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下岗工人来自盐厂，贡井盐厂、自流井盐厂、大安盐厂、邓关盐厂。知道小城的人无非因为这三种原因：恐龙化石、彩灯，以及井盐。小城没来过几个名人，更没留下过什么名句，只有陆游在荣县“摄理州事”的时候写过一句“长筒吸井熬雪霜，辘轳咿哑官道傍”。诗写得不好，但也在各种关于自贡的资料里反复出现，一个贫乏的小城看起来不敢忘记一点点与之相关的历史。不过也不一定，小城的市志里没有统计三年大饥荒死去多少人，“文革”这个词只在写几个人物时一笔而过，但倒是牢牢记得陆游这句诗。那是1174年，还要等七百年才有阮家坝山下的燊海井。这口自贡最著名的井现在还在运转，据说是跟当年一样用牛汲卤，用井里产的低压天然气熬盐，领导们来视察总要去看看。2003年胡锦涛去过，那个时候下岗的盐厂职工差不多也安置完了，让领导来赞美一下历史也不显得心虚，何况那的确是一口美丽的盐井。从道光年间到现在一百五十年都过去了，我爷爷的大鱼缸都在“文革”时被搬到了镇上的派出所，至今没有发回来，每次经过派出所，爸爸就要愤愤不平地说：那是我们家的！但是“我们家的”什么都失去了，又怎么能斤斤计较这一个鱼缸？“别人家的”也是什么都失去了，你怎么好意思只是计较“我们家的”一个鱼缸？而在这一切都被偷窃和撕裂的时间里，这口井倒是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好歹算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奇迹。
1997年我爸爸替她找了一个工作，在朋友的电脑公司里当会计。这种工作在小城是没有身份的，叫“帮私人老板”，她在这种没有身份的身份里做了十七年，从一个私人老板那里帮到另外一个私人老板，混迹于和她的车工技术毫无关系的自贡电脑城，每天中午在一堆开肠破肚的电脑设备中吃盒饭，中间开过网吧，自己和父母通宵通宵轮番守着，也就挣了不到两万块钱。去年又是我爸爸想办法让她进自贡市政府当出纳，属于临时工，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一千块钱，为了养儿子不得不替一些小公司做账，每天早上穿着高跟鞋走路二十分钟去公交车站，但她绕啊绕啊绕了十七年，总算把一种光明正大的身份绕回了身上。她不再是那个二十岁的下岗工人，现在她在市政府上班了，过年过节会发商场购物卡，还有二十个猪蹄。
今年夏天回家，我们去了一次燊海井，一人花二十块钱买了门票。下着小雨，天色微暗，新买的莱卡相机把一切拍成了昏黄色。那口井上的杉木架子一直升到天上去，用天然气熬盐的圆锅有腾腾的热气，两个熬盐工人穿着汗衫短裤拖鞋坐在藤椅上刷手机，一人手边有一个茶缸子。我有点欣慰，因为他们是没有下岗的盐厂工人。
她下岗整整两年，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门都很少出，偶尔来我家借一次书，把一摞摞的《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搬回去。她爱读书，但那时几乎没有自己花钱买过一本书，花钱读书这件事在她的世界里大概是不存在的。我们都喜欢池莉的《致无尽岁月》，我更喜欢方方一点，读了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后，我为她感到担心，担心她会成为白大省那样傻乎乎被每一个男人欺负的姑娘。
“安置”这个词小城人是不用的，我们都用“买断”，“安置”好像还暗示着一个希望，“买断”不过是一个价格。盐厂职工的统一“买断”价大家都能背出来：13950块。拿了这笔钱意味着你正式同意官方抹去你的一切，职位、工龄以及未来。五姨妈来找亲戚们商量，到底要不要买断呢？没下岗的时候她的工资也没有超过二百块，把六年的工资一次性拿到手里好像也是一种难得的安全感。但姐姐妹妹都劝她不拿，因为姐姐妹妹们也都下了岗，同仇敌忾让彼此都放心，于是大家都不拿，都不肯“买断”。
原因始终不明，但我就是活在下岗工人的汪洋大海里，大海由我的妈妈、我的姨妈姑妈（还不止一个姨妈）、我的姨爹、我的堂姐、我最好朋友的父母……悲悲切切地组成，每一滴水都苦得让人发愁。1995年堂姐刚好二十岁，技校毕业两年了，她本来可以读高中，但她考了前三名，技校说能免三年学费，又保证分配到镀锌铁丝厂，一辈子都在镀锌铁丝厂当工人的父母都很心动，她也就去了，从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变成一个把大辫子盘起来塞进蓝色工作帽里的车工。她总是用车床车点小东西送我，一个葫芦或者两颗子弹，锃亮的纯钢，永远不会生锈。在家家户户都没有热水器的时候，她带我去厂里的浴室洗澡，所有女人都赤身裸体在里面洗衣服，我见识了这么多下垂的乳房和褐色的乳头。她们设备精良地带着搓衣板，水龙头从来没有关过，“公家的水嘛”，人人都这么说。为了多用点公家的水，我们一直要洗到皮肤泛白发皱，走出浴室时一阵眩晕，还好早准备了两颗水果糖。占公家便宜必须成为一种本能，虽然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占了更大的便宜。
隔三差五的有人组织下岗工人们去区政府前面静坐，大家都闲得发慌，也都嘻嘻哈哈地去了，女人们坐在政府门口打毛线，有人带去自己炒的南瓜子，走的时候一地都是沾满口水的瓜子壳。南瓜子不好剥出肉来，大都是嚼碎了又吐出来，一片狼藉的残渣。没人真的以为这种静坐能有什么用，但大家都才四十岁上下，日子那么长，总要有个盼头把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打发掉。最后大部分的人还是买断了，因为只有紧紧握在手里的东西才让人放心。贡井盐厂破产后“安置”了六千多人，他们拿着这13950块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做了点小生意，也可能打各种各样的工，大家都“帮私人老板”去了，因为国家这个老板是帮不到了。
1995年以后，小城里似乎每一个工人都下岗了。贡井盐厂的，新华印刷厂的，镀锌铁丝厂的，地砖厂的，干面厂的。每个单位都据说“搞不起走”。我曾经对这个词充满疑惑，盐帮菜出了名的咸，火锅蘸碟里都要再撒上调味盐，电影院那条街上一排卖肥肠面、鸡杂面，早上永远没有座位，小城吃了这么多的面，从早饭一直吃到宵夜，我一顿只能吃二两，但是干活的人能吃下两个三两，为什么贡井盐厂和桥头那家干面厂还是“搞不起走”？
十几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谁也说不清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反正也都过来了，过年还是盆盆盏盏一桌子菜，腊肉香肠还是几十斤几十斤地做好了挂在屋子里。也都打麻将，只是从十块钱三张的底变成打一块钱以及三番封顶，几十块钱的输赢在同一个圈子里兜兜转转，最后大家都是总平手，只是把日子成功地混过去了。五姨妈下岗后没多久就离了婚，一个人在镇上租了间平房。小时候我以少女的浪漫主义喜欢那间房子，因为门前有几株夹竹桃，院子里还有矮矮的石桌石凳，清明上完坟我们聚在那里吃蒿草做成的粑，馅儿是豆腐冬笋肉丁。但我不知道那里一到下雨就得满屋子摆上脸盆接水，最近的一个公共厕所也要走七八分钟，还经常停电，她连蜡烛都不舍得点，七点就上床睡觉。
四
后来我们买了新房，把旧房子腾给她住，就是以前和宣传部副部长同一栋楼里的那套。她终于搬回了城里，在多次相亲后又找了个男人，是在城里“帮私人老板”的农村人。他们一直没有领证，一起搬进了我们那套三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把阳台和客厅打通之后，房子倒也显得敞亮，只是还是不怎么敢开门，因为化粪池总是外溢，几天都没有工人来修。小城里不领证的多得很，谁也没有不把他们当夫妻，只是互相叫上老公老婆跟一瞬间拆伙一样轻易。大表哥三十岁前就离了好几次婚，具体几次不详，因为后来大家都不问了，这件事发生得过于频繁，导致每个人都失去了好奇心。
不管怎么说，这点做灯的手艺保护了他。他很早就在厂外的自建房里分了套房子，养着两只肥硕的大白猫，周末去水库钓鱼，用自制的鱼竿，有时候甚至能懵起来一条乌鱼。在似乎所有中年工人都下了岗的时候，他一直有一份工作，安安全全进入了退休年龄，自己的积蓄加上父母一辈子的存款，在小城著名的小区“盐都花园”里买了套复式公寓。他渐渐走向老年，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小城退休职工，但我还是抱有多年前对他的那种敬畏，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岗。
五姨妈和那个男人卖过一段时间各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市场上“打菜”，打回来后两个姐姐帮她剥毛豆，剥好的毛豆一斤可以卖三块钱，剥到长长的指甲全部断开，生意好的时候她一天能挣到十几块钱，要是一天挣不到十块钱，她就要开始抹泪，精神压力太大。后来不卖菜了，她开始去饭店里洗碗，洗了几天又回来了，吃不了那个苦，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她毕竟是家里的幺女，小时候受过饿，但是没有受过累。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这个叔叔一直被抽调去做灯，天南地北地跑各地灯会，那个时候能出差的人让我们敬畏，大部分人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不过是成都，还是坐八小时的火车过去。现在想起来他们不过也是像民工一样奔波干活，很可能住在十人大间里，床单被子都是黏糊糊黑漆漆，睡觉也不敢脱掉外衣。工资虽然照发，但出差的人望的都是补贴，这是按天算钱，跟民工也没有太大区别。民工在小城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贬义词，男人的衣服稍微褴褛一点，就要被评价为“简直就像民工样”，就像吃饭买单的时候绝对不能把服务员叫“小姐”，越漂亮的越不能叫，虽然人人都知道，小城其实盛产这两个品种，但越盛产越是一种禁忌。
2005年过后，这一批下岗职工大都开始领养老金，都是补缴了一两万块的养老保险，然后每个月能在卡上查到钱了。一开始每个月发六七百，远远超过他们最后一次拿到的工资，他们终于从下岗工人变成退休工人。这是一个对比之下更让人骄傲的身份，要是家里双方都是退休工人，孩子找对象都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都知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叫“没有负担”。
我有个叔叔在市玻璃厂上班，厂名后来变成更洋气的川玻集团。他手艺很好，能做出整套精钢刀具，还送给过我们几把烧烤用的长叉子，当然是用单位里免费的钢做的。印刷厂的人往家里拿纸，盐厂的人永远不用买碘盐浴盐泡脚盐，机关事业单位的人都去办公室打电话，这都是小城的律法，不遵守律法的人是瓜娃子脑壳有包，麻将桌上串串香前会被人嘲笑。这些看上去完全像进口产品的叉子我从来没有用过，几次搬家我都看见它们，依然锋利锃亮，可是小城的人烧烤都用竹签，素菜戳一根，排骨鸡翅戳两根。
五姨妈本来年龄没有到，但是跟大家一样，托人做了些假材料，说她以前在盐厂是熬盐工，这是特繁工种，能提前五年退休。她总算成为家里最后一个拿到退休工资的下岗工人，重新开始大声说话。至于那次作假，过了两年，我们听说劳动局退休管理科的科长被抓了，判了六年。无论如何，我赞许她在失去一切后终于占了一次国家的便宜，就像走在路上被人抢了包，她奋力追啊追啊，总算把包里的一个鸡蛋糕抢回来了。
固定开灯会后没多久，动物园就被撤销了，那些动物也七七八八地死光了。我疑心那只瘦老虎的骨头最后泡在了酒里，但是狮子、土狼、骆驼与长颈鹿不知道是怎样被处理的，那么庞大的身体埋哪里，想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哪里去找人挖那么大的坑，也不能拿去火化，又没人会吃。猴子要是没有死光，倒是可以卖给街头卖艺的人，用一根铁链子锁住脖子，逼着它们翻跟头，拿一个小碗摇摇摆摆走一圈到处要钱。又过了几年，有个外地人承包了一片后山，动物园倒是又修起来了，进园要另外花十块钱买票。这里重新有了一只东北虎和几只大灰狼，还是吃不饱，还是奄奄一息，但看起来没有那么快会变成虎骨酒。让人费解的是有几只鸡，都是公鸡，长相普通，不知道为什么够得上参观的级别。它们大概也有点心虚，只能勤奋地整日咯咯叫着。以前的猴山现在是一个另外收费的鬼城，门口有幅大标语“欢迎来到十八层地狱”。灯会筹备加开放要小半年，这半年里动物园等于不能营业，老板一直亏一直亏，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和那些动物一起苟延残喘到现在。他大概从来没有去问过为什么开灯会我就不能营业？看灯会的人就不能先过来看看东北虎、美洲豹吗？一切都被严肃地冠名为政府规定，“规定”这个词在小城方言里有个长长的尾音，好像这样能显得更有说服力一些。
去年我回家，她把那套曾经属于我们的房子重新装修了，阳台那里开了个后门，用白瓷砖铺成两级台阶，台阶旁有同样镶嵌着白瓷砖的水泥桌子、水泥凳子，她想得周全，以后来了客人可以坐在这里斗地主。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晚风吹过邻居种的丝瓜与四季豆，又吹过一屋子曾经的下岗工人、现在的退休工人，大家都觉得凉快，大家都熬出了头，人人都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鸡蛋糕。
灯会意外地让我老公惊喜，我以为他不过会礼貌地敷衍，逛一圈就出来，但我们足足待了三个小时，到最后我也高兴起来，两个人戴上五块钱一对的绒线兔子耳朵挤在人群里，拍根本看不清楚脸的照片。湖边拍一张，山上拍一张，门口不过是最普通的大红灯笼，我又拍了一张。那天下着小雨，走在彩灯公园里，人人都在踩别人的裤脚，走一会儿就得勉强找到一块人少的地方，把鞋边裤脚上的黄泥抹掉，我的黑色麂皮长靴糊满了泥，但我少见地没有恨这个城市肮脏的冬天。我们不停地拍照，拍青花玲珑碗做成的龙，龙角是雕花花瓶，龙须是小酒盅，龙凤呈祥的凤由无数个最普通的白色烟缸组成，栖息在一棵梧桐树上。茶坊里都用这种烟缸，偶尔打坏了一个也不用客人赔。龙凤腾飞是蚕茧，孔雀开屏是小小的青霉素药瓶，我急切地想找输液瓶扎成的灯组，但是它真的消失了。小时候我相信那些青霉素药瓶真的是用过的，每一次去打针想到它会有这样好的去处，都觉得欣慰。
五
卖掉十张就是两个孩子的压岁钱，过了这么多年，小城里春节给孩子压岁钱的标准一直没涨，还是一人一百。下一辈们纷纷出生了，自己家里要是没有个也能收钱的小孩，过一场年就得送出去上千，这个数目不是不可承受，但是让人痛苦。也有些特别勇敢的人一直不理不顾，爸爸最大的那个哥哥——我叫他“大爷”——一直坚持每年给我二十；以前没有二十面额的时候，就是两张灰黑色的十块。就算是在压岁钱必须上缴的时候这笔钱也归我，买什么都不够，只能买摔炮、魔术弹放掉拉倒。大爷死了好几年，我突然在某一年春节的时候想到他，现在我开始把一张张红色的纸发出去，我没有勇气给出两张十块。
那一轮下岗浪潮当然也把小城里的三线企业覆盖了。三线企业职工是小城里一个奇妙的存在，虽然小城本地人并不能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糊糊涂涂概括成：那些北京人，那些上海人。即使迁来小城超过四十年，三线企业里的工人们依然被如此定义：那些上海人，那些北京人。不能说小城排外，他们自己也喜欢这样的生疏感，他们并不想进入我们，不想被称为，那些自贡人。
2010年春节我刚结婚，和父母带着第一次来自贡的老公去看灯会，他郑重地背了一个四千多块钱买的佳能相机。那个时候已经不分单位包销票了，但爸爸还是想办法搞了四张。“搞票”是一种能力和地位，也是一种完全的下意识，我们走到公园口，发现临时的黄牛们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票，一张二十。他们看上去都不像黄牛，怯生生地站在路边，机械地重复着：“灯会票！灯会票！二十！二十！”可能这些感叹号都加得过于主观，因为他们的声音里写满了生死有命。这些票大概是领导们随手漏出来的，送给曲曲拐拐扯上关系的穷亲戚们，要不就是农村人在城里打工，要不就是下岗工人，要不就是开三轮的，当然开三轮的也大都是农村人或者下岗工人。
好几年前我还在广州工作，和当时的男朋友去看王小帅的电影《青红》。开场前我们远远看到高圆圆，穿着一条非常简单的白色短裙，脚上是一双匡威，男朋友发了一会儿呆，说：“你看高圆圆的小腿。”王小帅站在高圆圆边上，显得就是一个可悲的胖子。我记得王胖子在开映之前大手一挥说：“青红是个悲剧，很有力量。”看完这部和三线建设有关的电影后我想，悲剧我看到了，但是力量在哪里？好像急着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它就只留下了软弱的抒情。
2004年元宵，北京密云的自贡灯会发生踩踏事故，当时就说死了三十七个人，这个新闻被央视女主播用沉痛的职业腔传回自贡，却带来让人意外的成就感：原来自贡灯会都开到首都了！没法解释密云不等于北京，这个灯会大概类似于我们农村人赶场，花五块钱看一场流动马戏团的情色表演，女郎们敬业地在寒冷的腊月穿着三点式，大腿冻出粗糙的斑点。如果一个遥远贫穷的小城需要如此这般寻找存在感，真话只能是另外一种没有礼貌的不合时宜。
1964年8月2号，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和越南海军鱼雷舰打了一仗，波及了中国南部沿海。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啦，我们要赶紧备战啊，赶紧把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内地去啊。他当然永远是一言九鼎一呼万应，所以自贡就有了第一个三线企业：高压阀门厂试点，后来名单飞速地越拉越长，硬质合金厂、可锻铸铁厂、东方锅炉厂、拉丝制钉厂、油毡厂……那个时候说服一个北京人迁到自贡的平均时间是六分钟，然后第二天打包，第三天走人，戴着小红花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小城。有着漂亮小腿的青红坐在他们中间，连炊事员都跟着来了，好像将要到达的这个小城蒸不出一屉合格的包子。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有人说，三线厂里的面食就是做得好。在小城的冬天里，他们中有人为了买几棵大白菜，从贡井一直步行走到自流井的源渊井市场，那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上坡又下坡，好几次似乎走到了农村，路边是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我想象他们抱着大白菜，走在小城阴沉沉的冬天里的样子，那棵白菜大概会闪光。但我也担心那棵菜的命运，小城这样潮湿，它可能很快就烂了心，一棵北方的大白菜不会喜欢南方的冬天。
公园早就被手拿免费票的人民占领，每个灯组都不可能真正看清，一路都在扯着嗓子喊人。进门之前已经说好要是走散，就在山上九龙壁灯组那里等，但是九龙壁也不容易挤进去，隔着五十米就算进入了中心地带。湖里有八仙过海和琼楼仙境，我奋力挤了很久才看到何仙姑的蓝色纱裙，然后发现她还是远远望过去比较美。头顶上有人在高空拉起来的钢丝上骑自行车，做出一些我们其实看不太清楚的惊险动作，他是这个拥挤世界里唯一从容的人，即使脚下只有一根细细的钢丝。
上高中以后，同学里开始出现那些神秘的三线子弟，因为他们厂里的子弟学校只开到初中，就像那些倔强着想自己流到海里的小溪，最后还是迫于形势或者说高考政策，不情不愿地跟我们这些说着方言的主流汇合。我疑心他们其实也会说小城话，但不怎么肯说。北京人说着北京话，每个尾音都拖得老长，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毕竟把氯气读成“录气”一定是我们的错。上海人和上海人说着上海话，软软糯糯的每句话都似乎在表白。上海人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就说普通话，很容易带出“的呢”的后缀，连询问立体几何到底怎么添加辅助线都像在撒娇。
灯会票不怎么能卖出去，越卖不出去越卖得贵，到2013年变成一百块一张。这笔钱在牌桌上也就是二十个炮，但要花在人人看过的灯会上还是让人不可接受。有几年，不管是机关还是事业企业，每个单位都要包销一部分，起了个名字叫“一日一业主”。这些票被发下去作为春节福利，一发就是一人好几张，所以最后变成没有人买过票，却似乎人人都有票，门口的临时黄牛党们一张面值十五的票卖不到五块钱。那些票总是按照区域确定时间，贡井区所有的票都在同一天，去彩灯公园的11路前所未有地拥挤，是不是真的按照一大家子的人数往自动售票箱里放钱完全是考验人民的素质。我知道人民素质的现状，有时候我们一大家子十五六个人，放进去十二三块钱，大家都觉得简直称得上高尚。
到了高三，我们都焦虑着选择志向，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犹豫不决，连打算留在四川的人都要为去成都还是重庆纠结。我的志愿甚至只填了三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因为我一心要去一个有长江的城市。但“青红”们的未来显得极为目的明确：北京人要回北京去，上海人要回上海去，大学没有城市重要，什么都没有回家重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家，北京上海也没有房子，难道真的跟爷爷奶奶或者舅舅姑妈挤在亭子间里吗？
三
高三的时候有个同学回上海去高考，她家里不知道用了怎样复杂的手段，把她的户口迁了回去，她要暂时住在亲戚家几个月，然后高考，然后读大学一直到毕业，然后找工作，然后才是等父母退休后回到上海，把全家人的钱凑到一起来买房子，一条漫长的路，但他们有着惊人的耐心，等了快四十年的人没有在乎这多出来的十年。
副部长那个春节可能过得不好，但那篇报道最后不了了之，小城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了了之，时间漫不经心地抹去一切。又过了两年，好像有个什么“川电东送”又修了不少变电站，办灯会的时候不再停电了，又一个“进步”的铁证。我们被种种诸如此类的铁证囚禁其中，退休金年年都涨百分之十，农村人现在有大病医保，癌症都能报销百分之九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涨工资又往前补两年，几万块巨款拖了很久，最后到底是发下来了。很多咀嚼又咀嚼的怨言要是真的吐出来，就像谈论三峡移民一样不合时宜，岂止不合时宜，简直没有良心，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跟谁讲良心。
她走之前全班去桫椤谷玩了一天送她，那是个胖乎乎戴眼镜的小姑娘，我们在山谷里烧烤，在水边打一毛钱底的麻将，最后大家都真真假假地哭了，送她几样桥头精品店里买的礼物，似乎是一个音乐盒，还有一个笔记本，一人凑了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后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消息，只有毕业后几次看到上海房价的新闻时想到她，默默为她担心。郊区都涨到了两万一平方米，她买得起房子吗？不过他们可以住得远一点，再远一点，只要是在上海，反正无论如何远不过小城。很多年后我在中学同学的微信群里重新遇到她，朋友圈里她总是发一些吃吃喝喝的照片。她现在戴隐形眼镜，以前的圆脸依然圆，但固执地瘦出一个尖下巴，像每个上海女孩那样化妆，眉毛拔得很细，我偶尔去点个赞，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
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有篇报道叫“四川自贡停居民电举办灯会遭质疑”。自贡没什么人知道这份报纸，但新浪新闻放在首页上一天也就传到了成都，据说不知名的部门有不知名的领导批评下来，自贡市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急得赶到广州去，那个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七。副部长我认识，小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红砖楼里，每层楼四户人共用一个不能冲水的厕所。当然他很快就搬出去了，最早在小城里拥有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家里不用放尿桶，洗澡不需要烧一大锅水。一直到读了大学，我才摆脱那个关于尿桶的噩梦。副部长有一个和他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白净端庄，可以想象一直要从大队长做到团支书再做到学生会主席，最后进入某个政府机关，被定格为“领导”这个词。只是我难以想象“领导”曾经跟我们一样住在那栋破旧的小楼里，不远处就是恶臭的公共厕所，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潲水缸，收潲水的人迟迟不来，人人都不敢出门。
“他们”中的有一个喜欢过我，总是塞给我他奶奶做的上海粽子，一个大概有半斤，里面有一块硕大的五花肉，肥肉部分融化开，浸透了每一颗米。这种粽子我每吃一个就要腻上大半天，但我还是想吃，因为都说那是上海人吃的。有时候我会去他家玩，他家住在空压厂的宿舍里，是当时看起来很气派的两室一厅。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红楼梦》续本，我一本本借回去，每一本最后都是宝玉和黛玉结了婚。读一本接近五百页的书，就是为了看一个这样庸俗的好结局。
我长到六岁，麻将已经打得很熟练，虽然摸对面的牌手还是不够长，有时候放了三番要哭一场。我才去过几次人民公园，它就又变成了彩灯公园，因为之后每年的灯会都要开在里面，最开始四年一届，后来两年一届，最后年年都开。小城一直用的是内江白马电厂的电，开灯会的时候整个城市轮番有节奏地停电，通常一大早开始停，下午五六点又来了，还是能伪装出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但是在漫长的白天里，看不到电视打不了麻将又没有电热毯睡午觉的中年妇女们，只能聚集在小区花园里聊天，所有的八卦都被反复说过了，整个小区里都没有新的人被捉奸在床，最后只能沉默地看着小区里的几株腊梅刚刚开出黄色喷香的小花，可能每个人都在默默衡量能不能折回家去插瓶。
他们家大概有点钱，在他高考前就先在上海买好了房子，早早就撤了回去。他成绩很好，考进了同济大学化学系，一开始给我写过两封信，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没有理由再回到这座小城。我觉得他们就像那些粗制滥造的《红楼梦》续本，前面是漫长乏味的五百页铺垫，但最后好歹看起来有一个庸俗的好结局。
我爷爷一直记得他有一张白板打错了，输掉一个水份很足的翡翠镯子。妈妈生我之前忍着腹痛和奶奶打完了最后四圈，做了好几个暗七对都没有成功，这才被送去人民的妇幼保健院。她很快回到了牌桌上，爷爷奶奶的老屋里有一副麻将从来没有收起来过，大人们都在打牌的时候，拿一根绳子把两三岁的我拴在桌脚。我像小动物一样被困在方圆两米、头顶是哗啦啦的另外一个世界。又过了两年，我爬上牌桌，学会了进入这个世界，四个孩子凑成一桌，最大的也才十二三岁。刚开始十二张牌也能和，大人们偶尔经过，兴趣盎然地在边上做技术指导——这张幺鸡不能打！
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在我的书《小城故事》里，出版后他在博客上给我留言，他认出了自己在书里的样子。那些我以为已经忘记的细节突然又来找到我，比如隐隐约约中，我知道他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学谈过一段莫名开始又莫名结束的恋爱，除此之外，他和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我的世界里失散了，就像我在别人的世界里同样也消失得如此彻底。有时候想起他给我写过的那两封信，却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哪怕一个小小的句子。记忆属于更远的地方，比如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不爱睡午觉，总是早早到学校去，他中午在学校吃饭，我们不同班，我却总去找他说说话，他给我讲两道我不见得做不出来的化学题，我给他说我正在写什么小说看什么电视剧。再比如有一年我生日，他送过来好大一束红色玫瑰，我拿着那束花翻来覆去地想：这得多少钱啊，他妈知道了会不会揍他啊？
又过了九年，它开始被冠以“人民”的头衔。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一起被人民占领，人民公园、人民路、人民餐厅。人民偷偷地在这些头衔下搓麻将，开始还一直打复杂的四十和，东西南北风红中白板都在，番数不够就不能和牌。后来小城的麻将和生活一起走向迫切焦急，先是把大字去掉，后来连万字都消失了。三个人打两方牌，五分钟就是一盘，自动麻将桌里的两副牌轮番运转，洗好的那副带着一种奇迹感冉冉升起。有时候和牌太快，刚下去的那副还没有洗好，三个人就这样茫然等着，连讨论上一盘的兴趣都快要失去，不像以前，摸来摸去都不能听牌。
写书的时候我当然也想起他，去搜了搜他那个很难撞车的名字，然后找到一篇名为“比阿培南的合成研究”的论文。我甚至找到了他在论文上的签名，看着那个极其熟悉的签名方式，最后一划绕出一个优美的弧形。在纽约的下午，我突然一个人笑出声来，好像隔着论文中那些我丝毫不能理解的苯环套苯环，我终于接上了我并没有想断开却不知道如何续起的过去，因为我们都离开了小城，人生再无可能真正相聚。
釜溪公园在1941年短暂地改名为慧生公园。谢慧生是四川同盟会富顺分部长，保路运动之后在蜀军政府里出任总务处长。他一生辉煌的顶点大概是孙中山曾经把“孙文”的印章交给他，又发电文说：“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总理孙文。”但是后来他反孙又反共，1939年寂寞地死在这座小城，死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半身不遂。没有人知道他，唯一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在《自贡日报》上，一千字把他定了性。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就着早上现泡的竹叶青读了，那张报纸中午被一荤两素六块五的盒饭压在下面，最后浸透了油污被扔进垃圾桶。来来往往的人站在公园的柳树下歇凉，吃一个鸡蛋糕，剥开一个青柑子，又拿出保温杯喝茶，这座公园曾经的名字像蛋糕碎屑一样，漂进已经满是各种碎屑的湖里。
同样是离开小城，有些人是结束流亡，有些人是开始流亡。我的中学同学们散落在各种大小不一的城市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芝加哥、巴黎，最起码也是在成都和重庆，留在小城的没有超过百分之十，好像留在那儿意味着某种预设前提的失败。
1939年好园被日本人炸了，饭店又重开到了正街上的十字路口，改名为“盐城餐厅”，还是卖一样的菜——牛肚梗、干煸鱿鱼丝、水煮牛肉。五十年代当然改为了国营，整齐划一的城市历史不过在这一盘盘整齐划一的回锅肉里，每一盘都成功地爆出了灯盏窝儿，卷起来的边微微焦黄，就像被过于草率粗暴地翻过去的这些时间。
我领结婚证那天因为户口问题遇到一点小麻烦，辗转几个朋友找到民政局副局长帮忙，这是生活在小城最让人慰藉的部分，任何事情辗转几个人后总能找到几个人，外公的主治医师可能小时候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小镇，我前前男友的妈妈是医院副书记，姐姐和儿子的班主任多聊两句，发现班主任的老公曾经是我爸的学生，连被狗咬了之后去打狂犬疫苗，防疫站站长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熟人。不像我们身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些年，缴过这么多税，谁跟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离开小城太久，让我觉得“关系”这个词其实带着暖意。
釜溪公园1930年开园，没多久就有了一家餐厅“好园”，小城里的盐商出了名的殷实阔绰，他们支持从南京回来的名厨王锡之、王刚全父子开了这家小城的高级饭馆，开在湖水中间的水阁里，菜单上有火腿蛋黄面包果酱，鱼却还是只有豆瓣和脆皮两种做法。现在我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脆皮鱼，一斤半的鲤鱼裹上厚厚的芡粉炸出来，直愣愣地摆在盘子里，讲究的人会用白萝卜胡萝卜雕上两朵花，撒在汁上的芹菜末是接近于白的绿色。城里很少会吃到放糖的鱼，所以总是放得尤其甜，人人都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应该如此，但一年也就只有一条这样甜蜜到齁住喉咙的鱼，它最后总归能被吃成一个嶙峋的骨架，陪伴着被汁水弄脏了的萝卜花。
婚姻登记处里狭小黑暗，我和打扮端庄的民政局副局长互相打量了五分钟，才认出来我们是中学同学，不仅是同学，还曾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好朋友。那个小圈子有四个人，去了天南地北的大学，又留在天南地北的城市工作：我先在广州待了三年又去了北京。有个姑娘在成都读完本科去重庆读研究生，后来一直在深圳移动做法律顾问，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我去深圳出差，她带着当时的男朋友来请我吃台湾菜，后来她一个人送我到宾馆，我们在一家很破的如家快捷酒店里聊了一个小时，女人们聚在一起也就是聊各自的男友。后来我们都和当时的男友分了手，我很快结了婚，她依然一次次忙着相亲，再后来，我们很少有联系。另外一个姑娘倒是一直在北京，在北大读完研究生后当了法官，我们一东一西地住着，中间隔了一条那样长的长安街，并没有时常见面。我们四个人很久没有在小城里会合过，因为离开的三个人都神出鬼没地回家，我并不知道我们中的一个成为了民政局副局长。
釜溪河可能曾经是一条真正清澈流动的小河，但我第一次见到时，它就已经暗淡肮脏，水面上浮动着卫生纸和矿泉水瓶，生活污水从上游直接排进来，不知道哪家人倒进去一双坏掉的红色拖鞋，一直漂到市中心。即便这样，釜溪河还是跟所有类似城市的类似河流一样，被人硬生生编造了“自流古井”、“河府人家”、“盐道遗风”、“龙池唤鱼”、“水涯晓渡”、“釜溪牧歌”这样空洞乏味的景点名称，其实每个景点前都只是一模一样的茶坊，卖三块钱一杯的毛峰，不喝茶的人叫同样三块一杯的菊花茶，特别讲究的人要提醒不加冰糖，或者把红枣剔出来。没有人喝过二十块钱一杯的顶级花毛峰，我疑心那不过是一个传说，只在塑料覆膜的菜单上出现。天气稍微放晴时，大家吃过午饭就急急忙忙赶过去打牌，都想占到河边的位置，虽然水面上一股隐约的臭气萦绕不断，一层层瓜子壳花生壳要很长时间才会渐渐沉下去。
办完证后我问她“最近怎么样”，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关切了，但我的确搜寻不到另外一个勉强可以一来一往的话题，还好回答同样空洞：她结了婚，老公也是公务员，他们在汇东一个新小区里买了带电梯的公寓（在小城里，电梯公寓意味着生活上了某种档次），她生了儿子，儿子很乖，但是带起来很累。五分钟就讲完了我们中间横隔的这些时间，但我们更多的是被城市的缝隙横隔着。
城市边缘倒是住着一些三峡水库的移民，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凭空生长出几十栋楼房作为安置房，外墙面镶着白色瓷砖，从公交车上远远看上去很像特别高的公共厕所。从来没有人和这些移民打过交道，他们去哪里买菜，他们清明怎样上坟，他们是不是只和楼里的人打麻将斗地主？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含混不清又无人关心的谜语。更没法跟小城里的人讨论移民是不是公平，这些话语在任何场合都不适合提起，都是一个空惹人嘲讽的笑话。何况“国家”不是给他们每家分了一套新房子吗？他们以前的房子肯定烂朽朽的吧，肯定不是楼房吧。还有，据说有些能闹的人不是还能拿到十几万吗？狗日的就晓得闹事。麻将馆里坐满忧心忡忡的人，一边做着“清一色”，一边忧心“国家”真的被狗日的揩了什么油水。
把我们说成流亡似乎又像是矫情，好像亏待了如此沉重的词语，小城里有那么多真正配得上这个词的人。我们几乎要忘记，五姨妈在下岗后还去过一次山西，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因为男人的村里有亲戚从山西回来，说那里有矿，能找到钱，两个在小城里完全找不到钱的中年人就跟着包工头去了。两三个月打过几次语焉不详的电话回来，后来我们汇了点钱过去，有钱买票人也就回来了，中间的故事还是语焉不详，只断断续续听她在牌桌和饭桌上漏出来两句，比如指甲里的煤渣怎么都洗不干净，比如睡觉的床其实就铺在地上，非常乏味的讲述，出去打工的人难道不是个个如此？
小城的这座公园最早叫“釜溪公园”，因为不远的地方流着釜溪河。这是沱江的一条支流，并不是所有四川小城都可以和长江扯上那样直接的联系，这座城市里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江江面，所有关于水的想象不过是来自这条窄窄的釜溪河。
有个叫郑小琼的南充姑娘在东莞打工，五年中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因为她是“喂，245”，她像千与千寻一样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只是她的方式是写诗，在下班后疲惫不堪的夜晚，趴在八人宿舍的钢架床上写，一直写到拿了人民文学奖，所有诗都是关于机器、铁、钉、流水线和出租屋：“……黑色的锁，金黄色的方便面、碗、盆，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五姨妈不会写诗，她只会说：指甲黑了好久才白回来。但五姨妈到底讲得不多，我想她并不喜欢在本来就不顺畅的人生中，插播进这个更加不顺畅的故事，她不希望自己被印上“下岗工人”的印章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因为这三个月印上另外一个印章——民工。
二
远房亲戚里有个小姑娘，从小被外公外婆带大，没人知道她爸爸是谁，其实我连她妈妈都没有见过。因为关系扯得太远，偶尔几家人能聚在一起，又总是在她没有回家的时候，人人都含糊不清地说她“在广州打工”。打什么工没有人去追问，因为人人心里都清楚答案。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可以想象她有个也是大眼睛长睫毛白皮肤的妈妈，我一直渴望着在那些少之又少的大家庭聚会中见到她，既出于一种可鄙的好奇心，又出于一种羞于说出口的温柔。我想见见她，那个流亡多年的姑娘，那个可能已经不能称为姑娘的姑娘，那个被大家悄悄地称为“小姐”的姑娘。
这样的记忆可以无穷无尽排列下去，但所有记忆都只是平庸无奇。这本就是一个平庸的小城，我的记忆是一张还原度太高的照片，不管用什么滤镜都改变不了它的粗糙质感。那些丑陋的楼房，污脏的河水，一碗碗凉面中焦黄发黑的牙齿，热切又无望地期待发财的人们热热闹闹地挤在照片里，这就是我的家乡。
六
后山有一个动物园，所有动物都极为勉强地活着。小猴子试图从铁栅栏里伸出弯曲的小爪子，一把攥住我手上的锅盔夹凉皮。我逗了一会儿，扔进去一块浸满红油海椒的面筋，它龇牙咧嘴吃了，又眼巴巴看着下一个人手上的凉拌洋芋条。这里的猴子待久了，个个都能吃辣椒，我想象他们要是去火锅店，底锅可以叫上一盆重辣，然后会用爪子捞鹅肠，一爪切开三斤半的花鲢鱼头。
我的小城似乎已经在多年摇摆不定后安稳下来，身边每个人都有了一份工资，拿着多不多少不少总之能把日子混下去的钱。这份工资沉淀了曾经被各种来路不明的贫穷搅浑的釜溪河水，让人尴尬的不堪留在河底，没人再有兴趣捞一勺起来审视过往。大表哥前几年都在开黑车，被抓了好几次，每次罚款六千，罚一次全家人就要跟着提心吊胆几个月。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在路上跑，一直跑到把这六千赚回来，然后接着在下一次罚款交出另外一个六千。现在他不跑了，在帮卖保健品的三姨妈打杂，既帮忙开车运货，偶尔也要口若悬河地劝大妈大爷们买七千多一个的水疗床垫，姨妈每个月发给他两千。他又离了婚，这一次婚姻留下了一个女儿，他如珠似宝地爱着，现在他是一个有能力爱女儿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随时会被拘留十五天的黑车司机。那个小姑娘惊奇地被人发现运动天赋不错，先是练体操，然后进了市少年跳水队，免费读小城里最好的小学。她缺了三颗牙，晒得漆黑，我既担心她和绝大部分运动员一样被这个无情的体制潦草抛弃，又不想放过一点希望憧憬她可能会是下一个高敏。
破败而花哨的儿童游乐园，秋千上只有一块狭窄的木板，胆大的孩子可以一直把自己荡到树上去，没有电视里和王菲的歌中才出现的旋转木马，转盘上有一圈墨绿色铁椅子，坐久了会沾上掉下的铁漆。转盘有时候转得太快，有人哇地吐出来，秽物很久才有人来清除，味道许久不散，孩子们还是勇敢地排长队等着坐上去，那个空掉的座位像一颗缺掉的牙。
表妹从一个在商场里卖玉兰油的售货员变成一个卖真皮女包的售货员，她也离了婚，儿子跟着她，她又找了个做小生意的男人，没有什么钱，却也能活下去。他们先是住在家里，后来因为老是回家太晚又被赶了出去。去年夏天我回到小城，有一个晚上在烧烤摊上遇到她，和另外一个胖墩墩的女朋友一起，面前只有几串蔬菜，却一人叫了瓶啤酒。夜风还是有点燥热，我看着她慢慢把那瓶啤酒喝完。
每个小城里你都能找到这样一座公园，无一例外。公园里有一个漂着密密水浮莲的小湖，所谓的码头上系着几艘从来没有人划过的木船，鲜黄色鸭子形状的电动船慢吞吞开在湖中央。岸边柳树的确有枝条像诗里那样垂下来，叶子上却落满灰尘，只有在3月底，新生的柳叶缓慢舒展开，万物好像都还能重新开始。
人人都在酝酿一种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不管新生活是一套房子还是一份新工作。小城的房价几年里涨了好几倍，大家也都在茶余饭后抱怨，却不像在北京的人抱怨得那样真切，毕竟人人也都有了房子。2010年我把自己在北京的那套小房子卖了，转手就在小城里买了一套电梯公寓。买那套房子之前我只看过户型图，买之后也就去看过一次，采光不是太好，黑糊糊的水泥地上不知道哪个工人拉了一坨屎，爸爸妈妈安慰我说，这是好兆头，要招财的。我一直没有发财，却一直留着那套房子，不肯租出去，总价涨了快十万却也没有卖掉。前两年我甚至把自己的户口从广州迁回父母家，因为我一直想象着自己回到小城的那一天。我零零散散地做着这些事情，也许做多了，这件事也就成真了。
一
小城的街道永远狭仄肮脏，行走着那些的确幸福的人们，他们有工资有保险有房子，没有人可以想象出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每个人都会说钱越多越好，但好像也没有人真的有动力拼着命找钱。以前他们还炒股，十几年前有入市限额的时候，几家人凑出一个账户，一人几千地投进去，没空就去股市里看看，就跟当年去区政府门口静坐一样，打毛线的打毛线，嗑瓜子的嗑瓜子，那些在屏幕上闪动的数字给人无限希望。股票当然曾经涨上去过，但钱并没有提出来，滚了滚又入了市，倒是为了庆祝，额外多吃了好几顿羊肉汤。股市从六千点跌到两千点也没有在小城里造成多大波澜，股市依旧是去的，就像大家吃过晚饭都去河边散步。反正那笔钱大家都忘了，只要不卖，就算不上亏。我知道有一天如果它们涨回了原位，小城的人会欢天喜地又去吃一顿羊肉汤，反正没人算得出中间流逝的时间，更没人算得出通货膨胀，只要数字回归了原位，人人都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在任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里，他们总能找到一条路通向安慰。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
撰文 李静睿
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
小城
加西亚·马尔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