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不是我们为这些人和机构赋予权力，它们就不会拥有权力？他是这个意思吗？”米拉好奇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
“是的，社会学家总是喜欢遵循马克思等人对权力‘自上而下’的解读，因为这种说法让我们相信，当掌权者—政客、官僚或者其他人—让我们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时，这不是我们的错。而福柯说，这不是事实运作的方式，我们对此感到不舒服。”
帕洛，就是刚刚那个用像对白痴说话的语气对伯特兰说话的学生，也参与了进来，仍然用的是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听着，如果我说：‘我的老板比我更有权力，所以我必须按照他说的去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现实。有人比我强大，那我就必须要服从他。”
从伯特兰开始这场福柯的即兴演讲到现在，米拉才总算醒悟。可能是他刚刚说的那番话触动了她的某条神经，她心里则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是说，人们没有夺取权力，而是别人拱手让给他们？”
伯特兰异常耐心地对此进行了回答：“福柯会通过这句话告诉你，你刚说的这句话成了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你说‘老板很有权力’，但他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我们都同意这句话。”
“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福柯对社会的构想太过悲观，因为在福柯的理论中，个人与权力统治的过程联系得非常紧密，以至于人们做什么都没有用，或者做了更糟，他们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只会起到巩固现状的效果。但福柯强烈认为自己的权力理论不应当让人们变得悲观，尤其不应当成为他们拒绝支持政治进步的理由。事实上，他的观点与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截然相反。”
“那照你这么说，那些不想受到老板控制的人为什么不直接否认老板拥有权力呢？”伯特兰再一次耐心解答，似乎给帕洛提供了别人都没有的特权。
“那怎么才能做出改变呢？”科妮问道。
“事实上，福柯关于权力的视角告诉我们，想要摆脱这种境况要比马克思主义者想象得更加困难。按照后者的观点，想要退出某种权力非常简单—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你可以拎出一杆更大的枪。但如果我们本身就是权力最积极的参与者，这种退出的选择就尤其艰难。权力不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东西。我们没法去攻击它、摧毁它，也无法将其据为己有，就像我们无法攻占巴士底狱，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的据点；我们没法控制它，就像蚂蚁没法控制自己的蚂蚁窝。”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自己在掌控这一切，但实际上我们都被束缚在一条特定的道路上。福柯想让我们明白，权力是实践的、局部的、网状的、点对点的。它不是一群同质的人—男人、中产阶级、资本家、白人—将权力行使在另一群同质的人—女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身上。福柯的权力比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权力要更强大、更脆弱，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权力是一种脆弱的东西，它耸立在社会的支配群体上，等待着被粉碎和推翻。”
帕洛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像在向大家说明，每个人应该都看清，伯特兰和福柯之中一定有一个人是白痴，或者两个人都是。伯特兰则对帕洛笑了笑，像是没注意到他的动作一样。他只是又写下了另一个标题和一系列问题：
科妮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没有权力。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决定。”没毛病，米拉想，我可以为自己做出决定，我又不想代表别人做出任何决定。但是伯特兰告诉科妮，她做出的这些决定都是在“权力—知识的话语”和“自我技术”的约束下完成的，这些约束会促使人们在管理自己和自己的身体时发挥积极的作用。
规训
米拉在脑海里反复咀嚼伯特兰刚说的话，思考她父亲是否也让她做过那种以为是顺应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事。信息量实在太大了，米拉脑子里一片混乱，环顾周围，其他人应该也有差不多的感受。尽管伯特兰非常乐意大谈特谈福柯的理论，但他注意到，一下子说太多了，同学们根本没法吸收，于是他停下来讲了一个例子。他让同学们回忆回忆他们在刚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时，谈到的那些杂志和电视节目，它们会告诉人们如何成就自己的理想，并为他们提供建议来获取这些为大家渴望的东西—拥有完美的身材、事业等。这个产业会问：你想要什么，以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福柯会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的欲望，性欲—都是由权力的话语—知识，所建构的。权力并不是一群人占有而另一群人所没有的资源。这也意味着“它不可能被夺取、粉碎、推翻、冲击或者击溃，因为权力不存在于某个上锁的保险柜里”。
为什么会有规则？
“说得很好，福柯认为在权力研究中有一个巨大的沟壑有待填平。在过往的，比如马克思、韦伯等人的权力研究中，他们都认为权力总是用来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权力强迫女人扮演着屈从的角色。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权力强迫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政客递上选票。而在福柯之前的大多数权力理论，以及之后的许多理论，都认为权力是某种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东西，是一层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有形实体，它就像一个恶霸或者一位独裁专制的父亲，指引我们去做那些我们本不会做的事情。总的来说就是，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让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相反，它总是通过让人们去做他们确实想做的事来发挥作用。或者换句话来说，他们的需求、他们对权力的反抗、他们的欲望都是权力的一部分。权力的结构更像是一张铺开的网，而不是金字塔。”
为什么人们要遵守规则？
这一次，伯特兰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赞赏的神色。
为什么人们要做别人要求他们的事？
“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也认为规则分很多种吗？”她接着说，人们遵守某些特定的规则—如禁止行窃—是担心会被抓起来。我们遵循其他规则—如依交通灯指示过马路—是为了安全，因为乱穿马路可能会被车撞死。还有其他类型的规则—像是按时按要求纳税—我们之所以遵守它，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和公共服务需要大家来买单。
是什么使得人们在没有其他人要求他们的情况下，
他补充道：“我是一个成年人，没有人拿枪抵着我的头。为什么我还是会做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呢？”场面一度安静得十分尴尬，直到另一个学生，之前已经发过言的科妮，打破了这片沉寂。
依然按照别人的指示去做事？
尽管他们没有必要去做？
“让我试着把这些东西简化一点。你们能理解吧，如果被别人监视，那么人们就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会有一些社会规则约束着我们，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最重要的是，人们会尽量避免让自己难堪。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私下里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为什么人们在独处的时候不放松放松，或者彻底放飞自我呢？”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被要求做一些事情，
这次伯特兰直接自问自答。根据韦伯（和马克思）开创的传统来看，权力是一种让人们去做他们本不会去做的事情的能力。老师让学生留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即使没有人站在他们前面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也会遵守这些规则。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遵守规则，尽管违背规则被发现的风险微乎其微。
谁对谁做了什么，又是谁告诉别人要去做什么？
“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比如塔尔科特·帕森斯，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这一点。所谓的社会化就是一种奖惩机制、一套社会制裁系统，我们将其内化并逐渐强化，仿佛这些规则早早就被制定好了一样。而福柯认为，是监控术使得我们表现得好像有人一直在监视着我们一样，但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技术。”
权力
米拉对他所说的一切仍保持着警惕。她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学到社会化的相关内容了，一直认为这个概念是说得通的。所以她又忍不住插话了：“当然了，随着年龄增长，你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包括控制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婴儿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只知道大哭大叫，即使到了青少年时期偶尔也会这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要学会控制自己。”其他人听完之后纷纷笑了出来。那个之前低声对米拉说伯特兰沉迷于性的女人尖声尖气地说，有些人就是没法控制自己。伯特兰似乎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而是板着脸继续说了下去。
显然，不止戈夫曼一个人研究过精神病院。福柯通过研究社会如何区分疯子和正常人来开启他的疯癫研究。就拿一些现在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历史例子来说—第欧根尼①在公共场合手淫，耶稣从人们身上驱除“恶魔”—这些行为在后世会让人得到某种形式的照顾或监护，而在过去则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对待。难道这只是因为过去的人们更加包容疯狂举动吗？福柯说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是，现代社会中的机构创造了一门规制行为的科学。在这门科学中，个体被要求成为熟练的专家。伯特兰又飞速地写下了一个题目和两个问题：
“这并不是随着年龄增长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孤儿院里的小孩子很快就会安静下来，青少年被无视也不会乱发脾气。看护者需要对这种行为给予关注，赋予孩子权力，孩子才会接着闹腾。如果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不能被系统地满足，这些欲望就会迅速缩减—他们得不到关注，又不希望被打败—就会学着控制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他们学会了控制：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控制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这些被惯坏的西方小孩最终只能接受控制，而且被控制得死死的。”
古代人是否对疯癫更加宽容？
米拉可不想错过这个让大家开怀大笑的机会。她建议说，也许所谓的“中庸之道”就介于被溺爱的儿童和孤儿院儿童之间。伯特兰却将她说的话当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来对待。
疯癫
“但我想表达的重点在于福柯的理论：我们并不是天生就学会控制自己的。这种控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重点在于，其他人会怎么做。福柯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现代社会中规训是如何运作的；二是，什么样的社会会产生这种规训。”伯特兰解释说，这就是福柯研究监狱时的问题意识。他通过他最偏爱的“考古学”方法来研究一个组织发展的问题。
帕洛回应：“福柯这个人对我来说就挺疯狂了。”但是伯特兰没有理会他。他说福柯认为关于性的科学的发展与关于疯癫的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他又起了一行，在白板上写下了另一个标题和问题：
他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学研究，就如他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不是研究性一样。这本书讲的是社会如何生产监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规则与纪律，也是关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如何与监狱共享一些特征。在创造监狱的过程中，我们所生产的一系列技术几乎在任何机构中都能被发现—像是学校、医院和工作场所。
伯特兰宽和地笑道：“福柯强调，性（sex）和性存在（sexuality）是非常不同的概念。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同性恋。就像‘疯癫’一样，这是一个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的类别。”
福柯在书中考察了“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创造与应用，以及它在规训社会中的地位，所谓规训社会的特征就是创造并产生了规训身体的权力技术。罪犯是由监狱系统生产出来的某种主体，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而是一个由系统创造的以某种方式行事的人。他无法想象其他的行为模式。这些“主体”就由权力—知识的话语生产。罪犯是在惩罚的话语中产生的主体，正如精神病患者是在精神病学话语中产生的主体。在这两者中的主体都是在权力—知识网络定义下，以某种方式行事的人，时过境迁，惩罚的话语也发生了变化。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惩罚是一种壮观的场面，公开绞刑和鞭刑都清晰地表明，惩罚的目的是惩罚身体。自十九世纪开始，惩罚的目的变成了自我的管理和控制。
组里的一个男同学，帕洛，出人意料地发言了。他语速很慢，似乎在向一个小孩子或者智力低于常人水平的人解释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如果男性公民都互相发生了性关系，那么他们就不正常，他们是同性恋。字面意思就是这样。”
帕洛又插话进来了：“你说的这个就像涂尔干的压制型法（retributive law）和恢复型法（restitutive law）一样，我们已经都知道，这种区分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在很多前现代的法律案例中，法律的作用都是让某人为自己的罪行赎罪，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报复或惩罚。”伯特兰对此自有一番解释。
“现如今一些纯男性团体仍将同性恋作为入会或团结仪式的一部分。但重点在于，这里不存在区分‘不正常’个体的严格界线。事实上，这种区分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在欧洲。在古希腊，自由公民有自己的选择避免过度或者过于被动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要‘正确地爱’。”
“涂尔干和福柯都不是法律史学家。他们关心的重点是社会，而不是法律和刑法系统。福柯关于十九世纪惩罚最著名的例子直到很久之后才成为现实—在当时只建立了几个例子—但它会向你揭示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伯特兰停了一下，似乎是在等着大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又或者只是想停下来欣赏一下观众们的窃窃私语，但由于没得到任何回应，他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对大家谈起福柯对性的研究起始于古希腊的性规范，这导致同性恋在后来的社会中不但被接受，甚至还被当作一种理想之爱的形式推广于特权阶层的男性群体中。希腊人没有压抑这部分的性欲，但福柯从中挖掘出了一个更为有趣的故事。男男之爱是青年男子成长的一部分：通常年长的导师会收养一位年轻男子，并向他传播自己的智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涉及性。尽管可以得到宽恕，但当这种爱让一方变得柔弱时，希腊人则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种爱。也就是说，希腊人只允许这种爱作为男性气质发展的一部分。
接下来伯特兰向大家介绍了英国的哲学家和改革家杰里米·边沁②（Jeremy Bentham），他在十八世纪末期提出了“环形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这是一项新型监狱建筑的设计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囚犯永远处在监视者的视野之内，这种持续不断的监控是他们实现控制的关键。而十八世纪的监狱显然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监狱大不相同。
根据福柯的观点，性欲并非一口井，它既没有被打开也没有被阻塞，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进行平衡或压抑。性在生命权力之内，并由其构建。性要被测量、检查、研究、讨论和剖析。生命权力网络的产物之一就是忏悔室，在忏悔室中，个体得以将其最内在的欲望倾诉给一个客观、有距离感的专业人士。社会为这类情绪官僚创立了一个阶层（包括医生、治疗师、牧师和教师，他们都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伯特兰在这里则补充了他自己的观点：“二十世纪末期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公共忏悔室于美国起源，并逐渐传播到全世界。你们知道的，一些倒霉鬼会在电视节目里向全世界讲述他们的经历。福柯将这种过度曝光的色情视为极权主义‘生命权力话语’的一部分，在这种话语中，个体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被公开和曝光，并接受一个自封为公民陪审团的群体审判。这也是我正在写的一篇论文的主题。”
比如说，罪犯受到的待遇就大相径庭：当时的罪犯可以依据他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购买各种特权，像是单间、妓女，甚至自由。酷刑的作用仅有获取信息和表示惩罚。但随着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大量的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脱离了传统的责任与忠诚观念，人们不再需要对别人唯命是从。城市中心逐渐扩大，但新无产阶级对其雇主并没有太多的忠诚，他们之间只存在金钱关系。社会精英们对这些不受控制的身体所代表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以及控制他们的成本感到恐惧。
伯特兰告诉大家，福柯认为欧洲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性解放同他们的前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事情并无什么差别。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都热衷于谈论性：数以千计的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纷纷讨论什么是好的性，什么是坏的性，以及如何拥有前者并主动减少后者。福柯指出这并不是自由的标志。我们对性谈论得越多，实际上就越是在努力地重新生产一种主流的图式，这个图式会告诉我们，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谈起话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行动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思考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人们认为在十九世纪甚至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性都处于一种被压抑和被过分规矩的状态。而且我们对性的选择也同样受着限制。福柯将约束我们的权力称为“权力—知识的话语”（discourse of power-knowledge），也就是说，我们谈论和归类事物的方式会最终形成我们行动的框架。
边沁在有限的资源下提出了保证让这些身体能够受到控制的方法，让他们乖乖遵守规则，不要招惹麻烦，尤其是不给统治者招惹麻烦。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结构来应对这种情况，像是常备军、公务员机构和国家警察部队，根据福柯的说法，这些机构都吸收并运用了边沁所提出的规训与监督技术。这些灵感均来源于环形监狱建筑，其基本设计就是一个中心塔，围着一圈环形的牢房。塔里的人们可以看清任何一间牢房里的情况，牢房里的人却看不到塔内，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在边沁的时代，实现这个效果需要很多巧妙的建筑设计，但现在，用视频监控实现这个想法简直易如反掌。
伯特兰继续说了下去，仿佛大家的举动为他注入了自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事实就是这样的，欧洲的性道德会控制性的某些方面，甚至会控制某些社会成员，尤其是女人和工人阶层的性，但是，“它并不是要笼统的‘镇压’—而是利用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对性进行培养和指导。只有‘过剩的’或者无用的欲望需要接受谴责—比如自慰。一系列关于性的话语和与性相关的技术被生产了出来。它们共同构成了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bio-power），通过将人们物质的、生物性的躯体作为‘身体’加以约束和管理”。
“这些小眼睛会在每一间超市、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架电梯追踪着你。会有人看这些闭路电视里的内容吗？我们无从得知。一个摄像头和一个全景相机就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资源对很多人进行控制，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控，这种规训才得以实现。福柯认为环形监狱能够使权力自发地运作起来。如果人们认为他们一直受到监视，狱警就不必前去查看。那么到底是谁在行使权力呢？和社交媒体一样，不是狱警，而是犯人自己！”
然后他短暂停顿，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应。事实上，全场只有米拉旁边的那个同学在她耳边悄悄地调侃了一句：“你觉不觉得他才是那个痴迷于性的人？”
福柯认为十九世纪的监狱系统出现了诸多创新之处，囚犯都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享有同样的服务和设施。后来，监狱里盖起了图书馆和小教堂—这些空间让犯人可以逐渐浸染，成为社会上最温顺有用的存在。我们总是对自己说，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人性化，监狱也进行了改革。但福柯不同意这一点。在过去，监狱在犯人的身体上实施惩罚，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如今取消了这些痛苦和展示的过程，不代表社会就不会受益于这些惩罚。
“性是权力运作如何让个体自我管理他们身体的最好的一个例子。福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提出，在十九世纪，人们对性的态度显然更加保守，却谈论了更多有关性的话题。事实上，当时的人们痴迷于此，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性的医学论文。还有一些专门写给家长的小册子，教他们如何控制孩子的性行为，包括抓到孩子自慰后的建议。”
社会规训的加强促使监狱也进行了改革。伯特兰指出，环形监狱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对监狱设计的贡献。重要的是它将一种关键性的规训原则引入了社会，而规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体必须要自己规训自己。规训是一种内在的东西。“环形监狱里的犯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正在被监视。他们不得不时刻表现得像是被监视着一样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地，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学着像被人监视着一样去行事，尽管根本没有人在监视我们。这个环形监狱就是全知之眼：它让下面的人处于一种能够被看到，但又什么也发现不了的状态。多数人被少数人监视着，由于他们无法察觉自己何时被监视、何时不被监视，所以他们必须时刻都表现得好像处于不断被监视的状态之下。他们的身体变得温顺，全景矫正制度让他们成为文明的臣民。”
米拉觉得他说得平平无奇，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她在上大学之前的社会学课上就听老师讲过这些。接着，伯特兰开始讨论性了。
伯特兰接着说，这些文明的臣民每一天都以同样温顺和可预测的方式度过。就像那些在监狱里的囚犯要在特定的地点遵循单调重复的日程安排一样，我们在工作、学习的地方，甚至在业余时间里也重复着我们严格的日程计划。在许多情况下，与其他人的互动机会也十分有限，这点也同囚犯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我们，文明的臣民，执行了这些命令；且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参与：
“福柯则提醒我们，人是精神和躯体的统一体。在躯体的内部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同影响精神的事情一样，都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权力对两者的改变都发挥着作用。好吧，这听起来可能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但是福柯认为当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核心方式就是将我们当作个体来管理我们的身体。没人强迫你去遵循这些变美的建议，然而，这确乎已经成为数百万人的困扰了。”
一种有意识的、永久可见的状态
几个学生似乎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性”字吓了一跳。米拉应该不是在场唯一一个听说过伯特兰接受调查的传言的人。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他到底要给大家讲些什么呢？起初伯特兰表现得还颇为谨慎。他对大家说，所有人（尤其是女人）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建议和指导信息的狂轰滥炸，这些信息意在指导他们成为某种人—如何变瘦、如何节食、如何看起来拥有良好的状态、如何拥有无瑕的肌肤、如何找到男人、如何变漂亮。
确保了权力的自主运作
如何解释许多社会对外表的痴迷？
当伯特兰将这句话写在板子上时，先前在研讨会上提到监控的那名同学说话了：“这不就是我刚才在科妮提到戈夫曼时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在网上，都可以被组织和政府监控。他们就像环形监狱里的狱警一样，组织在看着你，但是你不能看它。”米拉则想到现在她父亲住的那个地方。那里会和环形监狱有什么相似之处吗？伯特兰继续即兴演讲。
性与身体
“社会中的权力并不是由武力运作的。是我们在操控着权力，我们‘容忍’了权力。你在社会中的许多领域都能发现规训系统里所包含的原则。有趣的是，学校是利用肢体暴力进行惩戒性惩罚最后的坚固堡垒，许多国家在二十世纪末才彻底取消体罚。也许是认为其他地方无法应用惩戒系统来让孩子们学会规训自己。”
说到这，他突然跳了起来，在房间角落里的白板上写起了字，让同学们把这句话记下来。米拉越过他的肩膀，只见他以非常潦草的字迹写道：
伯特兰告诉他们，福柯认为，如果惩罚本身越来越不重要，而重点在于让人们感到内疚时，自我管理就变得越来越普遍了。他说，压制性的权力意欲对死亡进行控制，而生命权力则是对“活着”进行管理。他的意思是说，专制国家控制着活着的臣民的死亡权。当时的社会是由血主宰的—它包括贵族的血统，也包括绞刑架上死刑犯的血液—但现在，社会是由性，由生命权力主宰的。生命权力管理的是他们的生活，紧密地建构着他们的需求和欲望，并确保他们都能称为系统中小小的管理者。
伯特兰在说这番话时试图同每个人轮流进行眼神交流，他斜倚着桌子，身体前倾，语速非常快。他接着说了下去，让人怀疑他需不需要换气。“我们必须从拆分这个问题开始—‘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吗？’：什么是‘我’，以及什么是‘想’？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和精确的事实，实则不然。福柯关心的是权力（power）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做某些事而不是另一些事，为什么他们要服从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以及为什么他们在某些时刻表现出这种样子，而在另一些时刻表现出另一种样子？”
科妮打断了他：“他是不是误用了‘权力’这个术语呀？权力是行使你对别人的一种权威，你甚至可以用武力威胁他们。但福柯在这里提到的是人们管理自己的生活，以及社会化。这不是一回事吧？”
显然伯特兰觉得对戈夫曼讨论得够多了，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开始谈论米歇尔·福柯。他的态度从一种目空一切的厌倦转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而骇人的狂热。他对大家说，现代世界看起来充满了自由与选择—性解放、自我治疗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事实不是这样。伯特兰本人并不觉得现代社会足够自由，他相信大多数同学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能只做我们想做的事吗？为什么处于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由之中，我们却不能体会到自由？为什么大量的选择实际上让人们感到越来越压抑？会不会是当代生活中的个人自由正以某种方式被压抑着？有没有可能我们正在被迫以某种方式行事而浑然不知？”
“这就是他想说的，”伯特兰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了，“他想说，我们对于权力的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看法误导了我们。权力很少是压制性的、消极的，而总是生产性的、积极的。权力是在发展的，是有创造性的，当权力主动、活跃、卷入一切时，才是最有力量的。它并非端坐于社会或者个人之上，而是极其有效地融入我们的日常行为，无论这些行为看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私密或者不重要。”
伯特兰嘲笑说：“戈夫曼并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控制的概念。我们或许认为自己拥有自由，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我们每时每刻都被规训着。福柯指出，不是收容所或者监狱在对我们进行规训。而是我们—我们自己在对自己进行规训。”
根据福柯的观点，这些日常实践形成了我们都参与其中的权力—知识节点。伯特兰举了一个例子，在西方社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却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各种方式惩罚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一切似乎都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对于福柯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在大多数社会理论中缺席的“身体”恰恰是权力关系的中心。这是“自我技术”运作的地方，这些技术构成了我们的日常行为。
这回换成米拉回应了：“戈夫曼的理论不仅仅说明社会让我们通过为他人着想来收获良好的自我感觉。”她说戈夫曼想警示我们的是，身份与自我和社会紧密相连并被社会建构，以及社会出于控制的目的如何侵犯这些自我。
那个刚刚一脸居高临下地对伯特兰说话的同学，帕洛，试图再一次挖苦他：“权力无处不在，反抗也无意义。一切都这么可悲。但现在的人们确实比从前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又该如何走出‘网络’，或者你所谓的‘话语’或‘权力—知识’呢？”
伯特兰身体不自觉地向科妮的方向前倾，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赋予了我们极大的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你也认为我们应该大言不惭地接纳戈夫曼所认同的呈现论，因为你觉得这很有意思？”
伯特兰停顿了一下，或许是为了某种戏剧效果，然后回应道：“福柯可能会说，通过另类的性行为可以颠覆这种话语。”研讨组里的大多数人都难以抑制狂笑的冲动。
科妮很快在里面补充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戈夫曼的理论观察适用于那种表象比实体更重要的世界。难道后现代主义者不是接受了他的观点，并用知觉取代了实体吗？”科妮对此解释说，在这个观点下，表象与现实之间不再存在对立与区分，也就是说除了表象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这种说法下所谓“在你投射的外表下还存在一个真实的你”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帕洛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好吧好吧，他是这么做的，是吧？但这可能与他的个人偏好有关，而不是为了维护理论的一贯性。”
米拉没有想到别人以为她是在别有用心地嘲讽伯特兰的奇装异服。即便你只是想说明有人因为自己的穿着而受到歧视这一点，伯特兰无疑是这种出格穿搭的完美案例（他真的不该试图将自己宽大的身躯挤进那件小夹克里）。组里的大多数人都觉得米拉话里有话，他们只是努力不笑出声。米拉其实完全没有想要揶揄导师的意思，她只是想表达自己对于失调和失序的感觉和看法。阵阵窸窣的笑声让她纳闷了一会儿（“难道我说了什么蠢话吗？”），然后，伴随着一阵尴尬，她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那番话是多么容易被误会。她只好接着说点补救的话，好让这个话题显得不那么具有私人针对性，回到那个更加公共的议题上去。“关于印象管理，戈夫曼提到了有关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这一基本内容。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和许多陌生人互动，所以不得不重视第一印象。我们早已不再生活于那种彼此熟识、团结紧密的共同体中了。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且必须要在会面的几分钟或者几秒钟之内就对别人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难道面试的过程不就是要双方在仅仅半个多小时里对即将共事多年的人相互评估吗？你要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其实真的很奇怪。”
伯特兰打断了他：“福柯认为，由于生命权力无处不在，重要的抵抗只能发生在转瞬即逝并可移动的地点，因此，可以改变社会的行为更可能发生在世俗的、日常生活的选择中，而非以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方式。”米拉知道科妮喜欢以环保人士自居，所以她再次加入讨论，米拉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这已经有点偏离米拉想表达的意思了。这些说法太过琐碎了，而且遗失了她所认为的戈夫曼理论中的重点：他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感觉自身价值被贬低和边缘化的人。她希望小组以及伯特兰，能明白她想表达的这一点。“科妮说得对。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研究被忽略了，这不公平。这个研究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以及实际生活中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和歧视都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那些因为穿着、长相或身份而感到出格或失序的人来说，社会规范的发展和社会对这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歧视是分不开的。”
“对的，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们对抗那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时，就是通过这种局部层面的抗争来改变社会的。你不能指望一次性颠覆整个系统。你要小心翼翼地选择战略战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获胜的机会。”
其他同学听了纷纷点头，他们很欣赏科妮让伯特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其中一个人说道：“一旦你在商店办了张会员卡，这个店可能就比你自己还了解你的每周购物习惯。你在网上就再也不是匿名状态了。我们的这些信息都会被更新到他们的数据库里。”
伯特兰看起来好像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科妮的声援。“个人可以利用权力技术来反抗。由于权力的运作是局部的，反抗也就可以是局部的—事实上，可能唯一有效的反抗就是局部的。”
科妮也加入了米拉这一边。“在《污名》（Stigma）里，戈夫曼将个人身份同国家监控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那个时候，人们关于这类议题的讨论还不流行，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我们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监控，不仅如此，我们的个人史、品位、需求及各种想法都会被记录于各类数据库中。”
帕洛又坐不住了。他认为福柯过于关注他自身理论的一贯性而太忽略事实上的证据了。最奇怪的是，证据似乎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却能如此肯定。“你也说过，我们几乎没有盖过那种环形监狱。而且现代法律中是有压制性的元素的，比如美国的死刑。也不是每个人都被监视着，至少不是一直被监视着。对于有些人，你只能听之任之，直到他们自己觉得尴尬。其他的人，比如学我们这个专业的人，会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吗？如果我们愿意，完全可以生活在边缘地带，眼不见心也不烦。”
“是啊，我们知道，‘见微知著’，真了不起啊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说戈夫曼强调的自我意识恰恰指向了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我们表现出仿佛有人在监视着我们的样子，但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外部存在一系列对我们的评价，有人观察着我们并为我们的行动打分。但是福柯对这一切的解释好多了。”
说到这儿，米拉又想起了她之前看到的那些在深更半夜的大街上被赶走的流浪汉。
她还没说完，伯特兰就以一种掩饰不住的讽刺语气截停了她。
伯特兰回应道：“别忘记最基本的要点。社会控制并不是说我们是被那些比自身力量强得多的社会力量牵来扯去的木偶。那是戈夫曼等人的想法，福柯告诉我们，这一切不能怪任何人。权力并不是倾轧在人们身上的东西。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传统的权力理论总是将社会分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而福柯的权力概念的理论像一张网，一张将有权者和无权者一起笼罩束缚的网：有权者和无权者一样被权力所束缚，被权力所定义。即便是最有权势的人也同我们一样不能离开这张权力之网。”
“戈夫曼的理论不只是印象管理吧。他将这个概念置于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机构或者社会期待的权力语境中。他的《收容所》（Asylums）一书细致地考察了当时精神病院利用种种规章制度一步步地将人塑造成一个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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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居高临下地向四下睥睨研讨会众人，米拉惊讶于同学们受到这种对待，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她认为戈夫曼在其研究中谈论过一些严肃的议题，比如那些受到侮辱与伤害的人们。伯特兰毒辣的评论让她想起了自己与安娜共情失败所触发的困惑与羞愧。就这样轻视戈夫曼的理论，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所以，就算料到伯特兰会对她恶言相向，她还是要为自己发声。
走出教室时，学生们还在三三两两地窃笑伯特兰和他所说的另类性行为，米拉不知不觉走到了科妮的身边。米拉问道：“刚才讨论的那些你都明白了吗？”
“这还用说吗，你是你所思考的、所讲的，以及最重要的，你所做的一切的结合体。戈夫曼的这些玩意就很琐碎—只是那些缺少人生经历的小年轻的文字游戏罢了。实质内容一概没有，只有满口的我、我、我。”
科妮说自己理解了，因为“这个将权力比作一张网的想法让她联想到了互联网”。她说互联网就是通过一个个的节点连在一起的，或许其中的一些节点比别的节点更稳定更强大。但没有一个节点可以在网外进行控制，所有节点都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
伯特兰打了个哈欠。他就是控制不住这种表现欲，尤其是当他发现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幼稚、无聊时，这种欲望尤其强烈，通常他对这类发言的回复也是相当恶毒。
那个刚才想在研讨会上谈论监控的同学在一旁，他说道：“你不能踏出权力—或者把它抛弃。这样做就像节点断网了一样。”这个比喻让米拉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她现在明白了，你永远无法避免拥有对别人的控制权。你大可以假装没有，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不但很幼稚，而且诚恳地说，是懦弱的表现。
米拉有时觉得实在对不住她，也会参与进去，但是科妮这次则单枪匹马地挑战了伯特兰：“当我采用所有这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面具时，哪一个才是真的我？”
1. 社会学中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权力的研究—其中权力是指让人们以原本不会采取的方式行动的能力。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品质或者资源；拥有让别人做那些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能力；或者是去定义别人“需要”的能力。许多关于权力的理论都带有一定的阴谋论或者独裁论的说法。权力总是被描述为自上而下的，那些“知情者”会把事情安排得对自己有利，并迫使弱者以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行事。
伯特兰本应该从小组表现中了解大家对戈夫曼的印象管理思想的掌握程度。不出所料，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做什么准备，或许是因为感觉伯特兰很粗俗，所以只想在整个研讨过程中保持沉默。只有一个非常严肃又积极的女孩科妮，像往常一样揽下了回答导师提问的重任。
2. 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说法在很多时间里都无法描述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并不位于某个确切的位置或某群人身上，而是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它通过为人们创造能够融入、被定义和约束的身份起作用。他关于性和疯癫的研究告诉我们，为了赋予人类活动以连贯的身份，专业人士制作出用于区分疾病类别的身份，他们用这些类别来规训在其内部和外面的人。
导师名字公开后，米拉发现她的导师是伯特兰，他以极具煽动性和古怪的风格而出名。一半的学生都听说他总是喜欢打扮得像个出挑的斗牛士，虽然没有斗牛士的身材。其他人则觉得他有点可怕，一个同学甚至告诉她，先前他似乎因为某项罪名而接受了调查，估计是与性有关。抛开这些流言蜚语不谈，米拉知道伯特兰刚刚凭借关于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的研究拿到博士学位，因此不管他们课上在讨论什么，最后都会绕回福柯身上。但在这周关于戈夫曼的研讨会上，伯特兰真的放飞自我了。
3. 福柯也指出了在社会中传播权力的制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监控无处不在，环形监狱让我们时刻要表现得像被监视和审判一样。让人们自发地以一种有序的、遵规蹈矩的方式行事，最终使得效率提高了许多。
为了配合社会学理论课，米拉需要参加一个研讨小组，学校要求学生利用这个小组进行讨论，让助教了解学生对课上的所学知识和对教材阅读的理解程度。研讨小组的指导助教大多数都是研究生，他们会耐心引导或者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这样导师就可以对此进行评价了。有些导师会循循善诱而不是刺激学生，但米拉的导师显然不是。
4. 所以人们抵抗这种“规训律令”的方法就是打乱这些精心设置的类别。因此，在网上你或许会通过加密或者匿名的方式，或为自己创设多个身份、虚拟化身来躲避监控。
现在米拉发现了，她有权利或者说有责任做出那些实际上可能会影响他人，甚至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的决定，她之前对此缺乏信念。她迟早会明白，她对于控制别人的部分人生责无旁贷。必须长大，必须参与其中，承担起自己那份控制的责任，这一次，她在社会学的课堂上明白了这一点。
①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代表人物。
似乎成长有时也意味着要控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当你哄骗别人说出他们本不会说出的话时，你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能力负责并承担结果。你既然控制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到底。不仅仅是和安娜在一起的那一天：在米拉的心灵深处，还有别的事情也触碰到了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那天夜里，看到街上的女人正在被袭击，她为什么不要求司机马上停车？这是成年人应该有的反应吗？还有她的父亲：一个成年人会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做何反应？
②十八世纪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几天过后，安娜回家了。生活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恢复了平静，但是米拉仍然对此心怀感激。她意识到，与其说是倾听安娜讲述她可怕的父母和被霸凌的经历让她心烦意乱，不如说整件事更使她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一份责任感。她并不介意倾听安娜的过往，她在意的是不知何时，自己被期待着像个成年人一样表现了。她要尽可能理性地做出回应，并对自己的言行所产生的影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