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刘铮
作为僵尸的历史：麦考莱《英国史》
“所有的历史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历史比另一些历史更平等。”历史在我们面前，不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历史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纷纷到我们这里来要加权、要区别待遇了。我们……得另搞一套历史感觉的拓扑学。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对麦考莱的《英国史》，一般的介绍会说，它是19世纪最畅销、最受欢迎的史书，但往往不忘补上一句：尽管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读它了。
（俄）德·斯·米尔斯基著，刘文飞译
可是今天，《英国史》在中国同时出现了两部汉译本（虽然都只是五卷中的第一卷），我们要不要读它呢？假如要读它，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有别于几乎一整个世界的读者呢？
《俄国文学史》（上下卷）
一
一部伟大的文学史能够提升对一国文学整体的思考水平。英美的学子有米尔斯基打底子，对俄国文学的思入不可能陷于庸常。中国文学就缺这样一部文学史。坊间虽有上千部，不沦为点鬼薄、户口册、流水账者几稀。我翻看刚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三巨册，发现王渔洋讲了七页，而老杜居然只得两页，就觉得新鬼大、故鬼小，很不靠谱。学界评价很高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引钱锺书的《围城》一口气能引六页半，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六行半就打发掉了。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评价说，米尔斯基两卷本《俄国文学史》，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结构出色而又比例得当，是文学史写作的样板。如果拿这个标准来看林林总总的各类文学史，那真是六宫粉黛无颜色。总之，以文采、学问、史识三个向度来衡量的话，米尔斯基有多好，别的文学史就有多不好。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对《英国史》的近代评价，我们就不难发现，贬低、轻视、讥嘲……已经成为主流；与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狂热反应形成对照，现在我们是要在批评、挖苦的字缝里苦苦寻找那些不太情愿、经过重重保留的称许了。
三
试着将近代学者指出的麦考莱《英国史》的缺点加以总结，大致就是以下这些：粗疏、狭隘、武断、肤浅。
纳博科夫和伯林均受益于米尔斯基，而后者所得尤多，但两人对米氏文学史的评价高低不一。纳博科夫是推崇备至：“是的，我十分欣赏米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伯林却有赞有弹：“米尔斯基的评判十分个性化，但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他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的著作中有大量随心所欲的遗漏。”史密斯教授反驳说：怎么会？米尔斯基堪称完美。我读到这里，想到的是陆建德在其《思想背后的利益》中有关伯林的诸篇所谈到的此人的心机。
麦考莱写《英国史》的时候，曾以同代的几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为基础，可是他的作品在史料搜集、辨析上远远够不上专业，后出的反不如前人的精密。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曾评价说：“他对17世纪以前的历史缺少值得重视的知识；他对外国史、宗教、科学和艺术一无所知。”当代历史学家安格斯-巴特沃斯（L. M. Angus-Butterworth）揶揄说：“可能从来没有一位史学家做了这么少的研究，懂得这么少的东西，便来写书。”（见Ten Master Historians，University Press，1961；此书关于麦考莱的一章几乎把他奚落了个够）查尔斯·弗斯（Charles Firth）专门写过一本挺厚的《麦考莱英国史衡估》（A Commentary On 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在评定其优长之余，也历数了《英国史》的缺陷。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说麦考莱“心胸不够开阔，接受不了新观念、新史料”。在麦考莱心目中，奥兰治的威廉是大英雄，作为敌对方的詹姆士二世就不免沦为奸角。弗斯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詹姆斯二世身上就是罪行，发生在威廉三世身上，只算无伤大雅的小过”。弗斯还说，麦考莱为党见所囿，“他看托利党人的缺点总比看辉格党人的毛病敏锐得多”。麦考莱为了铺陈自己的见解，甚至为了行文方便，常常罔顾史实所处的时代。苏联的学者就不无调侃意味地写道：“俄国史学家M.彼得罗夫公正地指出，‘任意’处理事实，是麦考莱一切著作的特点。”（见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三联书店1961年第一版，第35页）生活中，麦考莱的确是个俗人，享用了什么好的吃食，总是津津乐道。这种气质也渗入著作当中，马修·阿诺德就认为，这位史学家似乎集英国中产阶级庸俗之大成。麦考莱对人性的高深与幽微缺乏体察，有时或者干脆就懒得去体察，因此，他的史著的脸谱化倾向相当明显，英雄豪杰也显得俗气。总归一句话，如史家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所说：“麦考莱工作之际，即英国史学处于最低水准之时。”
这种细致解剖、探究原子的手法后被什克洛夫斯基称之为“陌生化”。此方法之内含为，从不以被普遍接受的名称来称谓复杂的事物，总是将一个复杂的行为或对象分解为众多不可再分的组成部分，它仅客观描述，而不指名道姓。这一手法自周围世界剥离那由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附加上的标签，展示其“非文明”面貌，一如亚当于创世首日之所见，或一位天生的盲人初识天地。（I.8.1）
既然如此，那当年《英国史》问世之初，何以英伦上下举国若狂？总该有不凡的长处才对吧？
托尔斯泰之天才，原在于能重现难以重视之物而精确入妙：巧摄个体完整、难以移写之个性，灵现如神，引使读者切悟客体直即目前之本相，而非仅见一平白应付之描述；为造此境，他运用能凝定某一经验特质的象喻，而力避一般语词，俾免其因为偏利于事物通性而漏失个别差异——“感觉的振动”——以至于特殊经验与类似事例浑连不分。（伯林，《刺猬与狐狸》）
麦考莱的文章气势很盛。小塞吉维克（H. D. Sedgwick, Jr.）在1901年替美国刊行的五卷本《英国史》写长篇导言时，就归纳说，麦考莱的文风胜在“雄健、直率、斩截”。在维多利亚时代，普通人对大人物这种雄辩滔滔的劲头儿是没有抵抗力的，几个排比句砸过来，读者就拜伏在地了。
具体到托尔斯泰的写作手法，我只须将伯林与米尔斯基的一段文字并置，读者自可分辨其间的互文关系：
然而，这种雄肆的文风，其实是与对事实的不尊重互为表里的。小塞吉维克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解说。他说，麦考莱绝无色挠游移之态，笔下亦绝无饰词遁词,从来不说“可能”、“也许”，也从未写过“详情未悉”、“史料记载各不相同”之类的话。从来不说“可能”、“也许”，也就把一切现实与思想的暧昧、含混、复杂之处敉平了；将历史打磨得光滑平整，如同滑梯一般，论断、评判自然下得容易、下得斩截。专业史家对麦考莱的鄙视，也往往根源于此：是的，我们的文字是疙疙瘩瘩、累累赘赘，下一个小判断不知要限定和找补多少回，当然不像你的文章顺流而下、风行草偃，但我们写的那才叫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疙疙瘩瘩、影影绰绰、矛盾丛生，有时我们甚至像那摸象的盲人，不知自己所执是象尾，还是象腿。
伯林写《托尔斯泰与启蒙》，开篇即引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Nikolay K.Mikhaylovsky）的《托尔斯泰的左手和右手》（1875）一文，说它从思想和道德两个方面为托尔斯泰作了精彩辩护，并分析了其观念中的一个内在冲突。伯林谦称自己以下的评论只不过是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加以引申注释而已”。这种谦逊的风度会迷倒所有人，可是他第一句话就不够诚实，说这是“在1870年代中期的一篇业已为世所忘的文章”。谁说忘了？米尔斯基文学史的前后两卷，两个讲托尔斯泰的专节，都提到了这位“精明的批评家”“极其敏锐的批评家”，能够发现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真正的革命性基础，并能够预见其后来的思想发展。而在“激进派的首领们”那一节，米尔斯基也专门提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他论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他以惊人的判断力预见托尔斯泰思想实质上的无政府主义根基，这一根基派生出托尔斯泰后来的社会学说。”（I.7.4）
小塞吉维克的看法是公道的。他说，大街上有消防车呼啸而过，人们就会走近窗口看个究竟，那响动要是柔和一点，兴许就吸引不到人去看了。麦考莱的文笔，有点像铿锵的军乐，正赖此令读者感奋。宣传家、鼓动家就该是这种笔调，不像被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要小心翼翼地维持天平的平衡，挑一些“假若”、“不过”、“然而”之类的字眼来当调节的砝码。
好了，这已经给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定了调了。他好像从导师那里刚刚谈了话出来，豁然开朗，知道自己的论文朝哪个方向做了。他那些神完气足的引述、分析和证明，那些对自由人文传统的梳理，对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赫尔岑智慧的广度、智性的公正及其对历史直觉的精深所做的评价，看得出都是对米尔斯基尽情而出色的发挥。伯林没有在文中致谢米尔斯基，是个不小的疏忽。
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一本书受欢迎，并不一定因为书本身写得好，重要的是，要让普通人读得懂，而且要让他们感觉“这本书可能真的很好”。麦考莱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呢？他说过：“除非有朝一日我写的东西能超过少女案头摆放的当下流行的小说，否则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欲与流行小说竞爽，怎么能不用讨好读者的文笔来写呢？
他的思想主要为历史思想，他将历史理解为一种自发的、非预设的、不可估量的力……他发现了形成过程中的“创造性”，认为每一个未来之新均相对于每一个过去而言，他那些对一切宿命论思想、对一切引导人类历史的外在理念之作用进行批驳的段落，属于他写下的最精彩文字。
我们不妨再做一点细部的考察，看看麦考莱的文字功夫究竟如何。他这样描写受审时的泰特斯：“他那像獾似的短脖子和畸形腿，如狒狒般的低矮额头，紫色的脸蛋，以及令人吃惊的长下巴，曾令所有频繁出入法庭的人记忆犹新。”（《麦考莱英国史》［卷一］，周旭、刘学谦译，第331页）他引用旁人的话来形容乔治·杰弗里斯的声音：“他狂怒般的叫喊听起来就像末日审判时的雷声。”（同上，第308页）獾和狒狒在文本里蹦跳，这是典型的19世纪末流文风。至于“末日审判时的雷声”，谁又听到过？
其思想的核心也始终是自由而非平等。很少有俄国人如赫尔岑这般强烈地意识到个性的自由和人的权利。
文评家圣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有一个观察相当敏锐，具有心理学的精确度。他说，一般大众和麦考莱的想法相同，用买书的方式与他彼此呼应。麦考莱受同代读者的欢迎，原来不是因为他比读者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并不比读者高明多少。
的确，陆建德曾说：“《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真正的主角是伯林素来佩服的赫尔岑。”此书有彭淮栋译本，由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其中最重头的一篇《辉煌的十年》以及《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尽得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七章第三节关于赫尔岑的短论之精义。米尔斯基认为，赫尔岑在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部俄国思想史都不能不探讨赫尔岑的许多观念：
二
至于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一书受米尔斯基的恩惠，刘文飞《俄国文学史》译序中转引的牛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史密斯（G.S.Smith）的一句话，已经泄露了天机：“米尔斯基关于赫尔岑启蒙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对以赛亚·伯林本人关于赫尔岑的阐释产生过影响，伯林关于赫尔岑的阐释则是他对俄国思想所做阐释的基础。”
我们已从几个侧面指摘了麦考莱的《英国史》，那么到底这部书还有没有优点呢？
而纳博科夫谈起果戈理小说“不相关的细节之流”，我相信也一定受到了米尔斯基经常提到的“多余的细节”（superfluous details）的启发。
总不能说它一无是处。首先，这部书全名为《詹姆斯二世登基以来的英国史》，事实上只写到威廉三世辞世就中断了，从1685年到1702年，仅仅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就居然写了五大卷，无论如何，详细总归是这部史书的长处；其次，书的第三章，通常题为“1685年英国概况”，用的是通盘总括的写法，被认为是有益的“社会史”尝试。当然，这里要加两点限定：一、即便在英国史家里，麦考莱也绝对算不上“社会史”的开山者；二、全书中，“社会史”的写法也只出现了这么一次，总体来看，《英国史》仍是一部专写帝王将相的传统政治史书。
他是一位伟大的禁忌破除者，一位伟大的禁区摧毁者。他使庸俗占据了从前仅为崇高和美所占据的宝座。历史地看，这便是其创作最重要的层面。
尽管有不少论者指出，第三章所述史实，其实有不少是稍前或稍后时代才存在的，麦考莱未加辨析都给烩在一起了，但我们今天来读第三章，还是不能不佩服麦考莱的机敏。目前通行的企鹅出版社《英国史》精华版，是由著名史家休·特雷沃-罗珀（Hugh Trevor-Roper）编选的，他从第三章里摘出的是对乡绅与牧师两个群体的描述，必须承认，这一描述精彩极了。麦考莱指出，当时的乡绅（squire）跟后来人们想象中的乡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相当粗野，没见过什么世面，趣味和言辞跟普通的农民几乎没什么差别，因为僻处一陬，头脑僵化，他们的保王思想也最强烈。而乡间牧师呢，地位其实相当低下，年俸微薄，要在富人家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娶妻也只能娶富贵人家的婢女，正经书籍没读过几本，学问当然是谈不到的。但你若以为既无地位又无学识的乡村神职人员不会有什么影响力，那就大错特错了。麦考莱指出，17世纪的布道坛对民众的影响力，就如同19世纪的期刊。乡下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复杂的想法，每周听牧师在布道坛上长篇大论，等于一次次被“洗脑”。所以麦考莱说牧师讲道“其左右人心的效果令人战栗”（同上，第225页），并非夸大之词。
他在现实中所关注的层面是一个很难被翻译的俄语概念，即“庸俗”（poshlost），这个词的最佳翻译或许可以是道德和精神上“自足的自卑”（self-satisfied inferiority）。
第三章里还有许多有意思的记叙。比如，在17世纪的英国，戏剧盛行，为迎合观众的趣味，最粗俗猥亵的台词偏偏安排给最受欢迎的女戏子来念，台下的男观众当然魂不守舍。再如，当日的作家文士不可能靠卖书赚钱，他们都向显贵“纠缠不休地行乞”或“卑贱地献媚”，在把作品题献给赞助人之后，等着人家赏钱。麦考莱评论道：“独立、诚实、自尊，与这类作家毫无关系。事实是，他们在道德座次上大致居于皮条客和乞丐之间。”（同上，第276页）这不免让人联想起元代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当然，近年已有很多研究指出此说有夸大成分），或许麦考莱下笔之际也是想刺一刺他同代的那些文人。
就连纳博科夫在《尼古拉·果戈理》兴会淋漓谈了十多页关于果戈理表现“庸俗”的问题，也是来自米尔斯基。当纳博科夫说，“俄语能用一个无情的词语表达某种普遍存在的缺点，而我碰巧掌握的其他三种欧洲语言却没有这个专门词”，而这个词就是“poshlost”（庸俗）。也许他早就忘了米尔斯基已经要言不烦地写到了果戈理：
麦考莱最擅长的，莫过于对那些极富戏剧性的历史场面加以细致描写。单从第一卷来说，写查理二世驾崩，写叛军首领蒙茅斯公爵被斩首，都写得极生动，历历如在目前。我们看看蒙茅斯被砍头的场景：“第一斧下去，仅仅砍出了一个微小的伤口。公爵挣扎着从石墩上抬起头，用责备的目光盯着刽子手。那颗头再次沉下去。劈砍一次接着一次，但脖子仍然没有被切断，身体还在抽动。人群中爆发出愤怒和惊恐的叫喊声。（刽子手）凯奇咒骂着扔掉了斧子，‘我没法干了，’他说，‘我的心不受控制。’‘拿起斧子，混蛋，’执行吏喊道……最终，斧子被拿了起来。接着补上的两次劈砍终结了气若游丝的生命。”（同上，第433页）若在古代，我们定要夸麦考莱具“史迁之笔”。现在，我们则不免要在心里嘀咕：“您在现场看到的？”
纳博科夫也就用了“四维”和“空间曲度”之类的现代物理学概念，来浓墨重彩地复述了一遍米尔斯基。米尔斯基说果戈理喜欢夸大人物特征，再简化为几何图案，纳博科夫便一笔带出非欧几何。所以，当他说读了果戈理之后，我们的眼睛会果戈理化，我相信他一准会想到米尔斯基勾勒出的果戈理那双奇妙的复眼。
这种笔致，的确更像出自沃尔特·司各特，而非一个严谨的史家。但我想说的恰恰是，我们今天来读《英国史》，不必再当它是“史”，而是要像读《三国演义》那样来读它了。
果戈理之天赋的主要特征，即其十分锐利鲜活的视力。他眼中的外部世界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并不一致。他之所见是经过浪漫主义变形的世界，即便他与我们目睹同样的细节，那些细节在他眼中也会变换比例，显示出全然别样的意义和体量。
《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是说部而非史书。可是，在我看来，《三国演义》与我们的相关性，比那个三国时代真确的历史事实与我们的相关性更大。历史感觉的习得，其实是必得迂回的，是不能按想象中那样走直线来shortcut（抄近路）的。哪怕你按教科书和考卷那样的方式掌握了某种真确，我们也要说你的那个真确是不作数的，是关于历史的零碎数据，而不是一种贯通的历史感觉。历史感觉的辩证法是，我们最先获得的那个感性认识，哪怕是片面、扭曲或不够确切的，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它是我们今后“扬弃”的起点。
显而易见，纳博科夫将米尔斯基试图平衡的观点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果戈理“非现实主义”一说的专利，还是应归于米尔斯基。米尔斯基赞叹果戈理全凭想象力塑造人物，给予主观漫画化，笔触轻盈而精确，描绘一个意外的真实竟能够使可见的世界相形见绌，这些话都经过纳博科夫的改写和扩写。比如米尔斯基发现：
就英国史而言，这一辩证法就表现得更明显了。詹姆斯二世也好，奥兰治的威廉也罢，跟我们中国人又有什么相干？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的事迹又对我的历史感觉有多大影响？
果戈理的作品并非客观的讽刺，而是主观的讽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是对自我的讽刺，若称其讽刺了俄国和人类，亦为作为自我之反映的反省式自我描摹。
我曾试着以相关性为标准对历史做过一个划分，比如，对于我们来说，“文革”可能就是“一阶”的历史，明清之际或法国大革命可能就是“二阶”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或斯图亚特王朝可能就是“三阶”的历史……就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言，这一段的历史与那一段的历史当然是平等的。可是，我们不妨开玩笑似的套用《动物农场》里的说法——“所有的历史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历史比另一些历史更平等”。什么是“更平等”？按我的理解，就是它更与我们相关，这种相关，未必一定以时间或空间上的接近为原则。为什么在我们的感觉里法国大革命比魏晋南北朝离我们更近？因为它关联的那个问题域，与我们的历史感觉有更大的交集。所以，历史在我们面前，不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了，历史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纷纷到我们这里来要加权、要区别待遇了。我们在搞那客观的、可复现的历史研究之余，也得另搞一套历史感觉的拓扑学，至少，我们要在自己的头脑里画画历史的等高线了。
果戈理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非现实主义者。他眼中的现实并非现实本身。
夸张一点说，像麦考莱《英国史》这样的书，我们大可以让它在封闭的图书馆里安静地等候均匀降落的灰尘。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木乃伊了。可是，我们中国人永远没有在恰当的时间点读到恰当的书这样的运气，总要慢个半拍或快个半拍，或者就像《英国史》这样，在它被送去粉碎化浆之前，不知中国哪位出版社编辑突然福至心灵，变身巫师，把僵尸唤来了。
这真是颠覆性的看法，相当于告诉你面前的那只鹿其实是马。可是且慢，纳博科夫这本1944年出版的《尼古拉·果戈理》的小书（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根本观点在米尔斯基文学史的第一卷第五章第八节早已得其先声：
读这作为僵尸的历史，是此时此地本不需要它，可它既然来了，我们就该想方设法从里面读出点什么，或是为它注入某种“生气”，或是从死尸里振出那么点儿“活力”来。
果戈理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是对俄国当时官僚体制和社会生活无情暴露与辛辣讽刺的天才，这一点已成共识和常识。但是纳博科夫却说，如果你想找到什么关于俄国的事情，如果你感兴趣的是“观念”“事实”和“信息”，请远离果戈理。“要在《死魂灵》中寻找真正的俄国背景，就像试图根据浓雾中的艾尔西诺那个小事件生成关于丹麦的概念一样徒劳。”连其中描写俄国大地风景的文字也不能据以为实，“这是果戈理个人的俄国，不是乌拉尔、阿尔泰、高加索的俄国。”因为果戈理创造的是一个变焦了的四维世界，是非理性的颠倒梦想，是纯粹想象的结果。总之，果戈理是一个梦幻文学作家，一个非现实主义者。
我们说像读《三国演义》那样读《英国史》，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我对英国历史本无兴趣，本无关注的意愿，是要借着这“历史小说”来增加一点相关性了。至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否“光荣”，奥兰治的威廉到底伟大不伟大，那是要交给历史感觉辩证法的第二阶段去处理的。
我觉得，米尔斯基对果戈理的阐释，是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一书的起点。而他对赫尔岑的解读，又是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一书的起点。
还有一点，如果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那我们就要明白宣布我们今天的读书也都是耍流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不是只抱着一个单纯的目的读书。我们不是只为了了解1685年到1702年的英国历史才去读麦考莱的。这还用说吗？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本可以去找其他可靠得多的读物。现在我们读一本书，也等于是同时在读几本书：读19世纪历史编撰学的标本，读有点庸俗的维多利亚文风，读一百五十年前人们眼中的优秀读物……当然，同时也读书里讲的那些王室阴谋、政治对立、宗教纷争，作为我下一步批判、反拨的素材。
有米尔斯基的这个两卷本作为起点的人有福了。此书精见迭出，而且极具原创性，一般读者固然能通过它窥见俄国文学的室家之好，饱学之士也能从中得到宝贵的启迪。所谓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我的各种“读”，是交织在一起的，相互渗透，相互照明。所以就算它是僵尸，也不要紧，这里割一块组织，那里取一个切片，只当它是一个研究对象而已。我“读”的目的，就算不与原作者的本意完全无关，至少也是有待发明的了。
二
三
在中国文学史著作里你看不到这样精绝的评点，自如的挥洒。也许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分论各位诗人的文字能给我们同等程度的阅读愉悦，但那些算是折子戏的串演，米尔斯基却是要演上好几天的连台大戏，其体制决定了他可以在一个广大的幅员里纵横驰骋，音调断而忽续，主题变中有同，有如一部交响曲。比如我读米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个专节，分明就像倾听一个雄辩的乐章。而其中关于其思想小说的分析以及与托尔斯泰的对比，我从中得到的，超出读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乔治·斯坦纳两人专著的总和。《淮南子》说，中衢之尊，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是的，一个米尔斯基，顶得上一百个什么什么斯基。
在中国读翻译著作，你读的从来不只是原作者。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都要“买一送一”，把那通常不怎么痛快的译本体验附送给你。
使《十二个》成为一部伟大长诗的因素并非其智性象征主义，重要的东西不是它意味着什么，而是它是什么。勃洛克的音乐天赋在这部作品中达到巅峰，自格律结构角度看，这部作品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就算我们再怎么轻视麦考莱的文笔，人家说的那个意思，总要弄对才行。而汉译本的最大问题，当然永远是意思弄不对。
这是一团词语的星云，在外行读者看来仅为语言音乐。它最好不过地呼应了魏尔伦的规则，即“音乐，首先是音乐”。后来，在《陌生女郎》一剧中，勃洛克让一位诗人（显然是一幅自嘲的自画像）在餐馆里给一个伙计读他自己写的诗，伙计听后评论道：“听不懂，不过相当精致！”不算少数知音，勃洛克那些早期崇拜者的态度与这位伙计大体一致。
我们现在就以麦考莱开篇自述作意的第二段为例，看看两个译本的水平如何。
他具有堕落天使的天生的高贵，认识他的所有人均能在他身上感觉到某种崇高品质。他非常帅气，可以当作现今所谓“北欧血统”的出色样板。他是多条传统线的交汇点，他既很俄国也很欧洲，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混血儿。
原文：
向一部文学史要文采，等于向一位法官要姿色，但米尔斯基思维缜密似老吏断狱，词锋轻盈又如时女游春，行文中华彩处处，又不时浮现出一种善意的幽默，令人会心不远。拿第二卷第五章第九节写勃洛克为例：
Nor will it be less my duty faithfully to record disasters mingled with triumphs, and great national crimes and follies far more humiliating than any disaster. It will be seen that even what we justly account our chief blessings were not without alloy.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system which effectually secured our liberties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s of kingly power gave birth to a new class of abuses from which absolute monarchies are exempt. It will be seen that, in consequence partly of unwise interference, and partly of unwise neglect, the increase of wealth and the extension of trade produced, together with immense good, some evils from which poor and rude societies are free. It will be seen how, in two important dependencies of the crown, wrong was followed by just retribution; how imprudence and obstinacy broke the ties which bound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to the parent state; how Ireland, cursed by the domination of race over race, and of religion over religion, remained indeed a member of the empire, but a withered and distorted member, adding no strength to the body politic, and reproachfully pointed at by all who feared or envied the greatness of England.
高尔基的语言也是“中性的”，其单词仅为符号，而无其独立内在的生命。除某些口头禅外，它们可被视为来自任何一门外语的译文。（II.3.2）
拙译：
契诃夫的俄语亦为其一大软肋。他的俄语没有色彩，缺乏个性，他没有对词的敏锐感觉。没有任何一位如他一般重要的俄国作家，会使用一种如此缺乏色彩和生气的语言。这使得契诃夫极易被翻译。在所有俄国作家中，他最不担心译者的背叛。（II.2.9）
记载胜利，也记载灾祸，并记载比灾祸更令民族蒙羞的罪愆与愚行，同样为我职责所在。你们将看到，有些事被我们视为大幸固然不错，但其实也并非全无后患。你们将看到，有效保障我们的自由免遭王权侵凌的那一体制，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恶习，而这类恶习恰是绝对王权统治下所没有的。你们将看到，一半出于不智的干预，一半出于不智的漠视，财富的增长与贸易的扩张，在创造巨大福祉之余，也带来不少贫困、粗朴的社会所不曾有的罪恶；你们将看到，在王国的两大属地，大错一旦铸成，惩罚如何随之而至；你们将看到，轻率及顽固如何使维系北美殖民地与母国的纽带崩解；你们将看到，在遭罹厄运的爱尔兰，一个种族压制另一种族，一种宗教压制另一种宗教，虽然仍为帝国的一部分，但这一组成部分已如何萎顿、变形，非但不能为国家出力，还被畏惧、妒忌英国之强大的那些人引为攻击的把柄。
米尔斯基的文体意识超强，对语言极度敏感，能够触摸到文本的肌理，感觉到语句的涩、滑、松、紧、清、浊。比如说，巴拉丁斯基的诗句具有某种“易碎感”，恰与普希金的弹性张力构成极端对比；果戈理的散文“密实饱满”“充满真实口语的震颤”；别林斯基写得“糟糕”，要对俄国新闻文体可怕的松散和凌乱负责；屠格涅夫对词语没感觉，语言与他只达成一个极其有限的契约，超出19世纪的日常现实就不提供服务；托尔斯泰后期的散文如化学般纯净，是地道的“清教式散文”。鉴于这部文学史面向的是不谙俄语的西方读者，他还特别引入了“可译性”这一标准来测试俄国作家的语言质地。果戈理太复杂，“他的散文无望被译，其难以翻译或许胜过任何一种俄语散文。”（I.5.8）相反的例子是：
周旭、刘学谦译本：
与司汤达和法国经典作家一样，却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不同，契诃夫研究的是“普遍的人”，作为种类的人。但与那些经典作家不同，却与普鲁斯特一样，他关注的是最微小的细节，是灵魂的“鸡毛蒜皮”和“细枝末节”。司汤达诉诸心理的“整数”，他跟踪心理生活有意识、有创造力的主线。契诃夫则关注意识之“微分”，关注其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消融毁灭的次要力量。（II.2.9）
在陈述功绩的同时，如实地记录那些不幸亦是我的职责所在，而民族的灾祸与愚蠢要比其他任何灾难都令人蒙羞。我们将会看到，即便那些被公正地加以陈述的历史功绩，也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将会认识到，那个有效保护我们的自由免遭国王权力侵犯的体制，一方面避免了绝对君主制的产生，另一方面却衍生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将会意识到，随着财富的增加和贸易的扩大，在创造巨大福祉的同时，部分因为不明智的干涉，部分因为不明智的忽视，也产生了一些导致贫民和激进组织滋长的邪恶因素。我们还会看到，在王国的两个重要附属领地上，因失策所导致的恶果：北美殖民地何以轻率而顽固地冲破与母国紧密相连的纽带。爱尔兰因为被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统治过而饱受非议，实际上，它仍然是英帝国的成员，但已经是日渐衰弱、不被重视的一员，没有增强整个帝国的实力，反而遭到所有那些恐惧和嫉妒英国强大实力之人的横加指责。
看得出，米尔斯基平视他的对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且说一不二。有细致的分析与强有力的理据支撑，他的结论总是显得那么师心自用，却又坚而难移。不妨再引一段有关契诃夫的评语，从中亦可见米尔斯基的比较视野带给他的精审目光，这也构成这部文学史的一大特色：
刘仲敬译本：
他的小说既是流动的，又一丝不苟。他用非常复杂的弧线构造故事，可这些弧线却经过最为精确的估算。他的小说由一连串的点构成，依据这些点，他能在意识的乱麻中理出一道道明晰的线条。契诃夫擅长追溯情感过程的始初阶段，他能指出偏离的最初征兆，但在普通人看来，在与之相关的人看来，那条新出现的曲线似乎仍与直线相交。那起初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轻微触及，却能暗示出故事的发展朝向，此后它便作为主旨不断重复，伴随着每一次重复，弧线的偏离越来越明显，最终与那条始初的直线分道扬镳。《文学教师》《约内奇》和《带着小狗的女人》均为这种情感弧线的完美范例。（II.2.9）
史家秉笔直书，记录灾难、胜利和邦国的大罪、大愚。后两者远比任何灾难更可耻。这些都是我的责任，但我的责任不仅限于此。拙著记述吾人所蒙福佑之要，务求恰如其分。岂容精金美玉，竟因杂质减色。宪制充分地保障了我们的自由免遭王权侵蚀。御座一旦孕育滥权的新阶级，势必撤除防范绝对君主制的藩篱。财富不断增长，贸易不断扩展。善莫大焉。然而，某些邪恶亦将如影随形。部分原因在于不明智的干涉，部分在于不明智的漠视。贫困和野蛮的社会反而不为这些邪恶所累。王室倒行逆施，坐失两大重要属国。种瓜得瓜，果报不爽。他们破坏北美殖民地与母邦的纽带，何其轻率顽固！他们以族治族，以教治教。爱尔兰何辜，竟然遭此诅咒！爱尔兰确实没有脱离帝国，然则元气凋残、苍生倒悬；其于邦本国力，焉有分毫之助？任何人只要羡慕或嫉妒英格兰的伟大，都能以爱尔兰为责难的口实。
米尔斯基的文学史，在俄国文论的社会批评传统之外，引入了美学的考量。他对作品的结构和节奏经常做出精到的分析，令人信服。比如《战争与和平》中整章整节关于历史哲学的议论，读者既感困惑，批评家也持非议，米尔斯基却一句话打发掉我们的疑虑：“这些理论性章节为这部伟大小说的巨幅画面添加了不可或缺的景深和智性氛围。”契诃夫小说相对朴素的外观，让大家对其形式技巧很容易掉以轻心，但米尔斯基却为我们指出其中音乐调性的秘密：
先谈谈词汇、句意的理解错误。在even what we justly account our chief blessings were not without alloy这一句里，account其实是“认为、视作”的意思。两个译本，一个译成“陈述”，一个译成“记述”，都错了。而刘仲敬译本将此句译为“记述吾人所蒙福佑之要，务求恰如其分。岂容精金美玉，竟因杂质减色”，则完全误解了句意。所谓not without alloy，类似“福兮祸所伏”，是说我们眼中的好事、幸事未必百分之百地好。
俄国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正常，形成了思想文学化和文学思想化的奇观，作家与作品普遍具有“思想超载”和“道德超载”的特点，很少有人强调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哪怕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均为世界文学中一等一的技巧大师，也偏偏都不大讨论技巧。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三驾马车的文论，按照米尔斯基的说法，只把文学当作社会生活的地图、照片、布道文，美学维度付之阙如，他们对工作和技巧的蔑视与对思想表达的热望毒害了俄国文学，以至于什克洛夫斯基会恨恨地说：“我仇恨别林斯基和其他所有杀害俄国文学的凶手（所幸他们并未得手）。”纳博科夫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看作青春期读物，说有益于他们思想的成长，其实也是对这一风气大大的不满。
在a new class of abuses from which absolute monarchies are exempt这一说法中，class相当于kind的用法，是“种”的意思，a new class of就是“一种新的……”。两个译本，一个译成“阶层”，一个译成“阶级”，都错了。至于刘仲敬译本将后半句译为“御座一旦孕育滥权的新阶级，势必撤除防范绝对君主制的藩篱”，则连后面的to be exempt from（免于……）也没看懂，意思全不对了。
米尔斯基这样评价别林斯基：“他总能近乎无误地指出，其同时代中人谁有真才实学而谁徒有虚名，何人重要而何人仅为二流。”他又称许屠格涅夫：“实为彼得堡文学之魁首，其判断和决定均具法律效应。”米尔斯基的判断和决定精切无比，同样具有法律效应。
最后一句中的a member of the empire, but a withered and distorted member，这里的member是“肢体”的意思，尤其指胳膊、腿。一个译本译成“成员”“一员”，失却了原本有的比喻意义；而另一个译本中所谓“元气凋残、苍生倒悬”，则未免空泛夸诞。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一新世界以及其神秘的连线和对映的两级，对于那些一代又一代饮用理想主义色彩的实证主义清淡啤酒的读者而言极具诱惑力。（II.4.3）
从风格的角度来看，麦考莱反复使用It will be seen that……的句式，是明显的排比，而两个译本都未注意及此。本来，麦考莱这种不无虚张声势的文体，用唐宋八大家式的古文腔调来传达，是蛮不错的选择。可惜的是，刘仲敬译本中的文言成分，疵而不醇。往好了说，是优孟衣冠，刻鹄类鹜。而“种瓜得瓜，果报不爽”这类话，就未免成为笑话了。
作为剧作家的高尔基只是契诃夫的一名坏学生。“坏”一词纯属多余，因为剧作家契诃夫不可能拥有好学生。（II.3.2）
无论如何，稍微难一点的地方，两个译本都错得太多，让人无法信任。译本的这种状态，也是我用“僵尸”这个比喻的其中一个原因所在：借尸还魂，还回来的不是完璧玉体，而是一边走一边掉渣的僵尸。
托尔斯泰是弗洛伊德的先驱，但艺术家托尔斯泰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之间的惊人差异却在于，这位艺术家显然比那位科学家更少想象力，而更加实事求是、客观冷静。与托尔斯泰相比，弗洛伊德就是一位诗人，一位民间故事讲述者。（I.8.1）
《麦考莱英国史》（卷一）
塔吉雅娜和奥涅金的关系模式后来常在俄国小说中复现，然而，普希金的经典态度，即针对男性不带怜悯的同情和针对女性不予奖赏的尊重，却从未再现。（I.4.4）
（英）托马斯·麦考莱著，周旭、刘学谦译
读米尔斯基的两卷本，好比与这位公爵同志把臂同游于俄罗斯文学长廊，听他信步走去，一一为你指点评说。跟一般的知音型读者不一样，米尔斯基总是居于超然的地位，驱遣事实，紧贴思辨，面对那些强有力的或者较弱的文本，他剖析、提炼、总结、贯通，谨慎而流畅地对待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部分。他胸有成竹，调动庞大的资源，却举重若轻，不依赖他人的评语做旁证，连引文都几乎用不着——“用自己的语言对其进行归纳或许是一种冒犯，引用若干片段则有损于它。”（II.1.2）。所以他能一无依傍，而直指心源：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一
《麦考莱英国史》（I）
我与米尔斯基相见恨晚。他讲俄国文学讲得这么好，句句都在我意中，句句都出我意外，我就好像走夜路的人找到了灯，看病的人找对了医生。他这两卷本《俄国文学史》的英文原著——《俄国文学史：从早期到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死）（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Dostoyevsky, 1881）和《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1881-1925），于1926和1927年相继问世，早已是英美大学生修读俄国文学专业的首选参考书，而中文版2013年才由刘文飞译出，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可惜，好几代中文读者己经错过。对于这几代人，俄国文学尽管是其情感教育的必修课，却也是自修课，因为没有参考书，因为所有的参考书都无非是从别林斯基到列宁的一揽子关于俄国经典作家评论的评论，而所有的文学史就是这些评论的汇编。“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诸如此类的无头公案和伪命题，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说了等于没说。所以，多年以来，对于俄罗斯的文学大师，我从来只读作品，不看评论，更不用说文学史了。我第一次读的《俄国文学史》就是米尔斯基的，足以庆幸自己的起点之高。噢，三十多年后再出发的起点。
（英）托马斯·麦考莱著，刘仲敬译
怎么说呢，我像一个自信的病人，长久而无望地迷恋着俄国文学。当年纳博科夫就是这样说爱德蒙·威尔逊的。俄文我一个大字都不识，威尔逊至少还学了点俄语。但纳博科夫说，威尔逊想对自己译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吐糟是不严肃的，我现在来给米尔斯基（Dmitry Petrovich Svyatopolk-Mirsky）的《俄国文学史》点赞，当然也是不严肃的。但是对我来说，俄国文学不是知识，甚至也不是信仰，只是一种病。与我同病的人全世界多得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要想到俄罗斯，不管有没有来由，无不无厘头。库切的小说《凶年纪事》整本都在说别的事儿，结尾却要向俄罗斯母亲致以谢意，谢谢她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们的感染。聂绀弩读了沈从文写湘西生活的短篇小说《丈夫》后，击节称赏说：“真是伟大的、俄罗斯式的悲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在英国一个乡村的夜晚写诗，说是起雾了，月亮如凋敝的思念，“带着俄罗斯式的苦难”。凡此种种，都说明俄国文学不是别的，是一种病。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
一部伟大的文学史，能够提升对于一国文学整体的思考水平。以文采、学问、史识三个向度来衡量，米尔斯基有多好，别的文学史就有多不好。
P143填字游戏答案：横向：一、威物之神；二、日出；三、埃博拉；四、提香；五、西游记；六、格陵兰；七、碧池；八、特斯拉
撰文 江弱水
纵向：1.鲁西西、2.红日；3.游泳池；4.出埃及记；5.普拉提；6.香格里拉；7.福斯特
文、学、史的大手笔：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