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米拉并不知道这些，如果她当时读了完整章节，这些内容一定会将她对社会学的疑虑重新带上水面。事实上，她还在纠结于社会到底是不是一个幻觉。如果社会只是一个幻觉，那么试图将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一期望本身就是虚妄，但米拉在看到那些流浪汉被塞进货车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了，她真心希望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好。
社会学能够研究的唯一主题就是人们如何实践他们自己的日常的“社会学”，也就是人们为了使得一切运转，为做好各类事情创造意义的各种努力。所以，在“弗兰肯斯坦”中就提出了这种问题：那么，大学教授给你的这种社会学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只是“谈”更多的“话”？如此一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学家的圈子不断缩小，而且周而复始地研究自己的谈话，却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花时间了解他们到底研究出了什么。
米拉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张照片，那大概是她很早以前看到的：一个女性抗议者把一朵鲜花插在士兵的枪管里。抗议者被人群挤到了士兵队伍旁，士兵的枪已经瞄准了这个女人的喉咙。米拉认为，女人通过这个手势，正试图向世界说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由这名士兵的在场所暗示的现实（抗议者是国家的敌人？）的定义是多么荒诞不经。鲜花则是另一种现实的象征，但在这幅画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士兵那张冷酷的脸。他死死地盯着女人额头中间的某一个点，而不是她的眼睛，在他的眼中你不能捕捉到丝毫关于他所理解的现实分崩离析的信号。他就是一个士兵，为了保家卫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加芬克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这种交流一般化。生产对话的在地情境总是独特的，意义总是别具争议的。但人们总是会假装意义不会被想当然的规则确定。对于这些实践，人们既可以形容得十分模糊，也可以非常具体，且通常与一个特定的例子相关。似乎我们对于每天都在进行的“社会学的实践推理”并无固定的准则，结果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讲出什么既普遍又有趣的推理方法。这些规则都与加芬克尔所谓的“在地生产”（local production）息息相关。
随后，米拉又想到了一些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里，一些类似的场面被当成娱乐节目。在某个节目中，人们将自己伪装成蔬菜，将自己摆到市场上的某个摊位里。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政治或者社会目的，只是为了制造某种惹人发笑的荒诞感，尤其是当人们在一排排水果和蔬菜之间发现了人的头和四肢。不管这听起来有多傻，这与女人往士兵的枪管里插鲜花的照片阐述的道理相同：它昭示了人们为了保持他们对现实的定义愿意付出多少努力。
“弗兰肯斯坦”中的这一章讲到，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去研究人们为创造名为“社会”的幻觉所做的工作，即人们创造社会秩序的表象的方法。社会学家绝不应该将人们对自身行动和思想的言论当作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建立解释，从而告诉人们关于社会的结论。当所有社会学家发现研究人们谈论的只是“对话”本身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对话内容时，都会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交谈赋予了我们秩序感，且这应当是社会学取材的唯一途径。
米拉本需要阅读“弗兰肯斯坦”中剩下的章节，才会知道加芬克尔曾经让他的学生进行一种破坏实验，该实验验证了同样的过程。他想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为了维护那种表面的正常而保持合谋，那么任何事物（或者任何我们能够理解的事物）都将不复存在了。加芬克尔让他的学生抽一个时间随便选一个地方，让自己不再参与到创造正常的任务之中去，然后观察此举使得周围的每个人变得多恼火。
米拉想到这里，又听司机闲扯了几句有关峰会和那些大人物的无关痛痒的话，她决定加入让世界看起来正常的普遍共谋之中。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遇到防暴警察时，这种质疑正常状态的门槛倏地降低了，但米拉认为，在大多数时间里，她和所有习惯了伪装的人一样快乐。每当你邂逅什么人的时候，这种事情都在发生：你们彼此合谋，营造出一种具有可靠的共享知识库存的假象。此刻，米拉只感觉到一阵晕眩。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只不过人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让彼此相信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对于加芬克尔和学生来说，这个实验就这样收尾了，但米拉想知道，如果利用这种抵抗行为，让人们从某种自满情绪中挣脱出来，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米拉决定将这一思维实验付诸实践。毕竟，她从上车以来就一直为了那个认错人的出租车司机保持着一种正常状态。好吧，是时候让他发觉事情不太正常了。“咱们这个城市里之前有开过峰会吗？”
“常人方法论”这一章也提到了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像舒茨想象的那么可靠。事实上，不管我们去不去主动思考，都不存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合理的事物。使社会成为可能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共识，不如说是我们不愿质疑事物的常态。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必猜测别人在想什么，甚至不必理解彼此。事实上，我们总是假设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我们一贯坚持的那种普通的、平凡的理解事物发生的方式会如常运作。
“是的，开过很多次。”
清除路上的闲杂人等，铺天盖地的警力戒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是为了保护来访的重要人物免受游行示威者和恐怖分子的影响必须做好的预防措施。有那么一瞬间，米拉从容地接受了这一切，安心地进入了“类型化”的程序，甚至感觉自己最开始对防暴警察过于大惊小怪。但过了一会儿，经过一番努力，她成功地运用智力活动达到了“打脸”的警醒效果。像那样把人塞进货车里有什么正常的—他们会对那些人做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把数以百计的警察在街上这件事当作正常的？如果你不去思考，一切看起来还算正常；但这就是症结所在，米拉想。这些事不仅仅藏匿于黑夜中。如果人们愿意去了解，他们明天就会了解到防暴警察所做的一切（不过，不会有人知道那些流浪汉是怎么被转移的），但他们不会去想这些，所以事情就显得很正常。
“之前有人游行吗？”
“明天好像有个能源峰会要在这里开，叫什么‘水资源会议’。反正会来一堆大人物，提前戒严很正常。”
“没有，这里可不像其他地方一样。”
对于米拉，较她的想象而言，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更加恐怖和不讲道理的地方，而她刚刚在街上瞥见的那一幕丝毫不能减缓她焦虑的情绪。接着，她看到几个流浪汉被一些手执警棍的人塞进了一辆普通货车的后备厢。又过了几个街区，似乎并非出于什么重要的原因，有几条路被封锁了，在一条小巷子的尽头，她目睹了一件她起先根本无法理解的事。防暴警察用十几辆汽车组成了一个长队，没怎么开灯，但车子显然已经发动。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车旁。一眼望去，车上还有很多人在原地待命。“你看到了吗？”米拉问。
“这样说来，为什么需要这些防暴警察和其他准备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需要抗议者。他们感觉自己被忽视了。防暴警察就像是一种挑衅：来呀示威者，可别落下了。你知道，就像旅游指南说：‘来玩呀，你看这些高压水枪多可爱；这些催泪瓦斯会让你痛不欲生。’我们的领导人根本不想在其他国家领导人前露面，他们可以靠这些头条新闻上暴力抗议的报道。他们巴不得人们明天来这里游行示威，最好闹得头破血流，这样其他的人就可以不用露面了。”
将暴力事件视为路障，这种做法让米拉联想起社会学试图揭露人们用于理解他们经历的那些常识。“弗兰肯斯坦”告诉她，舒茨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已经注意到了，人们甚至在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之前就使用了“类型化”（typification）的手段。比如说，如果你主动将打架的女人视为路障，你就会变道，就是这样。在舒茨看来，正是这些类型化的手段使得世界对我们产生了意义—用于所有实践的目的，事实上，它们组成了我们的世界。
米拉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确定，但她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出租车司机的面部表情，他看起来就像是后排那个漂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风轻云淡地袒露自己是个有心灵感应的异能者，又或者是她已经掌握了爬行类外星人已经潜入政府并且正在接管世界的证据。米拉知道他会怎么做，毕竟她自己也会这么做：将这些话当作路障，变道避开就好了。
米拉很确定，出租车司机描述的这场斗殴绝不可能发生在白天。那个打人的女人，就像她刚刚亲眼看见的那对在吵架的夫妇一样，绝不会在白天做出相同的事来。大概夜晚没有规矩，或者规矩变少、变得不同。人们便自觉地将打斗中的那两个女人融入自己所理解的现实，将她们看作马路上的障碍。没人停车，甚至没人多看她们一眼。人们像对待路障一样对待她们！但如果人们不竭力为夜晚营造正常的表象，就更容易发现所谓的真实在白天是如何得到更彻底、更成功的粉饰。构造真实的漏洞在夜晚更容易被发现，因为人们不愿再努力去修补漏洞了。
“您是要在哪儿下车来着？”
“没人停啊。可能我们都觉得别的司机会帮忙吧，叫叫警察之类的。我跟我上面管事的人说了一声，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什么都没做。我跟他们说有两个女人在路上打架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样做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这样错着开过去了。”
这就对了，米拉暗自点头，只要能够保持礼貌，人们会尽快转移话题，以保证我们能够以最快速度忽略那些威胁正常幻觉的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实”赖以维系的因素—它取决于我们的创造。但米拉几乎没有时间去反思自己的断裂实验何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出租车司机再次询问米拉的目的地，米拉知道他们现在肯定是在她住的城市里，然而他们开车经过的街道她都不熟悉。到最后米拉也不确定自己说的地址对不对了。
“没有人停车帮帮忙吗？”
米拉平时接收的邮件多是从大学里直接寄来的，也就是说她没有理由去查看自己的地址。地址的大部分她都记得，但唯独想不起街道的名字。她对司机说了她能想起来的部分，又编造了想不起来的部分，这样听起来更可信。如果她编错了，他会猜到正确的地址吗？他可能以为只是听错了，所以没什么问题。司机点了点头示意听到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让她帮忙指方向。
“晚上在这附近开车，糟糕的事多了去了，”他开口说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上个月我看到俩年轻女人就在马路中间掐架。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好吧，准确地说是一个行人都没有。然后她们俩一个人抓住另一个人的头就往地上撞，不停地撞哇。被打的那个看上去毫无还手之力。可能已经没有意识了，或者不想还手。看俩女人做这种事已经够怪的了，更怪的是旁边车来车往，都远远地避开了她俩那条路。就像施工封路了一样。人们经过的时候连看都不看她们一眼。其实每个人都在看热闹，但路过的时候都假装没看见。”
米拉平时只在学校和住所之间两点一线往返，要么只和认路的人一起走。她完全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位置，应该怎么回家。又过了一个十字路口，他们看到一群清洁工。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向他们问路，米拉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她说的地址完全不对。他们怎么能为一条完全不存在的路指方向呢？但结果他们做到了，其中一个人还纠正了另一个人，说自己知道一条捷径。信号灯放行后，司机谢过他们，又摇起了车窗。车子向右转向，朝着清洁工还在指着的方向。
米拉开始怀疑刚才所见。毕竟，夜色已经很深了，她又特别疲惫。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暴力事件，也许男人只是把手放在女人脸上，抚着她的头，让她冷静下来呢？不管怎么说，如果司机不打算停车帮那个女人，她一个人又能怎么办呢？她什么都做不了。
米拉一开始以为，街道清洁工真的将含混不清的街道名转化成了真实的地址，但随后她意识到，被指到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的可能性比她想象中要高很多。或许只有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才能胸有成竹地为一个不准确的地址指明方向。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忙，感觉自己应该知道，所以他们哪怕不认路，也指出模棱两可或者完全错误的方向。
“怎么帮？就是两口子吵架，他们肯定会和好的。每天晚上都有这种事发生。”
那种为了使事情具有意义，让它们成为真实的歇斯底里的时刻深切地影响着我们，显然有时会产生一些十分荒唐的结果。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有必要让事情真实地存在，但又无法始终保持理性。所以，哪怕你要去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人们还是会给你充分却完全无用的指示。他们想帮上忙，他们想做好人，却把别人送向完全错误的方向。现如今米拉有种强烈的预感，他们已经在走向完全错误的路上了，但马上她就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正穿梭于校园。
“我们能停下来帮帮她吗？”
出租车缓缓停在两栋高耸的学校建筑前的车道上。这条路光线充足，也很安全。米拉推开车门，笨拙地被绊了一跤，手在空中乱抓，一头栽到了路边。
“是呀，我当然看到了。”
司机弯下腰，帮忙捡起米拉的皮包。皮包的带子已经断了，他像人们经常会做的那样，拿着断掉的两端—将它们拼在一起，以确定是否有掉落的部分。
这时灯变绿了，车子启动缓缓驶过这一对男女，这下他们离米拉更近了。现在米拉可以顺着车后窗看清他们。不—刚才那个女人手里拿的不是钱，因为当那个男人转身过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旋转着从他身边飘过。现在女人站在原地开始哭泣，用手一边绾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喊，只不过不再是对着那个男人，而是对着夜里萧瑟冷清的风。男人走到她面前，给了她一记耳光，至少米拉是这样觉得的，但随着出租车疾驰而去，两个人的影子越来越小。她好像看到男人把两只手放在女人身上，他是想勒死她吗？“你看到了吗？那个男的好像在打那个女的？”米拉十分惊慌地问司机。她完全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这是鳄鱼皮的吗？”
出租车在几处红绿灯前停了下来。现在司机彻底没有问题好问，米拉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窗外的风景了。一男一女正沿着十字路口朝着他们走过来。女人走在男人前面，走得很快，但还不至于跑，而是比其他行人走得更快一点。他们是一起的，显然—因为男人一直在盯着女人。米拉起疑，这个女人是在躲他吗？或者她是自己一个人独行，而这个男人想骚扰她？但是她为什么自己走呢？她是性工作者吗？也许男人对女人说了些什么，她放慢脚步，转过身去，还向后退了两步。她看起来在冲他喊叫。米拉听不清她到底喊了些什么，但是她的身体表现出怒不可遏的姿势—米拉猜测她一定是处于害怕或者愤怒状态。她似乎拿着什么东西（是钱吗？），马上把手里的东西丢向了男人。
“是吧，不，我估计是。”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就是“弗兰肯斯坦”中提到的社会学家之一。舒茨受到了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他在推论中指出，我们都必须坚守住意义，还要坚持不懈，否则意义就不复存在了。符号互动论说过，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为生活赋予意义，但现在舒茨说，我们应该去研究生活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做到的。他还说，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意义，不仅仅是社会学家到处宣扬的结果，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他们必须这样做，不然根本就没什么生活可言。在舒茨看来，人们一直都承担着社会学家的工作而浑然不知，只不过人们从不去讨论它，且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所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应该同我们几乎从未质疑过的平常事实一样被研究。
她不确定膝盖是不是破了，但现在不方便查看，等司机走了之后再看吧。至于包呢？应该是人造皮的吧，毕竟是图妮的包包。米拉冷不丁呜咽起来。图妮是那种应对不同场合永远有合适的包的一类人，所以米拉得知要去正式场合吃晚饭时，就向图妮请教，图妮二话没说，很乐意地把这只包借给米拉。这太尴尬了—她先是弄坏了图妮的鞋子，现在又搞坏了图妮的包。想到这儿，米拉快哭了。雪上加霜的是，出租车司机似乎对此喜闻乐见。
“弗兰肯斯坦”向米拉介绍了一类致力于发展上述思想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被称为“常人方法论”。米拉没有通读这一章—和同学们一样，只挑着读了需要用来写作业的部分—她并没有打算好好读完它。“弗兰肯斯坦”会告诉她，常人方法论中讲到，我们不得不尽力让事情看起来真实且正常。那些事实的出现可不简单。我们并非只是遇见并去识别事实。相反，事实要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真实和正常就像我们必须齐心协力要去完成的某种任务。
“是鳄鱼皮的，”他重复道，然后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看来那些爬行动物要来抓你了。”
多尼不是一直说，爸爸做的事情很正常吗？米拉质问自己，是不是对于我们做过的任何事，只要伪装出一副正常的样子就行？做了什么并不重要，你只要说服自己、说服别人这是正常的，就可以了。虽然我们从不承认，但事实上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假装对某件事达成了一致意见，比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某种程度上来说多尼是对的，现如今社会上对父亲的谴责声甚嚣尘上，但实际上多是表演，这是正常生活中一部分必要的伪装。公众舆论的旋涡只是一种用于修补所谓正常表象的权宜之计：使得社会上仿佛真的存在什么正常的行为模式，来对抗她父亲所做的、应被审判的“恶行”。
呵呵，好的，非常好笑。米拉无奈，但转念一想：确实是个滑稽的场面，所以她也笑了，“我觉得这不是真货—所以只是个鳄鱼卧底罢了。”
这种思路在米拉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安慰，因为这能够迅速消解公众谴责的浪潮对她所造成的伤害。但随之将她领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她告诉自己，我们对别人做的、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无论如何，只是假装有意义罢了。我们只是假装理解，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假装喜欢你的哥哥，假装自己很蠢，假装是个社会学家，但到头来也没有什么用。
他们两个都不禁大笑，他扶着她站了起来。她看起来一定一团糟，但还是恢复了镇静。结账后，司机站在出租车门旁目送她一瘸一拐地穿马路。米拉穿过马路，回头发现他还在看着她。她冲他大声喊：“你刚才在车上听的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
米拉努力说服自己，决定着人们行动意义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你所坚持的意义仅仅在于你所坚持的意义—其本身很可能只是一个随机的选择。有时这一切的起因是你在某时、向谁询问某人是不是罪犯、是不是坏人这些问题。但在下一分钟或者下一年，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不同的解释。有时候人们只是假装不愿相信其他可能的存在，表现出好像一切都已经盖棺定论的样子。
“是伯纳德·赫尔曼①（Bernard Herrmann）写的，但这首曲子没有名字。”她挥了挥手，司机也转过头回到了车上。他刚关上门，米拉听到清脆悠扬的铜管声再次响起。
过了一会儿，出租车司机的话渐渐变少了，他似乎失去了对米拉的兴趣。“都是装出来的。”她想。
根据“弗兰肯斯坦”上面所写的，亚伦·克克勒（Aaron Cicourel）大抵是受常人方法论影响的思想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指出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同时接收着来自五感的信息，感受器被各种方式刺激着（一阵轻风吹过面颊，都会让你产生美妙或者痛苦不堪的情绪）。然而当我们要去谈论这种丰富而多层次的体验，包括它使我们产生的感受时，我们总是受制于语言而不知所措。
她不得不开始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并编造自己在节目中的经历。她说节目里的孩子们都特别可爱，又承认当那个小女孩在手术之后重见光明时她是真的哭了。米拉补充了不少额外的信息，这似乎满足了司机大哥的兴趣。米拉甚至有点享受假扮电视明星这件事了。她猜测，这场对话或许对这个司机来说非同寻常。他似乎很乐意接受一个出现在电视节目里的乘客侃侃而谈自己的生活这一事实。米拉感到怪异的对话在司机看来很正常。但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她又假装让他觉得这一切合乎情理。
克克勒认为这种丰富仅凭语言无法被传达出来。我们的“交流”只能描绘出体验的冰山一角，这也是为什么每当你谈论某件事的时候，它都像是一种创造行为。我们就是在创造一种事实，因为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的经历的单薄、苍白和简化版本。为了能够将经历转化成语言，为了能够与他人交流，我们不得不去简化。克克勒说在我们创造这些简化版本的经历时，其中会有种潜藏的（也许是与生俱来的）规则。正是这些深层规则让我们能够应付得了意义取决于语境的这一事实。
米拉不知道他到底把自己跟谁弄混了。若不是她害怕司机得知自己弄错了，进而认清她的真实身份，她的虚荣心一定会促使她打听电视明星到底漂不漂亮。但事到如今，再跟他说其实他认错人有点太冒险了。除了继续假装成那个素未谋面的电视明星之外，米拉别无选择。
如果她之前曾读到过这些内容，那么克克勒的观点也许会对米拉产生某种影响。回家半个小时左右，她惬意地窝在自己的床上，正酝酿睡意，思考到底是什么让生活中的事情变得有趣。难道说所有的幽默都与打破事实有关？她像今晚那样连滚带爬地穿过马路，所有对尊严的粉饰（和那段义正词严的政治演讲）都被击碎了。也许这种打破来得反差越大、越猛烈，营造的“笑果”就越好。如果了解克克勒的理论，米拉可能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些环境让我们掌握了那些帮助我们创造简化版经历的深层规则。不管什么时候，人们发笑就说明有一条规则被打破了：可能是有些人没能成功地运用这些规则，不管是出于偶然（像她摔的那一跤），还是出于刻意（比如笑话里的段子）。
“肯定是因为你戴着那副眼镜吧？但这可糊弄不了我。你一上车我就认出你来了。我老婆看你的节目，我们家的小孩都特别喜欢你，我老婆还总说我看你的节目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她又想起了出租车司机讲的那个假鳄鱼皮包包的笑话，尽管睡意已经向她袭来，但潜意识里还在回味这件事。她真的把爬行动物要控制地球这个段子作为她实验的一部分了吗，还是她的灵机一动？那他怎么知道她的想法，进而说出那个笑话呢？米拉意识到，司机想表达的是别的意思—他们一起笑得那么开心，尽管是为完全不同的事情。接着，就像所有人常做的那样，米拉默默掩盖了这个现实的裂缝，安安稳稳地入睡了。
“没，几乎没被认出来过。”
1. 常人方法论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互动中所创造的不仅仅是意义，也包括所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制度、法律、社会本身，只有人们在各种情况下让它们发挥作用时，它们才有意义。一条法律，除非人们同意并将其付诸执行—配合法官、陪审员、律师甚至还包括违法的人，它才能生效，否则法律只是纸上的涂鸦罢了。
米拉没作声，她还没想好要说点什么。她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车窗外的夜色，这样司机就不能从车内后视镜里看到她的眼睛了。他一刻不停地搭话：“你是不是总能被认出来呀？诶？我是吓到你了吗？”
2. 不同于其他许多只关注一些宏大的结构如何驱使人们行事的社会学家，常人方法论关注在每个日常生活情境下让事情发生的机制。他们争论，若不是这样，那些机构组织就不会持续存在了，这也使得很多人错误地理解“政府是这样做的”或者“法律上的这种改变使人们做了那样的事”。常人方法学家认为那些东西绝非独立的权力。相反，你可以将其理解为“陪审团基于法律的意义做了这一决定”。
米拉化险为夷，差点笑出声来，但她马上意识到不得不顺着司机的意思说下去。她担心如果不这么说，一会儿司机就会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3. 常人方法学家致力于研究情境的“深层文法”（deep grammar），也就是人们行动所指向的看似永恒、被理所当然接受的事实。舒茨将其称之为“类型化”，即在意义被创造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接受的最基本的意义和解释。哈罗德·加芬克尔认为正是我们不愿去质疑正常的倾向才使其得以延续。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组织学生们进行了打破这种互动中想当然规则的“破坏实验”—比如破坏游戏规则、在购物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然而这样做并没有使得情况发生恶化，每个人仍然努力地试图将他们的行为视作理所当然。所以若想让人们相信你一定是正确的，最佳方式就是表现出一副你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样子。
“我认识你，”司机话音刚落，米拉吓得心脏都漏跳了半拍。接下来，他的第二句话更可怕。“你上过电视，就是《早间新闻》里，为失明儿童献歌的女孩吧？”
①美国电影配乐作曲家，代表作有《迷魂记》《公民凯恩》和《出租车司机》等。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米拉的思绪。说话的正是出租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