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斯通明白与具有矛盾关系的人结盟的风险。1871年她写道，最好“不要与那些人联手……他们之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美国研究专家兼传记作者安德烈·摩尔·克尔（Andrea Moore Kerr）指出，斯通“无法预测或控制斯坦顿和安东尼的行为”。让·贝克也说，斯通“希望她的组织不受斯坦顿和安东尼势力‘可怕梦魇’的影响”。
在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中，心理学家贝特·乌奇内（Bert Uchino）发现矛盾关系实际上比消极的关系还要糟糕。一项研究表明，要应对更多矛盾关系的人压力更大，更抑郁，对生活更加不满。在另一项研究中，要求老年人评价他们与人生中最重要的10个人的关系，然后完成两个引发焦虑的任务：在没有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发表演讲和参加一个数学小测试。评价中的矛盾关系越多，他们在进行这两项任务时心率上升得越快。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要切断与我们敌人的关系，并转化我们与友敌的关系。但是证据表明，我们应做的正好相反——切断我们与友敌的关系，并尝试转化我们的敌人。
如果暗中使坏的同事有时也会支持你，情况会怎样呢？结果是，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而是更糟。同一个人既暗中使坏也表示支持，结果使得警察投入工作的时间越少，缺勤的时间越多。消极的关系不令人愉快，但是是可以预测到的：如果一个同事总是伤害你，你可以与他保持距离，并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当你面对的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你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思考这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信任。正如达菲的团队解释道：“应对易变的人，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应对策略。”
在努力挑战现状时，创新者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对手。如果遇到有人已经在抵制变化，一般的逻辑是：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应该同那些已经支持你的人加强关系。
为了发现最有效的处理矛盾关系的方法，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管理学教授米歇尔·达菲（Michelle Duffy）领导了一项对于警察的调查，主要研究他们受到亲密同事的伤害和支持的频率，以及他们的压力水平和缺勤情况。不出所料，消极关系令人紧张。当警官感到自己被最亲密的同事伤害，他们对工作的投入就会减少，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休息，缺勤也更加频繁。
但是，我们最好的盟友并不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人，而是那些一开始反对我们，然后转向支持我们的人。
现在来看，我们很容易判断斯通拒绝她是一个错误。如果她当时接受了邀请，这一组织可能会更早获得投票权。但是如果你就矛盾关系对我们的压力水平的影响进行研究，你会发现斯通的拒绝中蕴含的智慧。
半个世纪前，著名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表明，相比起受到尊重的程度，我们对获得或失去尊重更为敏感。当有人一直支持我们时，我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不重视他们。但我们把那些一开始反对我们，之后全身心支持我们的人视为真正的拥护者。“我们更喜欢那些逐渐喜欢我们的人，而不是一直都喜欢我们的人，”阿伦森解释，“比起那些一直喜欢我们的人，我们会觉得那些最初不喜欢，但后来逐渐喜欢我们的人更有价值。”
1872年，斯坦顿与斯通进行接触，要求和解，敦促她“既往不咎，让所有人为我们面前的任务而共同奋斗”。于是斯通做出了一些和解的举措，在她的报纸上分享了斯坦顿的文章和言论。然后，安东尼又来信提出“合作进行一个系统性的竞选”，邀请斯通去罗切斯特“作为一个伟大女性解决我们共同应对的问题”，但斯通拒绝了。
对那些后来转而支持我们的人，我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亲近感，他们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将敌人转化为朋友的第二个好处。为了喜欢上我们，他们要尤为努力地去克服最初对我们的负面印象，告诉自己“我之前对那个人的看法肯定是错的”。之后为了避免再次改变主意造成认知失调，他们会特别积极地维护这一积极关系。
斯通与斯坦顿和安东尼两人的关系就是充满矛盾的，她们既是盟友也是对手。一方面，她很敬仰斯坦顿的智慧和安东尼的勤奋，并且她们之前有过富有成效的合作；另一方面，斯通反对她们“疯狂的朋友”和“狂野的联盟”，因为它们威胁到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声誉。而安东尼和斯坦顿曾经欺瞒斯通，在没有她允许的情况下将她的名字签在一个赞扬种族主义赞助者的广告上。斯通曾在1869年的秋天致函斯坦顿，提出“同各界朋友积极合作，比单独行动要好”，并向她保证自己的组织“永远不会成为你的敌人”。然而在斯通组织的成立大会上，安东尼设计了一个“政变”把斯坦顿选为主席。当在斯通邀请安东尼到讲台上讲话时，安东尼却在讲话结尾指责她试图“废除和粉碎”她的组织。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以前的敌人可以有效地说服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行动。他们可以代表我们提出更好的论证，因为他们了解反对者或骑墙派持有的疑虑，而且他们是更可靠的消息来源，因为他们不是一直以来盲目乐观的追随者或“应声虫”。在阿伦森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一开始反对但后来支持我们的人可以说服最多的人转变意见。而最近，公司高管们会受与他们最初争论但后来达成一致的董事会成员的微妙影响——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意见“似乎是经得起严格审查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放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连续区间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会支持我们，而我们最大的敌人在努力对付我们。但研究表明，我们需要绘制两个独立的坐标轴：一个用于描述关系积极的程度，另一个则用于描述关系消极的程度。除了完全积极和完全消极的关系，我们还会有积极和消极混合的关系，心理学家称它们为矛盾关系，即我们所知道的“友敌”，这种人有时会支持你，有时会伤害你。
露西·斯通没有回避她的敌人，而是把他们找出来，并积极与他们进行沟通。她转变了曾写出《共和国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的著名女诗人朱莉亚·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对她的看法。豪曾出于无奈受邀参加了一个选举权会议，她“心中充满敌对情绪”，将斯通视为她“讨厌的人”。不过在听完斯通的演讲后，豪成为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亲密盟友以及这一运动的伟大领导者之一。
在《教父》第二部中，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rone）建议：“要亲近你的朋友，但更要亲近你的敌人。”但对于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的人，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1855年，一个人起哄称女性参政主义者不适合结婚，并将运动贬损为“一些失望女性”的运动，以搅乱一场大会。露西·斯通并没有无视他，而是在讲话中直接告诉他：
与敌人而不是友敌结盟
最后一位发言者提到，这一运动是那几个失望女性的运动。的确，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是一个失望的女人……在我谋一份工作时我感到很失望……除了教师、裁缝、家政这样的职业，其他所有职业都不对我开放。在教育、婚姻、宗教等所有领域，失望都是妇女所面临的命运。在每个女性的心中加深这种失望感，直到她们不再屈服于此，是我一生的使命。
在与伍德哈尔保持联盟的过程中，斯坦顿仍然没有认识到缓和激进主义的价值。由于忽视了内部和外部人士对联盟看法的巨大区别，她推开了斯通和其他许多过去和潜在的盟友。她的错误在管理学研究者布雷克·阿什福思（Blake Ashforth）和彼得·瑞根（Peter Reingen）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发现，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对于联盟的代表人物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对于内部人士来说，联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组织最核心、与组织联系最紧密的人。对于妇女参政主义者来说，这显然是斯坦顿和安东尼。但对于外部人士来说，组织的代表人物是持有最极端观点的人，那就是伍德哈尔——她的个人绯闻给要求选举权事业蒙上阴影，疏远了许多对女性投票权这一温和想法持开放态度，但对女性性独立的激进想法持反对意见的人。由于外部人士用安东尼和斯坦顿的结盟者伍德哈尔来评价妇女参政权运动，斯通别无选择，只能将她的组织同她俩的联盟进一步疏远。
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妇女选举权的反对者将伍德哈尔的立场作为证据，认为这场运动真正关心的是滥交，而不是投票权。大量成员退出了安东尼和斯坦顿的组织，导致这一组织甚至无法凑够开会的人数。即使是支持妇女参政权的立法者，也建议妇女参政主义者将关注点放在选举权上。妇女参政主义者指出，伍德哈尔的竞选“是让别人不敢加入我们行列的最有效代表”，并“使运动倒退20年”。这一联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安东尼的传记作家后来写道，之前的批评同这一次批评相比，就如同是“与夏天的阵雨和密苏里州的龙卷风相比”。
当斯通四处张贴宣传支持废奴演讲的海报时，经常有年轻人跟在她后面把海报撕下来。斯通问他们是否爱自己的母亲。当然爱，他们回答。是否爱自己的姐妹，答案也是当然爱。然后她解释说，在南方，就有像他们那么大年龄的男子被卖为奴隶，再也看不到家人。正如传记作者克尔所说：“然后，她邀请他们作为‘特殊嘉宾’参加当晚的演讲。事实证明，这些从街上招募的人是非常有用的盟友，能够化解其他麻烦制造者带来的危险。”
这一联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堪萨斯州本有机会成为第一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州，但提案最终却未获通过，黑人投票权的提案也是如此。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两个失败应该归咎于与崔恩结盟。几年后，当斯坦顿和安东尼组织了自己的协会，她们仍然没有从过去吸取教训，而是拒绝缓和她们的极端立场，坚持认为任何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成为朋友。斯坦顿又与激进分子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结盟，给妇女选举权运动蒙上一层阴影，让这一运动变得更为激进。伍德哈尔是第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女性，过去曾做过妓女和江湖郎中，主张性自由，宣称她拥有“不可分割、合乎宪法和自然的权利去爱我所爱，根据能力决定持续长久或短暂，根据个人喜好决定是否每天改变所爱”的权利。
1859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的大学生在她的日记里提到露西·斯通正在这座城市里，并写道：“我不喜欢她的意见。”鉴于自己的保守观点，威拉德参加了禁酒运动。但几年后，她却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她回忆道，在背后推动她内心发生重大转变的力量正是斯通：
但是安东尼并没有放弃她激进的想法——如果妇女无法获得表决权，黑人也不应该获得。她与崔恩在整个堪萨斯州共同参加竞选，并接受了他的资金来创办一份要求选举权的报纸。当斯通质疑她与崔恩合作玷污了平等权利协会的声誉，安东尼辩护道：“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这只是你在羡慕嫉妒和憎恨，因为我有报纸，你没有。”斯坦顿站在安东尼这边，支持她与崔恩合作的决定：“接受魔鬼的援助是正确和明智的，”她说，“只要他没有怂恿我们去降低我们的标准。”
我记得当时我非常害怕苏珊，也害怕露西。但现在我十分爱戴和尊敬这些女性，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有多么荣幸能遇到她们，从而使像我一样胆怯的人继续前进，能够获得工作。如果没有她们为我们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道路，我们根本不敢走上这条路。
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带来了恶果。当安东尼和斯坦顿于1867年与种族主义者乔治·弗朗西斯·崔恩合作时，斯通写道，崔恩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足以让那些还没有被说服的人彻底反对我们的运动”。她的丈夫警告安东尼，该联盟将“对妇女和黑人选举权运动都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1876年，威拉德促成了妇女选举权运动和戒酒运动的成员共同行动。后来的研究显示，在接下来的20年中，威拉德每访问一个州，那里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成员同WCTU的成员结为联盟的概率就会飙升。她是如何说服保守的WCTU成员与妇女参政主义者进行合作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好莱坞电影的例子来探究她获得成功的原因。在好莱坞，电影的存亡取决于编剧能否让管理层接受他的想法。
如果人们拒绝缓和他们的激进观点，联盟往往会土崩瓦解。这就是始于2011年的反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2011年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这一运动，但它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塞尔维亚活动家斯尔加·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惊奇地发现，正是这场运动持有的极端定位疏远了大部分的潜在盟友。他认为，这场运动的致命错误是以“露营”这一激进策略命名，很少有人觉得这个策略有吸引力。他认为，只要组织简单地将自己重新命名为“99%”，它可能现在仍然存在。“占领华尔街”这个名称暗示，“只有当你放弃了你在做的一切事情并占领了什么，你才算加入这个团体中”，波波维奇写道，“占领只是和平抗议的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它趋向于只邀请特定类型的人……如果一场运动——始终会是艰苦的战斗，想要获得成功，要吸引一些不是很热心的参与人”。“99%”这个名称更加包容——它邀请所有人参与进来，并用自己喜爱的策略展开行动。通过让这一运动的名称显得不那么激进并拓展行动策略，它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主流民众的支持。
熟悉产生美
几个月后，其他下级军官也提出了软件的重要性。之后，海军作战部部长发表了演讲倡导这一理念，这一理念也在五角大楼中传播了开来。过了不久，美国国防部部长宣布在硅谷成立一个使馆。斯坦曼利用的正是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所说的得寸进尺法（foot-in-the-door technique），一开始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以确保在提出大的要求前能获得接受。通过以温和的要求而非极端的要求作为开端，斯坦曼获得了同盟。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编剧提出了一件迪士尼从未涉足过的事——他们想基于原创概念制作动画电影。他们不想再依靠半个世纪以来大受欢迎的经典著作《灰姑娘》《白雪公主》等，而是决心从头开始写一个新的故事。工作室主席杰弗瑞·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让他的同事将此视作一个试验。“没有人对此有任何信心，”导演罗伯·明科夫（Rob Minkoff）回忆道，“这在迪士尼被看作是B级影片。”
为了组成联盟，创新者可以把自己真正的愿景藏进“特洛伊木马”，来调和自己的激进主义。美国海军中尉约什·斯坦曼（Josh Steinman）有一个宏伟愿景，即在硅谷成立一个中心，以使军队向外部技术敞开。他知道，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激进而笼统的建议来从根本上改变海军的创新方式，必然会遭遇阻力。所以，他先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建议，向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Jonathan Greenert）上将展示了一些可以用于空中实时更新的新技术。这激起了格林纳特上将的好奇心，于是他问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海军少将斯科特·斯特尼（Scott Stearney）将问题抛给斯坦曼，询问军方应该如何看待技术未来。“这时候，我们的机会来了。”斯坦曼回忆道。他回答：“先生，未来将会是软件的未来，而不是硬件。我们需要在硅谷中拥有一个美国海军的实体。”
根据这个剧本最终制作出来的电影叫作《狮子王》，它成为1994年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赢得两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卡森伯格曾说，如果这部电影能带来5000万美元的收入，他就会跪下来感谢天地了。但截至2014年，它已经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将重心从为什么转移到怎么办，可以帮助人们变得不那么激进。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当研究人员让那些持有极端政治观点的人解释为何他们偏好某些政策时，他们变得更加坚持己见，因为解释为什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确认他们的信念。但是，当研究人员让他们解释他们支持的政策是如何运作的时候，他们变得更温和。思考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欠缺，并发现自己的一些极端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和许多原创想法一样，这部电影差点就没能面世。最初，人们将其设想为类似“小鹿斑比”的故事（主角是狮子而非小鹿）。但在第一个脚本失败之后，五个编剧聚在一起重新构思。他们坐在一起苦思冥想了两天，仔细讨论各种想法，编织出一个关于国王继承的史诗般的故事，然后他们向一群迪士尼高管宣传这个剧本。第一个做出回应的是CEO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他对剧本并没怎么搞明白。为了便于理解，他问道：“你能不能让这个剧本变成《李尔王》？”
研究人员德布拉·迈耶森（Debra Meyerson）和莫林·斯卡利（Maureen Scully）发现，要想成功，创新者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和不同寻常的想法，但他们已学会了采用不那么令人震惊、更吸引主流观众的方式去陈述他们的信念和想法，从而淡化他们想法的激进程度。梅雷迪思·佩里是一个温和的激进分子：她通过掩盖其想法最极端的特征，使一个原本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变得可信。当她无法说服技术专家同她一起做一个大胆的尝试时，她通过掩盖她的目的，劝服专家们采取一些尝试。
巧合的是，明科夫曾在几周前重读过莎士比亚的这个剧本，于是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概念并不适合。然后从房间的后面，一个叫莫林·唐利（Maureen Donley）的制片人提出另一个莎士比亚的建议：“不，这是《哈姆雷特》。”
在西蒙·斯涅克（Simon Sinek）一次很受欢迎的TED演讲和他的书籍中，他认为，如果我们想激励其他人，我们应该从说明为什么开始。如果我们告诉对方想法背后的愿景、引导产品的宗旨，人们就会对此趋之若鹜。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除非你是在进行一项挑战现状的创新。当呼吁道德变革的人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会面临与根深蒂固的信念发生冲突的风险；同样，当富有创意、不墨守成规的人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可能会违背人们对可能性所持有的共同观念。
突然间，所有人都恍然大悟。“大家都对这一想法表示了认可，”明科夫说，“当然，这是《哈姆雷特》——叔叔杀死了父亲，儿子要为父亲的死报仇。于是我们决定，这将是狮子的《哈姆雷特》的故事。”在这一关键时刻，这部电影获得了通过。
这个方法奏效了。她说服了两位声学专家设计了一个发射器，另一位专家设计了一个接收器，并让一位电气工程师来构造电子装置。“在我头脑中，它们已经成为整体。最坏的情况是，有人会起诉我，”佩里承认，“但是鉴于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我没有别的办法。”不久，她同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建立了合作，用数学和模拟从理论上论证了其想法是可行的。这足以为她吸引第一轮投资以及一位之前持怀疑态度的才华横溢的首席技术官。“当我给他展示了所有的专利，他说：‘哦，可恶，这居然真行得通。’”
为了理解为何这部电影能够免于胎死腹中，我向贾斯汀·伯格（Justin Berg）求助——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创意学专家。伯格解释说，编剧必须从狮子开始思考才行，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打算从《哈姆雷特》借鉴，最终的动画片就会成为莎士比亚作品的山寨动画。从一个独特的原型出发是原创性的关键，但它颇具挑战性。
最后，佩里想出了一个挑战所有传统智慧的方法：她干脆不再告诉专家她试图创造什么。她不再对她创造无线充电的计划做出解释，只是提供她想要的技术规格。她过去说：“我想创造一个能够通过空气放射电力的传感器。”而新的说法则掩盖了她的目的：“我正在找人设计一个符合这些参数的传感器，你能完成这部分吗？”
在一项实验中，伯格要求参与者设计一款帮助大学生在求职面试中获得成功的新产品。他指示参与者从“三孔活页夹”这一熟悉的概念出发，想出一些新颖的东西。之后由书店主管和客户对产生的想法的创新性进行排名时，他们都判定这些想法是完全传统的。
佩里面临的是创新者在挑战现状所做斗争的一个最难模式：打消潜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怀疑。她最初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她联系了几十位技术专家，但他们很快指出她的想法在数学和物理上存在的缺陷，表示根本不会考虑与她合作。因此，即使她主动提出用后付款的方式聘请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觉得可能永远都见不到那张支票。
根据伯格的实验，产生想法的出发点就如同画家在画布上画出的第一笔：它为整幅作品剩下的部分塑造了路径，制约了我们眼中的可能性。以三孔活页夹为开头，使参与者们走上平凡的道路，提出彻底常规的想法——如放简历和名片的文件夹，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变革性的创意。要想出一个具有创意的想法，我们需要从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开始。
佩里在台上就座，坐在一起的还有著名说唱歌手史努比·道格（Snoop Dogg）、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这一席人中，佩里是唯一一个获得观众起立鼓掌的人。关于产品能否良好运作尚存争议，但她已经克服了最根本的障碍——证明这一技术的可行性。“现在在公司工作的每一个人当初要么认为它不可能实现，要么非常怀疑。”佩里说。
这一次，伯格没有给参与者“三孔活页夹”的提示，而是在一开始给出了一个更新颖的起点：一只轮滑鞋。突然间，他们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了，想出的产品的创新性得分比上一次高出37%。一位参与者注意到面试时往往很难知道已经过去多长时间，而面试者也不好意思打断与面试官的目光交流而去看手表，这样会显得失礼。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设计一个可以通过触摸来掌握时间的手表，这种手表具有轮滑鞋轮子那样的物理属性，可以随时间改变形状或质地。
三年后，我在谷歌主办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佩里。在她从马克·库班（Mark Cuban）、玛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和彼得·泰尔的创始人基金（Funders Fund）中获得7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后，她的团队刚刚完成了第一个功能样机。它可以在比有线更远的距离给设备充电，且充电速度更快，两年内可以投入市场。截至2014年年底，她的公司uBeam已经积累了18项专利和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虽然一个独特的起点的确有助于提高我们想法的创新性，但它并不一定会符合他人的胃口并满足他们的需求。虽然从轮滑鞋的想法使人产生掌握时间的创造性想法，但按压手表仍然是个奇怪的行为。为解决这个问题，伯格仍然给参与者提出轮滑鞋这个起点，但增加了一个机关：当参与者有了想法后，他向他们展示了人们在面试时通常使用的东西的图片，并要求他们再花额外的几分钟来提炼他们的概念。对于那些想要采取礼貌方式掌握时间的人，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提出通过触摸能知道时间的手表，取而代之的是能通过触摸掌握时间的笔。
她的物理学教授说这是不可能的，超声波工程师也这么认为。一些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告诉她，把工夫花在这上面是在浪费时间。她的这个想法不久之后在一个发明竞赛中获奖，但有一位记者向她发出挑战，让她在仅仅四周后的数字会议上演示她的模型。她当时只有概念支撑，但还没有可以运作的原型，因此她面临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她需要资金来造一个样机，但她的想法过于激进，因而投资者想先看到一个样机。作为一个技术初创公司中的单独创始人，她却没有工科背景，因此她需要盟友来推进她的想法。
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想法是那些在最初新颖起点的基础上增加熟悉度的想法，这利用了我们前面介绍的纯粹接触效应。平均来说，在新颖起点之上增加熟悉元素的想法，其实用性得分要高14%，且不会牺牲其任何创新性。正如伯格所指出的，如果你一开始选择笔而不是轮滑鞋作为实验对象，你最终设计出的东西可能很像传统的笔。但是，在面试的背景下以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为起点——就像轮滑鞋，然后将其同一个我们熟悉的元素——笔相结合，你会想出一个既新颖又实用的点子。
她开始思考什么东西可以通过空气放射能量。电视遥控器的信号太弱，无线电波的效率太低，X射线又太危险。然后，她偶然发现有一种装置，可以将物理振动转化成能量。例如，把它放在火车下面，就可以获得火车产生的能量。虽然让人们聚在火车附近充电是不现实的，但她意识到，声音可以通过空气振动传播。那么她是否可以用无形无声的超声波使空气产生振动，并将振动转化成无需电线的电能呢？
这就是《狮子王》的例子中，莫林·唐利建议剧本可以像《哈姆雷特》那样时所发生的。熟悉的元素帮助高管们将新颖的热带草原脚本与一个经典的故事相联系。“这给了一大群人一个参考点，”明科夫说，“如果采用完全原创，你会失去一大群人。高管们需要把它卖出去，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着力点。这给他们一些可以依靠的东西。”《狮子王》制作团队继续从《哈姆雷特》中得到提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刻，于是增加了一个场景——狒狒拉飞奇给辛巴上了一课，让他认识到铭记自己是谁的重要性。
2011年，一个名叫梅雷迪思·佩里（Meredith Perry）的大学四年级学生注意到一个非常基本的技术不足。她现在已经不需要通过电话线来拨打电话或用网线来上网了，过去一切要用到有线的地方如今已经使用无线，除了一件东西。坐在宿舍中，她仍旧被她的设备中最古老的一个部件连接在墙上：充电电源。要使用手机和电脑，她必须把它们接上电源线。她希望能够进行无线充电。
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直到一个新兴领导者注入一个大家熟悉的元素之后，禁酒工作者才逐渐崭露头角。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社会学家霍利·麦克卡蒙（Holly McCammon）指出了妇女参政主义者在寻求获得投票权的过程中使用的两个主要论点：正义和社会改革。正义的论点集中在公平，强调女性天然有投票权。社会改革的论点集中在社会福祉，突出女性抚养子女、照顾家庭和道德素质如何，可以使国家获得进步。当时，正义的说法被认为是激进的，因为她们提出男女在所有领域都是平等的，这一说法违反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而在社会改革方面的说法是比较温和的，因为它通过暗示保守派原本就已重视的妇女在个人生活中的独特品质也可促进公共生活，肯定了人们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获得选举权之后，妇女可以以“大众母亲”的形象促进教育、限制政府腐败和帮助穷人来造福社会。
温和的激进分子
当麦克卡蒙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选举权运动在过去25年多中所产生的演讲稿、报纸专栏、标语和手册时，他们发现关于公正的辩论出现得最早，也最频繁。总体而言，参政主义者在言论中提及“公正”一词的案例占了总案例数的30%，是提及“社会改革”次数的几乎一半以上。但WCTU成员对正义的论点置若罔闻，因为她们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拒绝男女平等的观念。社会改革的说法也没能与人们熟悉的价值观产生共鸣，因为保守的WCTU成员希望稳定，而不是改变。但是新一任WCTU的领袖弗朗西斯·威拉德巧妙地重新定义了宣传口号，使其获得了广泛接受。
与WCTU形成联盟的妇女参政主义者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方法，这使得两个组织找到了共同点。在WCTU成员组建当地WCTU俱乐部的同时，露西·斯通建立了选举权俱乐部。两个组织都长期进行游说和出版工作，于是她们开始一起游说，并在州议会前发表演说，出版文章和发行图书，举行公开选举权会议，并召开集会和辩论。在妇女参政主义者和戒酒活动家的共同说服下，有几个州允许了女性参与投票。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参政主义者发现了一个获得盟友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位年轻且富有远见的企业家身上得到最佳诠释，这位企业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方法，让她的反对者愿意倾听她的意见。
西部是如何胜利的
露西·斯通认识到，共同的目标不足以使一个联盟发展壮大，她指出：“对于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和手段，人们会产生分歧。”斯坦顿方面则指出：“方法的差异是造成组织分裂的‘重要原因’。”斯通致力于在州一级竞选，而安东尼和斯坦顿则希望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斯通允许男性加入她们的组织，而安东尼和斯坦顿则认为只有女性才可以加入；斯通力求通过演讲和会议的方式带来变革，而安东尼和斯坦顿则更倾向于用对抗的方式——安东尼进行非法投票，并鼓励其他女性效仿。
弗朗西斯·威拉德没有使用“公正”或“社会改革”的说法，她甚至没有提出女性参政的概念。
在寻求同我们价值观相同的群体建立联盟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共享战略战术的重要性。近日，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吴思克·郑（Woosek Jung）、布雷登·金（Brayden King）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萨拉·索尔（Sarah Soule）跟踪了不同社会运动之间结成的不同寻常的联盟——例如环保主义者和同性恋权利活动者之间，妇女运动与和平运动之间，一个海洋基地和一个美国原住民部落之间。他们发现，共同的策略是不同组织之间建立联盟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使他们关心不同的事业，也会因为使用相同的策略而对彼此产生亲近感。如果你花了十年时间参与抗议和游行，就很容易对另一个采取同样方式的组织感到亲近。
相反，她把它叫作“投票保卫家庭”（home protection ballot）。
参与者以为研究人员正在对他们的歌唱进行测试，但这其实是个障眼法。唱歌之后，他们被转而进行另一项看似不相关的实验。在这一实验中，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独享一笔钱，或与小组其他成员共享这笔钱。由于之前唱歌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但事实上，这的确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威拉德将投票权视作“保护家人避免饮酒过度的武器”。她将投票权比作“一个强大的凸透镜”，承诺要用它来“燃烧酒吧，直到它变得枯萎，最后蒸发成空中的雾气”。保护家庭是WCTU成员熟悉的一个目标，现在，投票权可以作为一种实现其终极理想的手段：如果禁酒令倡导者想打击酗酒，她们需要有投票权。正如历史学家贝克写道：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斯科特·维尔特姆斯（Scott Wiltermuth）和奇普·希斯进行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们随机分配三人一组中的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听加拿大国歌《啊，加拿大》。在控制条件下，在播放歌曲时参与者默读歌词。在同步状态下，他们一起齐声演唱这首歌曲。在不同步状态下，他们也大声唱了这首歌，但不是在一起合唱——每个人听到的是不同的节奏。
这是一种以提出保护家庭的宗教理由为基础，间接支持女性投票权的方法，但它使得美国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改革运动结为联盟。选举权在安东尼和斯坦顿看来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对威拉德来说则是吸引家庭主妇的一种策略。
随着妇女选举权运动出现分裂，露西·斯通需要新的盟友，安东尼和斯坦顿也一样。她们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组织中获得了支持——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WCTU），这一组织形成的初衷是为了打击酒后暴力的行为，因为醉酒的男人经常虐待自己的妻子，使家庭陷于贫困之中。与妇女选举权组织截然不同的是，WCTU极度保守，其成员往往是有着很强宗教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女性。然而不知何故，WCTU同妇女选举权组织形成的联盟几乎在全国每一个州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两者间合作的原因很明显：由于妇女选举权运动逐渐对立法产生影响，反妇女选举权的组织正在形成，抵制她们的工作，造成妇女选举权组织的成员减少。截至19世纪80年代初，斯坦顿和安东尼组织的成员数量大大下降，仅有100名成员。与此同时，WCTU的成员数量增长十分迅速，从1874年的几千人增长到1876年的1.3万人，到1890年，人数超过了10万。在全国最大的妇女组织的支持下，妇女参政主义者得以获得重大进展。但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WCTU会同意与妇女参政主义者合作？
麦克卡蒙对40年来WCTU同妇女参政主义者之间建立的联盟进行了研究。数据表明，参政主义者在某一州发表关于公正的辩论后，在接下来的一年，该州的WCTU与妇女参政主义者结盟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增加——事实上，结盟的可能性还稍微有所下降。但是一旦参政主义者提出保护家庭的说法，她们在该州与WCTU结盟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该州最终通过选举权法案的概率也在增加。最终在威拉德的领导下，女性在几个州获得完全选举权，在19个州的学校董事会选举中获得投票权。这种论调在西部各州尤为有效。在第19条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完全投票权之前，81%的西部各州和地区通过了女性选举权法，而东部只有两个州，南部一个都没有。
安东尼和斯坦顿认为斯通支持黑人获得选举权的做法是对女性事业的背叛。她们违背了她们共同合作的承诺，并宣布在接下来一周，即1869年5月，建立自己的全国妇女选举权组织。斯通和一群同事发表公开信，呼吁建立更全面的组织，但是无济于事。到了秋天，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建立自己的组织。20多年来，两个组织保持着距离，在一些情况下独立行事，有些事上则有交织重合。
弗朗西斯·威拉德本来极其不可能开启妇女选举权运动。贾斯汀·伯格的研究表明，如果女性一开始就以保护家庭这一人们所熟悉的目标为开端，她们可能根本就不会考虑到投票。激进的想法对于创新的开端来说常常是必要的，但是一旦投票这一激进想法已经被植入人们的脑海中，具有创新精神的参政主义者就需要缓和她们的措辞，从而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加入。弗朗西斯·威拉德在WCTU的成员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信誉，因为她的演讲中常常借用WCTU成员熟悉的想法。她大量使用宗教语言，从圣经中引经据典。
也许两者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偏离中间原则，为一方辩护，我们就会失败……女性有诸多的委屈，黑人也有数不清的委屈……我祈求上帝让第15条修正案得以通过，并希望它在每一个州得以实施。如果有人可以摆脱那个可怕的深渊，我的灵魂会倍加感激。
弗朗西斯·威拉德是有节制的激进分子的典型。让·贝克写道，“在威拉德的领导下，似乎没有任何激进的地方”，甚至“当她朝更进步的事业前进时”。从她的行动中，我们可以就如何说服潜在的合作伙伴结为联盟借鉴两点。首先，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对价值观进行思考。我们不应假设其他人会赞同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试图说服他们采用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应该向他们展示，采用我们的价值观可以让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很难扭转别人的信念，但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同对方已经熟悉的价值观相联系，则要简单得多。
由于安东尼和斯坦顿反对第15条修正案，即赋予非裔美国人投票权，三人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她们与斯通划清了界线——如果女性没有获得投票权，其他少数群体也不能获得投票权。她们的立场是激进的，不仅因为它缺乏灵活性，而且还因为她们试图接近赞成第15条修正案的自由派选民。斯通对废奴主义者的事业更加同情。在平权大会上，她试图建立起黑人活动家与安东尼和斯坦顿之间的桥梁，宣布她支持继续维持联盟：
其次，正如我们在梅雷迪斯·佩里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她掩饰自己想实现无线充电的真正目的——透明度并不总是最好的策略。尽管创新者想与潜在的合作伙伴坦率沟通，但他们偶尔也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想法来吸引他们的观众，就像威拉德将实现选举权的目标隐藏在打击酗酒的招牌下。
正是这种水平敌意，导致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同露西·斯通发生分裂——安东尼和斯坦顿更为激进，斯通则更为主流。1866年，由于安东尼和斯坦顿同一个有名的种族主义者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合作，斯通与她们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崔恩支持女性选举权运动，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削减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力。斯通对她们与崔恩合作并且允许他为女性选举权运动提供资金支持而感到十分愤怒。
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对于每一个群体都奏效。正义的说法吸引了最激进的女性加入这一事业，因为她们赞成男女平等。对于高度保守的戒酒运动成员，保护家庭这一最温和的说法巩固了联盟。但要转变其他盟友让他们实际参与到参政权运动中，保护家庭的说法又太温和了。麦克卡蒙的研究表明，要让更多的女性将参政权作为目的而不仅是实现另一目标的手段，一种不冷不热的宣传是必要的：一种适度的社会改革的说法。运动的领导者要想“成功将潜在的合作者组织起来，就必须在与现有的文化产生共鸣和挑战现状之间保持平衡”。用正义或保护家庭之类的措辞描述目标时，州参政权组织的成员并没有变化，但在开始强调女性可以改善社会后，成员快速增加了——女性选举权法也很快通过了。“每个人都想追求创新性，但这有一个最佳点，”《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科夫解释道，“如果创新不够，它会变得无聊或平庸。如果太具有创新性，它又可能很难为观众所理解。我们的目标是开拓疆域，而不是分割疆域。”
在一项研究中，纯素食主义者和普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己所属的小组成员和其他小组成员进行评价。纯素食主义者对普通的素食主义者表现出的偏见比后者对前者的偏见多出近两倍。在更极端的纯素食主义者的眼里，普通的素食主义者只是崇拜者——如果他们真正关心素食主义这一事业，他们不会吃诸如鸡蛋之类的动物性食品。在希腊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最为保守的党派的成员对与其类似的党派的评价比对进步党的评价要差，而最为自由的党派的成员对进步党的评价比对保守党的评价更为严厉。东正教犹太教徒对保守的犹太教女性的评价比对根本不信和不过宗教节日的犹太女性的评价更差。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条很明显的信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你会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虔诚，你对一个群体的认同感越深，你就越努力地寻求将自己同那些可能会对你所属的群体带来威胁、有着更温和价值观的团体区别开来。
在露西·斯通的生涯中，她在对已经参与进参政权运动的女性讲话时，会不断提及正义和平等的概念。但对外人发表演讲时，她会更加谨慎地将社会改革的说法纳入其中，并尊重传统的性别角色。在1853年，当一个不守规矩的观众扰乱了妇女权利大会的进行，斯通走上了讲台。她没有以正义开头，而是先肯定了妇女在家庭领域的贡献：“我认为，一位站在自己家庭的宝座上的女性，比石阶上任何君主的地位都高。她们富有爱心，拥有宽容、爱好和平的美德，并将这些美德传递给这个世界上的优秀男性，而他们会有助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她认为，女性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并描述了她们如何进入职场，注意不把女性同男性相比。当她提到一个成为牧师的女性时，那个观众发出嘘声，斯通再次提醒他，她支持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些人嘘，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没有教好他们。”
怀特注意到这种水平敌意无处不在。当一个聋哑女性赢得了美国小姐的桂冠，聋哑活动家们并不是将她视为开拓者，为她欢呼，而是表示抗议——因为她用口头发言，而不是使用手语发言，所以她不算是真正的“聋哑人”。当一个浅肤色的黑人女性被任命为一所大学的法学教授，学校的黑人学生协会却表示反对，理由是她的肤色不够黑。一个激进的环保人士会蔑视更偏向主流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认为它是一个“受生态盈利驱动的无意识的怪物”，并“不断对绿色运动的完整性带来威胁”。为了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敌对心态，怀特对许多不同的运动和少数群体中出现的水平敌对现象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十分有趣。
携手前进：在冲突阵营之间结成联盟
我们以为共同目标可以将不同群体的人结合在一起，但现实是，它们常常是导致群体分裂的原因。据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心理学家朱迪思·怀特（Judith White）称，认识这些裂隙的关键是水平敌意（horizontal hostility）这一概念。尽管拥有一个基本的目标，但激进群体经常会贬低那些更随主流而行的群体，认为他们是骗子和叛徒。正如弗洛伊德在一个世纪前写道：“在大体上基本相似的两个人中，正是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别会形成他们之间的陌生感和敌对的情绪。”
经过20年来的冲突，这两个选举权组织最终开始在理念和战术上达成一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已经有10多年避免了与激进者联盟，她们开始将精力投身于公众教育。斯坦顿领导了一批人撰写这一运动的历史，安东尼走遍全国各地发表演讲，进行游说。她和露西·斯通都认为与WCTU结盟十分重要，而且认识到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较温和的选举权运动上，而不是其他的女性问题上。
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
几年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Kelman）在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时，发现两国间的冲突常常是由于各自的内部矛盾产生和激化的。同样，虽然斯通的组织在统一的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安东尼和斯坦顿的组织内部存在纷争。斯坦顿反对与WCTU的成员结盟，并反对只关注投票权；很多成员质疑投票权应在州还是联邦层面上制定，以及应针对所有女性还是部分女性。
关于联盟的组成方式，“金发姑娘理论”（Goldilocks theory）是一个核心观点。发起运动的创新者往往是联盟中最激进的成员，他的思想和理念对于那些追随者来说太过狂热。要与持反对意见的群体组成联盟，我们最好要缓和激进的行为，尽可能保持冷静。然而，要吸引盟友加入事业本身，我们需要传递一个适度缓和的信息，它既不太热也不太冷，而是恰到好处。
尽管在改造盟友上斯通的行动很有成效，但她不是同安东尼进行谈判的合适人选。如果两个领导者像她们之间一样有如此大的不信任感，联盟中起冲突的人就不能作为领导人发挥作用，而是会招惹麻烦。正如管理专家布雷克·阿什福思和彼得·瑞根写的那样，这可能使双方组织的成员将“竞争的分歧”归咎于斯坦顿的激进立场，使“各方成员把冲突愈演愈烈的责任归咎于另一方煽风点火”，同时也让他们做好了“与敌对团体合作的准备”。凯尔曼认为，要建立跨越冲突的联盟，派鹰派进行谈判很难会有成效。需要每个群体中的鸽派坐下来，倾听对方的观点，找出他们共同的目标和方法，并共同来解决问题。
本章讨论的问题是：创新者如何形成联盟来推进自己的目标，以及如何克服那些阻碍联盟获得成功的障碍。从实质上看，大部分改变现状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发起对多数人进行挑战的运动。联盟是强大有力的，但它同时又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严重依赖于成员之间的关系。露西·斯通与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之间的冲突使选举权运动中最重要的联盟分裂，几乎导致了运动的失败。本章对她们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叙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企业家是如何努力说服他人给她的想法一个机会，让一部差点没机会制作的电影成为一部轰动性的迪士尼影片，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崩溃的原因。从这些事例中，你会发现建立有效的联盟需要在崇高的美德和务实的策略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此过程中，你会明白为何唱《啊，加拿大》（加拿大国歌）可以帮助我们结成联盟，为何共同的策略可能比共同的价值观更具影响力，为何美国西部各州比东部和南部各州更早赢得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胜利，以及为何与敌人而不是友敌合作更加明智。
斯通和安东尼承认在谈判中除去鹰派十分重要，她们同意各自指定其组织中的7名成员形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商讨联合协议的条款。但是，斯通和安东尼制定的原则不足以建立达成共识的基础，因为来自安东尼组织的委员会存在极大的不和谐，以至于她们不得不任命一个独立的8人委员会来帮助她们。当她们最终达成一致，她们的提议却已远离达成一致的原则范围，这使得斯通的委员会没有权力做出决定。
1869年，安东尼和斯坦顿切断了与斯通的合作，组织了自己的妇女选举权组织。之前的盟友成为对手，相互间进行残酷的斗争。她们各自出版自己的报纸，各自进行请愿和筹款活动，并各自向立法机构游说。历史学家让·贝克感叹道：“这一分裂导致妇女选举权运动付出更多的精力，参与人数更少，组织能力受到限制。”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即女性不适合政治生活，促使报纸把重点聚焦于“母鸡间战争”的故事，而不是女性选举权运动这一伟大的事业上。安东尼策划了一场阴谋，将斯通组织中的领导者挖走，安东尼和斯坦顿对斯通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她们在写选举权运动历史时没有提到斯通的组织。这一行为甚至让斯坦顿的女儿都感到十分震惊，为纠正这一遗漏，她单独写了一章说明斯通付出的努力。三位领导人对同一事业都有着同样深刻的热忱，为什么最终却以如此激烈、破坏性的冲突终结？
1890年，在斯通为统一付出3年努力之后，她终于认识到了团结的难度和传承的价值：“年轻人想要团结起来，那些记着分歧原因的老人们将很快消失。”她的女儿和丈夫成功地与安东尼的委员会商定了联盟条款，并将她们的组织合并。而安东尼也开始明白缓和激进主义的价值，以至于斯坦顿抱怨道：“露西和苏珊都只能看到投票权，她们没有看到宗教和社会的束缚。无论哪一个团体的年轻女性都没有看到，因此，她们最好结合起来，因为她们只有一种想法和一种目标。”
在接下来的15年里，斯通、安东尼与斯坦顿合作，成为妇女参政权十字军的著名领袖。但是远在认识到她们的共同目标——女性获得平等的投票权之前，她们的联盟就土崩瓦解了。
虽然安东尼和斯坦顿从未和斯通修复关系，但当斯通离开人世的时候，她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迫使她们对她大加赞赏。“没有人比露西·斯通更成功，”安东尼称，“在我们整个50年的运动中，我们中从未有过一个女性可以像她一样站在观众面前，融化每个人的心。她独树一帜。”
在美国，受斯通的演讲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罗切斯特的一位教师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斯通的言论促使她加入了妇女参政权运动。两年后，那个时代中另一位伟大的妇女参政主义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给安东尼写了一张著名的纸条，上面提到她对斯通的评价：“没有女性可同她相提并论。”
在斯坦顿的眼中，“在美国，没有一个女性的去世可以引发公众如此的尊重和敬意”，斯通是“第一个让全国人民因为女性的委屈而激起内心震撼的女性”，她们之前多年的分歧是因为斯通“觉得奴隶们遭受的委屈比她自己的更深，而我的想法则更加自私”。
1851年，斯通创办了女权大会，但她直到最后一天才走上主席台发表演讲：“我们希望自己不仅仅是社会的附属品。”斯通宣告，呼吁女性向州议会请愿要求获得投票权和财产权。这一演讲成了女权运动的导火索，斯通的话越过大西洋，传到英国，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哈里特·泰勒·穆勒（Harriet Taylor Mill）受其启发，出版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著名文章，这些文章鼓舞了英国女性选举权活动家们。
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写道：“不记得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在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至少有两次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真实的。1890年，安东尼组织中的两名成员对于她决定创建一个全国性组织并日趋温和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从组织中分离出来试图阻止形成全国统一组织。安东尼和斯坦顿推翻了这个团体，但她们忘了提醒继任者们一心固守微小差异的风险。在20世纪之交，她们的垂暮之年，她们将领导全国普选组织的任务交给了嘉莉·查普曼·凯特，她是WCTU的活动家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成员。
露西·斯通是美国第一位在结婚后不冠夫姓的女性。这只是她的众多创举之一：她是马萨诸塞州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作为美国第一位全职就妇女权利发表演讲的演说家，她动员了无数的支持者，并将众多对手转化为自己阵营中的同盟者。她成为少数敢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的女性之一，更不用说她就妇女权利发表过的演讲了。她领导全美代表大会。她创办了全国最重要的女性报纸《女报》（Woman’s Journal）——这份报纸发行了达半个世纪之久。后来，妇女参政论者嘉莉·查普曼·凯特（Carrie Chapman Catt）成功领导妇女选举权运动，这场运动使第19条修正案成功出台，赋予女性选举权。用她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女报》的话，如今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成功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有个叫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的女性更加激进，她并不满足于用诸如讲课、写作和游说的温和策略来开展选举权运动，而是希望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她开始用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并反对凯特的无党派立场，指责民主党没有给予女性选举权。保罗的行动如此激进，以至于她被驱逐出全国普选组织。1916年，她组建了自己的组织。截至1918年，全国普选组织已有上百万名成员，而保罗的组织只有1万名成员。像她的前辈那样，她避免与非裔美国人结盟，她的组织在白宫举行抗议，并嘲笑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而他本可以给她们帮助。“但最终是凯特的领导——进步但不激进——使威尔逊总统在修正案背后提供支持。”一位旁观者写道。
人们对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记忆已经淡去，但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人比她对妇女选举权运动所付出的努力更多。1855年，她坚定站在妇女权利的立场上，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追随她的脚步。为表示敬意，他们称自己为“露西·斯通们”（Lucy Stoner）。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露西·斯通们”的联盟中包括了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和艺术家格鲁吉亚·奥基夫（Georgia O’Keeffe）。在今天可以称得上是“露西·斯通们”的女性有碧昂丝·诺尔丝（Beyoncé Knowles）、谢丽尔·桑德伯格、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和Spanx内衣公司的创始人萨拉·布雷克里。
1893年露西·斯通临终时，她向女儿喃喃低语：“让世界变得更美好。”27年之后，第19条修正案才得以通过。但当女性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完全投票权时，斯通温和的策略留下强有力的印记。正如克尔总结道：“由斯通提供的这种组织模型被嘉莉·查普曼·凯特采用，从而使宪法修正案最终于1920年成功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