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莉娜咧嘴一笑。“嗯……尴尬！”达莉娜决定把米拉的问题引到另一个方向去。“这确实是学术界必须回应的一个事实，虽然不太情愿。全球化这一现状是对世界系统进行分析的核心所在，它同时也挑战了关注国家社会的区域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现有分析框架。
“所以大学努力吸引有钱人捐款，也是这么一回事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别人觉得你很好？”
社会学及其他学科在欧洲和北美作为一种单一国家或单一文化的学科发展起来。这就意味着它们会将每个文化或社会当作单一的实体来研究。它们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普遍理论。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这些理论作为自己向现代化发展的学习模式。对于英国、法国以及德国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样，这些学科证明了这些帝国的存在。这些国家很快便从白人的法律和教育体系收获了不少利益。”
米拉想起了人类博物馆旁的那座VIP建筑。
米拉想起了自己读过的一首诗，是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普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①写的。她脱口而出：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这就是它的意涵。全球化就是将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国家活动整合进了一个独立于国家行为的系统中。它涉及许许多多不同的活动。公司分离于任何一个国家，它们将活动从一个地方一瞬间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国家政府征税和监管的能力被削弱。相反地，它们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
挑起白种人的担子，把你们最优秀的品种送出去
“就连家庭也会受到影响。所谓的全球护理链就是指一些家庭将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外包给贫穷女性的一种方式，这些女性通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打扫房间、照看孩子成了来自菲律宾、加勒比海、非洲等地区妇女的工作。甚至连子宫也可以全球化，印度和泰国的女性被雇用为富人生育。
捆绑起你的孩子们将他们放逐出去，
达莉娜为课程讨论做一些基本的铺垫：“全球价值链是所有关于产品或服务的活动总和—营销商品、设计商品、制造商品、将商品运输给你，或将你运送给商品。这些链条纵贯全球，遍及家庭、工厂、街道和市场，穿越了国界和时区。当我们在工作、购物、吃饭、看电视以及进行其他一切活动时，它都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米拉把这张小纸条塞进包里，然后把它完全抛到脑后，直到第二天参加达莉娜的研讨课时才想起来，这节研讨课的内容为“世界体系与全球价值链”。
让他们背负着沉重马缰，去伺候那些刚被抓到
“再给你表演一个小花招。”贾丝明说。她在浏览器中输入了代码和日期。“这样它就会回放过去的卫星图像了。”只见高楼大厦很快就消失了，一片由小巷和街道组成的水泄不通的网络立刻呈现了出来。“应该是当地政府清空了这片土地，然后给工人们盖了工厂和房子。你的鞋子可是改变了地貌呢。”她转身对图妮说。
急躁野蛮又愠怒，
她打开手机地图软件，输入坐标，只见在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边上有一排平顶建筑。这应该就是工人的房子和工厂了，米拉想。
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
她所期待的是一份关于制鞋者被奴役和束缚在工厂机器上的声明。然而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串数字：﹣0.180653；﹣78.467838。她把这张纸条拿给贾丝明看了看。“这是GPS坐标吧。他们应该也做那种小东西，就是那些亮闪闪的生活小件。让我们看看它在哪儿。”
达莉娜明白了她想表达的意思。“吉普林认为大英帝国的统治对人民来说是有益的—但他也不是白痴，他看透了这种观点里的浮夸和傲慢。
米拉看了看纸条，想起了以前读过的历史，想起了工业革命，想起了欧洲国家为了保住宝贵的制造业而安排的贸易活动。而现在，他们把这些大型手工业安排得远远的。
“他在十九世纪末写了这首诗。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重担是由被殖民的人民而非白人来背负的。
“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心里不赞成的时候我都能看出来。”
“二十世纪下半叶，帝国解体。如果帝国是殖民国家不发达的原因，那么其终结将是解放人民去自由地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可没有。”
“但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不平等，所以显然，我们无法通过模仿别的国家来得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
“只要不是别人穿着它的照片就行。我可是为此付了钱的。别嘘我喔。”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等其他批评的干涉表明，殖民国家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不发达，而是不平等的交换。西方国家的‘核心’创建了一种吸收第三世界国家盈余的体系。这种‘中心—边缘’的关系需要一个视角上的转变。传统的分析认为，国际关系和贸易是一组平等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整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世界分析体系则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内部及各部分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将这一点作为理解世界格局的关键。举个例子：文莱之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存在，是因为它能够适应英国将石油财富集中在几个小国的需要，而这些小国无法独立地动用这笔财富。”
在图妮打开盒子的时候，一张纸条从里面掉了出来。米拉把这张小纸条捡起来。“我听说过这个。工厂里的工人们在商品中留下这种纸条表示抗议，或者让你知道他们从中挣到多少钱。”
帕洛早就准备好了一份挑战导师的说辞，说道：“我们是不是太沉溺于过去了？现在有许多国家—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更擅于从全球资本主义中获益。它们中的大多数正在变得比曾经的欧洲殖民国家更富有。完全用剥削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能够很好地描述西班牙帝国，描述1857—1930年的英属印度也不错，而如今，美国的优势正在被逐步瓦解。中国正在和非洲、俄罗斯建立新的资源网络，这是一种不属于后殖民时代的资源开采模式。”
米拉回到家，发现图妮收到了一个包裹，正在撕开包裹外的包装纸。米拉看到里面的鞋盒时，忍不住笑了—一看就不是便宜货，设计无处不体现出金钱的气息。图妮把里面的舞鞋拎了出来。这一看就不是一双用来走路的鞋。她把鞋子拿到米拉的眼前晃了晃，说：“这双宝贝会把我从豪华轿车送到夜店门口。”
达莉娜回应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像韩国这样发展迅速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自身从世界体系中抽离出来了。它们利用贸易壁垒和国家资助的公司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发展。日本也有自己的帝国，所以这个理论不应该只用来解释白人长期以来的罪过。”
***
米拉插话：“这是一个世界体系，还是几个不同的体系呢？像俄罗斯这种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完全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西方的利益。”
她把文章打印好，交给了编辑，而后慢慢悠悠地走回了家。
达莉娜点了点头，说：“你完全可以说，它有自己的中心，有自己的周边国家。同样地，任何系统都是由子系统构成的。它们不一定完全调和，但确实彼此响应。
“误解他人是正常的现象。了解你为什么会误解，是开悟的第一步，当然，这不是佛陀说的。历史争论的内容很少直接关乎过去。它们通常显示的是那些人在当下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远离人类博物馆或许会让人感到舒心，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就表明了我们比那些创建它的人更优越。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这种错误永远不会再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有哪个学生不是通过错误来学习的呢？了解过去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人类，会大大促进现在的我们对人类的思考。他们利用所谓种族的本质来处理人性。他们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如今，我们根据人性的相似之处来处理人性，并相信我们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可以抹去过往的人性历史。推倒这个博物馆就等于抹去了这段历史。它应该被更新为一个关于误读人性的博物馆，然后由我们保留好曾经的展品，以鉴后人。”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么放弃完全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承认存在许多种不同的现代性，要么干脆放弃承认有所谓‘进步’模式的存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变化带来的不一定是进步。所谓的线性进步论是欧洲特有的，而非全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
米拉开始准备自己的文章，她打算给这篇文章起名叫《几个错误观念下的全世界》。
我们如今所拥有的是跨越国家、包罗万象的经济体系，我们或许认为像是护理或生育一类的行为不属于经济行为。
“我看看啊。”编辑回答道。
帕洛说：“在资本主义工厂里干活总归比整天在田里劳作强，当然，如果你是马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他简直要被自己的妙语连珠逗笑了。
米拉把她拍好的照片同笔记一起交给了编辑，然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米拉觉得，是时候让那张纸条华丽登场了。她从包里掏出了纸条。“或许我们应该谈一谈真正的人？我今天早上在一个装……呃……不重要，反正就是一个很贵但没什么用的东西的包裹里发现了这个。”
“在糟糕的时代，糟糕的主意总是屡见不鲜。”米拉在自己的本子上写道。
她向同学展示了这一串数字，说：“这是一个坐标，一个工厂的坐标。”
它们之所以成为迷思，是因为人们将它们描述为仅由自己所创造的奇异时刻，说得就好像中国和印度不曾发展出过许多在工业革命里发挥作用的科技和组织技术一样。对此，他们一共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欧洲描绘成一个其基础完全是由自身构成的国家；二是在构建世界体系时总是将欧洲帝国塑造为支持者形象。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得到了印度在原棉生产上的贸易倾斜和支持，但英国将更有利可图的纺织制造业严格限制在了本国。这没什么奇怪的，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希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自身才智的直接体现。
达莉娜说：“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人是谁。”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迷思（myths）。欧洲文化最令人炫目的成功之一，就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排除在了迷思的范畴之外。班巴拉总结了这些独特的迷思—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迷思，每个欧洲和美国白人都会含蓄地表示，这些成就只属于白人。
“可能是因为这是一双鞋子的缘故（啊哦，说漏嘴了），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女人。”
这一切为什么会变得重要起来呢，她又读到了一些内容，并在古尔明德·班巴拉（Gurminder Bhambra）的著作中得到了确认，她在书中写道，现代性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新阶段，而且其中存在着分裂和差异。分裂指的是前现代的田园生活同之后的生活方式存在历史性的巨变。差异则是指欧洲或西方的观念、生活方式、组织、国际以及这些地方的一切都与其他地方存在不同之处。
“是啊，为什么不呢？很多工厂里的工人都是（女人）。”达莉娜回复说。
她望着博物馆里的人类肖像。白人们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服饰，也有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服饰。“土著”则半裸着身子，站在森林里和平原上，身上看不到有任何人类手工产品的痕迹。
“我们假设这位制鞋工人是一名外来务工者。她背井离乡，抛家弃子来到这里。甚至将孩子交给母亲照顾。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深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有偿劳动只是被卷入并支持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工作。世界体系似乎还受益于一种传统的父权制，即老年妇女要照顾她们的孙辈。但这也是无可奈何—送自己女儿到城市上班的需要使这一切必然地成为默认的情况。”
真是个讨人厌的过程，米拉心想，但这对社会学理论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
“这是件好事呀。”帕洛说，“这个女人本可能要生十个孩子，在三十岁以前就死翘翘了。多亏了你的鞋—”
“本质主义在很多进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对人性的某些真正的洞察，用来对人性进行区分。这正是其危险所在。种族隔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于说明人们所属的类别对他们周围的一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种族隔离时期的美国南方腹地，‘有色人种’和‘白人’要去不同的餐厅就餐，去不同的学校和食堂，去不同的电影院，这种差异随处可见。这种划分是由国家强制进行的，即使谁想要和谐共处，也根本做不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以各种方式定义彼此，甚至认为它比阶级和性别更加重要。在南方，有许多人都是混血。处于某些位置上的人能够给自己‘漂白’，让自己重新被定义为白人，而穷人或者没有人脉的人则要被‘黑化’。当新的少数民族来到美国时，也经历了同样的程序。爱尔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一贫如洗且常常遭遇歧视，他们在当时就遭遇了‘黑化’，而当他们在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时，又被再次‘漂白’了。这个过程中最有效的部分就是遗忘，令每个种族看似一直都是白人或黑人，从而使得种族似乎超越了历史。”
“不是我的鞋，”米拉坚称，“这双鞋的主人相信穿上这对宝贝，她就可以驰骋于我们这儿奢靡的夜店了。”
“本质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余孽之一。它在其含义中暗示了一个群体或文化不具备某些基本品质。种族科学参与编纂了这方面的工作内容，将智力和生理能力的差异归因于人类的种族和性别。它将代际之间传递的外化表现当作某种永久属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错误那么简单；它将一个群体凭借其历史、社会地位、权力和资源而获得的一个暂时的方面变成了一种根本的本质。我们不可能在实际生活和谈话中不去引用一些属于本质主义范畴的内容，或表现出它们似乎是真实的样子。”
“要是没有人穿，就没人愿意生产它们了。商品生产确实可以让他们赚钱。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吗？”米拉说着，心想：要是能直接听这个人聊聊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她不知道这些头骨都是从哪里搞来的—也许是从贫民窟坟墓里挖出来的，每个人（头骨）被用以代表一种堕落的人类。报告里写道：“这种不良繁衍对白人种族产生的后果就会是下一个例子。”同时，正如孙写的，社会问题被归因于社会阶层之间的固有差异。种族科学的工具被应用于社会阶层。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擅于致富。这就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对于任何有关剥削的理论来说，解释被剥削者的选择都是一种挑战，”达莉娜开口说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动性—尽管选择十分有限，但人们会充分利用所有可行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安排—这也是对‘他者’理论的批判之一。西方理论家一直痴迷于描述‘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以他们名义行事的政权所施加的影响、规训、标签化以及再生产。”
接着米拉看到其中的一个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排头骨，每一个都作为案例被贴上了“天生行为畸形”的标签：“罪犯”“懒鬼”“废物”“乞丐”。
米拉问：“难道人们不会抵抗吗？”
在社会学中，许多人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些人，即那些有权势的人，得以用非常卑鄙的方式对待其他人。尽管他们可能早已经背离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思想主旨，但这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使得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其他男人和女人当作非人来对待。因此，尽管他们讨论、发声，努力做到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但他们仍被看作一个东西、一件物品，被利用，然后被摧毁—奴隶制、种族屠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也太让人悲伤了。许多社会学家都为消灭这种现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套理论确实认为被剥削者会抵抗这一切。他们会成立工会，从工作地迁移出去，但他们只是将这些抵抗行为定义为对西方资本剥削的反应。如果我们认为被剥削者拥有某些能动性，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在利用货币经济的优势，并且知道在未来的什么时候，情况会比他们做农民工时的生活更好。
在法农看来，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总是没完没了地探讨人的权利，却愉快地摧毁了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赛义德和法农等批评家认为，殖民主义同时影响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心理、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他们尖锐地指出，当接收方被当作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不完整的人类时，善意可能同恶意一样有害，而统治者则需要被统治者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性。
“无论哪种情况都告诉我们，政治经济意味着无论是你的鞋子、他的香烟、她的车子，都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一个自由交换的体系催生出来的。理想的自由市场—劳动力按成本分配，买卖双方签订自由合同—都只存在于贸易部服务器上某个嗡嗡作响的计算机模型中。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交流同样涉及关系与义务—家庭、国家、邻国、民族、道德债和信用。
孙写道：
“特权的影响之一就是让你认为自己没有这些义务，让你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行动和自由交换的‘光明’世界里。诸如国家一类的机构对此有着十足的影响力。比方说，如果国家想让人们出售商品或劳动来换取现金，原因是国家需要现金来资助战争，就会要求人们用现金缴税。这就是货币经济的起源。欧洲国家建立了信贷市场来为战争提供资金。”
她接着读了有关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相关内容，法农是一位出生在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精神病学家，参与过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革命。他的病人不仅包括被法国军队施暴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包括施暴者法国军人自己。他后来辞去工作，全身心地加入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他认为殖民主义同时损害了白人领主和下层黑人民众的精神健康，因此，在殖民统治下，精神病学不可能在道德上得到实践。法农希望黑人能获得思想上的独立，以及作为一个殖民地在国家意义上的独立。他常常为新独立国家中的黑人精英感到失望，他认为这些人仍在效仿以往的白人统治者、轻视群众。
帕洛问：“难道所有的经济发展都被剥削和帝国主义玷污了吗？”
米拉拍下这张图表，接着来到一幅世界地图边上，地图上用不同的颜色标出了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各个帝国。当时，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瓜分了世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高能粒子物理实验室—象征着科学的胜利，这些机构会派遣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去征服世界。
米拉插话回答：“我们不能在不了解工人想法的情况下对那家工厂进行价值判断。我们只能判断解释这一体系的观点。”
这就意味着要对现有的二元体系提出质疑。比如，如果你渴望解放，就会质疑欧洲白人如何将黑人定为劣等。但如果你想要破坏二元制，就会质疑另一方，即白人如何被定义从而得到更加优越的身份。
她想起了班巴拉以及总是倾向于以这种方式思考万事万物的欧洲写作方式。
殖民时期结束后，许多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发展。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我们，或者他们，怎样才能富起来、更加现代化，就像西方那样？后殖民理论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西方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让这些国家变穷，又或者说，西方是如何让他们继续变穷的？该理论认为，这种“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展示西方，即让其他国家认为西方是更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后殖民主义者认为，我们所坚持的思维和行动仍然基于本质的、坚实的人性范畴，以及欧洲工业与政治发展的历史独特性。一个黑人，在行动和说话时，强化的仍是白人的范畴；一个女人，强化的是男人的范畴。只要你这样做，就不会推翻最初引你走到这一步的思想体系。后殖民主义批判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他们所说的扰乱（destabilisation）。
“我们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论述的呢？”她向大家抛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总是假设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选择，有着同样的需求？”
人类分为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每一人种都有特殊的品质。黑人适合在田间劳作，因为他们缺乏智慧和风度，而且对疼痛和体力劳动相对不敏感。“东方人”天性狡诈，不值得信任—痴迷于拜占庭式的阴谋诡计和女性纠纷。我们如今听到种族科学这个词时，通常会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不好的，因为种族主义是错误的。然而，最深涉其中的种族（白人）却不会受到特别的歧视，或者他们一致认为英国、美国或者白人身上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自诩为冷静的科学家，试图为这个被偏执和天真所玷污的话题带来光明。在当时，他们只是手足无措的头骨测量者，受尽了挑衅和讽刺，由显而易见的东西作为起点开始倒行逆施。尽管遭受了许多白眼和嘲笑，但这些分歧在后世看来并非小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实际上仍分为黑人和白人两种传统。与我们所想的恰恰相反，知识传统绝非独立于社会的影响。
达莉娜说：“你现在批判的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将某些从小范围的、通常是特权群体中推演出来的特性和经验应用到整个人类身上的一种做法。有人会问，在全球劳动分工和价值链条下，女性主义如何存在？在何种基础上，阐明上海女性CEO和里约热内卢的女性非法移民之间具有普遍特征并遭受着普遍的压迫才是有意义的？”
根据孙所写的内容，
米拉又想起了那座博物馆以及它所承载的对于人类的普遍视角。“比起说某些观点在过去适用，或者说现在持有这些想法的人脑子坏掉了，我更愿意想现如今，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哪一部分是错的，又有哪一部分错误我们一犯再犯—尽管我们总是谴责别人做了同样的事。人类身上仍然具有一组奇妙的特性，这些特性改变了我们周遭的世界，以便我们能够理解自身的所作所为。生产这双鞋，让那个工厂的工人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往。我朋友也认为这双鞋会让她的生活变得不同，实则不然。这双鞋不会让她比夜店里的其他人更加出众—或者这一点不会持续很久，却永远改变了那个工人的生活。”
米拉抬头看到一张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图表，名为“人类类型”。图表的最顶端画着一些男性的画像，画像中强调他们所拥有的种族差异，“黑人”是炭灰色的，“美洲人”是红色的，欧洲人则有着卡通化的希腊式大鼻子。每幅画像下面都画着一个头骨，还有各个种族起源地区的代表动物。
1. 后殖民主义从世界帝国兴衰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关系。它表明，过往时代的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遗产看似已经是历史，人类实则仍生活在它们的遗产中。弗朗茨·法农认为，自由国家组成的新世界实则是对旧世界的模仿。
这些博物馆是一项名为“科学种族主义”的智力活动的一部分。在社会理论中，“殖民主义”通常指向这方面的某些非常具体的例子，即十九世纪西欧国家对非洲和亚洲的大片地区，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统治。它也意味着运用和助长相关的知识氛围来为这些行为进行辩护，他们宣称，被殖民者所属的是不同的、劣等的种族和国家，殖民者将带领被殖民者走出黑暗，为他们播撒启蒙科学、理性以及法制的白人之光。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将之称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
2. 迷思（myths）是英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现代帝国的秘密，有些甚至流传至今。它们认为，欧洲现代性的发展包含了一些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独特品质，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当地社会和人民的独特品质。
米拉很想知道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座博物馆。她翻遍了大学的遗赠记录，还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关于“人类博物馆”的书。她在手机上拍下了一节由凯希·孙（Cassie Sun）所写的“白色恐怖”，一边走一边读了起来。
3. 世界系统理论着眼于全球发展如何通过中心及边缘国家的网络重新制造其依存关系。中心国家可以通过对自身有利的发展方式组织全球贸易，这种观点强调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另一些观点则着重强调了国家力量的削弱以及网络技术力量的日益增长，认为这些因素逐渐将世界变得“扁平化”。
她举起了照相机，想趁它还在的时候记录下来。
4.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发生在地球某个角落的活动能够切实地对许多遥远的地方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点，确实为人们带来了一些好处。
米拉当时已经开始为学生报纸写文章了。她的任务是报道一个最近人迹罕至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位于大学的旧公共卫生部后面（现在已经改建成了坐拥顺势疗法酒吧的VIP接待套房）。这幢建筑略显萧瑟，阴暗的门廊令人生畏。它在学生中引发了不少关于鬼魂、密道和禁忌科学的流言蜚语。由于长期没有人气，这座博物馆已然成了学生抗议的焦点。有人说，这个博物馆代表了大学赖以建立的种族主义基础。因此这幢建筑已经计划好要被拆除了。
5. 一直以来，社会学是否能提出具有普适性的主张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一些批评家，如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认为社会学的思想有严重缺陷，因为它声称的普适性思想实际上是特殊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的主导地位塑造了其社会思想，尤其是这种思想涉及将其他社会引向西欧或者美国的模式上来。对此，后殖民主义者提出了他们的质疑和挑战。
米拉推开门，甚至期待能听见一声不祥的“吱嘎”。只见屋内排列整齐的木质边框玻璃展柜中陈列着一排排头骨、面罩、民族服饰以及各种小饰品，每一件展品旁都配有一张印刷规整的小纸条。这里就像那种从几具缝合尸体中取出避雷针的人会经营的场所。
①英国小说家、诗人。这首诗的原文是：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devil and half-child。
沿着蜿蜒的走廊走下去，尽头是一扇暗色的木门。走在这里，你会发现只有头顶的一盏荧光灯忽暗忽明，说不定还会有一群体形微小的小黄人在服务于某个黑暗计划。门上的图案则显示这里是“人类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