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联合国是怎么说的呢？表面上，它看起来非常严峻：2017年，联合国认为全球人口为76亿。到2030年，它还将再增加10亿，总人口达到86亿。再过20年，也即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98亿，多多少少可以算100亿了。随着我们的后代迈入新世纪，2100年，整个地球的人口将达到112亿，此时，我们的人数将逐渐稳定，并最终开始下降。
但他们中最重要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是一家机构，而且是一家备受尊敬的机构。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与联合国本身同样古老，自1946年以来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目标是开发能够准确预测全球人口增长的统计模型。为此机构效劳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统计学家都擅长其本行。1958年，该司预测到200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62.8亿。事实上，到了2000年，数字只稍微低一点，是60.6亿，少了两亿人——这个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的人口统计学家对非洲和中国的数据十分匮乏。因此，该司对21世纪将如何发展所做的预测，大多数人都会严肃以待，尤其是，此时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已经提高，建模也更为成熟和复杂。
但这只是联合国提出的一种假设情况。这种“中位预测”（medium variant，是的，这就是它的名字），是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认为最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一种情况，因为它过去曾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以对各国生育率在21世纪剩余时间怎样发展的最佳猜测为基础。但同样是这些人口统计学家，也承认自己的预测有可能会跑偏。如果21世纪的全球生育率比中位预测高出0.5，也就是说，女性平均生育的婴儿比预期多半个，那么，灾难就会降临。在这种高位预测情形下，全球人口在2100年将达到近170亿，并且还将继续强劲增长，短期内不会达到稳定状态。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养活所有这些人？我们要怎样才能应对它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安居乐业？就算是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保持最乐观的预测，肯定也无法满足170亿人口的需求。马尔萨斯及其接班人，最终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再近些时候，我们有《粮食战争》（Stuffed and Starved: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作者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授拉杰·帕特尔（Raj Patel）；还有《饥饿的非难：21世纪的粮食、正义和金钱》（The Reproach of Hunger:Food,Justice,and Mone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是女权主义先驱苏珊·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David Rieff）。2015年，农学家兼记者乔尔·伯恩（Joel Bourne）所著的《丰裕的终结》（The End of Plenty），应该是这其中最好的一本。伯恩完全承认，农业创新证明从前的末日预言家们都错了。但这一次，他坚持说，事情有所不同。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反映出地球生产能力已达最大限度。森林和海洋正在枯竭，成千上万的物种已经灭绝，集约化耕作破坏了土壤和水，所有这些活动都助长了全球变暖的趋势，而全球变暖本身，会淹没农田、破坏作物、减少产量。“如果我们继续按这样的速度走下去，总有一天，下一个灭亡的物种就要轮到我们自己了。”伯恩警告说。
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叫作低位预测。在这种假设中，女性生产的婴儿比预期少半个。不仅发达国家，连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这样的话，地球的人口将在2050年左右的某个时间点达到85亿，接着迅速开始下降。有多迅速呢——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将减少到70亿左右。全球人口不会增长，反而会缩水。
显然，这一切并未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周期性地更新，提醒我们人类必定走向灭亡之路。2014年，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事态的发展一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预测，2008~2009年的金融衰退就是未来的预兆。“《增长的极限》是正确的：新的研究显示我们即将崩溃，”文章标题发出警告，而作者们的结论是，“说服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富裕精英制定不同的路线，说不定为时已晚。所以，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恐怕是时候好好考虑了：怎样在进入不确定的未来的过程中，保护好自己。”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没了几十亿人口的压力，地球的肺部呼吸起来肯定更轻松；饥荒和贫困肯定会减少，要养活的嘴巴更少，要提供住房的家庭也更少。你是对的，但只是部分正确。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会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研究人口持续下降的后果。真正的问题是，哪种假设有可能发生呢？到2100年，人口将达到170亿并继续迅速增长，还是达到110亿并趋于稳定，又或者是仅为70亿并开始下降？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很好。就算你不是个聪明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也猜得出拥有170亿人口的世界大概会是个动荡不安的不幸地方。哪怕只有110亿也难以管理。但70亿呢？现在，我们要跟这个数字消磨一段时间。
埃利希和他之前的马尔萨斯预测失败，并没有打消那些一代代坚持末日已至的人的念头。下一本宣扬末日论的轰动作品是《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1972年由罗马俱乐部发表，当时这家新成立的智库旨在将不同的趋势整合到一起，展开全面的全球性分析。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计算机模型，分析家得出结论：“如果当前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枯竭的增长趋势继续，那么，这颗星球上的增长极限将在未来100年内的某个时间点到达。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产能出现相当突然的不可控衰落。”人口的马尔萨斯式增长和资源开采，将导致21世纪10年代人均产出下降，20年代出现死亡率急剧上升，全球人口在2030左右下降，同时，我们所知的文明整体崩溃。作者呼吁立即大幅限制人口和资本增长，以防止这种崩溃。作者警告说，“对解决这些问题无所作为，就等同于对之纵容支持。日复一日的持续性指数增长，会让世界体系更接近这种增长的最终极限。置之不理的决定，就是增加崩溃风险的决定。”
联合国的中位预测，在过去得到了事实的肯定。照常识想来，这一假设将再次证明其正确性。但这一次，我们认为常识会出错。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不光只有我们。
埃利希并不改口。“人们未能理解，生态学家眼里的时间，跟普通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2015年，他在一部以他的书为关注点的纪录片里说。他承认，他对案例有所夸大，但这只是因为他试图“办成点事情”。人口增长仍然处在灾难性的失控状态，清算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我不认为自己在《人口炸弹》中说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世界末日预言，”他坚持说，“我今天要说的话会更骇人听闻。每名妇女想生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在我看来就跟‘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垃圾扔到邻居的后院，想扔多少扔多少’完全一个样。”
我们在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一间一尘不染的明亮白色办公室里，见到了在该大学执教的沃尔夫冈·鲁茨（Wolfgang Lutz）。鲁茨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略微谢顶，留着一蓬几近老套的山羊胡，是个经典的“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56年。他不太常见的地方是他的双博士学位，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另一个来自维也纳大学，两者都跟人口统计和统计学相关。鲁茨在展示他心爱的人口统计数据时，礼貌、专注，散发出一种紧绷绷的能量，他希望访客理解为什么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是错误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于教育。
20世纪后半叶，在取得最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两个。还有一些从发展中国家/地区跻身发达之列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智利、中国台湾以及亚洲之“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但真正打动人的，倒不是全世界普通民众的财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幅增加，而是在这种财富大规模扩张的同时，还伴随着全球人口规模的不断大幅增长。
“大脑是最重要的生育器官。”他断言。一旦一位女性获得足够的信息和自主权，在关于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等问题上有能力做出明智的、以自我为导向的选择，那么，她就会立刻选择少生和晚生孩子。“一旦女性进入社会，接受教育，有了事业，她就会想要拥有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家庭。”鲁茨解释说，“这件事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鲁茨和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简称IIASA）的其余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愈发城市化而实现的教育进步，应该纳入未来人口预测的考量，但联合国并未这么做。IIASA利用这些因素预测，到21世纪中叶人口将趋于稳定，接着就开始下降。鲁茨相信，早至2060年，人口就会萎缩。
如果你看过任何全球贫困水平的官方图表，你会注意到两种趋势。第一种始于19世纪初，当时，世界上大约85%的人口生活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极度贫困（也就是说，养活自己和家人构成了一项日常挑战）之中。但非常缓慢地，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人们，情况开始好转。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到1950年，极端贫困者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已降至约55%。接着，第二种趋势开始了。线条不再是缓缓下降，而是笔直跌落。今天，为寻找下一顿饭而穷思竭虑的贫苦人，约占全球人口的14%。想想看：把极端贫困水平从总人口的85%减少到大约一半，耗费了150年，但从一半减少到约1/6，耗时还不到75年。除此之外，尽管我们仍然为那些生活在极端贫困状况下的人感到担心，但我们甚至未曾费心去庆祝所取得的成就（在人差不多一辈子的时间里，几乎消除了世界各地的极端贫困人口），这岂不是很值得庆贺吗？
持有这一看法的人，不光只有他。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曾参与《增长的极限》的撰写工作。但在那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世界人口永远不会达到90亿，”他现在这样认为，“它将在2040年达到80亿的峰值，接着开始下降。”他认为人口增长趋势出现这样意外的下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搬进了城市贫民窟。“在城市贫民窟，拥有一个大家庭毫无意义。”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和城市化，两国的出生率都出现了下降。印度是自然发生的：据预测，该国到目前为止，已达到替代率2.1的最适宜水平。由于中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出生率急剧下降至1.6的官方水平。独生子女政策旨在遏制该国人口的迅速扩张。这里的重点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极大地减少了全球贫困；两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降低了地球人口过剩的危险。
《经济学人》杂志也对联合国的估计持怀疑态度：在2014年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它评论说，先前的预测未能预见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孟加拉国或伊朗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在这两个国家，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大约6个孩子降到了现在的大约两个）。目前，非洲是新近大部分人口增长的源头，作者认为，非洲的生育率将下降得比亚洲和拉丁美洲更为缓慢。但没人说得准。”
由于新德里政府的愚蠢政策，印度增长缓慢。尽管存在保护主义、内部腐败和地区竞争，印度的经济同样出现了快速增长，但远远比不上中国。20世纪80年代，印度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信奉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公有制，接着，到20世纪90年代，它开始逐渐放开经济。1960年，印度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04美元，远高于中国的水平。2016年，这个数字稍低于1860美元——比中国的要低，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瑞典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成立了盖普曼德研究所（Gapminder Institute），用普通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传播当下人口变化趋势的知识。在热门的纪录片《别恐慌》（Don't Panic）里，他告诉观众：“人类已经比你们许多人想象中要好得多了。”他谈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生率和预期寿命趋同，指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他说，他的孙女在2000年出生，那一年是“高峰儿”之年。21世纪初有20亿儿童，21世纪末仍将有20亿儿童。罗斯林认为，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年轻人群体的稳定以及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进步，就算地球人口确实达到了110亿，也很容易维持稳定并走向繁荣。其他分析也大多与此类似。例如，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到2055年，全球总人口将达到87亿的峰值，到21世纪末将降至80亿。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终于腾飞了。经济在1980~1990年翻了一番，1990~2000年增长了3倍，2000~2010年增长了3倍有余。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1980年，中国一位公民在一年内创造的财富为20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2016年，这个数字为8523.00美元。过去的40年里，中国创造的财富，让全人类的1/5摆脱了极度贫困。
那么，谁是对的呢？是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还是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批评他们的人？要着手回答这个问题，方法之一是环顾世界，看看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正处在什么样的人口转变阶段。
不过，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福祉的最大进步。仅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近40%。英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破产，无法控制印度，便于1947年准其独立。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由于经济思路不合理，两国的财富都没有实现大幅增长。
1929年，人口转变模型最初建立的时候，只包含了4个阶段。第四阶段是最后阶段，展望了一个预期寿命高、生育率低（大致在维持人口所需的水平：每名母亲生2.1个孩子）的世界。但事实证明，还有第五阶段：预期寿命继续缓慢提高，但生育率却持续下降到低于替代率的水平，最终导致人口下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处于第五阶段。
更重要的因素是绿色革命。埃利希意识到农业生产力正在大幅提升，但极大地低估了它们的后果。化肥、合成除草剂和杀虫剂、多熟种植、基因改造和其他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有一些或许也存在争议）的举措，令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足以满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尽管1950~2010年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种植面积仅增加30%，但粮食生产却是从前的3倍。“马尔萨斯式饥荒的可怕预言并未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得以克服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
20世纪70年代，最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开始降至2.1以下，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开始下降，这种现象被形容为“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全球性变化之一”。事后看来，它完全不应该出人意料才对。一个社会越是城市化，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越强，她们想生的孩子数量就越少。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如今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女性在生育选择方面有着近乎完全的控制权，这要部分归功于1951年出现的一次偶然机会。
那么，哪些事做对了呢？好几件事。埃利希预测，人口过剩造成的水和空气污染，会将环境破坏到崩溃的临界点。尽管全球变暖是当今的一个重大问题，发达国家在改善空气和水质方面（至少是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两者的情况均比50年前要好。例如，在美国，烟雾的主要来源是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NO2和SO2），它们分别比1980年的水平下降了约60%和80%。自1972年加拿大和美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诺两国恢复至关重要的内陆海域环境之后，五大湖的健康状况得到大大改善。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创造了“生育控制”这个说法，并开办了第一家避孕诊所。1910年，桑格还是一名年轻女性，刚搬到纽约，她决意不结婚，避免沦入家庭生活的陷阱。她在下东区（那儿有上千家妓院）的贫困妇女中从事护士工作，发现女性在尝试终止怀孕时要承受巨大的风险。即使曾因推广避孕而被捕，但她坚持认为，每一名妇女都应该是“她自己身体的绝对主人”。她从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那里借用了一句口号：“没有上帝，没有主人。”她为医生们赢得了开处方避孕药的权利。她开办诊所，出版杂志，传播好消息。1951年，她在一次晚宴见到了内分泌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说服后者投入开发避孕药的研究。她还找来了可靠的资金。到1954年，人体试验便上路了。1957年，该药获批用于治疗女性的严重月经紊乱，令抱怨自己患有严重月经紊乱的妇女人数激增。1960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避孕药为避孕目的而用。
然而，50年后，哪怕这个星球已经住了近75亿人，饥荒也几乎彻底根除了。近几十年来因缺乏食物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案例，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无能或是因为战争抛荒了土地：索马里、苏丹、也门。埃利希的书上市这几十年里，许多发展中（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发达行列，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智利。1990~2015年，联合国确定的日收入不超过1.25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9亿降到了8.36亿。每年死亡的儿童人数，从1990年的600万减少到今天的270万。产妇死亡率也减半。
这种药物彻底改变了性。女性和男性可以为了取乐而发生性关系，再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了。避孕药上市13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裁定，根据宪法，女性有权堕胎，这是她们个人权利的一部分。自此以后，如果女性真的怀孕了，堕胎成为一种合法的选择。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整个发达世界，女性可以获得避孕药，合法堕胎成为常见之事。生育率不断猛跌。
“人口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埃利希总结道，“一个是‘靠出生率解决’，也即我们寻找降低出生率的方法。另一个是‘靠死亡率解决’，也即让死亡率提高的方式，让战争、饥荒、瘟疫找到我们头上。”埃利希认为，欠发达国家和过度发达国家的政府必须采取系统全面，甚至是独裁的方案，“但愿通过我们的价值体系改变”降低出生率，“但如果自愿的方法失败，就只能强行实施了。”但他警告说，这只能放缓事情的发展。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人口税，甚至埃利希所倡导的强制绝育，能阻止饥荒的到来。“今天的粮食就不够。明天的粮食会有多少，尚有待争论，”他写道，“如果乐观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今天这样的状况可延续到未来20年。如果悲观主义者是正确的，大规模的饥荒很快就会爆发，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肯定挨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证据似乎站在悲观主义者这一边。”
我们以西班牙为例。这位前帝国巨人正稳稳地处于人口增长的第五阶段。它的生育率非常低——每名妇女生育1.3个孩子，远低于替代率。它的预期寿命也非常高：82.5岁，在世界排第4（仅次于日本、冰岛和瑞士）。但即使人的寿命这么长，到2012年，西班牙的人口开始下降，因为部分地区，每死掉两人才有一名婴儿出生。到目前为止，西班牙的人口下降是缓慢推进的，2011年，它的人口是4680万，如今减少了40万人。但该趋势即将加速。马德里估计，10年内该国将消失100万人，到2080年将消失560万人。该国政府非常渴望扭转或至少减缓这种趋势，为此，它任命了一位“性沙皇”（sex tzar），负责制定国家战略，解决西班牙的人口失衡问题。
埃利希以及他赖以得出结论的人口统计学家认为，问题很简单：现代医学和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指的是，“二战”后粮食生产力出现的天文数字大增长）大大降低了埃利希所称的欠发达国家的死亡率，但其中部分国家在降低出生率上无所作为。像美国等“过度发达”的国家降低了出生率，但人口仍然在增长，美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让农业产能最大化，故此，一旦粮食产量出现突然或持续下降，就极容易产生连锁影响。无论如何，过度发达的国家没有手段也没有意愿向欠发达国家的人分配粮食盈余，哪怕后者此刻已经濒临大规模饥荒的边缘。
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限制移民的国家，情况都跟西班牙差不多。但不是只有欧洲如此。未来35年里，日本的人口预计将减少25%，从1.27亿减少到9500万。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高度发达的亚洲社会，数据也类似。美国和加拿大的前景虽然比较乐观，但这只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强有力（但非常不同）的移民政策。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回到这两个例外上面。
然而，有些人相信，马尔萨斯只是生不逢时，他的理论提出得太早了。数百年的事实并未削弱他们的确信不疑。一个半世纪之后，最流行和最悲观的“人口过剩导致人口崩塌”预测出现了。1968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出版了热门畅销书《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这本书用一句戏剧性的简单断言开篇：“养活人类的战斗已经打完了。不管现在开始实施什么样的崩溃预案，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有数亿人将活活饿死。”
生育率下降也并非发达国家所独有。城市化和妇女赋权是全球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的生育率，正处在或低于2.1的替代率。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巴西（1.8）、墨西哥（2.3）、马来西亚（2.1）、泰国（1.5）。非洲（尼日尔：7.4；马拉维：4.9；加纳：4.2）和中东部分地区（阿富汗：5.3；伊拉克4.6；埃及：3.4）的出生率仍然很高。但是，这些高生育率国家跟低生育率国家存在一个共同点：在任何地方，出生率都在下降，几乎无一例外。没有地方还在往上走。
这位政治经济学先驱理论家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赫特福德郡的绿色田野中。要解释他的理论为什么存在不可救药的缺陷，原因就蕴藏在这些绿色的田野里，只是他置身其间，反倒当局者迷。到1798年，英国农业革命已经100年了。它始于圈地运动，有权势的贵族将农民从公有土地上驱逐出去。直到今天，诗人都在哀叹这种抢夺行为，但仍控制着自己土地的农民，也由此得以开展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利润。选种育种的新实验把一头牛的平均体重从1710年的168公斤增加到1795年的250公斤。查尔斯·汤斯亨德子爵用萝卜、三叶草和其他作物，改善土壤质量，减少休耕时间。这期间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农业机械发明：杰斯洛·图尔的播种机、脱粒机、收割机、全铁犁。马尔萨斯最初撰写文章的时候，还无法进行人口普查（英国在1801年才首次进行人口普查），但我们如今估计，17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约为550万。但等马尔萨斯写成《人口论》的时候，它已超过900万。当时的英国处于农业和工业全球革命的前沿，并伴随着从未发生逆转的人口爆炸，因为前者能轻松地维持后者。
我们知道，城市化改变了生育经济学的盘算，并通过教育赋予女性权力。最近的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中之一是亲属彼此影响的能力下降。如果你生活在较为农业化的欠发达社会，你的社交环境很可能围绕着家族展开，长辈们无休无止地唠叨年轻人结婚生子，从而实现了繁殖的古老演化冲动。但随着社会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城市化，朋友和同事取代了兄弟姐妹、父母、叔叔和阿姨。在你自己的家庭里，我们敢打赌，父母和祖父母曾一度对你施加压力（不管多么微妙），希望你找到生活伴侣，安定下来，生儿育女。但你们可有催你生孩子的朋友？你的同事有过这样那样的关心吗？“较之人类演化历史的任何阶段，家族成员如今在人们社交互动里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了。”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兰·希里拉（Ilan Shrira）写道。“这种变化是降低出生率的关键因素，因为家庭成员鼓励彼此生孩子，而非亲属不会。”
马尔萨斯的预言冷酷无情，而且是错的。因为，在他得出以上预言的那个时代，地球上的人口，首次达到了10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世纪后，它将达到20亿。今天是70亿。然而，如今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比马尔萨斯时代的英格兰穷人更长寿、更健康、更幸福。
另一个因素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宗教权力在下降。我们不必去探究信仰在诸多社会中遭到削弱的各种原因，只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削减生育率的力量（富裕程度的提高，教育改善，妇女解放，亲属影响力的减弱），也在削弱有组织宗教限制个人自主权的权势。毫无疑问，在宗教对个人决定有着可观影响力的社会，其生育率比宗教影响力微乎其微的社会要高。2008年、2009年和2015年所做的3次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民意调查（WIN/Gallup polls）曾询问受访者是否感到自己存在宗教信仰。在马拉维和尼日尔（我们知道，它们属于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国家），99%的受访者都回答说有。西班牙只有39%的人做肯定回答，据说它如今是全世界信教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这里有一个好玩的相关信息：天主教权力崩溃的社会，比如西班牙、魁北克和爱尔兰，往往会迅速从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过渡到相对较低的生育率。）
他写道：“人口及地球生产这两股力量的天然不平等……形成了在我看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任何空幻的平等，任何农业发展，哪怕发挥到最大程度，都不能消除它造成的压力……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希望所有的成员都生活在轻松、幸福和相对的闲暇当中，那么，人口问题绝对地不利于这一可能性的实现。”换句话说，穷人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的人数涨落取决于环境，但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持续，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还必须指出，从许多方面看，妇女对自己生殖命运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是一场零和博弈：哪怕男性提出严厉的反对（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有所缓和），但一切徒劳无功，生育率不断在下降。男性并非心甘情愿地赋予女性财产权、投票权，以至于最终接近完全的平等权。他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又踢又叫，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在历史的大部分进程中，男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控制着妇女，包括她们的身体，他们完全是被女性（受过教育的、独立自主的城市女性）逼着放弃这些控制权的。没错，自从有人类这个物种以来，男性女性就一直相亲相爱一起生活——但只有按照男性的条件才是这样，而男性们设定的条件，还可能相当严厉。我们只从数千年来的例子里选一个说吧：前文提及的玛格丽特·桑格，因为推广避孕而坐牢。这是因为她违反了美国最初于1873年通过的《考姆斯托克法》（Comstock Laws），该法律不仅禁止各类的色情、情色文学，禁止避孕措施，还规定，宣传避孕措施或告知公众怎样实施避孕措施也是违法行为。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存在形形色色的《考姆斯托克法》。即便在那10年，安全套一般只在药店有售，而且还被藏在柜台后面，顾客必须提出特别要求方可购买——这对正处青春期的男性来说可谓恐怖。这场斗争远未结束。今天，政治家和传教士（大多是男性）仍在试图限制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女性堕胎的权利。2017年秋天，有权势的男性对女性施加性骚扰事件的接连曝光，激发了#MeToo（#我也是）运动。男性拥有女性身体的历史传统，至今阴魂不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尔萨斯遭到了误解。在著作中，他表现出对穷人的真正关注，穷人的苦难隐而不见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人类历史，只是高等阶层的历史。”他认为，在严峻的无尽振荡下，低等阶层历尽磨难。一时的富裕（或许是出于丰收、开辟了新土地、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善），将导致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过剩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下跌，食品价格上涨。人们不得不忍饥挨饿。最终，父母不再生孩子，因为知道自己养不活，于是人口减少，恢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是，向穷人提供救济，只会把必将到来的命运推迟，反而恶化了他们本就悲惨的境况。
随着社会的城市化，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力，亲属纽带、有组织宗教势力和男性主导地位随之受到削弱，生育率也不断走低。让我们举一个上述各种因素均发挥影响的例子，看看菲律宾吧：这是位于西太平洋的一个贫穷的群岛国家。1960年，菲律宾的农村人口（1900万）是城市人口的两倍（800万）。今天，该国的农村和城市人口大致相当，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占到65%。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这本来是一本小册子，过了几十年，再版时变成了厚厚一大卷。在这篇文章中，马尔萨斯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让从事新生社会科学的人沉迷不已：“从今以后，人是会加速走向无限度、故此也是无法想象的进步；还是遭到天谴，沦入幸福与苦难的永恒振荡呢？”在马尔萨斯看来，答案是振荡。他观察到，虽然人类在工业、艺术和思想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就灭绝两性之间的激情而言，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人们非常喜欢性生活，所以他们会生很多婴儿，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口若不受控制的话，必将以几何速率增长，而农业和粮食生产的进步，仅以算术速率发生。“稍微通晓数学的人都知道，前者的增长速度远超后者。”因此，就像兔子或鹿或其他动物种群爆炸和崩溃一样，智人必然如此。
随着菲律宾的城市化，菲律宾社会中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利。2010年，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妇女大宪章》（Magna Carta for Women），这是一系列全面禁止歧视妇女、为她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护、使其免遭暴力侵害的法规。今天，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中，菲律宾排名第7（冰岛排名第1）。1965年，菲律宾的生育率为7。如今是3，并以每5年降低0.5的速度下降。每5年就少生半个孩子！菲律宾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不光发达国家100多年来生育率持续下降，在未来的数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将分崩离析。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个好人。他的父亲是个十分开明的雅士，是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朋友，还是法国开创性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热心粉丝。他让儿子在家里接受教育。托马斯性格温和，在剑桥表现很好，他接受了教会的职位，但并没有传教的雄心，再加上少许的腭裂妨碍了他的演讲能力，故此，被分派到了萨里地区的一个小教区。身边人群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的现象，让他深感不安。后来，他成为一名学者——他是英国第一个被称作政治经济学教授的人。年轻的时候，马尔萨斯主张国家救济穷人（虽然后来改变了想法），认为经济衰退期间需要增加公共开支，这一理论启发了日后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马尔萨斯并不是因为这个留名后世的。相反，他孵化出了一个形容词：“Malthusian”（马尔萨斯式的），这是英语里一个比较黑色的词汇。
但菲律宾的生育率何以下降得这么快呢？天主教会是该国的一股强大势力，而且，教会本身也提供了答案。“在菲律宾，参加教会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UCA新闻（自称“亚洲最值得信赖的独立天主教新闻服务机构”）报告说。原来，如今只有1/4的菲律宾人定期参加教会活动了。作者感叹道，“家庭未能在年轻人中维持一致的价值观，是导致菲律宾教会活动出席率下降的因素之一。”
在揭穿人口爆炸的神话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产生的。接下来，我们会试着解释为什么传统智慧根本谈不上是智慧。
教会在菲律宾仍然有着很强的势力。堕胎是非法的，离婚也不允许。不管大宪章怎么说，女性仍然面临歧视，有在家中遭遇暴力、在街头遭受骚扰的风险。“在菲律宾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是一场从未真正结束的战斗。必须继续在争取平等及必要保护的斗争中保持警惕，因为胜利真的很脆弱。”最近的一项评估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如此，进步只会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预计到2045年，菲律宾人口将从目前的1.01亿增加到1.42亿，此后便可能逐渐下降。这个故事正在世界各地重复着。城市化、妇女的赋权和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的现象，尽管根据各地文化的不同特征，它推进的速度也有差异。
这一切都已经过时了。2022年地球人口不会达到80亿；没错，有一天它会达到80亿，但仅此而已。虽然目前的人口规模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导致了物种灭绝和全球变暖，但世界末日并不会马上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确信，地球的人口有更大的可能会稳定下来，并在21世纪中叶左右开始下降。
如果你跟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私下讨论过，你会听到他们的怀疑：联合国是不是有意识地对所有不利的证据置之不理，保持高位人口预测以将危机感最大限度地放大，从而证明限制经济增长的干预措施正当合理（联合国里几乎没有热情的自由放任派资本家），同时确保联合国的援助项目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但无须沉迷于阴谋理论也可以得出结论，联合国采用了一套错误的模型，这套模型的基础假设适用于过去，但很可能不再适合将来。
1973年推出的电影《绿色食品》（Soylent Green）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22年。建立在“人口过剩将摧毁地球环境，并使得食物供不应求，必将导致巨大灾难”概念上的电影、书籍、纪录片和其他娱乐产品数不胜数，这只是其中之一。更近一些的还有一部同类主题的蹩脚电影，叫《但丁密码》（Inferno），由汤姆·汉克斯主演。影片讲述了亿万富翁科学家贝特朗·佐布里斯特断定地球处于灾难性人口爆炸的边缘——“只剩一分钟就将遁入茫茫黑夜”，他警告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释放他炮制的病毒，这种病毒会杀死地球上一半的人。只有我们的英雄汉克斯，才能阻止他。电影中没有一个人质疑佐布里斯特的论断；他们只是不喜欢他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低位预测（或与之类似的情况）将成为现实。正在阅读本书的大多数人都能活到见证地球人口开始下降的那一天。多巴火山、黑死病、殖民统治的蹂躏以及其他天灾人祸，导致了过去的人口崩溃。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这一次，它将来得缓慢且蓄意。出于人类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一年的人口，将年复一年地减少。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并将它融入自己的生活。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除非有人把它指出来。比如说，在布鲁塞尔的一场晚宴上。
“索伦特·格林（Soylent Green）是人！”由查尔顿·赫斯顿扮演的一名惊恐的纽约侦探厉声警告道。80亿的地球人口蹂躏了环境，只能依靠索伦特公司生产的一种浮游生物食品来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至少，人人都认为那是浮游生物。
[1]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