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学到了经验。移民推动了加拿大经济，填补了空旷的土地。是的，他们是异乡人；没错，他们永远不会加入圣公会。由于法国后裔和英国后裔本就彼此疏远，想要融合这些新来的人也没有合适的坩埚，故此，他们保留了许多传统方式，哪怕他们要适应地生活在一块愈发脱离大英帝国独立的全新土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有数百万人从欧洲抵达，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侵略带来的创伤，又让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来到了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取代英国成为移民的头号来源。但哪怕移民不停地来，政论家们也对缺乏强烈民族认同深感遗憾。加拿大过去属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现在属于法国人、英国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但有没有哪一种东西，让人们成为加拿大人呢？“唔，至少我们不是美国人。”人们会这样回答。加拿大没有太多可供戴上民族主义帽子的根基。
西弗顿确信，来自经济和政治受压迫地区的贫困农民将拥有意志的力量（真正的绝望），破开大草原的草皮，忍受大草原的严寒。“穿着羊皮袄、生于土地、祖上十代都是农民、有个壮硕妻子、半打孩子，这样的健壮农民，素质很好。”他坚持认为。1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地区还牢牢处在人口增长的第二阶段，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居高不下。在古老的国家，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开垦，年轻男女没什么良好的前景。他们接受了西弗顿的建议。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数百万移民跨过大西洋，来到哈利法克斯的21号码头（这是加拿大移民的入境处，地位相当于美国埃利斯岛），顺着新建好的横贯大陆的铁路，前往曼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与来自美国的新来者混合，他们许多人都是来自欧洲同一地区的移民。西弗顿的赌博得到了出色的回报。东欧人不仅填满了加拿大的西部草原，而且成为加拿大人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评论说，如果没有克利福德·西弗顿，我们就永远不会有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
深刻的偏见仍然存在：政策甚至法律禁止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入境加拿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加拿大建立了一套新的积分系统，根据教育、工作技能、英语或法语熟练程度以及加拿大亲属关系等条件来接纳潜在移民。积分系统确保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进入权。和美国不同（美国吸收了数百万拉美裔移民，其中许多人是非法移民），也跟欧洲不同（欧洲的移民源头是附近的北非和中东地区），加拿大欢迎全世界，但规定新移民必须具备迅速找到工作所需的技能和教育。更重要的是，移民主要是一项经济政策，旨在缓解劳动力匮乏，为人口提供支撑。20世纪90年代，由于长期低出生率的后果逐渐显现，渥太华打开了闸门，每年邀请25万移民来到加拿大。从那时起到现在，加拿大已经接收了相当于3座多伦多（该国最大的城市）的人口，新来的移民不再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而是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和世界各地。有人警告说，这些新的亚洲移民文化差异太大了，永远无法适应加拿大。但在一个不像是种族熔炉，更像是多元文化被子的国家，他们适应得很好。（加拿大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很幸运：周围是三大洋，只跟美国陆地接壤，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周边控制形式。）
在许多加拿大人看来，这个设想简直该死。这个国家的法语区魁北克和其他地区已经分裂，自从加拿大1867年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这种分裂就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存在。批评人士警告说，稀释加拿大说英语的新教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会进一步削弱国家凝聚力。新来的移民将是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们永远不会融合。但是西弗顿不在乎；他需要人，而且现在就需要。他取消了移民中介的固定工资，让他们只拿佣金；加拿大政府中涌入了纳维亚半岛人、德国人、巴尔干人、乌克兰人以及其间的各种人，手里拿着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宣传小册子，吹嘘加拿大是“最后也最美好的西部”“全新的黄金之城埃尔多拉多”“富饶的处女地”，受“政府保护”“什么也不用怕”（这指的是来自原住民群体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失败已经圆满了。做一个加拿大人，比做一个挪威人或极地人，甚至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在这两个国家，定居者的文化成功地创造出了单一的民族认同）更加含混，难以定义。加拿大已成为多元文化的混合体：法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冰岛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希腊人、葡萄牙人；接着是中国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海地人、洪都拉斯人、斯里兰卡人、阿尔及利亚人、牙买加人、摩洛哥人、圭亚那人，等等。所有的社群都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纽带，每一个社群都分享着同一个自治市、同一个省、同一个国家。这是极为松散的国家运行方式，到1995年，它差一点栽了跟头：魁北克人在公民投票中，是以最微薄的优势选择留在加拿大的。
但克利福德·西弗顿不愿放弃。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更努力地尝试，这曾是他自己成功的秘诀。西弗顿是加拿大出生的盎格鲁-爱尔兰后裔，19世纪70年代，他十来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安大略省南部搬到了马尼托巴，这让他对英属自治领的腹地和西部边疆都有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患了猩红热，他有些耳聋，但靠着钢铁一般的自律克服了这一不利条件。他是法学院班上顶尖的聪明学生；年纪轻轻就成为熟练的谈判家；对自己揽下的所有事情，都精力充沛、细致彻底地完成，最终获得成功；他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年仅35岁，就成了加拿大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魁北克法裔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的内阁成员。想办法增加移民，在美国人到达之前填满加拿大的西部大草原，成了西弗顿的任务。在当时，他的解决方案非常激进：积极招募来自东欧的移民。
但是，如果说，民族主义有助于将国家凝聚在一起，那么，按照定义，它也可以排斥外人。为了定义一个国家是依靠什么将你与他人凝结在一起（语言，宗教，基因，你们共同的文化假设，比如打招呼时是脸颊上轻贴一个吻，还是一边脸颊各一个吻，还是左边脸颊三个吻，又或者完全不吻颊）的时候，你把你的群体和其他所有的群体都隔离开来。这使你更难于理解，更不可能加入其他群体，也让别的群体难于理解或加入你。丹麦人就是丹麦人，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这就是全部。甚至其他定居者国家，如美国或新西兰，也有同类的强烈民族精神，新去的移民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种民族性格，否则就去别的地方。
1896年，克利福德·西弗顿面临着身为政客有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全新的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不到25年，濒临解体。人们不想住在那里。许多住在那里的人想离开。在南部，从内战中恢复了元气的巨人美国，加速向前发展，数百万人从欧洲涌向美国的海岸，接着前往其西部边境。但加拿大的边境空空荡荡——那儿太冷了，也太偏远了。在新自治领的可定居部分，沿着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北岸延伸，接着扩散到圣劳伦斯河和海洋省份，不少人都在想，加拿大人到美国去赌赌运气，会不会更容易，更赚钱。作家兼权威人士戈德温·史密斯主张，跟美国合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加拿大建国就是桩失败的事业。”在他看来，“从血缘和性格、语言、宗教、制度、法律和利益方面，北美洲大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这两个部分，分明就是一个民族。”加拿大寒冷、虚弱、贫穷——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都萎靡不振，南边的美国却不是这样。自治领新政府刚刚艰难地镇压了西部大草原上梅蒂斯人的叛乱，而大草原上人烟太过稀少，有可能直接遭美国的定居者吸收。加拿大未来的前景看起来不大妙。
而在加拿大，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那么强烈。加拿大人争取相互适应。在评论家来说，这种“留宿文化”让这个地方没个样子，没有目标，归根结底也没有意义——“世界上最伟大的酒店”，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这样叫它。他说这是句赞美；但其他人会用这句话贬低一个有着干净毛巾但没有身份认同的国家。
加拿大人拥抱难民和移民，不是因为他们善良，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懂得，欢迎难民和移民符合加拿大自己的利益。这一发现已进入了加拿大历史的DNA，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的意外后果，即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加拿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失败的。未能凝聚成一个民族国家，是加拿大实现后民族国家多元文化成功的奥妙所在。
但是，加拿大无法将自己凝聚成一个民族国家，恰恰又是它成为一个后民族国家的成功奥妙所在。来自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能来到加拿大，通常定居在某个大城市，接着就着手在一片热情的新土地上展开新的生活。它让加拿大成为地球上最多元化，同时最和平与和谐的国家。近年来，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者们怒火熊熊，对比来看，加拿大成为开放的前哨岗。《经济学人》评论说：“长久以来，加拿大都有着沉闷乏味的名声，没美国人那么傲慢和好斗，似乎是个局外人，生活在一座体面、宽容、意识良好的城堡里。”但随着从前的盟友们相继建立了隔离墙，“今天，加拿大似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孤身捍卫着自由主义价值观。”《滚石》杂志在2017年7月将加拿大总理放在封面上，并在标题中呼吁，“为什么贾斯汀·特鲁多不能来当我们的总统呢？”它其实是在问，为什么美国不能更像加拿大呢？至少，对于左翼美国人来说，这似乎就是最近这些日子里的感觉。
加拿大人从经验中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教训。首先，难民是了不起的移民。越南人迅速融入了社会；人们开玩笑说，每个街角商店似乎都是一对越南夫妇开办的；20年后，这个国家大学里每一个最顶尖的学生，好像都是那些杂货店老板的儿女。其次，民间援助是整合难民的绝佳方式，因为难民分散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地方社群的妥善支持，避免了贫民窟的产生。民间扶持成了加拿大难民计划的不变特点，尤其是在危机时期。2015~2016年前往加拿大的5万叙利亚难民，约有一半是民间出资负担的。较之经过严谨审查的候选人，准备好并且愿意负担难民的志愿者要多得多。
但在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之前，还是要承认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加拿大对待移民的态度，也不是方方面面都像表面上那么平和。
1979年7月，移民部长罗恩·安基跟保守进步党内阁同事们碰头时，大概惦记着圣路易斯号的耻辱。当时，联合国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因为越南内战，数十万越南人乘船逃离了祖国。那些侥幸没有淹死、没被劫匪杀害的人，正蜷缩在难民营，处境困难。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不想接收他们。政府应该听取民意调查吗？内阁成员们陆续到达，每个人都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看到一本《一个都嫌多》（None Is Too Many），这是欧文·阿贝拉和哈罗德·特罗珀对圣路易斯号悲剧的里程碑式研究之作。“我们想要被人叫成是说不的政府吗？”安基问他的保守派同事，“还是成为力挽狂澜的政府？”内阁为力挽狂澜投了票。但它设定了一个条件：加拿大将接纳多达5万的越南难民，但它要求公民和社区组织从民间的角度负担他们的费用。全国上下纷纷响应，教会团体、公益俱乐部、家庭或家庭团体携手接纳了所有新来的人。最终，6万名越南船民抵达加拿大，心怀感激的联合国为此向加拿大颁发了“南森难民奖”。
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引发了在美生活的外国人对遭驱逐出境的担忧。有几百人，主要是索马里人，徒步穿越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冰雪，前往加拿大曼尼托巴边境，寻求庇护。夏天到来时，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大多数是海地人，进入了魁北克省——光是8月就有将近6000人。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美国（通常而言不会给加拿大送难民来）来的这些要求移民的人不太开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3的加拿大人并不认为寻求庇护者是合法难民。边境地区的混乱局面（曾一度要求军方提供暂时住宿）破坏了人们对加拿大移民制度的信心。
从历史上看，在接收沦入困境的民众这方面，加拿大的记录甚为丢脸。1914年，“驹形丸”轮船满载着寻找新家的锡克教徒抵达温哥华，加拿大政府将他们拒之门外。更糟糕的是，1939年，一艘载有近千名犹太难民的轮船圣路易斯号抵达哈利法克斯港，加方勒令该船返航。有人问一名加拿大移民官员，加拿大应该放多少犹太人入境，他回答：“一个都嫌多。”最终，圣路易斯号返回欧洲，许多乘客最终死于纳粹之手。
基思·班廷在安大略省金斯敦女王大学研究公共政策。多年来，他和研究生一直追踪加拿大人对待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变迁。他观察到，加拿大人并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宽容。“全国人口大致可以分为3种，”他说，“1/3的加拿大人真的不支持多元文化主义；1/3是热情的多元文化主义者；1/3是你所说的‘温和多元文化主义者’：他们支持现行政策，但有所保留。他们的支持可能发生变化。”
加拿大接收的难民数量超过美国，是因为加拿大人更加友善吗？并非如此。只不过，加拿大人懂得，倘若按正确的方式处理，接收难民符合该国的利益。这一课，他们是40多年前学到的。
事实上，居住在魁北克以外地区的加拿大人，对移民和融合的态度跟美国人并无太大差别。大约1/6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反对警察和军人佩戴宗教性头饰。大约4/10反对强行要求雇主额外努力雇用少数族裔和移民；2/10反对允许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穆斯林头巾。
2015年11月，特鲁多担任总理之后的第一批动作，就是信守这一承诺，或至少努力信守：严格的安全审查和官僚主义的拖沓，使得到2016年2月，该国接收的难民才达到2.5万人。但人们原谅了他；他们知道政府已经尽力了。官员延长了工作时间；公务员自愿取消了自己的圣诞节假期，全力以赴。圣诞节前不久，总理到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亲自欢迎首批抵达的难民。“你们到家了，”特鲁多对他们说，“欢迎回家。”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截至2016年年底，有5万名中东难民抵达加拿大，仅次于德国或瑞典的接收数量，但远远超过了其他许多国家。而且，加拿大更为慷慨的地方是，这些抵达的难民预计将永久定居。隔壁的美国，人口几乎是加拿大的10倍，接收难民不到13000人。
魁北克内部又怎么样呢？令人不安的事实是，魁北克人对多元文化适应的宽容态度，远低于加拿大其他地区。部分原因与世俗主义（laïcité）政策有关系。法国人对世俗主义的投入，本身就是对天主教会权威的反应。然而，许多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也在捍卫与天主教的历史纽带。所以，大街上的穆斯林头巾是让人深恶痛绝，而在国民议会悬挂十字架是完全合理的。2013年，这种推理令魁北克独立政府出台立法，禁止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佩戴“显眼”的宗教象征，如穆斯林头巾或犹太教小圆帽。在法案通过之前，该政府在选举中落败。但2017年，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上一个法案的淡化版本。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包括贾斯汀·特鲁多）都援引了魁北克的“跨文化主义”：努力将其他文化融入占主流地位的法语文化，同时继续尊重差异。
在加拿大，难民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联邦正在举行选举。斯蒂芬·哈珀的保守党政府一直是支持移民的，还把每年接收移民的水平提高到了自由党前任政府之上。但保守党不怎么欢迎难民，2010年，一群来自泰米尔的寻求庇护者，搭乘一艘生锈的船抵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之后，保守党就收紧了入境规则。哈珀已经掌权10年，不管情况怎样，他都有很大概率输掉选举，但当人们得知，地中海淹死的3岁叙利亚男孩艾兰·库尔迪的家人被加拿大拒收之后，他输就成了定局。哈珀政府明显没有同情心，把选民们赶到了自由党和它富有魅力的年轻领导人贾斯汀·特鲁多的阵营，特鲁多承诺，如果当选，将在当年年底之前接纳25000名叙利亚难民。
多元文化主义“在魁北克省不切实际，因为人人都知道魁北克有多数文化”，社会学家杰拉德·布沙尔说。他是政府考察少数族裔适应情况的委员会共同主席，“这里就是法语文化。任何想要管理魁北克多样性的模式，都必须考虑到这一重大事实。”虽然加拿大从不曾以单一民族自居，但魁北克人是自豪的民族主义者。2006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一项议案，承认“魁北克人在统一的加拿大境内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
西欧的部分国家也并未表现得更好。英国每10万人口只接收60名难民，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投票决定离开欧盟，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移民不受控制；法国每10万人口接收了114名难民，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我们还看到，2016年就出现了对2015年难民潮的强烈反弹，连最大度的国家也关上了大门。
魁北克人努力维护自己的民族认同，立法限制英语的使用，还要求移民儿童上法语学校。由于法语能力能成为移民进入魁北克的优势，该省的新移民构成情况跟加拿大其他地区不同。目前，加拿大的三大移民来源国是菲律宾、印度和中国，而魁北克移民的主要来源国是法国、阿尔及利亚和中国。魁北克省的其他主要来源国包括海地和摩洛哥，而加拿大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两个国家。法国前殖民地成为移民主要来源国的模式，决定了许多魁北克移民来自法属西非。这些移民中有许多是穆斯林。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低于前往加拿大其他地区的移民。因此，魁北克的经济和社会都存在压力。魁北克接收的移民比例较其人口基数要小，两者或许并非巧合。2015年，魁北克的人口占加拿大的23%，但移民仅占18%。
在难民危机期间，瑞典每10万人接收了1667名移民，这非常大度。德国接收的移民是每10万人587名。“我们能做到的。”当数百万寻求庇护者涌入德国境内时，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这样告诉民众。在整个欧盟境内，每个国家平均每10万人口接收260名移民。但达到平均水平的国家寥寥无几。匈牙利最初接纳的难民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每10万人口近1800人，但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过境前往德国，当该国关闭与克罗地亚的边界时，这一数字迅速下降。其他东欧国家也不见得更加大度：波兰每10万人口接收32名难民；罗马尼亚接收6名。官员解释说，社会服务尚不足以满足本土出生人口的需求，更不必说寻求庇护者了。而且，必须要说的是，许多东欧人跟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有着同样的反移民情绪。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都冒出了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公开的种族主义政党。
换句话说，魁北克正在努力克服既维持其民族认同、同时也接收足够数量的移民以弥补低生育率所带来的挑战，而加拿大其他地区却在社会动荡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吸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但即使在加拿大其他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对这些新移民，以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适应他们的尝试感到不舒服。来自各个阵营的加拿大政治家必须保护、维持加拿大民族马赛克的宽容和多样性。马赛克是一种比民族主义更具成功、韧性更大的结构。因为说到社会的保护和新生，民族主义有可能是祸害。
良好的公共政策总是建立在共同的自身利益之上。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直系亲属，以及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村庄、城镇或城市；我们的地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星球（重要性依次降低）。我们当然有同理心，我们当然会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因行事。但你只会暂时性地出于正义原因去做一件事，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牺牲？这个对我或我的家人有什么好处？”赤裸裸的自利行为，受少量因素的遏制：在紧急情况下，传统的职责规范，结合集体自我保护的力量，仍然会要求让妇女和儿童先行。但总的来说，有效的公共政策反映了集体的自身利益：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难民和移民问题尤其如此。
仇外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称难民为“毒药”。“每一个移民都会影响公共安全，并构成恐怖威胁。”他坚称。但事实上，他从未接触过任何类型的移民。“匈牙利不需要哪怕一个移民来推动经济运转，维持人口，或是为了国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2016年，他这样宣布。真的吗？匈牙利人口不到1000万，每年减少3万多人，而且正在迅速老龄化。
加拿大人解释说，加拿大并不是这么做的。通常而言，每年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并走上获得公民权的轨道）的人里，有10%的人是难民；其余的，要么是因为能给加拿大经济增加贡献而获得接纳的移民，要么是那些优秀移民的家人。瑞典记者大为震惊。“瑞典一直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接受移民。”她说。这就是瑞典和加拿大之间的根本区别。加拿大出于完全自私的原因接收移民，这也是加拿大的移民情况运转得比瑞典更好的原因所在。
但匈牙利之于匈牙利人，就如同日本之于日本人。该国90%的人口是匈牙利人，或马扎尔人。顺便说一句，匈牙利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它起源于乌拉尔语族而非印欧语族，跟其他欧洲语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匈牙利语有35种不同语格，14个元音，限定动词和不定动词形式，以及大量只有匈牙利人才能理解的习语。“计算机”（computer）一词，在匈牙利语里是“számítógép”。因此，就算匈牙利欢迎移民，但光是考虑语言因素，人们也可能要三思而后行。
但压力很快就表现出来。来自绝望之处的人，到得太多也太快了。许多难民是年轻人。他们能多快学会瑞典语呢？当地有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他们呢？无家可归者增加，失业、犯罪和怨恨也都冒了头。瑞典政府对新移民施加了限制，还给已经入境者钱，让他们离开。保守党派（这里的“保守”，是相对瑞典而言）的平台上出现了反移民群体。瑞典记者想知道，加拿大是怎样年复一年吸收如此多（数十万计）的难民，还成功整合他们的。
如果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独特语言、独特身体特征（想想看金发碧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特定社会规范、特定政府形式和共同宗教的国家，接纳了大量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规范，崇拜不同神祇的人，融合起来可能很困难。大多数文化会期望新来的人，哪怕外貌跟自己很不一样，也要尽量变得跟自己一样。但跟本国人完全一样是做不到的。所以新来者聚集在贫民区和特定的街区，从来无法真正获得归属感，也从未真正允许归属当地。更糟糕的是，随着新移民数量的增加，土生土长的人可能会加以民族主义的反击。哪怕在美国这样的定居者文化中，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拉美裔移民其实很好地融入了宏观的美国文化，但愤怒的排外主义者还觉得不够好，所以他们才选择了唐纳德·特朗普。正如我们之前的讨论，魁北克政府为保护魁北克语言和文化所做的努力，导致了紧张的局势和误解，哪怕它吸收了大量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法语区的穆斯林移民也并无太大的缓解作用。
瑞典深为本国接纳难民的传统感到自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丹麦籍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人的灭绝营，前往敞开怀抱的中立国瑞典。南斯拉夫的解体带来了10万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波斯尼亚人，向北进入了自己的新家。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内秩序的崩溃导致人们逃离家园，寻求安全庇护，瑞典又一次站了出来，在2015年移民危机达到顶峰时，接受了16万名寻求庇护的难民。对于一个只有95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此举非同小可。
尽管如此，这些紧张局面在魁北克省内外仍可控制。随着2016年叙利亚空运的展开，《纽约时报》感叹地写道，“普通的加拿大人，试图干预地球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书友俱乐部成员、冰球妈妈、扑克搭档和祖母，”他们中的不少人跟中东没有什么联系，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人，都带着怀疑或敌意对待难民”。
采访进展不利。一位瑞典记者正在研究加拿大移民政策，给一位加拿大记者打电话，想了解这一主题的背景资料。但两人似乎是在各说各话：来自渥太华的答案，斯德哥尔摩的采访者根本无法理解。最终，他们找到了问题所在：他们对“移民”这个词的含义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越少，吸收移民的工作开展得就越容易。文化越弱势，促进多元文化主义的任务就越轻松。自我意识越少，视对方为“他者”的意识就越淡。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行”：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宪章》十分强健，很多寻求先例的国家如今都以加拿大而非美国为模板。加拿大仍然是一个有着浓厚英国式民主和议会传统的国家，它有着法国式的自由、平等和四海一家的热望，以及来之不易的欧洲式宗教和社会宽容原则。每一个真正的加拿大人，都珍惜这些东西。
这里透露出一目了然的信息。只要一个国家，希望避免人口下降造成的经济效应（增长缓慢或完全不增长；税基减少，债务增加；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际怨念，年轻人总是比老年人少），就必须采用加拿大式的解决方案：接受每年达到相当于1%人口（或接近此一数值）的移民。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替代率的欧亚各国，都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变得更像加拿大，或是接受人口的减少。然而，这兴许是一个做不出来的抉择。
这正是人们来到加拿大、在这里找到许多同类人、快乐幸福地生活的原因。虽说新移民有时也无不遗憾地发现，自己的孩子并不乐意学习祖辈的语言。作为一个有着凝聚力、明确界定的民族国家，加拿大或许不值一提。但作为一个宽容、和平、多元文化和日益去民族化的国家，它运转得似乎相当不错。
这些移民是否陷入贫困，生活在犯罪率高企不下、连警察都不敢进入的社区阴森森的公寓楼里呢？显然不是。加拿大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高于本土出生的加拿大人。他们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里做出贡献，也蓬勃发展。多伦多市有260万人口（大多伦多地区有640万人口），一半的人出生在国外，一般而言每年发生的谋杀案不到60起，是全世界第8安全的城市。与大多数加拿大主要城市一样，多伦多是一个充满活力但又秩序井然的地方，各种肤色、说不同语言、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相同的办公楼工作，在同样的街区生活，一起交往，一起享受美食，彼此抱怨人满为患的地铁，享受全世界最多元化城市的生活。
[1] 此处原文为“nation”，一般情况下翻译为“国家”，但在这里的语境下，更多地偏向于“民族”的角度，故此译作“民族国家”。——译者注
在这个全世界最国际化的国家，这样的场景非常典型。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加拿大20%的人口并非出生在加拿大，而且这一比例逐年攀升。大多伦多地区（现在是北美洲第四大城市区）的半数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这个有着3520万人口的国家（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这个数字比5年前增加了5%）每年接纳30万移民。还有人希望将这一数字提高到45万人，到2100年，让加拿大的人口达到1亿。这相当于每年繁殖出该国第10大城市（确切地说，是安大略省西南部基奇纳-滑铁卢-剑桥三联城市群）的人口。但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按加拿大统计局的预测，2060年，加拿大的人口有望增长到约5000万。这非常了不起。21世纪，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将减少，而加拿大还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人口老龄化的世界里，加拿大的老龄化更缓慢，因为移民的平均年龄比一般人口年轻7岁。是的，加拿大人担心婴儿潮一代变老；是的，医疗保健永远承受着重压；是的，政客们激烈争论到底该提高退休年龄，还是增加公共养老金，又或双管齐下。但他们不如其他地方争论得那么激烈。而且，加拿大人一年又一年、10年又10年地接受了让大多数国家（包括南边的美国）民众感到惶恐的移民水平。（重复一遍：按当前加拿大接受移民的数量与其人口的比例，美国每年需要接受约300万合法移民，是现在规模的3倍。）
[2] 北美原住民与早期欧洲移民的混血儿，但被加拿大政府视为原住民对待。——译者注
访客在机场外排队等候出租车时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场热烈的阿拉伯语讨论——他曾在这种语言中短暂地成长过。因纽维克是一座拥有大约3500人的小镇，位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北极圈以北200公里处的马更些河三角洲。在这6月的一天，太阳不会落下；每年有30个见不到日出的黑暗冬日。人口构成大约是40%的因纽特人，40%的第一民族，20%的其他人——“其他人”里包括大约40名阿拉伯人，有几个还以开出租车为生。镇中心甚至有一座清真寺——世界上最靠北的清真寺，2010年靠驳船从南部运来的。在访客的耳朵听来，这是加拿大最多元化的瞬间了。
[3] 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东欧裔。——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