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许多社会，单身不婚对女性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在印度，却是一种激进行为。印度人口学家K·斯里尼瓦萨恩和K·S·詹姆斯解释说：“尽管政府、非政府组织和部分政党做出了种种努力，但要实现西方那种规模的性别平等，印度短期内是做不到的。社会重视的，大多是印度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妻子、媳妇、母亲。不属于这些角色的女性，如寡妇和单身女性，会遭遇歧视，很多时候还会承受财产损失。由于社会认为不在婚姻关系内的女性不完整，未婚成年女性、寡妇和离异女性，要蒙受强烈的社会羞辱。”
印度几乎人人都结婚，婚姻由新娘和新郎的家人安排。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还有普遍的宗族和种姓制度，强化了这种局面。“恋爱结婚”的确有，但很少见。如果一个女人想私奔，嫁给未经家人批准的人，说不定得赌上自己的性命。女性未经许可结婚，给家人带来了“耻辱”，很有可能变成所谓“荣誉谋杀”的受害者。2015年，印度当局将251起谋杀案列为荣誉谋杀案。还有其他许多起可能根本未得到报道。还是那句话，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地区更常见。
我们在印度的一位女同事快40岁了，她向我们讲述了打从自己决定维持单身状态之后，跟家人相处时所经历的磨难。她说，她是因为不愿意通过一场包办婚姻（她说，这叫作“印度式冒险运动”），将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交到一个陌生男人手里，所以才决定这么做。她渴望获得教育，找到好工作，赚取独立收入。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的父亲作为族长，仍然直接或通过社会压力间接地控制她人生的诸多决定。
但对许多印度女性来说，最艰难的人际关系，并不来自陌生人，而是来自丈夫、父亲、叔叔、兄弟、成年儿子甚至姐夫，或者其他男性表亲。男人几乎决定了女性家庭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就业、婚姻和家庭规划。一位女士告诉我们，男性的控制甚至扩展到女性家庭成员能否出行上。虽然印度各地多多少少都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但这一现象在农村比在城市更严重。
不足为奇，在社会和家庭压力下，印度女性大多10多岁或20岁出头就结婚了。新郎通常比新娘大5岁。原因之一是在印度文化中，新娘的家庭要向新郎支付一笔嫁妆（跟肯尼亚传统正相反）。为了在印度婚姻市场中锁定一笔丰厚的嫁妆，未来的新郎需要时间获得能让自己成为新娘家庭良好投资的教育和工作。受过大学教育、在政府工作的男性特别受欢迎。
街道上塞满了古老和现代的汽车、卡车、公共汽车、黄绿色自动人力车、摩托车和各种动物拖拉的平板车。一辆崭新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心不甘情不愿地跟一头拉着超载板车的驴子共用街道。如果你觉得纽约市的汽车喇叭声烦人，不妨来试试新德里环形交叉路口喧天的刺耳杂音。自动人力车（带有乘客包厢的三轮摩托车）无处不在，有一辆背后贴着印度语和英语的双语车贴，许诺说：“负责任的人力车尊重并保护女性。”关于本地女性的生活情况，这句话透露的言外之意不免太多。印度仍然是一个严重父权制的社会。这张贴纸很重要，因为好几位女性都告诉我们，“德里是印度的强奸之都。”出租车和人力车司机都存在此类问题，这就是德里运输部门为司机开办性别敏感学习班的原因。凡是想要获得自动人力车年度执照，都必须上一个小时的学习班。
既然印度男女普遍早婚，你大概会以为印度夫妇会生很多孩子。回望1950年，印度的生育率是5.9，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然而，今天，印度的官方生育率下降了60%，仅为2.4。虽然这仍然高于替代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当前的生育率，但小家庭模式如今在印度也扎了根。问题是：为什么呢？考虑到女性在印度初为人母的平均年龄仍然很低，仅为20岁；女性在社会关系中力量极小；2/3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印度女性生的孩子数量应该远比目前更多才对。原来，还有别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包括政府政策和文化习俗的变更。政府，特别是邦政府，数十年来一直在宣传小家庭（人们称为“圆满家庭”）。圆满家庭有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是男孩。按照政府的推广说辞，是这样：“我们俩，生两个。”（We Two,Our Two。）只要你们生完了两个，就够了。
反过来说，新德里则像是随机对照实验似的。一条街的这边是现代化的办公楼，那边就是杂草丛生的空地，一大群黑色的猪和猪崽在尘土里快乐地翻跟头。抗议和宗教庆典随处可见。猴子爬上屋顶，奶牛和山羊自由漫步。还有狗，数不清的流浪狗，躺在食品摊前，盘在人行道上，摊在办公楼大厅和大学广场。没有人想要去管管它们。在这个印度教社会，消灭流浪狗想都别想。
“我们俩，生两个”及其诸多变体，受官方对人口泛滥的担忧所激励。但印度政府始终热情地坚持这个政策。一些避孕措施是自愿的（如免费避孕套的分发，推行节育教育等），但印度还有着一段令人感到不安的历史：针对男女两性（但尤其是女性）的强制和半强制绝育手术。今天，印度仍有邦政府运营的绝育园，以金钱贿赂的方式，把大量农村妇女送去绝育。迄今为止，尽管人们大力宣传各种侵入性更小、更可逆的方法，对女性做绝育处置仍然是印度最普遍的节育方法。只有4%的印度女性服用避孕药，而6%的女性设法说服男性使用避孕套。正如K·S·詹姆斯对我们所说，典型的情况是，一名印度妇女生完第2个孩子之后，大约在25岁左右的年纪，就立刻会送去绝育。
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旅行，可能会让人大受震动。北京虽然有着高达2200万的人口，却井井有条。没错，空气质量有时确实不太好，但市中心的大多数地方，都兴建于21世纪。哪怕是在最贫穷的社区，政府也控制得当，犯罪率很低，冬天的严寒带来了集中供暖的需求，使得北京没有像巴西贫民窟那样水电不通的地方。
虽然现在印度各地政府推广的控制生育方法比绝育手术的侵害性更小，但许多妇女仍然偏爱手术。一方面，传闻里说，官僚努力完成配额，丈夫把妻子送去绝育，把现金奖励揣进自己的腰包（这笔钱是1400卢比，相当于20美元，考虑到印度的中位数年收入是616美元，这个数目也不算是小数），但另一方面，跟我们交谈过的印度女性都是自愿去做手术的。她们解释原因的时候，听起来跟巴西的姐妹们不无类似。
如果印度保持21世纪的快速增长步伐，那么，到2100年，世界人口有可能接近联合国预测的110亿。1950年，印度人口仅为3.76亿。50年后，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多，达到10亿。未来几年内，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预测，到2060年，印度次大陆上将挤下足足17亿人。接着，它会缓缓地轻微下降。这样的未来有多大可能成真？让我们来看一看。
斯里尼瓦斯普里是一座位于德里南部的大型城市贫民窟，邻近繁忙的高速公路和办公大楼。要说出那里居住了多少人很困难，因为德里人口的大部分都集中在非认证社区。住户主要是来自邻近农村地区的移民，每天都来来往往。这么说吧，按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人很多。像斯里尼瓦斯普里这样的社区是印度生育率变化的最前线。这些农村移民头一次发现，养孩子很贵，而且，跟在农场时不一样，孩子不再能充当家庭劳动力资源了。许多女性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教育、就业和现代技术。这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拉低了生育率的力量，在斯里尼瓦斯普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此类预测有可能成真吗？目前中国统计局认为生育率为1.2。但有分析师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有调查显示中国2016年的生育率为1.05。也有研究表明，生育率在近10年里一直接近这一水平，2035年前仍将保持或接近此一水平。据报道，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生育率均低于1.0，数百万人继续从生育率更高的农村流入城市。如果中国的家长效仿此途，截至21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就只剩5.6亿了。从人口的角度看，中国的规模并不比美国大太多。因此，对中国而言，这些全非利好消息。
贫民窟是一大堆临时建筑的丛林，大多用粗砖和再生建筑材料修建。这些单间小窝棚，巧妙地塞在一切能修起墙来的地方。唯一能界定其位置的特征，是遍布整个社区的破烂混凝土小道。大多数建筑物的正面是门帘，有敞开的，也有部分垂下来的。有门的建筑不多。窝棚里是单间，地上（有些是泥土地面，有些是混凝土地面）盖着大毯子。所有的生活都发生在这一个房间里：做饭、睡觉以及人们大都要做的一切事情。炒锅和平底锅以及其他厨房用品和杂物，要么堆放在地板上，要么挂在墙上。
然而，尽管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生育率很低，但联合国仍然预计它将从2020年的1.59增加到2050年的1.75，到2100年将增加为1.81。这样一来，到21世纪末，中国的人口有望保持在10亿左右。但鉴于所有证据都支持家庭将维持小规模，沃尔夫冈·鲁茨及其在维也纳的同事们的估计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考虑到中国女性教育进步带来的影响，他们预测，在21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的生育率将保持在1.4或1.5。如果是这样的话，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约7.54亿，比联合国的估计减少2.5亿，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可能会在21世纪减少近一半。
狭窄的走道里有随意摆放的梯子（有自制的，有组装的），它们通往修建在底层建筑房顶上的其他单元。所有地方都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大多数单元似乎都能使用某种形式的电力，但电线如蛇般随机地朝着各个方向游走，看似并不遵循任何安全规范。便道两侧是一模一样的均匀浅沟，宽约1英尺。它们是开放式下水道。至于厕所设施，我们一处都没看到。但靠着空气中弥漫的气味，我们大概知道：不管采用的是什么方法，恐怕都只能称为原始。
益普索对理想家庭规模的调查凸显了这一点。93%的中国受访者（近乎是压倒性的一致）表示理想的家庭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下的孩子就好。20%的人甚至说，一个甚至一个也没有很理想。而且，这种小家庭模式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即使中国女性离开了祖国，也会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在加拿大，中国女性的生育率是所有主要移民群体中最低的——比本土出生的加拿大女性原本就足够低的生育率还要低。
这是3月里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早晨，大概10点来钟，斯里尼瓦斯普里已经忙忙碌碌了。过道上到处都是人，老老少少。女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长长的黑发披着围巾，或紧紧地扎起来。男人们穿着西式服装——带标志的T恤、长裤或者短裤。至于鞋子，大家都穿凉鞋。入户之前所有人都要脱鞋。考虑到我们走过的路面状况，这似乎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另外，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一旦小家庭成为常态，它们就会一代一代地保持常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宣传小家庭的优点，这又促使女性拒绝生育过多的孩子。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所幼儿园，距贫民窟入口13分钟路程。当地的同事为我们组织了两轮焦点小组，对象都是生活在贫民窟的妇女。共有15名妇女同意参加。她们已婚或单身，年龄最大的是35岁，最小的17岁。有4人是穆斯林，其余的是印度教徒。对已婚和未婚女性，我们分别交谈。讨论用的是印地语，主持小组的同事为我们做翻译。
如今许多中国女性在努力争取追求事业的权利。这意味着女性会晚结婚，以适应自己的教育和职业抱负，这也会进一步地拉低生育率。
和住宅一样，这所微型单间幼儿园的泥土地面上盖着一张大垫子。墙上装饰着破旧的字母表海报，还有绘制着不同形状、颜色和动物的图表。有一张字母表海报写的是英语字母。我们脱掉鞋子进入房间。所有人都坐在垫子上。没有门或门帘可以关，只有一道上凸的水泥门槛要跨。房间敞开对着街面。
另外，中国部分地区的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其中一位加入我们的女性，用披肩遮挡着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这些女性都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珠宝，包括手镯、指环和脚环，鼻翼上也挂有首饰。有些还涂了指甲，手背上染着指甲花文身。这些女性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打理自己的外貌。
人口统计学家王峰（音译）用一个数字总结了中国的人口困境：1.6。第一，中国有1.6亿内部流动人群，在寻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为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第二，超过1.6亿的中国人年龄在60岁以上。第三，超过1.6亿的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王峰的结论是，人口下降和老龄化社会可能迫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发生一些变化。
但她们在谈话中很害羞，而我们讨论的是公共论坛上的敏感主题。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做了自我介绍，主持人便切入正题。“你们打算生多少个孩子。”她问。对于尚未组建家庭的人，或者只有一个孩子的人，答案大多是：“两个。”主持人问为什么，情况变得有趣起来。年轻些的姑娘们说，希望过跟自己的母亲不同的生活，她们认为母亲的生活简直是警世故事。她们希望少生孩子，因为她们渴望拥有良好教育，获得独立，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她们相信，有自己的独立收入来源，能在跟男性（包括丈夫）谈判时发挥作用。
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人口多不一定生育率就高，尤其如果平均年龄偏大的话。1960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只有21岁；今天是38岁；到2050年，将达到50岁。届时，中国将比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42岁）更接近日本（53岁）的中位数年龄。
生两个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要建立“圆满家庭”。看上去，“我们俩，生两个”的模式击中了目标人群的心。几位女性都告诉我们，她们不想只生一个孩子。这是因为印度的家庭责任（特别是对年长父母的照顾）相当沉重，对独生子女来说负担太大。但生两个以上的孩子，也是一笔无法承受的开支（尽管一位女性说，自己有5个孩子，还是能凑合着过）。引用一位与会者的话说：“考虑到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费用，似乎只负担得起两个孩子。”
此期间，由于经济发展和医疗保健的改善，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6岁，比2010年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8个月。这意味着，中国的老年依赖人口将在整个世纪内继续攀升，但人口中可以生育者的比例越来越小。到2040年，1/4的中国人将步入老年。
虽然女性想要圆满家庭，但她们很快提醒我们，这个她们做不了主。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们：“决定孩子数量的是丈夫，不是母亲。”“全看能不能生个男孩，”一位母亲解释说，“我已经生了3个女儿，除非我生了男孩，否则我还得继续生下去。”已婚组中有位妇女生了5个孩子，她说这全是因为一开始生了女孩的结果。
据估计，到2016年，计划生育政策已减少了4亿人口的出生。
有一个问题，妇女们不愿讨论，这就是节育。很明显，对她们来说，解决办法越是稳妥（如节育手术）越好——尤其是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因为男人们不愿使用避孕套，也不愿自己去做节育处置。另外，穆斯林妇女因为宗教原因，不能选择节育手术。
中国政府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曾迎来一个生育高峰，但20世纪50年代末，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中国人死亡。而后，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数量，同时提高人口素质，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虽然宝莱坞流行电影里对浪漫爱情做了种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渲染，这个房间里却几乎没人谈起，单身女性也并未提及渴望什么样的理想伴侣、举行童话般的婚礼一类的话。这些女性对丈夫的评价不怎么高。她们的男人不是养家糊口的稳妥之人，而且很难过日子。大多数人是短工，只在心情不错、花了太多钱赌博酗酒之后才去干活。在这些妇女的婚姻里，酗酒是一个反复被提起的大问题。
我们最近从深圳（这是一座有着1200万人口的城市，连接着中国香港地区和内地）前往北京，一路上为婴儿们的身影缺失大感震惊。在大多数机场，带孩子出行的父母都很常见。对安检线来说，婴儿车一直是种危险物品。（在电影《在云端》里，乔治·克鲁尼扮演的角色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能用不到20分钟就把婴儿车折起来的”。）但在深圳和北京，婴儿车罕见极了，我们在两座机场看到的婴儿车数量，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就这样还能剩下一两根指头。而且我们是到处都找遍了。
对在场的所有女性而言，婚姻和孩子是责任，而非热望。而且，哪怕她们想要成为妻子和母亲，同样也梦想着尽量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当这些年轻女性将自己对独立的热望传递给女儿，那么，对更大自主权的要求就有可能逐渐增多，并且，一代一代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发展下去。在德里的贫民窟，家庭规划涉及经济需求、与传统的冲突、宗教与父权制的力量，还有女性渴望控制自己生活的抱负。这只会带来更强的独立性和更少的孩子。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只有一个结局。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它曾经吸引了许多西方企业，把工厂和就业岗位转移到这里，以至于，有人批评说，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削弱了美国制造业。这种批评从前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今天却没那么站得住脚了。是的，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3，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仍超过任何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认为，当今真正的工资差距，不存在于中美之间，而在于两国高低工资收入者之间。再者，中国劳动力市场即将出现萎缩，因为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基本上放弃了生孩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现在的出生率非常低；其低生育率保持几十年了。由于中国人不接受移民，因此其人口必将下降，劳动力必将萎缩，正在一步步变成依赖型社会。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一份模模糊糊的证据悄悄浮出水面，暗示了这场斗争将怎样结束，女性们时不时地从长袍里摸出手机来瞥上一眼。就算是在德里的贫民窟，女性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获得运营商的流量套餐，接入网络。就算是在德里的贫民窟，她们也能在掌中获取人类知识的结晶。
房间本身是没有窗户的会议空间（世界各地的单调办公楼里都有类似的房间），配备有计算机、投影仪等物。坐着的人每人面前摆着一杯绿茶，笔记本旁边，还有削得溜尖的铅笔，并有专人为你解决会议进行中可能出现的琐碎问题。事后，一位中国同事对我们解释，也许有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意义不大，但对于从事工作的人来说，任何工作都不可懈怠。
印度的人口，会像联合国预测的那样，在2060年达到17亿的峰值吗？至少，沃尔夫冈·鲁茨和他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们基本同意。但在逗留德里期间，人口统计学家和主持当地研究的政府官员们反反复复地对我们说，他们怀疑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如果是这样，那么，印度的情况就比联合国和维也纳学派的预测早了10年。如果印度的生育率已经达到或低于2.1，那么，按照低位预测，它的人口就不太可能在2060年超过15亿，而且，还将在2100年跌落到12亿。
中国国家统计局位于北京一栋单调的灰色低层建筑里。大楼的内部设施很干净。我们走进去，一群穿着清洁工制服的年长女性，正拿着拖把从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地板上擦去看不见的污垢。大堂里，身着同款蓝色圆领短袖及膝连衣裙、头发全梳在脑后打成严肃发髻的女士，全神贯注地站着，就像是在检查飞行情况的空姐。等接待我们的主人到来（这是中国国家统计学家的一支代表团，希望和我们讨论社会研究的发展，并一起进行调研），我们顺着朴素的走廊朝下走，一些女士把我们引向合适的房间。
如果联合国的建模师是对的，中国和印度可以帮助世界接近110亿总人口的目标。但中国和印度发出的强烈信号表明，这些预测太高了，两国的人口很快就会达到增长的巅峰（比许多人预计得都要快），接着就跟全球的其余地区一样，进入人口流失状态。
联合国人口司预测，中国的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14亿人口的峰值，接着便开始下降，到2100年左右，下降为略高于10亿——按任何尺度来看，都算得上是人口的大幅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印度的人口到2060年将达到17亿，接着开始逐渐下降。我们相信，这些预测可能并不那么准确。原因请往下读。
当然，我们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并不这么想。我们不停地想起在德里贫民窟幼儿园里，那些时不时地从长袍下浏览智能手机的女性。
今天，中国和印度出生（或者没出生）的孩子，将塑造人类的未来。全球人口的1/3以上都生活在这两个国家。今年出生多少人，明年还有后年出生多少人，这些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如何，将成为世界未来人口的基准。人口建模师必须搞清中国和印度的情况。环境的命运，全球的经济，权力的兴衰，皆有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