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的变化
可就打这顿饭之后，贾似道再也不见这位老朋友了。该朋友还真有韧劲儿，天天去府上求见，坚持了一个月，终于再次见到老贾。贾似道见面头一句话就是：“你都吃素了，自有神明护佑，还求我干吗啊？”到了最后，也没给这个朋友官做。
明朝张岱《夜航船》载，诸葛亮南征孟获，渡泸水时河水汹涌被阻。有人建议，要用人头祭祀，泸水才能风平浪静。这个建议被诸葛亮否决：“我仁义之师，怎么能随便杀人呢？”他采取的办法是用面做皮，猪羊肉塞在里面，“像人头而祭之”。张岱说，“后之有馒头，始此”。
吃素得罪人，这事听着挺不可思议的，可还真有。说的是南宋贾似道当权时期，有位老朋友，想走贾似道的门路，混个差事。贾似道跟他聊得挺好，到饭点了，一起吃呗，那位半天不动筷子。贾似道问：“你怎么了？”答：“兄弟正在斋戒，只吃素，不吃荤。”贾似道沉默，看了一眼左右侍从，侍从立马叫厨房换了整整一桌子素菜。
可是不对啊，诸葛亮做的这个“馒头”，里面有肉馅啊，明明是包子，怎么能说是馒头呢？其实这没什么奇怪，古代对食物的称谓和现在多不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馒头就是指包子，直到宋朝，才进入馒头与包子称谓并存的年代。《水浒传》中说孙二娘开黑店，卖的也是“人肉馒头”。直到现在，南方一些地方，还把包子称作馒头，比如“生煎馒头”，肯定是带馅儿的，就是“生煎包子”。
这咸菜，估计是不还了，大家心知肚明黑不提白不提。要不聂豹后来怎么还一路高升当右佥都御史了呢。
岳飞的孙子岳珂写过一首《馒头诗》：“几年太学饱诸儒，薄伎犹传笋蕨厨。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这馒头说的不是包子又是啥？另有记载，北宋太学食堂的主食，春秋是炊饼，夏天是冷淘（凉面），冬天就是馒头。有天宋神宗突然想知道学生们吃什么，就叫人拿点学生的饭来尝尝。那天正好吃馒头，皇帝尝了尝肉馒头，说了句话：“以此养士，可无愧矣。”那时的皇帝，还是很心疼知识分子的。“几年太学饱诸儒”，说的就是学校食堂的伙食：包子。
还真有装廉洁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这位叫聂豹，明朝正德年间的苏州知府，王阳明的铁粉儿，言必称阳明先生的那种，王阳明去世的时候还大哭一场，愣说自己是王先生的弟子。就有一毛病，贪。收了好多贿赂，藏在咸菜坛子里，说自己一家子就爱吃咸菜。有天手下一个李通判到他家来，问：“怎么这么多咸菜啊？”聂豹解释：“多腌点，给我爹寄去。”李通判也是个顺杆儿爬，老实不客气：“哎呀，我老婆最爱吃咸菜了，送我点呗。”说完立刻叫人搬，一共搬走十二坛。聂豹在旁边看着，愣是没敢吭声。
既然包子叫了馒头，那真正的馒头又叫什么呢？明朝于慎行《谷山笔尘》说，唐玄宗出奔四川的时候，路上没吃的，是杨国忠自己掏了钱买了胡饼给唐玄宗吃。这胡饼，就是蒸饼。因为上面撒了胡麻，所以叫胡饼。古代把大量面食称作饼，比如面条就叫汤饼、水引饼、素饼。那么这蒸饼，就是现在的蒸馒头了。
要说这幕僚也就是早饭吃口肉，还花自己的钱，搁现在的公务员，多大个事儿啊？
蒸饼的称谓一直沿用，可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变化了。宋仁宗名字叫赵祯，“祯”与“蒸”音近，老“蒸饼蒸饼”地叫不是犯忌讳吗？于是就改了，新名字叫“炊饼”。没错，就是武大郎卖的炊饼。很多文艺作品把武大郎卖的炊饼理解成烧饼，是完全错误的，武大郎卖的，实际就是现在的馒头。
古人还经常把吃素和廉洁、节俭联系起来。比如宋朝有个官员叫仇泰然，有天跟幕僚聊天儿，问道你家每天花销多少钱啊？那幕僚当时就哭穷：“人口多啊，我家十口人，一天得用一千钱。”仇泰然惊着了：“怎么这么多啊？”幕僚说：“你看，早饭吃点肉，晚饭全吃菜，可不得这么多吗？”仇泰然火儿了：“哎，我是太守哎，平时都不吃肉。你是个小官居然敢吃肉？定非廉士。”就此，仇太守不爱搭理这位幕僚了。
卖馒头的小贩，也未必像武大郎一样走背字。唐朝长安城卖蒸饼的小贩邹骆驼，就是个幸运儿。这位邹骆驼每天推着小车上街卖蒸饼，走到胜业坊拐角的地方，地上有几块凸起的砖，把车轮一硌，车子就失控翻了，蒸饼滚一地。偏偏邹骆驼记性不好，回回走到那儿回回翻车。看着沾满尘土的蒸饼，邹骆驼火儿了，回家拿了把䦆头，刨那几块砖。刨了十来块后，挖出一个瓷坛子来，里面居然“有金数斗”。邹骆驼一下就阔了，再也不用卖蒸饼了。
最可笑的人是吃着素，心里想着荤，或者太装。苏东坡就嘲讽过那些表面吃素，却偷偷喝酒吃肉的和尚。他说，这些和尚把酒叫作“般若汤”，鱼叫作“水梭花”，鸡叫“钻篱菜”，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属于干了坏事儿还想留好名儿，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这倒让人想起现在的素菜馆，明明是豆制品，非要做出肉味儿来，还要起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之类的名字，到底是让人吃肉还是吃素啊？相当纠结。
有幸运儿就有倒霉蛋，这位倒霉的人叫张衡，在武则天朝，官已经当到四品，而且马上就要再进一阶，提拔到三品。他倒霉就倒霉在退朝的时候饿了，饿的时候又看见路边摊新出屉的大蒸饼，还冒着热气儿呢。张衡没忍住，买了一个，骑着马吃上了。搁现在根本不算事儿，小白领下班饿了，在路上买个羊肉串、煎饼果子边走边吃很正常——当然坐地铁吃东西会出纠纷，要是在香港还能招来警察。但那时候是唐朝啊，人家骑的还是自己的马。要不怎么说张衡倒霉呢，他路上吃蒸饼被御史看见了，御史还给武则天写了个本子，弹劾他，武则天的批示是：“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得，张衡的政治生涯到此为止了。看来在路上吃东西，真不是个好习惯。
北宋开封的大相国寺，有个烧朱院。这是啥来历呢？原来这里有个和尚叫惠明，擅长烹调，最拿手的是烤猪肉。结果他住的地方被人称作“烧猪院”。惠明有个哥们儿，是诗人杨大年。杨大年经常跑来吃惠明的烤猪肉，有天说：“你看你个和尚，住在烧猪院里，不合适啊。”惠明挺无奈：“他们都这么叫，我有啥办法啊。”杨大年出主意：“改个字，叫‘烧朱院’，这不也好听点吗？”惠明连连点头——可这听起来，有啥区别啊？
有人比张衡的运气好点，因为他遇到的是英国公李勣。当时李勣已经是宰相了，在家请客吃饭，席间有位客人习惯性地把蒸饼皮儿撕下来。李勣语重心长地批评他：“要吃到这饼，得翻两遍地，然后下种、除草、浇水、收割、打场，再过碾子过箩成了面，然后蒸成饼。你小子为啥要撕皮儿啊？也就是在我这儿，要是在你爹那里，看不砍了你的脑袋。”说得那小伙子满脸羞惭。这么批评人的，李勣不是头一个，此前还有隋朝的华州刺史王罴。王罴对喜欢撕蒸饼皮儿的客人是这么说的：“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看来您是不饿啊，那等会儿再吃吧。
唐朝有个侍中叫崔安潜，信佛，一直吃素。镇守西川三年，他得宴请手下啊，没肉说不过去，就用面做成猪肉羊肉的样子，还挺用心，看上去十分逼真。这大概就是素鸡、素鹅什么的发端吧。
不知道现在吃馒头撕皮儿的人多不多，其实有人还专爱吃皮儿呢，馒头皮儿挺好吃的。
吃素还是吃荤，是个人的选择，可以劝，不可以强求。宋孝宗为宋高宗守丧的时候，就吃素，一口气吃了一百多天。一直伺候他的吴夫人看着心疼，暗地叮嘱尚食官说：“官家吃了这么长时间素，都瘦了，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啊。”厨子们想出一招，把鸡汤掺在素膳里给端上去了。没想到宋孝宗味觉灵敏，吃出来了。这下可好，吴夫人被赶走，其他相关人员受了处分。这是真心想吃素的。
馒头能让人丢官害臊，也能救命。这个段子是关于娄师德——唐高宗武则天两朝大臣。娄师德做尚书的时候，到梁州视察，正好赶上当地有个老乡，也姓娄，因为贪赃枉法要被处死。娄同乡听说娄师德来了，觉得看到了救星，赶紧让人送信给娄师德，希望能说情活命。娄师德对送信的人说：“犯了国法，就是我亲儿子也不能放啊，何况他呢？”
这词读起来挺酸的，心酸的酸。其实，他何尝不想“千日之醉亦不恶”“蟹螯酒杯两手持”。
第二天，赶上当地都督请饭。娄师德对都督说：“听说有个人犯了国法，还说这人是我同乡。其实我和这个人不认识，就是小时候我和他爹一起放过牛。都督千万别因为我而枉国法啊。”听话听音儿，都督立马把犯人叫来，开了刑具。娄师德开始数落他：“你辞别爹娘出来当官，又不能廉洁，我能有什么办法啊？”说着拿起一碟槌饼（也是馒头，槌是擀面杖的意思）来给同乡，说：“吃了吧，做个饱死鬼去。”还说啥啊，透着这么不见外，都督回头就放了人。
吃素，有人是因为信仰，有人是为了养生，还有人只是因为穷。比如唐伯虎，这人曾经想建功立业来着，最后被人黑了，困守桃花庵，穷得揭不开锅，只好吃青菜，于是写了首《爱菜词》：“我爱菜，我爱菜，傲珍馐，欺鼎鼐……菜之味兮不可轻，人无此味将何行？士知此味事业成，农知此味仓廪盈。技知此味艺业精，商知此味货利增。但愿人人知此味，此味安能别苍生？我爱菜，人爱肉，肉多不入贤人腹。厨中有碗黄齑粥，三生自有清闲福。”
这就叫当官的艺术吧？啥过分的话都没说，啥事儿还都给办了。
古人对蔬菜多有溢美之词，明朝张岱的《夜航船》就说，诸葛亮行军所到之处就让人种“五美菜”，哪五美？一可以生吃，二可以腌咸菜，三可以充饥，四可以消痰止渴，五可以进补。四川人又把它叫诸葛菜。它到底是什么呢？用赵丽蓉的话说，它就是一个“大萝贝”（萝卜）。
肚量
素与荤相对，但荤可不单指肉。《说文解字》说：“荤，臭菜也。”“臭”通“嗅”，臭菜是那些气味强烈的菜，比如葱、香椿、蒜苗、蒜薹、韭菜、薤（藠头）之类的。按这个标准，还得算上辣椒，辣椒自清代才引进中国，《说文解字》不知道，但辣可是名副其实的“臭菜”。所以严格意义上的食素，不单不能吃肉，以上“臭菜”也不能吃。
李淳风是唐朝初年的科学家，当然也是个预言家，经常说点神神鬼鬼的话，据说《推背图》就是他写的。有一天，他随口对唐太宗说：“明天北斗七星幻化为人，要到长安西市喝酒。”
人还是猿猴的时候，是以素食为主的，因为不会围猎。据说人有三十二颗牙齿，二十八颗都适合吃素，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颗可以撕咬肉类。后来进化成了猿人，开始吃肉了，有若干猿人遗址出土物为证。到了春秋战国，素食反倒珍贵了，那是因为开垦的土地少，有点地全得种粮食，至于菜，《诗经》有描述，大多是采点野菜，想吃个清炒莜麦菜，门儿都没有。直到西汉之后，铁器大普及，开垦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加上通西域带回大量种子，这才菜田遍地开花，有了植物油，有了铁锅，有了炒菜。豆腐的发明，则为食素打下坚实的基础，让素食空间大大扩展。后代还出了不少素食专著，如《山家清供》《本心斋蔬食谱》等等。
唐太宗上了心，次日派人去查看，果真看见七个和尚在那儿狂饮，整整喝了两石酒。这酒量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皇帝的人立刻上前，请这七位进宫，他们全笑了，说：“这一定是李淳风小崽子说的，卖弄。”然后，倏地不见了。
吃素与吃荤
很怀疑这是李淳风为了炒作自己设的局，他本人是老道，唐太宗也号称老子后人，北斗七星又不是佛家神仙，怎么弄出七个和尚来呢？但要找到七个如此豪饮的大肚汉，还真不容易。
酒到酣处，主人请黄庭坚给廊轩起个名字。黄庭坚看到余甘子，写了两个字：味谏。这两个字很别致，把余甘子的味道、廊轩的特色都写了出来，一时为人津津乐道。这事过去没多久，黄庭坚又收到了朋友送的橄榄，他诗兴大发：“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这样的人，武则天也见到过。这位人才叫鼎师，是太平公主找到的，进献给武则天，说此人有“奇行”。武则天问你有啥本事啊？鼎师说：“能喝。”武则天立刻叫人用银瓮打了三斗酒抬上来，这位鼎师还真不含糊，“一举而饮尽”。在座的都惊着了。问你还能干啥？鼎师答：“还能吃酱。”马上，用银缸抬上一斗酱，鼎师拿勺子就吃，“须臾即竭”。也不怕齁着。这也算一种特异本领吧？要是在今天，估计能上达人秀。
把果子吃出意境来，大概是古代文人的追求吧。岳珂的《桯史》里就写了这么个故事：有一次黄庭坚去朋友家做客，一起在小廊轩上喝酒。廊轩很漂亮，栏杆外还种了几株余甘子。余甘子其实就是橄榄，生吃的时候，初入嘴酸涩微苦，回味却是甘甜，所以有“余甘”的名号。
到了宋朝，又出了位能吃能喝的，叫袁谷。当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当地大小官员名士都仰慕老苏的名声，天天找他吃饭喝酒。老苏酒量本身就不算大，苦于应付，就说，杭州是个酒肉地狱。这位袁谷，是苏东坡的继任。他的上任感言是：“听说这是酒肉地狱啊？现在好了，我来了，地狱就该空了。”看来当官要当得爽，还真得肚量大。
古人知道，水果和别的食物一起，往往能相得益彰，做出好吃的小点心来。杜牧有首诗就写道：“忍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流年如可驻，何必九华丹？”这说的是什么呢？《侯鲭录》解释：可见唐朝就有樱桃酪吃了。杜牧的诗好，把个樱桃写得意味深长。
能吃能喝，算不算一种特长？这得看特长有啥用。还别说，这特长在明朝还真派上用场了。明成祖的时候，有北虏使节（估计是蒙古人）来访问，据说这位相当能喝。皇帝心想喝酒这事不能输给他呀，就召集大伙，推荐能喝的人。有人推荐了一个武弁，据说是豪饮，明成祖心里还不打底，说得再找一位。这时候状元曾棨出场了，说这事我去。明成祖问：“卿酒量多少啊？”曾棨说：“说不清楚，反正把那北虏喝翻了算。”
在古书中翻翻，就会发现古人接触的水果还挺多的。和今天一样，他们经常把远方奇特的水果，当作稀罕物，还记载下来。如语儿梨、木馒头（无花果，《续墨客挥犀》说出产在岭南，但当时开封有很多地方有卖，长得像小梨，中空，熟后色微红，味道甜里带酸，是官府待客公款吃喝用的水果，有“公筵多饤木馒头”的说法）。明朝的《谷山笔尘》说，在“陕西近西域处”，有一种小蒲桃（葡萄），名字叫“琐琐蒲桃”。他不知道“琐琐”的名字从何而来，推断当年汉武帝有个馺娑（音萨梭）宫，这种蒲桃是种在宫里的，故此得名。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到了清代的《分甘余话》，则提到了台湾出产的水果，比如菠萝蜜、羡子等等。
于是，这顿惊天大酒就开始了。曾棨、武弁和使臣三个，整整喝了一天。到最后，使臣和武弁，一个“已酣”，一个“潦倒”，唯有曾棨还清清楚楚，给朝廷挣足了面子。明成祖大喜，夸奖道：“不说文字学识，单说酒量，你也算得上是状元。”曾棨就多了个名号：“酒状元。”
梨和杏在古代也是很普及的果子，为此还传出不少段子。比较有趣的段子，是辽国使臣李俨出使宋朝，住在蔡京家里，这一住就是好长时间。李俨想家了，有天和蔡京喝酒，突然拿起盘子中的杏说：“来未花开，如今多幸（杏）。”那意思我待的时间太长了。蔡京反应还挺快，立刻拿着梨说：“去虽叶落，未可轻离（梨）。”俩人还对上句了。
明朝除了“酒状元”，还有一位“酒考官”。此人名叫陈镐，成化年间督学山东。他爹知道他能喝，特意写信给他，嘱咐他少喝点。陈镐看了信，从自己薪水里拿钱，找人做了个大碗。这碗有多大呢？能盛两斤酒。碗里还写上了八个大字：“父命戒酒，止饮三杯。”三杯就是六斤，这不是对他爹阳奉阴违吗？
另一种和成仙、长寿有关的果子，就是桃子了。元好问《续夷坚志》里，讲了位道士和桃子的奇遇。一年秋天，大雨刚过，道士在山里溜达，忽然看见很多叶子顺流而下，叶子中间有一个大桃，“大如杯盏”（有现在的大久保大）。桃子被石头挡住，道士把它取过来，真是又红又香。他觉得这不是寻常东西，对着大山拜了又拜，把桃子吃了。之后，又回到住处，将桃核钻开，吃里边的桃仁，“甘如酥蜜”。两瓣桃核，他用来当了酒杯。有天和元好问用这俩酒杯喝酒，那桃核一沾酒，立刻红润如新。道士是否成仙没说，元好问只是说他六十多岁看上去和四十岁的人差不多。总之，桃也是相当神奇的东西。
后来的文人冯梦龙对这位陈镐不太感冒，还揭出了他另外一个八卦。那是他当山东提学的时候，有一次宿在济阳公馆里。厨子把晚饭送房间，却忘了拿筷子。从人说：“我去厨房要筷子。”陈镐却不同意：“太晚了，算了吧。”从人没了辙，最后找了两根柳条，削了削，给他当筷子使，没想到也遭到陈镐拒绝：“用柳条当筷子不合规范。凡事都讲个‘礼’字，你说，礼和吃饭，哪个重要？”结果，这顿晚饭愣是没吃成。
在古代，另一种很受重视的果子是枣。种植枣树的历史很悠久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传说吃枣能成仙。苏东坡说，陕西永乐有一种无核枣，一般人还吃不到，唐朝的道士侯道华就是吃了这种枣成仙的，苏东坡本人也吃过一颗。清代王士祯的《分甘余话》里，则考证了许多以“枣”命名的地方，如枣强、枣阳、酸枣、煮枣等地。他说汉书《樊哙传》里就有对“煮枣城”的记载。宋书《墨客挥犀》则对太原人吃枣有着生动的记载：太原人很喜欢吃枣，无论老幼贵贱都喜欢把枣放在袖子里，有空就吃一颗（很像现在的人吃口香糖、吃槟榔）。时间长了，太原人的牙齿都变黄了，所以有“齿居晋而黄”的说法。
对此，冯梦龙批评道：“这位难道不知道筷子最早就是柳条削成的吗？迂儒一个，不懂礼是啥意思，就知道在下属面前显摆，标新立异还不是为了个名声。你要真讲规矩，干吗不听你爹的话，把那三大杯酒给戒了呢？”瞧，还真是一针见血了。
这里一定要说说宋徽宗，这位不折不扣的荔枝爱好者，把荔枝种到了开封皇宫里。有一年，保和殿前荔枝成熟，他亲手采摘，并且赐给燕帅王安中。还赐诗说：“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这诗还真跟谶语似的，没几年，宋徽宗还真被金兵俘虏过了燕山。
人们常把特别能吃喝的人叫酒囊饭袋，典故是出在唐末，当时有个叫马殷的，割据湖南，自称楚王。可是他的王子们却都不成器，净顾着炫富了，大吃大喝，前呼后拥的，于是老百姓就给他们起了个“酒囊饭袋”的绰号。这个贬义词给能吃能喝的主儿带来不小压力，好像吃得多本事就差一样。
余深到了福州，倒霉的官运没到头。靖康年间，他又被贬到了建昌军。怪事发生了，他走了，亮功红居然不结果了，直到一年后他回来，果树才又结出了荔枝。
真的是这样吗？也不尽然。明末清初有个书画家叫王铎，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王”，就特别能吃能喝。找他求画，酒一定要备足，喝多少杯根本算计不过来，还得在大盆里放上几十个煮鸡蛋，几十个包子馒头，一起端上来，王铎是“食之立尽”。这就算是有文化的酒囊饭袋吧？
主人是谁啊？名叫余深。北宋宣和年间，朝廷每年向福建征收数十万颗荔枝，余深上书提意见：“福建以取花果扰民。”结果被贬了官，到福州当知府去了。这亮功红，就是余深在福建任上栽种在家里的，“亮功”是余深家御书阁（存放皇帝御书的房间）的名字。
措大的辛酸
要说中国古代有名的水果，那肯定要提到荔枝了。前有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后有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么一来，想不知道荔枝都难。其实到了宋朝，荔枝在南方种植得已经很多了，不仅岭南有，四川也有，福建也有。陆游就写到过一种福州的荔枝，叫亮功红。这亮功红不仅个大味美，还有个特点，认主人。
民国文人杜召棠在《惜余春轶事》里讲过一个段子，说有一个读书人，家里断粮两天了。他老婆找了条布裙子，出去当了，换了点米，两人饱餐一顿。刚吃完，朋友上门借米，哀求说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读书人把剩下的米打包，全都借了出去。老婆看见瓮中已空，抱怨说：“我一条布裙子，才换一顿饱饭。”读书人道：“咱们已经不错了，才饿了两天，人家都饿三天了；再说家里还有老母亲，是三口人；咱们已经吃完了，可人家还饿着呢。人家比咱们困难，不借那就是禽兽啊。”
古人吃的果子
你瞧，文人虽穷酸，但即使穷都这么仗义。
自酿加对花，古人的雅致恐怕现代人很少能享受到了。
揭不开锅去借米，似乎是文人发迹前的常态。比如明朝的都穆，就老去借米。都穆是谁呢？就是传说中告发唐伯虎考试作弊，导致后者身陷囹圄、功名被废的那位。其实真实的都穆，人还不错，喜欢帮朋友，有时候实在没钱了，当衣服也要请人吃饭。除夕之夜，家里揭不开锅，他向朋友借米，还写了首诗：“岁云暮矣室萧然，牢落生涯只旧膻。君肯太仓分一斗，免叫人笑灶无烟。”借米，也得要体面不是？
明朝礼部尚书于慎行退休后隐居家中，写了部《谷山笔尘》，其中记载，他有个好朋友杨巍，喜欢到处搜罗石头，家里的石头都堆成小山了。杨巍喜欢和石头喝酒，每一种石头，先浇一杯酒，再自饮一杯。这种喝法叫于慎行煞是羡慕，家里没石头啊，就种了二十多种菊花，每个品种，浇一杯，自饮一杯。二十多杯喝下来，就醉了。
他的同乡兼对头唐伯虎比他还惨。唐伯虎写信给文徵明借粮的时候，说自己家“反顾室中，甑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希望文徵明“幸捐狗马余食，使不绝唐氏之祀，则区区之怀，安矣乐矣”。这得饿到什么份儿上啊，狗马余食就能让自己安矣乐矣了。
那天，老苏一扫胸中块垒，酒浇透了，还从王姑娘的话里得到灵感，写道：“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清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共离人照断肠。”
在古代，贫穷失意的读书人有个称号，叫“措大”，大概是说，这些都是办大事儿的人，可就是没啥见识。反正是个讽刺人的说法。有一天宋太祖和宰相赵普吵架，就生气地说：“我到哪儿去找桑维翰那样的名臣来当宰相啊。”桑维翰是后晋石敬瑭的人，赵普能瞧得起吗？赵普立刻说：“就是桑维翰在这儿，陛下也不用。桑维翰爱钱啊。”赵匡胤道：“用人要用其长，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见过啥世面啊？给他十万贯，就把他屋子给塞破了。”瞧，这就是措大最有名的段子。
老被贬官的还有苏东坡。元祐七年正月，被贬官的苏轼来到颍州。有天晚上，月色明朗，堂前梅花盛开。他心爱的女朋友王朝云说：“春天的月色比秋天的月色好呀，秋天的月色令人心中凄惨，春天的月色却感觉和悦。有月有花，不如叫朋友们来喝酒吧。”苏东坡高兴极了，夸奖王朝云：“这是诗人才说得出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你会写诗啊。”
苏东坡就写过个段子，专门挤对“措大”。说某天有两个措大聊天言志，甲说：“我平生不足，就是吃饭和睡觉。他日我要发达了，一定吃饱了饭就睡，睡醒了又吃。”乙却说：“我和你可不一样，我必须吃了又吃，哪儿有时间睡啊？”
古人喝酒的另一个习惯，就是对着花喝酒，这样才有感觉。花与酒，是密不可分的两样东西。在唐朝的长安，每到春天花开，游人士女就要出游，见了花立刻停下来，摆酒赏花。这个习惯一直持续着。到了宋朝，欧阳修贬官来到滁州，环滁皆山，他干的头件事就是让手下的谢判官去山谷里种花。谢判官问种什么花合适，欧阳修写道：“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看，栽花还是为了喝酒方便。喝出状态了，才能写出《醉翁亭记》。
苏东坡写穷书生的段子不止一条。他还讲，传言一个穷书生进了官库，却不认识钱。这就奇怪了，再穷也该认识钱啊。那书生解释：“我知道这是钱，就是——它们为啥没用纸裹着啊？”原来书生的钱从来就少，没见过成串的，都是几个铜板拿纸一包。苏东坡由此引申，说看到陶渊明写文章有“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一句，原来还真有道理。他说，就算瓶子里装满了粮食，那能有多少啊？还是缺粮啊。看来陶渊明穷得可以，只见过瓶子装的粮食。
古人用自酿酒招待客人，喜欢夸张地说：“我要倾尽家资招待你。”陆游说，这句话原本出自晋朝，就是倾尽家资酿酒，再拿酒招待人。后来韩愈说过“有卖直须倾家资”，黄庭坚说“欲倾家以继酌”，都是这个意思，而不是直接给客人钱——也没那么喝的啊。
这些段子，还真不是苏东坡在挤对穷书生，看上去倒像是在自嘲。因为他自己也不阔，甚至也受穷乃至断顿。屡遭贬官，薪水有限，家里人又多，能省就省，要不怎么能亲自去东坡种菜去呢？《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就讲，苏东坡贬到齐安的时候，每月只有四千五百文钱收入，平均一天只能花一百五十文。他就把钱按一百五十文一串分成三十串，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子挑下一串来用，然后就把叉子藏起来。他还备下个竹筒当零钱罐，若有用不完的钱，丢在竹筒里，攒多了，就拿这钱请客用。
不过，自酿酒的确是古人酒文化的一大特点。但凡有点家底，又喜欢风雅的人，多在家中自酿美酒，作为宴请和馈赠的上好礼品。清初的官员王士祯，就在《分甘余话》中讲，某年冬天，他得到了朋友送来的自酿美酒。随着酒来的还有一首诗：“黄流初压室氤氲，亲贮陶瓶远寄君。非向故人夸酒旨，醉乡风味欲平分。”这首自酿酒诗让王士祯大受感动，回复道：“白家乌帽重屏里，初试红泥小火炉。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风雪压屠苏。”一唱一和，都是自酿酒勾出的雅致。
这招可以给月光族们做参考。
后来，终于有人说了实话。这位叫秦湛若，有人送了他两坛凤洲酒，他打开盖子尝了一口，对送酒的人说：“拿错了吧？这不是惠山泉吗？”这句挤对淡酒的刻薄话被记载在《雪涛小说》中，想必当时的文人提起这个段子都乐不可支。
因为挨过饿，身为美食家的苏东坡几乎什么都能吃下去。流传比较广的故事是陆游写的，说苏轼南贬海南，半道上遇到同样被南贬的弟弟苏辙。哥俩在路边买了面条吃，味道实在是不好。苏辙长叹一声，把筷子放下了，可苏东坡已经稀里哗啦全吃光了，看着苏辙，慢慢说：“九三郎（苏辙小名），这玩意儿，你还想咀嚼？”说完哈哈大笑。
明朝有位文学家兼史学家王世贞，号凤洲，他喜欢自己酿酒。这位先生有酒兴，无酒量，所以酿出的酒特别寡淡，叫作“凤洲酒”。可架不住王先生名望高，大家都以弄到一坛凤洲酒为荣，这酒还成了送礼佳品。
这就是传说中的苦中作乐吧。
明朝南京的士大夫们，风靡喝一种淡酒，名字叫易酒。这种酒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太不过瘾了，真正好喝上几口的人都喜欢喝明流，明流是酽酒，劲儿大。喝明流的，经常挤对喝易酒的，见面就问：“易酒有什么好处啊？”那位就答：“有三大好处，喝的时候不醉，睡觉时不缠头，明天早晨醒了不难受。”喝明流的接上茬儿了：“你要追求这个，干吗不喝两盏汤？”
陆游《老学庵笔记》还写，宋朝有位著名的和尚叫饶德操，诗写得特好。诗僧年轻的时候，也是位措大，所以有“旧时饶措大，今日壁头陀”之说。饶措大潦倒不得志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灌得烂醉，睡过去几天不醒。要是喝完酒没睡着，周围邻居就倒霉了，这位总是爬到房顶上坐着，连唱带哭，折腾到天亮才下来。还有一次，可能是喝太多了吧，直接就投河了——汴梁城中的汴河，幸亏被船家救起，才侥幸得了一命。
古代的酒品种很丰富，元朝有本《酒小史》，就列举了106种酒，琳琅满目够开博览会的了。宋朝的文学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到过，唐朝人喜欢喝赤酒、甜酒、灰酒，但这些酒是什么样子，他也说不明白。他还提到了唐朝一些诗句来佐证，如：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又如：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又如：酒滴灰香似去年等等。不过宋朝也有宋朝的美酒，陆游说，皇宫中的御酒，叫蔷薇露，皇帝赐给大臣们的酒，叫流香酒。
为啥要跳汴河呢？看了《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才知道，穷书生跳汴河还是个传统。从很远地方进京赶考的书生们，因为穷，就像敢死队一样，只带单程的路费，考上则罢，要是考不上，根本没钱回家，也没钱在汴梁住下去，只能跳汴河自尽。
对花酌美酒
宣和年间，有两个四川眉州的书生师骥、杨师锡就这么来到汴梁。他们一起读书，一起住，一起考试。放榜那天，杨师锡中了，却迟迟没有看到师骥的名字。这时候，只剩下第一名还没有公布，师骥绝望得要跳河。杨拉住他说：“跳河不着急这一会儿，等第一名宣布了，不是你你再跳。万一你考第一了呢？”
世事总无绝对，就算言之凿凿也会有人拿出反驳的证据来。有人找出唐代刘禹锡一首诗来：“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你瞧，这茶不仅不做茶饼、茶团，还是现摘、现炒、现煮、现喝的，能说是朱元璋开头的吗？
还真被他说中了，第一名正是师骥。师骥拉着杨师锡的手说：“兄弟，是你救了我一命啊。咱们得世代互为婚姻。”两个人后来都做了官，两家还真的通婚了。
可以注意到，唐宋时说到茶，多说煎茶、煮茶。那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喝团茶、饼茶，类似于现在的普洱茶、沱茶，是要连茶带水煮的。什么时候开始沏茶喝呢？有一种说法，是明太祖发明的。明朝的《万历野获编补遗》中说，明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品，仍然按照宋朝的方法，“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朱元璋认为这太劳民伤财了，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下令，罢造龙团，采的茶芽就能进贡。慢慢地，人们就都习惯了“汲泉置鼎，一沦便啜”，煮水与泡茶分开了，这叫作“沦茗”，类似于现在的沏茶了。当时比较好的茶分四品，依次是探春、先春、次春和紫笋。
想一想，这人要不乐观，穷就是件太可怕的事了。
哪儿的茶好呢？陆羽做过阐述，不过按他的排名，现在的人也得大跌眼镜：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合着出碧螺春的苏州被他排在末等，出龙井的杭州也不好。但细想也难怪，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好的茶嘛。
舌尖上的历史
总之，茶道兴起在唐朝，到了宋朝更是大行其道。宋朝京城汴梁满街都是分茶馆，所谓分茶，类似现在的花式咖啡，是要在茶杯里用茶做出花样图案的。可惜，现在这一手，会的人少了。
清代士大夫王士祯写的《分甘余话》里，讲到诗画家李念慈写过首《汴梁竹枝词》，是说开封小吃的：红油车子卖蒸羊，启盖风吹一道香。王士祯说：“信陵宾客，东京梦华，古今来应有多少感慨。而顾朵颐红油车子之蒸羊，此正吕颐浩所云措大知甚好恶者耶？”大概意思就是，世上有多少好吃的啊，你却只留意蒸羊，真是古人所说措大（落魄读书人）没见过好东西。
至于常伯熊，因为饮茶太多，“遂患风气”，生病了，晚年也不劝人多喝了。
其实王士祯错了，不说豪华宴会上多少美食由小吃转化而来，单说自古至今文人，没完没了歌颂的，还就是原生态的小吃。为啥啊？因为少雕琢，味道正，连他们清代的皇宫都到外面打豆汁喝呢。要说好东西，小吃才是最好吃的。翻翻史书，就能看见，青史留名有两条路，一条是当帝王将相，另一条就是做小吃。
等到了江南，又有人向李季卿推荐陆羽。陆羽来的时候，只穿着“野服”，随身带着茶具，操作起来，程序和常伯熊的差不多。也许是因为先入为主吧，也许是因为陆羽穿得寒碜，李季卿有点瞧不起他，喝完茶，让手下取了三十文钱赏陆羽。陆羽受打击啊，以前都是跟名流混的，这次难过了，“及此羞愧”，回家又写了篇《毁茶论》，数落喝茶的种种不是——其实，这也没必要，是真名士自风流，当官的审美往往有毛病，你管他怎么看你呢。
就拿《东京梦华录》来说，里面就记载了无数汴梁的小吃。史学家邓之诚为此书作注，引用大量文献，提到许多在当时脍炙人口的小吃店，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诸如此类。其中，也特别讲到了北宋年间汴梁著名的吃食——把鲊。这是什么好吃的呢？就是小鱼，腌好了，一条一条的，捆起来论把出售。腌鱼也有很多种，如寸金鲊、三和鲊、桃花鲊、大鱼鲊等等，卖把鲊的小店还卖熟食，猪头肉、玛瑙肉、鹅鲊、鱼头酱都有。这和现在的熟食铺子几乎没什么两样。卖把鲊最出名的，是东华门外的魏氏把鲊，士大夫想这口了，都要专门派人去买。现在的女孩子喜欢吃鱼干鱼片的，应该知道，这东西至少宋朝就是畅销货。
无意之中，陆羽和常伯熊还PK了一次。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走到临淮县，当地人说常伯熊善茶。老李立刻把他请来。这常伯熊，身穿黄衫，头戴纱帽，手持茶器，口通茶名，熟练流畅还挺优美。老李看完表演，喝了两杯，啥都没说。
皇帝家吃小吃，是有传统的。宋朝的《南部新书》作者钱易就说：“余久主判户部，逐年所上贡咸绝，但杭州进糟瓜尔。”瞧，什么都不贡了，小吃还是要贡的。
唐朝就有茶道了，不过陆羽并不是茶道高手第一名，第一名叫常伯熊。从理论上来说，陆羽是个开拓者，他写了书，讲了茶的功效，煎茶炙茶的方法，还造了二十四式的茶具，放在“都统笼”中，引得风起效仿，几乎人人家中必备。这其中就有常伯熊。常伯熊相当有心，把陆羽的理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皇帝帮着出名的小吃还有宋嫂鱼羹。它现在是餐厅里的名菜，不过当年，也是汴梁和临安的路边排档小吃。《武林旧事》说，淳熙六年，已经当了太上皇的宋高宗在西湖边放生鱼虾，特别叫内侍把西湖边上做小买卖的召集到一起，各有赏赐。其中卖鱼羹的宋五嫂和太上皇聊起自己是东京汴梁人，随着皇帝逃难而来。宋高宗看她年纪大，特宣上船，还加赐了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一下子，宋五嫂就出名了，宋嫂鱼羹一传就是千年。
说到品种，那个时候，茶叶是有区分的，一种叫“茶”，一种叫“茗”。陆羽的《茶经》说，早采的叫作茶，晚采的叫作茗。不过到了现在，人们已经不这么划分了。
有书记载，当时南迁在西湖边做小吃的，除了宋五嫂，还有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等等。他们的名字能传下来，也多亏宋高宗没用城管去整治西湖的市容。《武林旧事》还写过一条，此前头一年，宋高宗在德寿宫喝了点小酒，非要吃小吃，让人去买了李婆婆杂菜羹等好多种，他边吃边笑着对旁边的人说，这些都是京师（汴梁）旧人做的，要厚赐善待。就算江山丢了，文化也不能丢。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个大师，在那里传授佛教。学禅当然要刻苦，夜里不能睡觉，按理说过午不食，晚饭还不能吃。那得有多疲惫啊。于是，大师就允许大家喝茶。其实这么喝，精神是有了，可也越喝越饿啊。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宗教活动，让茶在老百姓中有了名气。“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相传效仿。”喝茶之风，从山东、河北，逐渐蔓延到京城长安，城市里也逐渐开了很多茶馆，专门卖煎茶。茶叶多来自江淮，数量和品种都相当多。
另一本记载大量小吃的书，就是《扬州画舫录》了。这本书说到茶肆点心，不由得叫人食指大动，比如“双虹楼烧饼”，属于“开风气之先”；宜兴丁四官的两家店蕙芳、集芳，则以“糟窖馒头”出名；二梅轩以“灌汤包子”闻名；雨莲以“春饼”著称；文杏园的“稍麦”，甚至有个外号，叫“鬼蓬头”。要吃素食，有钓桥外的申申如素食；想吃豆腐干，贮草坡姚氏的最好，叫作“姚干”……
要说茶是怎么成为时尚的，《封氏闻见记》倒是有详尽的记载。这本书讲到，三国时期吴主孙皓，喜欢逼着大伙喝酒。大臣韦昭不善饮酒，孙皓就暗地让人命韦昭以茶代酒。按现在的观点看，这孙皓还是好心呢。不过，最后韦昭还是死在了孙皓的手里。总之，那时候就有喝茶的记载了。
关于扬州的美食，近代文人杜召棠《扬州访旧录》，还提到了杨森和火腿庄。这家店由杨氏兄弟五人经营，每年运销外埠，数以万计，切片零售，味道也特别好，特色就是切片时能把肉中筋络剔除，入口后无纤维渣滓，每片厚薄均匀，刀运如飞，“亦神乎其技矣”。
不过话说回来，这顺口溜也说明那时候南方喝茶相当普及了。
林林总总诸多小吃，不仅老百姓爱吃，士大夫爱吃，皇帝爱吃，甚至还能充军粮。明朝嘉靖三十年，户部行文，令宛（平）、大（兴）二县领银子三千两，散给各做烧饼的店铺，领一两银子，上缴“棋炒”一石。棋炒是什么呢？用白面，稍微和入香油、芝麻，炒成棋子模样的烧饼。收上的烧饼转交工部，送到行军处支用，就是给军队当干粮的。现在河北还有“棋子烧饼”，也许就是明朝的“棋炒”吧。
这顺口溜是北魏大臣杨元慎接见南齐使臣陈庆之的时候说的，可见他们多瞧不起南方人，觉得人家是土老帽儿。可仔细瞧瞧，人家南方人吃的、喝的，全都是好东西，现在看来也不知道谁土。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自古以来，也有不少忽悠消费者的小吃。就说北宋汴梁东华门外的把鲊，有古书记载，就有假冒伪劣——鱼是从外地来的，用荆笼储存，到了店里，也有变质的。店家倒是有办法，清水洗过，用小便浸泡，控干，加料，肉质反而更紧，还有回味。据说卖虾的也有这么干的，“淮甸虾米入京，浸以小便，则红润如新”。那时候没有地沟油，不过这一招，也够恶心人的。
实际上，那个时候南方人已经比较流行喝茶了。北魏有个顺口溜，就是说他们的：“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飰，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读杀，形容吃东西发出的声音像鸟）嗍（读梭，就是现在的吸吮）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里，还有一个卖小吃糟践食客的故事。南宋时候，杭州有不少卖灌肺汤的。天色一晚，就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随卖随放调料。可巧有那么一位，喝高了，拉着小贩要喝灌肺汤，汤没盛出来，人先吐了，全吐小贩锅里了。这位小贩赶紧把担子挑到小巷中，擦干净锅碗，在汤里直接下了调料，又挑了出来接着卖。汤里有米粒怎么办啊？他也有急智，把“灌肺”的招牌，添了俩字，叫“米脯灌肺”，还成特色了，“不知者皆买食之”。
这个典故流传下来，可还真有人不知道。有一次，南方梁朝的西丰侯萧正德叛变，投降了北魏。北魏的权臣元义请他喝茶。萧正德是南方人啊，元义还客气地用了“水厄”的典故，问：“卿于水厄多少？”意思是你喝茶行吗？谁想到萧正德压根儿不懂，张嘴就答：“下官虽然生长在水乡，可从来没有遇到过水灾。”话一出口，哄堂大笑。没学问啊，丢人了。
小贩挺缺德的，但作者却给了他不少同情，写道：这要是闹起来，喝醉的士大夫未必给他赔偿，可“一日之经纪休矣”。
这里说的“苍头水厄”，就是指喝茶了。水厄这词儿，原来是说闹水灾淹死人，到了晋朝的时候，多了个意思，就是喝茶。为啥呢？因为晋朝有个司徒王濛，特别好茶，不仅自己喝，还命令别人喝，不喝还不行，“士大夫皆患之”。所以，每当大伙要见王濛了，都会愁眉苦脸地说：“完了完了，今天要遭水厄。”
看，不能侥幸，在吃的东西里做手脚，最终也会被记在历史上。
北魏的《洛阳伽蓝记》里说，有个琅琊人王肃，和大家饮食习惯不同。不吃羊肉，不喝奶，平时就喜欢吃个鲫鱼汤，渴了就喝“茗汁”。当时这做派又小众，又先锋，把给事中刘镐给崇拜的啊，五体投地。于是，刘镐也学起了王肃，开始喝茶了。喝茶在那时候非常不为人理解，彭城王就挤对他：“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这句话一出口，以后宴会上就算有茶，士大夫们也不喝了。可见，在南北朝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喝茶是个怪癖，相当装。
说起有名的小吃——它也是人们怀念故土的最好的寄托物，身在他乡，最容易勾起思乡之情的，怕就是家乡的小吃了。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讲了个令人心酸的事情：北宋年间，汴梁最有名的炒栗子，就是李和栗子，别的人怎么学都学不像。后来北方沦陷，南宋偏安，派出使节去金朝。使臣到了燕山下，有两个人拿着几十包炒栗子来，出使的官员们一人送一包。
和摇滚乐、露脐装之类时尚一样，喝茶从一开始也不被人接受。不过凡事都在坚持，坚持下来，那非主流就成了主流了。
大家一尝，这不是李和栗子吗？一问，他们说：“我们是李和的儿子。”然后挥泪而去——据记载，金兵进入开封后，掳掠了不少手艺人北归，李和一家，也许就这样被带到北方。李和的儿子可能是听到来了故国官员，就来送上栗子，用这种方法来表示他们和故国还有关联吧。不知道现在北京燕山脚下的糖炒板栗、油栗，还是不是当年李和的手艺。
水厄
别看不起小吃，小吃不仅味美，它承载的东西还真不仅仅是饮食，一个个时代的味道，都在小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