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钓者
“变性后啊，”她说，“我觉得伦敦就有了感情。我能感受到感情的流动。我能看到建筑物的悲伤，还有霓虹灯的灯光洒在街道上的那种带着悲伤的美感。”
约翰·安德鲁斯
“那现在呢？”
在罗马时代前，鱼就开始在伦敦的运河、溪流、池塘里游来游去。现在，如果你在伦敦抓一条鱼，抓到的鱼跟那个时候鱼的样子区别不会太大。总体来说，你抓到的鱼跟乔治王朝、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抓到的鱼长得差不多。你只能在河里抓到白鲑和鲦鱼，在静水里是没有这些鱼的。不过斜齿鳊、梭子鱼、鳊鱼、鲤鱼和白杨鱼在两种水里都能找到。只在河里才能抓到的鱼还有触须鱼、欧白鱼；潮汐上涨的时候，比目鱼、鳗鱼、鲈鱼就都冲上来了。如果白金汉宫里有池塘——我觉得那里肯定有——里面肯定是有鲤鱼的。在蛇纹岩层里都能找到鲤鱼。整条泰晤士河里都有鲤鱼，所有的支流里也都有。
“我现在对《星球大战》的记忆就是里面的爱情故事了。莉亚公主和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男人。”“那伦敦呢？”“以前伦敦对我来说，是系统、电路、连接和道路。那个时候的伦敦是没有情感的地方，事物只是单纯地在运转着，移动着，各司其职。”
有鱼的地方才会生机勃勃。在南边的罗瑟希德有鱼，在国会大厦对面也可以钓鱼、抓鱼。那为什么我要专门去垂钓呢？好吧，我这么问你：如果你现在走在伦敦街上，有一个房子，只要你走进去，它就能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时空，你难道不会走进去吗？我觉得对很多垂钓者来说，吸引我们的就是那种神秘感。
“现在呢？”
在伦敦，垂钓文化一直非常流行。如果你非要说有一个黄金时期，我想应该是1820到1960年，大概有150年——这就是人们开始有闲暇的时候。在那之前，你可能在什么地方钓一个小时就得赶着回家吃饭了，或者你可以偷偷打个猎什么的，但确实是在闲暇时间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垂钓的。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有钱了。他们可以在周日或者周六钓鱼。火车出现之后，人们可以坐着火车去他们以前到不了的地方。于是很多导游也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很多人在工业生产里赚了钱，就可以跟这些导游买定期服务，去非常奢侈的地方钓鱼。工人们也会在为期不长的休息时间里把工资拿出来花——搭火车，要不就是坐明轮——买一张日票，去水边钓鱼。要记得，那个时候，钓上来的鱼还是允许食用的，所以钓鱼对人们来说不仅是运动，他们还能吃鱼呢。
“以前，我会情不自禁地被科技的那部分迷住。”
在19世纪晚期，伦敦2.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大概就有200个渔具商店。渔具产业满足了钓鱼的需求，慢慢地，这个产业继续发展，一个个钓鱼俱乐部也组建起来。俱乐部又壮大成协会，这些协会在政治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去大英博物馆找一份1880年到1890年的报纸，你会发现每份报纸里都会有4到5页是各种钓鱼俱乐部的会议通知。肯特镇那样的地方，大概就有五六个钓鱼俱乐部，都设在酒吧，分布在这里与卡姆登之间的地方。你知道钓鱼巷在哪里，对吧？那里有一家南多烤鸡店(3)。那里以前是“垂钓者之臂”酒吧，也设有一个俱乐部。在斯托克纽因顿大概有八个俱乐部，每家附近都会有当地酒吧。钓鱼本来就是特别大众的娱乐方式。
“从女性视角，怎么看《星球大战》呢？”我问她。
现在，钓鱼文化的变化也反映社会的变化。维多利亚时期，工作人口特别多。很多人在半天休息日去钓鱼。周日也可以钓鱼，但是很多人周日得上教堂。很多退了休的人和小孩子都钓鱼。
她后来说，她变性之后，视角也变得女性化起来。她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甚至是过去看过的电影。
后来，20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差点把钓鱼这项活动杀死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它们带来的社会变革，汽车、电视的出现，泰晤士河出现的大污染，人们把水用于建筑施工和农业浇灌，等等。河里的水量减少了一半。水一少，鱼也少了。过去的五十年，除了个人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呢？人们根本不去钓鱼俱乐部了——钓鱼曾经是一种社交活动，就好像去看赛狗或者足球比赛一样。在伦敦，钓鱼运动的衰落就跟赛狗的衰落是一样的。我们曾经有十几条以上的赛狗道，现在只有一两条了。钓鱼也是如此啊。曾经，我们有12条很好的河流汇进泰晤士河里，现在，这些河流要不就是被建筑物盖住了，要不就是被污染毁掉了。这些本来可以钓鱼的小地方小港口，都人口过剩，污染严重。钓鱼就这样退出潮流舞台。
她站在壁炉附近，检查着晚上捡回来的东西的过期时间——穆勒酸奶5月2日过期，素食千层面5月6日过期。目前已经是5月9日的最后几个小时了，这堆东西里的大部分要不就是过期了，要不就是快要过期了。厕纸卷倒是没问题，芝士呢？根据莎拉的说法，有的芝士过了期更好呢，不是么？她拿出一些乳蛋饼——我记得她在垃圾堆里发现它时的样子。比起发现刚刚过期不久的优质巧克力时的尖叫，发现乳蛋饼时莎拉的表情就较为逊色了。我问她，我们是不是要热一下乳蛋饼。“热的不好吃，”她说，“你要感受一下口感中的精妙啊，蘑菇清炒之后的味道。”
◇◆◇
我们现在回到巴勒姆的一栋房屋的前厅里，墙上是藤蔓一般的绿色，看起来是故意油漆成这个颜色，以掩盖那些吉普赛人留下来的涂鸦。地板是白色的，上面布满自行车留下的划痕。大部分租客都是邮差或者快递员。墙上还钉着一个招出租车司机的海报。
在12、13世纪，僧侣们从欧洲大陆把鲤鱼带回来，放在养鱼池里饲养，然后再放归自然。它们都是狡猾的老鱼，很难捕捉；加之又大又有力，即使你有幸抓到一条，它们也可以轻易地挣脱渔具——即使它们已经被冲到岸上，情况也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越来越多的垂钓者开始只钓鲤鱼。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那些原本抓到斜齿鳊、鲦鱼、鲈鱼这种小鱼就满足的人，开始变得喜欢抓更大的鱼，大部分目标都是鲤鱼。慢慢地，这风气就成长为一个特别大的产业。在伦敦，许多水域一度都被忽视了，比如市里的池塘，像海格特池塘、汉普斯特德池塘，还有泰晤士河的延伸水域、灌木公园、维多利亚公园等等。上面提到的这些水域其实都有鲤鱼。它们从中世纪时就在那里了。当地人把它们放在那里饲养，然后捞出来吃掉。这些鱼中的有一些会继续生长，甚至长到非常老的年纪，身体也变得非常大。这会儿，人们又回过头去捕捞它们。
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经常漏奶，还要垫着防溢垫之类的。他的朋友们笑得七仰八合的，我就继续转头跟朋友聊天。我在仔细感受着这个场景，脑袋上好像有隐形天线，申线正在微微颤抖，几乎能听到他脑袋里面齿轮在转动的声音。溢奶的乳房啊，什么情况。他肯定想不明白。他走过来，对我说：“哦，是我错了，美人。别往心里去啊。”他把手伸出来，我拍了他的手一下，再把手抬起来。然后他吻了我的手。
现在，如果你在垂钓季节去海格特池塘附近走走，就会发现他们十有八九是在捕鲤鱼。这对垂钓文化来说是一场很大的运动，甚至可以说把旧的垂钓文化都毁了——在旧的垂钓文化里，大家是尽量捕捉各种各样不同品种的鱼。现在的垂钓文化已经细化到挑选鱼的大小、对比它们的速度和力量、渔具的现代化程度、是否用合成饵料、是否进口鱼——这已经走向疯狂了，真的。现在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准备开始玩钓鱼，他会不会玩浮钓(4)，找鲦鱼、鲈鱼那样的小鱼呢？不，他肯定不会，因为他可以轻松地用低价买到一套工具，然后用合成饵料去钓鲤鱼，并且极有可能第一次就钓到。这就好比，我问你，你想骑单车，还是想开赛车？——就是这样的区别。可是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部分年轻人垂钓几年之后，就感到无聊，之后就放弃了。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东西！”
跟这个潮流相反的，有另外一股可谓是“复古”潮的垂钓活动：这些人专门采用旧式的垂钓方式，去找钓鲤大队忽略的那些水域。他们去找古老的水塘和那些没有鲤鱼的河流，想要钓到别的品种。所以说，现代的垂钓方式已经跟一百多年前完全不同了。在一个世纪前的伦敦，我想应该只有1％～2％的垂钓者专门钓鲤鱼。现在完全反过来了。
我把乳房掏出来，喷了他一脸奶。他往后退了起码15步。
如果你想找到可以对比的事物，我想，钓鲤鱼这件事有点像卫星电视——应该说非常像。我们身边本就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媒介，电视、收音机、纸媒等东西本来和谐共存着，人们有时候看看这个，有时候听听那个。但是突然间，卫星电视出现了，它跟你说，我会给你更大的、更亮的、更便宜的、即时的全面体验，你都可享有。现代钓鲤活动带来的是捉鲤这种体验。就好像速溶咖啡一样。我认为钓鲤者和其他垂钓者之间，应该存在着一颗挣扎的垂钓之魂。一般的垂钓者都拼了命地想要使其他的垂钓形式继续鲜活地存在，他们希望这些不同的垂钓方式不仅能被认可，相应的渔具也易于采购、广泛存在。但是钓鲤者却说：“我只想钓鲤鱼，我对别的鱼类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居然把别的鱼类叫作“挡路鱼”。所以，一些垂钓者钓到了就颇为高兴的那些鱼，比如4公斤重的丁鲷鱼，如果被他们钓到，他们只会说：“真糟糕，我不想要丁鲷鱼。”哎，这就是现代钓鱼活动的形态了。
“不，不，不，你就是个怪胎。”
在伦敦，对钓鱼的激情仍然存在。通过垂钓，你跟地底下的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类还没有触及的世界有了连接。河流的延展，就如同一栋建筑物一样触手可感，似乎永恒存在。它一直在你的身边：水体的存在，就好像建筑物一样，只不过呈现的方式不同。它有它的特点。水底可能有碎石形成的像浴缸一样的底床，也可能有很深的洞，甚至铺满海草和睡莲叶。大自然用不同的方式让这些地方生生不息。再者，因为这是水域，所以不会有建筑物或者别的设施压在上面，导致它被毁坏。我的意思是说，泰晤士河是触手可及的。亨利八世通过了这么一条法律，说任何英国人都可以在泰晤士河垂钓，这个允许垂钓的范围一直延伸到萨里的斯泰恩斯镇。要垂钓，钓具得上牌照，但是像斯泰恩斯那样远的地方，也没人管。所以你只要去就好了。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我反击道：“我不是怪胎，是美女。”
从逻辑上来讲，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鱼的。你想想从工业化以来，伦敦经历的变化——城市的样子、构造和景观，这一切的一切……你可以去滑铁卢桥，看一下波浪泛起的样子。那里有鱼。真是难以置信，确实有。那里的水那么脏，泥沙那么多；到处都是船、交通废气，大路上有油，每次一下雨，所有的东西就都被雨水带到河里去了。那个地方非常脏，应该说所有的城市都这样。坦白说，地球上任何地方确实都多多少少有这些东西：污染啦，贪得无厌的人啦，过度捕捞啦，自然灾害啦——鱼类要抵御的事物可多了呢。我喜欢这么想：自然总能抵御这些、挺过去的。我想，大部分垂钓者都对自然有信心。我非常乐观。我想，这就是垂钓者的天性：我们很乐观。
我带这些变性女人出去购物、旅游什么的，因为她们都希望有人能在身边陪伴她们，特别是在经历激素治疗的时候，我们相当于在经历少女的青春期——这个时期可以维持好几年，过程其实还挺痛苦的。我的天啊。那个时候我还有胡子呢，也还没有做激光手术。激光手术总共做了三年。日复一日的剧痛，还有激光的灼烧，才能把胡子去掉。我是半个希腊人，我的胡子又浓又粗又厚又黑。有一次，我在一个夜店门口排队准备进去，跟身边一个也在排队的很友善的女士聊了起来，谈论着新浪漫(2)时期的事。我全身都打扮成那个时期的样子，穿着松松垮垮的天鹅绒套装，化着浓妆。我记得，我们正聊着呢，一群埃塞克斯男孩走了上来。那是一个以强电子音乐为主题的俱乐部，这些留着贝克汉姆那种公鸡头型的埃塞克斯男孩真是让人难以忍受。这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我穿着全套衣服、紧身胸衣、吊袜带、渔网袜和高跟鞋。现在我不穿这些了，但我那段时间确实尝试了很多这种东西，有各种新奇的想法，就像十几岁的年轻男孩女孩一样。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戴着首饰，涂了指甲，就是那种哥特风。我站在那儿。总是有这样的人——这次的这个人，手里拿着泡泡果酒，走上来对我旁边的女孩子说：“你好啊，美女。”然后转头对我说：“你好啊，怪胎。”
养蜂人
这块牌子后来果真挂上去了。她原本可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约克夏郡男人，现在戴着假发，化着浓妆，你懂的，总之就是穿成谁的老妈那样。
迈奇·汤姆金斯
突然，整个氛围好像——（她哼起了《迷离时空》的主题曲）——这样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知道我知道的那些编码！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我突然发现，大家可都是极客啊。后来，我去了很多变性人俱乐部，发现大家原来都是电子狂人。这点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变性人共同点前十条里面，排第一的肯定是——电子工程师。我们修旧收音机、旧摩托车、旧汽车。我曾经跟一个变性女人谈过恋爱。她是个工程师，也修旧车，也是个为了兴趣能豪掷千金的极客。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布莱顿，到了站，她突然说：“看到那列火车了吗？上面应该挂个牌子，牌子上应该写着‘第一列穿越英伦海峡海底隧道的火车’。”
我们站在皇家节日音乐厅的顶楼，旁边有个小蜂箱，它被安置在这个地方，避开了从河流那边吹来的风。这个蜂箱叫皇家节日蜂箱，形状做得跟音乐厅大楼一样。
“对头。可以用11号的燃料细棒来做。”
人们问我，我们在泰晤士河南岸，蜜蜂用什么酿蜂蜜啊？我会说，如果你认真看，就会发现圣殿花园就在那一带，另外，那里也有很多带绿化地的房子，再有，你能发现很多没有开发的土地上长满植物——这样，你就能在脑海中把这些植被覆盖地联接起来，当然，也就能想象到蜜蜂是怎么走这条路的了。你如果试着用蜜蜂的视角来看地图，这里还是颇有生产的空间的。格林公园、圣詹姆斯公园，还有河堤一带都挺好的。这些树对蜜蜂来说都很好，因为一棵树的表面是巨大的。想象一下把树的表面展开成平面，你就会意识到这个面积有多大了，可能跟这个屋顶能给蜜蜂提供的采蜜面积一样大。所以，一棵开花的树对蜜蜂很重要。这里可不缺这个。我不知道伦敦梧桐怎么样。这里有酸橙树。在一年的不同时间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树开花，提供花蜜。
“是的，因为它在输入系统里有线性二极管，也用了非专用的二极管。”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巨大的屋顶做什么呢？这里有非常多的资源。在我居住的东伦敦，没有多少地面空间。但是现在，我发现这里有很多空间可以用于花蜜生产。（他指向泰晤士河的方向。）
“这东西已经旧了，不是么？”
不过我也觉得，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城市看作一个可以对其索取资源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创新来获得生产力。我把皇家节日音乐厅当作比例模型，用它的形状建造了一些蜂箱。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养蜂这件事，各种各样的创新都能在这里产生，一座城市有创造力是很重要的。任何有助形成生态系统的东西都至关紧要，蜜蜂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它们也能体现这个生态系统的运作如何。要是你把蜂箱放在泰晤士河南岸，你就能收获很多蜂蜜，因为那附近有很多供它们采蜜的地方，所以那片区域的生态环境应该也不错。我想，教育人们，让他们了解食物、城市、空间和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很重要的。
“我用了LM13700。”
如果一个人了解他的食物来源和身边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就能把整座城市的组织规律和发展潜力联系起来。这样，他在看到各种情境时也会思考：比如他看到公园管理员带着除草器在剪蒲公英，就会马上想要上前制止。对于我们养蜂人来说，大城市里的野生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有了野生生态环境，蜜蜂才有采蜜的地方。我们跟城市的关系不一样。城市的运营经常是关于“控制”和“设计”的，但蜜蜂喜欢的却是那些混乱的、临界控制边缘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长到了墙外，或者被我们弃于一边。这样转换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我们就会开始跟身边的事物形成另一种形态的关系。
我去了。那里坐着大概十八个羞怯的、看起来毫无自信的变性人。我们都坐在组织者的客厅里，那个氛围怪怪的。大家都不知道要谈什么好。有一个人突然提到，自己以前从事过电子工程方面的工作。我说，我也是。又有人说：“我是从莱迪博得那本书开始学的。那本书名字好像叫‘用木板做自己的收音机’什么的。”我说：“我记得那本书啊，过程中要用到OC71晶体管嘛。”这时另外一个人说：“对啊，如果还有调频，得用OC45。”突然，大家吵起来，就好像电子工程狂热者聚会一样。真的……那个氛围在我身上洒满曙光。我提到模块合成，有人就说：“你的罗杰斯控制振荡器用了什么芯片呢？”
女祭司
“我是。”
克里斯汀娜·奥克利·哈林顿
“对啊，你可以来啊，只要你是变性——”
我的父亲来自肯特郡，我的祖母来自爱丁堡。童年时，我在伦敦和父亲一起度过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他是个地质学博士，也是一位地球化学家。1965年，他决定加入联合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项目。一开始，他被派到韩国工作，后来又到了日本，最后他在利比里亚待了三年。所以我对宗教的看法是由我自己的宗教经历形成的：我曾体验过的是部落宗教。我不上教堂。
但我在变性过程中发现一件事，那就是80％的男变女的变性人，都从事过电子工程工作。我真没开玩笑。这个结果挺吓人的。有一天，我在精神科医生那里——这是变性疗程必需的一部分，为期两年——在等待室的墙上看到这么一个布告。上面说，有人准备在自己家里开一个互助小组。于是我就打电话过去：
我快到20岁时，我们被遣返到西方，我到了纽约州的北部上高中。神啊，那是奥尔巴尼市外的一个小镇，到了那里之后，我体验到不小的文化冲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玩游戏，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跟大家好像是来自不同物种。那段时间很难熬。然后有人给了我一本关于异教的书，我突然就感觉到，啊，这就是了！给我书的人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孩，他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和一半爱尔兰血统，很小就成了孤儿，被美国印第安人收养，刚刚才离开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以为我的童年已经够奇怪的了，但他的更异于常人：他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他12岁时靠着搭顺风车在美国境内到处漂，最后在印第安人保留地被一户贫穷的家庭收养，最近才回到生父母的家乡。跟他比起来，我的经历真算是普通的。他说，你应该了解一下巫术。然后他就给了我一本叫作《与月做伴》的书，是玛歌·阿德勒(5)写的。拿到书之后，我读了一整晚。
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靠拉人力车存了23,000英镑。我用这个钱做了手术还有激光治疗，买了雌激素，付了精神科医生和恢复疗程的钱。所有这些都是用我自己存的钱做的，完全没有要政府的福利什么的。
她吸了一口健怡可乐。我们此时正坐在她位于考文特花园的小店里，店里放着许多关于灵性、密教、人类学和宗教的书。偶尔会有顾客进来浏览书籍，但是书店那会儿快要关门了。地下室里，一个业余戏剧社正在组织试演。店门口挂着海因里希·海涅的名言：“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
我在谈恋爱方面算是一把好手，总能成功扮演白马王子，给女士们开门什么的，但这只是因为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男性人设。我可以创造任何一种人设，我可以无时无刻创造自己想要的角色。我的心目中可以有12个乔治，他是变色龙，可以随着环境来变换自己的样貌。当我跟“地狱天使”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把自己代入一个来自南伦敦工人阶层的角色，扮演一个好伙伴。“嘿哥们儿，交给我吧”这种角色。但是乔治绝对不止一个。有一系列对各种各样人物的模仿。这样久而久之，我开始意识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所有人在我脸上看到的，都只是一张面具。我长久地活在一种妄想和焦虑中，觉得别人总会发现我的伪装。这就是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感受了。那种令人天旋地转的悲伤，那种身体里面流淌着错误的荷尔蒙的感觉。出于好奇心，那个时候我开始服用雌激素，想看看这样能有什么效果。
我在1989年搬到伦敦，就再也没有往回看了。我下飞机的第一分钟就想，嗯，会好的。我当时在寻找可以接收我的女巫团，大概找了四五个月吧，就找到了。我们做什么？基本上来说，就是祈祷。祈祷时，你要跟那个地方的自然神灵对话，说，请帮助我找到你们吧。这些语言全部是口述的，从来不需要写下来。我想找的是那些有着旧启蒙传统的人，而不是那些用垃圾书来糊弄人的人，比如《青少年用的101条魔法》就是垃圾书。那是各种法术爱好者杂志铺天盖地的日子，到处都是小巫师杂志、小广告什么的。如果你追踪下去，最后会跟到一个叫“酒吧模拟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秘密给予你巫师身份。你去几次之后，就悄悄告诉他们说，你在找可以接收你的巫师团，想要入会。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会观察你。他们要是喜欢你，就会邀请你去喝茶，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人就是巫师。
原本工作的工厂破产之后，我就去做了建筑工人。虽然一开始只是跟着一个熟人懵懵懂懂地入了行，但是做建筑工人我还是做得挺成功的。在30、31岁左右，我和海伦分手——在那之前，我们谈了五年半。她是歌剧演员。那时候，她开始跟我聊结婚和孩子的事情。我在性事方面是可以的，应该说还挺不赖的。我很敏感，但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给我的感觉是错的。那种深深的、让人头晕目眩的悲伤，就像怀念过往的感伤一样，把人包围，让人沉湎——当你想要跟一个人更亲密的时候，这种可怕的、灰色的痛苦却弥漫得让人窒息。我是个很强壮的人，所以在体力上完全游刃有余。但是日复一日，终于到了这么一天，我想：难道就一直这样了么？我不能一辈子都这么过活。
然后就可以正式请求入会了。不会有人主动提供入会资格给你。你要真诚、谨慎、坚定，但也不要太急迫。他们在找的人，是想要把巫师当作职业的人，这是一个秘密的传统，秘密的社团。你要受到感召，才能加入。他们要找的是那些会把这个事情当作终身职业的人：你入会时可能是20多岁、30多岁或者40多岁，但他们期待你能一直干到70岁以上。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给另外一个人提供巫术训练，这个人就必须跟你加入同一个巫师团。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二十年你都得跟这个人相处。
我到24岁时，就不研究工程学了，转而研究电子学。我当时在做模组合成器。这大概就到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了吧。我用了三年时间，建了一个巨大的65模合成器。这个玩意占了我半个房间——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没有朋友，没有生活，也从来没跟女人说过话。我从来没去过酒吧，没搭过出租车，没在饭店里吃过饭，没在泳池里游过泳，也没去过海边。我住在伦敦中心，但什么人都不认识。我只会骑着摩托车跟老鼠一样跑，在工厂里工作，制造各种工业器件，然后回家继续做我的器件。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意识到，我没有生活。我连睡觉前想的都是电子工程，醒来第一件事也还是想着怎么拆解、组装电回路。
在我身上，事情进展得非常快。我用了四个月，就找到了我的女巫团。有人跟我说：“现在你身上有该隐的印记了。”（她笑了。）“你受到感召了。”我确实受到了感召。我读了那本书，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这就是我。我到死的那一天，都会坚持做我自己。应该说，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现在这个身份有了名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我父亲打工，负责在卖炸鱼的饭店把鱼放到碟子上。我当时15岁，十分讨厌这份工作。我做了六个星期，大概赚了300英镑，然后就用这笔钱买了一辆二手电动摩托车和一个头盔。我买了保险，就总是肆无忌惮地开着这辆排量50立方厘米的铃木摩托车到处飞驰。我认识一帮人，也是开铃木的，我们总是一起在街上乱窜，现在想起来，我们真像一群愤怒的黄蜂啊。在夜晚，五辆摩托车，离合器，还有五匹马力的引擎，你一个小时内就能开100公里。巴勒姆、克拉珀姆，我们都游遍了。当然也遇到过糟心事。我记得一个热得犹如整个城市都被放进了烤箱的夏天，我们在肯宁顿、奥瓦尔一带游荡，那里有一大排政府廉租房。其中一个房子里住着一个体型庞大的男人，他穿着背心，坐在椅子上，开着房子的前后门通风。我们的车就这么从他的房子里穿过去，他那会儿还在看电视呢。呜啊，呜啊，呜啊——摩托车的声音还犹如在耳。我们也会去博士山那里跟地狱天使摩托车俱乐部(1)的人一起玩。不过他们这堆人挺奇怪的。后来我也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帮他们做机械维修。我17岁时，就跟“地狱天使”的其中一派人一起骑车了。他们跟美国的“地狱天使”不一样——英国的这些人都还跟母亲住在一起，是一堆有心理障碍的人，一天到晚只吃焗豆子、喝啤酒。外界看起来，他们的主要赚钱方式就是参加赛车，或者是做巡回乐队管理员、摇滚音乐会的保安什么的。但我遇见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一帮怂货。他们曾经搞扔斧头比赛什么的，但是从来不向人扔。这些人真是蠢到家了，对自己的车一窍不通。我在修车这件事上，可是一把好手，给他们好多人都做了全套的引擎和变速箱维修。
◇◆◇
我那时总是试着偷带一些机器回家。旧电视、旧收音机、轻便摩托车、除草机，任何电动的、机械的东西我都试着带，还带过一个热水器。我把它们拿到花园里，再找机会偷偷带走。真是酷啊。
城市里的巫师嘛，我觉得跟很多别的职业一样，很有可能会一直单身，打扮做派很有波希米亚风格。城市里的同性恋巫师比城郊的多，不过这只是因为非异性恋者在城市里会感到更自在。而我觉得，住在城市里的巫师也更爱人类。听起来很好笑吧。但这就是住在伦敦的人的特点。你必须得喜欢这种人山人海带来的刺激感啊。这才是你来伦敦的原因，不是么？那些住在城郊或者乡下的人，应该更内向些吧。
我小时候是个呆子。我上的是图尔斯山学校，那儿简直是一块丛林瘠地，大家都公然拉帮结派争来斗去的。那时候正好赶上婴儿潮，学校的人非常多。我长得很漂亮、圆乎乎的，但有点心理障碍，总是不知道周边发生着什么，回到家又满屋子都是腐烂的垃圾。我就埋头蜷缩到我的电工研究里去。我老是逃学跑到电气工程研究所，晃荡进去听课，好像我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因为我有一套制服，黑色西服、黑裤子，还有领带。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假装我是其中一员。那个研究所就在北岸的滑铁卢桥那里。我直接走进去，坐下来看书。大概一年之后才被发现。
如果你是一名巫师，却不住在大英图书馆附近，那就真是太糟糕了。为什么不住呀？伦敦大部分巫师都喜欢做研究，所以很多人都会骗票进大英图书馆。把图书馆票骗到手，这可是很好的“魔法”呀。（她低声说）有些人真是不应该得到那些票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拿到的。伪造信头？这些人都偷偷挤进去图书馆，图书馆里人满为患，这就是要排三小时的队才能看到那些书的原因。
◇◆◇
在魔法和研究魔法的人之间有一种联系；不管是希腊的还是罗马的，不管是为了魔法书、古代手稿还是任何记录神迹的文本，不管是维多利亚时期还是爱德华时期的英格兰，巫师都去大英图书馆查书，这个传统可是历史悠久了。打个比方说，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能就跟很多人一样，童年一直跟母亲住在狭小的房子里，到了16岁从学校毕业，就只想得到一张大英图书馆的门票，因为他只想坐在阅读室里面，触手可及就能拿到那些魔法书，跟黄金黎明协会(6)的创始人麦葛瑞格·马瑟斯一样。
他有好多枪，每个周末都会去乡下打鸽子。有一次，他带着一只鼹鼠回来，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到鼹鼠的。他死的那年，刚好遇上武器大赦。我上缴了一大批普通手枪、史密斯威森牌的左轮手枪、自动手枪，还有手榴弹。他有六个手榴弹，还有一支十孔的霰弹枪。这可不寻常。这些武器他全都有，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弹药。我想那应该是1995年吧，我开车把这一大堆武器都送到警察那里。我问，现在是不是武器大赦？他们说，是的。我把车打开，警察看到里面的东西，问我，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么？我说，不了，再见。我那个时候还不叫莎拉。我还是乔治呢。
滑铁卢桥对巫师们来说也是很好的去处。景致很优美：你可以看到威斯敏斯特和金融城，还有罗马—凯尔特时代遗留下来的凯尔特弯刀和祭品，以及从桥上被抛下来的朝圣者徽章和法术遗留物。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蜡制的护身符，那就得用一点蜡，一束草药，然后烧一节烛什么的。通常来说，整套咒术会结束于太阴月(7)的末尾；这个时候，残留下来的物件就得要处理掉。要么是直接烧掉，要么就丢进水里。那种有力量的东西，不能混于尘埃，你当然也不想把它跟耳环之类的杂物放到一起，或是不小心把茶洒到它上面，更加不想把它扔进垃圾堆。它太特别了，绝不能跟垃圾混到一起。
后来，他在沃克斯豪尔桥路一家卖炸鱼和薯条的饭店里工作，每周六他都要出去找那些醉了酒的在街上晃荡的人，跟他们打一架，就是为了打架而打架。回来时身上总是有血。他满口金牙，鼻子也已经被打断好多次了。
所以我通常都在上班途中，站在滑铁卢桥上把它们扔进河里。就从桥沿扔进去。当然，桥上总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还有交通协警。但我就是需要这么个安静的瞬间——靠着桥栏，弓起身子，对河说谢谢，然后放手。这个瞬间，可爱又珍贵。
我母亲完全是个疯子。她老是把一包包正在腐烂的垃圾堆到天花板那么高。太可怕了。我父亲就像个野蛮人。“二战”期间，他在希腊当过土匪，属于某个党派，喜欢杀德国人，把他们的武器夺过来。他看起来像是来自意大利西部的墨西哥土匪：大胡子、因充血而鼓胀圆睁的眼睛、重重的眼袋，总是抽烟。深褐色的皮肤，总是坐在椅子的边缘，像是一根随时准备往外蹦的弹簧。他看上去简直像一个嗜血的、疯狂而残暴的希腊人，流出来的汗可能全部是肾上腺素和睾酮素，好像谁要是胆敢看他一眼，他就会被激怒而爆炸。在希腊那会儿，他杀了太多人，没法再待下去了，于是他就跑路了。20世纪50年代，他在伯爵宫展览馆的一个厨房帮工，我母亲当时在那里做兼职侍应。
(1) 地狱天使摩托车俱乐部，全球知名的摩托车俱乐部，成员主要是骑哈雷摩托车的白人男性。
克拉珀姆南地铁站对面曾经是一家医院，现在那里变成公寓了。那家医院是南伦敦妇女医院，我是在那里出生的。就在最高的那层楼，从左数的第三个窗户的房间里。我问过母亲一次。我想她只是随便指了一个房间，目的是让我赶紧闭嘴。我在罗西特路长大，那是一片相当脏乱的地方。邻居家是妓院——黑人女人服务黑人男人，他们老是在窗沿上用大扬声器播放雷鬼音乐。那时候，总有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比基尼站在门里。我有时候会去看她。“嘿，”她说，“小白。别在这里晃荡，回家去吧，小白。”那个区域完全是红灯区，贝德福德山就在后面，到处都是招徕生意的姑娘。现在的森宝利超市停车场曾经是一片废弃的大楼。位于栗树林的那个学校曾经堆满战后的残垣断瓦。这里有很多轰炸形成的废墟，真是又乱又脏。有很多醉汉——许多人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回到这里之后天天酗酒度日。许多有创伤后遗症的人在此流连，到处乱糟糟，散落着残垣断瓦，又被许多铁路轨道分割得七零八落。我记得到处都是腐烂破碎的东西。
(2) 新浪漫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起源于英国的流行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伦敦和伯明翰的夜总会演出现场，歌手通常浓妆艳抹，穿着华丽。在大卫·鲍伊、马克·博兰和罗克西音乐的影响下，它发展出迷人的摇滚和历史时尚。其名字来源于早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格。
今晚，她不需要用到那根金属棒。没用多少工夫，她就接近了垃圾桶。莎拉一手展开橙色垃圾袋，一手拿着她的手电筒，撕开塑料袋，扔开空包装，继续翻找。突然，她快乐地尖叫起来——原来她在一堆破烂中间，找到了一包核桃牛奶巧克力卷。
(3) 南多烤鸡店，英国连锁烤鸡店。
我跟她一起走在漆黑一片的巴勒姆街道上，她边走边继续说着关于她人生的一连串故事。一波波的倾诉如同小溪一般流过，其中的激流却难以捕捉。她42岁了。她一次次地提及自己的年龄，有时候会讲到她最近在跟红斑狼疮斗争的过程中，不小心拉伸过度，把骨头弄折了。有时候，她提及42岁，是为了说明自己在这个年纪再也不能整晚跳舞了，或者说她的头发可以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她的头发就像一堆蘑菇，卷曲在前额之上。“这么盘着可稳了。”她一边拍打着头，一边说。她做这个动作时，就如同在舞池跳舞一样。我们走着，她居然背诵起莎士比亚《亨利五世》里面著名的圣克里斯平纪念日演讲的一部分，她的演出版本，可是比亨利五世本人讲的还要大声。她就着演讲中的重点词，把金属棒当作球拍一样挥舞着，增添效果。这演讲在巴勒姆的房子之间回响。快到巴勒姆主街时，她声音软了下来，又把演讲从头开始背诵，然后快速、轻轻地过了马路。
(4) 浮钓，指垂钓者浮在水里的钓鱼方式。
夜晚刚过11点，我们从维特罗斯超市出发。莎拉去巴勒姆附近捡垃圾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工具——通常来说是一根金属棒和一卷耐用的橙色垃圾袋。这些垃圾袋能把她拣出来的散装胡萝卜、偶尔会找到的卷心菜和时不时会从凹陷的包装袋里漏出来的提拉米苏都装在一起。在巴勒姆的维特罗斯超市，金属棒尤其有用。
(5) 玛歌·阿德勒（1946—2014），美国作家、记者、祭司。《与月做伴》这本书是对美国当代异教的社会学研究。
莎拉·康斯坦汀
(6) 黄金黎明协会，也称赫密斯派黄金黎明协会，是1888年在伦敦由一群神秘主义人士建立的秘密组织。他们把塔罗牌、占星术等结合，在西方神秘学中有着重要地位。麦葛瑞格·马瑟斯（1854—1918）是其创始人之一。
捡垃圾的人
(7) 太阴月，月亮绕行地球的周期，等于29天12小时44分2.8秒（约为29.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