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古书说金朝从此尽失士子之心。可仔细琢磨下粘罕的话，又不能不说有点道理。有些官员，不就是在老了的时候玩命敛财吗？
一番话，把这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训得战战兢兢，磕头如捣蒜。最后，除了胡砺以外，汉人一个都没上榜。
神童的辛酸
粘罕拿着马鞭，指点着训话：“你们这些老东西，你们有才吗？要是有才，年轻时候就考中了。现在你们都老棺材瓤子了，还参加考试，侥幸得官了，肯定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为身后打算，还不可着劲儿贪污啊？对国家有啥好处啊？年轻人也不是好东西，你们中肯定有人收钱，替年轻人代考。呸，老的小的都不是好人。本来打算杀了你们，可你们还没来得及犯罪呢，又想把你们都轰回家去，可你们远道而来也不容易。得了，就让你们考一场吧。你们这些人，以后要老老实实，报效大金，不老实，必杀无赦。”
当父母的，望子成龙的多。幼时家教，无不绞尽脑汁，学虎妈狼爸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可真是一个充满聪明孩子的国度，甘罗和晏殊常常被拿来说事儿，其实这算什么啊？甘罗十二为上卿，晏殊十四赐进士，太大了。现在那么多人十三四岁就成了公务员，公众哗然——少见多怪了是不是？还有四岁就当官的呢。当然，人家是靠本事，不像有些人，拼爹加伪造履历，那要搁在旧社会，别说当官，就杀头了也说不准。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带头的主帅叫粘罕。这粘罕对中原地区的科举考试还挺好奇，上来就办了场考试。结果，磁州人胡砺得了第一。粘罕先传令不要公布成绩，然后到考场中，召集年老考生集合，说是要不计成绩都给功名。一大堆老头们争先恐后，都跑粘罕马前跪着。
这位超级神童出现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叫蔡伯禧，福建福清人，不到四岁，就被皇帝召见了。为啥召见他啊？因为这孩子能背一百多篇诗。皇帝一看，立马给了他一个校书郎的官职，在皇宫里当伴读。这事记载在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里。据说，这是历史上当官年龄最小的纪录了。
看来，就是严格的考试，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可言。最公平的，还是老天。
比他差点的叫吕嗣兴，南宋孝宗时的浙江衢州人，四岁的时候“能诵《书》《切韵》、变四声、画八卦”，皇帝给的官职是“从政郎”，给皇孙伴读。还有一位神童武状元朱虎臣，绍兴三年参加武殿试，射箭十发九中，滔滔不绝大谈《孙子兵法》和《诸葛八阵图》，夺了个状元，才九岁。
可惜的是，杨窴身体不好，没多久就死了。连中三元不容易，连中三元又没当官，没给政府什么贡献，历史上还就他一个，也算留名了。
男孩儿这么出息不算新鲜，女孩儿参加科举考试的也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宋孝宗淳熙年间，特别设立了童子科，有个叫林幼玉的小女孩儿，“求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结果顺利通过考试，小小年纪就封了个“孺人”。要知道这个封号，只能给官员的老婆，给了小女孩，就相当于给官了，至少七品吧。
这头驴叫王安石。本来稳稳拿了状元，谁知道皇帝阅卷的时候，看到其中有一句“孺子其朋”，不高兴了：“这话犯忌讳，不可魁天下。”犯啥忌讳了？这话是周公教育周成王的，皇帝不乐意了。要说杨窴的运气还是真好，第二名、第三名都是官员应试，前面说了，考多好没职称，也不能当状元，于是，状元就给了第四名杨窴。他真的连中三元了。
这些都是孩子里的牛人。至于有兴趣特长的那就更多了。比如宋朝人刘镇就写过一首《八岁女善棋》的诗：“慧黠过男子，娇痴语未真。无心防敌手，有意恼诗人。得路逢师笑，输机怕父嗔。汝还知世事，一局一回新。”看来这位诗人是和小姑娘下棋下输了，没辙，人家姑娘有压力啊，棋输一着，当爹的要生气。
回复让他失望，第四。杨窴气得直拍桌子：“不知道哪头驴得了我的状元了。”合着人家比他考得好，就是驴。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顺德县出了个小小书法家。多小啊？两岁就出名了，人虽小，却善写大字。他四岁的时候，大官马文卿巡按广东，还召见了他，把他抱在膝盖上，让他写字。这孩子手很小，握笔却极有力，运笔如飞，挥洒自如，写出的字有碗口大。人人都说是个神童。当然，也有人怀疑是什么神灵附体了。这事是清代《五山志林》里说的，俞樾在《茶香室续钞》里分析说，没听说他长大了书法多有名啊，看来还真是小时候有什么古怪。
信心满满，他求他哥哥找晏殊，想预先看看自己殿试得第几了。
中国家庭第一次培养神童的狂潮，似乎是出现在两宋。原因呢，是因为有个叫朱天锡的小孩儿。北宋元丰年间，朱天锡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礼部，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狂背一遍，一字不错，朝野震惊，皇上给了个进士。还有人写诗称赞：“神童之科今有无，谈经射策皆壮夫。古来取士凡数涂，但愿一一令吹竽。甘罗相秦理不诬，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赋归欤，待君释褐还乡闾。”
说到考状元，宋仁宗年间有位杨窴（音田），是一心想得状元的。为啥呢？因为他得过解元，会试考了会元，最后考小赋给皇上看，要是皇上点了状元，那就是连中三元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哥哥是枢密使晏殊的女婿，有背景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头一个学习的是他的堂兄、十二岁的朱天申，在朱天锡的基础上，又加了几本书，而且能连读一百遍；接下来是十二岁的黄居仁，九经连读七十五遍，全给了进士。
宋朝还有个规矩，人可以不经科考先当官。但当官不是完事大吉，当了官了，还得参加考试。甭管你参加的是MBA还是读了野鸡大学还是啥啥商学院，反正得参加国家统一考试，考上了，就取得了继续当官升迁的资格，但不给文凭。没考上，对不起，现在的官也别当了，回家去吧。一直到南宋淳熙年间，有人以官员身份应试合格，赐给进士及第，这才算有了国家承认的文凭。
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么挣功名，可比长大了老老实实参加科举考试更合算。于是全国各地经久不息坚持不懈地培养神童，比如江西南康，就有了个神童山，每年都能输出神童上百人，其中一部分能得到功名，比例是七比一。
要说这事，也不全赖考生，谁让他出这题呢？“卮言”，就是随便说说的意思啊。
最过分的就是朱天锡的家乡饶州了。邻居们都想，既然朱天锡能当神童，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不能？于是五六岁的孩子，粗读诗书以后，马上就得背五经。小孩注意力不集中啊，家长也有办法，把孩子搁竹篮子里，再把篮子搁树枝上，这样就不会走神了。教书先生呢，先谈好价钱，然后按经书算钱，背完一种，结一次账。
到了宋朝，考试就严多了。科举的时候，皇帝还亲自出题。《东轩笔录》里说，有一次宋太宗出的题目是《卮言日出赋》。他去看考生们答题，一边看还一边说呢：“最近举子们风气比较轻薄，写文章不往深里想，就追求早交卷。现在我出这题，比较深奥，就是为了让考生们好好思考，扭转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恶劣风气。”结果话音未落，考生钱易交卷了，宋太宗气得破口大骂，将此人轰了出去。从此以后，皇帝都对科考失去了信心，竟然十年没有举办考试。
饶州神童这个品牌打响了，可也有相当大的代价——据说有不少小孩，就是这么念书念死的。难怪有人评价：“如此教小儿，可谓矫揉造作矣。”看看吧，现在为奥数题和各种竞赛头疼的小孩儿们，你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宋朝的孩子比你们惨一百倍。虎妈狼爸什么的也别吹牛了，老祖宗比你们虐多了。
他醒来想想也对，就想把那“山”字给去了，可那样就变成“狱”了，依旧不太好。一狠心，两边的“犬”旁都删了，改名叫宋言了，还真别说，中了个解元。为啥啊？说不清楚。反正那届的主考官冯涯被参作弊，宋言后来也从第一被抹到了第六十五名。这位宋言还真有信心，第二年再考，终于中了个第四。
这种很“二”的教育方法，似乎并没教出什么能干的人才来。不是所有小孩都适合当神童，也不是所有神童都能像甘罗、晏殊那样，成为人才。
唐朝还有一位宋岳，怎么考都考不上。有天做梦，梦见一神仙跟他说，你这名字不行啊，岳（繁体为），脑袋上压着一大山，怎么可能出头呢？
要说真正聪明的孩子，还真有一个。这小孩儿叫王宷，是宋神宗年间的将军王韶最小的儿子。王宷的聪明，体现在他刚会说话的时候——那年春节期间，汴梁城举办了盛大的灯会，所有人都出门去看灯。王韶的家人，也扛着小王宷出去凑热闹。走到皇宫的宣德门，正好赶上皇上登楼，那真是万众敬仰，一片欢呼，人都快挤疯了。等家人把视线从皇帝身上移开，一摸肩头，小孩儿没了。
脸皮又厚，后台又硬，裴思谦就这么成状元了。难怪唐朝的后半段这么乱，这都用的什么人啊。
丢了孩子，家人吓坏了，找也找不到，只好溜回家。王韶看见他们神色不对，一追问，才知道孩子丢了。万没想到，王韶说：“要是别的孩子丢了，咱们就得找找，王宷啊，不着急，过几天自己就能回来。”
还有更神奇的——唐文宗时的状元裴思谦。这位是由权臣观军容使仇士良写信，推荐给主考官高锴的。高锴接见考生的时候，裴思谦上前一步说：“高老师，仇军容写信推荐了一位裴思谦，裴思谦要是不中状元，你就不能放榜。”高锴为难了，说：“那我总得见一面这个裴思谦吧？”裴思谦道：“哦，就是我啊。”
还真让王韶说着了，十天后，王宷真回来了，是皇宫中派的太监陪着，坐着牛车回家的。
主考官闻听大喜，立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给了袁枢。袁枢真不含糊，接了纸笔，稀里哗啦一挥而就，写完了，就是状元那名字还空着呢。考官问：“那状元是谁啊？”袁枢说：“状元啊，非老夫不可。”得，他就这么成了第一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家人扛着王宷出门的时候，就让人贩子盯上了。这孩子穿得真漂亮啊，估计能卖个好价钱。跟踪半天终于等到机会，皇帝出现，最热闹的时候，人贩子们一拱一挤，王宷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换人扛他了，瞬间就和家人分开。王宷情急之中，干了一件事，把自己的珍珠帽子藏怀里了。
袁枢说：“要不，我来吧。”
人贩子背着王宷奔逃，路过东华门，正好有几辆宫中的小车要进去。王宷一把抓住车子的窗帘，大喊大叫，还拿出了帽子挥舞。那几个人贩子魂儿都吓飞了，撒腿就跑。
有一年考试，考官竟公然在考场里说：“诸位都是一时英俊啊，可惜了，无人来救。”当时在场五百多考生，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说啥。有个七十多岁的老考生叫袁枢的，问了一句：“您……啥意思？”考官答：“没有榜单啊。”合着他懒得看卷子，榜单竟然没写。
就这样，车里的几个太监把王宷抱进了宫里，孩子太好玩了，太监逗着王宷玩了一夜。
按说全国那么多考生，考状元挺难的，可有时候也有例外。唐朝时候，考试竟然不将试卷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考上考不上，全由主试官说了算，叫“通榜”，这就为走后门大开绿灯。有时候主试官不想看卷子，干脆委托给不相干的人来定榜单。不相干还算好的，考官甚至会找考生来写榜单，这也太不严肃了。
第二天，太监们带着王宷去见皇帝，说捡了个漂亮孩子，是吉兆，意味着皇家也会添男孩儿。皇帝就问王宷：“你谁家小孩儿啊？”王宷说：“我是王韶的小儿子。”
不知道哪儿来的根据，说某地要是出了状元，这一年当地必然歉收。歉收这事儿，状元得负责啊，就有了状元妻子上城楼撒谷子的风俗。“听说劝农冠盖出，倾城又看状元妻”，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抛头露面，直到清代还屡见不鲜。前提是，当科状元不能单身，也不能是陈世美。
皇帝还挺失落，念叨着：“瞧，原来是有人家的啊。”
状元和榜眼还有个任务，就是要去皇帝那里领殿试榜出来。领榜的时候，赞礼官带着这二位走上大殿的台阶，状元在前，榜眼在后。他们走到“中陛”，也就是台阶的中段，要立定，等着领榜。这时候稍微靠前的状元站立的位置，台阶平面上正好刻着升龙和巨鳌，状元往往站在鳌头的位置，这就是传说中的“独占鳌头”。
孩子聪明，皇上挺喜欢，留在宫里玩了。在这些日子里，皇上问清了王宷被拐的经过，直接叫开封府取消休假来破案。拐卖孩子的案子，只要有决心没有破不了的，没两天，那几个坏蛋拿住，审结，判罪。这才叫太监把王宷送回家去。
有意思的是，每次考试发榜，榜单都有个命名。最早是以第一名来命名的。比如某人参加考试，这届第一名是张三，那么某人就是“张三榜”上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以主考官来命名，主考官叫李四，那么某人就是“李四榜”上的人。经过漫长的演变，最后才以干支年代来命名，如某人是康熙多少年“辛丑榜”进士。
太监们带给王韶的，除了他儿子，还有一份开封府审案子的案卷，以及皇帝送给孩子的过年礼物，有小金人儿，有钱，还有果子，价值万钱。
后来呢，状元专指第一名，就又有了榜眼的称呼。第二名、第三名都叫榜眼。为啥呢？眼睛嘛，自然要有一对，所以必须得有两个。至于探花，最早的含义是这一榜考中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再后来，到了南宋以后，状元、榜眼、探花的名位才算最后确定，分指前三名。
王宷的聪明劲儿，在于他的随机应变。这比读死书的小孩强多了。他长大后，进了翰林，还当了兵部侍郎。不过，最后也是因为聪明玩过头了，死在宋徽宗手里。
状元们在状元局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充分享受人生大改变的喜悦。那大概是他们最快乐的一个月了吧。
王宷被拐这件事，是王宷的孙子讲给岳飞的孙子岳珂听的。岳珂把它写在了《桯史》里。
科举考试，殿试第一名，叫作状元。可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宋朝，前三名都叫状元。宋朝的文献记载，朝廷专门设立了状元局，里面五六十人，专门伺候状元。三位状元一入局，威风八面，使唤这些人写请柬、买酒果、安排饭局、安排游街游园游湖、安排皇帝请吃饭……大家还都特别乐意。为啥啊？这些状元以后都是朝廷栋梁，伺候好了，今后在官场上可以多照应。
正旦大朝会
鳌头独占
开封皇宫大庆殿，四名高大威武的镇殿将军站立四角，皇帝高坐宝座。殿外，文武百官加皇亲贵胄冠冕朝服，肃立无声，甚至在京的举人们也被叫来。来自各地的进奏使献上贡品，接着是四方前来朝贺的使节上殿，包括大辽、西夏、高丽、回纥、于阗、大理、大食……在节日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新的一年开始了。
拿面具遮住自己，不要脸，其实也是为了要脸。
这是《东京梦华录》对北宋皇宫“正旦大朝会”的描述。说起来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尽管宋朝有正旦放假前三后四（春节前三天和后四天）的规定，但皇帝、官员、皇亲们，正月初一不放假，而是必须上朝。这一天的朝会，是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大朝会，哪天请假，这天都不能请。其实，很多朝代都有这个规矩。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的在京官员乃至皇亲国戚，守岁之后，顶多打个小盹儿，就得穿戴整齐，顶寒风、冒瑞雪，披星戴月赶往皇宫上朝，相当辛苦。
类似的事情现在还有。英超切尔西队守门员切赫就是一位。2006年，切赫在比赛中被对手踢得颅骨骨折。伤愈后，每当比赛，切赫必戴面具。一种说法，这是医嘱，必须保护切赫面部；另一种说法，切赫必须戴着面具心里才感到踏实，要不老有阴影。不管怎么说，切赫这面具就算永远戴着了，除非他退役。而面具，也成了切赫的标志。
过了初一，也不见得就能在家陪父母亲人，皇帝还要选有能耐的武将一起到南苑射猎，玩上一天，然后赐宴。遇到春节赶上立春了，还要有打春仪式。头一天，开封府就要赶一头牛进皇宫，这叫春牛。拿鞭子抽抽牛，叫作打春，那意思，大概就是新年得好好干活才有个好收成吧。
将军的脸是如此重要，若是长得不给力，上阵杀敌，可能效果就要打折扣。《教坊记》和《乐府杂录》都说到了脸的故事，综合一下，是这样的：南北朝北齐的时候，皇帝高欢之孙、兰陵王高长恭“性格胆勇”，上阵杀敌，总是最先突入敌阵。就一样不好，长得有点娘，脸孔女里女气的，这多影响打仗的效果啊。高长恭想了个办法，做了个大面具，临阵戴在脸上，这回真是威风八面，百战百胜。这就是面具的开始——后来，在一些需要雄壮之气的音乐里，就出现了面具人。比如击鼓，唐朝宫廷里的鼓手，都戴着面具，拎着鼓槌出场。
各种繁杂的仪式，有可能持续到正月十四，那天皇帝要去五岳观迎祥。侍卫官员、三衙太尉、执宰侍从、亲王宗室前呼后拥，怎么也得几百上千人加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给老百姓提供了娱乐机会，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看车驾仪仗——不过有个规矩，不准出大声。“有高声者，捶之流血”，大过年的，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唐玄宗开心大笑，心里也知道黄幡绰肯定收了刘文树的好处。可还是开心了呀，就没再追究。
按现代的规矩，过了初六就该上班，最晚也就到元宵节吧。而在古代，到了元宵节，大家才能真正消停下来。皇上不出宫了，百官才能放松。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遇到会试之年，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就要在元宵节后没多久考试了，又一番忙碌。
第二天，当着皇帝和刘文树的面，黄幡绰是这么说的：“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就是你不像猴子，是猴子硬要像你。
明朝的于慎行在《谷山笔尘》中记载，唐朝的官员有“春月旬休”假期，休息十天。当然休假也不能去旅游，因为皇帝要请吃饭，在这些天里，从宰相到员外郎，都要请到，每人还要赐钱五千贯。唐玄宗甚至会在花萼楼请卫队吃饭，尽欢而散。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百官从元宵节开始，还有十天假期。于慎行抱怨道：现在（万历年间），皇上约束太严，今天禁止宴会，明天禁止游乐，百官萧然愁苦，工作倦怠。他觉得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一天的安逸，能补偿十天的辛劳，就该多放几天假，才能更好地工作。
唐玄宗时期，有一位安西衙将刘文树，口才极佳，特别善于奏对，唐玄宗挺喜欢他。就一样，刘文树长了一脸黄毛胡子，特别像猴子。唐玄宗呢，还就老拿这事儿挤对他。唐书《开元传信记》说，有一次刘文树又要见皇帝了，事先唐玄宗叫来身边的谐谑高手黄幡绰，叮嘱道：“明天见了刘文树，你给我好好奚落他。”刘文树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早知道皇帝憋着坏呢，也找到黄幡绰，送了他好多礼物：“最烦别人叫我猴子了。你明天再怎么说，也别说我像猴子哈。”
相对于官员们，老百姓就要轻松自在得多。宋朝汴梁城的老百姓，从正月初一开始，就得到开封府的“通知”，允许关扑三天。啥叫关扑呢？就是古代一种独特的买卖方式。你看中了我的货，那好，咱俩赌一把，你赢了，货拿走不要钱，要是我赢了，你得按价付款，但东西不能拿。这种赌博式买卖在平时是非法的，要被发现会被带到官府打板子，但在正月初一到初三，就可以进行。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化妆品、衣服鞋子、梳子、帽子、玩具等各类百货，甚至酒楼的饭卡酒牌，都可以参加关扑，满大街都能听到关扑的吆喝声。关扑是如此有趣，乃至一旦发生，便被聚众围观。当然，买的没有卖的精，洪迈《夷坚志》就讲，有一位手气太背，和卖黄柑的小贩关扑，输了一万多铜板，却一口黄柑都没吃到。
还好，顾况一番话让领导觉得有道理，对他又好起来了。
春节假期的高潮，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唐朝、宋朝、明朝、清朝，这都是个重大的节日，无论是长安、汴梁还是北京，主要街道全都搭起彩棚，花灯高挂。据说唐朝的长安城，原本是实行宵禁的，但元宵节前后三天，允许“放夜”。甚至皇帝也参与其中，不惜斥巨资搭建巨型花灯。有人带头，老百姓自然不甘落后，摩肩接踵，争先恐后上街赏玩。
顾况说这话，是挤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毫无用处的家伙，跟眉毛一样，纯属撑门面。有个群口相声叫《五官争功》，最早的出处，也许就是这个。
到了宋朝，汴梁灯会的主要场所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上，开封府搭建的彩棚正对皇宫宣德楼。御街两旁歌舞百戏无比喧哗，声震十数里。吞铁剑的、玩木偶的、演杂剧的、说书的、吐五色水儿的、炼丹的、弹琴吹箫的、驯猴的甚至驯鱼的、驯蚂蚁的、驯蝴蝶的……整个御街那叫一个热闹，走都走不动。
关于脸，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寓言。这个寓言的原创是唐朝人顾况。《唐语林》说，顾况这个人总是和同事闹别扭。有一次和领导吵完架，气哼哼地讲：“我做梦梦见嘴和鼻子争功，嘴说：‘我谈论古今是非，你个鼻子不出声，为啥在我之上？’鼻子说：‘咋了？饮食非我不能辨！’眼睛对鼻子说：‘我近能看毫端，远能看天际，唯我当先，必须在更上面。’接着问眉毛：‘你有啥用啊，还在我上面？’眉毛道：‘怎么了？我是没用，就好比主人养的宾客。可没有宾客，就不体现实力，没有眉毛，以何面目见人啊？’”
和唐朝一样，宋朝元宵放灯也是三天。后来有所改变，汴梁可以放五天。《铁围山丛谈》说，民间传说，是吴越王钱俶来见宋太祖赵匡胤，出钱买了两天灯，从此变成五天了。实际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后蜀孟氏投降，时间正好是正月。宋太祖心里高兴啊，下了旨意，开封元宵放灯，三天延长到五天。
后来，有人向上级推荐陆东升官，上级一听他的名字，就说：“陆东啊，知道知道，是不是苏州那位在犯人脸上打草稿的？”得，出名了。
到了明朝，北京观灯的主要场所在灯市口，绢纱、烧珠、明角、麦秸、通草各种样子的花灯，从正月十四就已经被店铺挂了出来，做买卖的还会出灯谜招揽顾客，猜对了就送小礼物。还有人从燕山峡谷里采来大冰块，雕琢成花灯。烧火判儿也是受欢迎的节目，商家用泥土塑成个判官，中间是空的，里面塞了柴草，点起来，噼啪作响，火星子从眼睛嘴巴里往外冒，十分好看。据记载还有鳌山灯，十分巨大，就是用青瓷做的三千多盏小灯，在大架子上，摆出一个图案来，图案还能不停变幻。点鳌山灯往往是灯会的高潮。
陆东一听，吓坏了，立刻把犯人叫来，重新刺字，把“特刺”二字，给改成“条准”了。倒霉的犯人，受了二茬罪。
元宵节过多长时间呢？《万历野获编补遗》里转载了永乐年间的圣旨原文：“正月十一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者，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宣德年间的圣旨则说：“上元届节，特赐百官假十日，在京军民如故事，张灯饮酒为乐。”法定假期十天，而且，一定要中央发布放假安排，和现在一样。
字刺完了，手下人提出不同意见：“领导啊，不对啊。这个‘特’字，意思是本不该这么干，但因为某种原因，破例这么干。你这不是说，他罪不至此，但迫于朝廷规矩只好发配吗？这不是事实啊。这人本来就该发配，又来个‘特’，讲不通，回头上面该追究了。”
正月十五，并非假期的结束。在唐朝的长安，正月过半后，都市时尚男女就要乘车跨马，出来赏花饮酒，往往找到一树盛开的花朵，立刻在它面前铺席子搭帐篷，喝酒吟诗。人最多的时候，竟然要“等位”，因为全长安的花都被人占满了。到了南宋，士大夫们还喜欢开春宴，在西湖上请客，从使相亲王，一直请到郎中邸官，连绵不断的宴请要持续到清明——这实在是太铺张了，最后这个习俗慢慢被废止了。
黥是一种刑罚，在犯人脸上刺字。尤其是在宋朝，运用得比较普遍，《水浒传》里的宋江、林冲等人，都刺过。魏泰《东轩笔录》讲了个脸上刺字的段子：有个叫陆东的，通判苏州，并且代理知府行事。他判了一个罪犯，需要流放，就在人家脸上刺了几个字：“特刺配某州牢城”。
假期最长到什么时候呢？陆游说，成都人放假，要放到农历四月十九日。那一天叫浣花日，“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于是那一天，人们倾城而出，锦绣夹道，到浣花溪杜甫草堂游玩。有趣的是，成都多阴天，但浣花日那一天肯定放晴。陆游在四川待了几年，屡次去浣花日集市，每次都是晴天。他说，成都有句俗话：就算是白头老人，也没见过浣花日下雨。
男人脸黑点儿不是大问题，要是坑坑洼洼就有点儿麻烦。古人把出了水痘在脸上留下的疤痕叫“痘疤”，文雅一点的名字叫“天黥”。明朝有个文人叫徐渭，给一幅人物画像写赞，画上这位是天黥。脸长成了这样还得夸，真够难为徐渭的。徐渭还真有辙，直接写道：瓜啊瓠子啊又白又肥，只能做腌菜；松柏树干多鳞片，却是栋梁。看您的长相，必须得不是瓜瓠，是松柏。……有这么夸人的吗？
这么悠长的假期，是怎样的幸福啊，难怪大家都说成都人自在呢。
不过也真有不在乎自己脸黑的。这位是名人，王安石。有一天他哥们儿吕惠卿跟他说：“你脸上长黑斑了啊，告诉你个偏方，用芫荽洗洗，就能洗掉。”没想到王安石说：“我脸长得黑而已，不是黑斑。”吕惠卿道：“芫荽也能把黑洗掉。”王安石笑了：“我黑是天生的啊，芫荽有啥用呢？”
神物
说了可能好多人不相信，明朝皇族见人，也是要化妆的。《茶香室续钞》援引明朝文献说：原以为皇帝的帽子，都用珠宝，但不用翠。可是也见过藩王家里有喜事，王爷头上簪花两枝的，还都是翠做的，所谓翠花。一问内侍，才知道皇帝在后宫中也簪花。《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说，他到都城，和太监们聊天，谈到皇帝上朝前一定要在脸和脖子上扑粉，这样显得更加严肃。扑粉和严肃沾得上边吗？人家没解释。也许，是因为朱元璋长得不好看，子孙们试图洗白，也未可知。
古代经常出现一些神物，我在秦始皇兵马俑采访的时候，就听说过秦紫，就是兵马俑身上的紫色，其成分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化学合成物，十九世纪的德国率先发现，怎么两千年前的物事上就有了呢？还有出土的一柄剑，上面打磨的纹路很整齐，完全是机床打磨的样子。铜车马的顶盖，一次浇铸完成，现代工艺都解决不了……诸如此类，让人瞠目结舌。
自古以来人们对脸就很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宋朝的蒲传正，洗个脸还要分成大洗脸、小洗脸。什么叫小洗脸呢？就是俩人伺候着，只洗脸颊，每洗一次换两次水；大洗脸呢，五个人伺候着，除了脸以外，捎带脖子、肩膀都要洗，要换三次水。每天，大小洗脸各一次。类似的，他还有大濯足、小濯足（每天各一次），大澡浴、小澡浴（一天大一天小间隔着洗）。总之，他是一个干净、讲究，过分强调卫生和生活质量的人。
其实神奇的不止这些，清代俞樾的《茶香室丛钞》说，唐朝有本《记事珠》就记载过，徐福给秦始皇做过一个叫“不钩”的门帘，秦始皇把文珠抱起来放在膝盖上，门帘自动放下，文珠走了，门帘又自动卷上去了，不用钩子，所以叫“不钩”，还叫“自然之帘”。这不是自动卷帘吗？俞樾猜测文珠是个宫女的名字，现在看，也许是遥控器的名字吧？
要脸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唐朝有自暖杯，倒进酒去，自己就加热了，还冒热气。立刻引起好多理科生的质疑，说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不可能自暖。要我猜，这可真不是物理，而是化学。做杯子的材料指不定是什么呢，和酒发生了反应，还出现了气体，也未可知。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称呼。文艺作品不是史书，可能用错了大家也不知道，反正不是当真看的。不过要用对了呢？显得自己多严谨啊，多认真啊，多积德啊。谁也做不到全对，追求准确就好。
这个杯子记载在五代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中，特别说明是藏于“内库”。但好玩的东西不止这一样，还有避寒犀和龙皮扇。前者在开元二年冬至由交趾国进贡，色如黄金，放在金盘上，“温温然有暖气袭人”。后者藏于长安大富豪王元宝家中，每当暑月宴客，将它放在座前，洒上清水，“飒然生风”，喝上一巡酒，客人就感觉到冷了，马上撤去。这扇子唐明皇还借去把玩过，命名说是“此龙皮扇子也”。这不就是小型的加热和制冷设备吗？
至于“同学”，则出现在明末。以前上学，一个老师教的，叫同门，同一届考生，叫同年，没有叫同学的。崇祯年间，江南兴起了结社，最有名的就是复社。同一个社的人，互相称呼为“社盟”。可忽然有那么一天，大家都改称“同学”了。当时的知识精英黄宗羲在一首诗的注解里写道：“同学之称，余与沈眉生（沈寿民）、陆文虎（陆符）始也。”他提到的这两位，都是复社有名的文人。看来“同学”这个词不错，很快就被大家用开了。到现在网上有了新叫法，成了“童鞋”了。
还有有趣的物事。《乐府杂录》中说，长安有个富二代康老子，酷爱声乐，不事劳作，结果家产荡尽。有天在街上碰见一名老妪在卖一个旧坐垫儿，看着样式漂亮，花了五百钱买下来。后来被一个波斯人看见，说：“这是哪儿弄的啊？这是冰蚕丝所织，夏天放在座位上，可致一室清凉。”
在明朝之前，人们称呼老师都叫“先生”，尊敬一点，“老先生”，再尊敬下去，“先生大人”。科举的考生，对主考官自称“门生”，叫对方“某公”。可到了严嵩掌权的时候，情况变了，阿谀奉承的人多，就把严嵩叫“老师”，再肉麻的，则叫“老夫子”，言外之意，严老师直逼孔圣人啊。从此，“老师”这个词就蔓延开来，以至于大家无缘无故就互称某老师某老师，和现在一样了。这样看，“老师”这个词，出身还不太好呢。
波斯人花了大价钱把垫子买走，康老子又有钱了，然后又给败光了。
还有两个常用称呼：老师，同学。其实这两个词的历史都不算长，全是明朝才有的。
至于记事珠，不仅是书名，也真有其物，是宰相张说的收藏。如果有什么想不起来的事情，就把它拿在手中转动，“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这不会是个做成球形的移动硬盘吧？
慢慢地，“秀”这个称呼，也蔓延到女子之中。北宋祥符年间，建安有位姓徐的女子，写了本书叫《闺秀集》，从此，会吟诗有文化的女孩子，就叫作“闺秀”。再后来呢，大家都知道了，女性基本抢走了这个“秀”字，男人们很少这么叫了。
机械人的记载，在古书中是相当丰富。《西京杂记》里曾经写到，汉高祖入咸阳宫，找到了十二个铜人。这可不是其他书里记载的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铸成的大铜人，那个太大，这十二个，是小铜人，坐着的，高约三尺，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有弹琴的、击筑的、吹笙吹竽的……他们坐着的台子底下有两个铜管，通向台子后方，一个是空的，一个有绳子。只要有人吹空管，另一个人拽绳子，小铜人乐队立刻发动，“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这会不会是内置机关上弦的玩具人呢？
在古代，即便在一般老百姓之中，也有些区别人的称呼。例如男青年，就被分成两种，学习好的、家里有背景的文艺男青年，会被称为“秀”，如张三秀、李五秀，这个“秀”字，一度成了男孩名字中的常用字。而普通的男青年，就叫作“郎”，张三郎、李五郎。
汉高祖被冒顿单于围困在平城白登山，差点没回来。当时四面被围，战事最紧张的一面是单于的夫人阏氏负责的一面。后来陈平用计，解围了。用的什么计，史书多不说，可能不光彩吧。《乐府杂录》揭开了这个秘密——陈平知道阏氏性嫉妒，用木头造了个机械美女，在战壕里跳来舞去的，让阏氏远远瞧见了。阏氏心说，这要抓住了这个漂亮姑娘，单于肯定不会放过啊，那我不就惨了？一转念，撤围而去，白登之围遂解。
那再往前说，没有“老爷”“大人”的时候，官场怎么称呼呢？恐怕就是“明公”“公”一类的了。
陈平搞的女机械人到底多漂亮啊？应该不比现在的充气娃娃差吧？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人”就逐渐普及了吧。总之，张大人李大人什么的就叫起来了。不过有一点得注意，“大人”还是官员之间的称呼，吏员（政府聘任的无功名的办事员）和老百姓，一定还得叫官员为“老爷”“大老爷”。
唐书《朝野佥载》讲到了比较先进的机械人：某县令殷文亮酷爱喝酒，用木头做出机械人，穿着彩衣，干吗啊？给他斟酒啊，一点洒不了。他还做了一个机械美女歌舞队，唱歌吹笙，皆能应节。沁州巧匠杨务廉，做了个机械和尚，拿着一木碗，上街化缘，碗里的钱一满，触发机关，机械和尚就说话了：“布施。”这是可以出声的。
另外一个版本是，有个叫夏玉麟的小孩，称呼县令为“大人”。县令不高兴了，说“大人”这说法哪儿来的啊？你给我从书里找出一百个“大人”来。夏玉麟也聪明，张嘴就答：“孔门七十二贤人加云台二十八将，一共一百个。”这么一说，把县令给说乐了。
郴州刺史王琚，手更巧，用木头做了个机械水獭。水獭身上绑了块石头，沉到水下，嘴张着，里面是鱼饵。鱼只要一吃鱼饵，就会触发机关，“啪嗒”，水獭嘴闭上了，石头也会落到河底。失去重量，木水獭浮出水面，鱼就这么抓住了。
清代的《柳南随笔》说，当年嘉定有个县丞叫李玉森，见到朝廷来的直指（巡查官员）时，称呼对方为“大人”，对方还生气了。李玉森解释说：“大人这个称呼多美啊，不用来称呼您，这个词儿就贱了。”说得对方舒服啊，脸色立刻就转好了。
古书上的事情，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不能全信。不过，有些“现代化”的东西，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拿牙线牙签来说吧，牙线牙签这东西，早在晋朝就有了。有记载说，晋朝的文学家陆云，在写给哥哥陆机的信中，就提到了“剔齿纤”，说要送他哥哥一盒，可能就是牙线或牙签。元朝赵子昂还有“食肉先寻剔齿签”的诗句。清代道光年间，苏州山塘有一对老夫妇，削柳木为剔牙签，“以此致小康”，看来是个不错的生意。
说起“大人”，这个称呼是始发于明朝，兴起在清代的。《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他爷爷有一次在朝房等待张居正接见，张居正进来的时候问：“哪位是沈大人？”他爷爷赶紧说：“我是。”这说明明朝已经有了这个词，而且是官僚之间互相的称呼，不分上下级。但直到清代，这个称呼还一度不被接受。
至于牙粉，金朝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就有制作方法：茯苓、石膏、龙骨各一两，寒水石二两半，白芷半两，细辛五钱，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对，磨成粉末，早晚各一次用来揩牙，有人坚持下来，九十岁了，“牙齿都不豁疏，亦无风虫”，“食肉尚能齿决之”。这个方子，现在的牙膏厂可以好好借鉴一下。
有趣的是，如果当爹的已经是“老爷”了，那么儿子无论官做到多大，别人也不能叫他“老爷”，只能叫“大爷”。直到清代，称呼才逐渐有了变化，老百姓管大官们叫“大老爷”，知府知县之类，竟然称为“太老爷”，举人、贡生什么的叫“大爷”，官场之间，互相称呼“大人”。
这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宋朝，专门的牙科大夫都有了。《茶香室丛钞》转宋书《攻媿集》说，有一位叫陈安上的医生，术妙天下，牙齿有毛病了，找他可以种新牙，“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只是不知道这位陈医生的假牙，是用什么做的，烤瓷的话，收费贵不贵？
还有两个古装戏里经常用到的称呼，就是“老爷”与“大人”。细说起来，“大人”这个称呼，在明朝以前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明朝官场要称“老爷”，但也有很多区别。位重为九卿，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官员，称“老爷”，而相对低级别的官员，要称为“爷”。至于乡绅、地主之类，那是不能称“老爷”的，只能称“老爹”。
说完嘴里的，可以再说说身上的。俞樾讲宋朝还有本书叫《游宦纪闻》，里面写到唐朝时候，占城国王派使节到长安送贡品，其中包括十五瓶“蔷薇水”。这蔷薇水有什么用呢？洒点在衣服上，衣服就是穿旧了，香味也不会消失。另一本宋朝书《铁围山丛谈》更是讲到了蔷薇水的来历：“旧时说蔷薇水是外国人采蔷薇花瓣上的露水制成，其实是不对的。要用白金瓶，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屡采屡蒸，积而为香。”看看熟悉吗？这和现代制作香水的工艺已经很相近了。
写信的时候，熟人之间往往不署名，最后写个“知名不具”，透着亲密。不过要在唐宋时期，“不具”这个词不能乱用，只能长辈对晚辈说，上级对下级说。那要是反过来呢？位卑者对位尊者，要用“知名不备”。同辈朋友之间，只能写“知名不宣”。宋人魏泰《东轩笔录》里，就讲了这样的区别。魏泰说，从字面看，这三个写法也看不出有什么轻重之分，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而举世莫敢乱，亦可怪也”。
占城国王和蔷薇水一起送来的，还有八十四瓶“猛火油”。据说洒在任何东西上，“得水则出火”。这和古人水火相克的思想可是大相径庭。另有记载，在宋朝，专门有个机构叫“广备攻城作”，其中有项任务就是生产猛火油。俞樾猜测，所谓猛火油，就是洋油之类。“洋油得水则益炽，因有得水则出火之说矣。”这个猜测应该八九不离十，唐朝那几十瓶猛火油，大概要算中国最早的成品油进口了。
说到圣旨，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在宋朝，无论皇帝和臣下，发出的指令都可以叫作“旨”。只是皇帝的叫“圣旨”，首相宰辅之类的叫“钧旨”，太守以下的叫“台旨”，再往下的，就叫作“裁旨”了。这样的称呼是宋朝独有的。
在生活用品里，还有样东西和现在有关系，就是立柜。宋朝沈括《续梦溪笔谈》中说：“阁者板格，以庋（读作鬼）膳馐，正是今之立馈。”意思就是用板格来拓展放食物的地方，在宋朝叫作“立馈”。可能因为这个立馈是木头的吧，后来就变成了，成了立櫃、立柜了。其实柜的原意是箧，小箱子的意思，立柜最原始的写法，应为立馈，后来也有地方的人叫橱（厨），然后干脆合二为一，成了现在的橱柜。橱柜，宋朝就开始使用了，年代悠久。
但有的事还是得说一说。例如，评书、小说、影视剧里，提到皇帝下圣旨，往往有一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有破绽。《万历野获编》里，提到这句话的来历，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用的，“太祖‘奉天’二字，千古独见”。书里说，皇帝有个大圭，上面有“奉天法祖”四个大字，遇到特别正式的场合，是一定要拿的。而“诰敕命”中，起首一定要称“奉天承运皇帝”。所以，正确的读法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且，明朝以前，不该有这个说法。
除了生活用品以外，生产工具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大家都知道的木牛流马、宋代水车啥的不细说了。单说交通工具，一样是轮船，南宋就有了。《梦粱录》说：“贾秋壑（就是贾似道）府车船，船篷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这句话可以看出，那时把轮船叫车船，靠的还是人力，像现在公园里的脚踏船，但那毕竟是八九百年前啊。
按现在的说法，“吾”和“我”算是同义词了。其实，它们还是有差别的。宋朝有本《四书笺义》就说，“吾”是对自己说自己，比如“吾有知乎哉”，对别人说自己则是“我”，如“有鄙夫问于我”。这里面的差别挺微妙的。不过呢，这不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少用“吾”，这种细微的差别，当个小知识知道也就行了，不知道也无伤大雅。
至于车，那花样就更多了，除了指南车以外，还有司里车，带里程表的，走多远都知道。还有舂车和磨车，舂车上面有木人和舂碓，车子一动就开始舂米，十里地舂米一斛（十斗）。磨车可以磨面，十里地磨面一斛，这样的车子出现在晋朝，发明者是解飞和魏猛变。这车要再做大点，动力再足点，就能改成现在的混凝土搅拌车了。
称呼，水很深
所以啊，千万不能低估古人的智商，也不能只拿现在的学识去理解很多古代的记载，古人文理科都是不错的，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没发扬光大，有的还失传了。要是它们一直在顺理成章地保留和发展，现在的日子，可就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