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那段时间就不好玩了。我们会收到很多包装好的礼物，可是，你又不得不拆开包装来确认里面的东西。我们得撕开那些圣诞节包装纸，你知道吧，上面有圣诞树啊、麋鹿啊之类东西的包装纸，我们都得撕开来看。
在夏天，你会看到好多雷朋牌太阳镜，还会收到特别多游客用的东西，比如游览指南啦，钥匙扣啦，就是那种没用的东西。还有相机。我们得问那些失主里面有什么照片，因为每个人都有尼康数码相机或者索尼数码相机，所以最好的甄别办法就是核对照片。有一次，一个男人打电话来说，他丢了相机。我说，咱们这儿可能有，我现在来翻翻照片。他听起来就有点不情愿。我问他，里面有什么照片，他说，是他跟妻子在沙滩上度蜜月的照片。我说，好吧，里面确实有沙滩照。我不小心又翻了几页，然后就看到，嗯，的确是有真正的蜜月照啊。
有一次，有人打电话来说，他把一块奶油蛋糕丢在地铁上了。我想，天啊，这种东西能被送到我们这里的可能性有多大？好吧，那一定是一块特别好的奶油蛋糕。我必须诚实地对他说，不，我们这里不存储食物，不然我们这里就成老鼠窝了。东西遗失以后，要三四天才会流转到我们这里。你的蛋糕肯定被人拿去当午餐了。也有人打电话来说丢了便当，他们可能把便当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在这里工作，你能了解目前的潮流是什么。你能观察到社会的一些方面，比如知道最近的女性夏日潮流是什么，因为你会看到一大堆贝雷帽；或者你能知道最近有哪些书很受欢迎，比如丹·布朗(4)的书畅销时，或者《哈利·波特》系列最新一本出版时。你会留意到，如果最近《伦敦标准晚报》在免费送书，就会有好多赠书被送进来。如果在一天之内收到六本一模一样的书，这本书肯定就是《伦敦标准晚报》的赠书啦。
还有一次，有人丢了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着一万英镑的现金。我猜这个手提箱是在地铁上弄丢的，我们打开它后发现，里面除了钱，还有一大堆其他东西。我们在里面找到一些可以帮我们识别失主身份的信息，包括他的地址什么的。警察也介入了，因为这个手提箱可能涉及罪案，毕竟在一个手提箱里面，这笔钱数额也太大了。后来，他们做了调查，找到失主，打电话给他说，您有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对方说，有的，我丢了一万英镑。他们说，先生，您的一万英镑在我们这里，您想来取吗？他说，我现在不行，因为我在等外卖。他的外卖比这一万英镑还重要呢，所以要晚点才来。原来，这是一个很年长的男人，不相信银行，所以就把现金随身携带。
雨伞嘛，我们这里有好多雨伞。我们甚至收到过河豚啊、铁啊、假牙啊、假扮大猩猩的服装什么的。我们还收到过卫星电视接收器。主人是想看福克斯公司的电影吗？楼上还有一条伴娘裙咧。哦对了，我们上周末还让一条鞭子跟它的主人团聚了。有个姑娘来取的，那玩意儿看起来挺像情趣用品。如果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收集组的人会拿上楼来给我们看。要是有特别可爱的东西，比如婴儿裙之类的，大家会发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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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点啊。那是一把刀。你看啊，一把日本武士刀。我不知道那把刀是什么时候运过来的。有一半的故事我们都不太知道。这里的失物太多了，要密切关注所有的东西挺难的。但这东西确实挺酷，不是么？
对于任何遗失的物品，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希望把它送回到失主手中。如果说有人捡到护照或者驾驶证，那我们会写一封信给失主，告诉他我们找到了证件，请拨打我们的电话，然后我们报上号码。无论失主身处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我们都会把失物寄给他。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物流服务商。失主必须付费才能使用这个物流服务，但它确实可以把物品送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你总会跟你的东西团聚的。我们把许多东西寄到美洲、澳大利亚、南非等地。但澳大利亚人不那么倾向于使用物流服务，因为他们觉得在当地重买失物更便宜。
假设有一天，公交车上出现一副遗失的假牙。有人留意到这副假牙，把它交给司机，然后司机就会把这副假牙交到储存处。每一个储存处都会把这些物品运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在这个叫“夏洛克”的计算机系统里登记失物。有人打电话来询问的话，我们就让他们描述这些失物的样子，然后把这些描述输入电脑，寻找与描述符合的物品。有时候，这份工作真的需要一点主动性。这里也会丢东西。
我们也的确会遇到非常气愤、情绪不稳定的人。曾经，有一个人光着膀子出现在招领处，好吧，那会儿是夏天。他说，他一个小时前把上衣给弄丢了。我们有时候也会接待酒鬼或者瘾君子什么的……有一次，两个男人走进来说，他们丢了一只天鹅。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磕了药然后产生幻觉了。
我在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候——早晨八到九点之间，来到贝克街地铁站附近巨大的伦敦交通局的失物认领处。这会儿，所有被编了号、单独封存在一个个褐色信封里、躺在架子上的待认领的手机，都开始叮叮咚咚地响起闹钟来，有的在震动，有的发出竖琴和弦声，反正是各种新颖奇怪的声音。每过一刻钟，这样的“合唱曲”都变得更响，直到九点发出最后一次巨响后，大多数闹铃声才安静下来。
还有很多人对交付保管费这件事情感到愤怒。保管费一般来说是4英镑，手机6英镑，相机10英镑，手提电脑就是20英镑了。如果物品是在出租车上丢失的，还要基于物品的价值，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我们必须遵从这个规则，因为出租车司机得先把失物交到警察局，失物才会流转到我们这里，而光在警察局，出租车司机就得耗上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出租车司机就少了载客的时间，少赚了一些钱。因此，这个费用是用来激励出租车司机交失物的。他们也确实会去交失物。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好。我们经常能收到出租车司机交来的失物。人们似乎会因为缴保管费而感到恼怒，但是对我们来说，收集失物，也需要开支。
克雷格·克拉克
如果没有人来认领失物，三个月之后，我们就把大多数物品送给两个慈善组织：英国红十字会和救世军(5)。价值较高的物品会被拍卖，所得善款则用于运营开支。我们没有盈利。像手机和手提电脑这样的东西，我们会让技术人员先把所有的个人数据都抹除之后，才进行拍卖。行走辅助设施，比如拐杖和轮椅之类的东西，会被送到第三世界去。那也很好。
伦敦交通局失物认领处职员
我们会把人们的问询信息都记录下来，然后搜寻看看有没有那个物品的踪影。
我觉得这很难置信，因为我们总有一种固有的观念，那就是我们永远不会兑现承诺，这是一种特别英格兰的态度，可能也是伦敦的态度吧。我觉得伦敦还是会继续这么得过且过下去，有些事会行得通，有些事会行不通。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行得通和行不通的事情的结合，带给这座城市一种特殊的能量和生活方式。如果所有事情都行得通，那这就是堪培拉，不是伦敦了。那伦敦也太刻板了。但如果啥都行不通，那就像第三世界的城市一样——比如海地或者别的什么城市。另外，我觉得这种有些行得通、有些行不通的结合体，也让伦敦比运营良好又高效的城市更有吸引力。我是说，你如果总在追求成功，最后就会变得像美国一样。没人想像美国一样，真的。
有一次，我发现一枚蒂芙尼牌的订婚戒指，于是一直尝试找到那位一周前打来电话问是否有她戒指的女士。丢失这样的东西，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可是一件大事。她当时一定感觉糟糕透了。她没有接听电话，我想她手机上应该有十个我的未接来电。我留给她一个号码，因为我当时就待在办公室里的电话边上，耐心地等待电话响。电话一响，我说，哎呀，就是您！那种轻松、喜悦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说，请您提供这枚戒指的珠宝证书，上面有刻在戒指上的序列号，然后我们会把戒指还给你。她果真提供了！我又说，你来的时候，直接找我就行，因为我从头到尾跟进了这件事，找我最快。她来了，我们把事情始末过了一遍。我读出那个序列号时，她有点紧张；我把戒指靠近灯光，微微倾斜……我当时也很紧张，因为我不希望她大老远来了，结果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戒指。但是比对到最后一个数字时，我说，呀，这真是您的戒指！我把戒指还给她时，她都哭了。
我丈夫和我在奥林匹克馆附近骑单车运动。我不太相信伦敦真有能力完成所有事情，我觉得奥委会只是在假装它能满足各种要求。我不是说奥运会本身。我觉得它还是会顺利举办，大家都会很有效率，事情会顺利推进，开幕式会很完美，闭幕式也会很完美，不会有什么糟糕的事发生。一切都会顺当。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奥委会的人承诺要修复场馆，让会场变得很棒。
就在昨天，有一个男人打电话来，因为我们用了三周，都没有找到他的结婚戒指。过了二十一天，我们就停止寻找，因为我们已投入大量时间，而一般来说，东西遗失四五天后，就该到咱们这里了。他去买了一枚新的，但是没有告诉妻子。二十一天后，我们给他寄了一封信，因为他没有电子邮箱，我们寄的是实体信。他打来电话说，不要寄到我家啊，我老婆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已经晚了。我们已经寄了……他可能把时间弄错了还是啥的，反正，那封信已经到了邮局，要送出了。他是下午打来的电话，而寄信这样的事情我们通常早上就做完了。于是我们说，很抱歉，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老婆究竟有没有发现。我想，接下来几天里，你如果在早上听到一声尖叫，那我们就知道了。
西伦敦对我而言奇怪而陌生。我不认为那里很可怕，只是觉得它不属于我的世界。那里有一种尖锐感，而这种感觉不像我。我觉得是这种生硬的感觉让我不喜欢。我更乐意被杂乱的生活气息围绕，它们是一种更有人情味、更温暖的力量。
人们对伦敦的看法过于悲观。伦敦通常不会被描绘成一个快乐、充满微笑而诚实的地方，不是吗？尤其在今时今日的环境下，每隔几天就能在《每日邮报》上看到抢劫之类的骇人事情。
有这么一些地方，即使离家不远，我也不会独自在夜晚前往。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地方没有什么拥有感；当你在脑海里把这座城市如地图一般展开之后，那些能在地图上清晰展现的区域，就是让你有拥有感的地方。不过，我很确定，要是我原本就住在那些我当下不愿独自夜访的地方，那样也不坏。我不认为有地方是特别危险的。不想去只是因为不熟悉而已。（此时，我们坐在霍尔本的一家咖啡店里，她把目光投向窗外。）
其实，这里还是有很多好人的。至少，那些会交失物的人，证明了伦敦人诚实的一面。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片伦敦，而他们不太经常走出自己的那片区域。对我来说，我的伦敦就是哈克尼区、斯托克纽因顿区、伊斯灵顿、考文特花园，还有伦敦西区，这些地方就是“我的伦敦”。除此之外，我在哪里工作，就自然也会在那片区域活动。但是去余下的地方，就全然是冒险了。前一阵，我们去卡特福德见朋友，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我们穿过布莱克沃尔隧道，发现原来两个地方离得可近了！但是，只要骑上单车游走伦敦，你就会发现，比起坐地铁甚至公交车，骑单车更能让人了解伦敦。你能自己控制路线，你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也知道从一个点骑到另外一个点所花费的时间。你再也不依赖于交通系统了，再说，交通系统也不总是靠谱。我觉得能自己控制路线是有一些好处的：你要左转还是右转？你要穿过公园还是绕过去呢？这些事情让你有了一种获得感，这种感觉是你使用公共交通，或坐别人顺风车时感受不到的。
我跟墨西哥人谈过一次话——那次他们找回了相机。他们说，找回失物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墨西哥。而且相机在那儿经常被偷。甚至美国人也觉得很惊奇。好像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找回失物的地方。我们自己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如此大规模地发生着。
艾米丽·戴维斯
这也是我热爱这份工作的原因。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好人。我们在努力做到最好，也有很多人在帮我们的忙。被寻回失物的数量在一年一年上升，越来越多人会交失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了更多的游客。我愿意这么想：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诚实了，对社会来说，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每次我听到“啊，我又相信人性的美好了”，就能得到一英镑，我可能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因为我早就成了富翁。
骑单车的人
驾车教练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些考题书没有哪本是W.H.奥登(3)的诗集。但是最终，迷雾会慢慢散开，你慢慢会看明白。
诺尔·高根
我备考的时间，从头到尾大概用了一年，情况还是挺好的。现在好像变了，从我了解到是这样，因为太多人想做出租车司机，他们给你这本考题，让你回家自己全部学好，再回来考试。所以第一场考试之前，你大概就得学一年。
我好喜欢环形路。我觉得环形路是世界上最好的发明，我才不在乎谁发明了钢笔和圆珠笔；反正发明环形路的人，应该被做成雕像，高高竖立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开车过环形路时可好玩了，你知道吧。走这条道吗？不走这条道吗？别的车可能会开进我的车道里。那感觉就像在跳舞一样。像跳桑巴舞。在这座城市里，有时候会突然遇上堵车，这时你会想，我在等他，他在等我，他又在等他，每个人都在等别人，那么谁先动呢？然后你开始动了，他也开始动了，然后你停下，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但你也总能遇上一些全不在乎、不讲礼貌的人。人们在海德公园的环形路上，特别容易不知所措。我却很喜欢那里，觉得那个地方有挑战性。你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坏司机，只是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们开进环形路里，然后听到导航系统说，请走这条路；但是他们又觉得，不，应该是另外一个方向。他们不太确定要往哪条路上开，于是就随便选一条路，然后看一下导航系统，又甩回到原来那条路上。真是挺好笑的。
有的人会用一些记忆法则来学习。比如，你要去哈利街，途中要经过三条路。他们就会记这句话——Don't Want None（“都不要”），三个词的首字母合起来是“DWN”，对吧。这几个字母分别代表德文郡街（D）、韦茅斯街（W）、新卡文迪什街（N）。你可能会忘记中间的一条，然后你就想，“都不要”，DWN，啊，是W——韦茅斯街。这就行了。
开车可以让你认识到人的方方面面。车一开，乘客们就放松下来，你有点像给人理发。人们会告诉你很多事情。你会听到很多美好的故事，当然也有一些悲伤的故事。几年前，我非常喜欢八卦，现在倒是不那么八卦了，不过听到一些奇闻轶事时，还是觉得像在做头脑锻炼一样。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我在托特纳姆一带生意尤其多。有些人一直无证驾驶，直到快四五十岁，才想，我得去搞个驾驶证了。麻烦的是，你不能去他们家门口接他们，因为他们都开了那么多年的车，别人心里肯定觉得他们是有驾驶证的。出出进进的，邻居们都能看见。
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一个学习伙伴，打个比方，如果我和你一起在准备伦敦出租车司机知识考试，你可能会拿着书，然后我就背，你就说对，对，对，对，这样做了四个月之后，伙伴肯定会不耐烦，不想再听了。所以你得搞一台磁带录音机，磁带不会不耐烦。你把电池放进去就好了。
澳大利亚人嘛，他们像小英格兰人。他们从来不想回家。他们会说，我想回家，我讨厌这个国家。要是你问他们，那为什么不回去呢？他们又会说，这是一个可爱的国家，我不想回去，我想留在这里。
有几个地方对我来说很陌生。所以情况是，我有一次去考试，有个地方我完全不认识。所以我回家，把这种比较陌生的地方全部挑出来——主要集中于伦敦东南部——然后不断地练习。我给自己买了一台磁带录音机，每天都会把路程录在磁带里，然后听。每天。我知道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我会强制自己记这些东西。我记完一条线路之后，就在本子里把所有的街道都写下来。这样做了六七个月后，我想，还是有这里、那里我没弄明白。于是我把这些没弄明白的地方都当作诗歌来学习，每天都练习，直到很确信自己全部都记住了。
美国人不太理解这个考驾驶证系统。你去美国一些地方，比如加州吧，驾驶证考试是在停车场里进行的，因为在马路上太危险；可马路上之所以那么危险，正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停车场完成的考试啊！他们早已习惯又大又宽、又不繁忙的道路，每辆车都往自己的方向开；突然来到这个国家，这里的路都窄窄的，他们就想：这辆车为什么挡着我呀？然后就会尝试把你挤出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我每天骑着小电动车走这些路。到现在屁股上还有印痕呢。有的人完全没法做到，但有的人就是可以。你得强迫自己，直到地图逐渐印在你的脑海里，好像都能看见一样。最初六个月里，它好像一首诗，你会逐渐明白诗的意思，会看到其他东西、其他路径，再然后就可以从一条路转换到另外一条了。这个过程确实需要你全神贯注。地图像一口井。你得每天都打水。如果你正在准备伦敦出租车司机知识考试，休假两个星期，回来可能就把过去六个星期记的东西都忘了。
还有很多人是从东欧来的。东欧人挺好玩，好像总是在赶路。他们有波兰的车牌，到处乱开，不想停下来，总是赶着去看波兰电影什么的；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他们总是在车里做事情，不是看报纸就是发信息。这就是你所在的伦敦啦。
我参加伦敦出租车司机知识考试时，他们给了我一本考题书，每一页上面有26趟车程。你得自己先想办法到第一个地方，然后找到去下一个地方的路。考题书上的第一趟车程的路线所有人都知道怎么走，是从庄园大屋到吉布森广场。就在伊斯灵顿的利物浦路和上街旁边。你首先得想出你要怎么走，然后记下你在每个区域的每条路上看到的东西。然后，56天之后，你要回去考一次，他们会考你考题书头5页的内容，也就是说在两个月内可能有130条路线要学习。如果你考得不错，他们会跟你说，28天之后再来，然后考你头10页的内容，再然后会考前20页的，最后就是随机考了。那时候，他们不会再考你从庄园大屋到吉布森广场怎么走，而是问临近的一条路线。他们可能会说，把我从伍德佰丽花园带到米德尔顿广场吧，其实这条路只是安吉尔的另外一边而已，所以其实是同一条线路，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你要知道一条路两头的所有细节。
有时候，我会教戴着头巾的孟加拉国女士学驾驶。我以前认为她们都很受压迫，生活很悲惨，但是当她们坐进车里，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很机智，受过良好的教育，你知道吗？她们会告诉你她们在未来二十年要做什么。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自豪。我教过一个18岁左右的普通女孩。她看起来非常小。她很聪明。她父亲很守旧，每周只允许她外出两次：一次是为了领救济金，一次就是来上我的课。每次她要是晚回家四五分钟，她父亲就特别生气。所以在我看来她的整个生命就是那个样子的。她只能看孟加拉国电影，不能看别的。不过，我们聊了聊《东区人》这部电视剧。我其实没怎么看过这部剧，但大概知道它是讲什么的，所以就聊下去了。我们练车时，她问我，你看过吗？我会说，是的，我看啦，我很喜欢！就是没法说不啊！然后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
反正，有一天她消失了，彻底消失了。大概六七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她已经跟一个孟加拉国人结婚了。她怀孕了，他们打算给孩子起一个很长的名字，我发不出来那些音，但中间好像包含着“诺尔”。真是太好了。所以，在东伦敦，有一个孟加拉国小孩，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名字中间包含着“诺尔”。
几年前，他有两条赛狗。它们跑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布伦特十字购物中心。在看台上，他坐在父亲的朋友身边。他们觉得自己像是最后的犹太匪徒，从足球那么大的钱堆上把英镑纸币一张张地往外送。伦敦那会儿节奏很慢，他说，很昏暗、很肮脏。唯一的亮色，就是狗脖子上围的小块的布——它们奋力前冲时，各种颜色的围脖飞扬闪动，给画面添上一点色彩。
我还教过一个年轻的泰国女士。有一次，我们在东伦敦波普拉区，车已经上路了。这会儿，有一个家伙飕飕地开过，在我们面前挡住路。他从车里走出来，手里挥舞着一把大刀。我当时想，我最好还是从车里出来，站在他和我的学生之间。他叫喊着：“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我说：“你不能杀了她，因为她还没付钱给我。如果你杀了她，就没人付钱给我了。”他停下来，看着我，可能想，这人疯了吧。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你开走吧，我不会报警的。”然后他走了。我没有记下他的车牌号，也没准备打电话给警察。我把这种人叫作典型的东区男孩，他那天只不过是心情不好。他是个年轻人，带着一把刀开车，等着这种正在学车的司机把车停在他面前，就好出来吓唬人。他还觉得我疯了呢。
“发生在尼基身上的所有事情嘛，”他说，“国内税收审查导致我的执照差点被没收。我在贝克街被一辆货车撞了，消防员得把我从出租车里面解救出来。”他脖子和手臂上的疼痛在周末减轻，但是到周一又厉害起来，所以他现在每周只工作三天。
我的学生刚到这个国家六个月。这件事情的发生让她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普遍，好像伦敦就是这个样子的。她从泰国来这里上学。我回到车上，问她：“你还好吗？”“嗯，没事，”她说，“我们走吧。”她以为这是在伦敦开车必须经历的一部分，有人会突然跳出来，说要把你杀了，就这样，没什么。
伦敦出租车司机以他们对伦敦纵横交错的复杂街道和辅路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而闻名遐迩。从1865年开始，他们就被要求通过著名而高难度的伦敦出租车司机知识考试，通过了，才可以驾驶黑色的出租车。我跟一个正在休息的司机在大波特兰街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一件褪色的兔八哥卫衣。他的伦敦出租车证挂在钥匙扣上，钥匙扣跟他脖子上的链子扣在一起。
当他们完成考试，从此消失后，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有一段时间跟他们很紧密地相处，很了解他们了，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道别。我一般会说：“再见啦，去吧。”就是这样，去吧。（他挥挥手，大幅度地做出告别的手势，差点把多尔斯顿这家土耳其餐馆里的胡椒研磨机打翻。）然后我一般会到伍德福德或者艾坪森林附近，那里十分开阔，很适合开车。你到那里绝不会碰上堵车。我会开着车好好兜风，听听约翰尼·卡什(6)的歌，不用在每个红绿灯前停下来。那才是真正的驾驶啊。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我到艾坪森林，绕着环形路行驶。我的确很喜欢环形路，会特意绕远路去找这样的路段。如果你在环形路上都开得很好，你肯定很会开车。
尼基·多拉斯
土木工程师
出租车司机
尼克·泰勒
很有趣啊。因为我接到伦敦地铁的电话时在餐厅里，跟我当时交往的一个男人在一起。他说：“天啊，我到哪儿都能听到你的声音了。”他说这话时是开心的。后来我们分手了。他跟我说，他简直觉得自己被鬼缠身了。真恐怖：你过了糟糕的一天，上了地铁，然后听到前女友的声音。可怜的家伙。
我曾在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过，还做了七年的自由音乐人。我演奏双簧管。那时的生活很美好，但一到支付各种账单时，就不那么美好了。我想，一来要做点能够赚钱的事；二来，我已经在这个行业里浸泡了一段时间，得在厌倦之前离开。所以，我跟公司协商之后，他们同意我离开。然后，我去读了一个交通方面的硕士课程。现在，我在一所大学里，我的工作就是思考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伦敦交通局的人得处理那些更平凡琐碎的事情，他们往往会带着特定的问题来找我。交通系统本身跟旋律有些相似。有时候，它很刺耳、不和谐；有时候却不是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尝试在不和谐中，把秩序设计出来。
所以我尽可能让我的声音温暖。我想，人们会在什么场景下听到我的声音呢？他们听到时，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们会不会高兴来到伦敦？他们会不会在伦敦感到害怕？他们听到我的声音时，在经历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真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我做过医院广播，人们在临死时听到的是我的声音，会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可以说是非常奇怪。你隐形地陪伴着这些人。一个画外音艺术家的声音，成了他们人生背景音的一部分。当地铁停住时，我想人们一定可讨厌我的声音了。伦敦地铁的人也挺担心这件事的。我希望人们不要太烦躁，但我觉得他们会烦燥。他们过了糟糕的一天，地铁又延迟，又可能发生故障，然后我居然在那里一次次告诉他们，地铁很快会到。他们肯定会有点烦躁的。
在伦敦，交通线路非常之多。这里一共有273个地铁站，17,500个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站之间的车程不会超过十分钟，其实大多数车程只有几秒钟。（我脸上划过一丝怀疑的神情，他应该没有注意到。他倒着红酒，继续说着。我们已经从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办公室来到卡纳比街附近的一家法国餐厅。）大量的交通工具正在运行。你很难在其他城市看到这么大的交通运输量。巴黎就不是这样。
我还为所有地铁线路录了各种各样的故障通告，这样，如果有故障发生，乘客就会有所准备。比如“这班车在……站不停靠”，天啊，你知道吗，我在读这些的时候都很小心，听起来可不能像是幸灾乐祸，或是扬扬得意。把清晰、有同理心、权威、还带有关心的感觉同时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感受在声音里的体现很微妙，但是你在听到的那一刻——我们把各种效果都考虑到、叠加上去了——马上就能明白。比如，如果我想说：“下一站是，牛津广场”（她身体绷起来，下巴收紧，最后发出来的声音是空空的，感觉十分清脆而冷淡），这样的做法是，声音听起来清脆、清晰，但是里面没有灵魂。而如果我这么说（这会儿，她的面部放松下来，眼睛突然放大了一下；声音温柔、甜美），这样就让人感到自己很受欢迎、有被拥抱的感觉。声调不一样，而辅音的发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发音方式有很多很多种。比如，爆破音——p，b，t，g——要有破裂的感觉。如果希望声音听起来清脆一点，你就要直接爆破。如果希望声音柔软一点，就模糊处理。在脑袋里共鸣的方式也是如此。对于清脆、清晰的、听起来很官方的说法，你要在大脑顶部进行共鸣。而更温暖一点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她当场演示出来）。你想要把事情做好，就得懂得所有这些东西，让声音以正确的方式发出。
我第一天给学生上课时，问学生，你们觉得这座城市哪里不对头？找政客们聊聊，跟人们说说话，跟工程师交流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吧。接着我们上了几节课，在第五周，我们的课程要结束了，我对学生说，那么，现在你们来讲讲，你们觉得应该如何改造这座城市。当然，他们的想法挺幼稚，但是这个过程让他们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繁杂而琐碎的问题，这些繁杂而琐碎的点点滴滴相互影响，而这正是他们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
所有台词都采用标准发音——没有伦敦口音。要有清晰感，要让听到指示的人马上明白，毫无疑问。我想，他们这个方式是对的。我喜欢地方口音，但他们担心的是，外国游客可能会不太明白地方口音，但应该会明白标准发音，所以标准发音是更安全的选择。但我通常不用标准发音来说话。我平时工作如果都用标准发音，可能什么单都接不到了，因为人们很少想要这样的口音。如果只是想找人来对一个接地气的产品讲一讲产品使用感受，他们只会想要正常的北部口音。比如说在卖刷栅栏的油漆时，就只能用地方口音。但是渐渐地，在投放全国的广告里面使用地方口音，也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北部口音听起来很乡土、值得信任、没有废话。伦敦口音听起来就有点不太实在，感觉像在骗人。
目前，我们在实验室里制造一些地铁车厢，用来测试如果我们对下部构造做一些改动，坐轮椅的乘客能否顺利上车。去年，我们做了一些车站模型：我们有一辆真实大小的火车，用来测试人们通过火车车门时的效果。毫无疑问，在那个环境使用轮椅很麻烦。大多数轮椅都是根据在室内使用来设计的。所以，你如果想要轮椅能被顺利推上地铁车厢，会怎么设计呢？
我们一条线一条线地做，因为伦敦地铁不同的线路由不同的机构监管，他们需要一种连续、统一感，从听觉上来说要是完整的。我很喜欢所有这些名字，真的。尤其是“皮卡迪利广场”。我喜欢这个节奏：“皮卡迪利广场”。我最喜欢的是“雷顿博伊斯”(2)（雷—顿博—伊斯），好棒。“注意缝隙”倒是很直接，但我们也试了好几种方式。我不希望让这句话听起来很可怕，不愿让人们想象我是可怕的女性施虐狂，还穿着到大腿的塑料靴子。在警示别人潜在的危险，到把他们吓一大跳之间，得取得一个平衡。
如果我们把伦敦设计得更易于步行，那就太好了。这件事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因为步行是最自然的出行方式。如果从个人角度来考虑交通，你就会理解这个环境看起来如何，人们在其中的感受如何。步行让一座城市看起来人性化，因此城市应该被设计得更加利于步行，然而很多人并没有把步行当作一种出行方式。人们倾向于把行人也当作是一种交通工具，当成跟汽车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希望行人能够走走停停。这是一件好事。行人能够停一停，说说话，然后转向下一条街：他们可不是汽车。我们不希望汽车走走停停，但的确希望行人可以走走停停。因此，想个办法来把街道设计得让行人觉得停下来是一种享受，是很重要的。
接到录取电话时，我正在伦敦西南边巴恩斯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里。我简直难以相信，心想，你肯定是在开玩笑。老实说啊，那个挑选过程实在时间太长了，我以为他们已经选了别人，但是，不，他们还是不断地在试。我很低调。我不是那种要宣告世界“看看我得到了什么？！”的人。我只是希望事情在该发生的时候发生。又过了几个月，他们就是无法把脚本敲定下来，看来这些人真的很重视、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录的第一个部分用了一个半小时，录了车站名字、“请看管好随身物品”，还有基本的安全提示“往车厢里面走”之类的。总共也没多少要录的。你想啊，你只要说“下一站是牛津广场”，也没多少不同方式可以呈现这个句子。他们对于马里波恩站倒是提了点要求，让我说几个不一样的，比如“马—里波恩”“马里—里—波恩”“马里—力—伯恩”，还是更奇怪的“马里—罗波—恩”。我全部都说了一遍。我想最后他们选了“马里—里—波恩”。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思考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其中一部分问题是，我们会停一停吗？约翰·贝杰曼(7)说，往上看吧。我认为，伦敦有一种美感在于，你如果往上看，看看整体，会看到很有趣的东西。你如果看伦敦的老地图，看看泰晤士河对面，会看到两个著名的景象，一个是16世纪的景象，一个是18世纪的。你会看到雷恩(8)所想要传达的东西——所有的教堂都以自己的穹顶致敬路德盖特山上的圣保罗教堂。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景象。你想啊，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坐着飞机从上往下看的，他能看到的高度基本上就是离地1.3米。真是惊人。所有的这些教堂，都在向圣保罗教堂致敬。它们在讲一个故事，传达一种空间感。
几年前，伦敦地铁找到我当时正在供职的那家制作公司，问他们有什么人可以推荐。这家公司推荐了三男三女，里面有我。伦敦地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召集了焦点小组，用了18个月的时间，来试这些不同的声音。我们在测试里应该是讲了六句台词：“注意缝隙”“下一站是……”。他们给每个声音编了一个名字，我的是玛丽莲。那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挑选程序，而我其实不确定他们看中了我声音里的什么品质，但是最后我被选上了。我总是想，如果我的声音当时被编的名字是布兰达啊，或者是埃塞尔什么的，他们会不会选我。
伦敦的一大优点就是细节。你如果绕到贝克街地铁站后面、天文馆旁边的那条路上，会看到一排20世纪30年代还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公寓。你再看看这些公寓的顶部，会看到一组火车部件卡在房子里。是真正的火车部件——减震器、联轴器什么的。我想这就是约翰·贝杰曼的意思。用几秒钟往上看，然后说，上面有这些东西啊，真有趣。为什么会在那里呢？那是什么？怎么做到的？人们自然会想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站在牛津街中间，认真地往屋顶的方向看，人们经过你时，也会好奇你在看什么，然后像你一样往上看。这是个好玩的游戏。如果他们看到的是一些火车部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们生命中的某一部分可能会因此而得到延展。也许我们在规划城市时，也需要考虑如何设计才能让人们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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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旅行归来、飞过伦敦市中心时，我会这么想：伦敦真是一片神奇的绿地，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包含着太多的可能性、多元性。你飞过伦敦东区的荒地，飞过威斯敏斯特的宫殿，飞过公园，等等。你知道吗，地上的人不会想到这些，但是每90秒钟，就有一批飞机里的人经过这条航线，来到伦敦，不管来这里做什么，他们都有可能从我们城市的文化设置中得到非凡的教育。这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现在感觉自己好像就坐在飞机上，想要告诉你我想到的所有事情。忘了安全带吧，我要告诉你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一切！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如此爱它，我要告诉你它是怎么样的。但我不可能做到，它的神奇之处只有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我们经常看到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挤在地铁上、公交车上，或者不够宽的人行道上，或者碰上堵车。他们被困于种种细枝末节之中，忘记了他们实际上是穿行在某种神奇的魔法石中，也就是这座奇妙的城市之中。这是一个非凡的地方。我觉得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令人兴奋，但是不知为何，伦敦好像展示了一种五维感，而我们在此间移动的方式，正是组成这种感觉的一个部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用红色还是绿色的公交车，也不在于这些公交车能不能连接起来——细节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这里是人们可以生活的地方。人们的抱负、理想可以在这里蓬勃发展，而我们有一个交通系统，他们可以从中选择，从而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伦敦历经几个世纪，仍然是一个如此成功的城市的原因。
在那以外，我一直在练习用声。因为这种说话的方式是高度风格化的，而要做一个很好的画外音艺术家，你得要知道30秒停止是什么时候，20秒停止是什么时候。你必须在自己心里慢慢弄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秒表，精确到0.1秒，甚至是0.01秒。得要知道怎么掐时间。我两年之后回到开始面试的地方，说，可以再试一次吗？他们听了我的声音，然后让我通过了。慢慢地，工作越来越多，我得放弃自己的制作公司了。
(1) “上上下下”是美泰玩具公司开发的玩具人物。
我练习了两年。同时，我运营着一家制作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企业制作培训用的录像带。我们会接触到一些特别沉重的东西，比如反暴力宣传活动，或者是处理那些家里有临终病人的情况。还有比如医院和医生要把坏消息告诉病人之类的。会遇上很多非常困难的人际之间的事。那就是我的工作。
(2) 埃塞克斯郡的一个居民区。
你必须知道怎么用声音来体现这种“光影效果”，来搭配每个产品不同的亮点。你不会希望所有产品都一个样。跟广告语本身无关，跟营销对象有关。我们不希望把广告语一股脑地炸出来，而是要说：“我们有一系列的产品可以提供给大家。看看这个很棒的系列吧。”但是你得用音调变化和节奏变化来做一些暗示。就像有个声音的工具包一样，你慢慢会发现里面有什么，然后找到自己的声音。
(3) W.H.奥登（1907—1973），生于英国，后成为美国公民，现代诗坛名家，被公认为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于是，我就回家听各种电台广告，把台词扒下来自己练习，想要找到自己的风格和声音。我发现做画外音艺术家的不同套路：把一张清单读出来，得用一种风格；把一种产品带价格读出来，又得用另外一种风格。打个比方，如果要说的是这么件事：有一家园艺商店，他们要做一个圣诞节特别活动——你可能要说蜡烛、盆栽植物等等。（她突然使用戏剧化的声音——比酒吧里别的声音都清脆。）
(4) 丹·布朗（1964—），美国作家，代表作有《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等。
那看起来不像一份正当工作，但是父亲还是让我去试试，给他们寄盘磁带什么的。后来我就收到邀请，让我去做个声音测试。我做得太糟糕了。好可怕。因为你把电台广告读出来时，得用“上上下下”(1)那种风格来说话，而现实生活中没有人那么说话。我一开始实在是觉得很尴尬。
(5) 救世军，成立于1865年的国际性基督教公益组织，总部位于英国伦敦。
一开始，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做着十分阳春白雪的事情——诗歌朗读，你懂的，戏剧类的东西。慢慢地，发展到也会做一些与喜剧相关的东西。我父亲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我们附近有一个工作室在录广告。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给广告配画外音也是一种工作。作为谋生手段，那看起来真是有点傻。
(6) 约翰尼·卡什（1932—2003），美国创作型乡村音乐歌手。
艾玛·克拉克
(7) 约翰·贝杰曼（1906—1984），英国桂冠诗人。
伦敦地铁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