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这就是我们使用的系统，而信息屏幕的作用是——加里，你能拉一个空白屏幕出来给我做个演示吗？——好了，这就是一个空白屏幕。这就显示出来了，我们先把图像的原像放上去，然后把发生的紧急状况放上去。这时候你看右边，就会得到不同事故原因的编码。编码从1编到99号，任何一个号都有可能出现。
他们坐在调度中心里，感觉像是电话推销员一样，随时等着外面有人跟他们沟通。他们的伦敦是一张用各种颜色编了码的地图，这张图慢慢在他们的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个屏幕上有着星星点点的颜色，而在每一个出现问题或者危机的地方，都能看到一个代表救援面包车的标志缓缓靠近，处理着醉汉从楼梯井上滚下去了或者是在问题表上用别的颜色标注了的类似问题。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一天反而不是个好日子，因为这肯定是非常罕见的一天。吉尔冷静地等待着电脑加载信息。
加里：每一个号码代表一种类型的事故——故意损坏公物、安保问题、树枝垂落、普通问询、人口失踪、盗窃、汽油泄露、水管爆裂、车上车下起火等等……就像吉尔说的那样，基本上，所有在M25高速公路以内影响公交车正常运营的事情，我们都会处理、形成报告。我们掌握事故点的实时信息，也能马上联系上相应的部门和人，包括警察、消防系统、医疗急救系统、公交车司机本人，甚至是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我们的系统覆盖一切。
我探访中心、对公共交通网络联络经理进行采访的那一天，职员们正好在为即将来临的一场地铁罢工做准备。整个房间都十分安静。其中一个显示屏上是天空新闻台，另外一个屏上显示的，则是那些红色的罢工方队经过伦敦街道角落的景象。联络经理跟我聊了大约一小时，后来他因为要去接一个有关罢工的会议电话而离开，另外一个叫吉尔的当值经理过来接替采访，整场对话变得更有趣了。吉尔说，负责登记所有问题的电脑系统其实速度相当慢。吉尔刚刚休假归来，她的一个同事说，吉尔应该想念调度室里充满着肾上腺素的氛围。几分钟之后，我得用录音笔才能记录下来她说的信息。“我们有五个接线员。”我们一起走向广播反应站的过程中，她继续说道。我们站在一个负责监控电脑屏幕的男子身后，他的名字叫加里。“以前，系统没有定位功能，我们只能完全依赖司机来告诉我们定位，”吉尔继续说，“对有些司机来说，英语连他们的第二语言都算不上，所以问题还是挺大的。我们得问他们：‘你现在在哪里？’他们会说：‘我在北伦敦的一家阿斯达超市外头。’这种回答真是令人头大。但有趣的是，我们这里总有人会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在哪里。”
吉尔：你现在看看“故意损坏公物”，代表这个事故类型的编码是74和77号，它们代表有人向公交车扔东西。在下面，你也能看到这种网格指引——如果我们突然在某一个地区发现很多77号——代表“故意损坏公物、破坏公交车”——这就会在中央微处理器上显示成一个红色原点。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在一个周三的下午五点半会突然有这么多人用石头扔公交车呢？然后大家就发现，那个地方原来是有一个放学托管所的，但是现在关闭了，那附近的孩子无处可去，就扔石头玩了。我们通过中央处理器，就可以把信息填进去，系统就会显示在这个特定的领域发生了什么。
调度中心就在白金汉宫路上的这栋房子里——这是日夜运营的伦敦公共汽车紧急沟通中心，负责公共汽车的调度和控制。每天，这里要从伦敦的23,000个公交司机那里接到将近1,300个电话。他们就在这里安排临时改道，处理紧急状况，并且通过超过1,200个凝视着伦敦街道的交通摄像头监测路况。
加里：在公交车上，最常发生的事就是车费纠纷。如果是事关公交车司机的纠纷，编码就是21，如果是事关别的工作人员的纠纷，编码就是22或20。这件事情真的是无休止的。还有的事情根本没有相应的编码——今天我处理的一件事是，有一条狗自己上了一辆公交车，没有主人。是一条流浪狗，自己上车之后又自己下车了。我心想，它可能只是想回家吧。这是我今天处理的最不寻常的一件事了。你只能把这个归类到“其他”。我们只能处理丢到面前的所有信息，然后交给相应的人来处理。现在有新的好帮手了，那就是闭路电视。只要我们在事故现场有闭路电视，我们就能直接看屏幕，很多时候一些情况就能一目了然。在摄政街十字路口的皮卡迪利有一些扒手，他们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上夜班”，所以我们会通过系统通知相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得注意这群人，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这个时候可是要“上班”偷东西了，得提醒乘客了。
在维多利亚汽车站，八点出发、前往波兰赫鲁别舒夫的人开始排队了；同时，前往格但斯克、埃尔布隆格、奥尔什丁、什奇特诺、奥斯特罗勒卡、科沙林、斯拉普斯克、格丁尼亚、路博兹舒夫等波兰城市的队伍也慢慢排起来。在这个点，乘客之间没有什么谈话声，一个行李箱突然倒地，拉杆打到地板上的声音清脆无比。
吉尔：现在这会儿挺安静的。我们来看看佩卡姆拉伊区的登记表。这里显示刚才加里输入的东西，现在如果点击一下，它就会告诉你前方的反应小组中谁离这个事故点最近。你点了吗？
吉尔·亚当斯和加里·威廉斯
加里：点了，现在正在更新数据。有时候系统反应慢。
公交车调度经理
吉尔：整个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机和全球定位系统来运营的。（屏幕更新成功。）好，你现在看到了，这个人离得最近，离事故点有4.8公里。但是离得第二近的人是开面包车的，应该就是这个叫兰贝斯的——现在双击一下他，过一秒钟，他的货车就会变成紫色。系统现在就会给他打电话。（等待屏幕更新。）好了，事故点出现了，他的货车也出现了。我们现在可以把他设置成继续工作，或者也可以点一下他的名字，设置他现在可以吃饭休息，那他的标志就会变成黑色，那就不能用他了。屏幕看起来好像是人得了麻疹还是水痘之类的皮肤病。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工作的，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让相关人员快速到达事故地点。
有人会说：“看到年轻男孩也乐意干活，真好啊。”这种评论让我觉得感觉挺好。去年圣诞节，我值夜班，天气很冷。我在扫街道，旁边有一些新的公寓正在修建，可能一个房间就要150万英镑吧。这时候我遇见一对情侣，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他们就给了我20英镑。我说：“啊，你们不必如此。”他们真善良。他们跟我说：“去吃点什么吧，天这么冷。圣诞快乐啊。”人们会感激你做的事情，这真好。
加里：这样他们才能快速处理那些紧急问题。
城市里的垃圾是不断堆叠的。想想真是很疯狂，一袋一袋的，全是垃圾啊。我看过最可怕的景象是……我用手机拍了张照片，记录了下来。还有，落叶的时候，啊，也很可怕。有大叶子，但是小叶子才是最糟糕的，因为特别多。在圣保罗教堂附近，围绕着教堂就有特别多大叶子，扫起来不那么难。但如果下雨，它们就都粘在地面上了。另外，刮风垃圾又多的时候，也是令人头疼。我一次性扫出来的，最多的一次大概有25到28袋垃圾吧，加起来应该有差不多50公斤了。
吉尔：在调度中心的很多员工都曾做过在街上开面包车处理事故的工作。他们有的也做过督察员、车资收入检收员、路旁工作人员或者公交车司机。我在这里做经理已经三年，来这里之前我是公交车站的控制人员，再之前做过公交车司机，我还做过公交车驾驶教练。在开公交车之前我是警车司机，专门做快速反应出车的。我曾经在牛津街的中心给人做过急救——当时，有个人的腿被公交车碾了，我就给这个调度中心打电话，告诉他们现在从牛津广场开始，牛津街东边准备要关闭通行了，问他们能不能从摄政街安排一条改道。我打给他们时，另外一个方向居然有公交车停下来想要看看这里在发生什么，我当时的反应是——赶紧开走吧，别碍事——但往往这个时候总是有人不识相地走过来问，亲爱的，我在哪里能搭公交去皮卡迪利广场呀？
有一次，我清洁完，回到我的垃圾车旁边，里面居然有一个帆布背包，跟那些恐怖袭击者用来装炸弹的帆布背包长得一模一样。我心想：“老天！”我拿出一根棍子，把包挑起来想感受一下重量，但里面是空的。我把它调转过来，发现拉链坏了，里面也破破烂烂。无论如何都要检查一下，如果有什么可疑物，就得打电话给警察。我看过拆弹方队来检查可疑物，那次好像是因为一个内容不明的行李箱。他们把整片区域围起来，疏散旁边大楼的人群，所以街道上本来安安静静，却突然涌出来一大堆人，抽烟的，喝咖啡的。他们一走，地上又乱七八糟的一片。真是难搞。
加里：这种事太多了。
建筑工人在这方面也很糟糕。建筑工地总是最乱的；而你在清理的时候，他们总是随地乱扔东西，对你毫不尊重。
吉尔：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真反而有点讨厌呢。不是么，加里？
我也清理过老鼠什么的，也是够恶心的。在火车站、一些商店的背后，或者在小街巷。周一的时候，我们在盐站，那里堆满了盐。垃圾里面可能混有砖头、大石头什么的，这些得挑出来，不然粉碎垃圾时，这些砖石会把机器卡住。一个垃圾车的司机看到里面有东西，就徒手把那个异物拉了出来——他还以为是块砖头。谁知道，原来是一只死老鼠，身子硬得跟石头一样。太恐怖了。
加里：对啊。（他叹了口气。）
人们做的一些事真让我糟心。人们应该清理好自己产生的垃圾才对。但是他们好像不在乎。我觉得这些人是这么想的——总得给环卫工留一份工作吧。
吉尔：不，我说真的，我们宁愿有事发生，这样一天过得比较快；第二就是，这个办公室在有事发生时运营得最好，我们会全心投入。我们真的会肾上腺素飙升，特别喜欢这样。繁忙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是吗，加里？
有时候，我周六也开工。我们四人一组，骑着电动车前往那些大的人行道去做清洁。两个人做一边。地上总是有呕吐物的痕迹——我真是看多了，有的一看就是走几步吐一次的那种，走几步又吐一次。太恶心了。
加里：（怀疑的语气）哦，是啊。
什么样的垃圾都有，用来装货物的纸箱啦，纸杯啦，还有食物、球鞋什么的——很多人买了新球鞋之后就把旧的扔掉。那里还会有食物摊档，卖炸虾、香蕉卷饼之类的东西，对这部分区域我们还得做消毒清洁，进行整段冲洗，否则到处都会黏糊糊的。
吉尔：你就是喜欢！你这骗子。别跟我装。有时，即使只是一个公交车司机打电话来说“有乘客骂我”，其实我们也知道99.9％的时候，这种事情也就只能让它自然过去——听听司机们把事情说出来，也正是他们需要的了。要知道，在调度中心工作的这些人很多以前都做过司机。就想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想听到什么，然后把同样的话跟那些打来的司机们说一遍就好了。
周日清扫市场是最难的。那些摊贩们都不按时收工，所以你只能等。有时候，市场检查员来催促摊贩们快点收拾，不然就罚款。慌乱之中，我们要清扫的东西就更多了。我们推着垃圾车，还有一个电动笼子——这是用来装可以回收的物品的，但要是下雨，就没法搞回收了。这种大规模的工作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我们从市场一头开始做，而另外一头是陶尔哈姆莱茨区，那一区的同事们比我们晚开工，所以他们那区的垃圾总是被风卷到我们这里来。
加里：我们有电台，还有闭路电视。
现在，我甚至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杯东西，再回去工作。以前，我得把休息时间也搭进工作里，总是担心自己完不成。同事们在休息处找不到我，就打电话问我：“你在哪里？”我总是说：“我在干活啊！”
吉尔：我们这些人比任何人都熟悉这座城市；我们知道闭路电视在哪里。了然于胸啊。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不得。
在我年轻时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不熟悉，动作很慢。但是只要熟练起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就会容易些——要赶到指定地点，配合团队按时完成工作。大概用了几个月，我才习惯这种节奏，放松下来。我工作很努力，经常做得汗流浃背。现在我可以比较好地掌握适合自己的节奏了，工作也总能按时完成。
加里：不过我们也想多见见阳光。
干这活儿永无止境。即使水沟目前是半干净的，烟头、石头和灰尘总会累积起来。车一开过，带起一阵风，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卷进去了。所以要一直弄。啥都会慢慢堆起，越来越多。
园艺师
现在垃圾桶上都带有一个烟灰筒，给人们放口香糖和掐香烟的。有些人却专门喜欢恶作剧，把这个烟灰筒生生拔下来然后扔在地上。这不是有病么！
保罗·埃克斯
每天我大概要捡起大概5,000到10,000件东西。香烟、垃圾、纸杯，什么都有。口香糖、烟头……尤其是麦当劳的纸杯，哪里都有，最多的就是它。除了杯子，还有装薯条的盒子啦，汉堡包装纸啦……带有商标的东西实在太多，最多的就是这个大M。
他在威斯敏斯特市政厅里走着，步伐比同事要慢些。其他人中大部分都步履匆匆地走向扶手电梯，他则从容淡定。“你看那里，”出了电梯之后，他指向窗户外面，在那残破的房子石堆后面，是一棵美丽的树，“那是我们十五年前种的。”
自从做这份工作，我几乎走遍了整座城市。我对伦敦了如指掌。所有的街道、地标什么的，我都了解。我服务的这家公司业务几乎覆盖整个伦敦。我给你看看地图吧……对，这片就归我扫。粉红色的这些是地铁，到地铁站的楼梯也需要清洁和打扫，那些楼梯都容易变得灰尘扑扑的。这里呢，就是主路。早上我们搞好所有的小地方，九点半之前就到这里，午饭时间左右就要到主街，很快所有人就要吃完午饭。
我在莱斯里普长大，咱们那个时候有一座大花园，花园背后靠着一大片树林。我和朋友们习惯了在树林里漫游、玩耍，爬到树上，故意往下摔进水里什么的。在那个环境里，我们拥有自由，得到鼓励和快乐。现在那片树林有些变化，但是还在。莱斯里普树林还是非常有名的，因为那里有一大片松树林。建起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大楼的许多木材就来自于那片松树林。
我是在学校里认识经理的。他说：“我会给你一份工作。”我没有参加面试或者任何别的什么考核。反正就直接来上班了。那个时候我刚满16岁，刚好放完暑假回来，他们跟我说，第二天来上班吧。我说：“不，我想马上就开工。”于是我那一天就开工了。刚开始就是那么兴奋。
在那些日子里，园艺还不是一个很受人认可的专业。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园艺才在人们心中变成一种确实可以从事的职业。市政厅开始认识到，确实需要有专家来照顾植物这种独特而珍贵的资源。
猪头、鸡肝、烟蒂、梧桐叶、糖纸、薯片包装袋、咖啡杯、脏尿片、旧袜子、手机账单、布满折痕的照片——他都收集起来。“每小时都会有新的垃圾，会新产生一百个烟蒂。”这名环卫工人说，“每分钟都有人踩过某个东西。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树当然能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从整体的环境来说，我们能得到更纯净的空气，得到有质量的生活。而树也能使公寓的价值得到提升。树要种在对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城市的人行道和大路上种新树时尽力推广的理念。我要非常仔细、认真地评估新的种植地点。我们得花点时间来考虑种植地点是否合适；如果合适，我们还要选最适合的树种来种下，这样新种下来的树才能带来最好的效果，且尽量不给人带来不便。它的大小要能和附近大楼的大小、路和人行道的宽窄相互协调。
乔·约翰·艾弗里
有的街道非常狭窄，它们中间没有很多空间来让大树展开来生长。所以我们会种下更加直立，树枝径直往上生长的树，而不是找树枝水平延伸的类型。我们种得很多的一种树叫“公鸡”豆梨，这种树不结果子，春天开出一串串的白花，差不多要把整棵树包围。它们开花时有点像雪人或是冰屋，一连几个星期，整个“穹顶”都是白色的。你到牛津街就会发现，那里有好多这种树，从大理石拱门一直到牛津广场都有。
环卫工人
它们不怎么长虫，也不怎么得病，似乎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也不太需要修剪。它们忍受着牛津街那种挤挤攘攘、人声喧嚣的环境。唯一的问题是，牛津街确实是一个不太寻常的地点，人们会把自行车拴在树上，而脚踏板和自行车链条之类的东西会蹭坏树干。但这些树还是容忍着。它们在这方面确实很不错。
有时候，伦敦会让我想起一些有殖民风格建筑的非洲城市，那些城市里的建筑都有些破损，却无人修整。伦敦就有点像那样，像一座曾经被殖民、然后一点点变得更加破旧的城市——历史曾经辉煌，今日只有沧桑。
“公鸡”豆梨开完花，叶子在四五月出现。那些树紧紧地抓住叶子，一直到十二月中才开始落叶。它们是晚落叶品种，比许多其他品种的树绿的时间都要久。所有的树都很好，不过“公鸡”豆梨是最好的。
巴黎比起伦敦，规划的痕迹更重，所以它内里的结构更加有戏剧感、令人震撼。我喜欢伦敦的不期而遇和混沌无序。在伦敦，你不能期待看到在规划完全的城市里才能看到的那种固有的戏剧性。你得通过别的途径来找戏剧瞬间，而通常来说，是要在人的身上发现。伦敦是独特的，但同时，它看起来又跟别的很多地方很像。在伦敦，很多商店的门口都十分糟糕，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地方无人照管；简而言之，这个城市维护得不好。比尔·布莱森(8)曾写过关于街道清洁的数据——巴黎的花费，按人头来算是每个人21英镑左右，而伦敦，好像是3英镑还是6英镑吧。反正到处都是垃圾。总体来说，伦敦真的是一个没有被好好照看的城市——人行道、大路等，到处都好像是用补丁随随便便补起来的，似乎没有人想要去修整。歪斜路牌的数量也颇为惊人。有的路牌凹陷了，这可以理解，但永远无人换修。摄影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后期看照片时能清晰地看出垂直方向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全都多多少少歪斜了一些。我就想，他们是不打算把这些路牌弄正吗？他们就是不想管这个事对吗？
另外一种很好的树是悬铃木，也叫伦敦梧桐。伦敦因这种梧桐树而有名。它们中的很多都是一百多年前种下的，因为当时的伦敦空气烟熏火燎的，污染非常严重，而梧桐树似乎可以轻松面对这些问题。它们在烟雾环境里也可以很好地生长，因为它们的叶子厚厚的，像真皮一样，在重污染中也可以抵御环境。在树生长的头几年，树皮会一片片地从树干和树枝上掉下来，有点像给车换空气过滤器一样，懂吗？它们被大气中的粉尘粒子堵塞住的时候，不规则的树皮就会掉落在人行道上——但是树很聪明，在让旧的树皮掉下之前，新的树皮早就长好啦。
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发生，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在不同的街上准确地把它们识别出来。我在纽约也做过街头摄影，在那里找镜头很容易，因为你可以轻易地判断事情将如何进展，人将去往何方。而在伦敦，事情发生得偶然而毫无章法，所以，通过以建筑物为中心来创造那些戏剧化的瞬间是很难的。伦敦确实有那么些大型建筑物，但是咱想想看啊……其实白金汉宫挺没意思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作为一座城市应有的看头来说，它真的挺垃圾的。这座建筑颇为无聊，前面还有一座那么大的环岛。
你会在伦敦的一些广场看到梧桐树——比如伯克利广场，那是最有名的，那里的树是大种的伦敦梧桐。伯克利广场的那些梧桐树应该是1789年种下的，现在还在坚强而健壮地生长着呢。它们巨大无比，形态优美，枝丫良好地伸展开来。它们需要很多空间才能好好生长，在这里它们就不愁这个了，简直是宫廷一般的环境。它们是伦敦梧桐中的劳斯莱斯，是猫粮中的伟嘉。真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还有他们的前辈在种植这片树木时做到了心中有数，选对了树，也选对了空间。它们伸展的枝丫刚刚从一棵树伸展到另一棵树上，而不是那种编织成网状的效果。
在肖尔迪奇，还有许多街头生活，也有许多街头时尚可以捕捉。当然，人们穿的衣服也不一样。街头更加喧闹，也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时尚服饰。比起金融城，那里的人穿衣风格更加随意，表情也更加自然。应该说，更加个性化。我不想把贫穷描述得如此格式化，但是穿着廉价服饰的人好像确实更有个性，充满个人风格。而在西伦敦，任何富裕地区——北伦敦也是如此——穿衣风格就很呆板。有时候，这些区域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是《天外魔花》(6)或者是《密威治的怪人》(7)那样的故事，好像街头千千万万的女人都穿着博登牌同一条生产线生产的衣服。所有人都非常僵硬、死板，好像都戴着面具面对世界。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看，这很有趣，因为那是一种空洞和空白。他们的表情更少，身体语言也更少。贫穷区域更加生机勃勃，虽然有人会觉得那里很粗俗，但是在那里有更多的生命表达，更加开放。布里克斯顿的街头生活更好：街头便利店都是由牙买加人运营，那里总是还聚集着店主的大约八个朋友。他们放着音乐，玩着多米诺骨牌，喝着酒，虽然在工作，却像是在开小型派对。这比去森宝利超市之类的连锁商店可要好玩多了。
我们目前正在从它们身上剪取一些样本来栽培，因为伦敦梧桐实际上是美国梧桐和欧洲梧桐的混种。它的身体里流着这两种梧桐树的“血液”。结果就是，如果你尝试从种子开始培植这种树，你会在第二代身上看到不同的特质。但如果你直接从树身上提取样本来扦插，然后把芽剪掉，就可以确保这些树的特质在第二代身上保留下来。我们在汉普郡有一个苗圃就正在用扦插的方式来培育树，等到这些树长到足够大，如果伯克利广场还有空间，我们就把一棵新树种进去，那两百年之后的第二代梧桐树，还会保留我们今天种进去的那棵树的特质。
但是，我确实注意到，在伦敦街上玩耍的孩子越来越少了，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在街上玩了。我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纽卡斯尔、曼彻斯特或者贝尔法斯特看到在街头玩耍的孩子；在那些城市里，会有少年团伙游荡，想办法找乐子，不是在捉弄自己就是在捉弄别人。用棍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打人，用石子往汽车身上扔什么的。在伦敦，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
你得非常专注，因为在伦敦，每五分钟，都有不同的事情在进行着。总有小小的戏剧在每个瞬间上演。我特别喜欢观察男女们在街头吵架的样子，或者是孩子们从父母身边跑开时，父母脸上惊恐的神情，尤其是在金融城里——孩子突然跑开，父母就会陷入恐慌，担心孩子会被车撞到什么的。就是那个恐慌瞬间。孩子们在街头打架也很有趣。
有人说，伦敦地下的东西比地上的东西还要多。我们必须在街道表面开一些试验孔，安装电缆探测器，以确定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让树跟燃气管道、水管道等等这些东西和谐生长。树木跟城市的结构和脉络可以很好地共存。树木的根就像虫子，会去寻找阻力最小的生长线延伸，而如果它们触碰到地底下的管道，它们就会“改道”，而不是跟它硬碰硬，导致自己死在那里。有时候，我们会设置一个障碍，那么根触到这个障碍时，就会向左或向右转，或者往下走，总之它们不会往上走。
有时候，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做着白日梦，迷失在想象中——这些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正在经历什么呢？他们跟我有一样的观点吗？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我们是否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当我摄影时，这种想法都是本能浮现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过去，生活还是继续着。只有后来在编辑照片的时候回想，才会想到，天啊，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拍照时，你看到的只是一瞬。引发照片中这种位置的摆放、人们的表情还有姿态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知怎的，女人好像总是会在公共场合争吵，而男人不会。男人可能想晚点再谈，找一个私密的地方再谈，而女人总是想当场解决问题。如果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照片系列，应该会挺有趣。因为你可以从身体姿势看出，男人们不太想在公众场合讨论这些问题，而女人们非常专注于事情本身，对环境的一切浑然不知。
在城市不停地改变、发展和形成过程中，伦敦的真实土壤变得非常深，比我们能看到的地表以下的地方要深得多。但是大部分要不就是圣约翰树林和北帕丁顿的那种会收缩的黏土，要不就是往南走，经过海德公园之后，见到的沙和碎砾。在这片地域，你会找到冲积土以及黑泥煤一般的土壤。所以说，主要有三种土，而这些土壤类型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挑战。
开始下雨了，我们跑到希腊街一家专门卖鸡的廉价餐厅的雨棚下避雨。他站在那里，抽着烟环顾四周。“有时候，”他说，“一个人拉卫衣帽子盖住头这样的情景，就是一幅有关伦敦的美好景象。”
在这座城市的北部，树根会抽走大量水分，黏土会收缩。巨大的楼房本来就会给下面的黏土压上沉重的重量，这个时候收缩了的土就可能会崩裂、下陷。我们也要考虑这部分因素。人们希望每样东西都像商店橱窗里的商品，都好好地摆在他们面前，任君挑选；他们可能会向市政厅投诉说，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损坏，把楼房的基底弄坏了，影响到了整栋楼什么的。所以我们得非常频繁地对这些树进行大力修剪。我们在选新树时也要把这些事情纳入考虑范围内。我们不想种一些可能会在未来造成问题的树。我们想要一些可以长久生存下去、跟环境也相适应的树种。
伦敦在某些地方显得很浮夸。金融城里有一些看起来十分吸引眼球的大厦，这些大厦影响了金融城的光线。伦敦其他地方的房屋大多比较低矮，只有两到三层楼高，而金融城的楼房都比较高。金融城的一些楼房是在中世纪建成的，所以城里有许多狭窄的街道，光线一旦被高楼挡住，这些街道就变得非常阴暗。新的大厦建起来之后，在晴天里它们就好像巨大的镜子，把光反射到之前没有什么光亮照耀的小街小道上。这种光泛着蓝绿色，因为它们是从那种有色玻璃上反射过来的。这种光通常感觉有点冷，因为没有什么红色的玻璃。但是这种光束都非常集中，看起来特别有戏剧性。
银杏也很适合种在这里，因为伦敦比城外的温度要高那么几度。银杏在伦敦市郊的邱园(9)被种植时，大家认为它可能会比较娇弱，所以把它种植在一个温室的旁边，但是现在温室已经搬走了。它实际上是非常坚韧的物种。银杏是来自中国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树，恐龙还在这个星球上踏来踏去时，它的旁系应该就已经在生长了。有的人很喜欢银杏，有的人则对它评论不佳，但这种树是人类所知的仍在生长的最古老的树。邱园有一棵银杏已经差不多两百年了。那棵树可大了。
他穿着大衣，坐在苏豪广场。时间接近中午，阳光照耀。我们聊着天，附近一个男人用吉他拨着和弦。云遮挡住太阳，影子在广场上、大厦的墙体上缓缓移动。
当然，还有来自塔斯马尼亚的瓦勒迈松，在塔斯马尼亚的山上探索的人能找到这种树，真是太好了。瓦勒迈松现在在邱园及其他很多著名的公园里都有种植。它本是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针叶树，现在稍微常见一些了。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些还没有被开发的地区，一定也还有别的好树种。比如在中国四川发现的水杉，人们本以为这种树已经灭种了，直到战后有人去这个地方，发现这种树，然后在1950年左右把种子寄回来。现在水杉可是这里最好的行道木呢。
伦敦总是把自己塑造成金融中心的形象，这个我没有疑问——但是金融城真的是垃圾一般的存在。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来说，它的建筑很糟糕，街道很糟糕，陷在毫无章法的混乱中。你在金融城街上看到的人不是那些非常有钱的人。真正有钱的人不会在金融城的街头出现，因为他们不出门：他们有跑腿的帮他们处理各种事，他们去哪里都开车或者坐出租车。所以你在金融城看到的人，脸上总是挂着忧心忡忡的表情。好玩的是，金融城的每个人都穿得一模一样。男人们都穿着深蓝色、灰色或者黑色的衣服——甚至穿棕色衣服的都很少。女人们的衣服色彩稍微多点，但是那些衣服看起来都挺廉价。金融城街上的人，比起伦敦别的地方的人看起来更加受挫。他们看起来好像都被人折磨过一样。要是偶尔出现一个有钱人，你立马就能从人群中将他分辨出来。有钱人身上有一种气质，好像刚刚悉心打扮过一样。他们身上就散发着钱的气味，因为他们身上的每一寸地方都精细地装点过，看起来十分昂贵。大部分普通员工都穿着廉价而不太合身的西装，有的地方有点磨损，有的地方有些发亮。
通勤者
戴维·琼斯
伊丽莎贝塔·德·卢卡
街头摄影师
我喜欢伦敦，但总体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城市。我喜欢在乡村生活。我们一家人都住在乡村，所以我选择每天通勤。我住的村庄位于一个河口附近，离伦敦大约有120公里，所以我在家时的生活质量其实挺好的。我们有一个造船人住的那种小木屋、一座漂亮的花园，晚上可以看得到星星，没有飞机，也没有雾霾。在早晨，我一般会穿过公园，走到车站去赶7点06分的火车，试着弄到一个座位。
人是非常朴实的。我们有时会把人想得太复杂。人们每天通勤，来到伦敦中心，做着一些复杂而精细的技术活儿，但我们其实跟几千年前的祖先拥有同样的欲望。我们被相同的基础需求驱动着。我觉得，在评估人类居住的城市时，一定要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们要做的是满足人们的基础需求，保证伦敦既不是一个只被用于工作的不毛之地，也不是一个被规划得乱七八糟、不伦不类的城市——一定不能让它成为像这个星球上别的很多无聊都市那样的地方。
我在火车票上的花销是每年4,660英镑，火车线路从伦敦一直延伸到诺维奇。实际上，这条线路是划回政府掌管的线路之一，所以运营起来有许多困难。火车非常老旧、肮脏，也很臭。洗手间太脏了，脏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地板上的污秽像是完全渗进去了，好像清洁员已经放弃了打扫。我得把卫生纸铺到座位上，才敢坐到马桶上，就算是锁门，我也要用纸巾包着才敢碰那些按钮。我甚至把包挂在脖子上，以免它碰到地上。这个环境实在太糟糕了，旅途又长，有一小时二十分钟呢。
这不是世世代代的城市规划师习惯的工作方式。他们习惯设计像巴比肯屋村(4)那样的东西，一层是人行道，一层是车行道，以抽象的自负来对待这件事，使用那种失传已久、颇有历史的网格来规划这个地区，而不是根据附近的街道模式来进行规划。不出所料，这样的结果就是把人们都搞得晕头晕脑的，这片区域被弄得让人十分难以忍受。主祷文广场(5)是另外一个例子，都是用直线来进行规划的，把楼房布局在抽象的空间里，这种方式从来都不奏效。1968年我大学毕业时，我来到伦敦面对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我们分了组，而我被分到的区域就是主祷文广场。我完全没想到，在三十年后，我做的事情是对原来的那种规划工作进行反拆。现在的主祷文广场，在地面水平上有着非常吸引人的空间，有人们可以使用的各种设施，还有现代的办公室和住宿空间，所有东西都跟大教堂的布局相衬，也跟城市的纹理相互协调。但是这花费了非常多的工夫，大概用了二三十年，我们才把那种糟糕的规划工作扭转过来。
当你需要每天通勤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地与身边的陌生人发展出一些关系，你会讨厌他们，讨厌一切。我总是碰见一个身上臭臭的男人，他的腿特别长，还老是睡着，所以旅程中间我总是不得不换车厢，因为他每次都几乎要睡到我身上。还有一个女人，我叫她烦躁女士，因为她总是气鼓鼓的。你永远都不想坐在她身边，因为她的邪恶光晕会让你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所有的座位都很窄，真的很可怕。有些人喜欢在火车上读报，他们一展开报纸，基本上就马上占据了你的个人空间。昨天，我在化妆，不小心把半盒亮片洒在身边一个男士的长裤上了。他可能是准备去银行，却突然全身铺满亮片，看起来好像刚度过一个换装派对周末。他非常不高兴，也毫不掩饰这种情绪，一直重重地拍打自己的腿，然后哼哼唧唧的。
当我告诉你，我不认为伦敦是一座可以被“规划”的城市时，你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它太复杂了。冒险用规划那些更小的城市和社区的方式来规划伦敦，这个影响太大了。不可能用规划米尔顿·凯恩斯那样的方式来规划整个伦敦。我们不可能拿出一张纸，然后在上面用画图的方式来想象我们要怎么运作伦敦。因为伦敦已经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运作了。只不过，它运作的方式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它太复杂，层次太多，与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与在它内里发生的各种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太多了。我们要看看怎么管理伦敦，而不是重新规划它。你对待它的方式只能像是练习园艺一样，尝试着看看什么植物能长起来，什么不能长起来。试着种一些新植物、新品种，然后好照料那些长得好的。有时候，你要试着给它们搞些围栏，这样，它们才不会像日本紫菀(3)那样疯长，把整片花园都占满。但同时你也要好好观察当地的气候和生态，跟它们好好合作，而不是跟它们对着干。
火车永远都晚点。晚点时，你会拿到一张“晚点赔偿券”，这张券可用于买下一季的火车票，也可以在火车上直接用来买东西吃喝，所以这些气鼓鼓的通勤者基本上是每晚都要喝醉。他们总是搞这种4英镑两罐的优惠，结果就是总有这样一群人，往往都是跟我住在同一个小镇的，喝得醉醺醺，非常烦人，还老是过来问你：“嗨，你好啊，今天过得怎么样呀？”我不想坐得离他们近。
这就是伦敦的好处，也是我们在几百年间目睹过的、想要在伦敦定居的人们做出决定的一种“加速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人们不再挤破头都要到伦敦定居了。他们来这里只是感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地方，然后迅速地离开。我想要尝试做的，是通过把伦敦想成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有机生命体来理解它。
他们一上火车，就把火车弄得特别拥挤，而像我们这些买季票的人就不能坐在被人预订的位置上了。对一个通勤者来说，工作了一整天，上火车就只是想坐下来，看看手机，做点别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走过来说，这个座位是我定的。你马上就会心里念叨：我可是以4,500英镑一年的价格买了季票的人啊！但他们就是可以让你走开。通常来说，我们都得站着，尤其是在傍晚。即便一等座车厢基本上都空了，我们也不能坐，否则会被罚款。就算是你怀孕了需要座位，你也要有一封证明信才行。我有一次就跑到一等座车厢去偷坐了一下，结果我哭了，因为查票的人一来，就对我说：“你得离开。”我说：“我不舒服，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就开始哭，但他还是把我赶走了。
伦敦最大的特点是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性爱。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要来伦敦。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迪拜那鲜活的地下性爱世界，但那种性爱都是付费的。那种地方是卖淫业的中心，就像阿姆斯特丹或是德国汉堡的绳索街一样的卖淫中心。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服务，但是在伦敦，挤满来自世界各地、想要跟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上床的年轻人。他们才不会通过付费来得到性爱呢。可以这么说，这样的机会，只能存在于像伦敦或者纽约这样生机勃勃的城市。这个星球别的地方都没法提供这种“机会”。年轻人挤破头要来伦敦工作，要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开端在这里感受它的生机活力，他们就必须得找一份足以为这样充满体验的生活付费的工作——他们来到伦敦的年纪，不光是在性方面最活跃的年纪，也是在智商和能力上最活跃的年纪。
在周五晚上，特别是在圣诞节、复活节前后，总有人在火车上吐。这火车本来就很脏，所以人们也不怎么尊重它。最近一次，我坐火车准备回家，本来就有点不开心，这会儿突然有人吐到了我的鞋子上。这些穿着西装的人突然就吐了，吐得满地都是，真是恶心。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看起来就不怎么友善的孩子，他不小心把番茄酱弄到火车壁上，他居然拿着薯条去蘸壁上的番茄酱来吃。好恐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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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放假的日子里，带着孩子的家庭就和我们通勤者混到了一起。他们不知道有人可能在想办法下车，因为车门一开就会有一大群人往火车上冲，想要抢到位置，而要下车的人就得在这之前赶紧靠到车门边以准备下车；他们也不知道火车会特别挤，而他们不应该把包放在过道上。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坏人，总是难免会这样想：带着你的蠢孩子滚开，别挡道！我真想把你杀了！你会感到非常愤怒，赶着回家，你可是一路奔跑过来赶这趟快车的。但他们就是一些带着孩子在假期中来伦敦转转的普通家庭，正好赶上这么一班通勤火车，所以这样想他们也不太公平。
美妙的地点能造就最好的爱侣。相比信任一个人，你可以对一个地方产生更多的信任。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值得依靠，它有深度，有刺激，还能为你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样的地方反映出你的存在，激发你实现潜能。如果这是一个好地方，它会让你变得更强，更聪明，更有力量。我曾经跟一个人一起从金融城的中心走到苏豪区，走着一条直线，没有转弯，最后我们走到圣殿教堂，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12世纪。在这之前，我们在一家非常文艺的酒吧——黑衣修士酒吧——消遣完，经过了考文特花园的中心，还在一家中国餐馆吃了点心。走这条路线的过程中，身边虽然不会出现很多给你灵感刺激的人，但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并且自始至终都有伦敦这样一个伙伴在你做任何事情时都能给你提供更多奇妙的维度。我把伦敦当作一个伙伴。我爱伦敦，一直爱着。
吃东西的人也挺烦，还有化妆的人，跟亲友聊天的人。我经常偷看别人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什么。我挺八卦的，总是喜欢看别人在写什么。我感觉90％的人都在跟同事乱搞，或者是在讨论办公室八卦——他们没人是在聊工作，没人会说类似于“我真要去做那个”或者“好，你准备怎么做呢？”这样的话。他们总是在说：“噢，我他妈一点也不相信她，她从来没把一件事做好过，不是么？”总是八卦，总是各种办公室政治。我心想，天啊，怪不得经济这么差！没有人在工作，所有人都忙着跟同事闹矛盾，这就是他们的工作重心咧！
伦敦这种，连每天上学的孩子都说着三百种语言的城市尤其如此。这种文化的交融如此密切，所以各种各样的新奇想法都会聚拢到城市中心。人们站在酒吧里，排着队上公共汽车，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聚集，靠近，听到身边人的语言、对话和想法……你听到的可能只是单词的模式化组合，或是一个只在那个语境里面才有意义的句子，但是这样的只言片语或许就能让你灵感乍现。你或许不能恰好听到某个人说，什么什么公司快要破产了，然后马上冲回办公室去把持股卖掉；我说的不是这种这么明显的内线信息。我说的是，人们摩肩接踵的过程中，一个人可能会听到身边的人用另外一种语言说的一段话，那种话可能根本没有逻辑，但因此引发了这个人的奇思遐想。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挨近，所以你对身边人的生命和存在会更加敏感、有意识，而这种交互摩擦越多，你得到的灵感刺激也就越多。
当大家都喝醉的时候，你会看到人们比较友善的那面——当每个人都小酌了几杯，又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有时能听到一些车厢的人唱起歌来。有些小姑娘可能以为自己在上《X音素》之类的节目吧，她们开始唱歌，其他人也会加入，大家醉醺醺地唱到一起。又或者，当火车在车站迟迟不开出，提示板上出现消息，说车次取消了，请转乘另外一列火车，你过去之后发现新的火车拥挤不堪，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聊起“你上周赶了6点45分的火车吗？”“是啊，真可怕不是吗？我到家的时候都快……点了”。大家开始互相交换彼此的故事，那感觉挺不错的。所以总是有好有坏。
有人说，现在流行发短信分手了；但是靠发短信开始一段关系肯定是不可能的，做生意的道理也一样。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想要进行确认，你肯定想要跟交易对象面对面交谈。比如说，你可能想请他们喝杯啤酒先放松一下，又或者是跟他们建立起一种有信任感的关系氛围。如果生意对象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人，你肯定会希望可以面对面，交换眼神，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否则，光凭一点信息实在太不够了。你可以把它称为交谈、讨论，但是我喜欢用“小道消息”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包含了这么一个意义：在这种交谈里，有许多通过别的方式都不可能交换到的信息。法国人就没办法好好传小道消息，因为他们总是围着桌子正襟危坐。他们平时聊八卦时，也只会讲关于亲友的事情。而在英国酒馆里，大家都站着喝酒，彼此靠得很近，所以你很容易就能听到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在一个商业中心，这样的小道消息可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想，我们的火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英国社会的缩影，其中有不平等，有矛盾，有由来已久的分歧，人们普遍有些沮丧，但都试着不去直接和问题起冲突，只是去适应。没有最好的，就选第二好的呗。
来到金融城，你会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如同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因为小道消息而兴盛，而小道消息又带来了财富。撒哈拉沙漠中的一口井和金融城里的一个酒吧的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人们不光是去那里喝口水醒醒神的，去那里围坐聊天是他们的主要动机，要给生活加点乐趣嘛。光是吃喝填饱肚子，挺无聊的。鼓励人来到这些地方的是交换信息的机会——而如果把撒哈拉沙漠变成一个商业之都，井边交换的信息就有金钱上的价值了。人们可以通过这种面对面获取的信息想到可以开展的项目或者交易，这种如此有料的信息可不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能拿到的。这样的信息交换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几百年。只要走进金融城的后街小巷，直到今时今日都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境。可以说，金融城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后街小巷、狭窄的空间和各种酒馆饭店之上兴旺起来的。人们只要一有能抓住商业信息的机会，就迫不及待地钻进那兔窝一样的居民区里，饥渴地进行那些在办公室里永远不会发生的交易。
当夜幕降临，我终于到家时，我总是在想，这一路上，有多少只跳蚤跳到我身上啊，又有多少只跳进我家里来了呢？它们也跟我一样，是通勤者。在周末，所有坐火车时穿的衣服都已在周五被丢进洗衣机。所有伦敦印记，都在被冲洗。然后我才感觉我的周末开始了。
我把让伦敦之火烧得更旺、让文化更加兴盛看作自己的责任。听起来可能有点狂妄自大，但这确实是我的感觉。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一个凯尔特人，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到这里来，我觉得很骄傲。特别让人激动的是，大家是来把伦敦变得更加包容、更加世界化，而不是变成更加凯尔特化的。我对这份事业的投注，就是如此深刻、充满热情。这就是一个威尔士男人身上应该展现出的东西——尽管“威尔士人”在英语里面还有“外来人”的含义。这是多么有趣呀。
(1) 米尔顿·凯恩斯，英国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座新市镇，距离伦敦约80公里。1967年1月23日，米尔顿·凯恩斯被英国政府规划为新市镇，总规划面积为88平方公里。
我一直都很想来伦敦。我来自斯旺西，这可是一个被狄兰·托马斯(2)描述为“肮脏而可爱的小镇”的地方。不过，我对于伦敦来说不是外来人口，而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凯尔特人祖先两千多年前就在伦敦沃尔布鲁克河岸扎营生火了。沃尔布鲁克河，大概就是现在市长公馆附近的地方。移民一批批地涌入——罗马人、英格兰人和很多来自别的地方的人都融合到一起，令人震撼。来自不同部落、不同阶层的人相互混杂，来到伦敦，拿到居住权利，这种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伦敦今天的样子。
(2) 狄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作家、诗人，出生于威尔士斯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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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紫菀，一种入侵性极强的植物。
城市规划的问题在于，它教会你要问问题；可是，问出一个问题时，往往更加容易浮现出新问题，而不是立马找到原有问题的答案。而且，越是想要解决旧问题，找到唯一而确定的答案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我回过头来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设计、规划”伦敦，而是应该“管理”伦敦。因为城市规划要求你给出问题的答案，拿出一个行动计划，然后按部就班执行；但是“管理”要求的，是日复一日的监察，以及一点点的推动和帮助。这感觉就好像是：要对整整四千年的历史负责任，但是到目前为止，路只走了一半。
(4) 巴比肯屋村，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北部的一组大型建筑群，是英国粗野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其实，规划过程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在工作时会发现，我们在做的，只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进程中的极其、极其小的一部分，我们更加会意识到，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比起它自身的生命历史，简直微乎其微——一座城市、或者说城市的一个部分，比起一个人、甚至一个委员会或者组织，都重要得多，也强壮有力得多。在建筑和设计方面，城市规划能起的作用不大。我们的作用其实通常是把糟糕的东西稍微改善一点——在伦敦的城市规划系统里面工作，我们见过的糟糕情况实在太多了。
(5) 主祷文广场，一个都市发展项目，毗邻伦敦市的圣保罗座堂，该地区是伦敦出版业的中心。
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很糟心。我是出了名地爱整洁；我的朋友来看我时，会恶作剧地把我墙上的画移动一下，看看我能不能发现，又或者是偷偷打开我的柜子，看看里面是不是也一样整洁。我看着一座乱糟糟的城市，就特别想把它好好收拾一下。当然了，我不可能完全做到，因为限制和压力都太多了。我看到有的东西不在该在的地方时，或者在金融城里散步时看到什么东西被破坏了，就真的感到特别糟心。但是，我得告诉自己，那样的“错乱”，其实正是那个地方生机勃勃、充满韧性的证明。东西会坏、会被磨损，证明需要更新和改变。
(6) 《天外魔花》，美国惊悚电影。
人们总是这么问我：“伦敦最终建成时，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说，怎么说呢，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呗——一个最终建好了的城市，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最接近最终建成的城市，是米尔顿·凯恩斯(1)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或者是华盛顿特区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新建的，规划时用力颇大，只有单一发展时期，但是后来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原因就是整个发展过程不够有机。像伦敦这样从社区和村落融合，慢慢进化、转变成为大城市的都市，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有一种自我进化的能力。巴黎别无选择地建造了法兰西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巴黎中心区放进大型的现代大厦——这样的摩天大楼必然会毁掉这个布满古典建筑的美丽城市。这么说来，伦敦十分幸运，因为它至少不像巴黎那样遍地都是古典建筑。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克里斯多弗·雷恩没有得到灾后规划的机会。如果当时接手规划的是他，那伦敦今天肯定不是一个金融中心了，雷恩必定要把它打造成巴黎那样的艺术之都。这个城市会固化、沉静，被奉若珍宝地保存起来。
(7) 《密威治的怪人》，英国作家约翰·温德姆所著的科幻小说。故事讲述英国一个乡村的女性，因受外星人的“播种”而离奇怀孕。
他位于金融城的办公室里陈列着稀松的办公家具。一本杂志放在他的桌子旁边，封面是芝加哥，虽没有紧挨着桌子，却跟桌子平行。他坐在那里，穿着干净挺括的白衬衣。
(8) 比尔·布莱森（1951—），美国游记类作家，以风格有趣活泼著称。
彼得·里斯
(9) 邱园，英国皇家园林，坐落在伦敦三区的西南角。
城市规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