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观点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巴西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极高。10%的巴西人拥有该国一半的财富，但至少有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巴西贫困人口的子女多于中产阶级。如果是这样，那么巴西的生育率怎么会这么低呢？这是最需要解开的谜团。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原本自信满满的传统假设遭到了颠覆。
结论：生育率越高，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越低，社会中的宗教信仰程度越高。研究还指出，“性别最为平等的国家，对男女同性恋也有着最为正面的整体态度”。宗教信仰不断削弱，带来了对LGBT公民更高的容忍度，对女性的更加平等以及下降的出生率。拉丁美洲的生育率正在下降，因为宗教热忱同样在走下坡路。
跟巴西的其他地方一样，圣保罗同样矛盾丛生。把持市中心天际线的闪闪发光的办公大楼和豪华公寓尽显富足。但在这里，中产和中上层阶级居住的街区，比大门紧闭的美式社区更为夸张：它们都是独立的城堡，由复杂的保安墙、铁门、带刺的铁丝网、中央闭路电视摄像头包围着。巴西的犯罪十分猖獗：2015年，当地的暴力死亡人数比内战中的叙利亚还要多。恐惧定义了街头景象，中产阶级用真正的高墙，把自己跟社会其余部分隔离开来。
根据皮尤的另一项研究，巴西（46%）、智利（46%）、墨西哥（49%）、阿根廷（52%）和乌拉圭（62%）的大多数人（或相当可观的少数人）支持同性伴侣有结婚的权利。（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同性婚姻已经合法。）猜猜怎么着？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也是该地区最低的。（智利为1.8，乌拉圭为2.0，阿根廷为2.4。）除墨西哥外，这些国家里的不信教人数也高于平均水平。对同性婚姻支持最少、不信教人数少的社会，同时也有着最高的生育率：巴拉圭（2.6）、洪都拉斯（2.7）和危地马拉（3.2）。
虽然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挣扎着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可还有更多的人，数百万的人，用巴西城市问题专家爱德华多·马克斯的话来说，挣扎着只为住在“岌岌可危的铺位上”，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贫民窟（favelas）。20世纪50年代，巴西迅速工业化带来了就业机会，巴西人开始从北部的农村地区迁徙到南部的城市地区，贫民窟就这么诞生了。
福音派基督徒和天主教一样激烈地反对堕胎，反对婚外性行为，反对女性的完全平等，但前者允许（尽管不一定赞同）节育。从历史上看，新教徒的生育率一直低于天主教徒的生育率（虽然这种区别在经济较发达的社会中消失了）。但除了从天主教向新教的转变，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该地区（或至少该地区的一部分）宗教信仰程度的转变。考察对同性婚姻（这是天主教和福音派新教官方都强烈谴责的事情）的态度，是衡量这种转变的一种方法。
贫民窟的居民是所谓的非法占地者（squatters），他们，或者他们之前来的人，占据了自己现在住的土地。一些土地原本有着私人业主，还有一些土地是公共土地，但巴西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容忍了这种现象。政府甚至为此提供了一些市政服务，如电力和道路，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获得政治支持。他们还接受了一些贫民窟的地址，作为国家认可的住所。在圣保罗，拥有住所地址非常重要。它确认了人的公民身份，赋予了他们身份证号码，使之有可能参与正规经济，获得巴西当地有限的政府服务。巴西政府遵循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的建议，在一些情况下，授予贫民窟居民（这部分人占城市人口的大约20%）以产权。然而，批评人士认为，这只会让获得产权的地皮变得高档化，开发商会把它们买下来，重新开发房产，逼得穷人搬到城市最边缘的地方去，让他们更难于上班，获得服务。
尽管40%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拉丁美洲，但近几十年来，这块土地一直在经历信仰危机。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有90%的人自认为是天主教徒；今天这个数字是69%。部分原因是，该地区福音派新教迅速发展，同一时期，从占人口的9%增长到19%；另一部分原因是，与任何教派无关的人（基本上也就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变多了，从4%增加到8%。
对贫民窟，巴西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那是危险之地。一位当地人介绍说，“当你在圣保罗开车时，必须看清导航仪，因为它有时会选择穿越贫民窟的路线。这有可能要了你的命。”随着毒品交易和犯罪团伙的增加，贫民窟变得愈发危险。就算是出于研究目的拜访贫民窟，也需要征得当地贩毒黑帮的许可。
城市化无疑在降低巴西生育率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还有一个因素，说不定也在生育率下降中发挥了作用：宗教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逐渐减弱。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生育率为3.1；在基督教社会中，生育率是2.7；印度教的每名妇女有2.4个孩子；佛教社会的生育率为1.6。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哪一种宗教，而是整体的宗教信仰，社会成员坚定信奉、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任何宗教都行。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均盛行基督教，但一般来说，欧洲人的宗教信仰比非洲人要弱，生育率也低得多。
维拉普鲁登特是圣保罗最古老的贫民窟，住着大约10万人口（虽说并无官方数据）。我们采访过的人形容它是个安全的贫民窟，因为在人们眼里它不“火爆”（活跃的毒品交易场面）。尽管如此，安排访问的同事们还是竭尽全力地介绍了恰如其分的守则：不要盯着人看，不要离开团队，要留意时间。人在移动（上下班）时，情况最危险。
我们知道，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因为儿童成为一种支出而非资产，妇女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巴西是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个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1950年就进入了亚洲和非洲直到2000年才实现的城市化水平。这种城市化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究其本质在于，葡萄牙的殖民者并不鼓励殖民和农业，而只是简单地把自己殖民地的财富运回母国。20世纪，巴西政府通过进口替代政策促进工业化（用高关税阻止竞争对手，鼓励本地工业蓬勃发展），这促使农村地区的工人搬到城市，进入工厂工作。
拜访当天，司机将我们放在离贫民窟还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我们自己步行进入。穿过分隔两个社区的墙，就像是穿过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传送门。虽然周围的社区很普通，但跟迎接我们的地方比起来，已经是新旧两重天。
在平衡事业与家庭方面，巴西中产阶级职业女性面临着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龄人相同的挑战。而且，由于巴西部分男性的陈腐态度，说不定还会令情况变得更加棘手。但这些年轻女性必然会比父母生的孩子要少。至少，对中产阶级而言，巴西的生育率将继续下降。但是，大多数巴西人没这些学生和教授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低。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如果巴西的生育率很低，必然是因为穷苦人的生育率就很低。然而，传统观点认为，较之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程度低的穷苦女性会生更多的孩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维拉普鲁登特里的住房比内罗毕贫民窟里的更牢固，也更为持久。但四处堆积的人造渣滓（垃圾、碎砖破瓦、凝固的沥青）都差不多，而且还散发着类似腐烂垃圾的酸味。暴雨过后，小路基本上变成了棕色的凝胶状泥浆，蜿蜒着穿过排得密密麻麻的窝棚迷宫，一些窝棚出售杂货、电池和零食。不过，大多数棚屋都是人们的家。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因为屋里发生着什么事，从外面差不多都看得见。
话题变得越来越私人，甚至还有些紧张。一位女士努力解释自己承受着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家长想要她结婚生孩子。其他人点头。一名学生轻声哭了起来。其他人安慰她，拥抱她。事后，巴贝利亚教授（在学生眼里，她热情且善解人意，也很关心这些姑娘的未来）解释说，她们正在追求高级学位，努力给自己接种观念上的疫苗，免受巴西仍然盛行的男权思想毒害。“巴西仍然是一个性别歧视严重的社会。”她说。这些女性希望，博士学位有助于自己参与公平竞争，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里。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成功。”国家削减教育资金，让人很难获得终身教职。就算她们努力把学位变成了稳当的事业，找到尊重并理解她们抱负的丈夫，也是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挑战。对巴贝利亚教授来说，这件事跟她个人也息息相关：“在我的整个事业生涯里，我一直在努力应付这一切。”她已婚，育有3个孩子。
终于，我们碰到了来自慈善机构“知识方舟”（Arca do Saber）派出的一支团队，它们为生活在贫民窟的青少年开设了一家收容中心。中心得到了法国和英国大使馆，以及几家私营公司和圣保罗市的支持，为之提供了一半的预算。“知识方舟”每天要救济大约120名贫民儿童。慈善机构主席伊芙琳和她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带我们参观了收容中心，以及他们眼里认为足够安全能逛逛看的部分地区。但我们不得与任何居民交谈，因为此举有可能会激起当地黑帮的愤怒。伊芙琳和弗雷德里克都是法国人。还有两名年轻姑娘和他们一起工作——她们是来自法国的大学毕业生，充满理想主义，想在这里有所作为。
跟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一样，这些学生努力调和着提升学业同时组建家庭的目标。如何完成博士学位，找到合适的生活伴侣？她们看不起约会软件，更乐意用传统方式寻找“对的人”——去见朋友的朋友，在社交或体育活动中被介绍给某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变得越来越难。“每个人都似乎已经有了伴儿。”“我们女性现在有了更高的标准。”“要是你跟我们一样忙，太难碰到合适的人了。”她们中有些人甚至在考虑冻卵以备将来之用。
“知识方舟”旨在帮助维拉普鲁登特的年轻人做出更好的生活选择，如接受教育、远离毒品和暴力以及避免青春期怀孕。社工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来到收容中心的孩子及家人。他们最担心的是男孩，尤其是聪明的男孩。女孩们留在学校比较容易，但男孩们会因为家庭压力而辍学寻找工作。聪明的男孩常常被贩毒团伙招募。
来自该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罗伦娜·巴贝利亚教授找来了十几名参加夏季研究生项目的学生。她们都是聪明、有动力、以职业为导向的年轻女性，年龄从20多岁到30多岁，英语流利，立志要充分发挥其知识和职业潜力。其中一名学生已婚，生有一个孩子。少数人有男朋友；大多数人都是单身，但希望结婚，也希望生一两个孩子——有一个人想生更多，但怀疑这跟自己的事业目标有冲突，尤其是考虑到在圣保罗养活一个家庭的负担很大。事实证明，关于孩子在她们生活中的位置，这些姑娘并没有去刻意忽视，反而是积极思考。我们原本计划的“问与答”环节，变成了跟团体治疗差不多的事。
少女怀孕也是维拉普鲁登特的一个问题。太多的小姑娘十五六岁就怀孕了。巴西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非常小，是22岁，这应该能带动生育率。但统计数据没能反映出来的是，整个巴西的女性，包括贫民窟的女性，会比父母一辈人选择更早停止生育。虽然跟较富裕国家的同龄人相比，巴西人的生育年龄早，但他们同样会比前几代人更早放弃生育。
圣保罗大学的建筑分布在巨大迷人但相当破败不堪的校园里。在哲学、语言和文学、人文科学和文学学院的教学场所中，尽管夏季炎热，但明显没有空调。据我们所知，资金削减令整所大学疏于管理，年久失修。我们在这里跟巴西的大学生们一起聊天：他们将成为整个社会里向上流动、受过教育、雄心壮志的专业人士（就跟韩国大学生、比利时晚宴上的人们、内罗毕的专业人士一样）。他们的经历和看法，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有什么不同吗？答案叫我们吃了一惊。
巴西的贫困女性做出这一选择，部分可能是源于移居城市后教育和识字率提高这一普遍现象。但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比如，巴西广受欢迎的电视肥皂剧（名叫“telenovelas”，意思是爱情肥皂剧）的影响。这些剧集的情节大多涉及小家庭、女性获得权利、猖獗的消费主义以及复杂的浪漫和家庭关系。爱情肥皂剧的主要制作商是“全球电视网”（Globo TV network），随着它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展，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能收看爱情肥皂剧的社区，按热门肥皂剧中的角色来给自己孩子起名的现象会激增，同时，生育率出现下降。政府扩大了巴西的电网，并提供电视等消费品，协助了这一过程。这样，生活在贫民窟的女性有了新的榜样，这些榜样展现了不同的生活，让她们既羡慕、又向往。巴西人口统计学家乔治·马丁说：“（肥皂剧里）呈现的家庭形象，大多是奉行平等主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小单位。此外，新的主题，比如婚外性行为、家庭不稳定、女性赋权和非传统的家庭安排，经常在屏幕上得到表现，故此，它成了人们日常接触的一部分。”对这些女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来说，生孩子不再是对家庭、教会和国家履行义务，而更多地成为一种个人成就。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带来的成就感最大。
然而，他们碰上了坏年头。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经济增长虽得到恢复，但经合组织仍对巴西的前景保持谨慎，部分原因是巴西不愿意开放其封闭的经济。巴西再次沦为了一个不断退步的“未来强国”。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既出于无意，又令人诧然。人们叫它“faˊbrica estaˊ fechada”，意思是“工厂关闭”或“关闭工厂”。巴西的婴儿剖宫产率非常高，它还有着极高的女性绝育率。两者互有关联。剖宫产的费用由公共卫生系统承担，而且，这一医疗程序，对主治医师来说比自然分娩更赚钱。而绝育，虽然并不由卫生系统直接覆盖，但通常靠着给主治医生塞一笔“特殊”费用来获得。乔治·马丁说，“常见的手法是让医生把患者归类到妊娠并发症风险高的类别里。接着，根据孕妇的高风险状况，医生安排她进行剖宫产，并让她私下支付顺便结扎输卵管的费用。在官方卫生系统里，医务人员的薪水大多很低。要解释巴西特别高的剖宫产率和绝育率，这种额外收入是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女性结扎输卵管的另一个动机是，在巴西，堕胎仍为非法。
南美洲最民主和最发达的国家智利，已经找到了前进的方向，阿根廷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恶劣政府之后，似乎也最终站稳了脚跟，巴西一度也似乎在努力摆脱贫困和腐败的陷阱。2001年，高盛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创造了“BRIC”这个说法，指代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4个新兴的发展中经济大国，他预计，到2041年，它们的经济实力将超过老牌发达经济体。2003~2011年，巴西由大受欢迎的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执政，他为巴西引入了2014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奥运会，同时还通过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渐进式改革。但随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恶化，不可避免的腐败丑闻出现，引发了政治危机，使得卢拉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遭到弹劾和解职。致命的一击是：2017年7月，卢拉本人被判犯有腐败和洗钱罪。他继续抗议，试图挽回清白，公平地说，他只是想在自己接手的体制内寻找道路，推进自己的进步议程。巴西人喜欢这样形容某些政客，“Rouba mas faz”，意思是，“虽然他也贪污腐败，但总算是个办事的人”。不止一位观察家指出，正是卢拉的努力，清理了最终令自己身陷牢笼的执法系统。有些人认为，新登场的千禧一代巴西人最终将结束古老的腐败方式。
通过结扎输卵管来“关闭工厂”（也可以指代其他任何形式的节育措施），还是一种中产阶级现象。城市人类学家特雷莎·卡尔代拉观察到：“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无数来自‘山茶花园’（圣保罗的中下层社区）的女性谈过，她们不想再拥有大家庭了。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因为，跟所有中产阶级女性一样，她们希望自己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包括找到比当女佣更好的工作。她们不希望因为生活必需品而被囚禁在牢笼里，许多人选择生两三个孩子后就节育。她们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她们已经了解到（在这方面，电视以及它所描绘的上层社会女性的行为与家庭模式，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控制性行为和节育，不光能让她们从自然的负担下获得解放，也能从父权社会下极大地解放出来。”在发达国家，女性选择晚婚，故此孩子较少。在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妇女别无选择，只能早婚，但她们通过绝育来限制家庭规模。
戴高乐曾这样嘲笑说：“巴西是一个未来的强国……并且将永远都是。”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拉丁美洲。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似乎总是即将摆脱压迫其人民的枷锁，但枷锁始终都在。失败的原因很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是野蛮的殖民者，他们拿走了黄金和糖，除了天主教之外，几乎不曾留下任何馈赠。任何曾感染奴隶制的社会都不容易愈合；巴西人仍然使用一个短语，叫“para Inglês ver”，意思是，“给英国人看的”，它指的是19世纪展示给禁止奴隶制英国人看的波将金港口（但在其他地方进行着活跃的奴隶贸易）。今天，任何旨在打动外人、同时隐藏严峻现实的事情，都是“给英国人看的”。基于种族和阶级的种姓制度引发了寡头政治，寡头们认为，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保护自己的生意。人们偶尔也会造反，但每一个民粹主义的强人上台，似乎都比前一任的军政府还要糟糕。伴随着对国家机构（包括警察和法庭）的（非常合理的）不信任，腐败丛生。
如我们所见，当地环境（从韩国的职业压力，到非洲的彩礼，再到巴西肥皂剧的流行）影响了女性对生孩子的决定，以及她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但几乎在所有地方，只要女性有选择，就会少生孩子。对小家庭的渴望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法国市场调研公司益普索（Ipsos）对26个国家的18519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问道：“一个家庭拥有多少孩子最为理想？”几乎所有国家的答案都接近两个。平均值为2.2，这也是巴西人的平均值。不管在什么样的人口群体（按性别划分，按年龄划分，或者按收入、教育水平来划分），答案都一样。这表明，不仅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年轻人口接受了这一规范，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把它视为新标准。
这不仅仅是巴西的问题。西半球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回顾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生育率为5.9。今天仅为2.1，刚好达到替代率。这一地区的38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生育率相当或低于替代率。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分别有2.05亿和1.25亿的人口。如今，墨西哥也在步巴西的后尘，生育率为2.3，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如果拉丁美洲的生育率稳定在2.1，那会很好：该地区的人口将处在漫长的完美阶段，实现缓慢并可预测的增长。可惜不是这样。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14个国家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到现在已经相当于少了半个婴儿。这可不是渐进的平稳下降。这是崩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2.2的总体平均值，照理说足够维持世界人口的总体规模，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在21世纪末达到联合国估计的112亿人口。尤其是，小家庭准则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占据强势地位（这一主题，我们将再做深入探讨）。不管怎么说，出于普遍和地区性的原因，巴西的人口无法维持了。这种转变的速度相当惊人。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用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让出生率从第一阶段（每个家庭生五六个孩子）进入了第五阶段（低于替代率）。巴西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国家，在两代人中就完成了同样的转变，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确立的标准，遏制了人类的增长。
为了解开一个谜，我们来到圣保罗。那个谜是一个数字：1.8，巴西的生育率。贫穷、混乱、受腐败政府和自毁政策的折磨，这个人口数量排名全球第5的国家，本应是一口人口增长的高压锅。但它居然不是。巴西从20世纪60年代每名妇女生育6个孩子的典型发展中世界水平，生育率一路走低，到千禧年前后达到替代率，并进一步下降到今天的低于替代率。联合国预测巴西的生育率将在21世纪内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但这似乎很奇怪。如果迄今为止生育率都在快速下跌，那么，像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认为的那样，说它将保持平稳并回涨，就有违情理了。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巴西女性这么快地不再多生孩子了呢？将来巴西的人口，是会增长还是下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