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囫囵地以为，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是为某种美好圣洁的“瞬间体验”不断感动，它的价值是碎片式的。同时，在更大的故事里，它也只是一瞬间，感动我的不是绵延，没有导致我皈依。但这使我在归途中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压在心里沉甸甸的，想写下一些文字。当时天空像在下大雨一样，路上我像疯子一样躲避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还想到了那个听完瓦格纳从拜鲁伊特怀着复杂的失望心情返回的尼采。那是一个真正的大雨之夜，对偶像道听途说一般的审美总是大于正式、系统地接受他、信仰他，这很可悲。
虽然最后他们暴露了他们是安利公司的成员，工作可能迫使他们改变性格，迫使他们与任何人谈心，并与魔鬼交易；生意是生活的动机，让人心安理得。但这种谜底对我已经不再重要，我仍然为交谈中的某些真诚的东西所影响。
必须承认，从上述任何接受方式来讲，我都如此喜爱宗教的语言，或者它带来的语言，我在西方作家的作品看到了它们那神秘的指引——如果将西方宗教视为一个语言库，《圣经》和那些正典包含了最简洁的核心词语和与宗教紧密联系的艺术，甚至有激情的神学，还有诗歌以及对诗歌的那些精彩的评论语言包含了它外围全部华丽的部分，叶芝和T. S.艾略特都在其中飞翔。，还有成千上万的作家。这其中也包括哈罗德·布鲁姆代表的生动的文学批评传统。
于是我几乎手拿着筷子睡着了，他也曾在一次冗长的硬座火车旅行时，站在过道上讲了一夜，用那悦耳的语言，为他人打发了十几个小时难以熬过的时间，那讲话完全成为了无词歌。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用一种倒置的口气说：“我相信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即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诗歌的流溢，不论好坏。”宗教之于文学，除了“预先写下”的先知力量，还教会诗歌完全从外部去审查事物。它们完全没有兴趣进入其他事物内部，它们遥远地言说着自己，像一个比喻一样叙述着自己，比喻的本质是远离它要比喻的世界，并不需要像科学那样力图接近事物，从内部分析它们。
只是，我当然也不会为了能整天谈论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加入宗教。
布鲁姆还天才般地用一种倒置的口气说，真正的经典蕴涵了这样的行为，它不是“被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所选择”，而是“那些古代名家在选择后起的作者……”——这和博尔赫斯所说的“我们创造了我们的先驱”也正相反，后者把人性的荒谬完全化为了语言的二律背反。
而且，我也不喜欢最终将信仰变为某种宣誓。我为什么不是自然地就成为了某种人呢？我可不会轻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谐的“精神温室”中，“加入”这个词本身就是魔鬼。我看这年月加入宗教比不加入宗教更容易，你只要放弃就行了——请滑入吧。否则你就是一个流亡者，你只有行动，你的思想也只是无名的行为。无论加入的是什么，更深邃的上帝或者魔鬼都存在于动词，而不是名词中。我读历史最后也在头脑中储存了一大堆人类行为——一堆动词，而不是时间和名称。可这不正是《圣经》写作的起点吗？
布鲁姆还认为，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圣经》的力量，有过一个“强力阐释”的过程（他认为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都是“强力阐释”的人，这个词在他笔下几乎成了“有力量的文学”本身的代称，这也颇似我前些时的一篇文字里所提到的希尼关于“语言需要被激活”的感受，而其他人只把“阐释”视为一种并不高明的文学批评手法）——但有人的确正是怀着这一动机去进行真正的创造的。
也因此，我喜欢真正的好牧师胜于任何人，因为他们从来不打听别人，他们总是梦想能从外部看到人的本质。和一些优秀的诗人一样，你总是很惊奇：他那么陌生和自闭，却写下那么熟悉你、那么富于洞察力的回忆。
最近发现越来越不能用一个人的言行来衡量一个人了。马尔罗说：“我们不是我们所说的，也不是我们所做的”——这时代需要强力的理解者去宽容人们与内心分裂的言行，正如布卢姆所说的强力读者。
可能出于同样的反感，库切在《耻》里描写的那个鲁睿教授会拒绝任何心理辅导或者告诫，但他的刚硬不同于那些头脑简单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可能是没有碰到更有能力的牧师吧……
这一强力理解的过程包括2世纪犹太拉比的努力，也包含天主教甚至新教神学家看似互不相容的努力——这正是《圣经》“复杂的正典化”的过程。布鲁姆说：“评判标准居然是美学的……《雅歌》之所以被收进《圣经》中，就因为它已令伟大的犹太拉比阿基巴心醉神迷，并且这种迷醉与我们对《雅歌》的着迷，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的‘当丁香花们在门前庭院绽放时，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有时候，那男生滔滔不绝地讲，我几近被催眠。他很少容许插话——这一点我始终不能接受，宗教人员那不由分说并努力把一切思维都纳入他的寓言的态度，完全不是聆听的态度，也许他们也真是预先想好了要对我说的一切吧，我甚至怀疑他俩事先在背地里“设计”过我、讨论过我，最近一直在打电话邀请我。有时突然来电话说家里已经有一顿晚餐等我去吃，这想起来又很让人不安——我大学毕业前夕经历过一次非常严格的政审，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也是完全背着我进行的，有时候那调查的力量离我非常近，我却毫无觉察。
《圣经》的目的竟然有可能真的是某种文学抱负，就如一个医生是为了治病，反而不是因为对疼痛这奇迹的着迷而干这行，对神的记载就堕落成了安慰人类心灵的东西。或者如布鲁姆所说：“它们都已不是真正的圣经宗教。”——犹太教最终是一种口头文学，而基督教则用全部的神学艺术来替代了《圣经》本身。“只有美国宗教是真正的圣经宗教”，但它又立刻产生了爱默生、爱伦·坡和惠特曼。
我想惠蒂埃最后感觉到的，也是那“预先写下”的先知的力量。
可能因为人在写作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力求写得好。博尔赫斯试图使人类的信仰由宗教转向语言本身，这也正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共同本质：他们发现现实无解之后就回头来探究语言曾经的虚伪，对现实（我强调的是“对现实”）不再具有建设性，而不像科学家和小说家、社会学家继续在现实和人的泣血心灵里寻找答案。在这一点上，博尔赫斯和荣格一样，如此俏皮、机智；他们是局部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单独地相信一些事物，又怀疑一些事物——这也是我在这天下午聆听布道时体验到的一种内心要求，但他的语言又恰好完全有着撰写经典石板刻的能力。
贵格派诗人和废奴主义者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47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参加摩门教的礼拜仪式后写道：“在聆听这些现代先知们的言语时，正如我认为的，我发现了他们成功地使人皈依的伟大秘诀。他们的言语打动了公众的情感；他们迎合了人们普遍的需要。他们把福音书启示时刻的神奇力量与我们名义上的基督徒的当下状态加以鲜明的对比。他们寻找神圣力量的象征；那能战胜一切的信念为传道者打开了牢狱的大门，给予他们胜过一切的力量，使他们能抵御疾病和死亡本身的侵袭，能看见活生生在场的上帝。他们在经文中寻找一切论断，去说明信念这种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早就事先存在于基督教的第一批忏悔者那里。”
最后，布鲁姆像一个唯心主义历史学家那样写道：“和文学或任何文化的历史一样，宗教的历史也是由天才创造的，是由极少数的神秘人格创造的。比如我不相信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摩门教（美国独有的圣经宗教）历史的研究。”美国就是一个人创造的神话脚本，那么宇宙也可能是一个脚本。连黑格尔这种反戏剧的人也摆脱不了基督命运的脚本。
所有宏伟的小说都是用一种天才预言色彩的封闭性，去吞噬未来的开放性。古希腊人听到一句智慧的语言，很可能不会称赞它“多么深刻”，而是会称它为“一句真正的预言”。那时的作家忧郁而智慧，在和平的时候心事重重，在动荡的时候充满信念。预言也即哈罗德·布卢姆所指的“经典性”——这个词本身也来自宗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预言能力，只是时间太短——一毫秒——提前一毫秒知道事情，这太普通了，有些人要干超人的事。
因为宗教的历史和它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很可能完全是某个天才内心的外化。布鲁姆详细描写了摩门教的先知约瑟夫·史密斯个人的幻觉，约瑟夫在美国纽约州北的帕米亚拉荒原实践他的宗教社区，那里是接近纽约城的美国精神死角，他企图恢复与欧洲平行的远古美洲基督教起源的城邦——通过那疏离实现一种单独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但他折中地并不用“起源”这个词来解释上帝对世界的作用，他只说上帝“组织”了一个业已存在的世界，既给了欧洲一脉，又从亚当那一代就分出北美洲一脉基督教先驱（其实他多想说那就已是上帝对美国的青睐，就如好莱坞所有末日主题的电影都是以美国的沦陷代替全世界的沦陷）——后起而自称原教旨的新宗教要短期确立自己，必须将地理学掺杂进宗教哲学。
他们还针对我的孤独说，咱们应该一起思考。我们还谈到了一些诡秘的东西，如预言，本来我以为《圣经》的预言都集中在启示录中，但他说无处不在，比如在《马太福音》中读到了“二战”的预言，但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分布又是完全无序的，上帝为什么如此无视历史中必须的因素——时间顺序？他们说不出，但我后来自己继续推测：《圣经》只是极为全面地、一次性地事先将人类行为的丰富性，铺展出来，罗列出来。当人们反复阅读它时，会发现那些行为或迟或早真地会发生，或者重复发生在生活里——这就是所谓的“预言”，完全不是神秘主义的。当然，这也是一种与时代思潮不合拍的封闭思维，但难道不也是一本堪称“人类代表作”的诺贝尔获奖小说最希望实现的吗？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约瑟夫·史密斯宗教的前提是美国，他生来已经无可逃避地享受着美国生活的基础，这甚至已经是一种亚文化。他在这民族主义亚文化的基础上，在不再有机会创造宗教经典的新时代倔强地创造伪经。他承认自己继承的是后起的信仰，摩门教是实践和纪律大于思想的宗教，是边疆的宗教，它实际是一个被自己边缘化的美帝国的私生子，如此个人化又如此美国化——这些个人偏好都构成了后来教义的核心。H.S.康马杰说它是美国土生宗教中最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宗教，它占有领土，并控制美国教徒的心灵，而奴役他们的，是另一个美国人的心灵。
那男生还说，在敬老院和老人说话，就是重建语言之桥，语言是人类真正连接的东西，所以应该不停地说，而“你们写东西的，则必须不停地写，否则就会让那些老人感到没有语言连接着他们，感到被抛弃”。
布鲁姆在这本书中间的几个章节几乎又逐渐变成一个人类学家对约瑟夫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剖析，但我们逐渐发现，布鲁姆在这本书中探讨的仍然是美国精神。美国的宗教当然也首先是美国的，美国对它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是晦涩的。美国各领域的学者永远兜着一个超越宇宙的大圈子，其实还是在谈“什么是美国”。美国已经在哲学辞典中成为一个概念。
我们还谈到我在陕北看到的被传销毁了的邻居之间的信任。他含蓄地preach（布道）说：也需要某种精神生活来找回。有时，当我们谈到孩子，我正忧虑将来孩子上幼儿园的事，他们说，养育孩子不是到他们长大或者到你无力再抚养他们，应该养育他们直到他们被交托在上帝手中——这有几分道理，只有一个虔诚的孩子才能有那种自我要求的习惯，那种为人的自觉性、自律性。我见到许多刚硬的孩子只是任凭被现在的社会污染，在社交媒体上说着嘴硬的话，还以为他们自己是清醒的。
但“什么是中国”并没有像那样被中国人在更大的范围、更深刻的层面中去探究。“中国性”从来没有那么大胆地先勇于被思想和生活融化掉，比如大胆地先将它理解为弗洛伊德梦想的碎片，最后再结晶出来。这才算所谓分析，不能时刻都像个小市民那样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祖国的遗产。这个粉碎的过程，几乎就是“哲学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已经很少能有哲学体验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很好的哲学，甚至连阐释学（释经阶段走向哲学的萌芽）都谈不上有长足的发展。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圣经》，有废话，也有有价值的。可能也算听者有心，让我觉得，仅仅把它当文学来读也仍然是不够的。这是久违的交谈体验，我很久没有这样的对象，可以那么流畅地谈事情、谈文学、谈哲学。想不到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恢复了我和世界这样的交谈，我长期的精神上的口吃可能是因为必须不断地拒绝宗教而引起的，我必须每说两个字就停下来刻意地说：“不，我不相信。”（既不像诗人食指的情伤口气，也不像诗人北岛醒来的口气）——而是无神论者的口吃，无神论者身上还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刚硬，人类中的自大者。他们两个人也是志愿者联盟的人物，但并不确信中国的志愿者最后都会真的找到信仰，“有的人完全是慈善的目的，比如一些阔太太”。
中国传统仍然只是一个结石，一个硬化的块茎，它关闭着，每一个单元都关闭着，它没有引领感情，也没有真正做到无处不在，我们和它并不是水乳交融的。我们老是问世界是否接受中国性，却很少问中国能否包容世界。比如电影，我们拍出明显的中国题材，希望世界能耐心地理解，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人类（西方显然是主体）的认可，总有一种私生子的愤懑。可当哪天中国容纳了世界的感情，中国就能拍出世界上一切题材的电影。我们出生时对什么都生疏，但终有一天我们会以世界为家。
这两个基督徒脸上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宁静和“被组织的感觉”，周萍的先生——那男生二十六岁，更有抱负，有着无比复杂的经历，曾在天安门前卖过各种东西，摆过地摊，被天安门前的城管和警察驱逐，也蹲过监狱，但面孔还是孩子般光洁，可以做护肤广告。他想在三十岁的时候成为职业传道者，说话几乎也和牧师一样悦耳，而且通顺。他只读到初中，所以我也设想我是在同一个真正的十三岁孩子在说话。但他的词汇像哈金后来用英语写作那样完全够用的感觉，那些词语简单得像《圣经》（当然，《圣经》有许多基本词汇，中国人完全没有机会涉及，我学GRE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生僻，比如“Charisma”这个词，但是又感觉它对它的生活，是那么简单……）
中国人自我身份的确认，显然已不能靠有形的物质遗产，因为它们已日渐被拆除、毁灭；甚至也不能靠有形的精神遗产，因为它们本身也很少发展出现代性。中国人必须在这毫无特色的现代城市中，再生一个哲学化的中国文明走向现代，各种摧枯拉朽的革命总是从半途毁灭了正走向哲学的人格，这夭折的人格和深度的身份确认却很难再通过革命重建。
我本想把这写成一部小说，但中国文学还没有小说是完全以宗教为主题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很少真正虔诚——除非是经命令的洗脑，或者出于基本生存的反抗需要，他们总会保留最低限度的犬儒精神的怀疑。拨弄开那些现成的作品，到达它们的核心，中国文学的主题可能还是那么世俗的几种——如何战胜艰难的生活。我欣赏那些有才能的中国作家，但他们有限的、非宗教的、只关肉欲和社会道德简单对立的主题终究使我不能满足。
布卢姆在这本书中，客观上是在用现代摩门教这个更容易考察的宗教样本（至少考察了它的文学性和美国性)，试图揭示一切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他后来明确地说：“（摩门教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实际上是所有宗教显而易见的怪异性和难以预料性。”
我陈述这些的时候，始终确信我仍然像脱离了宗教的青年罗素一样清醒，相信现代主义中的智力性，相信智力能战胜谎言和幻象。
但是那已在人心中的，也就是预先写下的历史，只不过仍在被继续随时写下。那几乎也能有效地象征着文学史。宗教的历史和由无数文学家内心构成的历史序列，相对于社会历史是独立的历史，同时面临一些外部战争和内部战争，而内部战争——那些特定的人群内心的呼应和宿怨——区分了这些历史。
看当时的文字，可见我只琢磨到一点点旅行哲学的层面（那次在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先生电话如盲棋一样的遥控下寻找古蜀道和古栈道的旅行，的确有种“未参透”的感觉，持久不能进入任何一个主题，完全是在冰面表层滑行，不得其门而入），而并未想到宗教。所以，这天下午他们突然再现，我感到时空的跨度、跳跃，真的如同宗教的地理学一样无序。我着迷于这更大的剧情——我竟然真的也存在在某个故事里。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计划。他俩听起来像一封信，或者任何没有内心的媒介物，比如天使。和很多牧师一样，那个男生尤其英俊，主要是他布道我听。据说追逐他的女人非常多，但看起来这英俊不代表任何一种男人。我是说，几乎是看不出性别的荷尔蒙的味道。这就是上帝面孔吗？确切地说，是一种涂了蜡一样苍白的英俊。
如果上帝仅仅是一条事后擦去的辅助线——他们词语的源泉，而我目前仅仅开始读一些唐诗，寻求汉语中更丰富的语言和思维模型，以代替我们写作时从来就缺少的东西。古诗其实是多么不稳定的文本，每个字都可能有讹误和谬传的版本，可其神采始终不散，民间的写作能力又如此普遍，无数佳句不见经传……但我们天赋的语言库、思想库到底在哪里？
“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这条道路仍然是空无……”
总之，目前我发现我喜爱的宗教的确是“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先知的能力也许只是你如鲠在喉的那些东西、那些将说未说却被打断的话。”——这可能也是无神论者最充满善意的宗教观。
“‘不，还是有车，只是班次少，要等上两个小时，才会有一趟。’——在108国道走了一百多公里，我们才在一个来不及看名字的村庄遇见了一个等车的人——从深圳回家的周萍。她孤独一人，站在小卖部的门口，门前那把长凳证明这里是车站，周萍一身紫色的呢子外套，在这充满枯笔风格的秦巴古道的黑白国画中显得非常打眼。她说要有耐心等车——等待的奇迹，有点哲学味。等上一年，说不定能等到秦巴山区古代著名的白老虎……
可在我们的现实里，当一个人宣称“我找到了信仰”时，往往只是软弱地投身了某种形式的教会，这是自由丧失的结果。1940年代开始丧失的自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1940年代，“现代主义”这种人类智力生活的积极需求就是这样走向没落的，其中的许多人“回归”了更蒙昧、更集体化的思想，正如多民族国家向单一国家退缩，紧张感、个人抉择的紧迫感再次袭来：人道主义（福斯特、纪德、瓦莱里)、宗教（于斯曼、艾略特）、传统、法西斯主义（庞德、P.W.刘易斯）、东方（赫胥黎）、各种社会学说（艾吕雅、阿拉贡）、学术批评（萨特）、政界（马尔罗)……更多的人进了大学，那些伟大的流亡者消失了。
“……另一条更加荒芜的国道是蜀道南段的108国道，自从汉中、宝鸡和成都之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之后，路上已经完全没有车。
在这天晚上，我终于从下午的催眠中平静下来。我发现，下午的昏聩说明我仍然对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无法立刻就当场理解。但终究对宗教，我仍然可以完全不投入自我地真诚地信仰它——这说的其实是一种阅读的良好状态。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付一个布道者对你的影响，你当然也很难对付一本书对你的影响了。晚上的回归只是再次证明我们那强劲的阅读生活的能力并没有衰退，在这个被布卢姆称为“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代”（因为文化批评代替了文学批评，看看我们写的那些书评就知道了……）。
我正是在一个被布道的下午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出于两个新朋友——周萍和她先生——之口。之所以说是新朋友，是因我完全没有料到她会带着她先生重现。在2007年年初的《汉中故道》（这篇文章并未收入我第一本非虚构文集《现实即弯路》）中记录了初遇的情景，只是我当时对它的意义并不自知：
在晚上我却终于回归了莎士比亚。他从来都是现代的，始终在流亡，在主流都不存在的时候，他就在流亡；他战胜了自己作品出现的任何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作为文化的宗教，还有文化本身，因为文化是弱者的良药，可以不去直面精神。我下午就试图通过文化来麻痹自己对宗教的原始情感，还有所谓哲学，一次陈述、一次哭泣和一次忏悔，或者一次亵渎，都是解决问题的幻象。
“别。”他终于自己绷不住，不好意思地说，“您接着扔吧，我继续捡，我可以跟得远一点。您面对您的风景，我面对我的垃圾。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有时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并不是精神压力，而只是你如鲠在喉要去表达的那些东西，如果对方沉默，你终究会忍不住自说自话起来，这让我想起布道。
莎士比亚有原创性（这种原创性不是我们现在出于“成就个人事业、用以对付竞争”的文学目的，布卢姆反而认为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都是“憎恨学派”的虚无主义者，布卢姆认为他们都只是用逆反来自存立说，比如通过写诗来克服哲学，写哲学大部头来克服诗歌，但逆反不成文学，不成思想，它太单调、太陈腐了，只不过是报复）和强大的阅读生活的能力，他是受到“影响的焦虑”最小的作家。唯其如此，我在所谓“世界末日”的时候也才仍然会有兴趣阅读莎士比亚的书。文学中要出现音乐界的巴赫与莫扎特似乎真的更困难，他们自身的本质从没有因为他们的宗教、知识甚至感情而丧失过。
多数时候你只是远远看见他们，捡垃圾，清理垃圾筒，修补他们的工具，吃盒饭，偶尔站着听一听鸟鸣。但有时候，他们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继续劳动，后来几乎是你一边扔垃圾，他一边跟在后面捡，紧迫得让你喘不过气。
可能这一切包括现代主义在晚熟的我身上远远还没有没落，我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修订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见年轻的敲门声，两个同样英俊的美国小伙出现在我多伦多的公寓门前，高中毕业却汉语流利的罗长老和饶长老要如约来convert（归化）我，因为上周我在纽约州北部的帕米亚拉拜访了约瑟夫·史密斯的故居——他觉醒遇见天使的地方。我在那里又不知为何撩动了他们想渡我的心弦，就像八年前在秦岭的路上让萍水相逢的女孩周萍感受到我的“慧根”一样。在接下来对摩门教在北美华人中传教过程的采访中，我将试图透过他们的视野看北美华人的宗教信仰。
你在香山也会碰到一些普通的清洁工，你观察他们的行为，终于发现了一些异常。
关于性别的联想
我也不喜欢最终将信仰变为某种宣誓。我为什么不是自然地就成为了某种人呢？我可不会轻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谐的“精神温室”中，“加入”这个词本身就是魔鬼。
撰文 科迪莉亚恩
撰文 邹波
翻译 郭筝
先知
越来越多人把我当作女人，于是我变得越发女性化，不知不觉地适应了这个改变。要是人们都觉得我不会倒车或是打不开瓶盖，我奇怪地发现自己真的做不到了。要是别人说那个箱子太沉了我搬不了，我也会发现确实如此。这让我很费解。
鲁迅
——摘自变性女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的自传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后更多的是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谜团》（Conundrum）
皇帝用子虚乌有之事惩治臣下，官员们一则万马齐喑，一则学会了借此打击政敌，民众也看到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好处”。检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出首之人出于私仇报复或敲诈钱财者不在少数。于世道人心的崩毁，清朝皇帝可谓居功至伟。而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如果有个研究人员拍拍你的肩膀，请你根据文化常识写出男性和女性的特点，你会不会为难：“你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多面性，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即使单论一种性别，环境、社会阶层、年龄、经历、教育水平、性取向和种族不同的个体，个性也是千差万别，要把这么复杂多变的事物粗暴地分为两类是不是毫无意义的？不，不会！你会拿起笔开始写答案。
吕氏后人终于走出了宁古塔。1935年，陈垣先生见到一位温文有礼的青年吕永泰，辅仁大学教育系毕业，其家在黑龙江省城做生意。当得知他是吕留良后人，陈垣与之相对唏嘘良久。
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两个表，你会发现下面这些形容词放在18世纪关于两性责任的论文中一点儿也不突兀。其中一个列表很可能以共享性（communal）特点为主，如：有同情心、喜欢孩子、依赖他人、在人际交往中较为敏感、乐于抚育。你会注意到，这些是希望服务于他人需求的人的完美特质。在另一个性格列表中，我们会看到制控性（agentic）的描述：领导者、攻击性、雄心勃勃、善于分析、争强好胜、有控制欲、独立、个人主义。这些特性使世界屈服于个人意志且让你借此赚得薪水。我不需要告诉你哪个是女性的特点列表，哪个是男性的，你肯定已经知道了。社会学家塞西莉亚·里奇韦（Cecilia Ridgeway）和谢利·科雷尔（Shelley Correll）指出，这两个列表也非常接近人们对“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的刻板印象。
经此一番摧折，吕氏子孙被永远禁止考试捐纳。吴越歌吹，杨花楼阁，永驻乡梦。他们从此谨慎小心，以塾师、医药和商贩为业，开齐齐哈尔读书的风气。民国元年，章太炎到了齐齐哈尔，前去祭奠吕留良，盛赞“至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民国五年，浙江省督军吕公望曾致函吉林省公署，请把清朝流放宁古塔的吕留良和严鸿逵（受吕案牵连）的后裔遣回浙江。此时，宁安县和黑龙江的吕氏后人已有71户498人，然而因吕公望辞职，这一迟到的平反不了了之。
即使你觉得自己不认同这些刻板印象，你的思维中也有一部分确实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我们有意识的自我阐述并不完全是事实。布里安·诺塞克（Brian Nosek）和杰弗里·汉森（Jeffrey Hansen）等研究者提出，刻板印象、态度、目标和认同似乎都处于内隐层面上，其运作“不受意识、意向或控制”的影响。人思维中的内隐联想（implicit association）可以看作错综复杂而又十分有组织的关系网，这个网络把不同的物体、人、概念、感受、自我、目标、动机和行为关联起来，其中每个关联的强度取决于你过去的经历（有趣的是，也与当前情境有关）：那两个对象——比如那个人和那种感觉，某个物体和某种行为——过去同时出现的频率。
令人惊奇的是，户部所发的四张监照上，吕留良的名字赫然在列。难怪吕家人被告发后，乾隆盛怒：“……前即幸为开户，今复妄思溷厕衣冠，情罪尤为可恶。”1775年，厄运再次降临，吕懿兼、吕敷先、吕衡先、吕念先辛苦积累下的财富被抄没，吕懿兼和吕敷先以及他们的家属再度被赏给黑龙江披甲人为奴，吕衡先、吕念先和他们的家属也被遣送到齐齐哈尔水师营当差。帮助吕氏子孙的辛金山和朱尚周也因此在宁古塔被枷号两月，满日后还被打了三十大板，发回原籍管束。
那么，关于男女，内隐思维自动联想到的是什么？社会心理学家用于评估内隐联想的测试基于这个假设：被试受到一种刺激时，人会迅速地在无意识情况下自动触发强关联的概念、行为和目标等，而对弱关联内容的作用则相对较弱。这些被触发的表现更容易影响知觉，引导人的行为。
吕敷先则打算亲自上京捐监，被察知身份，不许出境。改变身份的愿望如此急切，他把自己价值300两白银的房契押给吕衡先，得了125两，托一位江苏来的人参商人朱尚周带到京城捐纳，然后把户部所发的捐监执照寄到盛京的吕衡先外甥处。
计算机化的内隐联想测试（IAT，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由安东尼·格林沃尔特（Anthony Greenwalt）、马扎林·贝纳基（Mahzarin Banajii）和布里安·诺塞克（Brain Nosek）等人设计开发，是应用最广泛的心理学测试之一。这个测试要求参与者把词汇或图片进行相应的归类。比如，首先，他们必须分别把女性名字与共享性词汇（如互相关联、支持性）、男性名字和制控性词汇（如个人主义、争强好胜）归为一类。参与者通常会觉得这比交叉归类（女性名字与制控性词汇、男性名字与共享性词汇）要容易。研究人员将反应时长这一微小而重要的差异，当作女人和共享性、男人和制控性之间自动、无意识的强关联的指标。
渴望摆脱流亡者身份的吕氏子孙们，甚至未曾料及可能的风险。吕懿兼先行一步，他向堂侄吕衡先和吕念先挪借了六十多两银，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共125两，写了三代的履历，托吕衡先铺子里的伙计辛金山进京时为他代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如愿以偿。
不管赞同与否，你都可能有相似的联想。因为这种联想，并不需要你使用到意识、意向和控制，人们就是从环境中存在的联想里形成了这种记忆。几乎每一台吸尘器背后都是一个女人在推着，联想记忆就会吸纳这个模式。这当然是有一定好处的，你可以轻松高效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但缺点就是，这种记忆似乎不会鉴别获得的内容——在学习显性知识时，你可以进行思考和选择性记忆，但联想记忆就不会。联想记忆还有可能自动获得社会、媒体和广告中的文化模式，或者对这些内容作出响应，这又会加强那些你并不赞同的联想。
然而，按照宁古塔官署的规定，流人们必须每五日去点一次卯。这不但是苦事，也影响生意。于是吕氏子孙们便筹划摆脱，其方便之法便是捐纳一个监生。所谓捐监，是清代的一项政策，准许百姓出资报捐以取得监生资格（国子监肄业文凭）。乾隆继位之初，停了各类捐纳，独留捐纳监生一项，但必须到京城在户部纳银办理。乾隆三年，下旨将捐监改为纳谷。纳谷捐监的本意是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以救济灾荒，平抑粮价。此后捐监的政策又曾多次变化。
这意味着，如果你崇尚自由、不想冒犯别人，你可能不会太喜欢自己的内隐态度。在它和有意识的自我之间，存在着大量分歧。研究表明，虽然我们声称自己对社会群体的态度是新式而进步的，但我们的内隐表现却常常非常保守。在性别方面，“男”和“女”这两个概念触发的自然联想，远不止阴茎和阴道。内隐联想的测试表明，男人与理科、数学、事业、阶级和位高权重的内隐关联更为密切，而女人触发的内隐联想则为文科、家人及家庭生活、平等和低权威。
吕留良的另一个曾孙吕衡先也做生意，后来有了相当的积蓄，计有房产35间，地50垧（750亩），盐25000斤。吕念先也积累下了草房28间，银300两，春雨堂药铺一座。孙子吕懿兼则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多年行医，生活堪称富裕，有13间房产。
马萨诸塞大学的尼兰加娜·达斯古普塔（Nilanjana Dasgupta）和沙基·奥斯格里（Shaki Asgri）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揭示媒体及生活本身如何独立于我们的观点来创造这些联想。他们研究了反刻板印象信息的作用。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让一组女性被试阅读著名女性领导人的缩略版传记，如eBay的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与没有阅读传记的对照组相比，她们在之后的内隐联想测试中，能够较容易地把女性名字和领导性词汇归为一类。但是，阅读这些杰出女性的传记，并未影响到被试关于女性领导力的外显观点。
于是，吕留良的子孙们开始营建新的生活。和百千年来大部分顽强的中国人一样，只要稍留空间，他们便能给自己打造出一片天地。清廷规定，发配的流人及后裔不准仕进和从事一切政治行为。吕氏后人发挥所长，行医，经商，坐馆，三十余年后，居然风生水起。曾孙吕敷先读过书，后来学习做生意，很快便拥有了自己的铺面，与林海雪原里的原住民族做起了貂狐皮张生意，收入十分可观。头脑灵活的吕敷先还把闲置的余钱放租，在宁古塔旗下包放账目，每年二、八月开钱粮后放出，每两利银二钱，至下次开钱粮月份清还。吕敷先后来又在本村开设烧锅一处，居然赚下了资产不菲的家业，计有房产165间，地414垧（合约6210亩）。
达斯古普塔和奥斯格里又研究了现实世界对内隐思维的作用。实验参与者都是女生，来自美国的两所文理学院，其中一所是女子学院，另一所是男女同校。他们评估了入校仅几个月的大一新生对女性和领导力的内隐态度和显性观点，一年后重复实验。学校类型——男女同校或纯女校——并未影响学生自己描述的对女性领导力的看法，但他们的内隐态度却变了。
五年之后，继任皇帝乾隆发布上谕，那些曾为职官和举、生、监出身的流放者，一概免其为奴，于戍所另编入旗，出户办差。吕氏子孙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他们被解除了奴仆身份，到驿站当差。
大一初期，他们都不能很快把女性和领导力词汇归为一类；但到二年级时，女子学院的学生们就不会再对“把女性和领导力归为一类”产生内隐性排斥。而男女同校的学生在测试中的反应速度却变慢了。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女子学院的学生能见到更多女老师，男女同校的学生——特别是学习数学和理科课程的学生——与女性领导者接触的经历较少。换言之，环境模式改变了他们内隐思维中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无数流人之幽恨，发万古之悲凉。1658年被流放于此的江南诗人吴兆骞写了这首哀感顽艳的《念奴娇·家信至有感》，可谓曲尽宁古塔流人的危苦和寂寞。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描绘得更为真切：“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即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歇。……官庄人皆骨瘦如柴。”（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
在环境中，当性别被置于突出位置，或者我们根据性别对他人进行归类时，就会自动触发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过去几年中，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激活的刻板印象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认知。但最近，社会心理学家对另一现象也产生了兴趣，即我们可能会通过刻板印象的透镜观察自己。因为事实证明，自我概念是可以被改造的。
消受水驿山程，灯昏被冷，梦里偏叨絮。儿女心肠英雄泪，抵死偏萦离绪。锦字闺中，琼枝海上，辛苦随穷戍。柴车冰雪，七香金犊何处？
也许，你把自己的心理状态提供给精神科医生分析时，他并不会眼前一亮，也不会期待接下来一个小时会有比工作更多的乐趣。但你的个性里肯定有无数让社会心理学家着迷之处。因为一个人的自我就像等待琴弓触碰的弦，像一张繁复的网，因环境不同而呈现微妙的差异。对此沃尔特·惠特曼概括道：“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包罗万象的自我无疑值得拥有，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要同时处理这么多的侧面可不美好。更好的情况是，每次只从那么多的行头里挑选出少数几件自我概念的外套。
牧羝沙碛。待风鬟，唤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绿杨烟缕。白苇烧残，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路。
有些心理学家将正在使用的自我——从整个集合中选出的某个特定的自我概念——称为活跃自我（active self）。如名字所示，它不是消极被动的，不会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相反，活跃的自我像一只变色龙，每时每刻都会根据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当然，思维只能利用现有的一切——对每个人来说，自我概念中都有一部分比其他更容易被激活。但“自我”的大部分，都被各种社会身份的刻板印象占据着，比如纽约人、父亲、西班牙裔美国人、兽医、壁球运动员、男人。事实证明，在特定的时刻，你是谁——你自我概念的哪一部分处于活跃状态——与环境密切相关。虽然有时候，活跃的自我很有个性，但有时，环境会裹挟着你的社会身份，冲击正在使用的活跃的自我。它要对应的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身份，那么会更接近刻板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强调性别也会有这样的作用。
真实的历史则远没有这样痛快淋漓。从顺治十二年陈嘉猷被发往宁古塔开始，这里便成为清朝流放重犯之地。吕氏子孙栖身于城西大路旁的小屋内，过着极为贫寒的生活。从温暖的南方浙江嘉兴来到奇冷的北方，寒意穿透躯体，冻雪堆砌如墙，北风穿堂而过，弦月独眷离人。
比如，一项研究要求一组法国高中生评估男女在数学和文科方面天资差异的刻板印象，然后再评价自己在这些领域的能力。首先，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现出显著的刻板印象。随后，他们按要求写出自己两年前在一个重要的国家标准化考试中的数学和文科成绩。不同于对照组学生，刻板印象组同学的记忆发生了改变，变得与刻板印象一致。女生报告的文科成绩优于其实际水平，而男生则夸大了自己的数学分数，他们报告的成绩比实际分数平均高出了百分之三，同时女生对数学成绩则低报了同样的比例。这一影响看上去也许不是太大，但可以想象两个年轻人会由此选择不同的职业道路。因为受性别影响，男孩会把自己看作A等生，但一个同样优秀的女孩却会给自己打一个B。
这自然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在雍正严密的搜捕之下，吕氏一族怎可能有逃脱者。这位皇帝放过了曾静和张熙——策反陕甘总督岳钟琪的直接主事人，但痛恨吕留良则是到了极点，屡屡形容他“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最后对吕氏的惩罚也极为残酷：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九子吕毅中斩立决，孙辈免死，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与披甲人为奴。为了确保无一吕氏后人遗漏，雍正密谕浙江总督李卫严厉督察地方官，细细查访，“稍有丝毫疑情，即行根究到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十八）。1730年9月，李卫上奏，他的名单里增加了一个吕留良的曾孙，还有嫁入吕家的妇女和未嫁的吕氏妇女共二十九人。此外，他果然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吕葆中的续弦曹氏，在丈夫1708年过世之后便削发为尼。由于不在族谱上，她差点就躲过了厄运。这个遗漏很有可能触发了民间的灵感，野史里确实安排吕四娘是曹氏的女儿，学习剑术，长大后混入皇宫为家族复仇。
如果说这种激发性别意识的办法似乎不够精细，那是因为它确实不好。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不能代表真实世界。性别的刻板印象无处不在，有时甚至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Scottish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曾发起过一项运动，旨在增加高中物理、木工和计算机等科目少得可怜的女生选修人数，而一些老师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对这一举动价值的怀疑。“我认为我们最好意识到男生和女生不同，他们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爱丁堡一所知名私立学校的校长说：“总的来说，男生选择的科目适合他们偏逻辑的学习方法。”他言辞委婉，没有清楚地阐明观点，而是让听众自行推论，也就是女生更倾向于非逻辑性的学习方法。但重要的是，刻板印象不需要公开表达，就可以激发性别意识。比如，你是否在填表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735年10月8日，大清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龙驭上宾。两日之内，从如常听政到突然病剧辞世，朝廷发布的文书并未说明皇帝罹患何疾，于是，民间便开始流传种种“雍正暴死”的版本。版本之一，便是雍正为刺客所杀，头颅亦被携走，清廷只好以金铸造一颗假头下葬。《清朝野史大观》言之凿凿，说这位入宫行刺的侠女，为“（吕）留良孙女某，其剑术之精，尤冠侪辈”。
□ 男性
二、流放者归来
□ 女性
至于吴之荣，陆莘行的《老父云游始末》里说他三年后得了恶疾，肉化成水，只留下骨架，脖子断裂而死。范韩在《范氏记私史事》中则说，吴之荣某日行于山中，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吴被天雷击中，犯了疟疾，寒热夹攻，两日才死，云云。事实上，吴之荣倒极为可能寿终正寝，对他的诅咒不过是说明陆、范两家人心中所存的良知和歉疚。
甚至这么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问题也会激发性别意识。研究者要求一组美国大学生评估个人的数学和语言能力。评估开始前，一些学生要在简短的人口统计调查部分写明性别，另一些人则要标明种族。打勾这么简单的步骤却有惊人的影响。比如，相对于表明自己的欧裔身份，欧裔的美国女生在性别被强调时，会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更自信（这与流行的观点一致，即女性的语言能力更胜一筹），同时会低估自己的数学水平。相反，欧裔美国男生在强化性别（而非欧裔身份）时，会给予自己的数学能力更高的评价；而突出种族时，则会高估语言能力。甚至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刺激也会改变人的自我认识。心理学家詹妮弗·斯蒂尔（Jennifer Steele）和纳利尼·安巴蒂（Nalini Ambady）对一组女生进行了警觉性测试。被试需要根据电脑屏幕上闪光出现的位置，尽快按下相应按键。这些闪光实际是一些阈下刺激（subliminal stimulus），单词迅速被一串“X”替代，使人难以辨认。一组被试接受的是“女性”词汇，如姨妈、洋娃娃、耳环、鲜花、女孩等；另一组看到的则是叔父、铁锤、西装、雪茄、男孩等。随后，被试要评估自己参加适于女性的活动（如写作或文学考试）和适于男性的活动（如解方程、参加微积分考试或计算复利）时的愉悦程度。男性词汇组的女生认为参加两类活动愉悦程度相同。而女性词汇组对文科类活动的偏爱则胜过与数学有关的活动。作者认为，刺激“改变了女生看待自我的镜头”。
1667年，陆圻断发出家，次年和家人相见之后，便弃家远行。从此陆莘行的哥哥们四处寻觅父亲踪迹，但有生之年，父子们再未相见。
我们不仅会受到微小因素的作用，一些不可捉摸的因素也会影响我们。澳大利亚作家海伦·加纳（Helen Garner）提出，一个人可能会“认为人就像分散的气泡，从彼此身边漂过，有时会发生碰撞，或者……也可能会相互重叠，进入彼此的生活甚至内心”。有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其他人对你的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所认为的他们对你的看法，能够穿透你自我概念的界限。威廉·詹姆士说：“一个人跟多少人交往并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象，他就会有多少个社会自我。”为证实詹姆士的观点，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斯泰西·辛克莱（Stacey Sinclair）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表明人们在社交中会“调整”自我评价以迎合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当我们想到某个人或准备与他人交往时，自我概念就会进行调整，从而创建共享性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对你的认知与刻板印象一致，你就会依照刻板印象行事。
陆圻被移送京城时，便告诫两个儿子终身不必读书，以免重蹈父亲覆辙。途中行舟停泊于金山之下，远远听闻寺里的钟声，他许下诺言，如果生还，便跳脱红尘。这年十月初，朝廷下旨，将庄、朱两家的财产一部分给吴之荣，一部分给査、陆、范家。陆圻认为一家人能够逃生已是万幸，拒绝接受。
比如，辛克莱让一组女性被试认为她们马上会见到一个颇有魅力但存在性别偏见的男人（他并不讨厌女人，而是认为女人应该被男性宠爱和保护，同时不希望女人过于自信或行事果断）。在交往中，这些女性就会调整自我概念，让自己更符合上述传统观点。而另一组女性则被告知，她们要见到的男人对女人持现代观点。与后者相比，第一组女性认为自己更具备传统印象中女性的气质。有趣的是，只有当人们出于某种动机希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时，这种社交性调整才会发生。这表明，生活中与你关系亲密、对你影响较大的人，很可能像镜子一样使你认识到自己的特点。
对于陆圻、査继佐和范骧，虽然他们在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逃生，他们的心灵却住进了永久的牢笼。此案牵连到那么多人，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作为饱读圣贤书的宿儒，三人内心不可能没有负罪感。査继佐从此纵情诗酒，调教出浙江闻名的女乐；他一直在写的《明书》改名《罪惟录》，措辞亦极为谨慎。范骧经此打击，默默以终。
自我概念的转变，不仅是自我旁观时看到的变化，还会影响人真实的行为。社会学家布朗温·戴维斯（Bronwyn Davies）在对幼儿园孩子的研究报告中，描述了小姑娘凯瑟琳被一个小男孩抢走洋娃娃后的反应。她试着要回洋娃娃但没有成功，于是她大步走到衣橱旁找出一件男式马甲。她穿上马甲，“再次出征。这次她夹着洋娃娃凯旋，然后她立刻脱掉马甲扔到地上”。当成人从自我的行头里取出一个活跃的自我时，换身衣服仅仅是一种隐喻。但它是不是能像帮助凯瑟琳一样，帮助我们更好地担任某种角色或完成目标呢？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影响巨大的小说《鹿鼎记》中，说查办明史乃是奸臣鏊拜所为，而“小玄子”康熙英明仁厚，赦免了明史一案牵连的众人，不过是小说家为祖先涂抹之词。真正得到赦免的只有出首告发的査、陆、范三家。
在最近的一组实验中，西北大学的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等人给参与者展示一个人的照片：拉拉队员、教授、老人或非裔美国人。试验中，一些参与者要假扮照片中的人，并写下其典型的一天。对照组则以客观的第三人称（他/她），描述照片中人的典型生活。这意味着，研究者不仅能看到刻板印象的作用，还可以看到观察角度的影响。研究者发现，观察角度引起了“自我——他人的混合”。与对照组相比，那些假扮拉拉队员的被试在自我评估时，认为自己更为迷人、漂亮和性感；想象自己是教授的人，感觉自己更聪明；假设自己是老者的人，感觉自己更加虚弱而独立；那些经历了短暂的非裔美国人生活的人，则认为自己更加强健、具有攻击性。他们的自我认知融入了人们对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
此时距陆圻被捕已经过了半年。在陆莘行的回忆中，骨肉重逢的场景十分动人。她的兄长因狱中生病不能发声，见到父亲时唯有泪流满面。到了家中，尘埃满目，青草盈庭，一家人恍若隔世。至此，这场牵连了上千人的明史案算是终结了，有七十余人被杀。此案是清廷安定天下之后，对明朝遗民采取强硬政策的开端，亦开了此后残酷文化专制的风气。清廷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故国之思，以吴之荣告发为由，广为株连，终将“明史案”罗织成一个白骨累累的文字大狱!
随后，研究者证明自我概念的改变会连锁影响到个人行为。加林斯基等人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假扮教授的被试分析能力有所提高，而把自己融入拉拉队员特性中则会有损这种能力。在实验测试中，假想自己是非裔美国人的被试比自认为是老人者更具竞争力。将自己假想为他人这样简单而短暂的经历，会改变人的自我认识，并由此改变人的行为。这为“演久便成真”的谚语提供了事实依据。
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即1663年6月31日，“明史案”正式结案，所有被羁押的犯人，依次点名宣判执行。朱佑明喝了一碗参汤之后，凌迟处死；三子亦被斩首，妻子当场惊恐至死，三个儿媳则被流放边地。庄廷钺，凌迟处死；李令皙，凌迟处死；颇有才华的史学家潘柽章、吴炎亦被凌迟处死……《明史辑略》主编庄廷鑨则被戮尸示众。编写者、印刷者、贩卖者、购买者、传阅者统统处死、抄家，家属也都掠卖为奴。人肉横飞，血流成河，真个是天昏地暗，日色无关。罪犯家属们则在三日后被绳子拴着，被关在钉死的官船里，流放到遥远的盛京。最后点到陆圻等，査、陆、范三人此时魂飞魄散，结果被宣布不但无罪，反而有皇帝的赏赐。
斯泰西·辛克莱等人还观测到行为会受显著影响。你应该还记得，那些要跟观念传统的男人打交道的人，比起要跟观点更现代的男人相处的人，觉得自己更有女性气质。在一组实验中，辛克莱安排被试和这个男人接触。当然，这个男人只是个实验助手，他并不知道，关于他对女性的态度，被试得到了什么信息。那些以为他待人和善但有性别偏见的被试，不仅认为自己更具女性气质，行为也更符合刻板印象。作为一个在哲学系工作过几年的心理学家，或许我可以借此机会，告诉那些觉得在茶室里跟我交谈索然无味的同事，这纯属他们对心理学家的轻视。
五月二十五，陆、査、范三姓主仆再次被戴上刑具，每人被两个狱卒共挟。陆莘行的母亲在身上藏了一把剪刀，以备紧急关头自裁。
显而易见，一个不断变化的自我可以有很强的适应性，这有很大的用处。社会自我是社会环境（包括他人观点在内）改变自我认识的关键，不断改变的社会自我能让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有合适的心理着装。我们已经看到，自我概念的改变会连锁影响个体行为，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仔细研究这一现象。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敏感而可塑，能够针对不同环境和伙伴选择正确的社会身份，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融入、扮演当前的社会角色。在相应的环境中，女性自我和男性自我无疑像其他社会身份一样有用，但灵活、有用、对环境敏感，毕竟不同于“线路固定”。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共情的性别差异，就会发现那些归因于固定线路的现象，更像是个体根据不同社会环境的固有期待，自我敏感地作出了调整。
在狱中，年幼的陆莘行和母亲与诸位婶母诵经不辍。自从父亲被逮捕后，她便开始茹素。此后陆家无事，她归因于神佛护佑，清朝的野史、小说家则归功于査继佐早年相助一位乞丐吴六奇。六奇此时是平南王麾下战将，愿以身家性命为査赎罪，因此惠及陆、范两家。海宁査家的后人金庸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亦据此传闻演绎了吴六奇反清复明的一段异史。然而在陆莘行和范骧之子范韩在《范氏记私史事》中都未曾提及吴六奇，按照常理，不大可能忽略这么一位“救命恩人”。
——本文选自果壳阅读即将推出的《是高跟鞋还是高尔夫修改了你的大脑》
朝廷派来的钦差在浙江、杭州官府的配合下，调动当地军队，进入杭州、湖州、南浔等地抓捕，凡与《明史辑略》有牵扯之人，主编、参阅、刻板、印刷、卖书、买书、作序、审查、谈论者，一概满门拘捕，关入大狱，集中会审。为《明史辑略》作序的李令皙被抄家时，前来拜年的七十多位亲友亦被抓捕。而江南书商陆德儒正置办嫁女喜事，全家及迎亲亲朋均被逮捕。
（Delusions of Gender: How Our Minds, Society, and Neurosexism Create Difference）。
正月二十一日，陆、査、范三姓共176人被逮捕。此时，庄允城频遭酷刑煎熬，一个月前已经死于京城狱中。他的次子庄廷钺自北京日夜兼程，回到南浔后与他的五个兄弟一起被关入死牢。
电影就是和生活做爱。
一位平日里颇受陆圻恩惠的邻居许周，见陆家落难，不惟义气相助，反拿着糨糊四处贴封条，为官府指认陆家家口，由此获得官员赏给二石米和两匹布，并且一道到京城拘捕随同陆圻入京的三弟。反而有一位办案人员同情陆家，用草席卷着送出了一位陆家男孩。
杜可风
危难之际，人性的丑陋和美好呈现无遗。
雅典之爱
陆莘行记下了那段时间家中的恐慌气氛。父母唏嘘偶语，她问情由，大人便以她兄长生病搪塞。父亲被押解往京城那天，母亲典卖家中衣饰，得了二百两银子，作路途费用。直到中年之后，她仍记得送别之际，父亲背着她，流着泪嘱咐母亲，要好好照顾他特别钟爱的女儿。于是，当陆家被抄之时，母亲将陆莘行托付给弟妹，冒充是她的孙女文姑。
撰文 张宇凌
前归安知县、因贪腐被革职的吴之荣此时刚在监狱待了六年出来，他闻得此事，便去庄家敲诈，被庄允城拒绝。此外，吴之荣曾想去观赏査继佐家的家乐班也未能遂意。于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决意让庄家、査家和他敲诈未遂的庄家姻亲朱佑民家死无葬身之地。他找到一套初版《明史辑略》，将其中的“悖逆”之语一一标识出来，直接赶赴京城，将《明史辑略》和检举信递呈刑部。刑部官员见事关重大，奏报给康熙的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于是，这场《明史辑略》案真正开始了。
一个文明如果在人类精神层面增加一丝新结构，已堪称伟大，古代雅典却毫不迟疑地进入了精神结构的地基，在人类情欲和无意识深处打下了一个古希腊文的有关美和民主的标记。
然而，明史一案已经流传在外，不少人觊觎庄家财富，觉得可以浑水捞鱼。个人贪欲一旦和专制权力结合，便释放出毁灭性的力量。
在雅典考古博物馆有一幅让人不能移步的墓碑浮雕，它有艺术佳作的一大特性：当你凝视它的时候，整个世界像来到了长途飞行的末点，优秀的驾驶员让飞机与陆地的接触化为一种猛烈、低频却深入体内的震颤，内心的一切景致透过这面舷窗，全部渐渐静止和清晰起来。
赵君宋果真查出十几处悖逆文字，胡尚衡开始调查。庄允城得知后，立即开始金钱运作。他一面上下行贿，央求浙江巡道张武烈责令赵君宋停止调查，一面找人收回尚未卖出的《明史辑略》，将其中存在悖逆语句的页码抽掉，找人窜改补正，重新刊刻和装订，使之成为一部洁本，仍发往各地销售。然后老成的庄允城携带洁本《明史辑略》和大量金银，亲自进京疏通关节。他委托老友、在通政司衙门的王元祚分别转给礼部、都察院一部洁本《明史辑略》，同时奉上大把金银。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既得实惠，且书已是洁本，就未加任何批驳。因此，后来湖州府推官李焕给《明史辑略》下判状时，就有“既经部、院检察，便非逆书”的官方鉴定。
浮雕发现于古代雅典，一眼可以看出是公元前400年当地人最流行的墓碑样式：因为它不仅使用了雅典北面山区特产的潘泰列克（Pentelic）大理石，而且呈现了一幅“握手告别”（dexiosis）的场面。这是几乎所有同代墓碑都使用的主题。左边的年轻人袒露右肩，身下跟着一条猎犬，与他握手的长者袒露前胸，左衿挂着一个装精油的瓶子。
三人对此反而无所用心。在当时，借助名人效应宣传书籍，书商图利，文人为名。因此范骧甚至还炫耀说：“吾三人参阅有名。”然而经不住周亮工反复警告，甚至代他们起草了呈稿，声明庄廷鑨并未征得他们同意，便将三人列为参订者，所言诸事与己无关。三人于是联合具呈向浙江按察司衙门检举此事，申明备案。按察使衙门对此很淡然，说“文章之事，不便存案”。而司理嵇永福却认为此事不可等闲视之，就拿着呈稿去见浙江学道胡尚衡。胡亦不以为然，反要嵇永福处理。嵇永福批示，若无圣旨，谁敢私修明史，命令湖州府严查。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看到批文，即刻行动起来，从而真正揭开了这场文字惨祸的序幕。
两个人就这样静止在比拥抱远一点点的位置，他们的表情是如此困窘羞涩，以至于仿佛各自陷入了沉思——死亡让雅典人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悲痛，最极致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用滔滔宏辩伴随着毒液流遍他的全身。光从构图上，我们无法看出是谁离开了人世，唯一一丝不确切的线索，就是年轻人的左手食指伸出，其余四指紧握。这个手势意味着：“请等一会儿。”但我们仍然不清楚，他是请求逝者稍慢一些离去，还是请求世界再给他自己一点时间。
陆圻正是这众多参阅者名单中的一个。此外，尚有査继佐、范骧、潘柽章、吴炎等人。多年之后，在陆莘行的回忆中，父亲陆圻首先被人告知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一部“抵触本朝”的“秽史”中，觉得不妥，便找到査继佐，连同范骧，三人出首，告至湖州教谕赵君宋处。然而参考范骧之子的回忆和查继佐的年谱，发现名列其中的并非他们三人自己。范骧的老友周亮工偶然翻阅此书，发现载有李自成入北京事迹，明朝官员有降表，下面标注是龚鼎孳的手笔。周亮工与时任清朝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龚鼎孳有些交情，很不希望老友得罪另一位权贵好友，因此竭力劝诫三人向官府检举。
这个经典的告别场面还另有一个经典之处：它表现了严格符合社会规范的“雅典之爱”。这种爱正如图所示，首先必须由一个年长的人追求一个未成年的年轻人，他们的差别在图像上用有无胡须来加以区分。而他们的相识在一开始应该在公共场所进行，最典型的地方就是只有男性公民出现的运动馆和猎场。这在图中分别被呈现为猎犬和随身携带的精油瓶（aryballos）。
1655年庄廷鑨去世，书稿稍后完工。父亲庄允城痛惜爱子早逝，决定用庄廷鑨应得的那份遗产，代子刊刻发行。1660年，《明史辑略》刻印完毕，这部书包括了修订过的朱国桢《史概》和续写的部分。按照晚明以来的出版惯例，庄允城在书的扉页列出了一长串“参阅”名单，以增加发行上的卖点。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浮雕，会觉得把一位毫无血缘关系且并非终身伴侣的人放在墓碑上，就如同我们要求把初恋情人放在墓碑上一样让人难解。
为了完成这部史学著作，庄廷鑨可谓呕心沥血。他和几个知己朋友日夜琢磨，搜集参考书籍。大概是熬夜太多，他的视力受损，不得不去外地医治，犹且让人口述史书。此外，庄廷鑨自知才学有限，先后邀请几位名家充作顾问。顾炎武曾受邀到南浔，不过这位大儒认为庄廷鑨学识浅薄，便离开了南浔；吴江才子潘柽章亦曾来南浔拜访；海宁名士査继佐支持庄廷鑨修史，听闻他眼疾严重，带信给他，愿意相助。也许庄廷鑨太想完成一项不朽之盛事，坚持要自己完成，终至双目全瞎。
“正当的爱”：paiderastia
事情源于湖州南浔镇富户庄廷鑨续修明史。这位青年才俊从他的同乡、明代史家朱国桢后人手里，买到了朱未曾完工的《史概》逸本二十卷。宋元以来，汉族士人“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念很深，如今明室江山已落入异族之手，如何保全故国历史，是不少遗民们的宏愿。庄廷鑨得到朱氏遗稿之后，觉得时机已到，发愿要完成这部皇明信史。庄家是湖州大户，家境殷实，于是他延请当地文人士子共襄盛举。
希腊文paiderastia，由pais（男孩）和erastes（爱人）组成，表示成年男子对未成年男孩子的爱。在公元前1650年的克里特岛上流行着男孩的成年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贵族男孩子被成年男性“劫走”，去往荒野生存两个月，归来后仍和此男性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整个仪式被视为一种男性和贵族的“荣耀”，承担着教育和肉体两方面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米诺斯国王推行这个制度是为了控制克里特半岛的人口。后来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半岛，这个基本生活在军营之中的民族，迅速承袭了这种有利于战士培训效率的关系，他们还把它传到斯巴达及半岛的其它地方。在雅典，这种关系于公元前6世纪突然变得很流行。
1663年的正月十九，七岁的陆莘行随同母亲兄长，按照惯例，在祭祀之后，收拾新年家里悬挂的神像。在陆的回忆中，那些画像皆是一副愁苦之状。事实上，那不过是陆家人彼时的心情写照。父亲陆圻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他上一年十一月十五被抓走后，关在钱塘县监狱。他被牵连到一桩文字狱中，但此时他们皆未曾逆料到此案牵涉广泛，十数家为之人亡家破。
公元前514年，一对同性恋人哈里斯托盖敦（Aristogeton）和哈尔摩迪厄斯（Harmodius）组织了一次针对雅典僭主兄弟的暗杀。原因是僭主的弟弟追求哈尔摩迪厄斯未成，转而在公众场合侮辱他的妹妹不是处女，无权参加泛雅典娜游行。
整整三十九年了，身在海宁袁花祝姓夫家生活多年的陆莘行，仍不晓得父亲是生是死。如今，她已进入中年，如果父亲陆圻在世的话，已是九十四岁高龄。父亲不曾目睹她长成一位娉婷少女，嫁人生子，而她亦无缘承欢膝下。她自问，人生之惨，有如是乎？这位从小被目为才女的女子，在这一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决心记述父亲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为失踪于他乡的父亲留下一段记录。
两人中的哈尔摩迪厄斯被当场杀死，另一人被捕后遇害。这次刺杀行动导致了僭主希皮亚斯的高压统治升温，最终无法忍受的雅典人邀请斯巴达人围城，结束了僭主的统治，克里斯提尼领导雅典人民在公元前508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度。
一、失踪的父亲
哈里斯托盖敦和哈尔摩迪厄斯的青铜塑像在公元前509年，即民主制度建立的前一年，被竖立在雅典的中心市集Agora中。塑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话：“当哈里斯托盖敦和哈尔摩迪厄斯刺向希帕科斯的时候，一道强光照亮了雅典。”
若言文字狱惨祸的直接后果，则是由那些案中人担承。他们的生命和动机被埋葬在为人所遗忘的黑暗里。他们及其子孙，或身首异处，或侥幸偷生，或流落边地，其命运之悲惨，心理之挣扎，几百载之后，仍令人为之唏嘘。
尽管pederasty（鸡奸）是一个让今天的我们见之触目惊心的词汇，但是在古希腊，从雅典民主创建这一刻起，paiderastia就和民主体制不可分割。这种关系强大到足以抵抗政治强权。这一对恋人被描述为雅典民主的奠基者，因为民主的自由既包括政治自由，也包括爱欲（性）的自由，一旦从任何方面被独裁者侵犯，都应该不惜用生命来抗争。
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代文字狱盛行。一方面，在文字罪人的恐慑之下，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唯恐留有口实。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在办理文字案时，又唯恐不够严厉，以致自身牵涉其中，一旦有违圣心，不止顶上花翎不保，且有性命之虞。然而此种非常规治理手段却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掌国者顾盼自雄，贱视文人，以残酷和蛮横压制血性和士风，逐渐剥落了朝野读书人的内在动力——他们久受儒学浸润，以天下家国为精神感召。虽一时维稳有方，然长期来看，文网严密造成了民族在精神上的矮化，既令帝国的人物、学术日趋委靡，其历史因果还报应在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从他们被认作民主创建的英雄开始，这种同性关系也被提到跟“憎恨独裁者”“追求民主政治”完全同等的地位，成为雅典城邦对每个公民要求的“公民素质”。如同其民主政治的其他规章制度一样，雅典城邦也对爱欲的最高范式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第一，在角色区分方面，必须是由一位年长的公民作为主动追求的一方，称为“erastes”（爱人），而未成年的一方则作为被追求的对象，称为“eromenos”（被爱人）。这种规定在形象制品上一目可见的区分就是“胡须”，年少的人美就美在没有胡须。而关于角色的主动和被动，是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在雅典的性意识形态中，公民必须是主动的、攻击性的、阳刚的。只有非公民，包括外国人、未成年人、女人或“娘娘腔”才是被动的、柔弱的、阴性的。雅典男性成年正式成为公民之后，万万不可以再扮演被动的性角色，那不仅仅为人所不耻，而且会冒着丧失公民资格的危险。雅典法律规定：两个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或者成年男子当男妓，都至少会被剥夺公民资格。而未成年的少年人尚未成为公民，可以暂时处于接受追求的被动方面，但在具体行为上仍有详尽要求，使其作为雅典接班人，避免陷入完全放任的被动状态。
撰文 庄秋水
第二，在行为规范方面，要由这位成年人来追求未成年人，追求的场合最好是公共场合，追求的方式要绝对带着“教育”的性质。这一性质将是“雅典之爱”关系的本质，以向少年灌输“美”的观念、男性的气质以及公民的责任为目标，绝对要求政治、哲学、体育、美学和工作技巧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将其培育为合格的公民，确保城邦的延续。在关系建立的初期，少年要拒绝甚至反抗这种追求，轻易就范会很难留下美名。男孩子的家长会雇佣一名特殊的仆人，在儿子出门的时候拿着棍子走在前面，驱散那些想进行骚扰的成年男子，这位仆人被称为“Pedagogue”，就是今天西方语言中使用的“教师”这个词的来源。
失踪的父亲
追求美少年的竞争是激烈无情的，因为被要求在公共场合进行，所以经常可以在雅典城中看见雅典成年男子因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这种追求也成为成年公民进步的动力：为了在运动馆吸引人，就要练就好身材和运动能力；为了在打猎场上显英姿，就要练就好箭术；为了在酒席间散发魅力，则要具备酒量、丰富的知识和辩论的才能。
哥谭市越来越丑，邪恶和贪婪把空气弄得更臭。蝙蝠人不能自拔地沦陷于和哥谭市的虐恋中，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关于蝙蝠侠的白日梦。
当成年人“资质”得到了认可，并且确实让未成年人得到了启迪教育时，父母会以之为自豪，供养老师的生活，感情也被允许进入肉体阶段。这一阶段的规范从文字上来看是破碎罕见的，但是被一系列的“标准姿势”标注在古希腊形象志——彩陶中。如果没有留下彩陶，估计我们会很难了解古希腊的肉体生活。当时一个普通雅典人每日所需的就有不下三十种陶器，超过十万种被从1919年就开始的国际学术计划“古希腊陶器全集”（Corpus vasorum antiquorum）所记载，这个计划记载的还仅仅是公共收藏。出现在彩陶上的形象跟墓碑上的相比较，似乎是另一群雅典人：好动，好色，总是成群结队，喜怒形于色。
蝙蝠人的一生，最终都会了结为一张记忆的地图，经历和足迹交织成大街小巷，上面还摞着密密麻麻的红房子和白房子。仔细看，总能找到似乎标记了什么的小箭头，箭头下面那个地方，藏着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陶器中很大一部分是酒器，肉体关系的描绘也大多出现在酒器外表或酒器的底部，以供宴饮时欣赏，在酒神的护佑下释放情欲。其中关于paiderastia“标准姿势”的第一步，是研究者总结的“上下其手”（up and down），即成年男子与少年正面相对，一只手抬起他的下颌，以观赏他的美貌，另一只手刺激他的性器官。这种姿态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就在黑绘彩陶上频繁出现。这个姿势的要点在于一定要四目相对，虽然画面上不尽如此，但至少少年应该注视着长者的眼睛。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这种关系怀有敌意，他在《政治学》中挑剔地写道：“恋人们不能在眼睛之外观看任何别的身体部位，只有眼睛中才有纯洁。”
皇城根下的这片院子，原本说不拆的，还是拆了。
下一步则是在古代雅典法律中不被主张的情况：纯粹以肉体为凭借来获取性满足。如果发生，成年人只被允许把性器官放入少年的两股之中。这个动作要求难度较高，两人需始终维持正面相对，面部相对，不得采取任何身后的姿势，也不得进入身体内部。后面这两点如有违背，会遭到严厉的法律制裁，被剥夺公民权利甚至被判死刑。在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公元前6世纪的黑绘三脚酒器上，描绘了三组男人，其中两组演示的就是上面两个步骤。如果严格遵循公民对被动性的禁忌，少年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未来的公民，不能在这种“受”的状况下表现出丝毫的愉悦，他必须保持淡定甚至严肃的神色，表现出他的“自控”能力。所以在彩陶的描绘中，少年人都是非兴奋的状态。这种不可能的状态被一些当代学者称为可笑的幻想。牛津阿什莫尔（Ashmolean）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细脚盏（kylix）的内底，有一幅由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画家布里托斯（Brytos）创作的希腊春宫图。布里托斯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一个多产的画家，他的红绘陶画以两点创新大获成功：第一是善于表现人物的年龄差别，孩子不再被表现为小号的成年人；第二是善于描画人物的嘴唇。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成年人放下象征着权力和工作的柺杖以及头盔，呈性兴奋状态的坐姿，一手插腰，另一手抚弄少年毫无反应的性器官；未成年人站立在他的两股之间，身体有着明显不同的更柔和、中性的曲线，除了没有胡须之外，发型和面部轮廓也更单纯。他一手扶住成年人的后脑勺，另一手却后扬，拿着一个装满礼物的网袋，身体似乎费力地在迎向他的爱人，眼睛似乎在努力从对方的快意中解读出善意。两人的面部都按照规范毫无表情。仔细观察这幅图，我们就可以明白布里托斯成功的秘密：在严苛的规范中，不能直接表现paiderastia的肉体欢愉，但只要稍微描画出更柔美的少年体态，勾勒出巨大压力中最不易被人发现的情绪泄露点——嘴唇，就可以让古雅典人感到安全又性感了。
奶奶走了，二姑姑走了，没有什么理由再去东华门万庆巷3号，北京的这个家渐渐散了。一别经年，有一次去南池子办事，突然想再看一眼，溜达过去，已然了无踪迹。
在这样严苛的规范中，一对男性恋人几乎是在进行高难度的表演。处于尚未在性活动中引入“笑声”的古典时代，他们感受到的应该是规范和压抑带来的巨大刺激。古代希腊黑绘和红绘陶画中的标准paiderastia情色形象，也总是带着一种僵硬、虚假、紧张、压抑，以及同样程度的神秘、戏剧性、优雅和性感。这形象的双面性就是一种有趣的提醒：“性”如同人类生活中的其他许多基本事实一样，本身是一件无比枯燥的事情。它神圣的枯燥激发出的妄想和幻象，才是人类生活得以盎然的营养。
我上大一那年，二姑姑得了不治之症，三个月后就没了。我从学校赶回来见了她最后一面。二姑姑摩挲着我，说孩子里她最喜欢我，因为我爱看书。
雅典政治家、著名的演讲者阿斯基尼斯将军（Aeschines）把完全符合人物角色的规范以及技术动作规范的恋爱，也就是“弑僭主”者模式的恋爱关系，称为“正当的爱”（dikaios eros，英文翻译为just love）。
这个院子里最好看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姑姑，万民同款的衣服让她一穿，配上天然卷曲的头发，就有了反特片里女特务的贵气。二姑姑是个特别矫情的人，按现在的说法肯定是个处女座：衣服要挂好，鞋子上不能沾土，坐得有坐相，姑娘要有个姑娘的样儿。我挺怕她的，但眼睛又忍不住老是随着她转。没有二姑姑，我可能一辈子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限的条件下还能追求无限的讲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好肉体，好公民
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独自住在院子西侧的一间厢房。那间屋子总是黑黢黢的，似乎永无光亮。小孩子都说老太太是个妖婆，一个必选的游戏就是比赛看谁在她家窗户下蹲的时间最长。傍晚的时候，门就会打开，老太太捧着一个大盆子出来，一天中最耀眼的奇迹随即发生——二三十只猫突然从屋脊、墙头、蜂窝煤堆中间、花盆后面飞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招式抢食吃，而传说中的老妖婆脸上的表情只能用“萌萌哒”来形容。
在一个以男性特质为“美”与“德”最高标准的社会里，“身体的强健与否”是一个审美议题，一个情欲议题，也是一个政治议题。在古代雅典人的逻辑中，一切审美都跟情欲相关，因为正如柏拉图指出的，情欲（Eros）的对象是“美”。同时，一切情欲都不能脱离政治，因为每个公民的“爱”（Eros）都必须指向城邦和民主体制。反向推知，一切政治取向也是审美和情欲的取向。这一点，其实于今人也不失其真。
最好的当然还是夏季的院子和胡同，树上有知了，葡萄叶子包着绿色的大豆虫，灰墙上爬着蜗牛，天上窜着蜻蜓，孩子们有一千种祸害它们的法子。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离家几步路的护城河里看到漂上来的死鱼。
从视觉上来说，古代雅典的人体影像数量一点不逊色于我们今天这个广告社会。唯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身体，只有部分男性。而当年看到的几乎全部是男性身体，只有少数女性，裸露的程度还远远比不上男性。雅典城的神庙、市集、议会、柱廊、墓碑……甚至家中的装饰，喝酒的酒杯上，到处都是健美的裸男。情况有三分之一跟最原始的动物界一样——男性承担了作为情欲对象扮靓的责任；有三分之一却来自当时最先进的政治体制——扮靓脱离了生殖的基本冲动，而是要从政治上追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民主社会公民；最后三分之一来自当时最高级的美学理论——美本身是阳性的、强壮的和攻击性的。
1975年后，因为父亲身体的关系，我们全家从大庆搬到了廊坊，回北京变得容易多了。假如有天堂，那里便是我的。早上被奶奶叫起来，从巷子口买回来的油饼和豆浆在八仙桌上冒着腾腾热气。房顶那么高，不知道怎么才能爬上去。青砖的地面永远一尘不染，即便是这样，有洁癖的二姑姑还是不允许我坐在地上。
运动馆（gymnasion）是古代希腊城市的一个必需建设。它不同于比赛场，而是年轻人接受身体训练的地方，更类似于“健身房”。健身和运动的习惯是一项古代遗产，在古雅典，这几乎占去了男人白天一半的时间，特别是在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人们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请教练，研究健康食谱，选择合适的学校。在运动馆中，产生出两样热气腾腾的东西：阳刚的体魄和同性间的情欲。希腊人运动的时候都寸丝不挂，运动馆的词根gymos就是形容词“裸体的”。男人们只有在跑步时为了便利和安全而把生殖器官拴稳，所以运动馆是欣赏美少年的最佳场所。苏格拉底每天必来这里报到，他自己常去吕凯宫，但如果有美少年邀约，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别的地方。我们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以及其他著作中，最常看到的描述，就是这位老师要和美少年去摔跤馆（palaistra）来场赤身肉搏。不过说到柏拉图，连他的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健身教练起的亲昵绰号，因为他发现这位同学前额相当宽广，柏拉图的原意就是宽阔的高原。运动前他们都会浑身涂上橄榄油或其他香精油，大汗淋漓之后再用刮油板把汗垢和油一起刮掉。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墓碑浮雕上的长者都随身挂着一个精油壶，那就像我们今天背着球拍或运动水壶一样常见。
3号是私产，一个规矩的四合院，天井里长着两棵不知多大岁数的树，一棵是槐，一棵是椿，还有一架每到夏天都满满当当的葡萄。“文革”的时候搬进来很多工人阶级，二姑姑虽然偶有抱怨，其实倒也相处融融，小孩子可以去随便一家蹭饭。
公元2世纪的希腊散文家卢西安为男人应有的身体状态做了描述：“年轻男子有着晒黑的肤色与阳刚的脸庞，展露精神、活力与男子气概。他们绝佳的体态引人瞩目：既非骨瘦如柴，也非肥胖过重，而是鲜明刻画出匀称的线条。他们挥汗去除多余的赘肉，只留下力量与韧性兼具，而且不带有病弱质量的部分。他们努力维持身材。”卢西安同时描述了糟糕的身体是“像女人的身体”，苍白、瘦削、松垮、虚弱。
那儿离推出午门斩首的午门特别近。那时候，奶奶还在，和二姑姑一家住在这里。逢大节，她被发散到全国各地的三个儿子，会携家带口回到东华门万庆巷3号看她。
古希腊创造了男体最理想的范式，他们的雕塑家世代都专注于寻找肌肉的比例和协调。从埃及学到的比例范式完全无法满足他们，正如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所言，埃及人相信知识，希腊人开始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日常中有很多近身观赏全裸健美躯体的机会，雅典雕塑家在美男子形象中的突破是迅猛完整的：首先做出了第一个圆雕，雕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而无需后背支撑；紧接着完善了肌肉比例,在一系列“少年”（Kouros）的雕塑中，发明出一整套肌肉制服——两块胸肌，六块腹肌，人鱼线，马甲线，臀部坚实，大腿粗壮，小腿强健。而后又表现出运动中的肌肉协调反应：对立平衡（Contrapposto）代表作品为公元前480年的“克里斯提奥的少年”（Kritios Boy）。在一系列研究肌肉的大师雕塑家中，波利克利托斯（Polykleitos）在约公元前450到440年之间，塑造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靠文字，而被独立称做“法则”（Kanon）的男性裸体雕像——执矛者（Doryphoros）。因为它表现出部分与部分、部分和整体以及运动中的肌肉配合的最理想比例。这个雕像使柏拉图最终承认美取决于比例。至今为止的男性健美标准，仍然根源于古希腊雕塑的呈现。
四、东华门万庆巷3号
人们对身体的重视，也升级为对公民资质的要求。如果你有一个不良的身体，直接意味着你是一个不良的公民。苏格拉底曾经指责伊皮金尼：“你这种身体就是没有好好参加公众事务……你应该像奥林匹克运动员那样照顾自己的身体。”色诺芬也认为，公民必须锻炼身体，才能在战场和公众活动中表现出众。如同恋爱关系是必须接受公共监督的事件一样，身体的状态也被要求在公共空间接受评判。我们常常认为情欲和身体蕴含人类永恒的本性，政治则充满变幻的云烟，古雅典人对此似乎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更同意“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法律是我们的爹娘”（苏格拉底），毫不纠结地将个人的欲望与身体置于公共政治的关照之下。
我一岁的时候，被爸妈裹在被袱卷里从大庆送到了大姑姑家，每个月十块钱的生活费，一直长到五岁。我妈后来跟我解释，不是他们心狠，而是油田的条件实在太艰苦，怕把我养死了。我不负众望地活了下来，亲眼见证了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楼田，大望京拔地而起。大姑姑的三个孩子因为他们的农村户口都发了大财，而大山子自打接了798这位客官后，也得瑟到张口闭口都要提提艺术。
当身体向公共敞开的时候，自然包括了身体的任何器官，特别是代表性别的器官。男性器官及其状态，在当今世界是判定一个形象制品是否符合禁忌的核心标准，因为女性体征上的兴奋表现是模糊的。许多国家都禁止出现勃起的生殖器官，而在古代雅典则反其道而行之，最流行的形象制品莫过于“赫尔墨”（Herm）。
大姑姑是北京最后一批知青，不清楚是因为那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被挤爆了，还是广阔天地都盼着知识青年不作为，反正只有北京郊区的大山子可以去。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嘀咕，大姑姑真不该嫁给大山子的农民，还生了仨孩子，连孩子都是大山子的了。孩子多，日子过不下去，难免需要城里的娘家接济一下。那会儿地主家都没有余粮，张口要钱，得多难。
赫尔墨的造型确实跟希腊神祗赫尔墨斯（Hermes）有关。它的头部呈现为一个男子的头部，被说成是赫尔墨斯的头部，但实际的模特可能是真实的名人，尤其是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赫尔墨的身体是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石碑，只在相应比例的地方,甚至为了强调而在过于靠上的地方雕刻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比例往往偏大。这种雕塑在雅典城处处可见，被放置在家门口、路边、公共空间或者路途交接的地方。它的名字本意是“边界、界限”，用来区隔不同的地域，也被认为有驱赶邪灵的保护功能。
三、大山子
赫尔墨发源于希腊半岛的深山，人们把一堆堆石头放置在交叉路口，非常像玛尼堆。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给它增加一块石头，或者用油涂抹这些石头，据说这样就可保佑旅途平安。后来逐渐演变出头部，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也就是paiderastia关系突然大流行的时代，演变出最后的形象：只有头和生殖器。这种形象演变的来源固然跟赫尔墨斯的保护功能有关：赫尔墨斯传递信息、保护商旅和在路途上的所有人，而且也是生殖神，护佑人的性行为和生殖行为。在世界各地的古典文化中，指路碑石和男性生殖器官的形象均不少见，但是将清晰的人头面部与之结合，又奇怪地省略其他一切细节，却是古代雅典文化的发明。雅典人中的典范，特别是文人，都有自己的赫尔墨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女诗人萨福也曾被塑造为双性赫尔墨。写实主义的头面部，抽象主义的绝对立方体，再加之古典风格的夸张勃起的生殖器。构造赫尔墨，正如同古雅典人搭建他们的政治、情欲和审美体系，代表精神的头脑眼睛，加上代表生殖力的器官，结合了最原始和最先进的因素，为二者不遗余力地添加细节，同时戏剧化地将其主要形式构造为规范统一的长方形石块。这种人为创造的一厢情愿的结构，和古代雅典的社会规范一样，既强力天才，又隐含着脆弱和危机。
老K一家顺利走了，八角没那么热闹了，渐渐地，文青们聊生计的时间也多过了聊话剧。老K因为没有研究生学历，在美国的大学不能当教授，只做了个教中文的助教，秀秀在当地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打着一份工。十几年后，我在《纽约书评》上看到他出了本新书，悄悄高兴了一下。
赫尔墨后来作为一种雕刻形式在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流行，被改造为胸像加立柱的建筑雕塑，也用于支撑家具，只是越来越倾向于女性形象。专门用作支撑的“阿特拉斯”造型，据说也是受到赫尔墨形象的启发。至今都不乏有人继续用头像加长方柱的形式为伟人立像，只是似乎伟人的性器官再也不曾出现了。
那两个星期，八角的文青们可开了眼界。同样一坨面，秀秀大姐能弄十几个花色出来。被喂得美美的文青们感慨着落难公子和田螺姑娘的爱情，秀秀听不下去了，用和面皮子一样筋道的陕西话说，老K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呢，回到西安就骚情了，晚上老出去会女学生。我就把他的自行车车胎给扎了，他去补好了，我再给它扎了。
除了遍布城邦、日日人人可见的赫尔墨之外，还有许多场合可以看见男性生殖器官：祭奠酒神的游行中会举着巨大的生殖器，羊人戏剧中的羊人一定会戴着它出现。德罗岛上有四个尺度巨大的器官雕塑被当作戏剧赞助人的纪念碑，下方的雕塑座上，还以长了小鸡身体和翅膀的男根作为装饰。
已经快五十岁的老牌文青老K，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也来落脚了。老K出身于西安的大户人家，除了有才，别无一技之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为了准备论文，他给远在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还没出境就被截获，那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哦。再一结合老K不争气的出身，好了，学也别念了，直接去农村改造吧。若不是善良淳朴还大字不识一个的陕北妹子秀秀的出现，公子老K只能直接饿死了。秀秀妹子为了给老K换点粮食，粗麻绳往肩上一背，拉着装满土豆的手推车几十里就出去了，老K一感动就把秀秀娶了。是咸鱼总有翻身的时候，老K终于等到政策落实的一天，回到省城的大学当上了教授。老K的学术成果传到海外，被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看上了，为他全家争取到了移民资格。老K这次携妻将雏来八角，就是要办移民手续。
在古代希腊，在希腊的中心雅典，处处可见“阴茎的公共艺术”。相对于当代生活中的色情禁忌，它们展示起来却大方、直接，甚至充满公共精神和幽默感。
一落就是半年。那是个空房子，除了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没有其他家具，吃饭之外所有的活动都是席地进行。晚上，总会聚集若干热爱戏剧的文青、热爱诗歌的文青、热爱电影的文青、热爱写作的文青，配啤酒的可不是炸鸡，是榨菜。
政治Eros：阉割赫尔墨
地铁票还是两毛钱一张的时候，石景山有个八角，八角有一幢居民楼，楼里有一套朋友的一室一厅。朋友对混得付不起房租的我说，你先在这里落个脚吧。
Eros是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祗，一派说法认为他是原始天神中的一位，是宇宙中的第一批存在，直接产生于Chaos。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爱塑造了诸神中最早的那一位。”（残篇第132条）但更流行的说法把他当作阿弗洛狄忒的儿子，认为他手中的弓箭可以让中箭人陷入无法自拔的情欲渴望之中。古代希腊图像志中的Eros是一位年轻男子，正符合希腊人对美的拟人想象。到了罗马时代，渐渐变化为一个胖乎乎的叫朱庇特的男童。Eros代表的是更具有肉体情欲含义的人类心理，而并非今天浪漫化的“爱情”。
二、八角
雅典人有一整套关于Eros 的理论体系，一点都不逊色于他们关于美和政治的哲学。这套理论中的“圣经”就是柏拉图的《会饮篇》。此文中每个人都必须歌颂的“爱”即Eros，这些雅典最高贵聪明的头脑个个都不吝惜他们的溢美之词。斐德罗认为：“一个城邦或一支军队如果不是全部由相爱的人组成，又如何能有一种很好的统治，使人人相互仿效、弃恶从善呢？……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能征服全世界。”这一幻像在后世的军队中不无现实的折射。最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Eros是追寻“美”的，但最终目的并不是具体对象的“美”，而是由此能让人感受从形体之美到体制之美，从体制之美到知识之美，最后直接沉思关于“美”的本质，这就是著名的“柏拉图之恋”。
二领导是大杂院里长出来的一朵花，每个白天都病恹恹的，娇弱得让人忍不住把她的活都干了。太阳一落山，病就好了，亚马孙女战士般征战于各个场子，目标特别明确——首选傍个老外，次选傍个大款。傍老外除了身体语言，好歹要会点英文，所以二领导对我特别好，我教她几句英语，就能换来一大堆让人馋得流口水的纸醉金迷风花雪月的故事。二领导运气不是很好，首选次选都没成功，只得回过头来改造一直默默守候的男友，逼他辞了公职，轰到南方去发财。几年后在一个商场里偶遇二领导，鱼尾纹都长到鬓角里了。她说她终于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当年的男友现在的老公把钱挣到了，但也留在南方不回来了。二领导跟公公婆婆关系处得紧张，熬不过时就在车里凑合一夜（啊啊啊，曹七巧侬不要乱入啊）。
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冬季发表了缅怀战死战士、鼓励雅典人民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号召雅典人民投入对雅典的“爱”之中，直至这种情感“充满你的心头”。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剧本《阿卡奈人》中描述过一个色雷斯国王如此深陷于对雅典的迷恋，以致于他四处游走，在遇到的所有墙上写下“雅典太美了”。这句话在当时是街头涂鸦或酒器铭文的重要内容，但对象通常都是被爱的美少年。这位戏剧家也曾经讽刺伯里克利的继任者克里昂（Cleon），说他对人民的感情简直不像是爱人，而是娼妓。因为克里昂自己也曾经说过他是雅典人民的“爱人”，用政治礼物来讨好她们。
大领导以前是开电梯的，因为长得特别美，嘴也特别甜，被老板相中，做了总助。大领导喜欢穿明黄和玫红的套装，唇红齿白地每天都要告诫我，女孩子不能靠男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后来大领导不小心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官人，官人也是真爱，弄了一笔钱把大领导送到美国读书去了。
对祖国的“爱”，对城邦的“爱”，对人民的“爱”，这些我们今日熟悉的表达都源于古代希腊，而这政治情感的“爱”就如同对“美”的爱一样，是情欲之“爱”。
老天真是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某天传真机吐出份英文的，这家特洋气的公司，能识洋码子的还真就只有我一个。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突变，从复印港台报刊跃进到复印英美报刊，那年头能看到《财富》《福布斯》的真身，很牛的。
在古代民主的雅典，政治和性是相互定义的，只有男人才是公民，“公民”这个称呼本身就要以性别为基础。如前文所述，“弒僭主者”被作为开创雅典民主的英雄。虽然如他们一般的paiderastia的关系在古代世界早就存在，但这个故事使这种关系上升为“正当的爱”，与民主城邦生死相关，是社会教育和文化延续的最本质的保证。阿斯基尼斯将军将这种关系当作定义雅典“公民”（demos）的标准。他在法庭上声称，即使是每个陪审员，也会希望他们的儿子有这样的关系。为了将demos的身份加以区隔，要禁止奴隶跟自由男孩发生这种关系，并且禁止奴隶起名为哈尔摩迪厄斯或哈里斯托盖敦。从此，这种关系成为“民主的基本知识”。要想被承认为雅典公民，不仅仅需要热爱自由、反抗独裁，还必须追寻“正当之爱”。
两个姑娘，一个是我大领导，另一个是我二领导。反正我那时候肯定土死了，都没去过燕莎，她俩都不太舍得拿正眼看我。我们这家证券咨询公司，开展的是海外上市培训业务，就是从挂靠的某国家级大通讯社内部阅览室里把港台报纸借出来复印，把任何和上市有关的图文剪下来，拼贴成一份“内参“，几千块钱一份，卖给当年的土豪。俩姑娘负责土豪，我负责复印。
在“正当的爱”中，主旨是“教育”和“美学”，最被强调的是人的自制。但对于普通人，只能依赖法律的强力控制。雅典关于情爱关系的法律出名地细致复杂，以至于鲍萨尼亚在《会饮篇》中反复说明雅典涉及爱情的法律虽优秀却难以掌握。比如两个成年男人之间的恋情是被禁止的，因为那意味着一人必须成为被动的角色；而纯粹对少年美色的追寻也是违法的，那代表了难以自控的人被肉欲所主掌。梭伦曾经立法禁止父母在天亮前把儿子送进学校，而且规定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把孩子接走。任何陌生人不得进入学校的领域。如果孩子不幸被委托给一个放荡的长者，那么这位长者不仅会失去学生家庭的供养，还将受到法律追究。根据梭伦的立法，引诱孩子、妇女、自由人或奴隶进入放荡行为中的人，面对的将是刑罚甚至死刑。
1995年，遍地都是开公司的，民族饭店里我待过的这家骗子公司还显得高级一点。
社会规范远远不够揭示社会生活的真相，规范的生产力就在于刺激人的僭越。在这种苛刻的规范之下，古代雅典人的某些无意识既无法对他人说出，也不会被自己承认：他们幻想那种被禁止的情欲生活，既包括将所有他人变为被动者的僭主式独裁，又包括听凭和承受他者为所欲为的被动和下贱。这种集合的情欲、美学和政治的多重妄想（Fantasy），很难被文字记述，却能从形象志上折射出来。陶器再次默默地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表达者，无数种严重违背法律规范的方式在陶器装饰画面中出现：成年人之间的同性关系，后入的姿势，妓女或妓男，羊人的群交……大多数呈现为多人乱交的宴席（Orgie）。这种情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也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以一种不公开的贵族秘密仪式的方式。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创作了《酒神的女信徒》（Bacchabe），讲述了一个酒神复仇的故事，其中表达了被压抑的人性本能具有的可怕力量，也详细描述了乱交宴席的情态。这部悲剧直到19世纪都被认为过于粗俗而不入评论家的法眼。欧里庇得斯当时居住在马其顿，剧中对宴席的描述过于翔实，以至于马其顿国王认为他违法偷窥了真实的“秘仪”，因为秘仪不被邀请是绝对不能参加的。国王也无法公布这罪名，只得在狩猎中安排人暗杀了这位悲剧作者。
一、民族饭店
欧里庇得斯创作和逝世的年代，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及雅典作为政治实体和精神意象都开始破碎瓦解的年代。公元前415年，就在雅典战舰即将出发远征西西里的头一天夜里，仅仅一夜之间，雅典几百个“赫尔墨”全部遭到致命的破坏：无一幸免地被敲坏脸部，砸掉生殖器。这个至今没有破解的案件在数名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修昔底德的记录。据他所言，这个现象一方面造成了巨大恐慌，雅典人认为这是远征的一个大恶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是西西里人或者雅典人中同情斯巴达的一派故意破坏，企图颠覆民主制度。因为雅典的每个男人就像赫尔墨一样，用他们的头脑和男性勇气，保护着家庭、道路、城邦的边界。阉割赫尔墨无异于挑战城邦公民的集体男性气质，无异于把他们全体变为了“被动”的角色，也就等同于挑战民主城邦体制本身。而其中遭到最大怀疑的，竟然是著名的风流美男子、远征西西里的率队将军阿尔基比亚德。混乱的社会局面和混乱的性幻想结合在一起，当然影响了战争进程，导致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修昔底德甚至认为这导致了城邦的毁灭。因为这位美男子将军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个事件也被列为苏格拉底的罪行之一，间接导致他的死亡。
情窦开脑洞没开的时候，暗恋过一个男生，结果被他用毫无察觉抛弃了。撑过那段难熬的时间，靠的是这样一个空想桥段：他毫无察觉地即将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上，在最后一秒，是我推开了他......这个白日梦解释了我和这座城的关系：它是哥谭市，我是蝙蝠侠。蝙蝠侠没变身之前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蝙蝠人，离人世间壮丽的词汇都很遥远。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这件奇怪而混乱的事情时，加上了一句令人不安的评论：“他们（雅典公民）也知道是斯巴达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或哈尔摩迪厄斯推翻了僭主，从那之后，他们就总是心怀畏惧，对接近一切事物怀着疑虑之心。”
而这座城，住了三十多年，每次因为嫌弃和厌恶逃走后，又像毒瘾发作般急着回来。
阉割赫尔墨事件直接导致了“弒僭主者”的神话在这里遭到质疑。他们所代表的“正当的爱”，也如结构奇特的赫尔墨一样，于头脑和器官、思想和情欲首尾两端具有被攻击的可能。“雅典之爱”这种首先在精神中被规范至完美的“纯洁关系”，这种体现了优雅、文明、强大自制的男性妄想的情感，随着这场战争一去难返。但是它却在人类文明的古典时期，呈现了“爱欲”与“幻想”并发的事实和伟力。古代雅典人用它追寻美与善，强力创建了一个充满逻辑同时不可思议的文明，跟今人的似乎完全不同。但想想每一个人的第一位肉体开发者会在精神或无意识中留下的烙印，就可以想见，当一个社会把性启蒙和信念启蒙加以体制化结合，是多么疯狂却强大的手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启蒙关系重如生死，会被雕上墓碑。
得空瞅一眼这座城时，总是会想到余华。不是现在的余华，而是在那个绝望的小镇当绝望的牙医时的余华。他看着那些不可救药的口腔时的状态，和我看这座城的状态一定是一样的，不光要忍受丑陋和扭曲，还要忍受能把头盖骨击碎的腥臭的口气。
再回到雅典考古博物馆的那块墓碑上来，两位主角从陶器走上墓碑，保持他们永恒的面面相对的姿态，保持他们刻画精美却毫无表情的面容。两个年龄，两个自我, 雅典之爱中从无合二为一的结合，总是截然对立的二人。他们相互间的探索和问询到了死亡之时更加迷茫：到底是激情还是悲痛？快意还是善意？肉体还是精神？……墓碑上的两个爱人似乎正渐渐回归为两个陌生人，投入到自身体内的无限景致中去，或许那才最终是“美”本身之所在。
蝙蝠人的一生，最终都会了结为一张记忆的地图，经历和足迹交织成大街小巷，上面还摞着密密麻麻的红房子和白房子。仔细看，总能找到似乎标记了什么的小箭头，箭头下面那个地方，藏着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一个文明如果在人类精神层面增加一丝新结构，已堪称伟大，古代雅典却毫不迟疑地进入了精神结构的地基，在人类情欲和无意识深处打下了一个古希腊文的有关美和民主的标记。
撰文 于威
我希望把便当当生活，每天做好，过好。
蝙蝠人之城
吉井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