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有8400人居住在圣赫勒拿岛。他们的收入低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平均水平，中位年龄为44岁，而其他州则为38岁。但他们也为自己的嘎勒遗产深感自豪。虽然附近的岛屿，比如希尔顿黑德岛，已经被开发攻陷，但本地政客们成功地保护了圣赫勒拿岛免受商业化影响。当地设立的宾恩中心（Penn Center），致力于保护本地的语言和文化。
圣赫勒拿岛（不是拿破仑死时所在的那座）是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沿岸的一百来座海岛之一。平坦、低洼、遍布沼泽，面积总共只有165平方公里。它离南卡罗来纳州大陆部分很近——要不是有博福特河隔着，它本可成为该州的一部分，不过，你可以从21号高速公路上跨越这条河。这个岛起先是西班牙殖民地，后来变成法国殖民地，最后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两个世纪以来，西非的男男女女被贩卖到此地为奴。南北战争结束后，该地区的偏远和种族同质性（绝大部分人口是黑人）鼓励当地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和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叫作“嘎勒”（Gullah），据说是“美国最完整的西非文化”。（佐治亚州的同类语言叫作“古拉”（Geechee），嘎勒-古拉走廊从佛罗里达州东北边缘延伸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南部边界。）该地区约有25万人讲嘎勒语。
圣赫勒拿岛上的居民以小家庭为主。岛上每户家庭平均为3.1人（父母和孩子），而州平均为3.2人，美国平均水平为3.3人。圣赫勒拿的家庭很稳定；岛上孩子们父母俱在（非单亲）的概率，比本州甚至全国其他地方都要高；但家庭规模相对较小意味着，圣赫勒拿的嘎勒语和文化不仅仅受发展威胁，也受低生育率威胁。
与原住民一样，岛屿民族也在努力保护造就岛屿独一无二之处的特别素质。但跟原住民一样，他们快要输了。卫星和光缆这祸福参半之事，既让岛屿得以与整个世界建立联系，也把世界带入了岛屿，让年轻人搬到大陆地区去寻找工作和夜生活。与原住民一样，生育率下降让岛民更容易走向灭绝，或遭到同化。让我们看看大西洋上两座极其不同的岛屿。它们都很独特，也都危在旦夕。
大洋对面，有一座非常不同的岛屿，面临着一个非常相似的问题。居住在马恩岛的人们是维京人、英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你大概能预料到，一座位于爱尔兰海上的岛屿，跟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距离大致相等。1000年前，人们为了这座岛争战不休，但英国最终胜出。不过，马恩人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民族；岛上的自治王权政府声称，当地议会（Tynwald）不间断地召开了1000多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立法机构。（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冰岛人提出同样的主张，只不过，他们的阿尔辛基议会时有暂停。）马恩岛是自治的，英国只负责其外交政策和国防。它甚至不是欧盟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英国正在步马恩岛的后尘。马恩人是马恩岛领主伊丽莎白二世的忠实臣民。
大海能让岛民有着外向探索的心态；毕竟，海洋就是他们的高速公路。英国人是航海民族；他们用周围的海洋，打造了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但英国人也出了名的内向：英吉利海峡是一条护城河。只要说出来不会得罪人，他们就常爱说，“外国佬始于加来”。2016年，52%的英国人投票退出欧盟（一部分原因在于反对移民），震惊了全世界，也吓坏了他们自己。
马恩岛原本是座贫穷的农业岛屿，以渔业和农业为主，今天该岛则成为银行中心（如果你更犬儒的话，也可以说这里就是避税天堂）。人口为88000人；古老的孤立和新近的富裕相结合，让该岛对投资者和新移民极富吸引力。不过，这几年就业人口的增长趋于平缓，岛上政府正在努力吸引新工人。目标是到2030年引进15000名工人，使总人口达到11万左右，具体取决于家属人数。马恩岛政府警告说，如果达不到这一目标，岛上经济用不了多久就得抚养近半数民众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了。
岛屿很特殊，岛民是特殊的人。他们跟大陆人不同，而且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文化在岛屿上有着不同的演变，岛屿文化的根源往往比四海一家的大陆更为深厚。岛民们总是为自己的差异性感到自豪，对海峡或大洋两岸的人有所猜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大海的节奏似乎渗透到陆地和空中。人们以步调较为缓慢的“岛屿时间”过着生活，对不可避免的死亡没那么看重。
岛上的许多人心存抵触。15000名新来者，还要加上伴侣和家属，“将对马恩岛的文化、身份认同、马恩民族的存在，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一位评论家警告说，把这一政策称为文化上的“种族灭绝”。但就在马恩人展开辩论期间，岛上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2011~2016年少了近1200人。“我们正在流失年轻人，尤其是20来岁的年轻人。”一位岛上人口报告的作者说，“生育率也在下降，这有可能带来累积效应，在岛上成长的人越来越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越来越少。”马恩人，只有不到一半（49.8%）是本岛出生的。
为了后代着想，澳大利亚人正在努力保护土著文化。据估计，如今有130人正着手将土著语言及原住民文化的其他方面数字化。虽然米克·多德森赞同这项努力，但他指出，“用这样的方式维持文化的鲜活性太难了”。澳大利亚原住民以及各地的土著文化，并非孤例。全球范围内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相当多的文化落入危险境地，让未来变得愈发趋同，趣味减损。
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会削弱复兴马恩语的努力。一个世纪以来，这种语言都处在衰败之中，因为父母鼓励孩子说英语而不是岛上独特的盖尔语。“Cha jean oo cosney ping lesh y Ghailck”，意思是“会说马恩语你赚不了一个子儿”。到1900年，母语人士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降至10%以下。内德·马德戴尔是最后一个以马恩语为母语的马恩人，他于1974年去世。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该语言灭绝。但这份死亡证明开得早了些。当地热心群众一直努力用录音在自学互助，而且，一些学校也提供马恩语的课程。现在能说马恩语的岛民多达1800人，虽然熟练水平各有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该语言的地位定为“极度濒危”。
然而，由于生育率远超其他种族，美洲原住民的人口不降反升。到1980年，随着美国整体生育率下降，白人生育率下降到每名妇女1.7个孩子，而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这是美国统计学家所定义）的生育率为2.2。但这时候，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原住民的生育率从1999年开始，降得比白人还低，此后仍在下降。到2014年，它已经一路下滑至1.3，是美国各种族群体中最低的，也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最低的生育率之一。白人女性的生育率为1.8，美洲原住民已经落后了半个孩子。有了这样低的生育水平，美洲原住民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人数逐渐减少，只不过，这一次充当恶棍的是最简单的人口统计学。然而，一如2017年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所说，在痴迷于研究的美国，有关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的生育率为什么越来越低，却几乎没有展开过任何研究。
但长期来看，马恩语的未来黯淡无光。岛上的移民不太可能有兴趣学习这种除了岛上寥寥无几的少数人会说、地球上别的地方没人说的晦涩语言。当然，如果老岛民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了这种语言，或许会把它带回家里，最终在内德·马德戴尔过世近50年之后产生出第一批以马恩语为母语的人。但费这么大的功夫似乎有点不值得。马恩岛的生育率为1.7，与英国的生育率大致相同。由于人口不到9万，其中许多是新移民，而且所有的人口增长也来自移民，马恩岛必然会同质化，成为欧洲边缘的另一个讲英语的小地方。马恩语并非特例。我们可以轻松想象出设得兰群岛（设得兰苏格兰语）、奥克尼群岛（奥克尼苏格兰语）、丹麦的法罗群岛（法罗语）所面临的情境。北大西洋这些最偏远的小岛，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面对现代文化的入侵几乎没有指望能保住原来的生活方式。
留有大范围记录的原住民社区非美洲原住民莫属，但其大部分历史记录由好莱坞执笔，错得离谱。我们真正能够说清的情况是这样：在欧洲殖民时期，美洲原住民人口可能在500万~700万。疾病、战争（其实是种族灭绝运动）、强迫迁徙、贫困和饥荒，导致其人口到1890年仅剩25万上下。此时，他们的情况危险至极，许多观察家都预测美洲原住民最终会灭绝。
上述例子都来自先进的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其他原住民文化也正面临消失的风险。
土著出生率的下降并非加拿大独有。在澳大利亚，3%的人口自我认同为原住民，2015年，原住民生育率为2.3，跟加拿大大致相同，而该国的总出生率为1.8。对比而言，20世纪60年代，原住民的生育率是5.8。新西兰是个特例，因为毛利人构成了该国人口的15%，这意味着他们的统计数据将影响整体统计数据。与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一样，毛利人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1年的6.9峰值，下降到了1986年的2.1，接近替代率。近年来，或许是由于婴儿潮的回声，出现了小幅上升趋势，达到2.8。
今天，肯尼亚的博尼人只剩4000人了；半个世纪前，有25000人。蜂蜜是他们的主食；采集蜂蜜的人唱歌给鸟儿听，让鸟儿带自己去蜂巢。博尼人还打猎，这使得他们跟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的关系不太好。（博尼人眼里的打猎，是肯尼亚人眼里的盗猎。）博尼人希望为子女提供体面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人人都会这么想，不是吗？但这就逼得他们要跟现代肯尼亚直接接触，从而对独特的博尼语和文化造成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博尼部落成员和市议员奥马尔·阿洛约告诉记者，“博尼民族可能会消失”。穆斯林叛军青年党（al-Shabaab）和肯尼亚军队在博尼人的领土上交战，让局势变得艰难而危险。
随着土著人民的城市化和生育率下降，他们在加拿大的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注定会越来越小，而非越来越大。加拿大每年吸纳30万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来自菲律宾、印度、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土著加拿大人的总人口是170万，第一民族只有32.8万人生活在保留地，比一年的移民略多一点。20%的加拿大人不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土著（尤其是生活在保留地的第一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在种族日益复杂、越发偏离欧洲后裔的社会中更加边缘化。
一些博尼部落人拥有手机，这些手机在整个社群中共享。为了获取信号，有时需要爬到树上——一名博尼人说，这就是新旧技术的独特结合。但当年轻人带着智能手机爬到树上，他不光捕捉到了电话信号；还窥见了有着更好工作、更好食物、更好生活水平以及更少孩子的未来。博尼人剩4000人，生育率下降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事。但没有理由认为只有博尼人处在这样的境况。就算是在偏远的肯尼亚森林，生育率也在稳步下降。随着博尼人融入更大的肯尼亚社会，婴儿将会减少，本来已经很少的博尼人也会变得更少。
土著男女（成为凶杀案受害者的概率，是保留地之外女性的两倍）陷入贫困、暴力等恶劣境况的风险极高。但看看这个：保留地的高中毕业率是40%，保留地之外土著高中生毕业率是为70%。对于整个加拿大来说，这个数字是90%。超过一半的原住民和70%的土著-非土著混血儿生活在保留地之外。
“文化权是享受从教育到健康到语言到生计的其他一系列权利的关键，”一份来自少数群体权利国际组织（这是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称，“没有它，就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的生活。”但是全球化、气候变化（可能会危及岛屿和低地社群）、战争带来的流离失所、占领军对历史遗址的破坏或是纯粹的嗜血心理，威胁着成千上万的少数群体文化。无论原因到底是什么，“最终结果都是，边缘化社群陷入沉寂，他们独特的传统日益萎缩。”
土著人口的生育率正在下降，原因与其他所有地方的其他所有群体的生育率下降一样：人口中的妇女，通过城市化和教育获得了权利。虽然土著领导者们强调女性在其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但一直到最近，女性的合法权利仍受到限制（在某些方面至今仍然受到限制）。根据一项估计，生活在保留地的女性，有高达80%的人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虐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这可谓是本国最尴尬的一件事吧。”参议员罗梅诺·达莱尔说。
随着脆弱的边缘社群带着越来越少的孩子加入全球化趋势，这股危险的组合加大了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对芬兰人或智利人来说，生育率下降是个问题；对博尼人、嘎勒人或者全球数万种濒危文化来说，生育率下降事关生存。
回到20世纪60年代，土著人的生育率为5.5，是一般人口的两倍多。但到2001年，前者已下降到2.6，而一般人口为1.5。到2011年，前者仅为2.2，一般人口的生育率为1.6。土著加拿大人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并与一般人口的生育率趋同。目前，它恐怕已经低于替代率。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在温尼伯和萨斯卡通等草原城市，土著社群已经成为数量庞大的少数族裔，一般看法认为，这些少数族裔社群未来还将继续发展。但这样的看法是错的。这一代土著青年就是最后一代人数众多的土著青年了。下一代的规模会小得多，再下一代的规模更小。土著人口占加拿大总人口的比例将稳定下来，接着便开始萎缩。
按《创世纪》中所述，上帝摧毁了巴别塔并变乱了共同的语言，因为他明白，使用一种语言会极大地促进人类的进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他把我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远离巴别塔，让我们文化和语言上互相理解起来有无限的困难。“别人”讲了一句我们无法理解的话，成为躲避和害怕“他者”的另一个理由。
过去10年，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包括第一民族、梅蒂人和因纽特人在内）从占加拿大总人口（3600万人）的4%增长到5%，主要原因是人们活得更长了，也有更多的人自认为是原住民了。虽然第一民族的部分保留地蓬勃发展，但在偏远地区的许多保留地，如安大略省北部、马尼托巴省北部和努纳武特地区，人们仍在贫困、滥用药物和暴力的泥潭中挣扎。生活在保留地的第一民族儿童中，60%处于贫困状态。1/6的人缺乏干净的饮用水。自杀是44岁以下土著加拿大人的主要死因；土著青年自杀的概率是非土著青年的5~6倍。
但巴别塔再一次动工了。
2008年6月11日，即陆克文代表国家向澳大利亚土著人民道歉的同一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也代表该国人民向加拿大土著为其在寄宿学校受到的对待而道歉。“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些机构经常对学生施以暴力、忽视或不充分的控制，我们为未能保护你们表示歉意。”哈珀在众议院仿佛能听见钢针落地声的沉默中这样说。从加拿大邦联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成千上万的原住民儿童（按照加拿大政府《印第安法》，他们仍叫作“印第安人”）从家人身边被带走，送到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主办的寄宿学校接受寄养教育。身体打骂甚至性虐待事件层出不穷。一位政府官员说，渥太华“从孩子一代杀死印第安人”政策所留下的伤痕，时至今日仍然留在那批学生及其后代的身上。
英语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跟大多数欧洲语言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名词不分性别，也没有复杂的动词变形。（第三人称单数时动词后面加s，过去时加ed，将来时加will，无视阶级，没有敬语。）英语成为新的拉丁语，和历史上的拉丁语风行一时的原因相同：征服。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遗产，1000多年里，它是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通用语言。英国曾征服并殖民了世界1/4的陆地面积；它的接班人，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主导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美国文化在地球上传播，英语和“金拱门”无处不在。
我们并不是要轻视西方社会中土著贫困的问题：问题真实存在，而且十分紧迫。从堪培拉到渥太华的政府，在制定政策上都应以打破这一循环为最优先的考量。但这些人口的生育率实际上并不高。它们处于或接近替代率，而且还在下降。至少有一个土著社群的出生率已经变得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了。目前庞大的年轻土著后继乏力。土著人口很快就会跟一般人口一起变老，并面临同样的挑战。而且，由于相对于一般人口而言，土著居民数量过少，他们会发现，要想在范围更大的社会中保持自身的语言、文化和自主地位，极为困难。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的土著居民面临的挑战不是生出了太多婴儿，而是生得太少。
今天，全球性的公司在公司内部惯例使用英语，哪怕是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本身并不来自说英语的国家）也不例外。大多数重大科学研究都发表在英语期刊上。英语是全球空中交通管制的语言。英语是全球化、国际会议、互联网、好莱坞的语言。虽然母语为英语的人在人数上只占第三（第一和第二分别是汉语普通话和西班牙语），但英语在55个国家都是最常用的第二语言，故此成为迄今为止全球第二常用的语言。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有3.6亿，还有更多的人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12亿）。正如上帝所担心的那样，拥有共同语言可以加速对知识的追求，并将那些分散在地球上的人聚集在一起（虽然是虚拟世界里的“聚集”）。
这里还有另一个神话：土著人口的出生率非常高，远远高于一般人口。由于生育率过高，土著人口年轻，许多年轻女性怀孕时，她们和伴侣都缺乏照顾子女的资源，促成并进而强化了周期性的土著贫困问题，还引发了年轻人之间的争斗。同样是由于生育率过高，土著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正在扩大，并将继续扩大。不断增长和贫困的土著下层阶级，导致了道德和社会危机，对更普遍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但如果说，英语让所有人更容易相处，那么，它也会带来文化的脆弱性。目前，全世界据估计有7000种语言，但不同语言的使用人数差别很大。大约12亿人说中文（普通话或广东话）。但还有大约2000种语言，每一种的使用者不到1000人。这些语言面临消失的威胁。有46种语言，只剩一个还能说的人。每年，有25种语言消失。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推进，这一速度可能会加快。从现在开始算起的一个世纪里，世界将缩水到仅剩600种核心语言，中文、西班牙语和英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语言。伴随着语言的消失，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会消失，因为每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语言的句法和语法会影响说话者的世界观。如果人性因多样化而得到丰富，那么语言和文化的消失就会破坏人类的传承。
这些神话很难破除，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达到了替代率，仍然会有最后一代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展现出人口增长的错觉。走在曼谷繁华的街道上，很难让你相信泰国的人口正在下降，但泰国的生育率仅为1.5。尽管联合国莫名其妙地预计生育率将在21世纪适度提高，但仍预测泰国的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7000万后开始下降，并在21世纪末降到5000万左右。可能性更大的情形是，泰国的生育率不会增加，甚至还会继续下降，导致更严重的人口减少。
对本就处于威胁之下的脆弱的文化和社群，下降的生育率只是又一重挑战罢了。不同的社会尝试使用不同（很多时候甚至彼此矛盾）的策略来保护和发展自身文化。我们要不要引入更多的移民来支撑陷入萎缩的老龄化人口？但我们又该怎样保留古老的文化和语言呢？我们能不能用社交媒体和新的社群技术，记录我们的过去，保留自己残存的独特之处？但这岂非又让我们面临更大的同质化和同化风险吗？我们应该干脆将自己跟更大的社群割裂开来，也就是靠着孤立来保护自己吗？但那样的话，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到目前为止，希望我们已经破除了一些关于人口增长的神话。我们不会继续增加体量，直到世界呻吟着达到110亿以上的人口峰值；90亿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而且此后人口就会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并不高得吓人；许多国家已经处于或低于替代率。非洲不是一个人口注定不断增长、没有资源可供维持的长期贫困的大陆；相反，这块大陆充满活力，经济不断发展，出生率迅速下降。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生育率并不比美国白人高；这3个群体的生育率基本上趋同。
这一切里贯穿着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不管今天的年轻人口规模有多大，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下一代人的数量会减少，再下一代人会更少，直至最终，我们的人口会逐年减少。面对文化灭绝的威胁，还没有人找到任何补救的方法。
“新的土著生活将是一种城市生活。”多德森预测说。这意味着英语占主导地位，更多的土著学生毕业上大学，土著中产阶级扩大，生育率下降。“不到25年，（土著的生育率）就会跟普通人口一样了。”他相信。
[1] Hoi Polloi，原本是希腊语，意思是人，但在英语里有贬义，似指“下等人”，所以作者说它神奇。——译者注
与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一样，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贫困、犯罪、暴力和药物滥用的比率均高于平均水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迁移到城市，出现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全新中产阶级，以及伴随而来的保留原住民文化（尤其是语言）的渴望。“新南威尔士州有着跟欧洲一样多的语言。”多德森指出。尽管政府努力让这些语言进入学校课程，但在日渐城市化的土著环境中保留原住民语言仍很困难。
[2] The wogs begin at Calais，这里的“加来”，指的是法国城市。英吉利海峡中最狭窄的临多夫-加来海峡只有34公里宽，离加来最近的英国城市是多佛尔，换句话说，加来和英国只隔着34公里宽的海峡。故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凡不是英国人的，都是“外国佬”。——译者注
即便到了现在，“除非他们离家出走，否则，土著青年很难获得教育。”多德森解释说。目前在寄宿学校的所有年轻人中，1/4是原住民。“要么上寄宿学校，要么什么也得不到。”离开家和家人去上寄宿学校的青少年，很可能不再返回故乡。他们将搬到城市，很多人便丧失了说母语的能力，也不再保有那些特有的土著文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土著青年迁到城市中心，“这意味着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无法再为整个社区做出贡献。”多德森说。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只在人生快到了尽头的时候才回家。“很多人回家是去迎接死亡的。”
[3] Creole，泛指世界上那些由葡萄牙语、英语、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译者注
多德森1950年出生于北领地，母亲是原住民，父亲是澳大利亚白人。10岁时，他成为孤儿，被送往维多利亚州汉密尔顿市的一所寄宿学校。这类寄宿学校，就跟加拿大现已废弃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一样，是虐待和同化的碾磨机，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尝试通过系统性地强制同化消灭土著文化的一部分。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为过去政府对数代原住民犯下的罪行做了正式道歉，据说，多德森是此举的幕后功臣。
[4] 指美国文化代表麦当劳。——译者注
在堪培拉旧议会大厅（原本是澳大利亚议会所在地）一家名叫胡泼洛这个神奇名字的餐厅里，米克·多德森戴着自己标志性的黑帽子，朝嘴里塞着胡椒虾汉堡。虽说他可能算是最杰出的澳大利亚土著——第一个法学院毕业生；1987年曾为调查土著居民在羁押期间高死亡率原因的皇家委员会提供咨询；《带他们回家》（Bringing Them Home，调查澳大利亚原住民寄宿学校系统的报告）一书的合著者；2009年获得“年度澳大利亚人”荣誉（或许是该国最高荣誉吧）——但他仍是个谦逊有趣的人，眼睛顽皮地盯着挂在鼻尖的老花镜。和他一起进餐的包括另一位著名的土生澳大利亚人，前英式橄榄球明星卡特里纳·范宁。今天，说话的主要是多德森，话题涉及澳大利亚原住民社群困难重重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