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莉娜问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就阅读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另一名叫山姆的同学说：“我觉得……嗯，难道社会对理性主义和客观性的普遍态度以及科学是如何适应这种态度上，没有别的看法了吗？”他扫了眼他的笔记，接着说，“有些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主张科学要对文化差异具有敏感性，要有环保意识，还要反对性别歧视。难道他们所做的不是在呼吁科学家们放弃坚持所谓的客观性、放弃关于外部世界的物质事实是通过调查收集而来的观点吗？”
“自然科学有着绝佳的认识论：实验观察、结果比较、重复实验。”劲松说，“拿这些和社会学比较起来，社会学又有什么呢？人们挖出同样的尸体，用电流对它们进行电击，看它们能否行走。社会学只关心人们想什么而不是人们知道什么。”
另一个学生，阿桑普塔忍不住插了一嘴。“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然后照着她的笔记读道，“他们认为，科学和任何真理一样，都是社会的建构。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比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社会建构痕迹更少。显然，我们不应该全盘接受科学的权威性，就像我们不应该接受学校老师对文学的评价一样。”
“但问题是发现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知识不会像躺在河床里的金块，等待着被淘金者从淤泥中将它筛出来，”导师说道，“我们知道我们寻找的东西具有什么要素，我们该如何寻找它，以及当我们找到它时如何对它进行分类，这一部分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认识论（epistemology）—即获取和评估知识的方式。也就是你用来评估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或者不同方式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尽管不了解知识论但是无疑都具有认识论，就像科妮举例用来解释分类学假设的黑马的例子。”
山姆补充道：“就我看到的一些摘录，劲松对社会学的很多批评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包括来自权威的争论、根据期望对发现进行分类、抛弃不想要的结果，等等。”
“是的，但这也不能说明0在此之前不存在呀，”劲松说，“它不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数学是自然的法则，0是被发现的，而非被发明。”
“是的，但只是因为科学本身做得不好。”劲松回应道。
达莉娜顺着她的例子接着说了下去：“很好。现在，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术语，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用来收集数据的方法，都是人类的创造物。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必须反映或者体现其创造者。比如说，数字0并不一直存在。它直到中世纪早期才在印度数学中存在，之后才在阿拉伯数字中出现。”
“这让我感觉，”莉安补充道，“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那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学科，比如医学。科学会问，我们知道什么？认识论会问，我们如何知道？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
“当我的小妹妹指着一匹黑色的马时我说：‘马。’她知道我所指的是一类的事物，而不是单独的那只动物，或者那匹马的某个特殊属性—她不会觉得我是在说所有黑色的动物都是马。”
“这样就巧妙地把知识本身塑造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达莉娜咯咯地笑着，“我们可能都忘了，这才是今天研讨会的重点！我花了好大工夫才讲到这里啊，怎么就让你们带跑题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说到这里了。那下面谁来跟我们说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两个视角，弱纲领（weak programme）和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
在其中的一篇阅读材料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儿童天生就有一些理解基本语言规则的能力。在一番筛选查看之后，组员们终于从自己的笔记中找到了乔姆斯基。达莉娜说，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我们生来就伴随着一种由某种假设或学习偏置（learning biases）构成的普遍语法，在这种语法的指导下，我们才能习得语言。这些偏置让我们在习得语言时相对更容易些—比如，不必了解语言的明确规则。达莉娜邀请科妮解释一下其中分类学的假设。科妮愉快地答应了。
乌班纳照着笔记开始解释，在弱纲领中，社会在数量上塑造了科学知识。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对激励的反应同其他人是一样的。比如，某些科学分支比其他分支进步得更快，是因为它们更时髦、更划算，或者有着更高的回报，总之它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更好的科学家。因此，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会比其他领域的进展更快，此外，尽管孤独的天才们可能会坚守在那些不时髦的领域进行研究，但贫乏的资源也会起到限制作用。在一些国家，政府会因为伦理问题、意识形态、道德教化或者宗教原因而限制某些研究的内容。比如，在医学研究中，回报率最高的药物大概就是调整情绪或治疗阳痿的改善生活类药物。这些产品拥有最具消费潜力的消费群体，市场优势会让其非常有利可图。迄今为止，在这些药物产品的研发上投入的精力，要远远超过那些消费者普遍收入低下的抗疟疾类药物。
达莉娜告诉大家，讨论一定要以一些关于知识的基本假设作为出发点。她还提醒大家，在阅读材料的哪些部分里能找到这些材料。这时，大多数学生都开始快速翻阅自己的笔记。达莉娜说，第一个也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知识是人类的创造物。说一个最基本层面的事实：我们学习解释自己的感官数据—婴儿学会区分形状、声音，等等。有些能力是遗传的，随之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
达莉娜叫停了乌班纳，以便阿桑普塔发言。
说到这米拉也忍不住参与了进来。她和贾丝明就这个话题已经排练过无数次了，但是刚刚的讨论让她有了新的想法。“真的是这样吗，科妮？我们刚还在说当科学家们在试验中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时，他们要么忽略结果，要么用一些贴近常识或者用得上的知识来解释这些。当他们觉得这些结果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无益时，往往就选择无视，这难道不是在对知识进行自我辩护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知识呢？”
“劲松刚才说，当科学家们丢弃他们不想要的结果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事时，说明这是一门糟糕的科学，但其实这样做还受一些其他因素影响，而绝不仅仅是做得不好这么简单。”说着，阿桑普塔低头看看笔记。
科妮使劲地点了点头：“所以你的意思是，社会学注定与自然科学不同，因为物理和化学根本不涉及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自然科学的原材料同人们的经历并不相关，这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会使得它们的目标更清晰，甚至操作起来更容易。”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可识别的制度与文化的约束和压力。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抽屉效应’的现象，在其影响下，那些不能为某物提供证明的研究往往不会被发表，因此，研究往往倾向于显示积极的结果，而非那些什么都不显示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花时间读一篇枯燥而且什么结论都没有得出的学术论文。”
达莉娜接着说，社会学与常识之间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它既是社会学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需要被超越的点。社会学经常会显示出，常识，即“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这可能意味着，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事实，或者作为一组客观的事实，它是错误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在过去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社会学之所以不同于哲学、经济学等，就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常识。达莉娜总结道：“社会学和常识的基本区别在于，常识的描述通常都是正义式常识。我选择一种行为，然后用常识来证明它。而社会学则是提供一种解释，一种客观的解释，它包含了人们经常提出的与他们所做之事互相矛盾的理由。它也试着解释人们做过的许多事情，那些因为人们没有仔细考虑过，所以还没找到理由的事。”
“顺便提一句，这个解释在社会学里也是行得通的，”达莉娜说，“科学史会告诉我们，科学往往不止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进行工作，但它有一条指导原则，即我们正在走向一种形式上更优的科学，所以像上述的这些问题会被视为次要问题或短暂的停滞。大卫·布洛①（David Bloor）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该只去解释知识为什么会出错，而应该去解释它是如何变得‘正确’的。”
“数据，不总是事实。我们的原始数据就是所谓‘常识’，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信念。在理想状态下，社会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人们如何生活—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理解他们做了什么，也就是他们的常识。常识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知识形式—一系列未说出口的假设、过去的经历、与他人分享的知识—用于指导我们的行为、做出选择以及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思考。这是一种非系统的、非学术性的知识。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忽略了它。”
达莉娜说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一部分，并请乌班纳接着为大家解释。她说道，强纲领也可以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或建构主义，该观点认为社会在内容上塑造了科学知识，这一观点依赖于“认知相对主义”（epistemic relativism）。
“你是说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读到的人，他们的理论中包含了事实？”劲松不可置信地问。
在弱纲领中，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个理性发现的内部过程，这一过程有时会被社会力量引导或扭曲，甚至被阻碍（就像过去的天文学家常常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一样）。强纲领会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即目的论（teleology），因为它接受了所谓科学的发展路径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不同的说法。组里的几个成员都对“认知相对主义”这个概念不太理解，其中科妮具体询问了这个概念的意思以及它与其他内容有何相关。
达莉娜说道：“劲松，我想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欠考虑了。如果你问我社会学理论是否像科学理论一样，我会说不是。因为它研究对象的性质—社会中的人—以及我们建立理论所依据的原始数据就已经决定了一切。”
乌班纳又翻了翻自己的笔记，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相对于当地文化，并相对于它发展所依存的社会、亚文化或亚群体。与其认为科学十分紧密地反映了某些潜在的真理，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权威的真理游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所宣称的那种作为启蒙运动一部分的权威性，是通过科学家们建立知识统治而实现的。社会所建构的不仅仅是知识的限制和边界，也包括知识的内容。”
这个说法立刻敲响了米拉脑子里的警钟。这是贾丝明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强调的观点。贾丝明总是想证明，社会学是一门“低等学科”，配不上“正统学科”的名头。她毫不客气地将其称为“引用学”，她说米拉所做的只是引用某本书来说明一件事，然后引用其他的书来反驳这本书，再引用别的书去反驳反驳别的书的那本书。一切要么是关于书，要么是关于书的书，要么是关于书的书的书。有时候作者们似乎陷入了某种殊死搏斗，这种战役一打就是好几年，每个人都会召唤一些已经死去的德国人或者法国人的英灵来支持自己。但没有办法以任何方式解决这些争论—因为你没法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多亏如此，所有人都能前赴后继地负重前行。对于米拉来说，临床试验似乎不失为检验一些结论，得出最终答案的一种好方法—尽管科学家可能没有拿出端正的态度去重视它们。或许类似这样的进路也适用于社会学呢？
这时劲松插话说，他能理解将科学家、不同科学学派或支持对立理论的人们之间的辩论看作一场真理游戏的观点。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人们本不应该对它感到太过惊奇—尽管这里的人们似乎也无时无刻不为其感到震惊—其实它同别的事情一样，无非都只是筑起高楼、互相诽谤、建立帝国、接收传播、溜须拍马，这些东西在所有最终要为事情盖棺定论的领域中都能看到。
“那你说，所谓的真实又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真正地知道某件事？”莉安说，“我不是问我们是否只是别人脑中的幻觉，也不是问我怎么知道我从这个房间出去之后它是否还存在。我想问的是，社会学如何证明观点是否正确；抑或是只能通过谁的观点最受欢迎来进行判断？这就是我不喜欢社会学理论的地方。每一个结论似乎都是对的。你总是从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入手，然后找到更多契合这个理论的例子。没人能真的证明什么，这其中实在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宗教、政治、艺术，哪个领域都是这样。但后现代主义将科学视为真理游戏，将理性也视为众多话语中的一种，这种观点存在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劲松说，你不能简单地将科学当作一种文化话语，因为现实总会让你失望。如果你同汉朝的皇帝一样相信食玉粉便能长生不老，那么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错的。“如果你认为不存在什么最终真理，那我们还不如讨论讨论流行风尚和时尚技巧呢！”
“不过你对社会理论的说法是对的。图书馆里总能找到一百本书与你刚读到的那一本里的内容截然相反。那你怎么才能说明你的意见比别人的要更好呢？或者说，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
“科学家怎么看待这些理论呢？他们了解吗？”米拉问道。
“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替我去考试呀？”莉安问达莉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但是劲松找到了下一个靶子。
“在那些接受的人中，大多数科学家都部分或者全盘接受弱纲领，”达莉娜回答说，“毕竟，他们在工作中能接触到这些东西。至少可以说，他们对强纲领并不买账。”
“我看你是不会承认任何不是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东西吧。反正我下周有个考试，只要能提高成绩，我什么都愿意试试。”莉安回嘴说。
“这也是合理的。如果他们认可强纲领，就该卷铺盖回家了，”山姆说道，“这其中又涉及组织利益—他们不接受强纲领，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劲松忍不住坏笑着说：“莉安真是在痴人说梦。”
“但或许他们应该放弃然后转行干别的，”劲松紧随其后，“如果你说科学思想是在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下发展起来的，那他们确实可以收拾收拾走人，然后等着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你说科学同神秘主义一样没有提供真理，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神秘主义者呢？这样你只需要一盏熏香和一块水晶，而不是实验室和图书馆。或者，你甚至可以去做一名科学社会学家，这样连熏香的钱都省了。”
“在没有实现所有事情都可以一键操作和‘小白’也能摆弄明白昂贵机器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但我认为在社会理论中，你永远无法证明什么东西是错误的。”达莉娜笑着说。
米拉对劲松如此频繁和迅速地将自己的观点用语言表达出来（甚至都不怎么参考他的笔记）感到有些恼火。她压抑住不满，说道：“显然，科学的进步是需要一些人实打实地去做一些事的。”
“好—按理说情况应该那样发展，但事实常与之背道而驰，”劲松承认，“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学教授发现自己对于社会阶层或性别等主题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会怎么做呢？难道他会辞掉工作，然后立刻开始从事园艺吗？”
劲松冲她摇了摇手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承认思想是从某个地方介入其中的。刚才那个利益集团理论的论证是双向的。而这也一定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家。”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社会学家会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吸引力。这点是很难反驳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反驳就包含在我们开始说的那条最初论点中，即没有人能够对权威和真理下定论。但所有这些科学批评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局限性缺乏安全感。他们认为—不管他们在书中和文章中怎么说—科学确实比社会科学更具真理和客观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明明从科学的方法和科学产品中获益了，还总想着将科学基本假设的遮羞布扯下来。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社会建构主义者从来都不用电灯，也不看电视的吗？
达莉娜还停留在劲松刚说的话题上。她想知道劲松对乌班瓦刚说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达莉娜夸赞这个角度很聪明。“倘若一个人正在电脑上敲入自己的大部头新作，结果电脑死机了，你觉得他是会给IT专家打电话呢，还是给通灵师打电话？雷蒙德·塔利斯②（Raymond Tallis）就说过，思想家总是言行不一，其行动方式和理论相差甚远。”
一位名叫乌班瓦的女孩马上对此进行了回应：“是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他们不会因为一篇论文说他们的工作进行得不是很好，就放弃自己的工作和教职，就像政客不会因为经济下行就引咎辞职一样。他们只会去找其他人来承担责任。”
米拉不得不承认，劲松关于社会学家缺乏安全感的观点确实切中要害，准确地总结了每次她同贾丝明讨论科学时的感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听到这，感到有些恼火。她鲁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家保持着一种自卑感是对的—毕竟他们不懂任何科学，或者至少不太懂。也许科学知识是一种更加重要的知识类型。我想这就是劲松道破的事实—这是社会学家自卑的根源。”
然后科妮又回到了讨论中。她说继续推广一种在科学上尚未能证明成功的疗法，一定是糟糕无比的科学做法。她这么快就适应了，米拉暗暗地想。科妮补充说：“这个过程足以告诉别人他们在做的是否有效—收获不到任何效果就应该立刻停止。”
然后米拉略带犹豫地说，这或许会对社会学家研究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事实甚至可能与你想象的截然相反。既然社会学家对科学本身知之甚少，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对真理做出任何判断。如果社会学要讨论的是科学如何产生，首先它必须要避免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才能被接受。
劲松说道，现在已经有很多试验证明心理治疗是不起作用的。它不仅不起作用，接受治疗的人的情况可能会比以前还要糟。在那些使用安慰剂的试验小组中，受试者与大学教授而不是治疗师进行了一小时的对话。结果显示，与教授交谈一小时的人比接受真正治疗的那组人表现更好。这让很多非心理治疗师都禁不住沾沾自喜，但这并没有让心理治疗师失去市场。他们认为，这些试验都太过草率，或许根本没有检测出正确的结果。达莉娜说：“你说得对，事实上很多医学干预措施都没有通过双盲实验的证实。有些措施无法通过这些试验，有些通过了，但结果不够清晰稳定。当然莉安不会接受那种会害死很多人的东西。因为她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这种疗法，而且她不认为这里面有人因为该治疗遭遇不幸。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轻信别人的说法，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在医学试验上取得了什么成功，而只是因为某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米拉认为，对于那些想要书写科学是如何对其内容进行组合选择或遗弃的社会学家来说，认定所有真理主张所依据的事物都不存在，并假装自然地接受这一观点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是在假装自己比科学家懂得更多—不是懂更多的社会学，而是懂更多的科学。正是因为这样，社会学家不得不表现出一副好像并不存在什么需要被衡量的真实世界的样子，也因此不得不成为相对主义者。他们应该关注—也有资格去关注—科学家如何根据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提供自己的同意或反对意见。
达莉娜说，弗瑞尔的学生都认为这些结论都非常准确、很符合他们的情况。这就是“主观验证效应”（subjective validation effect）。当结果对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信仰有好处时，我们就会抛弃那些不合适的，转而投向合适的描述。所以，我们就会去寻找那些支持我们决定的成功治疗案例，而主动忽略那些不成功的案例。这就是为什么临床试验必须被设计为盲法试验—参与试验的人都不知道谁拿到了真正的药。因此，莉安的疗法奏效可能只是因为有些用了这种方法的人第二天就死了，但报告可不会把他们也加进去。整个小组，包括莉安，都一起笑了起来。随后，达莉娜转向那个给了莉安很大压力的劲松同学。她希望他能给大家再讲一讲安慰剂和医学试验的内容，达莉娜尤其想让他总结一下在这次会前布置给他们阅读的一篇关于心理治疗的文章。
米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她就一个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洋洋洒洒地说了这么多。她连劲松都不如，她的话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其实全是胡说八道。然而，达莉娜听了之后似乎很高兴。
说着，看到科妮开始在包里翻钢笔或铅笔，米拉才发现所有人都在记笔记。达莉娜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也没有在白板上潦草地写下要点，但大家都在笔记上写写画画。
“很好，从论点到结论之间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说的。拒绝将自然界当作等式的一部分来行事的观点出现在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的著作中，他将方法论相对主义应用于科学研究。”
达莉娜回应说：“是的，这就是弗瑞尔效应（Forer effect）。心理学家B. R.弗瑞尔曾经让他的学生完成一项性格测试。然后他没有去分析他们的答案，而是给了每个人一份‘结果’—其实是一本流行杂志占星术专栏里的一段话。”
劲松对此不以为意：“但这是一种误导。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界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无论怎么解释它，或通过何种范式理解它，自然界都独立于人类活动。比如，物理学中的理论说明，可以利用裂变反应来制造核弹。核弹被建造出来，通过测试，然后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这些理论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么不管当地的物理学文化怎么宣扬它会生效，原子弹也不会成功。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二战的历史将完全被改写。”
这时，坐在米拉身边的科妮估计下一个就要轮到她了，所以她决定在导师转向她之前就开口。“而且也存在我们在事先就相信某事是真实的情况。比如说，我个人就不相信星座和占星术，但占星术专栏里的话有时候往往准得可怕。”
米拉觉得，他说的这些与社会学家怎么研究原子弹制造史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去观察科学如何与科学家对其实验所做出的决定联系在一起，或他们如何评判实验的好坏，但你不能说某个理论被否定是因为它是错的。但米拉什么也没说。刚才说的那一大段话就足够多了，她可不想再那么鲁莽，但达莉娜面带微笑地看着她。
“但你也得考虑到我们有那种关注积极的例子而忽略消极例子的倾向啊。”米拉说。
“时间快结束啦，”导师说道，“有没有人想总结一下？你读到了哪些权力与知识的内容？”
达莉娜环顾教室，鼓励剩下的同学也参与进来。米拉突然意识到达莉娜正在微笑地看着她。这足以让米拉明白，想在这个小组里保持被动姿态的人是绝对混不下去的。
阿桑普塔将自己笔记里高亮的地方读了出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知识是被权力塑造的。科学既是这种权力的结果，也是这种权力的原因。”但是，大家闭着眼也能猜到，劲松可不打算将总结陈词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
劲松显然将这个修辞意义上的概念当成一个真的问题来理解了，便继续对莉安发动进攻，但达莉娜看着莉安，鼓励她大胆回击。莉安回应道：“是的，但你怎么解释有很多人用了这个方子，而且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好的这个事实，不管它背后有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撑。”
他对大家说，为了权力而争论则意味着你排除了思想的空间。那些执行强硬计划的人似乎相信，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是未经思考就得出结论的。思想和精神事件是由“权力代理人派出的猴子燃放的烟花。若是说思想在科学理论中没有发挥作用—即使认为权力发挥了作用—那也简直是疯了”。
米拉好奇莉安会不会生气了（她看上去确实有点不舒服），就在这时，达莉娜又靠回了桌子边，和莉安交换了一下眼神。米拉可以看出来她正在努力减少交流中的火药味，但达莉娜也在试图利用这机会教他们一些东西。她说道：“所谓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说的是一种治疗方法在临床特性和实际疗效之间的差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的医生在吗啡匮乏的条件下，绝望地为伤兵注射了盐水。这盐水居然发挥作用了。有时候人们以为自己吃的是止痛药，感觉疼痛减缓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科学试验来测试药物：为一组人提供药物治疗，为另一组人提供安慰剂，最后一组什么都不提供。然后去观察结果，看看真正接受治疗的人是否比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和服用安慰剂的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更好。”
让米拉惊讶的是，科妮又参与了进去。“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猴子。但科学话语留下的素材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也就可以选择放弃它。你可以放弃在城市你死我活的竞争，回归乡村住在一个与羊为伴、一百英里内没有汽车的小岛上，但你不能否认内燃机的发明和它造成的污染。”
“安什么？”
当他们纷纷收拾起自己的书和笔记本时，米拉重新整理自己刚才因为害怕再发表一次冗长的演讲而放弃的台词。首先，有些坚持强纲领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建构，但它很特别，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所拥有的权威，而且因为知识独立于我们的方式，它既镌刻在社会的结构上，也烙印在物质世界里，其效果不是总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安慰剂效应可谓妙哉。”
社会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区别在于，一些科学知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影响，这个时间跨度可能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它可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其持久性与人类是否意识到这种知识无关。这可以说是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之一，也许会使你偶尔庆幸自己是个社会学家。
“呵！但也没有资料能从科学的角度上证明这是无效的呀，况且我知道它对我有效。而且，不管你怎么说，成千上万的人都用了这种疗法，他们也觉得管用。”
后来，在与科妮的交流中，米拉发现她们都从研讨会中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伯特兰在研讨会上总是打击大家，让大家失去了发言的信心，不愿意发言。而达莉娜恰好相反，但团队的活跃度仍然存在问题。回答问题的环境太过随意，造成一两个学生主导交流的情况。科妮和米拉知道，达莉娜试图阻止这种倾向，但不怎么有用。显然，想要做好一个助教，单纯靠好的人品是不够的。科妮说，她可能会向劲松推荐伯特兰的课，那里非常有趣、刺激：也许他会去伯特兰的研讨小组试一试？听着米拉打了个喷嚏。
“许多人还说太阳是他们的圣人在早上托起来的呢，不然太阳就不会升起。但后来他们就会发现，不管有没有圣人，太阳都会东升西落。没有资料能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这种疗法是有效的。”
“我觉得，光是听听那些有关安慰剂疗法的说法就足以让我感冒了。”
莉安回应劲松：“你怎么知道不管用呢？很多人都用过，而且说这种疗法确实有效。这可绝不是迷信。”
1. 信息或知识经济主导社会时，知识很容易受到认可，人们都认同，要从不可靠的陈述中筛选出更好的知识。但在如何做到，甚至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上，人们存在许多困惑和分歧。
一位名叫劲松的学生对她说，如果这种疗法不管用，那他很容易就可以无视掉这种“知识”：“因为那就说明这种知识根本没用。”米拉从其他学生对他发言的反应猜测，劲松应该是这个小组里的发言达人。
2. 安慰剂效应表明，一种药物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它的预期，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关于社会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否具有相同的地位？关于社会的知识同样可靠又富有活力吗？它应该看起来像科学知识，并尝试去做自然科学所做的—发展能够预测发现的理论吗？科学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吗？
其他同学让莉安解释为什么把钱“浪费”在这种疗法上。“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反对。你们只是选择性地忽略掉了在你们身边有数百年历史的知识罢了。”她淡淡地说道。
3. 这些都是认识论的问题—你如何发现和评估知识，以及你是否应该用一个单一的描述对某个经历或事件盖棺定论。比如，乔姆斯基提出，人类共享构成语言习得习惯的深层语言结构。其中的一个就是“分类学假设”，我们正是通过这个假设将名词同物体的类别联系在一起。这是关于共享认识论的一例。另一方面，相对主义者总是认为对于同一件事情存在多种解释和说明，并认为在其间做选择势必会导致错误。
达莉娜点了一名叫莉安的学生回答问题，莉安解释说，她之前服用过一种草药来缓解考前压力，提高记忆力。这种替代疗法在一个以长寿闻名的村庄里已经惠及了好几代人，现在则出售给那些从事高压职业或攻读学位的人。达莉娜问大家有没有人想要评论这件事，米拉随即悄悄地把椅子向外移了移，或许是希望其他同学不要注意到她的存在。
4. 社会学家通过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弱”和“强”的进路，不同程度地考察了社会力量对于自然科学的影响。这种观点有益之处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研究领域比其他研究领域要发达许多—它们在政治上有捷径可走，在社会上更加有利可图。但这确实是从“什么都不可能最终被确切地知道”到“什么都不可能被知道”的一个飞跃。
米拉能看出达莉娜小组里所有的同学都做了大量而充分的课前准备，因为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摞密密麻麻的笔记。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会有四到五人的动态小组讨论。话题内容与社会学全无关系，但这至少说明，他们不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假装沉默。过了一会儿，达莉娜用一种巧妙而幽默的方式让大家安静下来，虽然这安静只持续了几分钟。达莉娜问大家，组里有没有人经常使用西医不认可的治疗方法。如果这个问题是伯特兰问的，畏于随后劈天盖地的嘲讽，不会有人敢应声，但达莉娜的小组显然对她十分信任，好几只手“唰唰”地举了起来。
①英国社会学家，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是科技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人物。
米拉和科妮很幸运地发现，有个叫达莉娜的新老师也开了一门研讨课，而且还有空余的位置。米拉能感觉到那里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在伯特兰的研讨会上，学生们都尽量不和他进行眼神交流，没人想要参与进去。从米拉所观察到的同学们的笔记上来看，也没有人为了参与讨论去进行大量的文献阅读。这个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私下里取笑伯特兰。伯特兰则以一种宽容、轻蔑和讥讽的态度对此进行了报复。
②英国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文化批评家。
在之后一周的课上，米拉正好坐在科妮旁边。授课老师迟到了，她俩就互相讲伯特兰的恐怖小故事来打发时间。坐在她们前面的一个学生转过来说，她最开始也被分到了不喜欢的助教那里，后来她就换了一个组。等到上完课她们一起走出教室时，科妮和米拉也决定尝试一下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