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盖楼外楼，沈万三别出心裁，在楼中间盖了个楼内楼，名叫“宝海”，各种珍稀古玩藏在楼上。楼下呢，则是个温室，叫作“秉烛轩”，周边遍砌宝石栏杆。一半面积是个大床，上挂销金九朵云宝帐，床后种植百谐草，床前比较特别，是个——可以同时容纳十几名演员的戏台。合着沈万三设计，这个地方是搂着姑娘躺在床上看戏的地方。这VIP小剧场盖得很让老中青男女文艺范儿们羡慕吧？要是再啃个万三蹄，就腐化到极致了。
墙里边，自然是高高的假山，四时美丽的鲜花，以及一个大湖。湖水里放养着金鱼。湖中间，盖了一座“四通八达之楼”，各个方向都有石桥通向岸边，“飞青染绿，俨若仙区”。
秉烛轩后面，有两座桥通向岸边。东边叫“日升”，西边叫“金明”。这俩桥和其他的桥不一样，桥面上有许多石箱，是沈万三的妻妾们放衣服的地方，而桥两侧呢，建的是房子，那些姑娘们就住在这里——开门找衣服穿，穿上就去看戏了。廊桥算什么，这可是极其有独创性的“房桥”。
反正，他神奇地发家了。发家之后，自然要置产业。先看看他的院墙吧：院墙周长七百二十步，墙上还起了三层楼——不是上下三层，而是里外三层，各宽六尺。从外向内，分别高六尺、九尺、一丈二尺，这盖得跟楼梯似的干吗啊？种花。隔十步就是一个亭子，亭子就在花丛中，站在庭内，看着那些花像瀑布一样垂下来，什么感觉？当然，墙不是白的，有壁画，画的是珍禽异兽，远远看去，就仿佛很多动物在花间奔走。这墙有个名字，叫“绣垣”。
当然，这不是沈万三的卧室，他的卧室在岸上，叫春宵涧，“貂鼠为褥，蜀锦为衾，毳绡（鸟的羽毛）为帐，极一时之奢侈。”
励志吧？还不赶紧地，下河捞石头，上天摘星星。
这么有钱的家伙，让明太祖朱元璋怎么受得了？那可是个很讨厌有钱人的皇帝。
另一个版本，沈万三夜里失眠，躺船上看星星，结果天呈异象，北斗七星在空中大翻转。沈万三眼疾手快，接了一木勺。天刚亮就有个老头带着七个小矮人出现了，挑着七个大箩筐给沈万三，说你帮我们看着哈。沈万三等他们走了，打开一看，嘿，全是马蹄金。
关于沈万三的家破人亡，也有很多说法。其一是，朱元璋要修南京城，可缺钱啊，沈万三就捐出一半家产修城。那时候可不是直接把钱给官府了事，而是要雇人开工亲力亲为。结果呢，沈万三负责的那部分比朱元璋负责的那部分早完工了三天，惹得朱元璋老大不高兴。太不长眼了吧？怎么能领导停牌你自摸呢？后来沈万三修苏州街，找了块茅山石做街心花园，朱元璋硬说“茅山”与“谋反”同音，沈万三有谋反之心，把沈万三给杀了。另外一个说法是，朱元璋要杀沈万三，被太后苦谏，最后全家流放云南了。
沈万三致富的版本挺多，共同的地方是——他以前很穷，家贫无产，打鱼为生。版本之一，有一天沈万三去河边洗碗，手一滑，一只碗掉到河里了。他赶紧下河捞，碗没捞上来，前后左右摸到了不少又圆又滑的石头。有人告诉他，这东西叫乌鸦石，值钱，一块能卖数万钱。沈万三就这么致富了。
据说朱元璋有首打油诗是写沈万三的：“百官未起朕先起，百官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你说，这还能有好吗？
比如明朝初年的大富豪沈万三（一说又叫沈万山）。那时候天下分崩离析，百姓流离失所，怎么偏偏你就富了呢？家里又没祖业。
沈万三家有很多东西流落出来，比如南京光禄寺有个铁力木酒榨，一次用二十石米，出酒上百坛，就是沈万三家的。再比如有人在南京工部仓库里看见过四个大铜箱子，高可过人，也是他家的。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发财的呢？现在的富豪，基本都说自己的成功可以复制啥的，或者说本来家境不好，后来勤奋努力，把自己洗得相当白。古代呢，简单多了，总结起来俩字儿：天意。
大富豪是杀不完的，到了清代初年，又涌现出一批富豪。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季北亢两家。季家在泰兴，那里有个季家市，三百多家人口一半是季家的。据说早年间，这里只有季家一户人家，建的房子特别多，就形成街道了，光每天晚上打更的就六十多人。季家还养了两个女子演唱团（还有一说是三个），服饰就值“巨万”。亢家则在山西平阳，据说是找到了李闯王遗留的一笔巨款发家的，康熙年间，新戏《长生殿传奇》在亢家首演，由亢家自己的家班演出，费用达到了四十多万两。
总之，富豪们和普通百姓，甚至皇帝的关系越来越差了。社会上普遍认为，发财的不是好人，怀疑他们的致富经过和致富后的行为，妒富仇富的心态也越来越重。
有一位姓项的男旦演员曾经在江淮某官员的家班里，排演《长生殿》时饰演杨玉环。他回忆说，服装道具全是金缯、锦翠、珠珰、犀珀之类，刻意精丽。杨玉环自缢后，有场明皇泣玉环像的戏，那幅像是找工匠按照项某的容貌，以沉香木雕刻的，之后施以粉黛，栩栩如生。蓄家班、演戏，已经成为当时炫耀斗富的普遍手段了。
书生稀里糊涂地走了，要不怎么说学文科的不如学金融的呢。搁到现在，这就很好理解了，吃点三聚氰胺和地沟油，就更好理解了。
可这个世道有个规律——只要富豪们有了官员的背景，就长不了。没多长时间，那个官员就因为受贿被查，败家了。项某也流落到街头卖唱。荣华富贵的结局，终究躲不开落花流水。
书生忙问是哪五贼，大款说：“就是你们常说的，仁、义、礼、智、信。”
贼功夫
三天后书生如约而至，大款让他等着，自己设了高案，还让书生交了学费，行了拜师礼。然后很神秘地说：“大凡致富之道，要先去五贼。不去五贼，富不可致。”
北宋初年，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有一天开家宴，某仆人趁人不注意，把一堆银餐具藏在了怀里。以为没人知道呢，可全被张齐贤在帘子后面瞧见了。张齐贤还真沉得住气，不吭不哈的，就跟没这事儿一样。这一忍就是三十年。
唐朝盛世，富人们都透着那么股实在。可到了宋朝以后，就逐渐变得狡猾起来。《桯史》里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读书人，和大富豪是邻居。这位读书人生活挺艰难，经常把钱花得精光。看到邻居整天莺歌燕舞，他当然羡慕了。有天没忍住，穿戴整齐，前去求教，您是怎么致富的啊？那位大款还卖关子：“致富啊？不容易。这样，你回家斋戒三天，三天后再来，我再告诉你。”
这些年里，张齐贤升了大官，三次入阁为相。跟随自己多年的手下大多被他推荐出去当官了。只有那个仆人，依旧是仆人。
至于王元宝，一到下大雪就叫仆人们把家门口的街道打扫干净，然后亲自站在街边，请路人喝酒吃饭，与大家同乐，也是人歇饭不歇。这就是长安有名的“暖寒之会”。
仆人终于扛不住了，有天突然跪下，对张齐贤说：“我跟着相公最久了，那些比我来得晚的，都出去当官去了。相公，您干吗单单把我落下啊？”说着说着，还哭了。
《开元天宝遗事》中，对有钱人的记载很多。除了王元宝，还有刘逸、李闲、卫旷等等。这几位是富二代，但“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盛夏之时，他们会在花园里竖起画柱，上面以锦缎相连，做成巨大的凉棚，再叫来一群长安名妓唱歌奏乐——干什么呢？请人吃饭避暑。请的不止是亲朋好友，谁愿意来吃都可以。往往会吃成流水席，人歇饭不歇。
张齐贤一听，情绪也低落起来：“我要不跟你说原因，你就怨恨我。算了，还是告诉你吧。你还记得当年在江南开宴会，你偷我银器的事儿吗？三十年了，我都没告诉第二个人，恐怕你也早忘了吧？我是宰相啊，选拔官员，是为了激浊扬清，怎么敢推荐一个贼当官呢？算了，你的确跟我很久了，现在给你三万钱安置费，你走吧，自己找出路吧。我已经把你的事儿说出来了，以后你见到我心里该别扭了，不能再留了。”
王元宝有钱，还喜欢请客，家中来来往往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夏天请客的时候，他会拿出一把皮质的扇子，也不扇风，就在屋子中间搁着，上面洒点凉水，没一会儿，整个屋子都凉风习习的，客人开始起鸡皮疙瘩。这大概是最早的空调吧？这把扇子是如此有名，以至于唐明皇都派人来借，拿回宫中试了一下，说：“这不是一般扇子，是龙皮扇子。”
仆人都傻了，心里丁零当啷的，没辙，只好拜泣而去。
开元天宝年间，王元宝可是大有名。名如其人，他的阔绰，好几本史书上都有记载。他有钱到什么程度呢？房子是金砖银砖盖起来的，为了低调，外面抹了一层红泥。家里的窗子、门槛、栏杆，使用的是沉香木。花园里的小路，镶嵌着红线串起的铜钱，这么做是为了下雨天路不滑。所以他们家有个外号，叫“王家富窟”。
这个故事写在《东轩笔录》里。这贼属于定位不准。已经是贼了，还假装自己不是。时间长了，就真觉得自己不是贼了。但别人不这么想啊，就算宽容得没边，也忘不掉。
另一个版本，说这话的是王元宝。他找的人是唐玄宗。唐玄宗打听他的实力，王元宝答：“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树尽，臣绢未穷。”
有的贼，却完全不是这样。知道自己是贼，自己也承认。而且，还特有职业自豪感，颇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意思。
唐朝初年，长安怀德坊住着一个大款，叫郑凤炽。此人个儿高，驼背，人送外号郑骆驼。郑骆驼这人挺得瑟，找唐高祖李渊去了，提了个请求，想把终南山买下来。李渊问，你有多少钱啊？郑骆驼答：“要是在终南山的每棵树上系一匹绢，树尽而绢不尽。”这属于在皇帝面前炫富。不过李渊没把他怎么样，就是没卖终南山。唐朝对富豪还是挺宽容的。
明朝的黄铁脚就是这么一位。文人杨循吉在《蓬轩吴记》里，称他为穿窬之雄。有一天，这位仁兄在邻家酒馆赊酒喝，老板有点抠门，不愿意多给。黄铁脚开玩笑说：“你信吗？我一定把你的酒壶给偷走。”
富贵竞豪奢
酒馆主人心说你偷得走吗？真是偷东西还带预告的啊？得，今天晚上，把酒壶带卧室去，搁枕头边上，看你怎么偷。
啥意思啊？就是挤对梅询，一定要升官病才能好。那时候宋朝官员，只要进了政事堂、枢密院两府，就有个待遇，出门可以打“青盖”遮阳挡雨，这青盖，就是清凉散（青凉伞）嘛。
一觉醒来，酒壶没了。
另外一位身体不好的叫梅询。他当了很久的侍从，特别想升官，内心躁动得不行。梅询年纪大了，病也多了，偏偏碰上了参知政事石中立。这位石中立是个恶搞加嘴上不把门爱好者，见着梅询，说：“老梅，你有病，我有药。你想好不？你这病，只需要一味清凉散就好了。”
黄铁脚是怎么干的呢？先找一根长长的细竹竿，把中间打通，一头绑着个没气儿的猪尿泡。然后从房顶上伸竹竿下来，慢慢地插到壶嘴儿里去。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吹气儿，猪尿泡膨胀起来，充满那个酒壶，一提竹竿，酒壶到手，跟钓鱼似的。
最神奇的，是《东轩笔录》讲的故事——北宋有位大臣叫王曙，有“淋疾”，怎么治都治不好。可也怪了，他当上枢密副使之后，这病就不治自愈。后来，他卸任了，病又复发了。有人跟他穷逗：“老王，你这病，只需要用一剂药，叫枢密副使，常吃不断，就好了。”
黄铁脚这叫显摆，未必是真偷，就是想告诉老板，赊酒别太抠了。
分段真的很重要。不分段，吃错药。
贼也分好多种。现在要说谁是碰瓷儿的，大家都明白是干什么的。类似的称呼在宋朝就有。周密《武林旧事》中就讲过，有一种专门玩调包的，拿假的换真的，明明是衣服，能给换成一沓纸；明明是药，能给换成一包土；明明是金银，给换成一堆废铜烂铁……变换如神，宋朝人管这个叫“白日贼”。还有一种，在街道集市上，一打照面一错身，对面这位身上挂的钱袋啊、香囊啊、玉坠儿啊、配饰啊……不见了，被一剪子剪掉了。这种被称作“觅贴儿”。反正都是街头混混，手法奇快。当时这类人中，比较出名的，有拦街虎、九条龙等，“尤为市井之害”。
很久以后，一位名医反复琢磨了这药方，指出了问题：这牛黄清心丸就是药方前面八味药。后面那二十一味，配成的是另外一种虚补的药，叫山芋丸。出这么大的乌龙，完全是因为那个抄方子的人把两种药连着抄没分段，于是大家以为是一块的，就这么将错就错地用了好长时间。
捉到了贼，自然是要惩罚的。古代采用的办法是在身上刺字。契丹的做法，第一次作案被抓，在手腕上文个“贼”字，再犯则文在胳膊上，第三次被捉到，文在上臂，第四次文在肩膀……别说没给重新做人的机会哈，给了四次机会要是还改不了，那这人没救了。第五次被抓，不废话，杀头。
宋朝周密的《癸辛杂识》，写了件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当时皇宫中专门有和剂局，负责配药的。他们汇集了诸家名方，原材料更是精致，按说配出的药应该没毛病了吧？不，也有大娄子。比如说牛黄清心丸，要配好需要二十九味药。这些药有的寒，有的热，搁在一起完全没有逻辑，也让人看不懂。可方子上是这么写的啊，于是大家就糊涂着配，糊涂着吃。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脸上刺个“劫”字。这是南北朝时南方梁朝的规矩，不过没有实行多长时间，到了梁武帝天监年间基本就废止了。尽管短命，但有人考证，这可是古代在罪犯脸上刺字的开端。尽管更早的秦汉时期就有“黥面”的记载，但没说是不是刺字。
种痘防天花，在中国已经有千年历史了。不过，在古代种痘，要有一大套仪式。医生平时就得把稀痘浆收藏在小瓷瓶里。谁家孩子要种痘了，先把小孩儿的生辰八字写好，放在几案上，焚香礼拜，算出方位来。取黄豆一粒，裹上药，按照方位埋好。再用小瓷瓶里的痘浆洒在衣服上，让小孩儿穿上。这就算完成了。三天后，黄豆发芽，小孩也开始头疼；五天后，黄豆长苗，小孩就开始发烧；十天后，黄豆枯萎了，小孩也就好了……可按照科学说，这黄豆苗和疫苗也没关系啊？也许，这么做是为了让整个过程更有趣，让家长孩子更容易接受吧。
当贼的，有偷穷也有偷富的。不过要打算史上留名，那还是得偷皇宫。故宫大盗，轰动全国——宋朝也有一位，这位叫单和。
这时候有人会问，要这么灵，生男生女不就完全能控制了吗？回答是不能。要是打定主意写出单数来，到最后一个字，绝对还差一点，不能围成圈，必须再写一个。要是想写双数呢，最后一个字会写不进去的。所以，啥都别想，只管写下去，是单是双全凭运气、人品。
蔡绦《铁围山丛谈》写了这么件事。宋徽宗崇宁年间，汴梁皇宫失窃。这贼由寝殿之北，过后殿折向西南，又逛了一圈诸位嫔妃的住处，再向南，穿过崇恩太后的宫殿，然后出宫。天亮以后发觉，勘察完踪迹，大家就一筹莫展了。蔡绦说，还是他爹蔡京有办法，蔡京怀疑是负责宫廷后勤的仪鸾司的人干的——别人，路不会那么熟啊。于是就让仪鸾司自查，结果还真查到了——仪鸾司的单和失踪了。
难产怎么办？不急，也有办法。清代福建一带有个偏方，用新毛笔，蘸朱砂，在黄纸的中间写一个“车”字，再在“车”的周围写一圈“马”字，“马”字必须全用正楷，大小倒无所谓。写好之后，烧灰和水，产妇喝了，多难产也立刻分娩。这还不是最神的，最神的是，一圈“马”字，如果总数为单数，肯定生男，要是双数呢，一定生女。
接下来的事就是全力追捕单和。三天后，在百余里外的雍丘捉到了他。这单和也怪，不知道把赃物先藏起来，被捕的时候，从肩头到脚后跟，挂满了金器。这跑得得多慢啊。
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民间雇奶妈，不那么讲究了，但头胎的孩子，依旧是要保证的，男必要生女奶妈，女必要生男奶妈。
经过审问，闹明白了。单和是仪鸾司飞梯第一人。啥叫飞梯啊？就是现在说的软梯。用绳子系上横木，做成梯子。单和又经常进入皇宫送东西，道儿早踩熟了，终于做出了大案。不知道最后宋徽宗是不是送给蔡京一面“撼大宋平安”的锦旗。
很多人迷信偏方治大病，古人尤其如此。这可能是因为知识不够丰富，科学不发达，可也未必。很多人，天生是喜欢偏方的，属于偏方爱好症。至于为什么有这个偏方，它的来历是什么，很难说清楚，也根本不愿问。举个例子，明朝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就写到，每年四月，皇宫中都要选奶妈，生男孩的奶妈选十名，生女孩的奶妈选十名。按说挑奶妈身体健康没毛病就成了，和她们生男生女有关系吗？有关系，生了皇子，一定要吃生女孩的奶妈的奶，生了皇女，则必须吃生男孩的奶妈的奶。为什么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贼也不例外，偷得多了，有经验了，也有著书立说的。清代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就提到，明朝有记载，有个“贼魁”叫邱老四，就写过本《胠箧秘籍》。“胠”的意思，就是从边上打开，书名译成白话，就是《撬箱子方法谈》。贼还挺有文化。
还有邪门的。明末清初，有个叫赵继抃的，帮着南明隆武帝抵抗清军，最后被俘死节。这位赵先生字写得极好，有户人家收集了他好多墨宝。干啥用啊？能治疟疾。谁得了疟疾了，将他的字烧成灰服下，据说——有效。当然也有人质疑。学者俞樾就提问，说正气驱邪是有道理的，可古今忠臣义士留下的字多了，怎么就此位的字特别灵呢？
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小偷的功夫可一直在长。到现在，小偷开年会、搞比赛的都有了，嚣张。
杨贵妃吊死在马嵬坡，马嵬坡也有了名了。清代《本草拾遗》就说，马嵬坡出杨妃粉，美白的。杨妃粉怎么找到呢？先祭祀，然后开挖，去浮土三尺，就有粉了。这粉细腻光洁，女子美肌最为有效。合着杨贵妃死在这里，这里的土都能当粉饼。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挖，试没试过，真有效吗？怎么这架势，跟挖煤似的呢？
宋金谍事
这事儿是汉书《风俗通》记载的。挺荒诞，也挺喜感的。小道消息一夜传开，现在的微博也能做到，就是微博上没有不为钱不为利的——要不怎么说，古人淳朴呢。
施宜生是福建人，小时候，有个和尚对他说：“老僧我会看相，你小子不凡啊。我倒要看看我看相的本事灵不灵……算了现在不和你说，你回家去吧。”
于是石头人有了名字，叫“石贤士”，车马排队，帐帏蔽天，丝竹之音绵延数十里……请石贤人治病，得排队。这样的热闹，持续了好几年，才稍稍缓解下来。
过了几年，和尚的话没有应验。施宜生科场不顺，前途蹉跎，郁闷之中，不打算再考了。他想起和尚吞吞吐吐的话，觉得应该去问问和尚。和尚跟他喝了几杯，说：“你面有权骨，可公可卿。让我看看你的手，嗯，你身上的毛发，都是逆着往上长的，还盖着手腕啊，你得逆，然后贵。”
后来有人路过，看见那么一张饼，随口说：“这石头人能治病吧？这饼是人家来拜谢他，搁在这儿的。”本来也就是个玩笑，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石人能治病的事儿就这么传开了。怎么个治法呢？肚子疼，就一手抚摸石人的肚子，一手抚摸自己的肚子；头疼，就一手抚摸石人的脑袋，一手抚摸自己的脑袋，以此类推。有效果吗？反正大家都一口咬定，有效，摸一摸还真就不疼了。
和尚的话说到了施宜生的心坎里。必须得叛逆。施宜生的偶像是谁啊？是安禄山的谋士严庄、黄巢的副手尚让。他早就想当这么一号人物了。这个时候，金兵南下，北方大乱，南方也不安稳。福建境内，现成就有造反的——范汝为。施宜生一拍屁股，投了老范，准备大干一场。老范也把他引为知己，相见恨晚。只是，施宜生的事业没有展开，老范失败了。绍兴二年元月，老范败于韩世忠，丢了建州老窝，含恨自焚。
唐朝有个老太太田氏，到集市上买饼去了。回家半道走到彭家的墓地石头人前面，天气太热，累了，就在这里歇了会儿，乘凉，落汗。走的时候，一张饼滑落，掉在了石人面前。
施宜生化装成用人逃亡，逃过了长江，进入泰州的大户人家当了三年佣工。只是主人见多识广，总觉得这人不一般。有一天，突然把施宜生单独叫来，问：“天下大乱，英雄隐形也是常有的事，你得跟我说实话，不然只能把你送官。”
偏方与妙药
施宜生刚开始还装傻：“让我干的我都干了啊，还都恭恭敬敬……要不，我辞职吧。你到底看我哪儿不对了？”
瞧瞧，专家都是这么见人下菜碟儿的吧？
主人说：“你干的事当然都是用人干的，但总是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有一次请客过后，仆人都吃剩饭，只有你躲在后面，把碗撤了，还叹气，挺不高兴的。龙穿鱼服，你这是潜伏啊。说吧，我会帮你的。”
字拿来了，铺开，李邕看得更仔细，时间也更长。之后，就把字往一边一放：“这个……是哈……仔细看，也不怎么好。”
施宜生知道掩饰不住了，只好拜倒说：“主人活我一命。”就把自己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李邕都傻了：“啊？是吗？拿来再看看。”
主人听完了，说：“官府抓你抓得急，城乡都是画影图形，你往哪儿逃啊？这样吧，有个和尚，是我交心的朋友，你找他吧，帮你往北逃，去金国的地盘，只有这一条路了。”
话一出口，大家耳朵全都竖了起来。
主人给了施宜生一大笔钱，帮他联系上了和尚朋友。十几天后的夜里，和尚帮施宜生渡过了淮河。分手前，和尚说：“你大丈夫富贵命啊。你去了必然发达，只是，别忘了大宋。上天保佑你吧。”
过了几天，又是人多的时候，萧诚突然对李邕说：“那天给你看的字，是我小时候练字的时候写的，你还说是王羲之真迹，你是怎么鉴定的啊？”
此后，施宜生十分坎坷。有书说他在伪齐刘豫那里当官，有书说他辗转流落到燕京，给金朝皇帝上书，大谈宋朝虚实希望得到重用，却反而被下了监狱，被押到黄龙府。出狱后，他就靠教书为生。
前戏做足，这幅“王羲之字”终于出现在李邕面前。李邕认认真真观看良久，说：“是真迹，平生未见啊。”话音一落，在座的人无不赞叹。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金主完颜亮掌权的时候。当时金朝举行考试，施宜生连考连捷。完颜亮有次出行打猎，一口气打了三十六头熊，正好士子们要殿试，就命令士子们以此为题作赋。施宜生的文章，阿谀奉承而且肉麻，看得完颜亮心花怒放，点为第一。从此，他官运亨通。绍兴三十年南宋过年的时候，施宜生又出现在南方，他已经是金朝的翰林侍讲学士，作为使节，来宋朝贺新年了。
李邕也着急了，让他好好想想。萧诚想了半天说：“想起来了，我放在某某处了，都忘了。”
接待施宜生的，是南宋吏部尚书侍读张焘。当时，宋金有盟约，不再打仗，但风闻完颜亮正在备战，各种消息都有，南宋君臣都摸不到底。施宜生的到来，是个探查的好时机。
萧诚一拍脑门，赶紧让家童回家取去。结果空着手回来了，说没找着。萧诚说：“哎哟，前几天来客人还看来着，难道被偷走了？”
万没想到的是，施宜生在馆驿里，看看左右无人，突然对宋朝的官员来了一句：“今日北风正紧。”看对方还琢磨呢，又拿起桌子上的笔，敲了敲：“笔来，笔来。”
李邕立马答应了。可是过了十几天，萧诚也没再提这事儿。李邕说：“哎，那王羲之的字，你都答应了却不拿出来，别是忽悠人吧？”
张焘再傻，也听明白了，这是施宜生在向宋朝官员示警。北风正紧还必来，肯定是要打仗啊。原来施宜生是我们的人！于是，南宋开始了备战，完颜亮南侵之时，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萧诚搞怪，写了几幅字，还给做旧了，天天当着人把玩。有天见着李邕，萧诚说：“我家有王羲之的字，啥时候您给看看？”
只是施宜生的下场很惨。他向南宋官员透露情报，过程还是被手下看到了。手下向完颜亮作了报告，施宜生被当作间谍，“烹而死”。真没想到，这个南宋曾经的敌人，竟然为了南宋献出了生命。也许，是那个敢于救他的主人、那个叮嘱他别忘了大宋的和尚，最终打动了他的心。
赝品中，字画是最多的。说起这个，还有个好玩的段子。《封氏闻见记》中，讲到唐朝两位书法家萧诚和李邕。萧诚以写见长，李邕以评论见长——萧诚老想让李邕品评一下自己的字，可李邕却根本不给他这个面子。萧诚把自认为写得最好的字给他，他都不看。次数多了，萧诚觉得，李邕这是嫉妒自己，就是想在气势上压着他。
施宜生的故事后来被编成了京剧，就叫《北风紧》。
这就算多了个景点吧。其实现在也是，旅游公司开发个山水，头件事就是找传说。有传说的要宣传，没有传说的，现编传说也得宣传。游客信这个。
就在施宜生向张焘传递情报的时候，在淮河宋金交界处，有个商人格外活跃。此人叫刘蕴古，是个卖首饰的。他的特点就是特别爱说，在酒馆里，经常谈起金国内部的虚实，喝多了还会哭，大喊“何时能见天日”，还表态一定要助大宋，取中原，灭金国。
宋高宗听着挺有意思，高兴了，汤思退可急了。为啥啊？因为压根儿没什么题刻。下班回家，他立马把那首即兴编的诗写下来，派人连夜飞马赶回家乡。干吗啊？现刻！要不万一皇帝哪天高兴非要去看，不就穿帮了？
他的言行很快引起宋朝官员的注意，官员秘密把他送到杭州，交给朝廷里面的高官。见到了宋朝官员，刘蕴古说起了自己的痛苦经历：他两个弟弟都在金朝当了官，可自己却郁郁不得志。他就是想到宋朝干一番事业。
汤思退当然想把自己的家乡说好点了，张嘴就来：“臣家乡有个石僧题刻，写的是，云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独立几经春。有人若问西来意，默默无言总是真。”
来了个金国通，自然是好事，他被举荐当了迪功郎、浙西帅司。有职位了。这一年是绍兴三十一年。
有一天，宋高宗在寝殿坐着，旁边站着丞相汤思退。宋高宗无聊啊，问：“你家是处州的吧？你们那儿都有啥名胜古迹啊？”
刘蕴古在南方干了件奇怪的事。
酆都有个平都山，以前是术士们炼丹隐居的地方，比较有名的道士包括前汉王方平、后汉的阴长生。事儿就出在阴长生身上——这位阴长生得道成仙了，还留下不少古迹，如阴长生的炼丹炉，还有山上的柏树，相传都是他种的。清代学者俞樾说，平都山是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人们叫阴长生为阴先生，古话就是“阴君”。阴君阴君叫下来了，但后人就从字面理解：这阴君不就是阎罗王吗？于是以讹传讹，好好一个神仙福地，变成鬼都地狱了。当然，现在要说酆都不是鬼城，估计无数人都会急，靠着这个吃饭呢。经济决定文化。
吴山有座伍员公祠，当时人人敬之，香火甚旺，甚至有富户捐了个豪华金牌匾。刘蕴古自然也是来拜的，拜完了，说自己对伍子胥有承诺，要换块新匾。匾是换了，可大家都觉得不理解——你倒换得比原来好看点啊，怎么看都不如原来的，而且题名也蹊跷，不光写名字，还把自己的官职都写上了，真是千古奇闻。
有些假，不是有意的，传着传着就走了样，假的变成“真”的了。这种事情在旅游胜地比较普遍。范成大写过本《吴船录》，里面就讲到忠州酆都的过往。
当时有人就怀疑，这刘蕴古是在透露某种信息。细作不止一个人，刘蕴古这是让人带信回金国，他已经在宋朝立足了。
孟尝君大铁锅，逗乐呢。
但这样的怀疑没人相信。
故事讲得挺动人，不过作者封演当时就提出质疑：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人，有大锅是可能的。可是历经千年，也没破损，还这么新，有点假了吧？封演不知道，铁这东西，战国时虽然有，但十分稀少，都拿来做兵器打仗了，做食堂的大锅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啊——那时候没炒菜，要铁锅干啥？到了现在，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铁锅，炒菜用的，是西汉的，也就是在西汉，才出现了大量油料作物，有了炒菜。
完颜亮的南征半途而废，原因是他自己后院起火，完颜亮在政变中被杀。按说如果是细作，刘蕴古一定非常受打击。可这时候，刘蕴古却显得兴奋异常。
还有一个著名的假古董，是“孟尝君铁锅”。唐朝笔记《封氏闻见记》说，在青州城南佛寺里，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还有一个釜（也是锅）。相传这地方是孟尝君的家宅，锅和釜也是他留下的——大锅能盛四十石，小锅三十石，釜也能盛七八石。唐肃宗至德年间，胡寇南侵，司马李伾毁了大锅造兵器，和尚们苦苦哀求，才留下小锅和釜。后来，小锅用来点长明灯了，釜用来储存油了。
隆兴初年，北方大量流民南下，数量达到了一万多人。南宋的想法，先把这些人圈起来，屯田，省得无事生非，扰乱秩序。没想到刘蕴古却积极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都是青壮年啊，怎么能老死在田间？把他们交给我，我带着他们北上伐金，还我山河。
孔子穿的鞋谁见过？还真的留下来一双。可有文字记载，这双鞋放在晋朝的仓库里，后来与刘邦的“斩蛇剑”一道焚于战火。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到了唐宣宗年间，又有命令仿照孔子鞋制作“鲁风鞋”，宰相以下都穿，又叫“遵王履”。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攻占汴梁，掳走的皇家文物中，又出现了孔子履、女娲琴。元朝也有记载，说大都钟楼街有个富人家，家藏有“宣圣履”。孔子到底留下了多少鞋啊，怎么谁都有呢？
这个建议充满了战斗性，获得了包括张焘在内的许多官员的支持。只有一个人反对，他就是次相史浩。
要说关羽的刀，还有邪门事呢，竟然在广东顺德发现了一把——正宗青龙偃月刀。清代罗天尺写过本《五山志林》，讲到顺德城本来没有西门，后来开了西门，往外凿山修路时，挖出了一把大刀，“有青龙偃月字”。正好看风水的说西门不利于城市发展，干脆，就建了个关帝庙镇着。大刀自然也供奉起来。你瞧，关羽的刀不少啊，而且还到处扔。不知道怎么着，看书看到这里，总想起“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来。
史浩判断，刘蕴古一定是奸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如果把这一万人给他，他带头造反，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旁边的碑文记载，这刀是关羽过襄樊的时候随手插在这儿的——刀都不要了怎么打仗啊？这不合逻辑。
为了证实自己的疑问，史浩决定亲自和刘蕴古谈一谈。
不过脑袋不值钱，也很容易被识破，但东西的欺骗性可就大多了。明朝《南中纪闻》里说，荆门州南十五里有个地名叫掇刀石，那儿有个关帝庙，关羽所用大刀就插在掇刀石的窟窿中，可以摇晃，拔是拔不出来。庙里的和尚说，这刀重一百八十斤，长一丈四五尺，刀杆周长约七八寸，刀脊很厚。天启元年有个总兵让几十名士兵一起拔刀，愣是没拔动。
刘蕴古听说高官接见，兴冲冲地赶来。一见面，史浩就说：“当年樊哙想带十万人横扫匈奴，朝廷里都有人议论要斩他。你带着一万乌合之众，还真能干大事吗？”
这些，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用现在的话说，八成是为了炒作。
刘蕴古万没想到史浩会这么说，汗都下来了，赶紧说：“我没这个意思。这一万人，家都在北方，的确不能信任。我呢，就是想让他们试试，万一能打胜呢？其实也未可知。”
捞着张飞的脑袋不算啥，还有人找到过伯嚭的脑袋，年代更久远。康熙年间，杭州金叉袋巷北边，居民在挖地的时候挖出一个大骷髅来，骷髅旁边有个大石头，上面刻着四个篆字：伯嚭首级。这事也蹊跷得很，伯嚭是春秋时人，害死伍子胥又搞垮了吴国的奸臣，他是在姑苏被越王杀掉的，脑袋怎么来了杭州？
史浩冷笑道：“不知道你的家人，现在在哪儿啊？”
假古董多，自古就多，专骗附庸风雅有钱的主儿，附带骗骗无知群众。比如清代时候，四川有人在江中捞起一人脑袋，还戴着金盔，金盔上写着字儿：“前将军张飞。”当时还特轰动，都说捞着张飞的头了，官员们还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安葬仪式。这事放现在，有人信吗？没听说武将打仗头盔上要刻名字啊，再说张飞的官职是“右将军”，哪儿来的前将军呢？
刘蕴古差点没把茶杯掉在地上。他家人也在北方，这史浩可是完全不信任他啊。
古代的假古董
刘蕴古的建议彻底被否决了，但说他是奸细，也没有直接证据。很快，他又被保举到太平州做副官，参与军事，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
上千年了，教训一定要记得。要对两种人特别警惕，一种是说自己有特异功能的，另一种是号称名医世家能治百病的。
事情败露在几年后，一个叫骆昂的人在北上金国的路上被宋军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了大量宋朝的机密情报。骆昂供出了刘蕴古，他正是刘蕴古的仆人。
王医生的结局比林道士要好，他能预知未来，把大量财产转移了，就算回到福建，还是豪宅巨室，家产多年后才败完。
刘蕴古被抓，被杀，结束了他间谍的一生。
皇帝的脸变得铁青，在下给王医生的诏书里写道：朕是因为太后要吃你的药才格外对你恩宠，可你还胡说八道，“当不复有面目见朕”。皇帝让王医生赶紧走人，还把他京城的田产全部没收，奴婢全部释放，“中外大悦”。
施宜生和刘蕴古，都是成功的间谍。他们都打入了敌人内部，获取了信任，身居要职，但却都没有贪图安逸的生活，都为自己的事业而死。作为奸细，他们都有着英雄的一面。
这边，大臣杜莘老上疏，列举了王医生的各种罪状。皇帝看着状子还沉吟呢，杜莘老敲着龙榻说：“我们当大臣的，连个医生都办不了吗？那我今天死都不走了。”接着又告诉皇帝，外面都在风传，王医生是靠着左道邪术得到宠幸的。
灾梨祸枣涂注乙
皇帝简直是暴跳如雷，没多久，刘婕妤就冷宫居住了。
要说出书，除了作者得写好书以外，第一道工序就得算编辑了。编辑很重要，改错、删去冗文、起标题……诸如此类。这里想说的是编辑符号，比如删除，就得把需要删掉的字或句圈上，再标个删除符，但为啥不直接涂掉呢？
刘婕妤知道惹了祸，把王医生招了出来。
这就得说到古人写文校文的历史了。古人在文章中改错，有个名目，叫“涂注乙”。所谓涂，就是直接涂掉，表示删了；所谓注，就是加文字注解；所谓乙，就是标个乙字，表示颠倒顺序（古文是竖排的）。这些东西，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晋朝。干宝的《搜神记》就说，有个神仙看见某人寿数只有十九岁，就拿了他的生死文书，“乃取笔挑上”，说：“行了，你能活到九十岁了。”这个“挑”，就是画了个“乙”，把“十九”俩字掉了个儿，变成“九十”了。
这位内侍是刘婕妤的人，就把这话跟刘婕妤说了。那天宋高宗来刘婕妤这儿，心里郁闷，吃不下饭，刘婕妤问皇帝怎么了，宋高宗说因为边境吃紧，刘婕妤没忍住，转述了王医生的主张。皇帝一听就急了，跳起来问，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唐太宗让魏征写《四部群书》的时候，专门设置了二十名雠正官负责校对，这就是最早的专业编辑了。后来，唐高宗用散官代替雠正官，试了一段，可能觉得不妥，重新设立这一职位，改称详正学士。看，多好的名字啊。
当时金兵蠢蠢欲动，大概是想继续南下。镇守京口的大帅刘锜主张先发制人，给金兵迎头痛击。王医生当然和秦桧观点一样，是主和派了，坚决反对打仗，主张金兵要什么给什么，还在皇帝身边的内侍面前念叨：“其实一点不难，就是把这些主战的官杀上几个，金兵一瞧，仗就打不起来了。”
唐宋时期，编写文章时都要在末尾写上本文改了多少字。《茶香室续钞》中说，唐朝韩愈看完某篇文章后就写道：“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减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那就是改动注解了七十二处。宋朝的进士们写试卷，也要在后面写上：“涂注乙共计若干字。”这是规矩。到了元朝，考试卷子上涂乙超过五十个了，对不起，回家吧您。清代稍微放松了一点，试卷作废的底线是一百个。
王医生坏事儿在于他想参政议政了。人心腌臜一点就是刮钱，要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该误国了。
那什么时候“涂”变成了圈呢？也是在宋朝。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说，有些校对史书的史官，经常偷懒，不好好校对，想歪门邪道。比如一本书草草看完，没看出错来，硬要显得自己认真校对了，咋办呢？就把人家没写错的字涂掉，显得自己改过了。例如有“臣僚上言”，就把“上”给涂了，变成“臣僚言”。还有的把“依”字涂了，在旁边改个“从之”。这就是糊弄事儿呢。
和林道士一样，王医生得志了，也迅速欺行霸市起来，私下里行贿索贿、强抢民女，脏事儿多了去了。当然这位有心眼儿，敛钱了不全放身边，大多运回老家福建了。总之，秦桧火了多长时间，他就火了多长时间，三十多年，比林道士强多了。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在沈括《梦溪笔谈》里。沈括说，有好多校书官，不好好干活，拿了书随便用墨涂掉一个字，再在旁边把那个字又写一遍，造成自己校对过的假象。
王继先的爷爷，就是在汴梁卖大力丸的，他那药丸叫“黑虎丹”，所以很早就有了字号——“黑虎王家”。王继先是怎么发迹的呢？他依仗的是秦桧。在秦桧还没有权倾朝野的时候，他需要各种方式讨好权贵、皇亲，其中之一，就是给大家介绍名医。王医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行走宫中和大家交往的。混着混着，就和首席内侍的干儿子张去为成了铁磁，因为能经常接触首长说上话，经常有内部消息，王医生的地位一日千里，朝廷的内臣、边防的大帅，好多人都要认他当干爹。而这个时候，秦桧也混起来了，两个患难之交，互相推荐对方手下的人，一时裙带关联十分复杂，权势熏天。
为了打击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朝廷特别设立了校书局，要求校书时遇到错字一律用朱笔圈出来再改，还要写上校对者的名字。大概就是从这时候起，编辑校对们就不能直接涂了。
忽悠年年有，没过多长时间，宋高宗朝上又出了位大忽悠，这一位是神医，名字叫王继先。
刻字排版是古代出版的另一道重要工序。直到明清两代，木刻还是主要的出版手段。那么，刻字工人能挣多少钱呢？明朝太监刘若愚写了本《酌中志》，其中谈到万历年间破获“妖书”《国本攸关》时，刻字工徐承惠的供述：每刻一百个字，时价四分银。由于刻这本书风险大，得找个僻静处，所以每百字加银五厘。徐承惠刻了这本八百余字的“妖书”，犯了这么大的案子，总共只挣到了约三钱四分银子。
洪水没退，弹劾林灵素的奏本可是像大水一样上来了，什么妖言蛊惑圣德，什么毁谤大臣，什么强行废除佛教……没人说他一点好。大概宋徽宗也觉得这人不靠谱了，干脆把林道士一撸到底，贬回老家温州去了。没多久，林道士就病死了。
读书的人都知道，同样一本书，有的版本好，有的版本就差一些。在古代，就更讲究版本了。宋朝的叶梦得在《石林燕语》里讲了个段子，说的是有个考官出题：《易经》里说，乾为金，坤为金，为啥乾坤都是金啊？这道题把考生们问得莫名其妙，《易经》里有这说法吗？后来一查，原来所谓的“坤为金”的“金”，实际上是“釜”字。考官看的是福建出版的《易经》，刻字的时候，把上面的两个点漏掉了，所以才有了这道题。图书错漏真是害人不浅啊。
考验他的时刻很快到来，汴梁发大水了。开封那地方被水淹是常事，皇帝马上让林灵素祈祷消灾。林灵素呢，该干什么全干了一遍，可洪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不退。
对于宋版书，《石林燕语》有着详尽分析：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汴梁）的版本不次于杭州，但用纸稍微差一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四川和福建的书商追求书刻得快、出版得快、卖得快，所以多采用软木刻版，这样一来，出现各种疏漏，在所难免。可惜，劣币淘汰良币，正因为出版速度快，福建的书，遍行天下了。
没见着人，见着字迹也是突破啊。由此皇帝对林灵素越发敬重，而林灵素也相当得瑟。出门前呼后拥，敢跟亲王抢道，手下到处寻衅滋事，冲撞太子，灭佛教欺负和尚，甚至还弄倒了几个大臣，诸如此类。他成汴梁一霸了，没人不顾忌他的。
福建所出宋版书，最出名的是“麻沙版”。麻沙是福建一个地名，出的宋版书特别多。明朝宣德年间，衍圣公孔彦缙提议礼部收集麻沙版图书，礼部转奏皇帝，答复是不仅搜集，还要摹印；弘治年间，有旨要求福建官员对麻沙版图书进行校正；嘉靖年间，福建官员还特别设立机构，任命负责人，专门校对麻沙版书籍。
有一天，宋徽宗突然闻到了一股香气，赶紧派太监去看香气哪儿来的。太监回报，香气来自林大师居住的通真宫，林大师正和吕洞宾先生撮土为香，亲切会晤呢。宋徽宗一听就兴奋了，立马坐小车直奔通真宫——可惜来晚了，吕洞宾先生已经走了，只在墙壁上留了首诗：“捻土为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洞宾却识林灵素，灵素何尝识洞宾。”
为啥麻沙版这么有名啊？因为种类多，这里曾经是宋朝的出版印刷中心，到了清代，这一带还有书坊村的地名。还因为错误多，萝卜快了不洗泥，所以要特别用心校正。
林灵素抖起来了，但他觉得，光凭一番忽悠，自己的地位还不牢固，关键是得让皇帝看到真的神迹。于是，他毅然决定，和神仙吕洞宾见一面。
在校正宋版书的过程中，明朝人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宋版书用官府文件的背面印刷。有人发现《治平类篇》四十卷，用的都是元符和崇宁年间的公文背面。“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
这一番话，把宋徽宗说爽了，给了他一堆职称：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先生等等，还把创建神霄宫的重任交给了他。
这算是节约纸张的环保措施吗？
林灵素开始对宋徽宗喷：“天上有神霄玉清府，主管是长生大帝，还有他的弟弟青华帝君，这哥俩都是玉皇大帝的儿子。还有左相仙伯、书罚仙吏八百多个官儿。皇上你就是长生大帝转世，蔡京蔡相爷是左相仙伯，贫道是书罚仙吏……”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说到图书的装帧，有记载说，宋版书有一种蝴蝶装，就是将印好的书页从中对折，再把它们粘到书脊上。书一打开，仿佛无数蝴蝶的翅膀。
要出头，待在湖北是不行的，林灵素到了京城——开封汴梁，结交了皇帝身边最红的老道徐知常。这个时候，机会来了，皇帝做梦了，宋徽宗梦见自己到了神霄宫。问徐知常，徐知常说自己说不清楚，还是请位高人来吧。这位高人，就是哥们儿林灵素。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三步两步，林灵素就混到了皇帝身边。
注意，有考证这种蝴蝶装是不用线订的，类似于今天的胶订，却更加简洁。这样的书页容易脱落吗？不会。明朝看到的宋版书，蝴蝶装历经数百年不脱落。原因就在于它使用的胶，是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调和而成的，黏合性很强。后人还有人讲到装订有“旋风页”，清代学者俞樾认为，旋风页也许就是蝴蝶装。
温州道士林灵素，是个江湖中人，据说擅长幻术，还喜欢打架。林灵素的发迹之路就源自打架——在湖北，他和一群恶少互殴，被官府捉了去。恰巧管这件案子的通判也爱好道术，不仅放过了他，还将他留在家中，奉若上宾，时常请教。林灵素就这么进入官场了。
说到书商，古代比较有名的一位书商，是南宋时期钱塘人陈思。很多书中都提到他。他做了一套二十卷的《宝刻丛编》，讲金石文字的，收录了不少前人著作。其中欧阳修的《集古录》，原书缺少收录金石作品的时间顺序，再比如李清照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时间倒是很详尽，缺少的是产地，等等。这位陈思在卖书的过程中顺便搞了个大博览，等汇集成丛编，以上种种缺陷都被他补充得差不多了。做书商做成了学问家，俞樾说，他也是一个“异人”。不过，也有人对他有不同看法。宋末元初的文学家戴表元就认为，原书有存疑，出版商为了通顺，按照自己的猜测率意而改，属于“书之一厄”。
方士名医
最后说说出版界的终端——书店。在古代，书店不叫书店，有自己的名字——文字铺，或者文籍铺。《梦粱录》里就提到杭州有尹家文字铺、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也许那时候卖书的，都是小书店、街边摊。到了明清时代，才有了书坊一说，规模比较大了。现在卖书的地方，叫书店，甚至叫书城，有的规模超大，就是读书的人不多。2011年，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每年人均读书4.35本。而以色列60本，日本40本，法国20本……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图书行业出现得那么早，斯文败落，数据真有点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