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说的这些没有将原本简单的问题解释得复杂化了。”米拉小声地说。瑟茜回答：“还可以，我们跟得上。那么社会学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性别是存在的呢？我的意思是，社会学什么时候才说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呢？”
所谓“成年”，通常被理解为成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无论男女，我们仍保持着与男孩或女孩时期相同的生物学特征，因此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社会创造出来的身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生物学和生理上的影响。我们通过身体与世界产生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从不小看生物学差异。我们身体上的男性或者女性性征是我们男女身份标识的一部分。社会学认为这些生理属性与我们自身的社会自我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双向关系：我们必须产生的、赖以生存并说服他人相信的男女身份是一种真实的、可靠的且可接受的行为方式。
瑟茜话中带刺，米拉顾不上回应她的负面情绪，赶忙将社会学理论说了下去：“有各种情况：在成长中的某个阶段，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人，而是男人或女人，这种区别从那时起支配了他们生活要做的大部分事情，它会控制你说话的方式，控制你怎么坐，怎么走，怎么跑，玩什么游戏，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所有这些与性别相关的行为都是生物编写在我们的基因里的，那么我从一出生开始就会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因此社会学通常会倾向于认为，所有人都有成为男人或者女人的可能性。”
“好吧，社会学确实会这么说。”米拉回应。然后她从自身的观察开始转述“弗兰肯斯坦”中的一些讨论，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男人或者女人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是说雌雄同体？”图妮问道。安娜躺在角落的椅子里被逗得笑个不停。
图妮重申：“因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就不同呀—你就想想我们的样子，那么我们表现和思考出来的肯定也不一样。但我知道你肯定一会儿又要跟我们说，男人和女人其实只是社会建构的现实。”
米拉说，研究已经证明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一个明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或她会根据性别区分别人，并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孩或者女孩。这个阶段所发生具体的时段会因文化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接着，在青春期前后，通常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仪式，象征男孩成年，有时候女孩也是一样。图妮像是发现了这条社会学进路的薄弱之处，抢着反驳：“你说青春期，那不正好就是生物学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看社会只是对荷尔蒙萌发的开始和从那一刻起它让男女产生的一切差异大惊小怪。这是写在他们基因里的，从那一刻起，基因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罢了。”
米拉听到这话惊呆了，这个话题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对话，她担心这场谈话很容易走向恶性的争吵。她在字斟句酌后慢慢开口：“你说社会学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好吧，社会学确实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在应对相同环境或特定情况时的表现有巨大差异。社会学家也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对于世界有着不同的信仰和观点，这一点尽人皆知。他们有时连用语习惯都不相同。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某些词语，而且常常因此让对方难以理解。对此我们的理解，要么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是因为很快乐或者很方便，要么就是我们的行为的确会根据性别表现得有所不同。”
米拉说，试图将社会影响从生物性的自然天性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或许也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彼此相互塑造。
瑟茜对此表示同意，说道，女性主义者看待男人和女人的方式着实令人厌烦。“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比我生活中的其他事实更重要。事实上这一点根本不重要，但是女性主义者就站在糟糕的另一边，认为性别是一切的开始和终结。”
图妮指出米拉一直在说女孩可能是这样，男孩可能是那样，米拉对此解释道，不同文化对女孩和男孩的期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期待总是被人们用来暗指哪些行为适合男性或者女性，而且它们总是……你猜怎么说……社会建构的。这种解释往往过分夸大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忽略了一个基本要点：尽管角色和功能可能不同，大多数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标准和评价都有着各自的看法。很少有哪些复杂社会中的男女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此置若罔闻并非一个好的选择。
“而是因为我究竟是住在一个男性世界里，还是女性世界里。”图妮认为这种观点根本讲不通，因为在时尚界，只要你有才华，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取得成功。近一个世纪以来，在高级时装界一直都是这样的。
米拉接着说，社会学普遍认为，男性和女性由两个不同的方面共同构成：性（sex）与性别（gender）。性是指生物性与生理性的两性区别。而性别则是用于描述男人或女人的后天习得特性的术语：即男性和女性沿用的社会定义和心理行为。遗传学的一些新兴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和稳定的区分，社会学的研究显示我们的“性别”并不是一种人人都会采用并试图融入的一成不变的身份认同。性别是流动的，且产生于我们的日常邂逅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是的，”瑟茜承认这一点，随之淘气地笑着，“但是他们死得早。”对此图妮礼貌地回复，如果自己的脸看起来像个旧手提包一样，活得再久也没有意义了。她们同时爆发一阵欢笑。当她们止住笑时，图妮说道，女性主义可不认为女人同男人之间的差异是因为自然或者文化因素。
“成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表演。你不是就抱怨过我吗，图妮？你不是总说我做女人做得很失败，表现得不像个女孩子，所以你才问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
“所以他们不显老啊！”图妮吐槽。
图妮打包票，在艺术和设计领域不是这样的：
“而且男人根本生不了孩子。”瑟茜补充道。
“在我今后想工作的那个领域，你希望人们怎么对待你，人们就会怎么对待你。自我感觉更加女性化的男生在外表上也不会违背自己内心的直觉。我相信人们会自己选择外显的某种样子。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即使他们不喜欢，还是会学着喝那些让人难以下咽的酒，或者忍受朋友带来的痛苦。成为男人或者女人并非一种强制性的压迫，而是我们自愿的选择。”
“我觉得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的，生而不同。两类人在同一时间里共享着同一空间，除非他们是真的不同，不然他们怎么会看起来像是占据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呢？而且我很享受这种差异。我可不想做男人，我喜欢自己是女孩子。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就会变得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的确，米拉说道，性别控制和约束着你的行为，但同时你的行为也在重复确认着性别，重塑并重新生产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观念。米拉认为很多社会学家忽略个体向往并努力实现女性化或男性化的能动性。“你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男人或是女人。这或许是真的：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中，尤其是青春期，我们花了很多努力来培养习惯，规范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同龄人眼中的男人或者女人。因此说，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不只是我们想要做的事，也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这样看就不像基因指令的结果了，对吧？”
图妮直接盖棺定论：
米拉真不想辩论。她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论据出发，尽可能诚恳地得到最符合逻辑的结果。但她希望这是一场友好的交谈，而非争辩，所以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尽最大努力恢复到先前的那种谈话基调上去：“我不是很擅长做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图妮，你刚刚说，女性主义者全都在讨论这是一个由男人还是女人主宰的世界。然后瑟茜，你刚才说，女性主义者总是认为性别比什么都重要。社会学中确实提到了与之相关的一些内容。”
“是的，你说得对。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但是男人和女人明明过着同样的生活，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在同样的办公室里工作，你又怎么解释男人和女人思维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呢？你可能会说他们从生理上来说完全两样，或者你可能会说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像是文化之类的东西。人们看似在共享一切，实则却彼此分离、产生差异。”
“我就姑妄言之了。”米拉边说边拿出妈妈寄给她的包裹中的两张照片。八岁时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看起来活脱脱像个男孩子。她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不显身形的裤子和上衣，戴着比现在脸上的这一副更加不入时的眼镜，看起来十分轻松和快乐。另一张照片是几年后，大概是十三岁的时候拍的。她端庄地坐在镜头前，头发和衣服都干净利落，她没有戴眼镜，脸上挂着合适的微笑。
提到了电影，图妮忍不住开始谈论起电影设计里的文化差异，很快又谈到了不同的时尚风格。瑟茜和米拉交换了一个眼神，米拉接过话柄：
米拉的母亲在寄给她这些照片时可能有意传达一个信息—看看你，小时候还是一团糟，再看看后来，女大十八变了吧。或许曾经，米拉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可如今她再看这些照片，却萌生出一种不同的感觉。她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孩子，和一个竭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年轻女人但神情中透露着紧张的女孩。米拉想罢，说道：
大家和乐融融，除了安娜，她看起来似乎有点紧张，或者是对整个环境都感到不太舒服，所以根本笑不出来。米拉对她们说，要是贾丝明也在这儿，她们就可以问问她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了。其实在此之前，她们对彼此都不是很熟，图妮甚至不知道贾丝明是外国人。瑟茜不觉得只有外国人才能理解米拉所说的文化差异。毕竟她和安娜所修的都是语言类项目，学语言的学生难以避免地要接触异域文化。她们半数以上的课程都是在讲关于艺术或者政治以及媒体方面的不同表达形式，“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使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描述世界。不同的习俗和行为习惯，说明他们与世界的关联可能也截然不同。就拿电影来说吧。有些国家在地缘上很接近，但你还是能从他们的电影中发现很多差异化的文化表达”。
“在人生的某个点上，你会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或者女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女孩，你会意识到自己不属于任一类别。”
米拉还在犹豫，倒不是因为对这个话题无话可说（毕竟，她还是在相关课程上拿过一些不错的分数），而是因为不希望踩到别人的雷区。到目前为止，大家看起来还是其乐融融，但这个话题说下去八成会令人愤怒。米拉决定谨慎行事，于是采用了一种介于中立和略带自嘲之间的语气。她先是做铺垫，告诉她们，社会学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环境因素，可能会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瑟茜听了立刻回应道：“绝对的。你光是看我们平时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大家都能谈论的话题就知道了。”
接着米拉试图解释“弗兰肯斯坦”中提到的另一个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认为性别实则是一种演绎。米拉想到一个关于有罪判决的暗喻，内心还是紧张了一下，为了掩饰这种畏缩，她用一种颇为挑衅的语气说道：“我宣布，图妮和其他变装皇后一样，都只是在扮演着女性角色。”
米拉不确定是不是女性主义者都不注重外表，但她有理由怀疑图妮过分注重外表，一部分也是为了要和她时尚设计专业的同学保持一致。但她不会冒着让图妮生气的风险把这个猜测说出来。既然图妮提到了女性主义，至少给了米拉和瑟茜一些话题，也许没有什么话题能把安娜也吸引进来。或许是因为看到另外两人被困在她提出的问题里，图妮这回为了自己方便，而精心设计了这个话题。也许之后米拉会对女性主义侃侃而谈。
男人和女人都由权力构成。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天性都根植于他们的身体，其发展是个一成不变的过程。巴特勒认为，正是这种先验的本质主义才使男人和女人成为某种固定的存在。性别是被表演出来的—就像在即将开始比赛时说了“预备，开始！”一样，又或者像是要将某人投入监狱时说的那句“有罪”。巴特勒意欲搞砸这种表演。她认为所谓的‘变装’—男人装扮成女人或者女人装扮成男人—是一种用来摧毁性别秩序的方式。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不应将女性视为一个单一的类别—更不应该以此将所有人混在一起。若将女性视为男性的“他者”—有权势的人也用“他者”来定义被自己压迫的无权者—她认为上述方式可以用于狠狠地戳破男性或者女性的伪装。她希望我们去分割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话，就不存在“男性”以及他们试图区隔的“女性”了。她鼓励我们击碎自我的身份，从而击碎这链条中的每一个点，制造“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者不赞成在外表上花时间。她们觉得这样做就相当于被男人支配。这是无稽之谈！我关注自己的外表才不是为了男人：我独自美丽。我喜欢看到自己美美的，这有什么错？”
图妮还是很困惑：“你的意思是，不画眼线就是恪守‘夫’道咯？”
“那，你的意思是那些每天不花上几个小时在镜子前的人都是女权咯？”米拉戏谑。图妮则一本正经地回应：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米拉回答道。对于米拉来说，这种说法颇具实验性。许多社会学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畅想着某种理想社会，在那里，尽管男女仍在有些方面保持不同，但基本上是一样的（面对同样的工作、家务、照顾孩子）。好吧，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无聊且不大可能。巴特勒就此似乎提出了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即打破性别秩序所依赖的二元论。
图妮笑着补充道：“你又不化妆，还戴着这么难看的眼镜，留着这么好笑的发型，完全不知道怎么搭配衣服。但是宝贝，你稍微打扮一下一定可以闪瞎所有人的眼。”每次米拉听到有人想要说她的脸很眼熟时，她都会拼尽全力地迅速转移话题。
“还记得你方才说的，男女有时甚至讲着不同的语言。我对此也有些异议。”图妮说道。
“是的，我们都是一群不在乎外表的书呆子。”
“嗯，女性主义里有一个分支，认为语言实际上是父权制的，是由男人建构的。女性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转换成这种父权语言，再翻译过来，周而复始。正是因此，只有女性主义下的女人才能真正了解女人的经历。”
“我只能猜想因为你是个女性主义者，所以就不在意这些了。社会学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对吧，米拉？”
“好吧，我看她们真的是疯了，一群极端女权。告诉我她们叫什么名字，这样我以后就可以离她们远一点了。”
图妮敲了敲米拉的门，把头探了进来问：“你今晚打算穿什么呀？”她的语气仿佛探访一个身患绝症的亲戚。尽管她们才认识了几个星期而已，米拉深知，无论她现在从自己的衣橱里扯出来哪件衣服，图妮都会迅速把刚才说的话改成“你这穿的是什么鬼？”。米拉比划了一下，表示她此时身上穿的牛仔裤和T恤就足够了。图妮安静地翻了一个白眼。
然后，终于，安娜说话了。她的声音太轻，连在一旁说笑的瑟茜和图妮都没有听到。但是米拉听清了安娜说的话，于是请她重复一遍。安娜淡然地说：
美国非裔女性主义者在写书时沿袭了黑人女性活动家们在反对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上的悠久传统。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农奴家庭。她在1851年的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难道我不是女人吗？”的著名演讲。根据白人男性对女性气质的构想，他们从未将她视为女人来对待。她说，从来没有人，为她开门或将她置于第一位，她在田地里工作，努力又勤奋，比任何男人都强。她亲眼证实了不同形式的压迫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剥夺了黑人女性的人性，贬低了她们身为女人的身份。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少了一样东西：男人。”
瑟茜所谈论的情况既有种族秩序，又有性别秩序在里面。米拉想起了她曾经读到的种族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很多黑人女性或亚裔女性作家认为白人女性主义者似乎没有把她们当作女人。许多白人中产的女性主义者说自己为“女性”发声，乍听之下好像所有女人都是一样的，都有着同样的诉求和经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内容通常只是白人中产女性的诉求和经历。她们在性别歧视之外，不必经历种族歧视和贫困的干扰，却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推广到所有女性身上去。这些中产妇女的自由是靠非裔、菲律宾裔、波兰裔和墨西哥裔妇女提供的廉价保育和家务劳动获得的。
米拉思考了片刻，摇了摇头：“女性主义者总是说，在女性主义出现之前，涉及这些全部内容的就是社会学。但社会学中只有一小部分研究提及女性，而且都是赤裸裸的男性视角。剩下的那些社会学研究则全部是由男性社会和男性行为构成的了。”
“我们学校里的一切就平静多了，”瑟茜说，“直到我们认识了男生。大家就纷纷化起妆，还在背地里议论别人。如果你和白人男生走得太近，白人女生就会扯你的头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社会学家将男人一概视为那种有男人味、阳刚的男人……”安娜说道。
米拉给瑟茜和安娜讲起自己在十来岁的时候经常和班上的男孩们一起踢足球。当时，她因此被老师和妈妈狠狠地说了一顿，因为踢球搞得身上沾满了泥巴和草渍。但是，似乎没人在意男孩身上是不是也脏兮兮的。一想到自己当时只是为了更讨男生喜欢才和他们一起去踢球，她的脸“唰”的一下红了。
这下子米拉明白她的意思了。
“我上的是男女同校啦。”米拉回答。说完她才意识到，这对像瑟茜这样的人来说是多么奇怪。“弗兰肯斯坦”中提到了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她的作品中提到每个社会都会产生一种“性别秩序”。在每一个教室、学校操场、街道和工作场所中都存在一套人们期待的男女关系，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因此人们认为，在操场上，男孩要玩得野、互相推搡、扯女孩子的头发；女孩应该成群结队地站在一旁聊八卦。师生都遵循着这种秩序。
“哦哦，这样，我好像知道新近有一些社会学家做了这方面研究，但你说得对，安娜，我之前学社会学的时候确实没怎么听说过这个领域。即便是女性主义者也总是将男性气概或者说男性气质看作是一种既定的东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成不变的，甚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似乎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只是为了让他们去压迫女人。但是时过境迁，女性主义也在进步。他们会考虑到女人和男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变化。做女人，意味着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我们都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符合我们能力的工作。至少我知道，你是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图妮。我们喜欢打扮和炫耀，也希望能拥有完美的恋爱、和睦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
“你读的高中怎么样？”瑟茜问道，“我上的是女校。”安娜什么都没说。看上去她在学校所经历的事情给她带来了彻底的精神创伤，但她看起来总是有点忧伤，一贯如此。
“但就是有些人既不想做男人也不想做女人呀……”瑟茜插话，安娜没有理会她。
另一群女性主义者，即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样则使男人摆脱了困境。在其看来，父权制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资本主义只是其最新的表现形式。男性通过强奸和家庭暴力一类的暴力和暴力威慑来控制女性。女性苦于承担被强加的女性角色的限制，逐渐趋于癫狂—精神错乱在某种程度上被定义为拒绝接受女性角色的表现。
“若是想要了解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难道社会学家不需要同时检验这个等式的两端吗？”安娜问，米拉认为安娜这回问到点子上了。研究者一直以一种理所应当的态度处理男性气质着实令人惊讶，然而“弗兰肯斯坦”中提到，这一点正在悄然改变。
米拉知道女性主义者会怎么解读这一点。“弗兰肯斯坦”里提到，有些女性主义流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努力研究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的根源。作为母亲和持家的人，妇女在家中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多亏了自由平等的发展，她们也得以在外面工作。她们实行着两班倒的工作，为资本主义提供“再生产”（培养未来的工人），同时让女性与男性一道通过工作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这类女性主义者来说，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妇女们应该积极推翻资本主义，从而意味着消灭男性占领统治地位的父权制。
米拉感觉话题的发展已经快要突破她的知识边界了，但她还是试图向朋友们解释，男性气质同女性气质一样，都是从男人和女人的行为表现之中创造出来的。认为只有男性才会影响男性气质，或者男性气质的产生和维持，是一种相当片面且狭隘的观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与男女关系、男男关系和女女关系都是密切相关的。否定一个，就是在否定另一个，二者缺一不可：改变了一个，也就改变了另一个，“也就是说，这里面很多内容都建立在男女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比如男人如何定义自己是哪一类型的男性，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男性，也不是女人”。
“你在干吗呀？”瑟茜一边问，一边栽倒在自己床上。安娜则一如往常地走到房间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下。米拉拿起自己的成绩单，翻过去，藏好自己的名字，大声读道：“她是个很聪明的小孩，但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太苛刻了。可能是因为父母工作都太忙了，不能从家里得到足够的关注。”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一些社会学家开始研究男性气质，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这种情况的发生也许是因为男性开始逐渐被女性所取代，尤其是在一些领域里，女性拥有了一些十分显著的权利。比如说，男人不得不去适应失业所带来的种种境况，而在此之前，他们意识到自己男性身份主要来源于家庭的工作者和负担者角色。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都不单单是一套无论怎样都保持不变的行为和身份。不同的男性气质是存在的。男人必须采纳并适应其中一种或者几种，慢慢地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某些男性气质已经过时了，就必须要采用新的气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弗兰肯斯坦”里提到，一些社会学家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满，因为它要求女性同男性一样。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机会只会让少数较为富庶的女性受益，且受益程度也十分有限。为了将关注点放在个人身上，他们最终会去责备那些受到伤害的个体自己没有努力去做出改变。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消除了法律的阻碍、公共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男女平等的情况下，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正当米拉在努力回忆这个观点的名字时，室友瑟茜和安娜来敲门。
瑟茜听得有些火大了：“到底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别总拿男女说事？大多数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些比单纯从男女视角出发来区别世界更好的方法。生而为人，一部分义务就是应该努力让自己完成对性别期待和性别意识的超越。”
就算米拉曾听别人暗示过，生活可能有另外一重面貌，那也通常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比如之前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嘲笑她进大学钓金龟婿的同学加里森。米拉不得不承认，挑衅着实起到了作用，她甚至意识到自己可能与教授女性主义的社会学老师有比想象中更多的共同点。之所以会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表述感到震惊，也许是因为她曾经一直与女性主义所要对抗的一切隔绝开来，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无动于衷。
米拉徐徐点头，她说在很多现代思想中有一种趋势，不单单是社会学，都发现男性和女性作为某种群体时，其内部的异质性很小，故认为某些假设适用于每一个个体。塔尔科特·帕森斯这样的功能主义者就会说，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将情感性工作和工具性工作分离开来可以带来共同的利益。而女性主义者就会说，这是因为男人发现剥削女性可能获利。这次安娜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愠怒：“那男女之间的感情呢？你对男女之间的快乐和浪漫关系可是一字未提。”
尤其是艾玛姨妈，她认为自己在商界成功的好处之一就是能为米拉提供一个坚强的女性榜样。在米拉儿时的记忆中，姨妈是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之一，但女性主义有许多种。并且，有很多女性主义者，还有更多的女性，她们同样在生活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却从来不为什么是女性主义而烦恼。
米拉说，她可以理解安娜的不悦，帕森斯和女性主义的追随者们确实观察到了情感，并随即承认了这些情感，但他们只是将其视作维护社会秩序的某种工具。比如说，女性主义者认为，正是权利的不平等才使得男女之间诸如婚姻之类的关系变得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女性在事业和其他方面上都受到重重制约，所以婚姻对女性来说也像是某种事业：“女性主义者争论道，男人在这些方面有着不可思议的巨大权利，因此他们可以为这些浪漫关系定规立法，其中甚至包括性行为的准则。在很多地方，与很多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甚至仅仅因为不是处女，都要受到歧视甚至迫害，而与很多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则会被接受，甚至被赞美。”
在米拉的人生经历中，没有男人阻碍她做任何事情。不像她的社会学老师那样，米拉的母亲算不上女性主义者，但她总是鼓励米拉在她选择的任何事情上都做到出类拔萃，也从来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对米拉的期待比对她哥哥的期望要低。尽管米拉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见到父亲，但她也丝毫不记得爸爸对女儿表露出不同于儿子的期待。她的哥哥，肯定曾经因为她是女孩而欺负过她，就因为她更小而欺负她一样，但米拉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兄妹竞争惯用的小伎俩。米拉还没有遇到任何重要的人（比如她的姨妈），因为米拉是个女孩子，就给她丝毫她要被不同的规则玩弄、被不同的规则评判的暗示。
大家此刻思维都变得很活跃，新朋友之间的那种拘谨和束缚已经被打开了，米拉犹豫要不要接着说下去。瑟斯和图妮问米拉，说了这么多，她自己到底对这些有什么想法。米拉说道，虽然似乎每个人都已经习惯将过火的和不受控制的情绪视为大敌，但她有时候会怀疑，情绪有没有可能是社会的隐形之手，探入我们每个人的小宇宙中，（在大部分时间里）让我们平稳地运转并阻止我们摧毁彼此。男人和女人都是集感性和理性于一身的动物。也许当两性在一起工作时，男女关系会处于最佳状态，而在分开时，其关系会变得更加神秘而让人向往？
米拉想起了老师说过的话：这种假设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即女性哪怕参加了工作，身上仍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她还记得，父母曾经雇了一名清洁女工来帮衬家务，那个女人自儿时起视力就严重受损。即使一部分女人取得了事业成功，她们还是不得不依靠其他女人来完成全部工作。这些“其他女人”通常是移民，薪水很低。家务劳动的重担只是被转移了，而非被消除。
“我真搞不明白你，但是，请你继续你的表演，”图妮说着，看了看她的表，“派对都已经开始了。”
米拉的旧文下面是一个笔记本，宽幅的横格纸用蓝色的卡纸外壳装订着。她打开笔记本，看到仿佛另一个人的笔迹，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顿时消失了。扉页上写着“我的妈妈和爸爸”和年龄“7岁零3个月”“我的妈妈在化妆”“爸爸在车库里忙活”。下面配着两个简笔画人物，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穿着裙子。事实上，她的父亲从不戴帽子，也不喜欢和机械打交道；她的母亲大部分时间都穿着长裤套装，但在这里，他们都被转换成了普通的男性和女性形象。米拉心想，那时候的自己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微妙的性别刻板印象。尽管在她小时候，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希冀的很多目标已经实现了，也没有《莎莉和萨米》强迫她，她还是不自觉地习得了这种性别期待。这可能意味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任务远比他们一开始所以为的更加艰巨，而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远比人们所以为的更加根深蒂固。
四人稍作打扮就出发了。她们沿着街慢慢地走着，米拉挽过图妮的手臂。当她们等红绿灯时，听到路过的车上飘来一段音乐。那是一首老歌，歌词写了虚伪的男人离开女主人公去唱蓝调的故事。她们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在她俩身后，安娜跟瑟茜说像她们这样在大街上唱歌惹人注意实在是太让人难为情了。而且早些时候米拉和图妮为女性主义而针锋相对的时候，两个人都手舞足蹈，连声音都忍不住高了八度。安娜说她自己可做不到，然后她淘气地笑着对瑟茜说，米拉和图妮最后“表现得跟男孩子一样”。
像艾玛姨妈这样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关注点包括消除歧视，通过对女性进行专业培训来提供帮助，提高她们对生活的期待。他们认为，追求平等意味着要让女性对自己能胜任政治家、商业领袖或其他任何职业的能力树立信心。她曾经听艾玛姨妈谈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艾玛送给米拉一本自己小时候的儿童读物，试图显示自己小时候的品位与众不同。书名是《莎莉和萨米》。在艾玛姨妈的这本书里，有两个年轻鲜活的角色，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米拉读到“莎莉帮妈咪刷盘子”“萨米独自玩他的化学仪器”。艾玛的老师们认为，这种社会化的角色完全妥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这种认识是可以被扭转的，只有改变教育，女孩子和年轻女性才能认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想要更多，而不局限于洗盘子和玩洋娃娃。
晚些时候，米拉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将这一晚视为对社会学思想的诠释。直至今晚，她才意识到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思想。
米拉学到，帕森斯描述的这种简单化的环境对于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不尽真实，并很快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并不认为生物学能决定我们的命运。米拉在文章中写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本身是中立的，但是性别歧视阻碍了女人进入社会顶层的道路。歧视是旧时代非理性因素的残留。他们也发现，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男女不同的态度和期待，以及阻碍女性登峰造极的法律和制度障碍。
社会性别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社会学如何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做任何决定看似自由而实则不然；或者，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我们看似有机会说“不”，却感觉到自己被裹挟。今天的对谈也反映出社会学是多么容易陷入所有人都在以某种特定的模式行事的假定，或沉溺于每个人都只是服从于机器的平庸化陷阱。生活中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作为个体的饮食男女，其表现往往并不同于传统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所要求的那样。当他们这样做时，小小的变化也会得到巨大的反响，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东西：一个让男人和女人都因为自己是男人或女人而倍感自豪，且彼此之间和睦相处的社会。至少米拉是如此期盼的。
在文章中，米拉讨论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劳动性别分工，也就是女人和男人在家庭内外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女性更倾向于在家中做一些护理方面的工作，当她们发展出自己的事业，其工作内容也通常包括将这些工作延展到家庭之外。尽管她在文章中表示，这种理论已经过时，是时候接受批判了，她的老师还是为她介绍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一些理论。这个人认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角色“相互补充”，社会才得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系统。比如，女性承担家庭护理的角色，男性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都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女性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因为是她们生了孩子，因此她们照顾孩子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家庭内男人的“工具性”功能和女人的“表达性”功能合理区分，整个家庭会运转得很好。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了一整天重要的工具性作用之后，女性在私人生活中的表达性功能为其提供了所需要的援助。
1. 性别似乎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件事实了，人被区分为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任务、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生活期待。社会学的性别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其实是一种人为划分的类别，这种类别影响着很多与其生理性别并无关联的事情。一个常用的公式是，性（sex）是指生物学上的本性，而性别（gender）则是一种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身份和自我认知。性别的力量渗透在工作场所、家庭、公众以及目力能及的各个领域。
她从里面翻到了一篇在之前学校的社会学课上手写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女性主义的。她和其他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认为女性主义跟她没什么关系。毕竟她生长在一个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可以成为政治家、军人、教授，可以自我独立的环境中。她们过着女性主义者们期待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女性主义对她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篇文章让她想起，当时教授这门课的老师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
2. 那些认为性别并不重要或者不应该重要的人所面临的困惑，恰巧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律和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之外，在性别之间还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一个女人能在全体女性都面临着不平等的社会中受到公平的待遇吗？
米拉翻了翻盒子里的纸。有之前的成绩单、用蜡笔画的自画像、一篇题为“我的假期生活”的小文章、一幅名为“我的一家”的画，还有她在学校里收集的一些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照片。米拉心想，如果她之前还能想起这些旧物，那它们现在肯定已经躺在垃圾桶里了。她将这些东西放在一旁就前往教室了，课上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做着白日梦，想着晚上要去的派对。等她晚上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忘了还有包裹这么一回事了。她干脆把盒子里面的东西都倒在床上。
3. 一个性别分割的社会有无数种不易被发觉的办法将重担置于女性的肩上，其中一种就是劳动分工。这个术语用于指代社会工作中的劳工分配和所得。劳动分配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有偿劳动。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让我们了解到，无偿的工作与有偿的工作同等重要—这类工作总是由女性完成的。照顾孩子以及家务劳动正是女性“两班倒”的工作内容—这项任务被藏匿起来，而且女人从未获得薪酬。
这天，米拉起床后看见门口的垫子上躺着一个别人寄给她的巨大包裹。她拿起包裹摇了一摇，猜不到里面装着什么。这让她有点心烦意乱，但她还是先忙活起了早餐，把包裹留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她一手拿着早饭，用另一只手剥下包裹外的牛皮纸。包裹里面是一个纸盒，装着已经发黄的纸。妈妈在上面留了张便条，写着：“亲爱的，我知道我们最近的生活很艰难。这是一件小礼物，希望它能让你想起那些快乐的日子。”
4. 这些有着重要影响的研究仍建立在一种性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生活事实的假设之上，因为这是基于生物学上的区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进路，他们认为性别是一种表演，而不存在前面说到的那种基础性的区别要素。性别角色和身份是社会化的、同样也是被演绎的，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清晰地知道如何变得更加阴柔或是阳刚，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重新创造着这些身份。每种身份都是一个本不存在原件的副本。性别角色在仪式中、习惯中、对话中以及许许多多的社会现实中被演绎，而这并不需要任何的生物学事实作为基础。朱迪斯·巴特勒将变装，即性别反串，作为制造性别麻烦的一个例子，以个体表达性别的方式突出说明了性别的可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