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所以你的姿势最终意味着：并没有水送过来。你看，如果你接着去投诉这个服务员说他假装没看到你，那也并不是他希望你去做的事（他本应去把另一个服务员叫来）。但是你刚说的那一点没错，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你指了指水壶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我们共享的相同语境让这些信号产生意义，不单单是动作，每天人们说的、做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是的，但他知道我想要什么，只不过他觉得这不是他分内的事。”
米德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共享语境，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学会了接受来自各方的态度。米拉此前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人们交流，通过别人的视角观察自己。成长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从与别人的互动中不断学习如何客观地看待自己。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兴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要持续不断地识别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态度，但最终只能顾及实际见过的几个人。当我们见到他们时，我们就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思考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米德会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特别理解的互动了：你内心所想的并不一定直接意味着你发出的信号的含义。其中注定要涉及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当服务员看到你发出‘指’的这个动作，他就会开始思考：‘10号桌想要加水了，但那个桌子不是我负责的，应该找负责这个桌的人去接水。’你没有让他去这样想；这也不是你本来的意思，但是你的动作就是这样影响别人去思考并发生互动的。这也是为什么你最终并没有等到水。”
“你知道：老师觉得我是个内向的孩子；妈妈觉得我是个乖巧的好女孩；我哥哥觉得我是个天真的小傻子。米德告诉我们要去筛选这些个体赋予的印象，通过将它们组成一个更大的图式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看待我们的方式。他将这个更大的图式称为‘概化他人’（Generalised Others）。他讲了一个例子。还记得我刚说的他认为正是客观看待我们自身的能力将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社会吗？那么他这个‘概化他人’的例子便是说明了人与狗的区别。如果两个狗在争抢一块骨头，那么它们不会在意别的狗是怎么看待它们的。但如果两个人就某物的归属权发生争执，他们所做的通常就是‘概化他人’。所以当他们在争取将某物归他们所有时，实则是在争取让其他人都将该物视为他们所有。”
“所以说—只有当对方回应你发出的信号时，你才会知道这个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尼终于透露出一丝丝兴趣了，“但就算服务员没有帮我把水壶里的水填满，我的想法也是拜托他这样去做。当我指这个水壶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意思呀。”
“但是话说回来，米拉。你对爸爸的看法怕和你‘概化他人’的观点对不上吧？”
“但这话并没有错啊。当米德在提及向别人比手势，或者对他们做其他信号时，其实指代了我们向别人表达意思的所有方式。包括招手、说话或者拥抱，总之，什么都一样。”
“是的，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呢。米德当然也想到这一点了。知道‘概化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迎合这些期待。这也是我一直想要解释的。你对于现在人们对爸爸的一般期待的理解也许没有错，但是爸爸他选择去与这些期待抗争。他选择去坚守自己个人主义的一面，这也是我觉得浪漫的地方—他与社会抗争。”
“米拉，打住一下，”她的哥哥连忙叫停，身体向后仰了仰。“上一分钟你还在说着水壶的事，这会儿就说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这样了。”
米拉说，米德将这种可能性纳入了他对于成长过程和学习客观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他为反叛者、不安于现状的人和局外人创造了空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每个人都会对我们有所要求，但有些人选择不去迎合这些要求。米德经常会用一个孩子们学习组队一起玩游戏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自己被要求做出一些特定的动作，比如接球，但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我们是否乐意配合。而践行这种自由意志的人和那种以其他人的视角力求客观看待自己的人是不同的，后者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于社会互动里逐渐习得的。这是一种自发且颇需创造力的过程，你很难直接观察到它，只能在人们被要求执行一些行动时偶然瞥见其涵义。
“他们并非直接对你发出的符号进行反应，而是基于他们对符号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理论叫作符号互动论。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如何思考和理解其他人行动的含义—被符号化过的含义。”
“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互动，其实这是一个三步走的过程。在游戏里，孩子们知道他们要当好一个捕球手。但随着收到的反馈越来越多，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位置。这取决于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不擅长或者不愿玩游戏的孩子就会被欺负甚至被霸凌，我们的爸爸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被中伤。”
米拉的状态回到了正轨：“米德指出，我们对别人发出的信号的理解是被分类好的。我们向某人做一个手势，他们就会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搞清楚你借着手势想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他们的理解对此做出回应。
“在我印象里你好像什么团队比赛都不擅长，是吧，米拉？”多尼戏谑道。
“这也是米德想表达的：当你发现一个手势得到了什么回应时，你就会知道它代表着什么意思。你指了指这个水壶，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更多的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指水壶这个动作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如果你在商店里指一个水壶，意思可能是要买它。如果在悬疑片里这样做，可能是想说‘不要喝这个，里面有毒’。也就是说，随着情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动作和姿势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
“是啊，我没少让爸爸难堪，但好在你还蛮擅长的，所以总体还行—你满足了他的期待。你看，在米德的理论中为选择和自我表达留下了一席之地。我们学着如何适应环境—连接社会希望我们去连接的点—但并非必须。”
多尼把正在为其他人领位的服务员招呼过来，指了指餐桌上已经空了的水壶。服务员点了点头，不一会儿拿来了一个装满水的新水壶，并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需要。这就是一种互动，米拉想：我可以利用这个例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当一个人决定自己是否要屈从于诱惑时，他才会意识到自己真正是谁。你可能比我想象得更聪明，米拉。”
“是的，你在各种关系中表露的这个态度就取决于它本身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米德的看法。我们并不是想要欺骗任何人。只是随着情境的改变，我们的表现自然而然会发生变化。”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呢。事实上我对自己也蛮惊讶的。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印象和现在人们看待我的样子真的不太一样。当然，有些期待是我刻意不去迎合的。但我看不出假装比我现在更笨有什么好处。我一直以为，如果我总是一本正经地摆大道理根本交不到任何朋友，但是我在这里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听我介绍这些理论给他们听。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继续装傻，可能就会错过一些学习的机会，但我发自内心地想学点东西。就像人们总说的：你知道的越多，就会越想多学习。”
多尼说：“我理解你的意思。有时候你会给人某种感觉，让别人对你产生某种印象。在商业事务中这样做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你总是有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
米拉从多尼的奸笑中明白，不应该把刚刚的表扬当真。
这一瞬间，米拉感到沉重。因为米德的思想也可以用在她父亲身上：他对米拉来说可能是个浪漫的反叛者，但对多尼来说则不然。她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呢？她喷薄而出的情感似乎妨碍了她接下来的陈述。她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向多尼解释为什么爸爸是一个浪漫的人，而不是一个最终可能被证明犯了错的普通人上。多尼的眼神穿过她的肩膀，若有所思，某种程度上米拉并不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什么伤人的话。
“我敢打包票，你选择相信这个理论是因为那个没接到球的孩子的例子在你脑中挥之不去。你把自己代入进去了，不是吗？你还是组队时不会被选中的可怜鬼。但现在你觉得自己很浪漫，像爸爸一样。这就是一种伪装。你觉得自己很独特，所以激动无比，你想象自己是一个勇敢站在人群的对立面的个体，而不是一个‘小透明’！”
“所以，我大学里的新朋友看我是一个样子，你和妈妈看我又是另一个样子。当然，我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骗子，因为我有太多事情瞒着他们，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看待自己的视角可能同另一个人不同。这不是我们自己有意识的伪装或者表里不一，也不是刻意地操纵自己，我们就是这样和其他人打交道的。”
“我最开始觉得，如果我想融入新的朋友圈子，他们会希望我成为你所说的那种人，但在事实上，我结交朋友之后，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同样是这‘三步走’的过程，夹在中间的就是我的自由意志了：我是选择顺从还是不顺从。这是那个隐秘、自发的自我做出的决定。当人们认清了自己的决定，也就认清了他们到底是谁。”
“也许吧。也许未来某天会是这样，”多尼说道，“现在，先吃饭。”在服务员离开之后，米拉对多尼说，米德认为既然我们与不同的人有着如此多不同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在不同的人眼中也留下了多种多样而非单一的印象。
多尼玩味地一笑，找到了她的薄弱环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道，“我是说你不浪漫，你知道的：你一直努力避免自己受到关注、太过鹤立鸡群，努力假装自己不是爸爸的女儿。你明明拼了命地想要变得合群。”他从米拉的表情中看出，这句话直击要害，但他打算继续“补刀”，就像以前的很多很多次一样，展示出自己的上帝视角和优越感。他不管不顾地说了下去，语气也变得愈发粗暴：
“其实你一直都在这样做啊：你会提醒自己，作为儿子，该给妈妈打电话；作为哥哥，该去看望住在同一城市的妹妹。还有在谈生意的时候，等等。当然，不是说你在上述情况都只采用了同一种看待自己的方法。你有时将自己视作一个尽职尽责的儿子或者哥哥，同时你会在其他情况下将自己视为一个有野心的商人。”
“成熟点，米拉。只有小姑娘才会把她们的爸爸当成英雄供奉起来。即使他做了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砸了，也不代表他就是个浪漫的反叛者。你想借理论说明，是社会决定了他行动的意义—你只有意识到人们会如何反馈，才能知道信号到底发出了什么意义，但记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别人怎么想了。你觉得他是个英雄也好，我觉得他只是个普通商人也罢，这根本无所谓，社会已经做出自己的判断了，它认定爸爸就是个罪犯。”
“米德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公平对待他人。我可能没解释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其他人在看待我们时并没有将我们视为他们的一部分，而是视为某种‘他者’。因为他们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自己。”
“但我有所谓，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个坏人—争取自己权利的个体是高尚的，一味迎合人们的期待是低劣的。”
“但是这位小朋友，你要知道，人们对待彼此的态度从来就不客观。我们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并沉溺其中，很容易就宽解自己的罪过，但对待其他人，我们就摆出一副‘理中客’的样子，仿佛别人是没有感情的物件。就像那些法庭伪君子，你憎恶他们不就是因为他们对爸爸表现出的那种恶毒和报复的模样。”
“你也不听听你说的话，你怎么能还这么幼稚呢？他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米德说，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区别就在于人类能够对自己进行冷静客观的判断。然而，如果缺乏这种思维方式，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你只需要通过社交来进行这种客观思考。只有这样思考才会让你得到上述认识：将自己视为某种客体。这是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其他人会将你当作一个客体来看待。米拉很难找到词语恰当地表述这个意思，但是多尼已经决定要对她表露出一种不耐烦且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也为了我们。”
服务员来到桌边，准备帮他们点餐。在多尼研究菜单的同时，米拉默默地整理思路。她继续解释，米德的本意是想理解我们如何长大成人，也就是说，他想要了解孩子变成一个理性的成年人的过程。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我们自身当作客体来研究。这也是加入某个团体的秘诀，如果我们不能以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能够成为可能。
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插话不以为意。“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高尚道德。对你来说，把他想象成一个能顶得住公众和舆论声讨的英雄或者浪漫楷模，只不过是一个再方便不过的幻想罢了。”
“你和爸爸都选择加入这家俱乐部。你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都想成为这家俱乐部的一分子。我不止是在说你们是同一家私人俱乐部的会员，而是想说你们是在进行某种交易：你们有着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也说明了我们并没有被社会控制，相反，我们在控制着它。事实上，社会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重塑着社会。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社会就不存在了。”
“那么你觉得他有错咯？”
“嗯……不管人们认为什么是正常的，都会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你可以在解释这一点的同时为个体的个性创造空间。符号互动论认为人们是从社会中习得何为正常这件事的。事实上，社会赋予了我们全部的观念，但它本身并不外化于我们。我们不仅没有受到社会完全控制，相反，还在一直创造着社会。每一天，我们都一刻不停地让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社会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发生意外是完全可能的。
“不，无功无过。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多尼所说的“这种人”指的正是这些瘫坐在皮沙发上面的俱乐部成员们。“你的理论没将什么是好或什么是坏考虑进去，不是吗？爸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做生意不需要掺杂什么道德因素。爸爸所做的无非就是期望中的事。我可以给你一大堆例子，让你明白这些年来别人也这样做生意。你刚刚说这是爸爸那个隐秘、自发的自我，在拒绝屈从或者不迎合期待之下做出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在迎合期待啊，这就是他那个世界对他的期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对他的期待。”说着，多尼再次用手指扫过这屋里其他的人。
或许，米德的理论能够证明她父亲是个浪漫大胆的反叛者，但是她该如何去解释呢？在继续阐述观点之前，米拉决定以退为进。多尼准备招呼服务员，当她开始解释时，米拉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面前空盘子的图案上。
米拉想起“弗兰肯斯坦”中提到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将“符号互动论”这一术语加入了人们互动时所创建的信息的计算和推广中。当我们理解他人行动（或为他人的行动赋意）时，我们就换位思考，再去行动。按照布鲁默的理解，互动的意义生发是一个过程。它在交互的过程中形成，本质上是流动的。
哥哥的毒舌完全不亚于小时候。她义正词严地说，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诋毁爸爸，正是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努力以个人的力量抵抗社会。“他站在人群的对立面，所以人们才想攻击他。我明白，他在别人眼里绝对谈不上高贵，但没关系，我知道是这样就好。”
他指出，创造意义的过程可能是开放式的。也就是说，她不仅不能单方面地决定父亲行动的意义，甚至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某一个观点。多尼刚刚就给了她一种对于爸爸角色的全新理解，是的，这比她之前所认定的，爸爸是一个浪漫反叛者的孩子气论断更有说服力。但她不会因此沾沾自喜—就像多尼现在看起来的那样—因为她还是被这件事是对是错所困扰着。一直都是这样—这个对与错的问题造成了她和妈妈之间的隔阂，也迫使她改头换面。
多尼仍旧觉得他这个小妹妹既幼稚又古怪。“打击到他？”他不无讽刺地重复了一遍米拉的话，“我看你是把监狱想象成一个关野兽的笼子了。而且你还觉得他浪漫？我可不这么觉得，显然法院和媒体也不这么觉得，不是吗？”
如果她接受了父亲只是在他认为正常的方向顺势而为的说法，米拉担心他的行为很可能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不妨看看现在这些评论的风向，她如何去抱怨这一切是不公正的呢？突然，她又想起了布鲁默的另一句话，此时听起来尤其应景，多尼可能又会以一种讽刺的语气攻击她：一个人“也许将某事做得很糟糕，但他（她）不得不去这样做”。也许她应该将靠这些思考得出的结论纳入对人们的判断之中？这个念头在那天晚上一直纠缠着她，搅得她心如乱麻。
米拉惊呆了：“那么说来，你认为这件事可能不会打击到他咯？我觉得对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必须要强迫自己忍受条条框框简直再糟糕不过了—他甚至不能自己决定那些最最基本的事。他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的高贵也和监狱格格不入。我觉得法庭上的他真的很勇敢很浪漫，孤身一人对抗着法律和媒体的力量，但如今他受到了处罚，被当作一个最普通不过的罪犯来对待，好像他从来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一样。”
直到晚一点米拉打车回家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好一些。出租车拉着她蜿蜒穿过俱乐部旁的小道，逐渐拉开她和多尼之间的距离，米拉逐渐平静了下来。她父亲也许把事情搞砸了，但是她没有必要走他的老路。那么她要去接的球又是什么呢？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决定是无论如何也要把社会学学下去。
米拉再次环顾四周。这里是一个不同于她自己世界的地方。“可不是嘛，”多尼说，“这就是我最满意的地方了。”他话语中透露的那种自大让米拉有点担心。也许父亲被捕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因为这种自大。想到父亲的事，米拉问哥哥，怎么看待法院对爸爸的裁决。“他是个成熟老到的人—他会做好一切他应该做的事，我想他应该过得还蛮舒服的，就算在那里也一样。”
不管多尼怎么想，米拉很确定相比于前几个月，此刻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了，甚至比刚走进俱乐部时又有所长进。这会是浪费时间吗？她一直在学习—有时会很痛苦，也会遇到许多挫折和疑虑，但她慢慢地对这个复杂而令人挫败的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周围的人都觉得是爸爸太倒霉了，此外也就没什么了。”多尼自言自语，“这是他以前经常来的俱乐部，你知道的，谈生意。这个地方我也蛮喜欢的。以后你要是谈生意或者希望取得别人的信任，你也应该带他们来这儿。在这里做什么都简单多了。”
可以负责地说，米拉已经理解布鲁默的理论，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互动理解为我们为想做的事所花费的时间。如果是这样，互动就不值得我们去研究了。那它就变成了介于影响行动的原因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中间了无生趣的存在。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互动不仅仅是我们照本宣科之所，并且是我们发挥创造脚本的空间，由我们和他人共同写就。
米德认为人们绝不仅仅应该按照社会给定的剧本行动。社会学从始至终都没有将个人表达与惊喜排除在外。相反，它为反叛创造了空间。“弗兰肯斯坦”解释了所谓“符号互动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似乎对缓和米拉的情绪有所帮助。她已经成功地克服了那种悲观情绪和疑虑（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现在坐在这个光照充足而有爱的房间里和哥哥多尼一起品尝美食。
这个理论坚持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社会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流动之中。如果没有过程，像是婚姻或者司法、教育体制之类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除非人类为它们注入生命，否则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消失。符号互动论将社会学领向一种全新的方向：它开创了理解生活中一些容易被忽略但意义重大的小事的先河。出租车徘徊在多尼介绍的那家俱乐部旁略显破败的小巷，米拉开始回想起我们平时常常花上几个小时进行互动的方式，除了那些轻松的时刻，比如在家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当我们面试工作、购物时，当我们为了达成国际和平或者贸易输出进行谈判会晤时。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处于互动中的人—交流，忽视，一起工作，乃至于反对其他人。在科学领域与之相似的事件可能要属发现分子和原子之后又发现了亚原子：在科学家们探索微观维度之前，他们的知识仅限于他们都能看到的尺度相对较大的东西。符号互动论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出发点，它让我们注意到人类生活中更为微观的尺度，为我们理解世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此时她无比需要一个能为个体提供空间的社会学理论。所以当她在“弗兰肯斯坦”中读到对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理论的解读时，她意识到，就算生活注定是要一刻不停地连接这些点，在社会学中一定还留存着个体和自我的空间。
1. 在G. H.米德看来，长大成人意味着拥有客观思考的能力。也就是结合他人审视自己的目光，以及以通用的标准和判断来审视自己，就像审视一个“客体”一样。米德认为，长大成人的过程就包括我们以他人的期待看待自己。学着用这种方式反思自身和其他人是成为一个完备的社会公民的关键所在。这赋予了人们随着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表现和表现不同自我的能力。人们借此在外部刻画自身。
米拉认为它不仅是一种悲观的生活态度，而且非常具有误导性。如果真的是那样，她和阿伦的这两个点会被如何连接？不是他们之间已知的过去，但是未来，谁能知道呢？这也是为何这个悲观的观点是错的。现实生活充满了未知，既刺激又惊悚。我们不知道外面有什么点等着我们去把它们相连。还有另一个原因让米拉反对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中缺少一种张力和空间，那种能为像她父亲这样独自反抗社会、试图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反叛者的空间。
2. 这样你就能看到别人所看到的，也知道自己想让别人看到的是什么，随之用行动来回应别人的行动的所指—这些行动的象征意味。行为方式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你行动的意义是由别人将你的行动符号化后赋予的。这就是符号互动论。
一切都那么美妙，米拉终于从功能完备但了无生气的宿舍楼中解脱了出来。她这才意识到，和她的朋友聊完心智与社会的重要理论后，自己被一股压抑的情绪持续不断地萦绕。她感觉到，这个曾经给她的朋友们带来欢乐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绝望的药方，因为它留给个人自我表达和惊喜的空间太少了。你一朝从社会汲取了某种观点，接下来要做的事只剩下日复一日将点阵图中的点连起来。倘若承认社会只存在于你的脑海，你穷尽一生都注定只能重复别人的陈词滥调，这定不能使你宽慰：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对话，甚至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已经被预先注定了，只等着你去将它们接通。
3. 根据这种观点，在任何情境中都不存在固定的、准确的意义。同每个个体的相遇都创造着新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只有把话大声说出来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即其产生互动而被赋予意义的时刻。
俱乐部的门脸和米拉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已经衰败的社区里，一扇破旧的门可以躲避更多关注，从而保证俱乐部的排外性。又或者，这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个俱乐部历史悠久，久到连城市的流行文化中心也早已迁至别处。俱乐部的内部和米拉想象中的更不一样：这里有着更大的场地。她原本以为里面会很暗—甚至已经脑补出了镜子和红丝绒地毯—但事实上，她来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斜阳从与阳台相连的法式落地窗倾泻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