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乔克指出，长子成长于成人的世界中，而如果你有更多的哥哥姐姐，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从其他孩子身上学习。假如杰基·罗宾森是长子，他就会主要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但由于有5个孩子要供养，玛丽耶·罗宾森（Mallie Robinson）需要工作，结果就是罗宾森的姐姐威拉·梅（Willa Mae）扮演了“小妈妈”的角色。威拉·梅给他洗澡、穿衣、喂饭。当威拉·梅去幼儿园，她甚至说服了母亲让她带着弟弟一起去上学。3岁的杰基·罗宾森整整一年每天都在玩沙子，威拉·梅时不时把头伸出窗外以确保他没事。同时，罗宾森的哥哥弗兰克随时准备在打架时保护他。
父母管得越来越松
当哥哥姐姐充当代理父母和榜样的角色时，你就不会面对许多规则和惩罚，并能享受他们的保护。你也会最终更早地去冒险，因为你不用模仿成年人仔细考量后再做选择，只需跟随其他孩子就行。
选窝理论有助于我们揭开兄弟姐妹并不十分相似的奥秘：后出生的孩子主动寻求走不同的道路。但这不仅仅是孩子想要努力脱颖而出这么简单。尽管他们努力寻求与哥哥姐姐保持一致，但基于出生顺序，家长们对他们的养育方式确实有所不同，这就使得他们的性格更加大相径庭。
即使父母的角色没有下放给哥哥姐姐，父母往往对长子更严格要求，而对于后出生的孩子要求越来越松。随着父母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经常放宽要求，而且最小的孩子没有很多杂务要做，因为他们的哥哥姐姐都做了。当罗宾森加入了一个街区帮派，由于长期盗窃和入店行窃被抓时，罗宾森的母亲并没有惩罚他，而是多次冲进派出所，说警官对他儿子太苛刻。“他应该免受惩罚，”传记作家玛丽·凯·林格（Mary Kay Linge）写道，“因为他一直……被娇生惯养……毕竟杰基是我们家的小宝贝，他从未承担过像他哥哥姐姐一样的责任。”
当我转向这些幺子，我发现他们的哥哥姐姐通常都在传统的行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是家中11个孩子中最小的，他的哥哥姐姐从事的职业有知识产权律师、国会候选人和政府律师等。切尔西·汉德尔（Chelsea Handler）的5个哥哥姐姐分别是机械工程师、厨师、会计师、律师和护士——所有这些职业都要获得教育认证并可能获得稳定的工资。C.K.路易斯（C.K.Louis）的3个姐姐分别是医生、教师和软件工程师。吉姆·格菲根（Jim Gaffigan）的5个哥哥姐姐都是企业主管——3个是银行高管，1个是百货公司总经理，1个是运营主管。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3个哥哥分别是化学家、书店老板和政府官员。
我们可以从《每日秀》的共同创始人利兹·温斯特德的成长经历中看到父母角色的转变。《每日秀》是第一个用喜剧模式来挑战现有媒体呈现新闻方式的新闻节目——它看起来像新闻，但是又用滑稽的方式去模仿。“我们通过成为他们而取笑他们，”温斯特德写道，“以前从没有人这么做过。”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长子和幺子的数目应该是一样的。但当我考察这100位创新型喜剧演员的出生顺序，发现其中44人是幺子，只有21人是第一胎生的。这些人所在的家庭平均有3.5个孩子，但他们中却有近一半是幺子。平均而言，他们成为幺子的实际概率比随机情况下的概率平均高出48%。在有兄弟姐妹的喜剧演员中，幺子的比例比预期的高83%。在随机情况下，这么多伟大的喜剧演员都是幺子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二。
温斯特德生于明尼苏达州，父母非常保守，他是家中5个孩子中最小的，因此温斯特德比她的哥哥姐姐享有更多的自由。“我都要骑到我父母头上去了，因为他们老了。我有很多的自由空间，所以我不再询问是否被允许做某事。我独自一个人乘公交车，夜不归宿，他们去休假并把我一个人留在高中。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忘了说‘你不能这样做’。”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尽管不会游泳，她的母亲却忘记提醒她掉入湖中的后果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害怕。简单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不计后果地去做任何事情，”温斯特德解释道，“所以现在，我将挑战生活看成是勇敢而不是战斗。因此，这种明显的父母监督的缺失结果使他们由于我的胆大包天而感到苦恼。”
伟大的喜剧演员更有可能是后出生的人吗？为了找到答案，我分析了2004年喜剧中心（Comedy Central）列出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位喜剧家。这份名单包括的都是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喜剧演员，他们以挑战社会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而知名，其中包括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琼·雷乌思（Joan Rivers）和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等。
温斯特德在很小的时候就努力突出自己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如她的哥哥杰恩（现在是一位市长）回忆道：“全家人一直在说话，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必须说话声音更响亮。”10岁时，温斯特德质问她的天主教老师为什么狗和犹太人不能上天堂。12岁时牧师告诉她，她不能成为一个祭坛男孩，她对牧师提出质疑，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祭坛女孩，还给主教写了一封信来说明其想法，她的父母也不反对她的这种想法。即使反对她的价值观，她的父母仍然继续支持她。多年以后，当她公开表示支持堕胎，她无意中听到父亲说：“至少我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不掩饰她自己是谁。”
根据我们对选窝理论的了解，我怀疑后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喜剧演员。由于年长的孩子也许已经占据了更传统的职业，因此年幼的孩子可能选择变得比年长的孩子更加有趣，而不是努力地比他们更聪明、更强大。与其他的才能不同，让人发笑的能力不依赖于年龄或成熟度。你的家庭越大，你突出自己的机会便越少，你也就越有可能选择幽默作为自己的地盘。
家里的孩子越多，越小的孩子所面对的规则越宽松，并且可以逃脱其哥哥姐姐无法逃脱的事情。“我来自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有9个父母。”笑星吉姆·格菲根开玩笑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小的，到你十几岁的时候，你的父母一定已经疯了。”
出于好奇选窝现象是否可以在其他家庭中观察到，我转向喜剧世界。喜剧的核心是叛逆的表演。有证据表明，相较于一般人，喜剧演员往往更具创新和叛逆精神——他们在这些方面得分越高，就越能获得专业上的成功。毕竟，人们大笑是因为玩笑偏离了预期或以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违背了神圣的原则，使不可接受的变成可以接受的。要挑战人们的预期并质疑核心价值观，喜剧演员必须承担可能的风险。要做到这一点而又不得罪观众，他们需要创造力。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就意味着要放弃稳定的、可预测的职业。吉姆·凯瑞（Jim Carrey，著名喜剧演员）的父亲考虑过表演喜剧，但最终选择了当会计，因为这是一份更安全的工作。正如杰里·宋飞打趣的：“我从来没有一份工作。”
我们可以用家中最小的孩子所获得的不同寻常的自主性和保护来解释许多创新者的冒险行为，而这种养育方式其实可以培养任何次序出生的小孩的逆反行为，只是在最小的孩子身上最为常见罢了。有趣的是，萨洛韦发现，相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来说，预测独生子女的性格更难。他们就像长子一样，在大人的世界里成长，并认同他们的父母；又像幺子一样获得了很好的保护，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成为激进分子”。
面对直接与哥哥姐姐在智力和体力之间进行竞争的难度，后出生的孩子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脱颖而出。“‘成为成功者’的地盘很可能是对长子开放的，”萨洛韦写道，“一旦这块地盘被拿下，后出生的孩子就很难在同一块地盘上有效地与哥哥姐姐进行竞争。”当然，这取决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距。如果两个孩子只有1岁之差，后出生的孩子也许足够聪明或强壮，可以获得自己的地盘；如果他们直接相差7岁，这块地盘会再次向后出生的孩子开放，他们就不用直接与哥哥姐姐竞争了。在棒球界，年龄相差2～5岁的兄弟比年龄相差不到2岁或超过5岁的兄弟更有可能打不同的位置。杰基·罗宾森曾在大学参加赛跑，但却无法击败他的哥哥麦克，他哥哥比他大5岁，并且曾在奥运会上获得200米短跑银牌。最终，罗宾森选择通过不同的项目崭露头角。他赢得了全国大学生体育联赛跳远冠军，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足球、跑步和棒球比赛中获得荣誉。
出生顺序的证据凸显，给孩子自由对于使他们变得具有创新精神十分重要。但这样做的危险之一是，他们可能会用这种反叛的自由使自己或他人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任何时候出生的孩子都被鼓舞去创新，那又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创新性会被引导到哪个方向呢？我想了解为什么杰基·罗宾森放弃了帮派生活并成为一个民权活动家——什么因素决定了孩子在利用他们的自由时，是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物还是反社会的人，是积极主动的人还是消极被动的人，是创造性的人还是破坏性的人？
选窝的概念可能有助于理解这种神秘现象。这个概念源于内科医生、心理治疗师阿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著作，他认为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父母的养育并不能解释子女在人格发展方面的关键影响。阿德勒认为，由于长子一开始是家中的独子，他们首先认同他们的父母。当弟妹出生后，长子面临被“废黜”的危险，所以通常通过模仿他们的父母来做出回应：他们强调规则并维护自己对弟妹的权威，这就为后出生的孩子反叛做好了铺垫。
这个问题是社会学家塞缪尔（Samuel）和教育研究者皮尔·欧琳纳（Pearl Oliner）一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他们对在大屠杀中冒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进行了一项首创性研究，比较了与这些英雄在同一个镇上生活但却没有帮助犹太人的邻居。这些英雄人物与旁观者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似的教育背景、职业、家庭、邻里关系以及政治和宗教信仰。他们在儿童时代同样叛逆——这些英雄人物也同样可能因为不服从、偷窃、撒谎、欺骗、挑衅以及没有遵守命令而受到父母的惩罚。他们与旁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父母处罚不良行为以及表扬良好行为的方式。
看过很多兄弟姐妹，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性格上的巨大分歧并不存于家庭之间，而是存于家庭之中。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并不比出生就分开并由不同家庭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同样的情况也存于非孪生兄弟姐妹之间，一起长大的孩子并不比不一起长大的孩子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总结道。“而领养的孩子们也并不比路上随机凑在一起的两个人具有更多相似性。”这也适用于创新性。成年后，虽然由相同的父母抚育长大，但领养的孩子在墨守成规程度或承担风险倾向等方面与父母亲生的孩子一点都不像。
伟大的解释
选窝（Niche Picking）：不争之争
几年前研究人员发现，孩子在2～10岁期间每隔6～9分钟就被父母敦促改变其行为。正如发展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总结的，这“就相当于孩子每天要学50项纪律，而每年就有15000种”。
对于后出生的人更倾向于冒风险，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与孩子如何处理与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有关；另一种则认为与家长养育孩子的不同方式有关。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出生顺序，但我们可以影响出生顺序发生作用的方式。
当大屠杀的救援者回忆其童年时，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受到一种独特的纪律训练。欧琳纳发现，“解释（explained）是大多数大屠杀救援者喜欢用的词语”。她说：
在一项研究中，人们按照学校成绩和叛逆程度对研究对象及其兄弟姐妹进行了排列。结果发现成绩好的人中，长子的概率是后出生的人的2.3倍。而在叛逆者中，后出生的人的概率是长子的两倍。当被问及他们一生中所做的最叛逆或标新立异的事情，后出生的人回答更长并且描述的行为更为叛逆。数以百计的研究都指向了同样的结论：虽然长子往往更强势、更加勤奋，并更有雄心，但后出生的人更加愿意冒险并愿意接受原创思想。长子倾向于维护现状，而后出生的人倾向于挑战现状。
大屠杀救援者的父母与其他父母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通过论证、解释、建议的方式来弥补伤害、进行规劝或提供建言。……论证传达出一种尊重……这意味着他们相信，如果孩子们对某事有更好的理解或知道更多，就不会做出不适当的行为。这是一种对听众的尊重，表明他们相信听众有能力理解、改善并取得进步。
虽然出生顺序的说法开始获得一些认同，但它的科学性在过去几经沉浮，并且如今仍然存在争议。出生顺序并不能决定你是谁，它只会影响你将来以某种方式发展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既有生物因素，也有你的生活经验的影响。为了孤立出生顺序的影响，这个研究本质上是混乱的。因为你不能进行随机实验或控制性实验，许多研究只能停留在不同家庭的兄弟姐妹间的比较，但更严谨的比较应该是在家庭内部的。此外，对于如何处理诸如半血亲的兄弟姐妹、异父母的兄弟姐妹、被收养的兄弟姐妹、死去的兄弟姐妹，以及住在同一个家庭中的表亲等对象，研究者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对出生顺序进行研究的专家对于许多结论表示强烈反对。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检查这些证据，并分享我认为什么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看法。在我检查数据时，我发现出生顺序比我预期的能更好地预测个性和行为。
与此相比，论证只占旁观者的父母教育孩子手段的6%，但救援者的父母用这种方式教育他们孩子的比重为21%。一位救援者在谈到母亲时说：“当我做错事时，妈妈总会指出来。她从来就不会惩罚或训斥我——她试图使我真正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
然而当他们到了30岁，这种最初的职业优势就消失了。后出生的人薪资增长更快，因为他们愿意更快、更频繁地跳槽到更高薪的企业。两位经济学家写道：“长子比后出生的人更怕去冒风险。”并指出，后出生的人也更容易出现酗酒和吸烟等不良习惯，他们购买退休账户和人寿保险的可能性更小。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解释说：“后出生的人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更差，学校里的成绩更差，厌恶有声望的职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欠佳。相反，后出生的人可能发现长子所关注的权威性和一致性是令人厌恶的。”
这种理性的教育方式也是未做出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父母以及创新者的父母的共同特征。在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特雷莎·阿玛比尔发现，普通孩子的父母平均给孩子制定了6项规则，包括做功课和睡觉的具体时间表。而极富创意的孩子的父母给孩子制定的规则平均还不到一个，他们往往“强调道德价值观而非具体规则”。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马可·贝托尼（Marco Bertoni）和乔治·布鲁内洛（Giorgio Brunello）进一步研究了出生顺序对职业成功的影响。通过几十年来对欧洲10多个国家4000多人进行的追踪调查，他们发现，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长子比后出生的人起薪高14%。受益于更好的教育，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
如果家长确实认为应该制定许多规则，那么他们如何解释制定规则的原因就十分重要了。最新研究表明，如果父母通过大吼或威胁惩罚来强制青少年执行规则，孩子就会抗拒。如果母亲制定这些规则的同时也清晰理性地说明为何这些规则十分重要，青少年就不太会去违反，因为他们内心已经接受了这些规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唐纳德·麦金农（Donald Mackinnon）将美国最具创意的建筑师和一批技术精湛但没有创新精神的建筑师进行比较，最后发现，创新者的突出特点是他们的父母在执行规则时会加以解释。他们会列出行为准则，并根据一系列是非观原则解释这些准则的基础——诸如道德、诚信、尊重、好奇心以及毅力等。但是他们“把重点放在发展孩子的伦理道德”上，麦金农写道。最重要的是，培养出极具创新精神的建筑师的父母给孩子自主选择价值观的自由。
多年来，专家们总是吹捧长子的优势。他们认为，得益于父母一心一意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家中最年长的孩子通常都会获得成功。有证据表明，长子更可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在荷兰则更容易赢得全国和地方选举。他们似乎也最有可能上升到企业的高管地位：一项对1500多位企业CEO的分析表明，43%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
解释确实造成了一个悖论：它使孩子更加遵守规则，也会使他们更加叛逆。通过解释道德原则，父母鼓励子女自觉遵守符合重要价值观的规则，并质疑与重要价值观不符的规则。合理的解释能使孩子养成与社会期望一致的道德观。当规则不清楚的时候，孩子们更多地依赖于内在的价值观指引，而非外在的规则。
当我们使用结果逻辑，我们总能找到不去冒险的理由。恰当性逻辑则让我们摆脱束缚。我们更少地思考如何确保获得想要的结果，而更多地遵照内在感觉：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做。出生顺序会影响你所选择的逻辑。
有一种解释方式在强调纪律时尤其适用。当欧琳纳研究大屠杀救援者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时，他们发现，这些父母在解释“为什么某种行为是不恰当的时候，往往会参照这些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也就是说，旁观者的家长更侧重于强调遵守某项规则是为自己着想，但救援者的父母则鼓励孩子去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带来的影响。
“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这样的表达揭示出杰基·罗宾森是如何处理风险的。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杰出教授吉姆·马其（Jim March）认为，当我们大多数人做决定时，会遵循结果逻辑——哪种行动会产生最好的结果。但如果你和罗宾森一样不断挑战现状，用与众不同的方式行动，则是采用了恰当性逻辑——在类似情况下，像我这样的人会怎么做。他们不会向外看周围的人去试图预测结果，而是向内看自己的特性。你的决定立足于你是谁——或者你想成为谁。
强调对他人的影响，引导孩子关注个人行为可能对他人带来的伤害，从而引起孩子对他人的同情心。这还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在给他人造成伤害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使他们感到内疚。就如艾尔玛·邦贝克（Erma Bombeck）所说，“在催人不断付出这点上，内疚感是天然的一剂良药”。同情和内疚的双重道德情感激发人们纠正错误，并在未来表现得更好。
1944年，在罗莎·帕克斯在蒙哥马利公交车上做出历史性举动的10多年前，杰基·罗宾森——后来担任陆军中将，由于拒绝坐到公共汽车后排而受到军法审判。“司机喊道，如果我不坐到车的后排，他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罗宾森回忆道，“而我大声告诉他，我并不在乎他给我带来的麻烦。”他也用类似的理由解释他在世界系列赛首战上对本垒的冲刺。罗宾森解释说：“我突然决定要有所突破。在我们落后两分的情况下，盗本垒并不是最好的棒球策略，但我突然决定去做并且成功了。我真的不关心自己是否能够成功。”
强调给别人带来的后果同样也会激励成人。为了鼓励医生和护士在医院更频繁地洗手，我和同事戴维·霍夫曼在放肥皂和洗手液的附近贴出了不同的标语：
生而反叛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医院各科室的一位成员暗中计算了医疗专业人员与每个病人接触前后洗手的次数，与此同时，一个独立的研究小组测量洗手液和肥皂的使用量。
本章考察创新性的家庭根源。家中后出生的孩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家庭规模对此有什么影响？养育方式又有哪些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不适用于这些模式的案例——在盗垒排行榜上的三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具有反叛精神的长子，以及服从一致的幼子？我将用出生顺序研究作为一个引子，来审视兄弟姐妹、父母和榜样对我们承担风险、反叛而非遵守规则的倾向带来的影响。为了了解为何兄弟姐妹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相似，我将介绍杰基·罗宾森的成长过程，以及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喜剧演员的家庭情况。你会从中知道，是什么决定了孩子的叛逆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为何告诉孩子不要撒谎是错误的，为何我们的表扬方式是无效的，为何我们给他们看的书是错误的，以及那些从大屠杀中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的援救者的家长，可以教给我们什么。
左侧的标语根本没起任何作用，右边的标语则效果明显：仅仅是提到了“病人”而不是“你”，就使得医疗专业人员洗手的频率增加了10%，也多使用了45%的肥皂和洗手液。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长子，我最初对这些结果感到沮丧。但是，随着我深入学习了关于出生顺序的研究，我意识到，这种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必将创新性归功于后出生的孩子。通过采用父母通常主要针对后出生孩子的育儿方式，我们可以将任何孩子都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人们为自己考虑时会用结果逻辑：我会生病吗？医生和护士都会迅速回答“不”——我在医院待很长时间，不经常洗手，但我不太得病，所以这事可能不会影响我。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往对自己的免疫力过于自信。但为患者考虑则引发出恰当性逻辑——像我这样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使我们从成本—收益平衡的计算转向对价值观的思考：我有专业知识和道德义务去照顾病人。
总体而言，在接受重大科学剧变方面，后出生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的两倍。萨洛韦指出：“这种差异是偶然产生的可能性远远低于10亿分之一，后出生的人在愿意支持激进创新方面，通常领先第一胎出生的人50年。”当他研究31次政治革命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支持激进革命方面，后出生的人是第一胎出生的人的两倍。
明白了自己的行为会如何影响到其他人，是杰基·罗宾森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作为一个社区帮派的头目，罗宾森往汽车上投掷脏东西，从窗外向房里投掷石头，偷窃高尔夫球并且将其转手卖给玩家，并从当地的商店偷窃食物和生活用品。在一次犯罪后，警长用枪口对准他，把他带到监狱。一个名为卡尔·安德森（Carl Anderson）的修理工看到该团伙的行动后，把罗宾森叫到一旁。“他让我明白，如果我继续与这群人为伍，就会伤害到我的母亲。”罗宾森写道，“他说随波逐流并不需要胆量，勇气和智慧在于我们愿意与众不同。我非常惭愧，以至于没有告诉他，他说的是多么的正确，但他所说的话打动了我。”想到自己的行为会给母亲带来怎样的影响，罗宾森不想让母亲失望了，他就离开了这个团伙。
我们假设年轻的科学家可能比年长科学家更容易接受叛逆的想法，随着年龄增加，人会变得保守起来。但是显然，出生顺序比年龄更为重要。萨洛韦写道：“一个80岁的后出生的科学家比一个25岁的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更容易接受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只是因为在总人口中，后出生的人与第一胎出生的人的比例是2.6∶1”。
不受待见的人：为什么名词比动词好
最能说明后出生的孩子可能天生就叛逆的证据可能要数萨洛韦关于人们对进化论的回应的分析。他分析了达尔文公布其著名的发现之前——在1700年至1859年，数百名科学家是如何回应进化概念的。达尔文以前，117个后出生的科学家中有56个相信进化论，而103个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中只有9个相信进化论。而达尔文公布他的发现16年后，后出生的科学家比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支持进化论高出的概率从9.7倍降为4.6倍。随着这种思想逐渐获得科学证明，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更容易倡导这一概念。
假设父母已经决定给孩子自由去追求创新，那需要怎样做才能形成孩子的是非观呢？价值观不仅是通过孩子做错时家长如何回应而形成的。在对大屠杀中救援者和旁观者的研究中，当欧琳纳询问他们从父母那里所学到的价值观是什么时，救援者提到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可能性是旁观者的三倍。救援者强调，父母“教会了我尊重所有的人”。虽然旁观者也有道德价值观，但他们将其适用于一些具体行为以及同一组织团体内的成员——在学校里要注意听讲，不要与同学打架，对邻居要礼貌，对朋友要诚实，要对家人忠诚。
同长子相比，后出生的科学家们有3倍以上的概率认可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在哥白尼发表了他的日心说50年后，后出生的科学家认可哥白尼理论的概率是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的5.4倍。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并公布支持日心说的发现后，该比例下降到1∶1。由于该理论已不再激进，第一胎出生的科学家也同样接受了这一理论。
道德标准也有部分是通过孩子做了正确的事后父母所说的话而形成的。在你最近一次看到孩子做了好事时，你是怎么回应的？我猜你可能称赞了这种行为，而不是孩子本身：“这样做非常好”“这样做很棒”。似乎通过称赞这种行为，你强化了这种行为，所以孩子会学着不断重复它。
较小的孩子不只是更有可能在棒球运动中冒险，在政治和科学领域也有差异，这对社会和知识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专家弗兰克·萨洛韦分析了20余次重大科技革命和突破，从哥白尼的天文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邀请百余名科学史专家针对近4000名科学家的立场，以极端支持主流思想到极端倡导新思想为区间，进行了评估。随后，他又追踪了出生顺序在预测科学家是否会在维护现状或拥护一个革命性新理论中起到作用。在每个案例中，他都对一些因素进行了控制——人口中的后出生者多于第一胎，社会阶级、家庭规模和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结果。
但心理学家琼·格瑞斯（Joan Grusec）主持的一个实验显示，结论不能下得这么快。孩子在与同伴分享了几颗弹珠后，其中一些随机获得对他们行为的称赞：“你把弹珠给了那些可怜的孩子，这样很好。是的，你做了一件很好的并且有益的事。”其他人则受到对他们人格的赞扬：“我猜你是一个喜欢在别人有需要时帮助别人的人。是的，你是一个非常善良并且乐于助人的人。”
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上面所列出的盗垒排名中。在两个赛季分别至少盗垒70次的10位选手中，有一半至少有4个哥哥姐姐，7位至少有2个哥哥姐姐。这7位盗垒冠军所在的家庭中平均有6.9名儿童，71%的兄弟姐妹的年龄超过他们。
人格受到赞扬的儿童后来变得更慷慨。受到人格赞扬的儿童中，45%的人在两周后捐出了自己制作手工的材料以鼓励医院里生病的孩子；而行为受到表扬的儿童中只有10%捐出了自己的东西。当我们的人格受到表扬时，我们就会内化它，使其作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我们不再认为自己只是参与了一个孤立的道德行为，而是开始形成一种作为有道德的人的更加统一的自我概念。
当弟弟们选择打职业棒球时，他们往往会打破常规打法。如果我们考察当代棒球史上3名盗本垒的佼佼者的统计数据，我们就会知道他们至少有3个哥哥。被称为“现代盗垒之父”的杰基·罗宾森，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盗垒数排名第2的是罗德·卡鲁（Rod Carew），他在5个孩子中排名第4。除了对时机的敏感把握，卡鲁说：“这还需要一定的紧张感。”他解释说，为了盗本垒，“我不能有任何害怕受伤的恐惧感。而我确实也没有，因为我觉得自己能掌控这一切”。排名第3的是保罗·莫利托（Paul Molitor），他把盗本垒称作“一种勇气游戏”。他是8个孩子中的第4个。
在孩子开始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关键时期，赞美人格似乎具有最强有力的作用。例如在一项研究中，赞美人格提升了8岁而非5岁或10岁孩子的道德行为。10岁的孩子可能已经形成自我概念，以至于一个评论并不能影响他们的认知；而5岁的孩子又太小，以至于一个鼓励的评论并不能起到实际的作用。而在身份认同感正在形成之时，人格赞扬会留下最持久的印记。
事实上，由于其风险偏好，弟弟们甚至更少打棒球。在针对8000多人的24项不同研究中，弟弟参与高伤率运动的概率是哥哥的1.48倍，这些高伤率运动包括足球、橄榄球、拳击、冰上曲棍球、体操、潜水、高山滑雪和跳台滑雪、滑大雪橇和赛车。哥哥则首选安全的运动：棒球、高尔夫球、网球、田径、自行车和划船。
但即使在非常年幼的儿童中，赞美人格也可以产生瞬间的影响。心理学家克里斯·布莱恩（Chris Bryan）主持的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中，当3～6岁的儿童被要求成为帮手而不是带来帮助时，他们收拾积木、玩具和蜡笔的可能性提高22%～29%。虽然他们的性格还远未形成，但他们希望获得身份认同。
从整体上说，弟弟未必是更好的球员。例如在平均击球率上，弟弟没有任何优势。对比同样作为投手的兄弟，实际上哥哥在控球上略占优势：他们往往有着更多的三振以及更少的四坏球情况。关键的区别是他们倾向于冒险的程度。由于弟弟尝试更多的盗垒，弟弟被触身的概率是哥哥的4.7倍，可能是因为他们敢于采用紧贴本垒的站位方式。但是，他们不只是承担更多的风险，他们成功的概率也更大——弟弟成功盗垒的概率是哥哥的3.2倍。
布莱恩认为，人格赞美对于成人也是有效的。他的团队在短语中换一个词就能将欺骗减少一半：他们说“请不要成为一个骗子”，而不是说“请不要欺骗”。当别人让你不要欺骗时，你可以在欺骗的同时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当有人告诫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时，欺骗的行为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不道德与你的身份紧密相关，这使得欺骗行为缺乏吸引力。欺骗是一个用结果逻辑计算的孤立行为：我可能侥幸逃脱惩罚吗？而“成为一个骗子”唤起了自我意识，引发恰当性逻辑：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弟弟盗垒的次数是哥哥的10.6倍。
基于这一理论，布莱恩建议家长、教育工作者、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多考虑用名词。他认为，“不要酒后驾车”可以改进为“不要成为一个醉驾司机”。
为了确定为什么有些棒球选手比别人盗更多的垒，历史学家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和心理学家理查德·兹维根哈夫特（Richard Zweigenhaft）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研究。他们选定了400多位从事职业棒球的亲兄弟，使他们能够比较同一个家族的不同个体——他们有着一样的DNA和相似的成长环境。他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生顺序预示着哪个兄弟会盗更多的垒。
当我们把重点从行为转到人格时，人们在评估选项时就会有所不同。原本人们用结果逻辑询问这种行为是否会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而现在他们用恰当性逻辑代替——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行动。用一个大屠杀救援者十分感人的话来说：“我觉得犹太人因为信仰或宗教选择而受到迫害是不可理解，也是不能接受的。就像是去救某个溺水的人，你不问他们信仰什么神。你只是去救他们。”
通过调查喜欢盗垒的棒球运动员的家庭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在现代棒球比赛中，自从引入了162场比赛的赛季，只有10位运动员在两个不同的赛季分别盗了70个以上的垒。请看表6-1，你是否发现了一种模式？
为什么父母不是最好的榜样
从1947年杰基·罗宾森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第一位黑人球员那天起，他就得勇敢面对选手中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拒绝和他一起打球或故意针对他，对手故意用钉鞋攻击他，他还收到了恐吓邮件和死亡威胁。他后来又成为一家大型美国公司的第一位黑人副总裁，以及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棒球播音员。在面临情感、社交和生命的风险时，是什么给了他勇气来反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坚决的态度？
如果我们能向孩子解释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后果，并强调正确的道德选择是如何表现出良好的品格的，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极大的自由。这会增加他们以道德的或创造性的行为来表达其创新性的概率，而不是用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当他们长大后，他们的目标往往不够高。
要想成为创新者，我们必须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当我们离经叛道去颠覆由来已久的传统，我们永远不能确定自己一定会成功。就如记者罗伯特·奎伦（Robert Quillen）写道：“进步总是伴随风险。你不能一只脚放在一垒上，同时又去盗二垒。”
心理学家佩内洛普·洛克伍德（Penelope Lockwood）和基瓦·昆达（Ziva Kunda）要一组大学生列出他们在接下来的10年中希望实现的目标，他们提出的目标非常普通；另一组学生被要求先阅读报纸上一篇关于优秀同龄人的文章，然后再列出自己的目标。结果表明，后者的目标要比之前一组高很多。树立一个榜样会提升他们对自己的期望。
他做的第一大胆的事，是打破肤色的壁垒。
榜样对孩子长大后如何表现自己的创新性有重要的作用。当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数百名三十出头的女性被要求列举对自己生活影响最大的人，绝大多数提到她们的父母和导师。17年后，心理学家比尔·彼得森（Bill Peterson）和阿比盖尔·斯图尔特（Abigail Stewart）检测这些女性对于做出变革、为下一代创造更好条件的热情程度。其中希望做出改变的动力只有不到1%是来自于父母的。在追求创新性的女性中，她们17年前并不是主要受到父母的影响，而是受到导师的影响——想要改善世界的动力有14%来自导师。
几年后，反思他所留下的遗产，一名记者写道，他企图盗本垒“的确是他在棒球生涯中所做的第二大胆的事情”。
要鼓励孩子形成强大的价值观，存在的矛盾是家长必须有效地限制自己的影响力。家长可以培养孩子创新的冲动，但在某种程度上，人需要在其选择的领域中找到自己获得创新性的榜样。在喜剧界，利兹·温斯特德从喜剧演员罗斯纳·巴尔（Roseanne Barr）身上汲取灵感——无论是她在舞台上的才华还是在台下对妇女运动的支持。当温斯特德在公众面前发表她叛逆的政治观点时，她的父亲打趣说：“我搞砸了，我把你抚养成了一个有想法的人。但我忘了告诉你，你的想法应该是我的想法。”
最终，要逆转比赛这1分还是不够，已经终局了——他的团队第一场比赛就输给了纽约洋基，但他的努力仍然具有象征意义。一个运动史学家说，盗本垒使他的团队在“心理上有巨大的提升”。他本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不知是否因为我盗了本垒，球队获得了新的动力。”他们在本次世界系列赛上不断获胜，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总冠军。
要想鼓励孩子的创新精神，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介绍不同类型的榜样以提升孩子的志向。杰基·罗宾森承认：“如果不是两个人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可能已经彻底成为了少年犯。”一位是向他解释他的行为是如何伤害他母亲的机械师，另一位是年轻的牧师卡尔·唐斯（Karl Downs）。唐斯注意到青少年是被父母强迫去教堂的，导致许多人中途就逃跑了，于是他做了一些非常规的改变——他在教堂举行舞会并建了一个羽毛球场。许多教会成员提出抗议，要求坚持过去的传统，但唐斯坚持了他的想法。唐斯为了吸引儿童而愿意挑战正统，受到他的启发，罗宾森自愿成为一个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老师，并且下定决心为他人提供帮助，就如唐斯为他做的一切。
他的速度已成为历史，但他一生都在别人停滞不动时采取行动，现在也不准备停步。他等待合适的机会向前冲。正当他滑进本垒时，捕手也出手企图碰到他，这时一切都悬而未决。但是裁判做出决定，他安全上垒了。
在棒球运动中，罗宾森遇到了他的另一位导师，道奇队的总经理布兰奇·瑞基。他打破肤色障碍招募了罗宾森入队。瑞基叫罗宾森到他办公室时，罗宾森已经26岁了。瑞基曾到处寻找跑得快、能投球、击球命中率高的黑人球员，在他找到一组有同样非凡能力的候选人后，他开始评估他们的性格，以建立一个新黑人联盟的幌子邀请他们见面。选中罗宾森后，瑞基就鼓励他在跑垒道上冒一些风险——“狂野地跑，偷掉他们的裤子”，但是敦促他在赛场外要更加谨慎：“我希望球员有足够的胆量在赛场外不要受人挑衅。”
他曾两次领导球队盗垒，但如果你认为他之所以盗垒是因为速度快的缘故，那你就误会了。他已经36岁，早已过了巅峰时期。由于伤病，他已经错过了三分之一的常规赛。6年前，他在一个赛季就盗了37个垒，而最近两个赛季他盗垒的总和还只是当时的一半。他的头发是银色的，体重也增加了，体育记者称他为“灰发胖老头”。他的击球顺序在过去排第四，而现在已下降到第七。明年他将退役。
找到合适的导师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能通过一个很容易的途径找到——历史上伟大的创新者的故事。人权倡导者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因阅读阿富汗平等主义活动家米娜的传记以及马丁·路德·金的事迹而受到震撼，而马丁·路德·金是受到甘地的启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也是如此。
但是这个人与众不同。在现代棒球中，他盗本垒的次数是最多的——19次。在近一个世纪以来，除他以外，只有两位球员盗本垒的次数达到过两位数。
在某些情况下，虚构的人物可能会成为孩子更好的榜样。长大后，许多创新者发现他们在自己最喜欢的故事中找到了第一个榜样，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往往在追求独特成就的过程中锻炼了创造力。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彼得·泰尔都选择了《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一个霍比特人为了毁掉有危险魔力的戒指而进行冒险的史诗故事；谢丽尔·桑德伯格和杰夫·贝索斯两人都青睐《时间的皱纹》（A Wrinkle in Time）——故事中一个小女孩学会了改变物理规律并进行时空穿越；马克·扎克伯格偏爱《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故事讲述的是一群孩子拯救地球以免受到外来的攻击；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提到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这是一本关于一个樵夫主动改变自己命运的书。
在整个2012年赛季中，只有3名球员试图盗本垒。虽然棒球创纪录的盗垒王瑞基·亨德森（Rickey Henderson）一生中盗了1400多个垒，但其中只有一个是盗本垒。职业生涯中盗垒第二多的是娄·布洛克（Lou Brock），但他938个成功的盗垒中没有一个是盗本垒的。
他们可能本来就都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儿童，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沉迷于这些故事中，但也有可能是这些故事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梦想。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显示，如果儿童故事强调原创性成就，下一代的创新者就会更多。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跟踪从1800年到1950年的美国儿童故事中主人公做出的独特成就。从1810年到1850年，美国儿童读物中的创新主题上升了66%，在这之后的1850年至1890年，申请专利的速度也飙升了7倍。儿童读物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价值观，也有助于培养这些价值观：当故事强调原创性成就，20～40年后的专利申请率通常会飙升。正如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总结的：“在学校，儿童需要时间沉浸于他们想象的成就中，这有助于新发明的诞生。”
盗垒是所有棒球中最危险的动作之一，它使球队得分的概率增加不到3%，而要成功做到这一点，你通常需要滑到垒板，这可能意味着与垒手发生痛苦的身体冲撞。盗本垒的风险更大——与试图盗二垒或三垒时投手背对你不同，此时投手已经面对本垒板了，便于直接投球。投手只需掷球让球在空中飞60英尺，而跑者需要脚踏实地地跑90英尺。因此从本质上讲，你要跑得比球还快。而且，即使你认为自己可以成功盗垒，与盗其他垒的冲撞相比，盗本垒中受伤的概率会翻两番。
与传记不同的是，在虚构的故事中，主人公可以做出以前从未有人做出的行动，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现代潜艇和直升机的发明者从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和《征服者罗比尔》（Clipper of the Clouds）中获得启发。最早的火箭是一位科学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小说中获得灵感而发明的；一些早期的手机、平板电脑、GPS导航仪、便携式数字存储磁盘和多媒体播放器的发明，是由于发明者看了《星际迷航》（Star Trek）中人物所使用的类似装置设计而成的。当我们在历史与小说中发现这些创新性的图像，结果逻辑就从我们脑中淡去了。我们不再过分担心如果失败了会发生什么。
他是棒球场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他以前也打过这个位置。他曾4次将其球队领入世界系列赛，但4次都输给了纽约洋基。这一次，他希望结局会有所不同。这是总冠军争夺战的首场比赛，也是他第5次对抗纽约洋基，他的球队在第8局以6∶4落后，两人出局。他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他应该指望队友让他上垒，还是孤注一掷，试图盗本垒？
毫无疑问，下一代创新者将会从《哈利·波特》系列中汲取灵感，这套书充满了原创性成就——哈利·波特是唯一可以打败伏地魔的巫师，他与朋友赫敏和罗恩学会了独特的法术，发明了抵御黑暗魔法的新方法。我们看到，当故事的主人公获得成功时，孩子们的精神获得极大振奋；而当他们失败时，孩子们都垂头丧气。J.K.罗琳不只是给一代儿童提供了创新性的榜样，而且其小说中也蕴含着道德意味。最近的实验表明，阅读《哈利·波特》能改善孩子对边缘群体的态度。当他们看到哈利和赫敏由于没有纯正的巫师血统而受到歧视时，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少数群体会表示出更多同情和更少偏见。
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三垒平静地站着整理帽子。而现在，他正飞快地从场地的一边冲向另一边，从垒包旁边跑开。他已准备好了要在本垒抢占先机。
当孩子强烈认同表现出创新精神的英雄时，这甚至可能改变他们选窝的方式。在兄弟姐妹中，在哥哥姐姐填满了传统领域的工作后，后出生的孩子往往更有创新精神。但是无论出生顺序如何，当我们有了振奋人心的创新榜样时，他们会扩大我们对新地盘的认识，而这可能是我们之前从没考虑过的。在我们最喜欢的故事中，主角可能会通过走不寻常的道路来激发我们的创新精神，而不是因为传统渠道关闭了才进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