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口齿伶俐，雄心勃勃，机灵干练，专注于成绩、毕业以及毕业后的工作。结婚？没想过太多。“我爸爸劝我别结婚，因为单身生活更自由，靠自己生活更自在，”智惠解释说，“而且，找到合适的人真的很难。我爸说，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个人，就别结婚。”至于孩子么，“如果我结了婚，我只想生一个孩子。”秀妍说。其他人也认同。也许不生，也许一个，绝不超过一个。“韩国职业妇女面临着太多其他的不利因素了，”秀真解释说，“那就是韩国的玻璃天花板。边抚养孩子边追求自己的事业太难了。”
刘秀妍（音译），23岁，学习经济学；朴智惠（音译），24岁，专业是国际关系；23岁的沈秀真（音译）专攻国际商务。这3个姑娘都是韩国顶尖的首尔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午餐时，我们一边吃着日式盒饭，一边聊着工作、男朋友，还有未来。和在布鲁塞尔的同龄人一样，她们有很多阿姨和叔叔，她们的父母，总共有21名兄弟姐妹，但她们自己，每人只有一个兄弟或姐妹。
韩国的千禧一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的父母是爆炸性经济发展这一代际奇迹现象的一部分。但韩国没能来得及为退休工人制订适当的养老金计划。于是，韩国有着所有发达国家最高的老年人贫困率：45%。为了缓解困境，韩国政府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以便老年职工能够继续工作。但由于韩国同时还高度重视资历，这些高龄职工堵塞了整个系统，令年轻工人无法晋升。这导致了韩国作家凯尔西·庄（Kelsey Chong）笔下的“放弃一代”（Give-Up Generation）不断升级的一系列牺牲。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亚洲四小虎令全球相当大部分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状态，这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但是，这种爆炸式发展需要付出代价，因为社会的演进速度不如经济发展快。固有的价值观冲撞着全新的现实，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破坏了政府精心构思的计划。而且，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现象，情况都往往如此，年轻人对此感触最多。
首先，他们不得不放弃约会、婚姻和分娩：“三抛”。“如果一位女性结婚怀孕，大多数雇主都会让她走人，”智惠解释道，“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大部分职场女性会尽量避免怀孕。”更糟糕的是，韩国雇主对年轻的新雇员只采用合同雇用制，这样可以避免承担终身职工的成本，但也会使得年轻人愈发难于在房价本就高企的首尔买下公寓。没有固定的就业，无法安家，把“三抛”变成了“五抛”：放弃约会、结婚、分娩、可靠的工作和房屋所有权。如果你再加上那些为了再多拿一个文凭而待在大学里牺牲了收入、晚上还会再选修一门课以谋求竞争优势的学生们，“五抛”又变成了“七抛”。
日本和韩国的例子，在亚太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相继重演。这5个地方，都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顶得上一个世纪的经济现代化。而这5个地方，现在全都成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有人估计，在香港，实际生育率已降至1以下。正在发展但尚未完全步入发达阶段的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也紧随其后，泰国：1.4，越南：1.8，马来西亚：2.0。亚太地区大国的生育率低于替代率，或许是全球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今天的这一切令人畏惧，那么，等韩国的婴儿潮一代大部分达到退休年龄，政府被迫提高医疗保健支出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医疗保健的支出，靠的是本来就麻烦重重的千禧一代的税收。凯尔西·庄形容他们的困境是“N抛一代——N是指数增长的变量，没有上限”。
最终的代价也是最无形的代价。日本从未在计算机领域的竞争中占据过丝毫优势，哪怕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其国力最为强大的时期。学界为此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甚至包括一些接近种族主义的说法，认为日本文化无法创新。但有一点事实相当扎眼。数字革命（晶体管、硅芯片、个人电脑、互联网、网上购物、云计算）的动力，基本上是来自硅谷、西雅图或者哈佛大学等精英的发明家及企业家。如果你读过他们的传记，从开发集成电路和硅芯片的杰克·基尔比、罗伯特·诺伊斯等人，到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再到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等等，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实现自己所在领域的突破时，都很年轻。日本再也没有太多年轻人了。如果你所在的社会渐渐衰老，它就很难创新了。
车教授没有送女儿去上补习班——许多韩国家长都会聘请私人教师，以便孩子有更大机会升入好大学。这些私人教师收费很高——这是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利于生孩子的另一个因素，但车教授认为自己的女儿升入韩国230所公私立大学之一应该没有问题。40年前，他刚上学的时候，韩国有100万跟他同龄的孩子。而等到车教授的小女儿上学的时候，韩国的学龄儿童只有43万了。“许多大学都会关门，要不就重组。”他预测。大学不会再拒绝学生的就读申请，还会求着年轻人来注册。
30年来，日本的经济基本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老龄化的人口消费越来越少，导致越来越少的需求，银行因为担心需求只会继续下降（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放出的创业贷款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吉野直行和法哈德·塔基扎德-赫塞里所说，“人口老龄化和工作人口减少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最大原因之一”。
但肯定这是一个优势。如果车教授的女儿能够选择学校，那么，随着数百万韩国婴儿潮一代退休，她毕业时不也就能选择工作了吗？既是也不是。“等她上大学时，她的生活会比现在容易得多，她读完大学以后，也很容易找到工作。”车教授认同说，“表面上看，人口少，世道会变好。但也不尽然。未来的工作不会是固定工作，更多的是临时工。她的生活水平会很低。”
回想一下随身听：虽说它是为了满足一位中年歌剧爱好者的需求而设计的，但在这款设备在2010年最终退役之前所卖出的两亿台的大部分购买者，跟今天在智能手机上听流媒体音乐的是同样一拨人——年轻人。年轻人消费。数十年来，他们购买了数十亿张黑胶唱片、磁带、CD，不计其数的iPod、智能手机，订阅了跟Spotify或iTunes等类似的大量服务。年轻人要购买自己的第一台洗衣机、冰箱、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以及第一套沙发。他们为宝宝购买婴儿车，为办公室聚会购买礼服小黑裙。他们买房子，接着还要买一套更大的房子。20~40岁的工人，不光生产了大部分的财富，为经济提供动力，他们也消耗了大部分的财富。
虽然已经冲进了领先阵营，刘秀妍、朴智惠、沈秀真的就业和住房前景仍不确定。雇主们将不愿意为她们提供终生工作保障，她们的生活水平将受到影响，因为抚养老年人的税收将吃掉她们越来越多的薪水。也难怪她们并不急于结婚生子。
但另一个因素在发挥作用。除了经济不景气和不断增长的债务（日本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0%，是全世界负债最重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对经济造成了拖累。因为日本的退休年龄只有60岁，而且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历，所以，企业不能保留那些想要继续工作的老龄资深员工。于是，日本工作年龄的人口稳步缩小，带来另一项日本纪录：在发达国家中，年龄抚养比率最高。这是处于工作年龄的生产性人口与退休人员及儿童等（非生产性）人口的比率。日本的这一比率是64，美国是52，中国是39。这意味着，跟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在日本，为老年（医疗保健）和儿童（教育）所需的社会项目提供资金的职工人数较少。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
韩国女性推迟婚姻和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韩国男性。虽然千禧一代的男士们坚持认为自己比父母一辈更开明，更乐于分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但统计数据另有一番说法。确实，日本男性2011年所承担的家务活（每天96分钟）是1996年的3倍（27分钟）。但这仍远远小于日本女性在家务上平均所花的时间（3小时），也远低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男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是一个以经济发达国家/地区为主要会员的俱乐部）的一项研究表明，较之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日本男性投入照料孩子的时间最少，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比除韩国（韩国的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每天不到1小时）之外的其他各成员国都少。家庭责任，加上基于资历的薪酬制度（不利于离开工作去生孩子的女性），让日本和韩国妇女越来越难于同时兼顾工作和养育孩子。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韩两国的儿童保育政策（确切地说，这两国根本就缺乏儿童保育政策）也将置女性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在另一个方面，2010年对日本也有着划时代的影响。在这一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增长促成了这一转变，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日本本身。中国经济超过日本的那一年，同时也是日本股市崩盘20周年，它带来了“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紧随其后的是第2个失去的10年（21世纪最初十年），再接着就是现在即将结束的第3个失去的10年——“失落的一代”。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是，1989年12月，日本央行加息，资产泡沫破裂，股市崩盘，银行倒闭。侥幸苟活下来的银行拒绝放贷，急于保护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政府的回应是向基础设施注入数十亿资金，以期能够启动经济。然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有可能扼制了私人资本市场，进一步恶化了事态。
背后的原因在于文化。韩国人认为，婚姻不仅仅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这种观念曾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近几十年才逐渐在欧洲和北美消失。“跟我们同龄的小伙子都知道应该帮助女性，”智惠说，“但我不知道现实中有没有这回事。而且，男方的家人肯定不乐意男人做女人的工作。在韩国，婚姻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是家族之间的事。所以，我们很在乎对方父母的想法，尤其是婆婆。婆媳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左右，到21世纪末，将进一步缩水到8300万，不到2010年最高峰的2/3。政府的官方政策是想办法把人口维持在1亿以上。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做。随着年轻人陆续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寻找工作和希望，“一些村庄人口太少，当地人只好用人体模型来进行装饰，以求有些人气”。
既然没福利，工资政策又惩罚休产假的妇女，还有让男人少承担家务活的社会规范，你大概会以为，日本和韩国女性就会待在家里生孩子。但她们并没有这么做。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于非亚洲的发达国家，但低得并不多，日本为49%，韩国为50%，相比之下，美国为56%，德国为55%。虽然得不到来自国家、雇主或丈夫的支持，许多亚洲女性仍然决定工作（大概也是因为需要钱），并且推迟生育，直到几乎要错过最佳生育期。日本女性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0岁，美国是26岁。
想想看：今天还在世的日本人中，1/4以上是老年人，这让日本成为全球最“苍老”的社会。40岁以上的女性比30岁的女性多，而30岁的女性又比20岁的女性多，这就是人口下降无法逆转的原因。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它几乎不可能停下来；因为每一年育龄女性的人数都比前一年更少。更无法逆转的是伴随着低生育率而来的心态变化；人口统计学家将这种心态称为“低生育陷阱”。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代人（或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于1.5，那么，这一比率就会成为新常态，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常态。牛津大学的萨拉·哈珀形容说，“就业模式发生变化，托儿所和学校减少，社会从家庭/孩子转向个人主义，儿童成了个人成就和福祉的一部分”。对一对日本（或者韩国、德国、加拿大）夫妇来说，生孩子不再是对家庭和宗族、对社会、对上帝的义务。生孩子成了这对夫妇表达自我、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它远远比他们起居室的mid-century modern装修风格更重要，比他们在哥斯达黎加丛林中度过的两周假期更重要，比丈夫刚找到的平面设计新工作（尽管它令人惊喜，但也相当不稳定，薪水也不高）更重要，然而，它仍不折不扣是这一连续统一的生活方式中的一环。听上去是不是像你认识的某个人？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是怎样转化的呢？根据韩国统计机构的数据，2015年，该国的结婚率降到了自197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每1000人中只有5.9人结婚。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首次达到30岁，韩国人口中20岁到30岁出头女性的比例首次下降了。至于非婚生子，别想得那么远，在韩国社会，私生子仍然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耻辱感。
这种低水平生育率对一个重要的发达国家来说并不少见。但日本与典型的欧洲或北美国家不同。日本人是非常纯正的“日本人”。日本是一个“血统主义”国家（jus sanguinis state）：也就是说，公民身份是由血统赋予的，更确切地说，父母必须是日本国民，生出的孩子才是该国公民。如果一对丹麦夫妇在加拿大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将同时拥有加拿大和丹麦公民身份，但如果同一对夫妇在日本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只能是丹麦人。理论上，外国人可以获得日本公民身份，但文书工作令人望而生畏，而且还必须用“片假名”（日本的书写系统之一）完成。检查员将造访你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如果获批，你必须放弃之前国家的公民身份。2015年，日本仅向9469名申请人颁发了公民身份，这个数字较5年前有大幅下降，2010年这一数字为13072人。2010年恰好也是日本人口达到峰值的年份，为128 057 352。5年后，这个数字跌到127 110 000。仅仅5年时间，日本就失去了近百万人口，而它认可的新公民身份反倒更少了。一个国家要是生育率低，又执行反移民政策，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说到今天日本的人口统计情况时，人们经常使用“灾难性”来描述。
我们已经说过，全球的城市化趋势赋予了女性权利，导致生育率下降，这是事实。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在旅行中，我们发现许多影响生育的地方因素。亚洲四小虎就有一个特点，依旧有些重男轻女。社会欢迎女性接受教育，欢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社会同时也期待女性照顾家庭。一旦生了孩子，她们就该牺牲自己的事业来抚养孩子。因而这些地区的女性越来越少生孩子，但谁又能因此怪罪她们呢？
如果你想了解人口下降对社会的影响，只要看看日本就够了。1950年，随着该国努力重建遭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的经济，日本女性平均有望生育3个孩子。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制造”成为廉价和劣质的代名词（想想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日本妈妈们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1975年，日本制造越来越多地成为“质优价廉”的同义词（想想丰田的“卡罗拉”），这个国家全面步入发达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生率跌落到替代率以下，2005年触底到了1.3，而后回升到1.4，并保持至今。
还有另一种应对人口下降的办法：移民。但韩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并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为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请让我们来看看困扰当今世界的难民问题。
索尼工程师取消了磁带录音机的扬声器和录音功能，又精心设计了一套轻巧的耳机，采用了一套高效的坚固驱动器，靠一对5号电池就能运行。1979年7月，索尼稍作宣传，就推出了“随身听”——因为他们觉得市场对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没有需求，想着每月能卖上5000台就够了，但销售量很快就跃升到一个月50000台，磁带播放机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掀起了一股追求更廉价、音质更佳的便携式音乐系统的浪潮——CD播放机、iPod和智能手机，今天你能随身揣在口袋里的音乐库，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随身听代表了日本人创意和营销智慧的巅峰。但从那以后，它几乎一直在走下坡路。
2015年的难民危机，让欢迎难民的国家和排斥难民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已经讨论过欧洲人怎样努力适应绝望的新来者。但亚洲国家是如何回应的呢？简单的答案是，它们根本不回应，他们绝不回应。这些亚洲国家发自内心地不愿意接受难民，日本每千人难民为0.02，韩国在0.03左右。没有人指望那些富裕的亚洲国家接受难民。难民们也不想去那里。问题和距离无关，加拿大跟战争热点区域同样隔着一个大洋，但每千人接受了4名难民。
企业高管井深大感到颇为沮丧。这位索尼公司的联合董事长喜欢在频繁的出差路上听歌剧，但公司的旗舰产品便携式录音机TC-D5仍然太过笨重。他要求厂里的工程师们设计一款真正便携的东西供自己私人使用。最终设计出来的样品令井深大大感震惊，他把机器带到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面前，说：“你不觉得走路时都能听立体声录音机会是个好主意吗？”随身听就这么出现了。
研究为什么发达的亚洲诸国如此重视民族的同一性，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并不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东亚国家就是高度重视民族的同一性。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极少授予外国人公民身份的国家？韩国也几乎不接受任何移民或难民。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认为，自己是同种同质的，并将这种民族的同一性视为一种值得奖励和保护的东西。在日本，“‘日本人论’的中心原则（一种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流行文体）是，日本人是‘单一民族’，他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同一的国家。尽管‘日本人论’在学术领域已经彻底失去信誉，但它仍然深深植根于大众话语中。”韩国人有时还会为自己的排外心理感到尴尬。2011年，韩国军队改变了效忠的誓词，用“公民”取代了“民族”一词。尽管如此，大韩民国基本上仍然对外国人关着大门。
韩国即将为经济奇迹付出代价。但承受这一命运的，不光只有韩国。
韩国有4种外国人：大约200万的中国裔朝鲜族，有权返回故国；无法找到老婆的韩国男性（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有时会从越南或其他地方弄一个来；从事“肮脏、危险、地位低下”工作（这些工作，韩国人自己不愿做）的外籍劳工；在韩国大学学习的外国学生。（我们还应该提到来韩国教一两年英语的外国人，每年大概有24000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朝鲜族中国人移民韩国的人数减少了。城市化减少了找外国老婆的农村男性的数量。外国临时工几乎无法获得长期岗位，更不可能获得公民身份。此外，学习韩语很难，外国学生毕业后很少留在韩国。通常，人们认为语言问题是东亚国家不利于移民的一个原因：一位日本外交官曾经解释说，日语很难学，就算你学会了，在日本以外也毫无用武之地。但这只是颗烟幕弹。韩国人相信，只有韩国人才是韩国人。就这么简单。
但亚洲政府对数百万的年轻工人并不欢迎，反而感到担心。各国政府都接受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长鸣的警告，加强了性教育和生育控制——这些本身都是很好的事情，只是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担心人口爆炸，韩国军政府发起了一场积极而成功的社会运动，以降低出生率。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生育率跟替代率相差无几。但到了今天，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韩国的出生率降低到了荒唐的水平：1.2。高生活水平将韩国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到了82岁，属全世界最高之列。老龄化指数是60岁以上的人口与15岁以下人口的对比值。韩国的老龄化指数已经达到了89%。到2040年，这一指数将达到289%，也就说，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对应着3名老人。这就是车教授陷入悲观的原因。
亚洲各国政府知道自己碰到了多大的麻烦。除非它们能够逆转本国的婴儿数量下降，否则，这些国家的人口将在未来数十年逐渐消亡。由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府政策降低了出生率，或许，今天的政府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出生率。新加坡别具创意：它有着全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1.2），再不拿出创意来是不行的。政府成立了“社会发展部”，还创办了政府支持的约会机构（“速配！莎莎舞工作室！”），2012年，政府宣布8月12日的国庆节晚上是“国庆夜”，鼓励夫妇为国生育。宣传视频里的配套歌曲唱到：“我知道你想要，社会发展部也想要……出生率不会自己往上飞。”
朝鲜战争后，韩国的医疗保健状况得到改善，再加上6.0的出生率（这对当时的农村贫困社会来说很典型），带来了该国的婴儿潮，1950~1985年，该国的人口翻了一倍，从2000万增加到4000万。事实证明，这庞大的年轻人队伍成为亚洲的“人口红利”：大量热心的年轻工人涌入生产廉价晶体管收音机及同类产品的工厂，推动了国家经济的第一波增长。一些评论家坚持认为，大量年轻人口是亚洲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经济飙升的唯一原因，但这其实只是个基本条件：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同样有着人口红利，却被挥霍殆尽。
韩国采用的是更为传统的政策。夫妇接受生育治疗、丈夫陪同休产假都可以获得政府补助，有3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子女可优先进入公立托儿所。2010年，在每个月第3个星期三的晚上7:30，政府会关掉建筑物的灯，好让工人早回家（按韩国的工作狂标准，晚上7点30分算是“早下班”），“帮助员工专心生儿育女、抚养孩子”。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无济于事；2015年的出生人数还是比前一年减少了5%。
1961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开启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军人执政时期的生活可能不太愉快，但要是政体不算太腐败，也能注入改造社会所需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福利。韩国的军事统治者实施了一连串的五年经济增长计划，修建成排成排（真的多到难以计数……）的混凝土公寓大楼，代替朝鲜战争后在首尔激增的东倒西歪的贫民窟。紧随其后的是办公大楼，数百米宽的大街（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永无止境的交通堵塞），基本上消除了狭窄而拥挤的小街小巷——但它们并未彻底消失，仍然藏在玻璃摩天大楼的后面，首尔的工人们会挤到这些地方吃午餐。韩国经济模式以财阀（也就是国家支持的工业集团）的发展为重点，现代、三星、起亚和LG由此成为在世界各地都家喻户晓的名字。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赤贫中飞速发展，到1988年，甚至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向现代世界展示了自己。今天，韩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15位。
但韩国人认为自己有一项独特的人口优势：朝鲜。人们热切地希望，总有一天，朝鲜半岛将重新统一，人口立刻可增加2500万。而朝鲜的出生率是2.0，大致跟替代率相当，远高于韩国。但是，无论统一能带来什么样的人口红利，整合都将带来压倒性的挑战。
这并不是要贬低亚太地区集体复兴的奇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抓住了推进经济发展的机遇。这些地方的民众付出了艰辛的工作，实现现代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让数千万人口摆脱了贫困。它们每个地方的发展都称得上是经济奇迹。在此，让我们着重看一看韩国的奇迹。
亚洲的部分国家靠着人口红利向前迈进，让人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安全，但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医疗保健和养老需求增加，抚养比率将走向相反的方向，年轻一代挣扎着让父母和自己收支相抵，人口红利将成为负担。未来30年里，韩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按照目前的趋势，最后一个韩国人将在公元2750年左右死亡。
但当时的韩国有美军驻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部分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来说，有“美国佬”常驻并不是件坏事。美国的帮助奠定了德国经济奇迹的基础，也为日本提供了民主宪政和经济快速复苏的基础。美军的援助帮助韩国实现了战后的复兴与现代化。
当然，这不会发生。车教授说，导致韩国人排斥外国人的种族纽带已经在渐渐变弱。“我女儿在课堂上对外国人很友好。”他说。尽管如此，他仍然态度悲观。他认为，韩国人并不甘心忍受即将到来的人口降低的时代。“一切都在发展。没人料到社会将越变越小。”
首尔现存的古旧建筑不多有一个原因。在500多年的朝鲜王朝时代（1392—1897年），它是“隐士王国”，采取严格的孤立政策，只与中国打交道。1910年，所有这一切以日本的入侵和占领告终。日本侵略者夷平了古代宫殿，但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城市样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取代了日本人，造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局面。在朝鲜战争期间，首尔几乎遭到彻底摧毁，中朝联军和联合国军队在此4次拉锯，反复地进攻重占。这场毁灭性的战争让南部付出了120万人的生命代价（北部还有100万人），韩国成为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100美元，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人从丘陵乡村涌向首尔，把这座城市变成了巨大的棚户区。
但它会的。新加坡的国庆夜以失败告终。
从表面上看，这简直不合情理。首尔固然算不上全球最可爱的城市，却无疑是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当然，这要看你怎么定义首尔的城界）。从首尔建筑中看韩国故事，亦不乏传奇色彩。
[1] 不包含高宗李熙称帝到日韩合并的所谓“大韩帝国”时代（1897—1910年）。——译者注
“我怕是没有了，”这位首尔国立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回答说，“韩国的未来毫无鼓舞人心之处。”这么想的并不只有车永泰一个人。第二天，在首尔的另一边（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一场北美和韩国知识分子的聚会上，一位韩国最资深的政治家，私下发表了他对韩国政治和社会风貌调查的一些看法。他说：“似乎没人感到乐观。”
[2] mid-century modern风格，又被称为MCM风格，指的是20世纪中叶大批室内设计师所创新形成的一种家居风格。与北欧风格相近，是当代主流的家居设计风格。——译者注
车永泰停了下来，撑起手指，身子向后一靠，接着摇了摇头。
[3] glass ceiling，天花板效应，特指妇女等在职务升迁上遇到的无形障碍。——译者注
“韩国的未来就没有什么理由让车永泰抱以期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