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创新者是伟大的拖延者，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划。他们有战略地推进，通过不断测试和优化不同的可能性，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虽然令人铭记的梦想金句是金即兴发表的，但在早先的演讲中就已有不同形式的排练。在近一年前，也就是1962年11月在奥尔巴尼，他就谈到过自己的梦想，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从伯明翰到底特律，他屡次提到。仅在他发表“我有一个梦想”讲话的那一年中，据估计，他走了27.5万英里，并发表了超过350次演讲。
金的演讲进行到11分钟时，马哈丽亚·杰克逊呼吁金分享他的梦想。他当时是否听到她说的话，现在并不清楚。但“就在一刹那间，我决定了”，金回忆道。他融入了当时的氛围中，将他的梦想娓娓道来。演讲结束时，汉森指出，“金在预先的演讲中增添了很多新材料，以至于他的演讲时长增加了近一倍”。
虽然金可能拖延了演讲稿的写作，但他有丰富的素材供他使用，他可以即兴发挥，这使他的表达更加真实。“金收集了一系列演讲素材——他自己在布道时所做的出彩文章，其他传教士的作品、故事、圣经诗，最喜欢的诗人的诗句中的片段。”汉森解释道，“与其说金是撰写，不如说他在组装他的演讲稿，他将以前用过许多次的素材重新安排和调整。金在他演讲的过程中可以进行灵活的调整，如果他不选择脱稿讲的话，他在游行中的讲话内容是否会被后人铭记，就值得怀疑了。”
在金走上讲台发表演讲之时，即便到他走到麦克风前，他还在修改着他的演讲。“就在金快要上台之前，”政治家德鲁·汉森（Drew Hansen）写道，“他在等待上场的时间里还在写写画画，增删内容，”“似乎直到金走到讲台上发表，还一直在修改他的演讲稿。”在普利策奖获奖图书《耶稣受难记》（Bearing the Cross）中，历史学家戴维·加罗（David Garrow）认为，金像“某些爵士乐音乐家那样”进行即兴演讲。金表现自如，开始进行一些即兴发挥。演讲稿开头有一部分称宪法和《独立宣言》是“承诺所有人都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讲台上，金扩充了这一部分，强调了种族平等：“保证所有人——黑人及白人——拥有不可剥夺权利的承诺。”
开拓者和定居者
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最成功的组织的主管都承认他们经常会在完成工作之前浪费很多时间，有时不能给自己设定时间规划以按时完成任务。尽管这些习惯可能会妨碍到他们工作的进展，但这使他们能够在战略上更加灵活。在对印度公司的研究中，每家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中的多个成员对他们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战略灵活性进行评分。对于那些仔细认真计划，喜欢尽早采取行动，并且工作勤奋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得到的评分显示出他们更加僵化——一旦制定了一项战略，他们就会继续坚持这一战略。而那些倾向于拖延工作的首席执行官则更加灵活，他们会适时改变战略，以利用新的机会并防患于未然。
创意实验室创始人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在参与了100多家公司的创办之后进行了一项分析，解释为什么有的公司会成功，有的公司会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独特的想法、团队才能和执行力、商业模式的质量，或者可用资金。格罗斯称，“最重要的是时机。42%的情况下都是时机决定了最后的成败”。
拖延除了给我们提供时间去思考新的想法，它还有另一个好处：为我们进行即兴创作打开大门。当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计划，我们往往会坚持已经设计好的结构，而排除其他可能会出现的有创意的想法。几年前，心理学家发现，美国最有创意的建筑师往往比那些技术娴熟但无创新的建筑师表现得更率性自然、无拘无束。那些技术娴熟但无创新的建筑师认为自己在自控力和认真程度上表现得更好。在我与弗朗西斯·吉诺（Francesca Gino）和截维·霍夫曼（David Hofmann）进行的一项对比萨连锁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最赚钱的比萨店的店长认为自己最没有效率、办事最拖沓。同样，战略研究员苏奇塔·纳德卡尼（Sucheta Nadkarni）和波尔·赫尔曼（Pol Herrmann）对印度近200家公司进行研究，他们之后发现，那些经济效益最好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都认为自己的效率最低、最不准时。
研究表明，在美国文化中，人们坚信先发制人的优势。我们希望成为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科学家们急于在他们的对手之前有新发现，发明家急于在他们的对手之前申请专利，企业家们渴望在自己的竞争对手之前上市产品。如果你最先推出一个新产品、提供一项服务或技术，你可以更早地上移学习曲线，占据主要空间，并垄断客户。这些有利条件可以为竞争者进入市场制造障碍：他们为创新做出的努力会由于你的专利和卓越的性能而遭到扼杀，他们的增长将受到抑制，因为要说服客户做出改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演讲过程中，金最喜爱的福音歌手马哈丽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在他身后喊道：“告诉他们这个梦想，马丁！”他继续按着讲稿进行演讲，马哈丽亚又再次鼓励他。面对着现场25万听众，以及数百万在电视前收看的观众，金临时进行即兴演讲，将他的讲稿放到一边，发表他对未来的憧憬，振奋人心。“面对所有这些人，摄像头和麦克风，”克拉伦斯·琼斯思索道，“马丁发表了即兴演讲。”
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营销研究员彼得·戈尔德（Peter Golder）和杰拉尔德·特利斯（Gerald Tellis）将开拓型企业同定居型企业的成功率进行比较。开拓型企业是先行者，它们最先开发或销售某一产品。定居型企业出手速度较慢，直到开拓型企业已经创造好一个市场，它们才进入。戈尔德和特利斯分析了36个不同类别产品中数百种品牌，发现这些品牌在失败率上的惊人差异：开拓型企业的失败率为47%，而定居型企业仅为8%。开拓型企业失败的概率大约是定居型企业的6倍。即使开拓型企业生存下来，它们也只能获得平均10%的市场份额，而定居型企业能获得28%的份额。
金发表他的重要演讲半个世纪后，有一组词一直铭刻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之中：“我有一个梦想。”它是人类修辞历史上最有名的词组之一，因为它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美好未来的画面。但我吃惊地发现，关于“梦想”这一想法根本没有写进讲话中。它并没有出现在琼斯的草稿中，金也没有将它写在演讲稿中。
令人惊讶的是，做先发制人者的缺点往往超过其好处。总的来说，研究表明，开拓者有时可能会夺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最终存活下来的概率更低，利润也较低。正如市场研究者丽莎·博尔顿（Lisa Bolton）的总结：“虽然先发制人者在某些产业有一些优势，但学术研究结果仍然喜忧参半，并不支持整体上的先发优势。”
自由飞翔和祈祷
如果你是一个很急于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人，这些知识会让你不要冲动，并使你仔细思考何时是最佳时机。但博尔顿发现一些令人震惊的地方：即使人们了解了这些证据并不支持先发具有优势，他们仍然相信先发制人是对的。基于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些成功的开拓者；失败的开拓者早已被人遗忘，所以我们假设在开拓中失败者是很罕见的。打破先发优势这一错误理念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人们思考有哪些理由可以说明先发劣势。根据你的经验，成为开拓者有哪些弊端？
当金最后让琼斯上楼共同完成一个完整的草稿时，琼斯脑中充满各种想法。但这并不是拖延唯一的优点。
定居者往往被冠以模仿者之名，但这种刻板印象有失偏颇。他们并不是去顺应现有的需求，相反，他们等待时机，直到他们做好准备来推出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往往进入缓慢，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推出所属行业中革命性的产品、服务或技术。家庭视频游戏机的先驱是1972年马格纳沃克斯公司发行的奥德赛游戏机，它只有基本的体育游戏。定居型企业任天堂游戏公司于1975年收购了奥德赛在日本的发行权，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任天堂研发了原创的任天堂娱乐系统，这一系统中有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和塞尔达传说，这给马格纳沃克斯公司带来沉重的打击。任天堂对游戏进行改变，改用操作方便的控制器，增加复杂的人物角色以及交互式角色扮演的功能。成为创新者并不需要是第一个行动的人。它只是需要有所不同，有所突破。
四个月前，琼斯见了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他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他的家族非常支持民权运动。琼斯希望能筹集资金将金从伯明翰监狱中保释出来。洛克菲勒在一个周六开了一个银行账户，给了琼斯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公文包。银行法规要求琼斯签下期票，洛克菲勒支付这张期票。金在发表演讲之前的晚上，琼斯回忆起那段经历，他意识到期票可以是一个强有力的比喻。第二天，金在讲话中开始的部分就使用了这一比喻：“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期票……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
当创新者急于成为开拓者，他们往往会做过头。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一位名叫约瑟夫·帕克（Joseph Park）的年轻的高盛银行家坐在他的公寓，对于进入娱乐界所需付出的努力感到沮丧。他为什么要长途跋涉向百事达公司（Blockbuster）租一部电影？他本来只需要打开一个网页，挑选一部电影，让人快递给他。
金推迟了充实并确定演讲稿的任务，他让琼斯从蔡格尼克记忆效应（Zeigarnik Effect）中受益——1927年，俄罗斯心理学家布鲁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表明，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一旦任务完成，我们就不再考虑这件事了。但当它被中断，或者未完成，它在我们的脑海中仍保持活跃。琼斯将他早期的草稿同当晚讨论的话题进行比较，“有些事情从我的潜意识中涌出”
尽管帕克创建的Kozmo公司（美国的一家在线配送公司）筹集到大约2.5亿美元的资金，但该公司在2001年还是破产了。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承诺1小时内可以让几乎所有商品送货上门，他们还对支持国家发展的项目进行投资，但一直没有任何起色。一项对3000多家初创企业的研究表明，大约3/4的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早地扩大规模——在市场还未成熟之时进行投资。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金抵制住了提前定下主题或方向的诱惑。直到游行前四天，他才开始积极准备演讲。游行前的晚上，金召集了一批顾问，回到初始阶段。琼斯回忆道，金说“这是‘我们民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那里收集最佳的想法”。金在会议一开始就解释道，他“想要重新审视想法，获得最好的方案”。
假如帕克进展得慢一些，他可能会注意到，在当前技术条件下，1小时内交货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利润微薄。但是，在线电影租赁的需求是巨大的。当时奈飞公司刚刚启动，Kozmo公司本可以先做邮购租赁业务，然后再进入在线电影租赁的领域。之后，他也许还可以利用技术变革使Instacart构建一个可以使1小时内运送杂货获得盈利的大型物流平台。当其他定居者进入市场时，市场更加明确，他们可以专注于提供卓越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首先去思考要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你难道不愿第二个或第三个进入市场，先看看第一个家伙是怎么做的，然后再去改进吗？”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采访中问道。“当想法真正变得复杂，当世界变得复杂，认为第一个做的人能够解决一切这种想法是十分愚蠢的，”格拉德威尔说，“大多数好的东西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明白。”
在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之前的那个夏天，金就在内容和语气上向三位亲近的顾问寻求建议。然后，金与他的律师和演讲稿撰写人克拉伦斯·琼斯（Clarence Jones）就演讲进行了深入交谈。之后，金让琼斯和另一名活动家开始撰写一篇草稿。
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选择推迟行动的人也许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成为第一对于喜欢冒风险的人很有吸引力，而且他们容易做出冲动的决定。与此同时，更多倾向于规避风险的企业家在一旁观看，等待合适的机会，在进入之前先平衡他们的风险投资组合。在一项对软件初创公司的研究中，战略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彭迪克斯（Elizabeth Pontikes）和比尔·巴尼特（Bill Barnett）发现，如果企业家们急于跟风大肆炒作的市场，他们的初创企业不太可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而如果企业家们等待市场降温，他们有更高的成功概率：“不墨守成规的人……那些逆潮流而上的人最有可能留在市场上，获得资金，并最终上市。”
我们通常认为自律是一种优良品质，能够激励我们尽早开始工作。但创新者也同样有一种自律，这种自律让他们抵制住尽早完成任务的冲动。在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所做的著名棉花糖实验中，能够不立刻吃糖，之后再获得两块糖的孩子最终在学术上和社交上更加成功。
由于定居者没有那么大的雄心，他们会改进竞争对手的技术，使产品质量更好。如果你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人，你必须自己承担一切损失。同时，定居者可以在一旁观看，从你所犯的错误中学习。Friendster于2002年成立，是全球首家社交网站，在一年之内就拥有了300万名会员。由于领导者急于扩张，他们没有注意到超过一半的网站流量在东南亚，这不会对他们获得广告收入有好处。当脸书在2004年推出时，他们首先针对大学生这一比较小的群体，领导者耐心地了解用户的偏好，这为他们之后增加“创建群组”“新鲜事”“聊天”功能铺平了道路。脸书看到MySpace（另一家社交网站）中的广告混乱无效，于是与广告商合作，进行有条理、有针对性、人性化的广告。“先发制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从0到1》（Zero to One）一书中写道：“如果之后进入的人赶上你并把你打败，那做第一个进入的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在美国历史上，可能只有一篇演讲同金的演讲一样著名：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在短短的272个字中，林肯将内战重新定义为《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林肯在大约两周以前才收到发表讲话的正式邀请函。在他前往葛底斯堡的前一天，他只完成了大约一半的演讲稿。他的秘书，约翰·尼柯莱（John Nicolay）写道：“在这种事情上，林肯可能遵循了他惯常的做法，他会用很大力气酝酿他的想法，使语句成型，直到达到满意的形式他才会动笔写下。”直到演讲前夜，林肯才最终写下结尾，演讲当日的早晨，他最终定稿。他等待着，因为他想写出最震慑人心的主题。
开拓者往往会停留在其早期的产品中，而定居者可以观察市场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并做出相应调整。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汽车行业的研究发现，开拓者存活的概率更低，因为他们要努力奔走以建立合法性，所开拓的道路并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并且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变得过时。定居者享有的好处是可以等市场做好准备。沃比帕克建立之时，电子商务企业已经蓬勃发展了10多年，虽然其他试图在网上销售眼镜的企业收效甚微。“如果我们很早以前开始做，我们绝对不会获得成功，”联合首席执行官尼尔·布卢门撒尔告诉我，“我们要等人们习惯了在诸如亚马逊、美捷步、Blue Nile网站上购买他们通常不会在网上订购的东西。”
拖延成为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决策者共有的习惯。想一想那些“科学天才奖”的获奖者——这一奖项被称为美国高三学生的“科学界超级碗”。以心理学家瑞纳·苏伯尼克（Rena Subotnik）为首的团队在这些获奖者获奖十多年后，也就是他们三十出头时对他们进行采访，询问他们在例行公事和创造性工作，以及社会生活和健康行为中是否会拖延。超过68%的人承认他们在以上四个方面中的两个方面存在拖延。拖延对创造性的工作尤其有用：他们“将拖延作为一段潜伏期，以避免在对科学问题或解决方案上的选择不够成熟”。正如一个人解释的那样：“通常，当我在拖延时，我的确把有些事情搁置在一边，我需要时间来解决另一些问题。”另一个人说，“在科学工作中，想法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成熟”，拖延是“克制冲动，避免过早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仔细研究了对这些早熟思想家和行动家的采访之后，苏伯尼克的团队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很矛盾的是，”他们写道，“在创意领域中，肩负极大风险或全无后顾之忧的人是最有可能去拖延的人。”
在商界以外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许多有创新精神的人的创新想法和行动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太超前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情局，当卡门·梅迪纳一开始说出她在网上更迅速地共享数字信息的想法时，该机构还没有准备好考虑她的这一想法。但随着电子通信变得更安全、更为人们所熟悉，人们变得更容易接受她的这一想法。“9·11”恐怖袭击事件则更加清楚地表明，如果情报机构之间不能有效地共享信息，那么它们会承担巨大的后果。“时机就是一切，”梅迪纳的同事苏珊·本杰明说，“在这间隔期间，很明显连傻子都知道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式了——这是时代的需求。对于任何有点脑子的人来说，都很难不去接受她的想法并同意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拖延的纪律
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医生依格南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发现让医学生洗手可以大大降低分娩过程中的死亡率，但他被同事嘲笑，最后在疗养院郁郁而终。20年后，直到巴斯德和科赫奠定了细菌理论的基础，塞麦尔维斯的想法才得到科学认可。正如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获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它说服了对手并让他们看到了光明，而是因为其对手最终死亡。”
达·芬奇花了大约15年的时间构思《最后的晚餐》这部作品，同时他也在做许多其他工作。这幅画一开始的草图是主人公们坐在长椅上。十几年后，它发展成了最终名画里长桌边并排而坐的13个人。虽然他经常为他自己的拖延感到恼火，但达·芬奇意识到，创意不能操之过急。他指出：“有时候，当天才工作的时间最少时，他完成的量才最多，因为他们在对发明进行周密思考，并在他头脑中形成最完美的想法。”
我并不是说成为第一永远都是不明智的。如果所有人都等待别人先采取行动，就不会有任何创新出现。我们需要一些人成为开拓者，他们也会获得相应的回报。当涉及专利技术时，或者是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当用户数量越多，产品或服务就变得越有价值时，例如电话或社交媒体产品）时，先发优势往往会占上风。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的概率并不高。如果市场不确定、处于未知状态或者还不成熟，做开拓者就有明显的劣势。这里的一个关键教训是，如果你有一个创新性的想法，仅仅是因为想击败你的竞争对手就匆匆行动，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正如拖延可以让我们有一定的灵活度去完成任务，推迟进入市场可以让我们进行学习和适应，使我们能够减少与创新相关的风险。
莱奥纳多对光线如何照射球体的研究，对他的作品《蒙娜丽莎》和《施洗者圣约翰》带来影响。他在光学上花费的时间可能会推迟他完成一幅作品，但他最终在绘画上取得的成绩却取决于他的这些实验……这些实验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干扰——如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想的那样，他们是在用一生的时间进行思考，来创作出最伟大的作品。……选择性拖延或许耽误了莱奥纳多完成某些任务，但这些任务和他内心的浩瀚宇宙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只有深深着迷于现代社会对效率狂热追求的人才会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平庸而追求效率的人只会走平凡的道路，既非常安全，又不会威胁到任何人。平庸的人不会带来什么改变……但是，天才是不受控制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你不可能根据一个计划或一份提纲来创造出天才般的惊人之作。
但是，当我们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任务的具体时间表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在人的一生中，等待太久再采取行动有没有风险呢？
历史上一些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发明家都有拖延症，这并非巧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他在绘画、雕刻、建筑、音乐、数学、工程、地质、制图、解剖学和植物学上都颇有造诣。学者估计，达·芬奇从1503年开始创作《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其间断断续续，直到他1519年去世前才完成。批评家认为，由于他把时间浪费在做光学实验和其他令人分心的事上，因此他无法专心完成他的作品。不过这些干扰恰恰对他作品的创造性至关重要。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帕纳派克（William Pannapacker）解释道：
创造力的两个生命周期：年轻的天才和年长的大师
拖延也许是高效的宿敌，但它可以是一种获得创造性的资源。工业革命和新教徒辛勤工作的职业道德让现代社会的人们非常热衷于效率，但在很久以前，古老文明已经承认了拖延带来的好处。在古埃及，人们用两种不同的动词表达拖延一词：一个意思是懒惰，而另一个的意思却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人们通常认为，创新出自年轻人之手。用著名的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话来说：“35岁以下的人是带来变革的人，超过45岁的人基本上就已经没有新的想法了。”在爱因斯坦20多岁发表他惊人的相对论之后，他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30岁之前没有对科学做出过巨大贡献，以后就永远也不会做出了。”可悲的是，创新者常常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其创新精神。爱因斯坦的两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给物理界带来重大变革，之后，他反对量子力学，而量子力学却成为该领域的下一个重大革命。爱因斯坦感叹道：“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让我自己成了权威。”
信的发现在现实世界中能站得住脚吗？为了找到答案，她从一家韩国家具公司收集数据。那些经常拖延的员工花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发散性思维，管理者给他们创新能力的评分更高。但不是每次拖延都能推动创意：如果员工没有内在的动力去解决重大问题，拖延只是让他们落在后面。但是，若是他们热衷于提出新的想法，那么拖延会使他们想出更多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但这种创新水平的下降并非无法避免。当企业向员工征集意见，有证据表明，与年轻的同事相比，老员工往往会提出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想法，最有价值的建议是55岁以上员工提出来的。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芝加哥经济学家戴维·盖伦森（David Galenson）向人们说明，虽然我们会很容易记住年轻时就攀上事业顶峰的天才，但有很多人是在年纪更大时攀登到顶峰的。在医学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年仅25岁就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但同时有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他在49岁发现了大脑左右半球之间不同的分工。在电影界，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在25岁时拍摄了其第一部传记体影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同时还有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他的三部最热门的电影是在他职业生涯30年后才拍摄出的，分别是在59岁（《迷魂记》vertigo）、60岁（《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和61岁（《惊魂记》psycho）。在诗歌界，卡明斯（Cummings）在他22岁时写下他第一篇有影响力的作品，并且有一大半作品是在40岁之前写的，而罗伯特·弗罗斯特92%的著名作品是在他40岁之后完成的。如何解释这些截然不同的创造性生命周期——为什么一些人的创造力很早就到达高峰，而其他人到得更迟一些呢？
虽然这些结果让我们感到兴奋，但我们担心，拖延并不是带来创造力的真正原因。也许是玩游戏给人带来精神刺激，让参与者有精力进行更多富有创新的思考，或者仅仅是让他们思考时能够从任务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但实验结果显示，不论是玩游戏还是休息，都不是提升创造力的原因。当人们在不知道任务之前就打游戏，他们并没有提出更多创新性的建议。只有在他们脑中明白他们要给商家写建议的任务之后再去玩游戏，这种拖延才使他们提出更多有创新的建议。如果他们立即开始工作，然后在完成任务前进行休息，由于任务已经取得太多进展，他们已经无法重新思考。只有让他们先开始思考任务，然后故意拖延，才会有想得更远的可能性，并产生更多的创意。延迟取得的进展使他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它，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策略上“卡住和僵化”。
我们何时会达到创意峰值并且会持续多久，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当盖伦森对创新者进行研究，他发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创新风格：概念型和实验型。概念型创新者想出一个伟大创意，并开始着手执行。实验型创新者通过反复尝试来解决问题，在进行的过程中学习和不断变化。他们着手应对一个特定问题，但他们在一开始头脑中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并没有预先做好规划，而是在做的过程中思考。套用作家福斯特的话来说，在我能看到我说的是什么之前，我怎么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信让一组大学生写商业计划书，内容是关于一片大学校园空地的使用，这片空地过去是一家便利店。那些立即动笔写的参与者，他们提出的想法往往比较传统，比如在此处建另一家便利店；信随机选取一些参与者不立即动笔写，而是让他们去玩诸如扫雷、接龙、纸牌之类的电脑游戏，这群人产生出了更多新颖的经营理念，例如开一个家教中心或建设贮存设施。独立评分员对最终方案进行评级，他们不知道谁是立刻开始完成任务的，谁是拖延一段时间后才完成任务的。拖延者所提出的有创意的建议比立即完成者提出的要多出28%。
据盖伦森称，概念型创新者如同短跑运动员，实验型创新者则如同马拉松选手。当他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进行研究时，他发现，平均而言，概念型创新者在43岁时达成了他们最有影响力的成就，而实验型创新者在61岁时才做出。当他对著名诗人流传最多的诗做分析时，他发现概念型创新者在28岁时完成最著名的作品，而实验型创新者在39岁才完成。在对每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的独立研究中，对于30岁以下获奖的年轻天才，正好有一半是那些做理论工作的概念型创新者。而在45岁及以上的物理学家中，92%的人进行实验工作。
近日，一个极富创造力的博士生基哈尔·信（Jihae Shin）向我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拖延可能有利于创新。当你拖延，你是在故意耽误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你也许正在考虑这项任务，但你却没有切实地采取措施推进这项任务的完成，而是做一些其他低效的事情。信认为，当你拖延一项任务，你就使自己获得时间进行发散性思考，而不是拘泥于一种特定的想法。这样一来，你可以考虑的创新概念就愈加广泛，因而可以最终选择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我对此保持怀疑，想让她通过测试来向我证明。
概念型和实验型创新者之间这些根本的差异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创新者的创新峰值来得早，而有些来得晚。概念型创新可以很快完成，因为它不需要多年来系统性的调查。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他们并不需要等待数据的积累——他们构建了一个三维理论模型，并检验了由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提供的X射线图像。此外，概念型洞见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生命早期，因为当我们用全新视野解决一个问题时，是最容易得出一个惊人的创新性洞见的。“概念型创新者通常在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某学科不久之后做出对这门学科最重要的贡献。”盖伦森发现。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概念型创新者禁锢于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的创新能力就会减弱。如同盖伦森解释的那样：“年纪大的概念型创新者无法同他们年轻时做出的杰出成就相比，并不是因为他们江郎才尽。相反，它是受到长期积累的经验的影响……概念型创新者的真正敌人是思维定式……他们可能会成为早期重要成果的俘虏。”
另一个达·芬奇密码
作为一个概念型创新者，这正是爱因斯坦的问题。当他发展出狭义相对论时，他并没有进行科学研究，而是进行思想实验——他想象自己追随着一束光。他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其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别人的实验结果。当爱因斯坦内化了相对论的原则，他努力为适应量子物理学的需要而改造那些原则。在诗歌领域，盖伦森指出，卡明斯面临着类似的障碍。卡明斯在二十出头时想象了他自己的语言规则、语法规则和标点符号规则，到他50岁时，一位评论家说：“卡明斯仍然是一个实验中的实验者。有趣的是，他总是在谈论成长，但始终保持一成不变。”之后，当卡明斯65岁时，另一位评论家说，“卡明斯是一个勇于创新的诗人”，但“他的书都是完全一样的”。套用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话说，如果你有一把锤子，那么一切事情在你看来都像钉子。
在这一章中，我们会讨论该在何时采取富有创新性的行动。当你准备做一项具有颠覆性的事情时，你就要选择是在破晓时分开始行动，还是等到正午，或是一直推迟到黄昏时分。而在此，我的目标是审视拖延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尤其是拖延任务的开始或结束时机，以及向世界宣告我们的想法的时机，推翻我们在创新道路上对时机的固有观念。我将在这里讨论为什么拖延作为一项恶习会有优点，为何抢占先机的企业家总是需要面对一场艰苦的战斗，为什么有时年长的创新者会胜过年轻的创新者，以及为什么成功推动变革的领导者是那些耐心等待恰当时机的人。虽然拖延看起来有风险，但你会发现，等待实际上可以防止你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而降低风险。要成为一个创新者，你不必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成功的创新者并不总是按时完成任务。他们常常是那些在派对上迟到一小会儿的人。
相反，尽管实验型创新可能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来积累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但这些是创新更为持续的源泉。罗杰·斯佩里花了多年时间对裂脑猫和裂脑病人进行实验，以确定大脑半球是如何运作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在20多岁时并没有写出他经久不衰的诗篇，在30多岁时也只做出8%的诗篇，在他40多岁时终于崭露头角，之后在他60多岁时也创作出许多不朽诗篇。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发现，弗罗斯特“循序渐进地检验他对地点和人物的观察，直到他最好的诗篇像伟大的小说那样丰富多彩”。弗罗斯特如同一个探险家，到世界各地冒险，收集素材，仔细倾听真正的对话。“我从不会用一个我在人们说话中从未听过的词或词组”，弗罗斯特承认，每首诗都是一种对不同元素进行混合的实验。“作家不会感到惊讶，读者也不会感到惊讶，”他喜欢说，“当我开始创作一首未知的诗——我不希望在诗中可以看出它是朝着一个好的结局发展……你一定要快乐地去探索诗的最终结局。”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教导：早早地行动是成功的关键，因为“当断不断，必受其患”。当我们得到一个有意义的任务时，别人建议我们要提早完成；当我们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来研发一个产品或是经营一家公司时，别人会鼓励我们要抢占先机。当然，迅速采取行动有其明显的优势：确保完成任务，在市场中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但在研究创新人物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迅速行动、拔得头筹的优势远远小于其劣势。的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我们不能忘记，早起的虫往往会被逮住。
概念型创新者往往很早就产生创新的想法，但他们冒着自我复制的风险。实验型的方法往往需要花更长时间，但拥有更强的再生能力——通过实验，我们不会复制我们过去的观念，而是能够不断发现新的观念。学者指出，马克·吐温在49岁出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就使用了“试错法”。他们“发现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情节灵活多变，脑海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或计划”。吐温自己说：“随着短篇故事发展成为长篇故事，最初的构想（或主题）很容易被推翻，被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所取代。”
父母和老师一直要求孩子们尽早开始写作业，而不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在自食其力的世界中，所有行业都在为克服拖延而努力。但会不会正是拖延本身，使金发表出了他人生中最好的演讲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断积累专业知识，要想保持我们的创新精神，最好的办法是采取一种实验型的方法。在创作中，我们可以预先做更少的计划，并开始对不同种类的初步想法和解决方案进行检验。最后，如果我们足够有耐心，我们会碰上新颖有用的东西。实验型方法使达·芬奇受益匪浅，他完成《最后的晚餐》时已经46岁，在50多岁时才开始创作《蒙娜丽莎》。“只有通过绘画，他才真正开始明白，他的视野才变得清晰。”一位学者写道。另一些人评论道：“莱昂纳多就如同用黏土进行雕塑的雕塑家，他从不接受任何最终的造型，只是不断去创造，甚至不惜冒着掩盖其最初独创想法的风险。”
由于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来准备闭幕词，显然他本应该早就动笔开始打草稿了。由于每个演讲者最初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他必须要小心翼翼地措辞。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不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还是与金同名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都发现与长篇大论相比，写一篇简短的演讲稿需要花费的时间更长。“如果要我做一个10分钟的演讲，我将会花上两周的时间来准备，”威尔逊总统说，“如果我可以想讲多久就讲多久，那我根本无须准备。”但金直到开始发表演讲的前一晚的10点钟才开始写他的演讲稿。
马丁·路德·金同样也是实验型创新者。尽管他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时只有34岁，但他在公开场合就民权发表演说已有20年了。在15岁时，他因为公开发表关于民权的演讲而在决赛中胜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他尝试一系列可能的措辞来表达他的愿景。在他发表过的成千上万的演讲中，他不断地排练不同的韵律和叠句。在他获得了年长者的经验后，正如卡尔·韦克（Karl Weick）描述的那样，他通过“把旧的东西放在新的组合中，以及将新的东西放在旧的组合中而实现创新”。
早在两个月前，此次游行就已经向新闻界宣布了；金明白这将成为一次在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行动。随着媒体的纷纷报道，预计至少将会有10万人参加游行。金负责招募一批名流来参加该次游行以此获得支持。参加者包括民权先驱罗莎·帕克斯和杰基·罗宾森，演员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和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以及歌手哈利·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和鲍勃·迪伦（Bob Dylan）。
那些耐心等待的人会有所收获，对于实验家来说，成为创新者永远不会太晚。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获得《流水别墅》（Fallingwater，他最有名的作品）的合同后，他拖延了近一年，其间零零碎碎创作出一些草图，直到68岁时才最终完成设计。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51岁时才开始进行实验，直到80岁高龄时才完成。做的实验越多，你受自己过去想法的束缚就越少。你通过从你在观众中、画布上或在数据中发现的东西进行学习。你不应该深陷于自己想象中的狭隘视野，而应该通过观察外面的世界，来提高你对其他领域的洞察力。
“他整个晚上都在苦思冥想该如何写，通宵达旦，”金的妻子科利塔（Coretta）回忆道，“他是最后一位发言者，他说的话将通过电视和电台转播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因此此次演讲至关重要，既要鼓舞人心，又要极其富有智慧。”
短跑对年轻天才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要成为一名年长的大师，需要有耐心跑完马拉松。两者都是通往创新的路径。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获得灵光一闪的人来说，缓慢而稳定的实验可以照亮他们通往创新的更长久的路径。“当然，不是每一个没有成就的65岁的人都是未被发现的实验型创新者，”作家丹·平克（Dan Pink）说道，“但这一想法或许会增进那些不屈不挠、不断尝试、无所无惧的人的决心。”
已是夜深，在一间酒店房间中，一名年轻男子盯着桌上的一张空白的纸。他充满焦虑，拿起电话向一个住在楼下的顾问提出一些想法，然后那个顾问迅速上了楼，一起讨论一篇将改变历史的讲稿。凌晨3时许，这位男子仍在疯狂地工作着，“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几近崩溃”。1963年8月，华盛顿民权大游行第二天早晨就要开始了，但马丁·路德·金还未准备好他的闭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