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终，由于第二代人的生育率仍将低于替代率，人口状况的现实最终会水落石出。人口会逐渐下降，正如在西班牙或保加利亚等地区，已经在下降了。整个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为0.2%，它的人口也很快会出现下降。
但到了2010年，英国当年出生的男婴的预期寿命为79岁，而且，除非出现意外，否则这一平均值预计会继续提高，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英国难以负担其养老金制度。活到90岁就像今天活到80岁一样普遍。所有这些老年人，生命中有1/5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在享受生活，这也有助于支撑人口数量。
不过比利时还能喘息一阵。从今天（1120万）到2060年（1140万），比利时的人口预计将保持稳定，甚至可能出现小幅增长。这是有原因的。事情可以追溯到1964年西奥多尔·勒费弗尔（Theo Lefevre）和哈桑二世（Hassan II）达成的协议。
你兴许很好奇：既然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1以下，为什么社会仍未进入人口下降阶段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欧洲的婴儿潮结束后，这些孩子仍然还在，他们最终进入了生育年龄，虽然他们的子女数量少于长期维持人口所需的数量，但在短期内，仍有足够的孩子可维持人口增长。其次，虽然出生率下降了，但人均寿命也在增加。新的治疗方法、外科手术、烟草使用限制、新的健康预防措施以及寒冬腊月里来自摩洛哥的新鲜水果，这些都对延长人均寿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1960年，英国出生的男性预期寿命为68岁，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很典型，也是战后精心设计的养老金体系将退休年龄设定为65岁的原因。你工作到65岁，打上几年高尔夫，接着就辞别人世。
由于法语区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之间的苦涩分歧，出任比利时的总理，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工作之一。在比利时的大部分历史中，瓦隆区拥有煤矿和各种支柱产业，发展得更加繁荣，这让弗拉芒人感到受了打压，抬不起头来。但近年来，风水轮流转——在一个全身满是跳蚤的国家，这无非是另一处鼓起来的疙瘩罢了。选举后建立联合政府要花上几个月，而且联合起来的政府说不定还很不稳定。所以，当西奥多尔·勒费弗尔1961年上台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有一件任务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比利时当时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工人太少，脏乱臭甚至偶尔还很危险的工作没人干，而这些工作，又是支撑比利时工业的动力。怎么办呢？
生育率的下降与有组织宗教的衰落，两者的相关性在欧洲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督教的两个派系——天主教和新教，都在各自的国家影响着公共政策。两者都谴责婚外性行为，劝阻避孕，这带来了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夫妻角色为主的大家庭。但战争结束后，由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教会尊重的下降以及一连串的天主教性虐丑闻等原因，使得教会的势力（以及它遏制避孕的力量）有所削弱。20世纪60年代，在比利时，周日参加弥撒几乎是普遍行为，可在今天，布鲁塞尔大约只有1.5%的人参加弥撒。一位记者指出，比利时的天主教政府“恐怕会沦为古代教会的遗产机构”。欧洲今天的结婚率是1965年的一半。111“事实婚姻”（在比利时，法语和荷兰语地区称之为“同居关系”）日益成为常态。
摩洛哥的哈桑二世也有自己要操心的问题。继位3年后，摩洛哥对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主张激怒了邻国，而本国北部的部落又发动了叛乱。哈桑二世需要外援和西方政府的支持。但安全和财富与出口密切相关，摩洛哥除了自己的人口外几乎没有东西可供出口。好在人口正是比利时所需要的。1964年，比利时和摩洛哥签署了一项协议，将数万名摩洛哥人（主要是麻烦的里夫山地部落人）送到比利时作为外来劳工。其他欧洲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引入土耳其人、阿尔及利亚人以及其他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人。按理说，外来劳工的逗留只是暂时性的，可惜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愿。引入的外来劳工生了孩子，而孩子一出生就成为比利时公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趋势呢？答案很简单：这股“新”趋势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新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半世纪以来，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城市化、公共卫生的改善、富裕程度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妇女自主权的提升，令每一代妇女生育的婴儿越来越少。避孕药的出现，节育措施的便于获得，适当的性教育，都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婴儿潮只是昙花一现。一旦它消失，出生率降低的趋势就会恢复，直至变成今天的自然状态：出生率低于替代率。
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到比利时的瓦隆区，传统工业开始走下坡路，面对来自从前叫作“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发达国家数百万最边缘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在比利时，这类没了工作的工人里，有许多都是摩洛哥人。他们寻找新的就业途径，却碰上了比利时传奇的官僚机构；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却发现学校走向衰败，因为莫伦贝克等社区陷入贫困，教师们纷纷逃离。许多比利时人担心，隔离的贫困摩洛哥下层阶级正在脱离比利时社会，顽固地拒绝整合。加拿大记者和城市理论家道格·桑德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些移民并没有退回到返祖的摩洛哥式生活中；他们只是在得不到周围城市的帮助下努力求生，哪怕这意味着灰色市场经济和犯罪。”他写道。最终，比利时政府采取了改善措施，提供更好的培训和教育机会。一些令人鼓舞的整合迹象出现，阿拉伯裔比利时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府办公室和教室里。布鲁塞尔已成为全世界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但对许多人来说，隔离依然存在。比利时这个小国有着数百万人口，它拥有迷人的村庄、风光如画的农田和绵延起伏的山丘，它不是一棵随意生长的树，而是若干隔离社群的集合。
但一时的风尚，终究只能维持一时。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出生率已经回落到替代率，接着继续下降，降到2.1的替代率以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到每个母亲生育1.3~1.8个孩子，芬兰是1.8，斯洛文尼亚目前为1.6。爱尔兰，是最后一批完全现代化的西欧国家之一，天主教会在那儿持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它的生育率稳定在2.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生育率徘徊在1.2~1.4，法国是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是2.0，丹麦是1.7。
参加我们晚宴的年轻弗拉芒艺术家和专业人士，没有任何穆斯林朋友。（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瓦隆区朋友。）他们意识到，比利时人必须更好地将这些非常不同的全新人口融入比利时社会。“我们愿意更好地了解他们。我们都必须学会更多地相互理解。”朱迪斯说。但这很难。
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部分欧洲国家的人就开始多生孩子，或许是因为大萧条开始得到缓解，养活孩子在经济上更可行了。战争打乱了事情的节奏，但战争结束后，对孩子的需求一下子被释放出来，随即带来了婴儿潮。这种现象在整个西方都很普遍，以丹麦为例，1930年，丹麦年龄在22~24岁的女性，有29%已婚，1960年，这一数字为54%，年轻夫妇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年纪轻轻就结婚成为一时风尚：战后的复苏意味着年轻人此刻已足够富裕，结得起婚生得起孩子（当时的人仍然认为同居不够体面）。“在此期间，结婚率上升是一种非常关键而普遍的趋势……它横跨了那个时间段，横跨了几代人，也横跨了欧洲诸国。”年纪轻轻就结婚，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来生孩子，所以生孩子也成了一时风尚。到1960年，丹麦的生育率已升至2.5。此外，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能够轻松负担得起这种时尚。
出生率低于替代率的先进社会，可以依靠移民来维持人口，或至少减少人口数的下降。但移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问题：隔离，拒绝，种族冲突，紧张局势升级。虽然引入移民可以弥补出生率的下降，但移民（包括穆斯林移民）迅速跟本国生育率接轨。新来人口只需要一代人，就适应了21世纪城市生活的基本现实：孩子少，值得珍惜。
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许多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足够的新生儿来维持人口规模。我们还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新生儿的数量有所下降，随着“二战”与大萧条的结束，发达国家迎来了“婴儿潮”。有趣的是，这场繁荣的前奏实际上出现在战争之前，甚至持续到战争期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稳步下降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生育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见底并开始复苏。193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生育率是1.7，比利时跌到1.9的最低点，此后，这一趋势逐渐反转。“二战”后的西德地区，1933年的生育率下降到1.6，远低于替代率。但随后，德国人又一次制造起了孩子，法国的生育率也开始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法国和比利时都处于德国占领或控制之下，但两国的生育率似乎有所增加，造成了粮食和煤炭等供应的日益稀缺。瑞典和瑞士等中立国，婴儿潮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全面开始。
随着社会的苍老，欧洲注定会变得越来越白发苍苍，移民填补了因生育率下跌而减少的对工人的需求缺口。这种压力已经非常明显：2015年和2016年，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以及伊斯兰国的崛起，超过100万中东难民涌入欧洲，一度欢迎他们的各国政府关闭了边境，还竖起了栅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难民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爱琴海或地中海到达欧洲，而不是简单地穿过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国境线？原因之一是保加利亚边防卫队早就严阵以待，竖好了栅栏，加强巡逻，据说对难民还很残酷。东欧国家本可以将涌入的移民妥加利用，但他们比西欧诸国更不愿意接纳难民。“保加利亚不需要没受过教育的难民。”副总理瓦列里·西梅诺夫告诉BBC。即使是熟练移民也不受欢迎。“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甚至日常习惯也不同……感谢上帝，到目前为止，保加利亚对欧洲移民潮是戒备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800年前后，生育率达到了6，接着就开始了不间断的稳定下降，到1940年，其生育率达到了2.1的替代率，或多或少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步。法国有些奇怪，它的生育率在18世纪末就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酝酿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世俗化或许与此有关。无论是什么原因，很早就切入了生育率降低的模式，将对该国的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隔壁生育率更高的德国拥有比法国更多的人口，并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为了防止战败重演，法国寻求盟友提供人力来填补他们日益减少的人口。反过来，德国人也开始寻找盟友，从而演化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屠杀。生育率降低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
保加利亚人口已经从1989年的近900万，缩减到今天的700多万。由于出生率低（1.5），几乎完全没有移民，外加保加利亚人逐渐迁移到欧洲其他地区，到2050年，它的人口有可能会再降低30%。保加利亚人需要新人。但他们不乐意。他们宁肯消失，也不愿跟陌生人共同生活。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进步，带来了启蒙运动期间的科学进步，带来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令数百万人离开农庄进入工厂化的城镇。我们已经看到，城市化是降低生育率唯一的重要因素，它把孩子从资产（有了更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力）变成了负债（更多张嗷嗷待哺的嘴巴）。我们也看到，城市化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她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主，并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亲戚和宗教权威的影响也在下降。既然工业革命是从欧洲诞生的，而欧洲又成为全球世俗化最为彻底的社会，再加上欧洲女性在社会地位上享有的平等待遇要超过世界上许多地方（虽然也有可能像本章开篇所说的布鲁塞尔，男人们边抽烟边看着女人们清洗餐具），那么，欧洲成为人口下降的急先锋便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这么多欧洲国家，哪怕明知道本国人口正在减少，或者即将减少，仍然不愿意接受移民呢？为什么有些移民群体难以融入呢？这些问题引发了一股黑暗的争论漩涡：歇斯底里而近乎种族主义者的作者，如布鲁斯·巴尔（Bruce Bawer，著有《当欧洲沉睡：激进伊斯兰教怎样从内部摧毁西方》）和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有《熄灯：伊斯兰教、自由言论和西方的暮光》）警告说，伊斯兰将从文化和政治上接管欧洲，用伊斯兰教法和新的哈里发王权取代西方的宪政民主。事实上，到2050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不会超过整个欧洲人口的1/10——创造不出“欧拉伯”或者“伦敦斯坦”。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穆斯林人口数量还会比这个数字低得多，因为来源国的生育率也在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的生育率接近其所住（欧洲）国家大多数人口的生育率。”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欧洲穆斯林的生育率将降至2.0，低于替代率，比非穆斯林人口生育率1.6仅高不到半个孩子。然而，2016年6月23日，反移民（来自非洲、中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情绪令52%的英国人投票选择脱离欧盟，对移民的恐惧引发了从法国到波兰右翼政党的崛起。但是，群众受到高调恐怖袭击的惊吓，要求关闭边境，让社区更安全，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所有意识形态、各种肤色的欧洲人都在挣扎着寻找出路以解决这个悖论：欧洲需要移民，可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中又满满都是怨气。
在中国的宝船舰队探测印度洋的岁月里，伊比利亚半岛是一口盛满冲突和创新的坩埚。公元8世纪，伊比利亚被穆斯林征服，到了中世纪时期，又逐渐重新被基督徒征服，因此，这里是基督教和穆斯林技术混合共融的地方，两者的结合带来了快帆船（caravel），这种坚固的船装备有三角形风帆，能逆风航行。事实证明，快帆船的设计非常精良，可以离开地中海的庇护，驶入大西洋的狂风暴雨。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赞助了沿着非洲西海岸的探险航行，同时还建立了一所致力于提升航海和地图制作技术的学院。到1460年恩里克去世的时候，葡萄牙探险家已经横冲直撞地游弋在现今的塞拉利昂海域。1480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绕过了好望角，证明了大西洋和印度洋互连互通。（他把它命名为“风暴角”，但当时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给它起了如今这个更鼓舞人心的名字，以图吉利。）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打通了亚欧贸易的通道。此时，西班牙人加入了竞赛，于1492年派遣哥伦布向西远航。不久之后，葡萄牙人的势力有所削弱，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新世界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土。但关键就在这里：快帆船技术是可转移的，总有一位国王注定要利用它。黑暗时代之后的欧洲人一般不会丢失或浪费已经掌握的知识。
当然，解答非欧洲移民难题的一个答案是，生育更多的欧洲人，提高自然出生率，让人口增长，并逐渐变得年轻化。增加儿童抚养费，扩大日托，以法律形式保障育儿假——当然还可以给予一些激励措施，说服欧洲夫妇生二胎或者三胎。事实上，部分政府已经尝试过，但所得结果，充其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
不统一反而对欧洲来说是一大幸事，不统一的欧洲促进了多样性，而多样性是发明创造的真正母亲。没有皇帝能下令焚烧国境之外的著作。就算你想驱逐犹太人，他们也总能找到另一个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分裂意味着，异教徒总有地方可以逃。这位国王或那位教皇可以禁止这本书解释那个定理，但总有人会把这些东西走私运送到不受法令影响的地方，然后开动印刷机。蒙古人、土耳其人或是哈布斯堡的不断威胁，相当于给欧洲人设定了一笔奖励，鼓励他们开发更好的帆、更有力的弓、更好用的火枪。国家之间的竞争鼓励了经济竞争，因为任何开明的君主都知道，在有限的空间中彼此争斗，不仅要花费巨资，而且常常可能得不偿失。于是这些分裂的王国在一块封闭的大陆上互相争夺空间的同时，也在彼此竞争寻找更多的财富来源，这令它们愿意为探索和开拓花钱。
20世纪20年代初，日后成为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尚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读，却已有些恃才傲物了。实际上，一位教授甚至警告他要对长辈更加尊重，“因为决定你晋升之途的将是我们。”“好的，”默达尔回答说，“但您的讣告可是我们来写。”一天晚上，这位铁路工人的儿子在一家农舍小憩，他此时正在骑自行车旅行，他在这里碰到了农夫的女儿阿尔瓦，而这成了20世纪一桩最伟大婚姻的缘起（听起来像是个蹩脚笑话）。两人将分别获得诺贝尔奖：贡纳尔于1974年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同获经济学奖；而阿尔瓦，将在1982年与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分享和平奖。在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引用了贡纳尔论述美国种族不平等的里程碑作品《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纽约时报》说它“可以说是自托克维尔以来……关于美国最重要的一本书”，该案件废除了美国学校内的种族隔离制度。阿尔瓦领导了全球核裁军运动。他们也是一对生活精彩、相互扶持、偶尔也吵吵闹闹的夫妻，两人的婚姻持续了60年。“人们没有意识到，生活中的巨大幸福是，和所爱之人一起慢慢变老。”贡纳尔曾说。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人曾征服整个欧洲。如果你能穿越河流，中欧的平原倒是足够无遮无挡，但接下来，你要翻过隔开了意大利半岛的阿尔卑斯山脉，以及隔开伊比利亚的比利牛斯山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都有海洋的保护。罗马人差一点就征服整个大陆了——在英国，他们一直打到以哈德良长城为标志的英格兰-苏格兰边界，但他们在条顿森林中碰到了对手，退回了莱茵河。公元800年前后，查理曼大帝短暂地统一过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但这一胜利为时甚短。19世纪，拿破仑的征服更加短暂，至于希特勒，只是昙花一现。最庞大的欧洲帝国是英国，在巅峰时期，英帝国曾控制着全世界1/4的人口。但英国人建立帝国靠的是海洋，而不是陆地。
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都为瑞典惨淡的生育率问题担忧。生育率从1900年的4.0暴跌至1935年的1.7。和每个西方国家一样，当时瑞典正在大萧条中挣扎。贡纳尔夫妇担心，除了其他不利的直接后果，大萧条还会抑制出生率，危及瑞典的人口稳定。此前，为大家庭辩护的“多生育政策”由政治和宗教势力把持，天主教会还鼓吹要反对避孕和堕胎。贡纳尔夫妇从左翼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认为只有当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成为完全平等的伴侣（这是阿尔瓦热心的环节），人口水平才能维持下去（这是贡纳尔着迷的地方）。
但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其日常运转，而这又需要一套强有力的官僚机构。但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易引发腐败。七下西洋之后，永乐皇帝的继任者命令宝船舰队留在港口。朝廷里持孤立主义的儒家大臣认为，北边有蒙古人威胁边界，制造和维护这些船只太过昂贵，这一方的意见打败了持更为国际化立场的宦官派系。当时就连只制造一艘双桅帆船也是犯了斩首死罪。船只就这么放坏了，与之相关的技术也就逐渐失传了。
1934年，他们发表了《人口问题中的危机》（The Crisis in the Population Question），使瑞典与人口政策相关的政府机构受到震撼。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根深蒂固的团结传统，令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掌权，政府大规模举债，以庞大的开支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根据贡纳尔夫妇书中的建议，斯德哥尔摩政府实施了改革，为孕妇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并提供慷慨的家庭补贴。由于妇女怀孕或是为人之母而将之解雇，从此成为违法行为。瑞典女性越来越习惯于“事业与家庭相结合”的概念。一番努力之后，出生率提高，经济得到改善。是瑞典的社会政策带来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了出生率提升呢？几十年来，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困扰着经济学家，但迄今仍未得出共识。我们只能说，这三件事一起发生了。瑞典的出生率逐渐上升至2.5左右。
中国有多先进呢？1405年，也就是哥伦布扬帆驶出西班牙巴罗斯港之前近一个世纪，明朝的永乐皇帝派出了一支巨大的宝船舰队，7次出海，到达了远至现代非洲肯尼亚的海岸。舰队主要由九桅帆船组成，长度可达150米，比哥伦布的旗舰圣玛丽亚号大5倍多，周围还簇拥着数十艘支援舰。15世纪初，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
但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上市，10年后，按需堕胎合法化。瑞典的男士们很高兴妻子去工作，也同样乐于仍由妻子打理家务，这让女士们压力倍增，分外不满。20世纪70年代，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瑞典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但跟欧洲及北美的其他政府不同，瑞典政府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持高生育率。政府扩大了日托，发起了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运动。到1989年，产假已经延长到一整年，期间仍可领取90%的收入，生育率又回升到2.1。
中国的统一时间大致有4000多年。它的平原和河流，向征服和沟通挥舞着双手。分裂时期伴随着混乱，带来了一股促进统一、稳定政府的强大文化推动力。统一大多数时候是一件幸事。众所周知，许多伟大的西方“发明”（火药、纸张和指南针）实际上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但这些项目代价极高，到了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和银行业泡沫破裂，瑞典经济陷入混乱，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随着政府挣扎着应对衰退，孕产妇支持项目（当然还有其他的一切）遭到削减。不管是因为福利举措的缩水，还是因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瑞典的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到20世纪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欧洲有这么多国家的人口正在减少，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植根于地理，正是它，令欧洲大陆无法统一，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洋帆船战胜了中式帆船。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推出了新的项目来提高出生率。如今的育儿假延长至480天，在假期中的大部分时段可保持80%的收入。夫妻双方都必须（是的，必须！）休两个月的假，要不然就会丧失部分福利。除了慷慨的基本家庭津贴福利外，每多生一个孩子，还可以获得额外数目的津贴；多生孩子，每名孩子享受到的津贴总额也随之提升。在斯德哥尔摩，父母推着婴儿车，可免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孩子生病，家长需要待在家里陪同，大多数雇主都提供带薪休假。今天，瑞典的生育率是1.9，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但仍不足以让人口维持长期稳定。瑞典越来越多地依靠移民来巩固人口——不过，本国公民对新移民的抵制情绪越来越浓。
对坐在布鲁塞尔这张餐桌边的人来说，人口下降听上去像是个好消息。“会有更多的空间。”“更多就业机会。”“房子更便宜。”“一切都更便宜。”但他们并没有仔细想清楚，年轻人减少，意味着等到他们迈入老年，负担他们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成本的纳税人减少，生孩子的夫妇减少，意味着购房者减少，故此房价下跌，人们的积蓄被稀释，处在购买高峰期（从学校毕业到中年）的人数少，意味着购买汽车、冰箱、沙发和牛仔裤的人变少了，于是经济发展放缓。想到这些，餐桌周围的人们陷入沉默。
瑞典的例子似乎为希望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提供了两点基本的经验教训。旨在鼓励父母生孩子的大范围支持项目的确会产生影响。它们可以把指针往上拉，但拉动幅度并不太多。而且，这些项目极为昂贵，在经济低迷时期难以维持。一旦出现经济低迷，家长就不乐意生孩子了。担心遭遇可怕的未来，说不定也是日本出生率持续低迷的幕后推手之一。经济不确定性是一种强有力的节育形式。
这些夫妇很典型。比利时的生育率为1.8，远远低于替代率。而且，比利时这个情况也算不上什么特例。实际上，它的生育率还比欧盟1.6的平均水平要高呢。英国的生育率同为1.8，其他很多国家的生育率则低于平均值，如希腊（1.3）、意大利（1.4）、罗马尼亚（1.3）和斯洛伐克（1.4）。这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在减少了。希腊的人口从2011年就开始下降。意大利2015年出生的婴儿比它自1861年正式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少。同年，波兰因为生源不足，不得不关闭了200家学校。葡萄牙到2060年人口可能要减半。联合国估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国家的人口总数减少了6%，也即1800万人。这相当于整个荷兰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
俄罗斯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柏林墙倒塌时，俄罗斯的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下2.2个健康的孩子。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的走低，出生率急剧下降，90年代末就降到了1.2。再加上酗酒导致的预期寿命缩短，俄罗斯总人口开始下降，从1993年的1.48亿减少到2009年的1.42亿。但弗拉基米尔·普京成功扭转了这一趋势。反酗酒项目取得了成效，该国的经济在石油和天然气的推动下实现反弹，人口也依靠移民回升至1.44亿，生育率提高到1.7。
显然，这张桌子上的人们，平均生育率低于每名女性2.1个孩子的替代率。为了实现人类的自我繁衍，这6对夫妇应该生下13个孩子。但到此刻，他们还只有3个孩子，生育率低于0.5。即使未来会有更多的婴儿，这张餐桌上的人们似乎也不大可能在未来的30年，生出足够的孩子坐满另一张桌子。
兴许，你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都暗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味。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创造的条件，让女性做出少生孩子的选择。但过上一段时间，经济衰退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经济好转，人们也随之爱上生孩子。好年景导致婴儿减少，坏年景令婴儿更少。
问起来的时候，在座的大多数年轻男女对自己的祖姥姥祖姥爷一辈的亲戚都不太认识，不过一般都认同那一代的亲戚很多。丹妮尔回忆说，自己的祖父母辈有15个兄弟姐妹。至于父母一代人，三四个兄弟姐妹似乎是常态。他们自己一般有一两个兄弟姐妹，“他们营造的是些小家庭。”来自法国的阿德里安对自己父母一代的人评论说。桌子上的6对夫妇里，一对有两个孩子，一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其余的没有孩子。如果这些夫妇想生孩子，他们应该现在就生。但孩子在此刻并非优先事项。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父母告诉我们，‘别要孩子，花费太贵了’。”“因为我们都要工作。”“因为想要自由。”“因为房子很贵，没有多余的地方给孩子成长。”“如果你想要孩子，得有钱才行。”“我们工作很辛苦，根本没时间陪伴孩子。”请注意，不生孩子既有积极的原因也有消极的原因，两者存在分歧：夫妇不生孩子既是因为养育孩子需要不菲的花费，夫妇俩都要工作，无暇照顾孩子，也是因为他们觉得，生不生孩子是他们的自由。
在那天的晚宴之前，朱迪斯和纳撒尼尔，还有他们的朋友们，并没有想过这个话题。他们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忙于寻找一套体面的公寓，操心着找工作，接着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尽情享受美好的二人世界。是的，双方的亲密关系足够稳固；我们一起住吧。我们结婚好吗？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该要个孩子吗？好吧，也是时候了。我们再生一个？不，现在我们的年纪都太大了。
如果你假设，在北美人眼里，所有的欧洲城市中心都充满魅力（因为北美的城市大多没有保留历史核心区，缺乏良好的城市规划），那么，斯哈尔贝克市当然充满魅力，它的街道上只有三四层高的砖房，其历史大多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房子并不算大，但窗户很大，光线充足。商店很小，大多是本地人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只有当你仔细观察，你才会发现，许多砖房都需要重新油漆，有一些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修整。但是对于与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物的修缮相关的问题，布鲁塞尔的规章和法规又多又复杂，房东们只好随它去了。这处市镇是多民族混居，有血统古老的欧洲民族，也有土耳其和摩洛哥血统的居民。距离斯哈尔贝克不远的是莫伦贝克，该市少数族裔占多数，有很多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者就曾住在这里。2016年3月，恐怖分子在布鲁塞尔的机场和地铁安放炸弹，造成32人死亡，警方逮捕了藏匿在斯哈尔贝克的一名参与者，那里离朱迪斯和纳撒尼尔与朋友们吃饭的地方只隔着一个街区。
而整个欧洲，就这样走向了衰落。
朱迪斯和纳撒尼尔住在斯哈尔贝克，是布鲁塞尔19个自治市镇之一。要是论哪个国家的政府比地球上其他地方更多，比利时一定能拿下头筹。1830年，一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看完歌剧发起了骚乱，这个小国就此从荷兰分裂出来。它由弗拉芒和瓦隆两个大区构成，共1130万人，佛兰德斯人说弗拉芒语，是荷兰语的一种，瓦隆的居民则说法语。在东部和布鲁塞尔的中间，还有一块说德语的飞地，只有在这里，才通行弗拉芒语和法语双语，不过人人都知道，英语是非官方的官方语言。比利时人非常依赖地方自治原则——故此才有了布鲁塞尔的19个市镇。
[1] common law relationship，是在英美习惯法体系下认可的一种非婚同居关系，双方未进行结婚登记，此外也并无配偶，习惯法体系下认可双方的财产等相应权利。——译者注
参加晚宴的有15人，围在一张长长的木头桌子旁边，这张桌子，占据了朱迪斯和纳撒尼尔公寓的大部分空间。6对夫妇都二三十岁，自认为非常开明。此外还有两个孩子——罗曼6岁，蒂尔达4个月。大多数男性是学生或艺术家，女性工作并负担房租。晚餐后，男人们到阳台上吸烟，而女人们负责收拾。（好吧，似乎也没那么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