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自己的经历，米拉毫不犹豫地认同齐美尔的观点，即任何秘密都是一种自我隔离的方式，是一种诡计，可以让你在那些自以为很了解你的人群中做一个陌生人。现在她还认为，这也是一种让自己感到重要和神秘的方式。米拉很高兴，她不仅放弃了自己的秘密，还避免了为泄露秘密而首鼠两端的状况。
齐美尔说，当你选择吐露或继续隐藏秘密时，你的权力感是最大的。知道你有可能在任何时候泄露这个秘密，你就会想象自己可能怎样消除幻想、破坏快乐、毁掉生活—即便，就像齐美尔说的，暴露秘密最终毁掉的只是你自己的生活。父亲可能无法理解米拉为何选择放弃这种权力。
齐美尔说，秘密被发现的兴奋一部分是来源于紧张，因而也是秘密所产生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内心深处想要说出一切的欲望。米拉在她的朋友们面前假装成另一个人的时候，确实有过这种强烈的感觉，但是在她决定说出一切的瞬间，她并没有感觉到齐美尔所说的权力感。确实，是贾丝明把她卷进去的，让她别无选择，但她不也是在贾丝明领她走进厨房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全都吐露出来了吗？难道她不也感到释然了吗？但是，父亲为她的做法感到遗憾。米拉认为应该试着解释，她为什么把自己真实的身份告诉了朋友们。
米拉同意齐美尔的观点，无论秘密的内容是什么，它总是有其自身神秘的吸引力。他说秘密就像私人财产一样。如果你有一个秘密，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些有价值和独特的东西，一些别人不经你允许甚至不能一瞥的东西。这种占有可能会吸引其他有占有欲的人。也许她父亲并不是那样的人，但他也会欣赏，希望米拉欣赏齐美尔所描绘的秘密的另一重宝贵的品质。无论你是否要从财产的角度来思考秘密，秘密都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对她父亲这样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强大。
“女人会通过交换秘密来与人建立联系和终生的友谊，但我什么也不能对她们说。这样总让我觉得自己是在欺骗、操纵别人。告诉她们真相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也不用再戴那副旧眼镜了。”
父亲待的房间有点像大学教室，灯光和家具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两个人只能分坐在桌子的两端。他们聊了聊多尼和妈妈。米拉小心翼翼的，避而不谈林的事情。然后父亲问她，在大学里用假身份生活的感觉怎么样。她草草地回答：“我放弃了，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是谁了。”不知为何，她对他所表露出的失望不感到惊讶。她母亲对她隐藏身份的做法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偶尔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父亲则一直鼓励她隐藏自己的身份。事实上，可能就是她父亲在她的脑海里播下了萌生这个想法的第一颗种子。
爸爸听到这里笑了，夸不戴眼镜的女儿很漂亮。在她看来，他应该能够明白为了虚荣心放弃秘密已经是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因此其余的解释就不那么重要了。米拉想起过去她每计划告诉父亲一些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结果都是失望和沮丧。她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似乎总是在那条看不见的线的另一边，他却不准她跨过那条线。父亲忽然提起他的一个“同伴”，说道：“他有一千多个秘密，而且其中的每一个秘密都是字面意思上的艺术品。他们让他在这里继续完成他的艺术，所以他的房间简直就像一个荒诞的、库存积压的博物馆。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画—莫蒂里安尼②的、夏加尔③的，等等。他叫让-克里斯托弗，也许你听说过他？他是个有名的艺术品伪造者，虽然他自己从中没捞到过什么好处。但那个傻瓜就是每天没完没了地画画。”
***
“也许他喜欢这样呢？也许画画为他树立了自己的目标。他有画过自己的东西吗，原创的作品？”
她飞快地再次翻过刚刚读到的那几页，脸上露出小孩子拆礼物般的神情。她注意到，在她翻过的那几页里，有一段齐美尔对秘密的观察的讨论。这段引用吸引住了她的眼球：“秘密在人们之间设置了障碍，但也提供了一种迷人的诱惑，即用流言蜚语或坦白来打破这种障碍。”米拉又埋头读了下去。
“也会画，但总是画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还会把这些画免费送给我们。他甚至要送我一幅。”“什么样的画？”
米拉还不知道她参悟到的这些事会不会改变她与父亲的关系，但在考虑这些之前，她必须一直顺着自己的思路推进到最后。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因为她害怕一旦停下来，这些脑海中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复杂的思想体系就消失了。她要强迫自己得出那个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在她理解社会学这件事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父亲被她问得一愣：“我没要—那幅画又不值多少钱。”
也就是说，金钱对那些不擅长思考的实干家、反叛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的人很有吸引力。难道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傲慢和懒惰而被现实摆一道吗？他们从来就没想到过别人与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迟早要为自己贫瘠的想象力付出代价。然后她马上意识到：她父亲就为他自己缺乏想象力而付出了代价。正是因为他无法想象可能存在另一种看待他行为的方式，一种更具合法性的方式，最终才导致他拒绝为自己的欺诈行为承担责任。他只是想不出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来源，所以当主流大众认为他做错了的时候，他感到既惊讶又怒不可遏。公众如洪水般涌来的意见本应是一种启示，他却当作无礼的羞辱。
米拉惊觉，这正是齐美尔理论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齐美尔的理论认为艺术的客观表达会扼杀市面上交易的艺术品的创造力。当然了，在这个例子里这幅画得到的经济报酬正是伪造者欺骗成功的结果。米拉准备问父亲一些问题，但没有十分钟之前那么坚决。她还记得那些看不见的线，以及当她请求父亲让她越过一条时他的模样。于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爸爸，你也有秘密，是不是？你说的让-克里斯托夫在这里，是因为他欺骗了大家。那你有没有骗过别人？”
根据她的理解，金钱之所以有诱惑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契合了那些不想浪费时间去理解，却急于行动的人的心理。金钱让事情变得简单，因为他们只需要了解价值的一个来源就够了。你问我这件艺术品怎么样？如果你告诉我多少钱，我就能识别出它有多好。那个人值得我去交流吗？还是那个道理，他值多少钱？我今天做点什么好呢？简单：只需要思考怎么才能赚最多的钱。第二，对于那些不愿被告知他们不能做什么的人来说，钱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不关心传统社会的刻板规则，他们可不愿意被圈在里面，也不允许自己被剥夺选择的权利。
“你是说那些亏了钱的人吗？我又没有抢他们的，你知道的。没有人强迫他们把钱交给我们。”
米拉认为，你必须考虑其他的价值来源，比如平等的思想，观察金钱成为万物的尺度后我们失去了什么。也就是说，现在就感到绝望还为时过早。米拉确信，她不是唯一会依据其他价值和其他方式来判断事物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失败主义，而是与那些除了金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战斗。这场战斗将会是一场智识上的博弈。她希望齐美尔能带她探探对手的底，找到对手的弱点。
“但你清楚，他们什么都不懂，而且他们相信你会打理好他们的钱。”然而，想让父亲以她想象中的方式和她交流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了。
这一切本该让米拉感到绝望，但事实上光是齐美尔的理论存在本身，就让她重新燃起了希望。如果金钱作为一种价值源头，其优越的地位像齐美尔所说的那样确定无疑，那么他根本不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去解释它。因为如果是那样，金钱就不需要任何解释。它会是那样自然，那样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想象不出别的选择。但你必须要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齐美尔。齐美尔所选择的金钱的替代品是僵化的、愚蠢的阶级制度，其中毫无个人自由可言。因而在他看来，让市场通过个人选择来决定什么有价值要比阶级好得多。但显然，对金钱的贪欲肯定不是确定人类价值的唯一来源。
“我知道他们不像我一样熟悉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这就是他们愿意花钱雇我的原因啊。但光是假装这个世界与现实中的样子不同，是帮不了他们的。如果他们想要生存下去，哪怕说不上过得富足，他们也需要去了解这个世界。你看看他们有多穷—还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靠自己赚钱。”
米拉可以理解，这些将不平等合法化的经济体系已经变成我们客观文化的希望、心愿与欲望，接着限制我们的选择、挫败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出发点是让人民变得更加富裕，消除贫穷与资源匮乏，但我们创造了一个无法实现终极目标的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曾经以为它可以做到？齐美尔的研究证明，是伴随这一制度而来的文化扼杀了我们所分享的那种不平等可以被削弱甚至根除的希望。
“但现在他们比以前还穷！”这只是她激昂陈词中软弱而可悲的一句。她曾准备了一肚子的正义辞令，就为了告诉他，他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让他放弃狡辩。到那时，她就会给他讲齐美尔的理论，而他最终将承认自己的错误。
米拉想，我们与每个人由金钱而产生的那种肤浅的联系，是否意味着我们与他人之间分享的东西，会少到让我们不再真正相信别人会像我们一样受到伤害？我们会不会忘记穷人也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忘记穷人也有尊严？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比我们处境更糟糕的人所应该持有的同理心。金钱作为我们的护身符，与这一事实脱不了干系。
父亲脸上的笑并不能掩盖他对米拉的越线行为产生的愤怒。“听着，我是在帮他们的忙—这是他们必须要学的一课，否则他们会永远这么穷下去。或许他们没有吸取教训，但那又不是我的错。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认真对待赚钱这件事。而我，教会了他们对待这些事情要认真一些。”
“弗兰肯斯坦”解释说，齐美尔认为，总的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是他的观点还有一种警示的意味，即我们有可能会沦为那种完全是为了给他人留下印象而缺乏信仰核心的空洞躯壳。这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钱、需要衣服以及需要其他所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的原因吗？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钱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让我们除了购物之外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我们付得起高价，却不再拥有任何价值，因为，就算知道自己可以对不平等做些什么，我们还真的认为自己应该去做出改变吗？
“他们必须变得和你一样，不然就会一直穷下去吗？”米拉说完这话，几乎要怨恨自己了。这句话完全是在迎合他，而自己则畏缩在毕恭毕敬的那一列，她父亲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仿佛是不容置喙的。
人们认为这种不平等虽然不幸，但不可避免。齐美尔或许发现，这种模式是人们对不平等做出判断的基础？人们只是简单地将所有人都要浪费时间，以各种方式挥霍金钱、操控别人这一点归入现状，并加以接受。同样，所有人也被这个金钱塑造的肤浅世界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束缚。在上述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人们无法依靠努力来消除这些不平等，可悲程度不亚于齐美尔所描述的金钱对社会关系的其他影响。
“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否则就太过残忍了。”
齐美尔认为，没有金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米拉想知道，没钱的人怎样才能进行自由选择。她越读越相信，金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这种改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接受不平等是一种理性体系所带来的不幸结果，而且无法说服自己采取任何行动有关？在齐美尔所描述的世界里，穷人会因贫穷本身而遭受审判：有钱没钱会成为衡量他人价值的标准。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发现，人们认为穷人之穷在某种程度上是罪有应得。
“难道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遭遇得到补偿吗？”现在轮到爸爸嘲笑她的天真了。“为什么要赔偿他们？因为贫穷本身就是个问题咯？”米拉点了点头。“那它为什么是个问题呢？因为钱很重要，钱是最重要的。穷人根本没法过上真正的生活，他们不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不能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你也同意，钱是解决他们问题唯一的办法。”
“弗兰肯斯坦”上说，当人们试着理解这一点时，可能会去抱怨物质主义或享乐主义，但齐美尔认为，除了将沉溺于自己的欲望视为一种人类的本能，其内在可能还包含着更多值得探索的内容。齐美尔当时还深入研究了哲学家叔本华①的思想，他认为诸如同情之类的美德是非理性的。的确，理性让我们追求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理性也恰恰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诱因：我们并非对已有的东西不满足，而是总想体验更多的感觉、寻找更多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追求刺激，而且我们也知道，任何人、任何事都有自己的价码。
她知道，再问下去肯定会落入陷阱，但米拉还是重复了一遍：“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补偿呢？”
米拉认为，这样想就能明白齐美尔在讨论的是，金钱如何取代或掏空我们内心深处的生命力：我们的渴望、期待和幻想。齐美尔告诉我们，金钱是现代生活中的护身符，可以用来衡量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没有什么是用金钱理解不了的，没有什么是金钱无法驯服的，也没有人能凌驾于金钱之上。我们驯服了这个世界并和它一同欢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摧毁了人类价值的基础：如果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价码，那爱情和友谊还有什么价值呢？
“你从哪里弄钱来补偿他们呢—或许是从纳税人那里，用那些人辛辛苦苦自己赚到的钱补偿这些人合理吗？你是想以国家认可的合法方式从他们那里偷钱吗？”米拉笨拙地试着组织自己的语言，但父亲摆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
齐美尔认为，由于金钱的力量，现代文化充满了能够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生活的可能性。比如，“弗兰肯斯坦”里提到，全球化中文化的混合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米拉觉得像图妮这类人就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但这些不都没什么意义吗？这就像为一批量产的画上色一样。你并非真的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也没有什么真正有创意的事情发生。这样真的会让人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吗？
“我对你说过，对待钱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它会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它能穿透一切。你说给他们钱能够弥补他们的损失。没错，是可以这样做，这是金钱的作用。它可以弥补任何事，弥补一切事物。但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帮那些穷人赚钱—我在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除了去偷去抢，再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他们了。”
齐美尔认为，一旦金钱掌控大权，人们之间所有的关系就会受到理性的控制和调节，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比如，有人违反了合同条约，不按规定提供劳动力或额定的货物，那么就要赔付相应的款项，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了。它的内涵要远比这更丰富：金钱让我们以一种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它让我们可以买卖彼此。齐美尔会说，想想吧，如果没有金钱所带来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现代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狭隘而乏味，并且要记住，我们在买卖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仙境乐园中漫步，行使个人的选择与最终的自由，追求那些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的美好事物。
米拉又说了些什么，但无论她怎么努力让他去同情那些可怜的投资者，父亲只是重复说钱是唯一实在的东西。米拉无法动摇他的那股坚定和冷漠，只好让步：“你对真相的解释未免有些太图方便了，不是吗？你只不过是就你个人立场发言，对他们来说可未必如此。”
齐美尔提出，金钱为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拥有它便可以使你从你出生的那个群体中解脱出来。用韦伯的术语来说，齐美尔所设想的就是你可以通过购买一条路，让自己从一个地位群体进入另一个地位群体。社会习俗和严格的社会地位界线难以经受这种冲击，无论该社会地位群体中的成员如何反对“通过贸易赚到的钱”，或者说得简单点，他们再看不起“暴发户”，也无法将有钱人拒之门外。
“我也改变不了什么。就算我想改变，也不可能了。我本可以在这套制度外玩得很明白，但它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而且会允许任何人做同样的事情。”
齐美尔认为，金钱能够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价格标签是由人们对某物的渴望程度决定的，或者用二十世纪后期的话说，它是由消费者的选择决定的。这就好像是在说钱是一种奇妙的发明，它可以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就像一架红外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一个又一个事物真正的价值。当然，这项发明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必要的衍生品就是，红外摄像机本身也成了我们渴望的对象，事实上，它之所以让我们如此渴望，是因为它让其他的一切都成了可能。
这本该是米拉接受这场挫败的转折点，但父亲自鸣得意的样子让她从沮丧转为愤怒，因为她不能按自己的计划把准备好的台词都说出来。她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声音中的颤抖。“难道制度的运转方式不能被改变吗？每每发现社会上的差距有缩小的迹象，那些从不平等中获益的人就总能找到改变规则的方法。而且正如旧的规则一样，新的规则也总是能为他们的特权辩护。如果这个制度可以改变，他们为不平等找的借口也就能与时俱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改变它，让人们看到除了金钱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呢？”
这有点像他对时尚的看法（就是米拉嘲笑图妮的那一点）。当金钱成为普遍而客观的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成为每个人衡量自己的标准时，便会产生一些非常有趣的可能性。你可以通过购买一些东西，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少钱，这样你就可以控制别人对你的反应，以及他们对你的态度。米拉认为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地位竞争的方式。提出这个观点的竟然不是韦伯，而是齐美尔。米拉惊奇地发现，在齐美尔看来，无论金钱作为一种通用的价值衡量标准有着怎样的缺点，我们都应该庆祝它的存在。
“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米拉读到这，终于理解了齐美尔所写的有关城市的一些要点。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当你走出城市，你还是会发现一些令人惊讶和奇异之事。也就是说，因为城市里充斥着客观文化，所以在这里一切都以标准化的程序优先，尤其是金钱，它占据着至上的地位。当然，也正是在城市，人们开始只依据金钱来分配权力和地位。生活在一个金钱而非宗教或血缘关系至上的社会里，你会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金钱是中性的，它不会要求你屈从于特定的价值观，也不会要求你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诸如此类。多数人开始追求一些高于基本需求的东西，这也是齐美尔提到城市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和选择时想表达的意思。
或许他粗暴的回答是有意让她发脾气，让她哭。但米拉还是尽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爸爸，但是在我看来，好像每一个和你一样的人都沉迷于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会主导其他的一切，甚至连人的感受都要退居次位。我认为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就这一点，“弗兰肯斯坦”提到了“全球化”以及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正逐渐趋于相似的观点。在齐美尔看来，不同社会之间所谓的相似之处不过是那些没有人情味的东西—每个角落的人们都吃着同样的快餐品牌的食品，穿着同一类型时尚风格的衣服，听着同一种愚蠢的歌。这些肤浅的东西正一步步地压缩人们表达自我特殊性的空间。毕竟这才是不同文化之间真正的区别所在。当人们想到全球化时，通常会想到社会现在所共有的新事物，但有时他们也会忘记那些正在失去的东西。此外，当人们说现在一切都开始变得一样时，或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金钱的作用。只有当人们受到其他事物，如自我表达的激励时，它才会令事情变得客观冷漠，并夷平其中的所有差异。
***
这部分内容有点像涂尔干的观点，也有点韦伯理性化的意思。齐美尔说，正是因为金钱作为交换媒介的普及，非理性不得不让位于理性：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每个处于不同社会间与同一社会内部的人都以这种客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米拉不由得联想到，对于有钱人来说，去世界各地旅行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他们拥有的那张小小的塑料卡片能够让那些像他父亲一样的人四海为家，又或者他们并不是真的能够四海为家，因为金钱只是在陌生人之间充当建立联系的完美媒介—这是一种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普遍的联系。你能感觉到这与韦伯“祛魅”观点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我们再也不会对另一种文化的非理性、神秘感和魔力感到讶异或敬畏了，因为每个人采用的都是这种透明和理性的方法。换句话说，金钱为事物祛魅。
米拉下了电梯朝着出口走，路上一直在想她的父亲。他坚信自己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但实际上他不过抓住了其中的一条线索而已。人们或许总是倾向于用一种非常狭隘而贫瘠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便是现在，她父亲还是认为经济上的成功与否是他需要关心的唯一因素。米拉对这一点仍然没有释怀，但至少明白了他的道德判断被金钱牢牢掩盖。
随着金钱（以及由它变为可能的劳动分工）越来越重要，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别人，但至于依赖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金钱不单改变了我们与他人关系的本质，也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我们曾确信与金钱毫无关系的部分。尽管我们没有刻意计算成本和收益，金钱还是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喻，它让我们把与他人的所有待处理的事宜都看作一种交换。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
阿伦正站在门口等她，看起来很焦灼。“他怎么样了？”米拉疲惫地笑了笑，感谢他的关心。“他失望极了！我是有些惊讶，但其实也不难理解。他试图说服那些被他洗劫一空的贫穷投资者相信，他是那个会为他们带来舒适的退休生活的英雄。所以他一定也很喜欢我之前那种虚构的生活。或许我这么做，他会以为我是在支持他的谎言。”
齐美尔认为，金钱消匿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差距：不仅仅是别人的外在差异—如出身—还包括各种个人的主观品质。从别人那里拿钱或者把钱给别人，金钱会让这种交换更缺乏人情味：就好像你是在跟谁做生意一样。米拉感觉这与齐美尔写一段关系中的那种微弱的疏离感所带来的客观性是一样的—怎么说呢，我们越是去想人们和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似乎也就越不特别、越不重要。随着金钱的重要性逐渐攀升，这种无个性就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特征：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比如别人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性格的看法）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算出身卑微也不会失去获得社会尊重的资格。但同时，被认为是一个自私或寡廉鲜耻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阿伦看上去还是很担心，于是趁她转过身接着向门口走去时，牵住了她的手。“刚才你在里面的时候，有人来跟我说外面有两个摄影师在门口晃来晃去。他们应该是收到了什么小道消息，知道有人要来探访。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出口吧。”
从这些表达中就能看出，为什么齐美尔一直没能在大学里找到一份合适的教职。米拉觉得他多半会选择做个隐士，因为他相信，只有远离城市，人们才最不可能与他们的创造物产生连结。显然，正是因为人们在城市里有太多的自由与选择，他们才会被客观文化所主宰，不能顺利地进行自我表达。米拉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明白了他对城市的看法，她想知道的是，齐美尔说的这些是否只是结合了韦伯对科层制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工作本质发生异化的观点。但当她读到讨论齐美尔《货币哲学》的文章时，她发现韦伯的观点很可能是受到了齐美尔的启发，而不是相反。
“不，”米拉说，“我不想再躲躲藏藏的了。但是你呢？你犯不着跟我蹚这趟浑水的。”
“弗兰肯斯坦”指出，齐美尔认为他的这套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各类形式的自我表达，也适用于其他方面的创造。人们创造宗教信仰，是因为他们为世间的不可思议所惊奇、震撼，他们要为这个世界赋予意义。但当这种创造一旦变成了一种正式的宗教，就会严重限制甚至阻碍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如果这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宗教，那么解释科层制和经济体系就更加轻而易举。人们努力地付出自己的勤奋和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套运转体系，但最终将它变成了一个客观且让人感到麻木和压抑的体系。然后人们又拼命地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进行自我表达，试图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
“我可以的，我愿意。”阿伦说着，攥紧了她的手。
这就好比每一次创造的冲动，都让我们陷入了那种如同创作歌手对自己的成名曲深恶痛绝的境地。当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变成了不再受她控制的存在，其他人也可以占有它，而且自那时起它就定义了人们对她的期望。在这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歌手未来表达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当歌手演出时，人们总是想听那首老歌，那首大家都可以跟唱的歌。他们不想听新歌，尤其是不想听那些同老歌相比显得很奇怪的新歌。
当他们牵着手一起走过警卫室时，米拉说话了：“你还记得查尔斯·霍顿·库利吗？”
还不错，米拉想，安娜已经从她的保护壳里走出来了—在过去的几周里，她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米拉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拿起书读了起来。“弗兰肯斯坦”说，齐美尔在他那些古怪的作品中散播着一套理论。这套理论的第一部分建立在他的一种坚定信念之上，他认为人们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做出的每一项成就，迟早有一天会转而和人们对着干。
“嗯，记得，就是那个一直说我们彼此只会在心中产生连结的人。”
安娜提醒米拉小点声。“那我们就是你疯狂举止的受害者。干吗呢，上蹿下跳地给我们施社会学的咒，小疯婆子？”
“不错，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的。”
米拉倚着门站了起来，隔着门冲里面喊话，巴不得直接灌进图妮的耳朵里面去。“所以，你看似在引领时尚，但实际上十分依赖那个群体、希望受到那群潮人的认可。你就像一只温顺合群的小绵羊，而我们其他的人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这就是他所说的时尚受害者！”
“我看你就是想让所有人都成为社会学家。”
“那段话在哪儿来着？哦哦，找到了，图妮你听听，简直就是你本人！齐美尔说：‘时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社会服从成为可能，它既是一种社会服从，也是表现个体差异的一种形式。’”然后她开始对图妮解释齐美尔的这番话，图妮在里面唱得更大声了。“他的意思是说，有了时尚，你就可以真正地表达自我，但同时也是在跟随潮流：它会让你感觉既特别又合群。最时尚的人可以用最入时的方式行动，放大身上的时尚感。他们既是最有个性的人，也是最受到时尚支配的人。”
“那就对了。不管怎样，库利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只与有肉体存在的人打交道，并坚持拒绝与没有体重、没有身影的人发生关系，那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呢？④’”
米拉读罢这段话，瞬间恼火了起来。她决定跳过这几页，直接从对他关于时尚的文章的讨论开始读起。她一口气读完，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齐美尔简直把她们的时尚女王图妮刻画得活灵活现。然后米拉翻下床，追着图妮越过走廊，坚持要给她读齐美尔文章中的部分段落。为了躲避她的轰炸，图妮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米拉干脆一屁股坐在浴室外面的地板上，隔着反锁的门锲而不舍地为图妮朗读这段内容，图妮则放声高歌，想掩盖掉米拉的声音。
“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是小说中的人物也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
在爱火第一次萌发时，情爱关系里容不下半点概化的想法：爱侣们会认为自己拥有的这段感情是世间独一份的；世上没有谁会比自己爱着的那个人更可爱，也没有什么感情能与这份爱相提并论。一种疏离感—很难说这是原因还是结果—通常发生在这种独特感从这段关系中消匿的时候。某种怀疑主义的思考投射进这份情感中，他们会去思考这份感情本身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结合对自己身处的这段关系的反思，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身上上演的这份感情终究不过是人类普遍的命运罢了。他们体验到的这段经历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成千上万次；就算他们没有遇到自己现在的另一半，终归还是会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同样的吸引力。
“是呀，他们什么都能教，连社会学也能教。”
齐美尔还说，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克服最初的恋爱冲动后，可以感知到这股疏离感的一些“蛛丝马迹”。
1. 当人们日渐趋于相似时，就更需要说明每个人的独特与不同。格奥尔格·齐美尔担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会逐渐被货币经济所夷平。他也看到了现代社会和货币经济的诸多可能性，它们生成了一系列新型的关系，并摧毁了旧的等级制度及阶级与地位的纽带。
只要我们觉得陌生人与我们之间享有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或笼统的人性共同特征，他们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亲近起来。而如果感觉他们与我们疏远，则是因为这些共同特征超出了他们或我们的范围，我们之所以能被它们联系起来只是因为它们连结了一大堆人。
2. 上述内容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让人缺失了核心—个体变成了基于理性、物质价值的关系网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越是通过货币经济来表达你的个人身份，你就会变得与所有做相同的事的人越来越相似。
根据齐美尔的说法，我们都与陌生人之间拥有一些共同点，事实上我们或许与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有共同点，这可以为我们揭示人与人关系中一些深刻的内涵。我们对任何关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其独特程度的衡量，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与许多其他人的共同点构成的，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我们了解甚少的人。“弗兰肯斯坦”引用齐美尔的话：
3. 齐美尔认为“陌生人”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即陌生人是可以客观看待一个群体的局外人。他们跨越边界的能力对社会来说十分有帮助，也是他们身上的那种疏离感的来源。
注意力转回齐美尔身上，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她。齐美尔说，陌生人的“客观性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自由”。由于陌生人与现状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因此人们不需要为陌生人所说的想法施加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也就意味着陌生人所带来的东西—就像那些经常被指责造成局势动荡的外界煽动者—“包含了许多危险的可能性”。当然，事情出了岔子，将责任推卸给陌生人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一种推脱的方式，但如果人们没有因此意识到客观、无涉的观点具有多大的危险，可就遭殃了。
4. 现代生活中的乐趣和烦恼往往相伴相生：一个经济体可以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创造极度的贫困。一种文化既可以促使人们张扬个性，也可以让每个人都坚持他们与众不同的追求。一个国家既赋予其人民自由，又通过这种自由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社会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令人不安的矛盾之处。
一语道破天机：这正是米拉和室友们如此依赖贾丝明的原因。她是大家永远可以信赖的老实人—尽管有时诚实得让人糟心—但公正、一丝不苟。她们相信，当大家意见相左或是对某事犹豫不决时，贾丝明总能提供最客观公正的建议。直至读到这段文字，米拉都没有想过实际上是贾丝明的异国身份赋予了她这个角色，但大家总以为这是贾丝明本身就具有中立裁判的品质。
①德国哲学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由群体中的陌生人占据支配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意大利城市从外部聘请法官的举动，因为没有哪个当地人不受到家庭和党派利益的影响。
②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雕塑家。
陌生人的作用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他们总能保持客观。他们不是局内人，便能以一种非常有效的超然态度来处理事务。有时我们甚至会赋予陌生人以巨大的权利。齐美尔对此说道：
③法国白俄罗斯裔画家、设计师，众流派集大成者。
米拉决定从“弗兰肯斯坦”中对齐美尔关于“陌生人”的文章的评论开始读起，那段短暂的假身份经历可能会让自己更好地理解齐美尔的理论。结果这篇文章讲述的不是成为陌生人的体验，而是一些她没料到的内容：陌生人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如果一个群体中有人和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他（她）不必待太久，就能影响这个群体的运作方式。比方说，小组成员可以利用陌生人为他们带来无法自给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时陌生人可以成为群体里的交易员。举例来说，就像欧洲犹太人所发现的那样，当群体内部所有经济角色都被占据时，来自外部的人就可以占据交易员的角色。
④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王湲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89年，北京：华夏出版社，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