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停顿了一下，看看安娜想不想说点什么关于精神疾病的内容，然后她很快继续谈起了“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
“我们每个人背负着很多角色，像是女儿、姐妹、女朋友、室友。戈夫曼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每个角色中，我们到底都是一个人，只是碰巧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得不同，还是我们在每个角色中其实都是不同的人？我认为我们其实是不同的人。我恰恰就是这样感觉的，”米拉淡淡地说，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有人跟你说事情不是这样运行的，我肯定不会相信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多元的角色并不少见—真的有多种人格寄居在同一副躯壳里。”
“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矛盾的角色。如果两个角色能彼此互不干扰，那还算好。但如果不能，那你就要去决定自己到底要扮演哪种角色：你就要‘背叛’其中一个来证明，他们所了解的那个你并不是真正的你。”
米拉听到她用了“曾经”这个字眼：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安娜已经放弃挣扎，决定接受父母赋予她的任何角色了吗？难道她认为她只能选择一个角色，永远也不能摆脱父母的影响吗？米拉对这些误解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
听到这里，眼泪从安娜的脸颊上滑落，她也顾不上擦掉眼泪了，泪珠顺着她的鼻子慢慢滑落到嘴角。米拉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大颗的泪珠从她的两颊垂下、打湿了枕头。当泪痕滑落到脖子上时，安娜清了清嗓子，说：“我总是试着让我的角色彼此分离。但在没有形成稳定人格的情况下，这样做简直是疯了，不是吗？如果你逼着自己一分为二，那肯定会疯掉的。”
“我甚至不敢想象带任何朋友回家，更别提什么男朋友了。你说的这些确实与我和我爸妈之间的关系很吻合，但是他们想让我扮演的角色和你们见到的我完全不一样。我曾经是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将自己看作一幢有着很多房间可供人参观的房子，这样就不会疯掉了。你的父母看到一个房间，朋友们看到另一个房间。极少有人能看到房子里的所有房间。”
“我真的很抱歉，安娜。让你这么难过，我真不是有意的。我想说的是，父母赋予孩子的角色有时会与孩子日后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并不相符。当孩子想要扮演能决定自己未来的成年人的角色的时候，父母还是坚持把孩子当成小孩来看待。他们不愿意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带回家，是因为他们想尽量避免同时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
这也是“弗兰肯斯坦”里的内容，这回安娜不介意多说两句。
米拉环顾周围，试图寻求一些帮助，但是附近没有医生，只有两个护士一直在忙着照顾那个靠在床头的女人。除了单刀直入，似乎没有别的好办法了，米拉能想到的就是让安娜说出现在的感受。
“你肯定不会想看我这幢房子里的所有房间的，米拉。有些房间特别阴暗，堆满了可怕的垃圾，连我都不想多看一眼。”
安娜几乎从来没对室友提起过她的家人，她们也很好奇安娜与家里人的关系。或许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她的这次“意外”有关—或许她是因为她的父母才这么做的。米拉或许是有些冷感，但她也不想伤害任何人，现在她感觉自己正走进一片雷区。她对接下来要发生的这番对话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安娜有个三长两短，事情不受控制了，她该怎么办呢？事情很可能会失控吧？她们昨天不就已经……而且安娜现在的情绪还是十分激动。安娜的医生又会怎么看待自己一会儿要对安娜说的话？会责备她提起这一切吗？如果安娜情绪恶化了，是不是她的错呢？而现在的情况是：安娜似乎就要在她眼前崩溃了—好像身上某处很痛。
这难道不是可以继续聊下去的信号吗？安娜不肯给她眼神交流，米拉的直觉判断几乎起不到作用，只能搏一搏了。米拉知道自己在冒巨大的风险，她也知道这是在要求安娜比她自己一直以来表现得更加诚实。米拉感觉自己像是在没有系安全带，也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踩在一根高得让人心生畏惧的钢丝上。她知道自己并没有权利呼吸屋外的新鲜空气，假装自己是个睿智的成年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相信友谊，也就是说，安娜，你这样想是因为你觉得如果我们看到了别的房间，就不愿意和你做朋友了？”
“是的，”米拉点点头，“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介绍给朋友和家里人呢？”安娜的态度很快从一种冷漠切换成了一种深沉的不悦。原来，安娜刚才发脾气只是一种防御的姿态，但现在她已经完全放松了警惕。这并不是米拉原本计划中的—她一直尽力保持一种轻松的语气。或者安娜只是放弃挣扎了，但后来米拉的直觉还是发挥了作用。她刚才说的什么让安娜这么不开心？笨死啦！答案显而易见，安娜和她一样：对家庭一直缄口不谈。
“是的。”
“人？”安娜挑了挑眉。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中的其他人可能也掩藏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冒个小风险，你可以继续锁住别的房间，但让我参观其中的一个，看看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继续做朋友呢？”
“我是想说这些小说家确实特意设置了这些场景。我想书里应该没有哪个主人公会在偷偷换上洗衣篮里上周的衣服时，或者在摆弄自己所收集的有趣邮票时准备好迎接一生挚爱吧？他们不仅要试着将氛围营造得更加浪漫，同时也要避免其他意外的干扰。他们将这些，以及可能会破坏掉这些印象的人都藏匿起来了。”
安娜毫无征兆地说起话来，直勾勾地盯着对面一堵白墙，墙上只装饰了一张宣传医院卫生的旧海报。
“好好好，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安娜。”米拉试图平息她的怒火，也提醒自己要耐心点。
“我讨厌学校。但大学不太一样，因为别人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之前在学校里一直很孤单，我的父母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是同一个教派的成员。我们这个教派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校，所以所有的小孩必须和其他人一起上学，但是因为各种教派的教规，总是特别出挑。教规不仅在着装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甚至事无巨细地安排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微小举动。我在还很小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什么，但到了十来岁，每个人都会发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然后找我的麻烦。”
安娜这回生气了：“你根本没读过言情小说，米拉。你在胡编乱造什么呢？如果你之前读过，就会知道有的时候人们就是会在最糗、最丢脸的时候碰到真爱。这会让读者对主人公产生同理心，所以当结局一切向好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心情舒畅。还有，别再提出租车了行吗？那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米拉相信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比安娜想象的更多。为了遏制住自己想把一切说出来的冲动，米拉将要说的内容转向了社会学。她对安娜讲述人们是如何被迫通过印象管理来应付日常生活的，又提到戈夫曼试图以此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当人们不能实现印象管理时会发生的事情上。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总是跟我们说这些书里描绘的是真实生活，但在现实生活中，场景总是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总会有什么事毁掉氛围。但是言情作家总能控制住一切：他们会让月光的角度和落雪的时机都恰到好处，在合适的时间里那些情侣总是能享受到快乐的二人时光，确保没人会一头从出租车上栽下来。”
“你父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强迫你也来适应这个角色。你得到的待遇和那些外貌或者种族背景与众不同的小孩一样。任何让你看起来不一样的标志都会成为你在学校被霸凌的原因。”
安娜又听不下去了。
安娜又澄清了一遍，以防米拉不理解她说的话。在学校里，她看到有些孩子会因为长得太高、太矮、太瘦，或者戴眼镜、太丑、太笨、太聪明、反应太慢等各种成长时要经历的“意外”被人找麻烦。她甚至见过因为穿错袜子而被欺负的孩子。她看到很多孩子被欺负、被羞辱、被推搡、被辱骂、被殴打，被赶来赶去、出尽洋相，但没有什么情况像她这样糟糕，至少其他人还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在别的情况下，总有些孩子能适应（强壮的孩子能打回去，“书呆子”总能讲出有趣的笑话），但对安娜来说这一切都不可能，因为她的父母根本不给她任何回旋的余地。这让她完全成了学校里的“弃儿”。
“对这些书而言，场景就意味着一切。你知道的，书里的这些人通常腰缠万贯，恰巧要去一些了不起的地方：去滑雪场的餐厅里享用烛光晚餐啦，放眼一瞥，月光下的层峦叠嶂尽收眼底。他们永远也不会因为预定的餐位失效而吃不上饭，也不会正好赶上酒店倒闭，更不会遇上那种到了滑雪场发现没有雪的情况。”
米拉有点理解了。在成长过程中，安娜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得到自己所期待的身份，而且“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使得她，正如戈夫曼所说的，“丢脸”（discredit）了。而且对于安娜来说，她没有机会通过更加合群来管理受损的身份，因为她的父母不会给她这样做的机会。所以这些孩子便不可能给她一个不同但至少可以接受的身份，因为在大家眼中她根本不像同学，而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存在。所以她一直丢脸，承受污名。
米拉把书递给安娜。那是一本安娜最近在读的言情小说。米拉说这是瑟茜拿给她的。安娜点了点头，任凭小说滑落手边。米拉估计安娜现在对看书不感兴趣，但也许自己能用得上。正好医院的话题不太好开口，她可以借此解释戈夫曼想说明的场景的含义。
虽然感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那天早上米拉在“弗兰肯斯坦”上读到的关于污名（stigma）的内容现在看来非常应景。她想到自己，因为父亲的原因，也不得不承受污名，她说服自己，这是抵御这场道德审判的最佳方式。其他人对父亲的谴责或多或少都无异于让她蒙上污名，戈夫曼在作品中则展示了这种行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米拉停顿了一下。她感觉在脑海深处远远地传来了警报铃声，她不得不想想接下来要说的话。事实上当戈夫曼在谈到场景时，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关于医院的场景。然后她突然意识到：他写的可不是什么旧式的普通医院，而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专科医院。但是，说这些可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米拉死死地攥着搁在腿上的包，突然想到，包里有本瑟茜托她带来的书。
“我觉得这是因为人们不理解污名的含义，所以大家根本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戈夫曼说，由于不能实现管理别人对自己印象而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往往会受到污名的侵扰。当学校出台关于霸凌的相关政策时，他们总是将污名当成一种既定事实来处理。所以他们考虑的要么是让那些已经被污名化的人改变自己背负污名的生活，要么对那些正在承受污名的人下手。人们总是鼓励受害者更宽容一点，或者让受害者正视‘他们的问题’；而对于那些霸凌者，只是劝他们友善一些。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中，污名都是作为一种实在、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的。你很胖，所以你就要承受一项污名；你有某种缺陷，所以你也要承受一项污名。但是戈夫曼教育我们，污名化行为是一种选择。如果人们发现需要自身付出代价，或许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
米拉十分同意：“是的，而且他们越是以那种形象对待你，你也就愈发表现得像那种人。如果他们遇见你时，恰好赶上你最闪耀全场的时候，那还好；但如果你正处于十分紧张和焦虑的状态，那可就坏了。所以当你在进行印象管理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要克服，而绝不止感到不舒服或者疲惫那么简单。就像戈夫曼说的，场景（setting）是至关重要的。”
安娜还是没有看她。米拉拼命地想要说些什么让安娜好受一点，但她已经是四面楚歌。
安娜终于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印象那么重要—人们会在第一次和你见面的几分钟时间里就判断出你是个怎样的人，以后都以此作为依据对待你。”
“虽然我没有过和你相同的经历，但是我真的很努力地想要去了解你。我理解，当你知道自己的某些事情可能会被别人当作一种污名时，想要拼命掩藏的感觉。戈夫曼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处理方式，叫作‘冒充’（passing）。就像过去很多黑人刚到美国时做的那样，他们把自己的皮肤弄得浅一些，假装成白人。但是在他们把自己伪装成白人时，他们已经成了种族隔离体制的一部分。”
戈夫曼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呈现出最佳印象，即在印象的层面上保持最佳状态。人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是呈现出正确的印象—即对于其角色来说最为正确的印象。我们很难逃离被置身于角色中的命运，无论是被制度还是被人们所约束。如果人们希望你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你会发现自己就表现得大大咧咧，除非你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对自己有着强大的信仰。
她强迫自己重新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是的，米拉身体里的社会学家说道，污名来自社会本身，在一个遍地都是完美人类的社会中，仍然能找到一些东西来创造污名。“弗兰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同意涂尔干的一个说法，即社会在某个层面上需要犯罪活动，如果社会不存在这种活动，社会便会自己创造出罪犯来。社会会将原本正常的边界下调，重新定义所有行为，从而让原本可以接受的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然后米拉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她的父亲、审判和报纸。安娜在说些什么，但是米拉的脑袋已经累得“宕机”了。在米拉看来，如果犯罪是由重新划定边界所导致的，那应该是正常的，如此一来她最终可能会找到一条理想的途径，重新审视父亲的行为。若想在社会中定义何为正常，必然要定义何者为不正常，并对其施加污名。也就是说，不仅她自己正在蒙受污名，父亲很可能也深受污名之苦。
“他的前台应该要配合飞行员的角色。有时候某些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另一些情况下就不行。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系里有个教授的衣品一言难尽，做事情也有失条理，这在学生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也许正是她沉浸在智力活动中、与日常生活相脱节的迹象。但如果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企业高管或者军官，那这种行为可能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安娜对米拉讲述过去：有些小孩坐在她的位子上，然后走到她面前，死死地盯着她。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来嘲笑她，只会一直盯着她看，仿佛她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怪物。“你简直不能想象，他们觉得我身上穿的宗教服装看起来是多么奇怪。这对他们来说新奇得不得了。”
“是呀。”米拉也点点头回应道。
米拉也知道自己很肤浅，但确实松了一口气。因为安娜说的话恰恰证明了她对报纸以及报纸上对父亲的案子翻来覆去的报道的看法是正确的。她觉得安娜说的话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污名和犯罪是一样的。人们震慑于犯罪的恐怖，想要遏制住它，便将其同社会上他们自认为正常或符合法律的部分隔离起来。然而，人们常常也对安娜描述的那种污名和父亲所犯下的那种罪行有一种病态的迷恋。报纸对父亲的报道无异于马戏团里展示人类异常身体部位的“畸形秀”。在过去，我们将那些身体部位异常的人们称为“变态”，而现在则为那些在其他方面被我们认为不正常的人们蒙上污名。坚持“正常”的部分原因或许让人着迷，但也包括对于“不正常”的事物所感到的恐惧，米拉想。
这是“弗兰肯斯坦”里另一个米拉特别喜欢的例子，安娜只是淡淡说道：“没人会这么做的。”
米拉后知后觉地发现，安娜此刻正盯着她等待回应，但她刚才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以至于现在不知所措。米拉想到刚才安娜似乎谈到有些孩子因为肥胖而被欺负，她终于有话可说。米拉认为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研究正好提醒了我们，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是如何构建的，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规范”缘何与社会中个体的实际平均水平并不关联。也就是说，在很多社会中，体重是一种衡量正常的工具，但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比这个“正常”标准更重或者更轻。“弗兰肯斯坦”写道，随着“瘦”成为标准，减肥产品的广泛普及，肥胖症的发病率和体重超标的人数都在上升。或者可能恰好相反，米拉怀疑：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超重，人们才开始迷恋瘦？米拉告诉安娜，就她的观察，当社会学家在提到“规范”这个词时，几乎不是指那种在实际生活中适用于大多数人的东西。
米拉继续解释印象管理的几个部分，其中“前台”（front）和“角色”（role）是最重要的，但是安娜对此无动于衷。米拉只好说：“好吧，你现在可以想象自己即将要乘上一架飞往国外的飞机。飞机特别大，你和其他乘客一样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时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接着，就在要起飞的时候，飞行员准备语音播报了。他说他很激动今天能够试航这架飞机，他从来没开过这么大的飞机，所以昨天一整晚都在模拟器上通宵练习，他坚信这一定是一场十分有趣的航行。”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人们对于生活的感觉塑造了正常的表象吗？戈夫曼认为这种感觉是现代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征，或许，对某些人施加污名，将他们划拨为不正常，终归是帮助我们确认自己是正常的一种方式。你懂的，他们经常说霸凌者是一群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家伙，没准这是真的。”
“你还记得那个叫米德的社会学家吗？他也提出了那个问题：我究竟是别人以为的我，还是我认为的那个我？米德的回答是两者兼有之。而其他社会学家，如戈夫曼认为，在大多数时间里，你是人们所构成的那个你，所以印象管理对我们如此重要。”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潜在的霸凌者吗？”安娜问道。
这对米拉来说倒颇为新鲜。她先前从没听过安娜表达过嫉妒，但她听起来十分痛苦。米拉并不怀疑，只是十分同情安娜认为自己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能被接纳，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觉得别人不想和她交朋友。米拉的这些社会学解释让安娜更加怀疑，她在大学收获的这些朋友是否只是把对她的友谊当成一种仁慈。安娜说：“如果每个人都在试着管理别人对他们的印象，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说，别人怎么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就在刚才安娜侃侃而谈时，米拉的思绪已经游离了，所以她这番话又给自己惹上了麻烦。米拉现在累得不行，或许是因为她还不习惯真正付出努力去好好聆听他人。米拉觉得安娜的意思应该不是想表明她刚说的那番话太过麻木不仁，但现在事态确实变得更糟了。她只好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制造污名负责，那么我们就都可以决定去做点什么。如果甄别正常的规则是在个体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被强化的，那么我们也就有能力在行动中改变它。学校不能总做甩手掌柜，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完全可以在霸凌发生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戈夫曼认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所有的权力与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米拉坚定地说。
“我敢说图妮就不怕被发现。她做什么都是那么得心应手。她天生就很幽默，又有魅力，天生就是那么乐观，她根本不需要努力。”
“我觉得学校的反霸凌政策根本没有用，因为学校总是欺瞒和掩盖孩子们的不当行为，以维持学校在行为规范方面的良好形象：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每个人都懂得对共同体承担责任，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汲取学校教给他们的知识。应对校园霸凌，迫使学校改变了对于‘正常’的定义。”
“想让自己看起来毫不费力当然不容易。但我们绝对不能够让别人意识到我们在进行某种印象管理，不然会被人看穿。很多人都是在自然而然中习得了这件事，甚至很少意识到自己会这样做，但是也有很多人害怕被人识破自己的努力而活在恐惧中。”
米拉以为自己将社会学知识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安娜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米拉只是在将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进行意义最小化—明明是米拉哄骗她说出这一切，尽管这种痛苦无异于揭开自己的伤疤，但她还是这样做了。但想到米拉方才说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施暴者，而且发生在安娜身上的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就掌握在她自己手中。所以即便是现在，安娜还是设法遏制住了自己的脾气和常识。
“那我还真就放心了哈！”安娜回应。这在米拉听起来颇有讽刺的意味。她没想到安娜会以为她的这些感受不曾发生在别人身上，米拉越来越难控制住自己声音中渐渐流露的愤怒。
“但是或许学校根本承担不起实施别的措施的后果。如果他们承认了事实，家长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政府甚至可能会派人关停学校。”
安娜在说出这番话时显得十分局促不安。米拉让她再解释一下她方才说的话，安娜说道，或许是童年经历，让她总觉得自己需要特别努力才能为别人所接纳。这种努力也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而米拉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动摇。她告诉安娜，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想成为的样子，恰恰就是我们呈现给别人的样子。安娜耸了耸肩，像是说“随便你怎么说吧”。米拉绕过安娜的不满，说：“你怎么知道别人不需要像你一样努力展示自己呢？人们永远都要为自己留下的印象而努力，但又不希望别人认为你在苦心经营。那些在你看来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很酷的人其实和你一样辛苦。”
“是的，但是学校确实控制住了一些行为，不是吗？他们确实试图保证了在一部分时间里，学生的行为都是他们应该做的。霸凌行为总是在下课后悄悄发生，所以学生选择视而不见。但一个连苍蝇都不忍心伤害的孩子如果说了一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挑战老师权威的话，就肯定要受到羞辱。”
安娜似乎有一点点感兴趣了。她的语气仍然很尖酸，但是至少在说话时散发出了一些活力：“好吧。从出租车上摔下来，的确会很尴尬，但是我的情况要极端得多。别人对我粗暴无礼，我还是会对他们报以微笑。别人不小心撞到我，我会是先道歉的那一个。我好像比普通人更关心别人对我的看法。这显然是一种执念。”
对于米拉来说，这是佐证戈夫曼所说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无法建构自身形象、无法管理自己的另一个例子。这一般会突然发生在两种情况下：当人们蒙受污名或当他们处于一个机构中时。这两者在学校中都有发生，但是还存在对个人有着更大权力的其他机构。戈夫曼在作品中说明了这些机构是如何通过阻止个体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来破坏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个人在实践自己的公共关系时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和那个让她脑海里警笛嗡鸣的例子一样，戈夫曼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关于精神病院的，在那里，病人所期望的亲密空间、自我意识，以一种常规的、世俗的方式被侵犯和贬低。据戈夫曼的描述，医院不允许病人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去厕所、以什么方式同管事的人说话，等等。米拉也读到，这些机构通过控制个体的自我实践以维护自身的力量，并确保个体的归顺与服从。
“弗兰肯斯坦”解释说，这个女人希望让别人明白她为什么站在这儿，而不是让别人去思考她在这做什么。米拉从没想到她会这样说，安娜说出的这些话与她的人设完全不符。米拉没有理会这些，接着说了下去：“好吧，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每个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公共关系，试着为自己留下好的印象，藏起那些不好的。”
已经疲惫不堪的米拉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麻木。米拉知道，安娜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贬低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但不管怎么说，米拉并不认为她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医院与戈夫曼描述的医院完全一样。在这里，医院在控制个体上付出的努力相当随意，而且总是出于对安娜生命安全的最佳考虑。这一切似乎更像是一种善意的忽视，而不是一种自发的退化。但“弗兰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列举过诸多关于“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的例子，在这些机构中，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控制—如军事训练营、海军舰艇、寄宿学校和监狱—米拉对安娜介绍了戈夫曼对它们的描述。
“她不希望别人好奇她为什么在这里晃来晃去。不然别人可能会觉得她不正常，或者是个疯子。”
她又提到其他很多机构都与全控机构有着部分相同的组成要素，比如全日制学校、一些工作场所还有一些政党。但在真正的全控机构中，工作、娱乐和休息浑然一体。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别人的密切陪伴下进行，每个人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被要求一起做相同的事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在同一个权威之下，每件事都要按照权威严格执行，无论做什么都有着数不清的规则。这时，安娜打断了她。
“好的，但她为什么不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等呢？为什么要发出这些信号？”
“我家里就有很多规则。事实上就跟你说的那种全控机构差不多。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过半点隐私。我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信仰，爸妈总是非常严格地控制我，保证我每时每刻都思考着正确的事。如果我表现出一丝一毫忤逆的意思，他们就会把我所剩的最后一丝自由和私人空间也夺走。之前有一次……”
安娜似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胸有成竹：“太明显了—她在等人。”
安娜此刻完全被挫败感击溃了，甚至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她深吸了口气，最后一次试图让朋友了解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
最后，米拉开始谈论起一个社会学家，这个人（戈夫曼）曾经描述过人们假装成自己而努力度过一生的感觉。他认为，我们显然要努力营造出一种自己是正常人的样子，这是现代生活和社会的重要特征。戈夫曼描述过我们用于营造其他人所以为的那种表象而做出的努力，但是米拉说，他对失去这种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更感兴趣。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机构或者其他人强加给我们的约束。他的重要理论标签包括“自我呈现”“印象管理”和“拟剧论”，但这些不同的标签组合在一起或多或少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我们都在表演。有时我们的表演成分比其他时候要更多，有时在一些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我们不得不表演，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在表演。米拉问安娜怎么解释“弗兰肯斯坦”中给出的这个例子：“假设你在公共场合看到一个女人频频地看她的手表，拿起来又放下。你觉得她在做什么？”
“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本我正在读的闲书。除了课本之外，我是不能带任何书回家的，只要提到这些，他们就破口大骂，说这些书都是垃圾。反正就是有一天，他们在我的床下发现了这本书。那是我的第一本言情小说，我简直爱惨了它，因为这本书太新鲜了，和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一样。他们发现了之后，逼我在他们面前撕掉这本书，接着又要我在教会上自我批评，所有人都歇斯底里地冲我大喊大叫。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都看着我—我父母，还有别的小孩—感觉在他们看来我根本不配活着。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人跟我说话。”
这下米拉彻底不知所措了。她忘了自己本该说的话，剩下的一个选项似乎就徘徊在以下这几件事中：要么重复电视剧台词一般的陈词滥调，要么保持沉默，再或是聊聊社会学。
安娜的声音逐渐喑哑起来，当她说出“撕掉这本书”时，米拉才真的设身处地地明白了安娜的处境。至少在那一瞬间，她终于将自己从她的思绪中抽离了出来。米拉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但动作和表情都发生了变化。她把手搭在安娜的肩上，轻轻地安抚她，示意她接着说，尽管不发一言，安娜能感觉到米拉对她的情绪有了一丝共鸣，喉头不能控制地溢出苦涩之声。
说到这，安娜笑了，仿佛刚才说的这些事与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让米拉非常不舒服。她知道，应该问问安娜为什么要放弃管理印象。安娜就是希望她这么做，不是吗，告诉她那些期望中的印象都是什么，为什么如此令她难以忍受。“我知道。有的时候感觉自己似乎是唯一需要努力才能伪装得正常的人，这对于其他人都无比自然和简单。”
她对米拉倾诉说自己是多么想要逃离像监狱一样的教会，逃离父母。米拉想起戈夫曼曾经说的“在那些没有人违法的机构中，你会发现一种监狱”，但她只是按住安娜的肩膀，点点头鼓励她。然后安娜告诉米拉，长成了青少年后，父母仍然拒绝为她改变这些规则。她还是没有任何隐私，在浴室里也没有，他们甚至不允许她在早上上学之前匆忙地在镜子里检查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安娜说到这里，已经停不下来了。
“是，不管怎么说，我确实试图伤害我自己了。室友及时阻止了我。瑟茜和贾丝明大声喊叫，赶紧叫出租车把我送到医院。”
“在学校，我总是挨欺负，但每天总会有那么一分钟，也许还不到一分钟，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安娜，不是这个谨守规则的安娜。但当我回到家里，那种感觉就没有栖身之所了。慢慢地，我感觉自己要疯掉了。”
“你的意思是，我想自杀？”米拉点点头。
米拉想起了“弗兰肯斯坦”里提到戈夫曼认为精神病院也有同样的影响力。病人会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获得的‘病人’身份的符号意义与其先前的自我概念有着戏剧性的反差”。安娜似乎还有更多的话想说。
安娜的眼神中有一丝挑衅—来啊，问我啊，再问我一次我为什么会在这儿。米拉还是继续问出口了：“安娜，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傻事？”
“我被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洗脑，甚至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以至于在离开他们之后我一时无法适应崭新的生活。我不习惯用自己的梳子和镜子，还是会在外出的时候借用商店橱窗和车上的镜子整理仪表。有时候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一下子没有什么规矩来束缚我了—一下子有太多选择了—忽然之间我不知道安娜想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安娜是谁了。”
“不，我放弃了。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
这听起来很像“弗兰肯斯坦”里提到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事实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变化。他们在无法逃离也不能拒绝的情况下习得了规则。官方制定规则的理由是，它们的存在会让机构运行得更加顺畅，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规则是一个机构的核心和灵魂所在。了解规则并且学会遵守规则，是人们在任何机构中能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如果你将这一步做得太彻底了，就会被“机构化”，从而很难在机构以外的地方生存。米拉好奇这种情况有多普遍，以及她父亲是不是也会受此影响。她必须再次确认，哪怕要冒着让朋友沮丧的风险（但针对这个问题，谁又会比安娜更有发言权呢？）。于是她开口问道：
米拉没提自己不喜欢医院的味道的事。但是安娜已经从她皱起的鼻子中看出来了，不管怎么说，米拉感觉自己被防得死死的—安娜怎么火气这么大呀？她平日里总会事事都依着别人说。米拉还是没放弃。“难道你不觉得需要管理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吗？”
“我听说有一些服刑很久的罪犯在被释放后会故意再次犯罪，好让自己重新回到监狱。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制度赋予他们的意义和结构了，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没有意义和结构的条件下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你觉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人们要在一个机构里待多久才会变成那样呢？”
“在这里谈什么尴尬简直太奢侈了，就好像说你不能忍受医院的气味一样。”
安娜瞪大眼睛，半晌过后，她坚定地说道：
米拉感到更尴尬了：“不了吧，不能管这些事，她不会想让我帮忙的。”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我的父母见面，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事实上，教会也不会允许他们联系我的。我本来应当嫁给教友会里的另一个成员，但是我拒绝了。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拒绝的。我这个举动在他们眼里已经不配为人了，在我父母眼里也是一样。如果教友会发现他们偷偷联系我，那么他们也会被赶出去。”
只见一个看上去身体十分虚弱的女人，探着身子，似乎是床上的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她一点也不顾忌医院的病人服不能完全遮掩住自己的身体。“你怎么不去帮帮她？”安娜问。
“你是怎么成功拒绝的，安娜？我是说你受了这么久的虐待，怎么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
安娜还是没做出任何反应，甚至没表露出一个鼓励性的微笑。米拉问安娜，为什么当人们竭尽全力但没有达到创造和管理别人的印象的目标时会感到很尴尬？“我不知道—我再也不担心尴不尴尬的了，至少在穿着这一身躺在这里时不会，”她说着，扯了扯身上的一次性病人服，“不光我这样，病房里的人都不会顾虑这些—你看看她。”
“有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我不是有意的，但表现得有点异常，有个老师发现了之后马上叫来管事的人帮我联系了医生。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不是综合医院，而是那种专门治疗我这种毛病的医院。我确实想在那里逃避一些问题，但是那段时间里我崩溃了。有一半的时间我一直跟他们说我想回家。当时我一定给医生和护士们惹了不少麻烦，但是好在有药物。我不愿意跟别人说起这件事，因为，嗯……谁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精神出过问题。不管怎么说，去接受精神治疗确实是我逃离这一切的方法。”
米拉并不想和安娜认真讨论修理图妮的包包这件事，于是没有理会她，继续说了下去：“就在几天前，我像那样从出租车上摔下来可能会没命的。我一直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你知道的，我会在出门之前整晚整晚地想明天要做什么，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第二天不会丢脸。”
安娜说完，不可思议地笑了出来。笑声很平常，没有丝毫疯狂的迹象。她只是很享受她刚刚给米拉讲述的一切经历中的讽刺之处。米拉没有发现任何笑点，只是在想，她是否怂恿了安娜去冒她自己都不愿冒的险。安娜向自己坦诚秘密，自己却没有给予恰当和合适的关注，实在太缺乏同理心和直觉，这样辜负了安娜。
米拉在路上准备了台词，一些在医院里能给病人打气的话。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对吧？努力让病人笑起来，让病人忘掉一些伤痛。于是米拉讲起了在自己看来有趣又略带自嘲的故事，故事中的她十分笨拙而思维混乱。内容包括重现她一周前是如何在下出租车时狼狈地摔了一跤，和其他一两个小故事，还有她今天在来医院的路上迷路的事。安娜从头到尾都没笑，连嘴角都没咧一下，只是随口问，图妮的包包现在有没有修好。
米拉还没有准备好应付成年人的生活，发自内心地想要逃避这个真实的、令人悲伤的世界—在这里，你的朋友们有着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很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安娜紧紧地挽着米拉的手臂说：“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要发疯才能上得了大学的人。其他人只要通过考试就行。”
下午一点半，米拉已经站在了安娜的床边，和往常在医院一样，感到一种没来由的恶心。从进门到现在，安娜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有点困，没有外伤。房间里没有椅子，米拉就在床脚坐下了—并为自己的打扰感到了一丝尴尬，但是她总不能就傻站一个小时，不是吗？她问安娜，出什么事了。“我出了点意外。”
这回米拉听懂了她的笑话，她接道：“但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娜？”
米拉当然想去医院看望安娜，尽管深知自己也必须压缩准备考试的时间，她让瑟茜提供医院的位置，以及安娜的位置。她紧紧地跟在瑟茜身后，出神地看着她整理准备出门的东西。过了一会儿瑟茜准备走了，临走之前抓了一本破旧的平装书塞到米拉手中。“拿着这个，应该是她最近在读的书—她那边什么能打发时间的都没有。”
“我估计我只是不小心遗失了幽默感。”米拉担心地看着她。“不仅如此，我又一次遗失了我的‘安娜感’。”
米拉还是很难摸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打听安娜现在的情况。“情况已经稳定了，应该还好，我觉得。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但是他们不肯告诉我。那边要等到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才能探视，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去问问。”米拉主动提出要陪瑟茜一起去，本以为她会说不用了，毕竟瑟茜和安娜的关系要更好一些。但瑟茜说：“我今天下午有一门考试。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必须参加考试。你能自己去医院看她吗？”
“但是现在一切都回来了。”
米拉出门的时候，瑟茜正好回来了。她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紧绷，又累又紧张，进门后几乎没跟米拉说上话，米拉担心地随她来到厨房，看着她咕咚咕咚地喝下去一大杯水。她背对着米拉，在准备灌下下一杯水之前，对米拉说，安娜昨晚在米拉回家之前就被送进医院了。应该是出了意外，但是瑟茜对事情的印象也十分模糊。
“是呀，回来了。”
这说不定是个绝佳的机会，戈夫曼或许会带她走出困境。米拉零星回忆起课上提到的，说他是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人们的守护神。他似乎十分关怀那些被排挤与被欺侮的边缘人。接近中午时，米拉已经一口气读完了戈夫曼的这一章，感觉到很满足，这一章果然不负期望。
1. 社会生活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由他人对我们产生的印象。欧文·戈夫曼对此进行了研究，将人们对此的维持方式称为“印象管理”。他使用了剧场的类比，在剧场里人们在前台表演自己的角色，并在后台进行准备。人们在自己的前台都下了不少功夫，在后台精心准备自我呈现。然后人们便开始了表演—他们传递出各种信号，做出各种行动，表现得仿佛这就是他们自己一样。
米拉还是寄希望于“弗兰肯斯坦”能够让她从鱼钩上解脱，但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她绝不相信社会学意味着怀疑我们自己，质疑自己的行为。这样不就等于承认了加里森提到社会学时所说的，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不是他个人的错而是社会的错吗？米拉能确定，社会学绝不是一个以道德说教来确定自身地位的学科，她只希望有人能够帮她抵挡住这种道德判断的浪潮。于是她翻开了老师要求阅读的关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那一章。
2.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无法如愿呈现自己，或者这种呈现被系统地打断了。戈夫曼将其称为“全控机构”，在这里，囚徒们的性格完全根据机构的需要来定义。这里的人们被完全地暴露在权力和机构的凝视之下—这也是为何他们往往会特别沉迷于保护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隐私和自由。
随后她又想，所有这一切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还挣扎扭动在鱼钩之上，努力引导现实使其看来合理。她再一次翻开那本“弗兰肯斯坦”，试图寻找一些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内容来开启自己的探索证明之旅，但她的助教还没安排大家阅读“常人方法论”那一章。她的目光扫过目录页，暗自庆幸不用去读单是标题看起来就冠冕堂皇得骇人的那一章。
3. 囚徒往往会受到机构挥之不去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采纳机构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最终会更倾向于依赖准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选择在机构内部而非机构外生存下去。这个过程就叫作机构化。
米拉思索，我们所做的一切，或许都只是在努力假装一切发生的事情是正常的，这样说的话，哪怕大多数人批评你，也没有关系。
4. 污名是另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贬损自我的情况。当某个人的部分特征不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成员时，人们往往用污名来标记这种情况。污名常被用在那些有着身体残疾、精神问题，以及具有一些种族特征和其他“残缺特征”的人身上，他们在自己眼中的自我与从带有敌意的人们眼中读到的自我中间，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