一点也被简化处理了。韦伯知道工人被强占豪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但他也知道，这种解释是片面的。他希望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提出更加完整的解释，并让这种解释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是正确的，因此，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对资本主义着迷就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林这边已经开始对米拉解释为什么国家不能去做米拉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政党是韦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理论工具包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夺取资源的第三种方式。政党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党派，也指人们对从地方到全球的各个政治层面施加影响而形成的团体。如今，党派也包括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各种活动组织。
米拉不得不硬着头皮问出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马克思也认为人们除了资本主义外别无选择—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为什么启蒙运动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呢？难道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韦伯认为，政治上的冲突有助于决定资源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本身这个巨大的资源。冲突一直在持续，不仅限于大选期间。冲突一方面发生在政党之间，另一方面有时也发生在政党内部的各个派系之间，因此韦伯确信，这种冲突不只是地位群体之间的冲突。林指出，如果你认为政党和派系只是阶级或者地位群体的代表，那你就永远无法真正参透政治上的任何事情。事实上，他们代表的可能是阶级或地位群体的某种联盟，抑或是某些阶级和地位群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政党也有自己的利益。就像韦伯说的，所有的政党和其各个派系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既试图影响将资源分配给其他人的决定，也关心党派自身和党内个别党员可能会拥有的资源。
林笑了，米拉很喜欢他的笑—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像阿伦的父亲那样屈尊俯就的感觉。是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认可并接受资本主义。
米拉的母亲打断了他：“在很多国家，加入政党的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发财。”
米拉没听明白林的意思，但她应该说些什么好让他继续。“你的意思是说就像启蒙运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开始质疑一切，并在各个领域运用起自己的理性。他们不再说是‘上帝创造了贫穷和疾病，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活下去’，相反地，他们会寻找缘由，然后试图采取行动。”
林和她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让米拉很困惑，然后他继续：“更重要的是，国家自身也会参与到权力和财富的竞争和使用当中去。”
“当然，你妈说的是对的—韦伯是我的强项，实际也是我了解的唯一一个社会学家，我就像一个只会指挥一首交响乐的业余指挥家。韦伯说资本主义无可替代，是因为资本主义最有存在的道理。社会变得越理性，资本主义就越有可能运作下去。”
然而对于韦伯来说，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存在方式，而不光是政党竞争的对象。首先，国家控制着军队，这就常常需要大量资金维持军需开支。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损害政党的利益，甚至会损害政党里各阶级和地位群体联盟的利益。国家还需要维护在人民眼中自身的合法性，随时准备通过武力来维持国家权力。林的这番话就说明了国家并非一个单纯由政党所操纵的中立工具。此外，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有时要相互竞争，有时要通力合作，还有时则要各自为政。其中，韦伯最感兴趣的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林说，韦伯认为地缘政治更像是一个全球版的地位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各方的目标仍然是要努力争夺权力和资源。一瞬间，米拉回想起了几个月前在出租车上的那趟噩梦之旅，随后她立刻恢复了思路。
妈妈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在念剧本一样，但林说的东西似乎还挺有意思的，尽管像是在讲课。米拉耐着性子请林继续说下去。
“你是说，我们永远也不能指望政府对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采取任何行动吗？”
米拉的妈妈也忍不住面带微笑着插话道：“林，你说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吧？”
“也不尽然，米拉。我只是想说，事情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如果政党是阶级或地位群体的联盟得以体现自身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那么政党—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也是—就可能成为一种垄断事物并将穷人拒之门外的方式。但我相信，政治最终会提供一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这些文化价值可能会转化为支持或抑制垄断的法律法规。韦伯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政党和国家对此可能会做的一切，另一方面也告诉了我们，看到不公平时，我们无须举手投降。”
“但是米拉，如果你去问问其他理论家，那些在马克思之后所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那些离我们的时代更近的人，他们会怎么想呢？事实上还有一个德国人，在马克思过世的三十年后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他熟悉马克思的理论，希望能够超越马克思。正如你所说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但在另一些方面是坏的。正因为我们能看到它的缺点，我们就更不应该满足，而是应该努力地去改变它。而另一位理论家告诉我们，即便你不是共产主义者，也可以去批判资本主义，同时，他也很清楚，除了资本主义，我们别无他法。他认为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
米拉认为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展示理性如何呈现出不平等的文化正当性。这就是它能够在现代社会站稳脚跟并变得强大的原因。但是人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拆解它，超越理性去寻找其他的思维方式。“这么说，国家在判断什么是理性合理的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阶级—地位群体控制了国家，或许他们就可以进而改变大家对于理性合理所持有的标准和看法。”
现在，米拉突然回想起，每当父母要发布重要的决定，或者让人不愉快的消息，往往会以这种严肃骇人的语气和孩子谈话。相比之下，林在说话的时候就显得平和多了。
“但是其他可能掌控国家大权的政党也同阶级和地位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所有的政党在资本主义中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为它们都在某个领域垄断市场。就算你巧妙避开某个政党为不平等缔造的花言巧语，结果可能陷入另一个政党的甜蜜陷阱中。”
妈妈这种严肃的态度让米拉感到焦虑。就好比你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孩子，被爸妈要求在外人面前表演自己刚学会的曲子。她回答说：“我想马克思会说，是的，资本主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它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我认为，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仍会说出一样的话：我们确实见证了更大的繁荣，而且泽被深远，但你还是不能否认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缺陷的体系，而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
米拉觉得这理论原本就有点像马克思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其特别之处在于，任何可行的、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件事：资本主义是合理的。你必须想办法摆脱所有的文化，甚至采用那些被排斥和被掠夺的人们的视角，才能证明它并不合理。“但难道有人会相信不平等是合理的吗？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垄断权的人呢？那些身无长物，又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并从农村涌入大城市的农民呢？”
“你昨天对我说，人们对资本主义满意，是因为他们被一种意识形态说服了，但你的爱玛姨妈听到这话就会告诉你，资本主义的确没有让每个人都富起来，但它给了数以百万人相当舒适的生活。资本主义或许充满了竞争性，但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人赢了，其他人就什么都得不到。”
林告诉她，韦伯对此会说，那些被排斥和掠夺的人们必须要组成一个地位共同体，然后他们才能结伴同行，并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重新定义什么是“合理”。米拉相信，一定会出现那么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挑战似乎与每个人都持有的那种不平等—甚至资本主义本身—是合理的观点，尽管它在事实上是多么的不可避免。出于莫名的原因，还有突然萌生的坚定信念，加之她新收获的理想主义，这一切让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质问父亲，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行为（现在她确信现实已经向她揭示了，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理想主义的反面)是正当的。
林到的时候，米拉正拎着行李下楼。三个人来到花园并肩坐下，天气暖和让人心情愉悦。米拉坐在林和母亲之间，只感觉他们俩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在她妈妈开口提到前一天她们在聊的马克思之前，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话。
1. 社会从何处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很多如马克斯·韦伯一类的社会学家认为社会通常止于国家的边界。卡尔·马克思等批评家强调，社会的本质是社会阶级权力和财富所塑造的等级制度。对他来说，国家就是统治阶级。韦伯认为，国家中很多与社会阶级无涉的组织和关系也是同等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并不仅仅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
米拉一点也不记得关于韦伯的内容了，但是妈妈这番小小的讲话让她感觉有些奇怪。林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让她感到一丝不安，母亲似乎是在强迫她同林建立联系。更让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害怕跟林讨论社会学。她觉得这位理论家很可能是能够让林产生某些共鸣的怪人—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从来都没有听过韦伯的名字了—或许林会像阿伦的父亲给阿伦讲哲学家那样喋喋不休地说教。
2.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理论化阐述，认为它既发轫于经济，也发端于宗教。新教加尔文宗将创造财富看作上帝恩典的象征：保持自身的财富，并从中发展出更多的理性和自律。这种“新教伦理”带来了资本和工业的巨大发展，重塑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
第二天早上，妈妈告诉米拉，林会在她中午离开之前再来一趟。“昨天，你离开之后，林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一些社会学的东西。他是公务员，你知道的（米拉不知道），算是个当官的。”显然，在他刚刚迈入这份事业时，有人告诉他，如果你真的想深入了解你即将从事的这份为国家和政客服务的工作，就应该去读一读有个叫韦伯（她用一种别具德国风情的口音将他的名字念作“Veber”）的社会学家写的书。
3.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越来越严重。韦伯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理性的铁笼。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有条理，我们失去了那些让生活可承受的快乐、惊喜和混乱。理性取而代之，支配了人们的每一种需求。因而韦伯更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种急剧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最终会不会掏空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